黄仁国

 

    内容摘要：周秋光先生是中国大陆红十字会研究的开拓者，其《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从中西关系、自身创制和国际交往诸方面展示了一幅生动的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图景，并对中国红十字会在灾害频仍、战乱不息的近代中国所起的社会调节作用作了充分剖析，肯定了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动力。

    关键词：红十字会；近代化；社会调节；社会动力

 

 

    2009年年初，在与导师周秋光先生赴京途中，看到他的2008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倍感欣喜。

    我之所以欣喜，还与我十多年前就对中国红十字会颇有兴趣有关。红十字会在中国并不能谓少，尤其是在尚未进入21世纪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许多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者很快长期停止了活动，或者取缔了，或者自行消失，而红十字会却是少数能够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即使在“文革”十年期间，它还能保持活跃，人们经常可以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看到其活动。可以说，在中国对外交往还不是很活跃的年代，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民间外交、人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对于这样的一种组织，引起人们的关注是非常自然的事。我个人是自幼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而且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组织。

    我真正对红十字会产生兴趣是成为周先生的学生后。1995年9月，我开始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有幸成为周先生的学生。1996年12月到1997年12月，周先生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赴美访学一年。在他访学期间，我已知道他在关注近代中国的红十字会问题。这也激发了我的兴趣。1997年8、9月间，我曾借赴北京访谈的机会，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询问有关情况，第一次真实接触红十字会的实际情况，无比兴奋。遗憾的是，在总会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关于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料，从研究近代红十字会的角度来说，是一无所获。回到湖南后，我又到湖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红十字会了解情况，所获也非常少。这使我首次明白，学术研究光有兴趣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在一定高度的专业素养上，否则无从下手。

    周先生回国后，1998年4月，带我到上海和南京等处就中国红十字会调研。在沪宁两地，我们到上海市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红十字会资料近20天，其间周先生还走访了上海市和南京市的红十字会，并对上海的一些从事过近代红十字会工作的耄耋之年的老人进行了访谈。由于当时我对红十字会知之甚少，这次调研基本上没有能够给老师帮上什么忙，但亲身体会了他对学术的严谨追求，历久不忘。我一直惊异，他为什么这么熟悉地知道资料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查阅？他为什么对从事过红十字会工作的老人这么了解，在茫茫的上海竟然能够轻易地找到其住宅？带着这些疑问，我很快毕业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接触过中国红十字会的情况。

    现在回想这段经历，当然知道，在那个时候要对中国的红十字会进行研究，决非一个普通的硕士研究生能够找到门路的。尽管大家对红十字会这个组织名称非常熟悉，但要对它的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又谈何容易？倘若不是困难重重的话，自然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

    通过对周先生的访谈，以下两点印象非常深刻：

 

 

    周先生选择研究中国红十字会，事出偶然。199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先生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在大陆物色晚清至民国政府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研究合作者。晚清至民国这段时间的红十字会资料在台湾几乎是很难获取的，台湾学术界只有寻求与大陆的合作。当时虞和平先生通过对大陆学者的比较，最终确定周秋光先生为张玉法先生的合作者。

    偶然性与必然性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词汇。“机会往往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在湖南工作的周先生能够被选中，与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有关。

    周先生早年师从中国近代史史学大师林增平教授，主要研究辛亥革命史。1981年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上，周先生的《共进会平议》荣获二等奖。当时一等奖只有4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1983年，所有获奖论文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湖南省历史学会编辑成书，中华书局出版，名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分上下两册。《共进会平议》奠定了周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从此，他撰写的学术论文，不再有稿子积压，只要投出去，很快就能公开发表。

    此后，周先生重点研究近代湖湘名人熊希龄。熊希龄是清末民初的政治明星，民初担任国务总理，晚年投身社会慈善，救灾办赈，收养灾童，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慈善事业家。对于熊希龄这么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既可以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相比较而言，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更为容易。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经过五六十年代以史学界“五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的开拓和奠基，政治史的大框架已经基本确定。沿着政治史的方向走下去，就是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段历史进行充实和完善，横向上拓宽研究领域，纵向上加强研究深度。尽管这样做也是有难度的，但有《共进会平义》作基础，相比较而言，要顺手得多。

