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道初心是红十字运动最宝贵的财富
——品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中文版第三卷
这是一部值得向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推荐的经典之作，更堪作所有从事人道公益事业人士的案头必备“圣经”和“宝典”。
2017年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中文版第三卷在山东青岛首发。加上2014年、2016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这部15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从历史、司法、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阐述了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间的逻辑关系，以历史学家的笔法再现国际人道法的演进过程，厘清了红十字组织根植于国际公法的权利和义务，值得全体红十字人品读。
红十字运动百年/悖论困境下的坚守与砥砺
红十字运动最初的目标是不加歧视地救助陆战中的伤员，后来经过近一个世纪发展，逐渐拓展到保护海战中的伤兵、保护战俘、保护战争中的平民，特别是经过二战后人类对战争中平民的悲惨境遇、尤其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等事件的反思，催生了1949年第四个《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签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中文版第三卷第8部分，着重解释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国际人道法（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面对违反人道法行为采取的行动，同时直面红十字运动面临的悖论困境。
“尽管公约和第一议定书载有许多条款用于惩罚犯下严重违反这些文件行为的个人，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性规定用于惩罚践踏公约的政府。”在书中，作者弗朗索瓦·比尼翁不无遗憾地表示，“然而最恶劣的违反行为往往是政府指使或纵容的，和个人所犯罪行同样恶劣。而绝大多数国家不愿意提前承认一个机构有资格对其进行调查，并就它们的错误进行惩罚。”
这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适应的困境：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反对任何强制性确认程序和遏制违反行为的程序；另一方面，公众舆论和这些国家要求强制惩罚违反人道法的行为——只要他们自己不是被告方。这种基于国际人道法框架下的立法悖论和法律缺陷，为履行使命和承担具体救助行动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招来相当数量的批评者。但也正是在这种悖论困境下的坚守、坚持与砥砺奋进，红十字组织才有了其独立存在的伟大价值。
该卷还在第6部分、第7部分介绍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争中平民的保护实践和法律探索，对位于冲突一方领土上的外国人进行保护及针对平民开展救援行动的案例；结合大量战争冲突案例，介绍了在保护国缺失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积极发挥的作用。
释疑“百年之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有国际法律人格
一个瑞士民间组织何以担当国际人道救助的使命？该书第三卷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人格及构成、与瑞士联邦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并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临的时代挑战、困境做出展望和评述，让我们对红十字运动的组织体系及使命变迁有了更全面了解，也对其坚守独立、公正立场，以其特有的工作方式和途径保护战争受难者，维护人类尊严的使命产生由衷的尊敬和景仰。
在第一卷序言，弗朗索瓦·比尼翁便提出过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人格的困惑：它在个人倡议下成立，却拥有国际公法赋予的职权；它在思想和行动上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但其成员却是一位位拥有瑞士国籍的个人；它的行动建立在国际公约的基础上，但其本身却不是这些公约的缔约方。
在第三卷里，作者对这个“百年之问”进行了历史探源、法理辨析及与联合国的横向比较，结论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人格为功能性法律人格，即仅适用于其履行被授予的保护战争、内战以及内乱受难者的任务的情形及其在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所要求的任务的情形。
因此，这个瑞士注册的民间组织具有国际法律人格所享有的权利，一定程度上享有被动派遣使团权，即接受外交代表权利（拥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才能在全世界担当人道救助的使命。
作者还在书中饶有趣味地介绍了过去一个多世纪，红十字运动成员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构成的保守与改革的博弈。从最初创设时的五人委员会，到后来扩展到7人、16人、20人，二战后一直维持在15至23人，并保持瑞士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唯一来源，这一单一构成使其能够切实坚守独立、公正的立场，但也招致非议和挑战。
一战后，红十字运动的另一个国际多边机构“红十字联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前身）出现。此后，两个组织经过持续8年、跨越四届红十字国际大会的合并谈判，但均遭失败。最终，经过多年磨合，两个组织各自厘清职责范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保护战争、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为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要应对自然灾害、疾病疫情等方面的多边国家红会协调、联动，加上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共同构成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三大板块，就是今天仍在延续的这种组织框架。
红十字运动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发源国瑞士的大力支持。因为对瑞士的尊敬，第一次红十字国际大会决定，以瑞士国旗的反白作为红十字运动永久标识。通过作者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瑞士特殊关系的介绍分析，让我们更加尊敬这个中立国家给世界和人类带来的永恒价值。瑞士不仅是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祖国，是第一次红十字国际大会的召集、倡导国家，还是《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永久保管者，其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不仅仅是资金、人才、房地产支持，还有对其独立性的支持。
作为永久中立国，瑞士最多时曾经担任过35个国家的保护国，其独立地位孕育了奉行独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支持维护了其永久中立地位，二者相得益彰。
直面挑战/人道初心是红十字运动最宝贵的财富
弗朗索瓦·比尼翁认为，在过去的一百余年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在三个层面取得发展：受难者层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保护所有需要帮助的战争受难者，不论他们是何种身份，亦不论是何种战争冲突；地域层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不预先排斥任何地区和国家；职责范围层面，为保障战争受难者的生命并使他们远离最大痛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会预先排斥任何救助行动。尽管这是作者1991年的描述，但我们今天重读，仍然具有极大的警醒意义。
从外部来看，令人焦虑的一点是，目前还无法找到化解武装冲突的方法。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世界的彻底和平，极端的民族主义、泛滥的盲目崇拜以及激烈的种族仇恨愈演愈烈，对抗重心由世界舞台、特别是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转移到国家和民族内部。今天，我们看到的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地区的武装冲突印证了作者的远见。因此，未来仍将持续的武装冲突需要更多人道援助，特别是人道医疗援助。
从内部挑战来看，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红十字组织就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人道援助需求。但是，组织规模的扩大必然面临新的危险和困难，机构的过度膨胀只会带来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最终导致自身地位的丧失。作者警示，人道初心是红十字运动最宝贵的财富，改善受难者的境遇是红十字组织一切行动的落脚点，没有了这两条，红十字运动将失去灵魂。
最让弗朗索瓦·比尼翁担心的是意识形态战争和全面战争。国际人道法建立在容忍空间上，但意识形态战争否认的正是这种容忍：因为我为真理而战，那么我的对手必然错误。意识形态战争不承认中立性，这将给红十字运动带来巨大困惑和艰难险阻。但他认为，尽管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大的有利条件是它代表的思想——任何人都无法真正否认的思想：坚信战争的怒火无法湮灭人道的存在；坚信受伤的敌人应该被收留和照顾，被俘虏的敌人应该被宽恕，不参加战斗的平民应当被尊重和保护。”
红十字运动是十九世纪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后，人类面临着热兵器时代战争的威胁和毁灭，对生命与尊严的一种觉醒，亨利·杜南的伟大构想和推动，催生了这项伟大的运动，基于国际人道法而存在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成为该项运动的发动机和运作枢纽。
因为该运动是建立在国际公约构架下的运作，国家间达成一致公约往往极其艰难，也带来了改革进程的繁琐和理论成果的贫乏。弗朗索瓦·比尼翁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既从历史，又从政治学、法学角度剖析了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历程及面临的挑战，更加难能可贵，是一部具有极高阅读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红十字运动著作。读完此书，我对红十字运动的崇敬进一步升华，我为汇入这样一项伟大运动、成为运动的一份子深感自豪。
（作者：刘选国 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