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巴顿与美国红十字会的创立
高芳英
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是美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先驱,也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当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成立后,美国表面上因陷于内战而无暇顾及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内战结束后,美国又忙于经济建设而对加入国际红十字会非常冷漠,迟迟没有任何意愿与行动。为此克拉拉心急如焚,深感美国的这种冷漠与它逐渐崛起的大国地位十分不相称。为使美国尽早成为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克拉拉费尽全力游说于政府高层,终于在1881年得到加菲尔德总统的认可,其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由于不久加菲尔德总统遭枪杀,最终由继任总统阿瑟在次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从此,美国红十字会宣告成立,克拉拉成为当然的第一任主席。
1821年的圣诞节,克拉拉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她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兰开夏的巴顿庄园主。从欧洲的玫瑰战争开始,红色就是巴顿家族族徽的颜色——象征着献身。在红色的熏陶下,克拉拉从小善良体贴,12岁就担当了护理断腿哥哥的重任,成年后跟随当助产士的婶婶学习护理,经历了生命诞生的喜悦和生命夭折的痛苦,磨砺了她坚忍不拔、仁慈博爱的性格。当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克拉拉根据平时护理病人的经验,认为战场上的伤员特别需要救助和护理。她自发地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募集和分发救助伤员的物品,她的行动得到了军队的赏识,南部将军威廉·哈蒙德(General William Hammond)特意签发特别通行证,允许她穿梭于战地和后方军事医院之间,负责把战场上的伤兵送往后方医院。如果在运送过程中,发现伤员病情危及,可以采取紧急救治。当内战接近尾声时,林肯总统又指派她负责搜寻南部联盟军队失踪的人员。克拉拉虽是一个女子,却终日奔赴各地战场,走访大量军人,了解失踪人员的信息,及时公布死亡名单,安抚死难家属,被人们称为“战地天使”。
在内战艰苦岁月的工作中,克拉拉操劳过度,健康状况下降。1868年,她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去欧洲度假修养。正是这次欧洲之行,让她接触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国际红十字会,了解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内容与精神原则。她兴奋地发现,自己在美国内战中救助伤员的工作,竟然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是如此一致,其工作性质竟然如此高尚和伟大。1869年9月,克拉拉到达了瑞士,她积极地与国际红十字会委员联系,并在10月被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和委员接见。克拉拉汇报了自己在内战中救助伤员的工作,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扬。但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向她了解为什么美国拒绝签署《日内瓦公约》,他们不理解美国的立场。他们认为,“如果国际红十字会的《日内瓦公约》是由君主国家发起的,那么美国有可能犹豫是否参加,但它是由比美国更老的共和国发起的,美国为什么还要反对?”
[①] 国际委员会曾两次正式向华盛顿政府提出,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签署《日内瓦公约》,但两次都被拒绝了。第一次是1864年,在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美国虽然没有派特别代表参加,但是美国驻瑞士的全权大使出席了会议担当了实际的代表。虽然美国大使当时并没有代表政府签署《日内瓦公约》,但会后复制了一份日内瓦会议议程提交给美国政府。可当时美国正处在内战期间,拒绝了这份国际公约。第二次是1866年,国际红十字会通过美国著名的大慈善家、美国国家卫生部的创立者亨利·W·贝洛斯(Henry W. Bellows)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日内瓦公约》,但也被美国政府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认为美国人有很广泛的医疗卫生设施,美国在卫生和慈善方面的成就早就受到了文明世界的注意,它应该是第一个欣赏和接受红十字章程的,却两次拒绝,不可思议。克拉拉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她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红十字会,也没听说过《日内瓦公约》,她相信其他美国人也肯定不知道美国政府已经拒绝该公约,拒绝了人道和慈善。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身在欧洲的克拉拉积极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在普法战争中的战地救援工作。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为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提供中立的及时的人道救援。在救援过程中,克拉拉对红十字会的工作意义有了更深刻地了解,立志要为成立美国红十字会而努力。当时,普法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俄(国)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没有人知道这场冲突将会持续多久。克拉拉认为,欧洲潜在的战争为说服美国政府及公众赞成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因为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作为大国的美国,势必被邀请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活动,人人将会意识到一个中立的国际救援组织的重要性。美国如果再不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和建立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就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了。为此,克拉拉决定立即回国,准备宣传游说政府上层和民众,筹建美国红十字会。