197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尽管有很多人在思考如何突破以前偏重于政治史研究的局面，但实际上很多学者仍然热衷于政治史的研究，部分转向的学者多半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影响，转向了经济史的研究，相对而言，社会史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发展也不算快。个中原因非常复杂。但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使学者由关注革命转向关注改良（当然不是从思想上认为改良比革命好），由关注历史的质变转向关注历史的量变，由以定性分析为主转向以定量研究为主。这是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转型。显然，周先生较早地从关注革命转向关注社会民生，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现在，以人为本、关注社会民生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社会史的研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关注社会民生成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体现，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社会史的研究并没有现在这样的幸运，“左”的思想的禁锢曾经紧紧地制约着学者的创新。

    由于周先生较早地完成了由革命史向社会史的转向，1991年3月，他出版了《熊希龄与近代慈善教育事业》（湖南教育出版社），成为大陆最早从事慈善事业研究的著名学者。熊希龄的研究，从学术层面上来说，打通了与港台和欧美的学术联系，使周先生的研究视野大为开阔，也使其学术影响遍及海外；从社会层面来说，也促进了他对大陆慈善事业实践的影响。也正是因为他在慈善史研究方面的建树，他才能成为张玉法先生的合作者，成为大陆中国红十字会研究的开拓者。

    1999年12月，周先生出席在香港召开的“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历史上的慈善活动与社会动力”学术讨论会并宣读论文《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时，引起了港台学者的特别关注。2000年，他连续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两篇长文《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2000年第3期第134-192页，全文4.6万字）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2000年第6期第107-139页，全文2.6万字），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学者。一年之内在《近代史研究》上连发两篇长文章，这在近代史学界并不多见。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两篇文章被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美国：历史与生活》（America：History and Life）、台湾中华万年网（China IOK.com）、中国基础教育网-历史-史学动态-学术前沿刊登摘要；被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美国：历史与生活》（America：History and Life）、人大报刊复印《中国近代史》2000年第8期、人大报刊复印《中国近代史》2001年第3期刊登目录索引；被李铁映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NO.2》（2001年卷）、《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党史研究与教学》（人大报刊复印《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2期复印该文）2002年第4期介绍观点。其中，李铁映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NO.2》（2001年卷）列专节介绍了周先生两文的观点。2002年，他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红十字会在中国》正是这一立项的最终成果。

 

 

    周先生治学所走的艰辛之道至少在九十年代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众所周知的。我在那里读硕士研究生时，在历史系资料室查阅资料的时候，资料室的多位工作人员都与我谈起周先生新婚不久即埋头资料室的情况。那时资料室没有安装空调，一到夏天就闷热得难受，他穿着背心短裤在资料室摘抄资料的情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位亲历的工作人员。那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是长年累月，历经多个酷暑寒冬。他的不少同事也跟我谈起此事，这在师大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教职员工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即是惊叹，也是在给我这个初入史学领域的学生讲述着治史的艰辛之路。当然，现在的条件比起80年代初期乃至90年代来说，已有天壤之别。我们已经不需要一字一句地去摘录，数码相机、复印机、电脑、网络以及各种识别软件等，已经让我们很难领会到改革开放初期那一代史学工作者凭着原始的手段几乎完全靠人力去披荆斩棘的艰苦历程。

    周先生长年累月扎进资料堆里的“掌故”反映了他治学的严谨。这种严谨的作风贯穿他治史的整个过程。资料收集工作是第一步，没有扎实的资料基础，科学的历史研究就是一句空话。《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从准备到成书长达十余年，个中的艰辛当然是一言难尽的。周先生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认识逐步深化，其中的一些观点不断修正和补充[1]，磨杵十余载，资料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

    接到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任务后，周先生曾两次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询有关资料，但都未能看到完整的资料。或许是资料被少数人垄断，或许是近代中国红十字会被有关负责人当做了禁区，也或许是由于资金、人员等方面条件的限制，资料确实没有整理归档，无法对外界开放，总之，馆藏了大量中国红十字会资料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让他被迫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寻找资料的道路。由于国内很难找到充足的资料，他不得不申请到美国去调研。在当时，申请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湖南这样的内陆省份。但他还是做到了。

    1997年底，周先生从美国带回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很多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资料室以及密执安大学图书馆等处复印的红十字会的资料。其中的英文资料，从1998年初开始就已经着手翻译。

    但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资料仍然还需要在大陆收集，国外只能找到一些外围资料，佐证资料，不可能找到全部的资料。回国后，他继续收集相关的资料。

