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报》刊登《李提摩太：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东方“布道者”》
2018年6月22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李提摩太：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东方“布道者”》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在中国红十字会创会史上，有一位洋人绝不应该被忽略，他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应沈敦和之请参与创建中国红十字会
李提摩太1870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也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缘何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这要从日俄战争谈起。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这场不正义战争，还在日、俄和西方列强的蛮横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
战火燎原，难民如潮。清政府抱守“中立”欲救不能，传统的善会善堂势单力薄，有心无力。有鉴于此，以沈敦和、施则敬等为首的上海绅商奔走联络，3月3日在沪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该会运作方式力图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规则，但“善会”二字却给它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传统善堂色彩，不伦不类，不能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也不享有被尊重与保护的权利。
情急之下，沈敦和向李提摩太寻求帮助。当时，李提摩太因为在1877年至1878年华北大旱灾中的赈灾救难善举，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成为朝野瞩目的“红人”。另外，李提摩太与沈敦和是多年好友，在创办山西大学堂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时，得到时任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沈敦和的帮助。因此，对于沈敦和之请，李提摩太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李提摩太应沈敦和之请，首先联络英、法、德、美在华人士进行“说项”，达成“合办”红十字会之共识。此前，沈敦和等也为此做过努力，但“各国尚不承允”，没有成功。幸而李提摩太伸出援手，他的“人脉”使得尴尬局面出现了转机，朝着成功的方向迈出关键一步。
出任“书记官”并推动建立营口分会
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英租界集会，宣布联合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采用董事会制，李提摩太宣布45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西董（外国董事）35人、华董（华人董事）10人，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会议另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具体负责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各项事务的执行。
3月17日，中西办事董事举行会议，李提摩太、沈敦和被推举为“书记官”，负责文案工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织架构至此定型。
上海与东北相距数千里，路途遥远，中外董事亲临战地或组织救援队开赴前线并不现实。高效快捷执行救护使命，就近设立分会是最佳选择。
营口（即“牛庄”）是设在东北的第一个分会。之所以选择营口，李提摩太与营口传教士魏伯诗德（又译为“韦伯斯特”）的特殊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魏伯诗德是英国传教士，久在营口等处传教，在官绅阶层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与李提摩太保持着密切联系。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时，李提摩太特地致电请其协助，魏伯诗德表示万苦不辞，全力以赴。
事实上，魏伯诗德不仅全程参与日俄战争的救护、赈济，而且在拓展分会、与日俄交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其各分会，救助日俄战灾，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
其中，以李提摩太为首的传教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可贵的是，中西办事董事及一线救护人员不拿薪水，以崇高的奉献精神，救死扶伤，扶危济困，默默践行红十字赋予的人道使命。
对此，历史不会忘记。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联衔上奏朝廷，请“查核在事出力中西员绅职名，奏给奖叙”，得到允准。1908年4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旨查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事出力中西员绅职名，奏给奖叙”。其中，李提摩太等30名洋员、沈敦和等12名华员，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
李提摩太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厥功甚伟，他也对此深感自豪。后来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