1873年克拉拉返回美国,立即投入到筹建美国红十字会的活动中去。曾经遭受美国政府拒绝的亨利·W·贝洛斯认为,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改变态度的,于是劝告克拉拉“不要去做没有希望的事情”
[②]。当他看到克拉拉坚持下决心为此努力时,写信给她:我“对美国政府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和羞辱,他们计划把救援生病和战争伤残人员归私人慈善贡献,国际社会将发现世界上大国中唯独美国拒绝加入国际日内瓦公约,拒绝为解救战争伤亡人员作出贡献”
[③]。克拉拉并没有气馁,碰到问题及时向国际委员会请求帮助。为了再次敦促美国,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古斯塔瓦·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于1877年8月19日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总统海斯,委托克拉拉转交。
古斯塔瓦·穆瓦尼耶在信中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希望美国早日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以及美国政府支持的意义。“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非常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够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并从事他们的工作,把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作为自己国家的另一种任务,红十字会能够忠诚地完成任务及良好运作,有政府的同情和保护是不可缺少的”
[④]。“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宣布支持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会议建立的原则,将不利于我们呼吁美国人民加入国际人道主义的行列”
[⑤]。 其二,美国政府的沉默是令人遗憾的。“在186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有两位代表正式出席会议,这标志着官方的认可,代表是合法的,美国应是红十字会的先驱。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正是向公众表达了美国政府默许这一被所有人接受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是直到现在,美国政府迟迟没有正式批准《日内瓦公约》是很遗憾的”
[⑥]。
克拉拉设法把信交给了总统海斯,但从此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克拉拉意识到该信被政府搁置了。如果她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也许会适得其反,遭到第三次拒绝。此时克拉拉考虑换种方式扩大宣传影响,一方面她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做些宣传;另一方面对公众发表演说,传播红十字精神。1878年,克拉拉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参众两院议员散发,希望引起他们的关注。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反响。克拉拉坚持不放弃,决心长期努力,并希望能引起下一届政府的重视。另外,克拉拉组建了“美国国家红十字委员会”,成员有4人,3女1男。该委员会发表了专门的小册子介绍他们“为解救因战争、瘟疫、饥荒、大火、洪水和其他灾难受难人群”的目的。1881年克拉拉向公众发表演说:“为了爱国主义,为了国家的荣誉,我将坚持不懈,倾力所为。我的第一个和最大的努力已经为我的国家抹去了缺乏公共人道主义的污点,把美国拖出了野蛮的泥潭。1869年有22个国家加入《日内瓦公约》,现在已有30个,增加了罗马尼亚、波斯、阿根廷、智利、秘鲁等8个国家。如果美国积极努力,可能成为第31个文明、人道的国家,而现在它还站在野蛮和异教中间”
[⑦]。她的演说词最终“分发给了总统、国会和全国人民”
[⑧],宣传声势进一步扩大。
到了1881年,克拉拉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效。随着加菲尔德当选总统,美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出现了转机。在加菲尔德任内,克拉拉又一次到达华盛顿,把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四年前给海斯总统的信复制以后交给加菲尔德,请求总统签署公约。加菲尔德被克拉拉建立美国红十字会的观念和努力深深打动。作为曾是内战老兵的加菲尔德总统,事实上与克拉拉一样,有着内战枪林弹雨的经历,因此对克拉拉为之奋斗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对于克拉拉建立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请求,加菲尔德总统欣然接受,并指示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 Blaine)与克拉拉商量草拟协定,最后提交内阁和总统。
1881年5月20日,国务卿布莱恩答复克拉拉,“我十分荣幸地收到了由加菲尔德总统1881年3月13日转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穆瓦尼耶1877年8月19日给美国总统的来信。显然,仔细阅读该信,看出穆瓦尼耶渴望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一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你可以高兴地回复穆瓦尼耶,告诉他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非常同情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并作出英明的帮助措施,美国宪法已经赋予美国国会处理战争的权力,美国将参与国际日内瓦红十字章程,完成人道主义义务。然而,我非常高兴采取措施支持你提出的建议和关注的问题,总统和我一样决不怀疑,赞成把你的建议推荐给国会通过”
[⑨]。美国红十字会应声而立,1881年5月21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加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亲自签署国际公约,就遭枪杀了。好在继任者阿瑟总统,忠实执行了已故总统承诺的计划,最终阿瑟于1882年3月16日正式签署了《日内瓦公约》。