    或许是由于周先生长期关注社会民生，1997年底回国后，他很快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长沙市委员会主委、中国人民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协湖南省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协长沙市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慈善总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黄兴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这些社会兼职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世界的发展趋势，使他与普通的书斋型学者区别开来。他曾游历欧美、大洋洲许多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等都有着真切的感性认识；他的足迹踏遍包括港澳台在内的祖国众多省份和地区，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切的理解。这些经历促进了其国际化视野，促进了其学术研究。而这些，对红十字会这样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无疑是有利的。

    除了利用社会兼职和1998年4月在上海、南京的调研和资料收集工作外，周先生的一个很扎实的资料收集工作是翻阅相关的报纸。他和他的一些研究生，几乎翻阅了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有中国红十字记录的报纸。那么多的报纸，一版一版地认真查看，摘抄，归类，分析研究，不知耗费了多少的时间。

    正是靠着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长期的实际访谈调研、学术交流，《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得以面世。随意翻开书本，三百余页的著作，几乎在每页都有数种脚注，资料收集方面所费的精力令人起敬。从资料收集过程来看，周先生确实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他坚忍不拔的毅力，敏锐的史识，卓越的为人处事风格和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是克服那些常人难以逾越的困境的重要特质。

 

 

    《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全书25万字，分上下两篇叙述“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1904-1927）”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1912-1927）”。每篇又分四章从四个方面切入：“一是观照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从纵向论述其历史进程；二是观照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行政，从横向剖析其运行机制；三是分类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各种救护与赈济活动；四是考察和透视中国红十字会所参与的国际交往。”通过这四个方面的论述，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国为什么会有红十字会；其二，中国红十字会如何维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其三，中国红十字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充当了什么角色；其四，中国红十字会是如何促使中国从自身封闭走向世界并融入国际社会的。”[2]

    从1904年到1927年这段历史时间并不长，只有24年。但《红十字会在中国》的上限并非始于1904年，而是从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在瑞士日内瓦成立开始。该书对1864年至1904年中国加入国际红十字会这40年的历史分四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介绍，既分析了这40年中国的传统慈善救济，也介绍了其间西方人士在中国创办的有中国人参与的红十字会机构和红十字会医院，并重点分析了中国的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和条件。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以后，从晚清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历史既有巨大的跨越和跃进，也有演进的渐变和传承。周秋光先生的《红十字会在中国》以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为主线，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其中值得注意的观点主要有：

 

 

    晚清中国红十字会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内因和外因，“是内因与外因互动的结果”。但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内因与外因的作用孰大孰小，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推导的问题。

    近代历史上的中西关系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解读，不同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学者可以有大相径庭的范式。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舶来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它是一种很西化的组织，但周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这种观点表明中国的主动性，也就是说，在内因与外因互动中，“内因尤为重要”。“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积德行善为优良传统，人们受传统慈善思想和观念的熏陶，存在着接受红十字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甲午战争中，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看到了红十字会的好处，于是就主动地去了解它、研究它，并在外国人的帮助下创立了相关的中国红十字会组织。”[3]显然，在周先生看来，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主要仰赖于中国内部的力量推动，而不是外界的强加。这样，在中西关系问题上，中国的客观基础和主观能动性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历史表明，正是这种客观基础和主观努力使中国红十字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问题上，周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

    他认为，从1874年日本在台湾寻衅滋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宣传讨论红十字会了，并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建立了红十字医院，但进展缓慢”。[4]关于红十字会的宣传讨论情况，列举了上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的有关讨论报道，清政府驻英法大臣曾纪泽所著《使西日记》中的有关记录和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考察欧美各国教育时所撰《西学考略》中的有关介绍等。关于外国人在中国建红十字医院的情况，重点介绍了英国人梅威令医生，指出，“在19世纪80年代，梅威令医生即在台湾打狗地方开办了慕德医院，除日常施医救病外，还专门为中国培养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5]

    甲午战争时期，外国在华人士（包括驻华领事、传教士、医生、工商业者）在中国创办了不少红十字会组织和红十字会医院，周先生认为，这些虽然不是中国自己的红十字会机构和组织，但有中国人参与，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为当时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路径，即由原来依托某一经济组织的义赈组织，逐渐地过渡到独立的具有国际视野和背景的民间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十字会等）；二是为稍后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人员、制度、经验、示范等条件保障。[6]

    周先生认为，甲午战争时期红十字会的活动使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认识和态度迅速升华，其中日本赤十字社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其人数众多，且“严守中立”，“不分畛域”，[7]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战后，孙中山最早用文字系统地向国人介绍红十字会知识，稍后，国内的大报也纷纷刊登介绍和论述红十字会的文章，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凡此种种，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之上。

 

 

    近代历史中的“近代化”多半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学者是将二者划等号的。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当然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运动过程，但更侧重于公共事业管理方面的近代化，而非经济领域的近代化。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近代化过程，与整个近代中国的近代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而其个性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体制的创新之上。

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发展在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中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周秋光先生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发展演变和会内行政诸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篇幅上，占一半以上。

    上篇从中国红十字组织的酝酿、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纵向展开，从会内行政机制的运作、会章会员与会的宣传、总会与分会和会内经费收支横向拓展，最后总结说，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根本原因有三：一是清朝官方的重视与支持，二是中外善士投身其中，三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内行政的近代化。他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奉行一套完整、合理的不同于传统慈善事业且远比其更为进步的近代化慈善管理及其运作机制，即“最初实行董事会制，步入正常发展轨道之后便按照国际通用做法，由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选常议员组成常议会，实行议会制”，这种近代化的慈善管理及运作机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中尤为重要，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以其自身的创制，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8]

    下篇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及统一大会的召开、沈敦和掌会时期红十字会的发展与问题、20年代初中国红十字会的整顿与改革、新政府下的红十字会分述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的组织发展情况，从三权分立的领导体制、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会员与分会的发展、红十字会的宣传、红十字会的经费分述其会内行政。从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角度看，下篇的结论中有两点值得重点关注：

    其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系统和规模得以逐步完善并走上全面发展的时期。1912年9月第一次会员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红十字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体现了该会的民主作风，从而结束了以前那种中西共管的局面，走上了正规发展的道路；而1912年10月统一大会的召开，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消除了会内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混乱、名目歧异、不相统属、各自为政的现象，从而结束了以往那种草创的局面，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9]

    其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行政运作机制体现出先进、灵敏与高效的特征。首先，中国红十字会实行的是有如西方政治制度式的‘三权分立’的领导体制，但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总会代表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其象征；常议会对红十字会各重要事件作出决策，行使立法权；总办事处执行常议会的各种决议，享有几乎全部行政大权；反过来，常议会对总会和总办事处具有监督职能。这种体制能保证会内决策的民主化，有助于会内机制正常运行，各部门的职能和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其次，中国红十字会重视宣传工作。其宣传方式和手段日趋丰富且形式多样，宣传的内容和范围也广泛和深入。对唤醒和激发民众赞成、支持并自觉投身红十字会事业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再次，中国红十字会采取各种措施筹措经费款项，用以保证红十字会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红十字会的经费来源与他国相较有自己的特色。另外，红十字会也有一套经费管理的激励机制。”[10]

    这样，从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演变可以清晰地感受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之旅。

 

 

    在世界日益联系密切的20世纪初期，国际化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其国际性受到周秋光先生的高度重视。

    在上篇，他总结道：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处于草创阶段，国际方面的交往较少，即便是有，也主要是围绕着组织自身被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而展开。除了日本外，谈不上还与别的国家的红十字会有过交往。当然，与他国红十字会间的相互支援也可以找到一例，这就是1906年过对美国旧金山发生8.3级的严重震灾捐款20000两白银的记录。同时也受到过美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时期给予的一定的援助，而且美国总统塔夫脱还曾经以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身份向全美发出募捐援助中国的倡议。

   “总的来说，在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外界红十字会的接触只有瑞士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日本赤十字社与美国红十字会，这说明处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红十字会还没有从封闭的状态下做出来。而要真正完全脱离封闭，只有等待清朝的垮台、民国的到来。”[11]

    尽管如此，他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在促使清朝政府从封闭走向国际社会方面，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慈善组织。晚清时期中国既然加入了这个国际性组织，作为会员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展各种国际性的交往以及参与一些国际性的事务。尽管当时的清政府主观上对外始终采取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但实际上早已事与愿违。当时的一批驻外使臣不时地要把有关红十字会的国际性问题提交给清政府决断，而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围绕红十字会的国际性问题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12]