克拉拉为建立美国红十字会所作出的不朽努力是有目共睹的。1882年9月2日,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在日内瓦大会上评价美国红十字会建立时说:“美国红十字的历史已经与你——克拉拉·巴顿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正因为有这位著名的妇女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我们才高兴地看到美国终于接受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
[⑩]。克拉拉缔造了美国红十字会,她建议让总统加菲尔德担任红十字会主席,因为在欧洲国家都是国王、君主、王子、国家重要领导人担任主席的。但是加菲尔德总统坚决拒绝,坚持要克拉拉担任主席,以赞誉和肯定她对红十字会工作的贡献,克拉拉当之无愧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主席。
克拉拉为红十字会的贡献不仅在创立美国红十字会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发展红十字会章程和原则方面。她为减轻战争中美国人的痛苦,让美国没有战争,让世界没有战争,或者厌恶战争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国红十字会成立以后,克拉拉根据自己的战争体验和生活经历,建设性地把红十字会援助伤兵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减轻国家其他重大灾难的痛苦方面。她深信:“没有比我们国家更易受到压倒灾难的袭击,我们每年都有特大灾难,如海船遇到大风,无助、惊愕、绝望。瘟疫、霍乱、大火、洪水、饥荒等都使我们忍受着重大压力,像战争或许可以被人控制,但死亡,人们不知何时何地会发生。红十字会的紧急救援应该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如果没有像红十字会那样的组织体系,捐献、接受捐献、分配捐献物资等,就不能有条不紊”
[11]。“美国国家红十字委员会”一成立,就把工作原则包括减轻自然灾害受难人的痛苦。克拉拉向瑞士总部陈述,国际红十字会章程涵盖了战争领域,而没有涵盖和平时期受灾人群的救援内容。后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大会上,国际委员会批准了克拉拉在和平时期组织救援灾难的条款,该条款被国际红十字会称为“美国修正案”。
在克拉拉的努力下,美国最终步入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行列。但是,美国之所以迟迟不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孤立主义作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渗透在美国各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实践。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欧洲国家,它是指在处理美国与欧洲国家关系时出于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永久性的同盟以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同时不承担对欧洲的义务。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卸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为美国奠定了孤立主义的基调,他告诫国人不能离开“自己的立场而站在外国的立场”上,不能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冲突、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
[12]。稍后,杰斐逊在1801年3月4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重申了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和平、贸易、同一切国家真诚的友好,而不同任何国家缔结纠缠不清的同盟”
[13]。随后将近百年时间里,美国各任总统始终把不结盟作为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根本内容所遵从。
在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影响下,不与欧洲任何国家结盟,不涉及欧洲大陆事务的信条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威尔逊总统评述美国的孤立主义道:“它们太清晰了,不容模糊;它们太深地植根于我们国家生活的原则之中,以至于无法更改”
[14]。当欧洲国家纷纷签署《日内瓦公约》时,美国总统林肯认为,国际红十字会是国际事务,甚至是欧洲事务,美国没有必要涉足。何况此时正值内战非常时期,尽早结束内战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内战结束以后,约翰逊、格兰特、海斯总统无一例外地遵循孤立主义政策,他们关注南方重建,重视经济起飞,对国际事务非常冷漠,自然对何时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没有考虑,对国际红十字会和克拉拉的敦促和努力没有反应。
但是美国毕竟是个日益强大的世界大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正由一个农业国迅速转变成工业国,在经济上已经赶超了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要确立世界强国地位,国际形象非常重要。另外,美国又是一个具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基督徒们以其对上帝的信仰为精神支撑和价值根基,自觉地培育和形成了以“博爱”文化为核心的宗教价值观,红十字会的原则与基督教的慈善精神有相通的共性,容易唤起民众的支持。再则,有了克拉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热心奔波,在国际红十字会与美国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美国政府感到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日内瓦)这个伟大的条约是为了减轻战争的恐惧,美国政府不签署公约是犯下了多大的过失!”
[15] 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美国“成为人道、博爱、文明的国家”
[16]。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