    在下篇，他总结道：“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主要体现在参加国际性会议、参与国际性救护以及经常地开展一些会与会之间的联络与交往。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国际性会议，使其得以走出狭隘、走出封闭、走向世界；参与国际性救护，使其得以充分体现出‘恤邻’的慈善胸襟；开展经常性会际间的联络交往，使其得以走出一条独特的值得肯定的平等外交之道路。”[13]“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多层面、全方位的交往，不断锻炼和提高了中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多层面、全方位的交往，不断锻炼和提高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业务水平，并且促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开拓了诸多新的服务领域，使其在旧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值得肯定的平等外交道路。”[14]

    从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的角度看待二十世纪初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使其与政府间的外交活动区别开来，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复杂历史的认识。

 

 

    民族问题与近代化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两个基本问题，它们在中国红十字会的近代化中都有反应。民族问题是一个外部因素问题，近代化问题特别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工业化问题是一个内部因素问题或者说经济基础问题。中国工业化的步履艰难影响着中国红十字的发展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这在书中很容易看到。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专有一节分析评论“沈敦和与美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冲突”，突出民族不独立对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那种强大的外部影响力。这种外部力量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这反映了近代中国这种半殖民地的特点。

    书中说：“中国红十字会由于是从1904年中、英、法、德、美五中立国成立的万国红十字会碾转演变而来，所以从其成立就与美国红十字会有着深厚的渊源，加之在此后两国的历次重大灾祸中都互相捐助，所以中美两国红十字会关系一直都很融洽。但在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意欲在中国设立分会并募集捐款以及推广会员等情事，受到中国红十字会中沈敦和等人的抵制和反对，最终引发出一系列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争执。沈敦和与美国红十字会的这场冲突，涉及了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地分会的方方面面，震动了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美驻华公使和驻上海总领事以及中国政府等两国高层官员，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5]

    在这场冲突中，美国红十字会企图在中国设立分会一事由于中国陆军部专门发文明令禁止而得以解决，但此事却引发美国红十字会对沈敦和的强烈不满，导致美、中红十字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最终的结局很“无奈”。他分析说：

   “中美两国红十字会虽都不属官办性质，但却都与政府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其主要成员多为政府领袖，所以，会务间的冲突与政府间的矛盾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美国驻华公使馆商务参赞安立德和上海总领事萨门司都是美国红十字会在中国的代表和意志执行者，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美国红十字会利用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通过其驻华机构，向中国政府施压，以求实现其整顿和改造中国红十字会的目的。而中国由于在近代社会国际地位的低下，才导致这种怪现象的出现，也同时使得美国红十字会的获胜成为必然。

    “沈敦和的不幸遭遇来得太迅速了，其结局也简直令人瞠目。当美国红十字会秘密组织进行的调查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5月1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就下发了免去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命令，改由蔡廷干继任。这种结局显然可以看做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红十字会的妥协，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种悲剧。沈敦和作为红十字会的主要负责人，为红十字会工作的某些失误特别是对部分地方分会管理不善承担责任，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他却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免职，并且不是经过中国红十字会组织自身而是由政府直接进行干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和不应该的。”[16]

    显然，周先生的分析对近代中国的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其中有几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一是20世纪初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当代发展相对成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相比，有着更浓厚的政府影子的色彩，中外都不例外。二是北京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很难给国内的非政府组织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常发展需要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三是20世纪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处处可见光明，而中国红十字会中有识之士的强烈使命感、非凡毅力和坚贞民族气节等是最重要的发光源。

 

 

    国际组织的大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1900年，政府间国际组织只有30个，1945年增长为123个，1993年达到272个；1900年，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只有69个，1945年增长为795个，1993年更是达到了4830个。[17]国际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这一百年间的这种爆炸式的增长体现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巨大社会价值。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随着跨国交往的频繁，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常常表现出缺陷和不足，有时甚至表现出相当的无能，这就需要一种非国家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来进行补充和修复。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面，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使它能够成为一国之内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最重要的社会调节力量之一。

    按照西方公共管理理论，非政府组织是仅次于政府与市场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政府利用国家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宏观调控职能，市场利用自发的力量或无形之手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而非政府组织则利用社会的力量对政府和市场力量进行补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平时能够弥补和修复政府（国家）与市场（企业）的缺陷，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或者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的时候，其社会功能更是维系社会延续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非政府组织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晚清至民国政府这段时期中国的红十字会究竟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如何对此进行科学评价呢？周秋光先生的《红十字会在中国》至少从两个对此进行了回答。

 

 

    慈善社会调节说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突出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调节功能是《红十字会在中国》的一大亮点，也是一个重点。周先生长期推崇与强化慈善社会调节说，与他多年从事慈善事业的历史研究、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体现了实践型学者的神圣使命感，并且已经对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早在2006年，周先生在与曾桂林合著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慈善简史》中，就已经初步明确了慈善社会调节说，《红十字会在中国》则更加突出强调了慈善的社会调节功能。

    在该书的上、下篇中，都有专门的“救护与赈济”章目，详细分析慈善事业的社会调节功能，论述中国红十字会所充当的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

    在上篇的结束语中，该书写道：“晚期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当时以其所从事的各种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充当了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晚期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各有关慈善团体发挥了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不分中外、种族与国界，用善心呼唤个人与民间团体捐款献物、相帮互助、扶贫济困、救伤葬亡，对于缓解当时条件下的民生困苦与消弭社会乱象，使社会从动乱、危机和崩溃之中回复过来，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据此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社会动力，一种调节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18]

    在下篇的结束语中，该书写道：“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人民多灾多难，社会百孔千疮，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包括水、旱、风、震、火、疫、荒各灾）与人为的社会灾害（包括兵燹、匪患等），严重地困扰着当时的社会和民众。这些灾害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军阀政治的黑暗腐朽所导致的。政府既然充当了战争的元凶与灾祸的制造者，因此很难指望它能安定社会与救助人民，实际上它也无力承担这一重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团体与个人在相当程度上担负起了安定社会与救助人民的重任。中国红十字会是当时最大的民间慈善团体，它不仅在战争中救护伤兵难民，对于平时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也一体救助。此外，还采取各种公共卫生防护与服务措施，免费为下层贫困者施医赠药、治病疗伤。中国红十字会的种种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业，证明慈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是社会调节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19]

    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十多年后的今天，慈善组织在救灾济困、调节社会方面的贡献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近代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工业化不发达，市场的力量有限，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显然更为突出。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创始于晚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历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后为什么一直延绵不绝？从社会史的角度，从社会调节的功能来看待中国红十字会，我们会对历史有着更为清晰和充实的领悟。

 

 

    周秋光先生不是中共党员，但他始终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长期以来，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勇于坚持真理，勇于创新。

    周先生开始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学术界已在开始告别“政治挂帅”的时代，有关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问题已经开始从简单的阶级斗争动力说发展到有所争论，并到激烈论辩，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并列起来。从政治史、革命史的角度看，在私有制时代，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很难推翻；从物质资料生产这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论基础来看，生产斗争或生产力的演进无疑要在社会发展动力中受到重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学实验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后显得特别明显，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总体上来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偏重于政治史、经济史的视角，缺乏社会史的维度，很难对复杂的历史进行多方位的描述。

    或许正因为上述原因及困惑，迄今为止，有关社会动力的争论，“破”的比较多，“立”的比较少；有些学者干脆笼统地称之为“合力说”，而更多的学者则对此不再争论，以冷处理方式淡化和模糊社会动力问题。

    周秋光先生则不然，他在《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慈善是一种社会动力”，并将此当作该书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创新之一。他说：“以往学界对于社会变迁和发展动力的认定，长期以来人们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本项目成果提出还有社会调节。慈善事业即属于社会调节之一种。慈善事业对于社会调节的作用表现为：当社会发生人祸天灾、危机动乱、民生困顿、灾情严重、政府力有不逮的时候，慈善即以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不分地域、种族和国界，用善心呼唤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捐款献物、相帮互助、扶贫济困、救伤茔亡，从而达到解救民生困苦与消除社会乱象的目的，使社会从动乱、危机和崩溃中恢复，仍得以延续运行和发展。”[20]

    将慈善事业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列，体现了周先生对中国慈善事业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整个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察之上（如前引《中国慈善简史》），充分吸取了西方经典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内核，融汇了当代中国的慈善具体实践，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尤为重要的是，“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动力”的提出必将引导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思考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动力理论问题，从而推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向纵深发展。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如何去完善和丰富，使之更准确，并使之体系化，那已经不是《红十字会在中国》所要完成的事情了。“椎轮为大辂之始”。我相信周先生在其以后的论著中对此会有更深入全面的探讨，也相信学界会就社会动力问题展开新的争鸣。

（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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