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啸而过的生死时速——记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分队
空荡寂静的街头，救护车呼啸而过。
车舱内，王晓虹扣起指关节，敲响隔离窗。阮盛一听就懂：“患者病情很重，再快一点！”
“重症肺炎合并主动脉夹层，还有消化道出血，上车前一直在用泵给药，但车上没条件，只能尽量抢速度。”当晚，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到火神山医院，全程29公里，阮盛、王晓虹车组只用了短短18分钟就把患者运到。
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阮盛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蒙医医院的王晓虹，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分队的“黄金搭档”。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上海、内蒙古征召8名驾驶员和8名医护人员组成联队，赴汉执行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截至3月13日24时，累计转运新冠肺炎患者2024名，其中重症患者171名。
最重要的职责是把患者平安送医
3月12日下午，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门口，救护车刚刚停稳，一名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就走到车前：“你是不是记者？我们车上有个女护士，你们一定要好好宣传她。”
患者口中的“女护士”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队队员陈丽华。此时，她在车上用自己的身体当靠垫，为一位呼吸不通畅的老年患者做支撑，已经在担架上跪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名8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高血压、肺气肿和多种并发症，她在转运途中突发呼吸困难，陈丽华立即取下吸氧面罩，为老人吸氧，并将老人扶起，保持半卧姿态。但老人依然感觉呼吸不畅，陈丽华又换了个姿势，和老人“背靠背”。老人坐是坐住了，面罩和氧气管又掉了。不得已，陈丽华只好采取跪姿，一手怀抱病人，一手扶稳面罩、勾住氧气管，一直持续到转运结束。
回到驻地后，陈丽华脱掉早就汗湿的防护服，先回房洗了个滚烫的热水澡，泡到皮肤通红，又将贴身衣物扔进了医疗垃圾袋。这是她们来到武汉一个多月以来，无数次长时间、密切接触危重症患者后，总结出的防护经验。
“类似情况很多，说不怕肯定是假的，但更怕他在车上出危险。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把患者平平安安送到医院。”陈丽华说。
身处这样的险境，陈丽华和队友早已习以为常。
3月13日，车队又接到任务，出动3台车组，将3名危重症患者从天佑医院送至金银潭医院，侯敏杰、孙俊、曾杰、陈佳乐、田丹丹、庞斯琴6人参加行动。
下午3时，救护车抵达金银潭医院，却迟迟无人下楼接患者。侯敏杰给联系人打电话，对方表示，医院人手紧张，需要队员自行将患者送至病房。
“怎么办？”侯敏杰给队长刘轶打电话。
“医院这么说，就按要求执行。”在汉工作一个多月，刘轶心中清楚，医院确实人手紧张，并非刻意为难。
“好！”侯敏杰挂上电话，和队友一起将患者送上隔离病区二楼，一直送到病房，抱起安顿在病床上。其中，最重的一名患者，体重达140余斤，比侯敏杰本人还重。
“当时不会考虑这么多，也不会想哪些该我们做，哪些不该我们做，大家都是为了病人好。”侯敏杰说。
李维娜、李阳还帮患者挂过号、办过住院手续，甚至铺床单。
那一次，车队接到临时任务，从一家敬老院向武汉市第八医院转运5名孤寡老人，其中包括1名89岁患者、1位91岁患者。
“我们去现场一看，91岁老人身体状况略好点，89岁老人则基本处于嗜睡状态，完全无法行动。楼道狭窄，又堆满杂物，担架车根本进不了房间。”李阳主动进入房间，连着床单一起将老人抱起，一直抱到了担架车上。
好不容易将老人送到医院，又出现了新情况。因为敬老院无人在现场，院方安排他们替老人挂号、办理住院手续。两人二话没说，又忙前忙后帮老人办完手续，一直到把老人安全送入病房才离开。
救护车司机成推担架“主力”
抬患者、推轮椅、进病房，来到武汉之后的亲身经历，和刘轶预想的大不一样。
刘轶是上海市急救中心资深驾驶员，曾参与抗震救灾、H7N9禽流感病患转运，在赴汉之前，已经在上海执行了为期两周多的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因为经验丰富，他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队队长。
抵达武汉后，接到负压救护车的第一件事，他就按照操作规程，对救护车进行消毒，并将其划分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重污染区。
“驾驶舱是清洁区，车外是半污染区，医疗舱是重污染区。接触患者后，就不能再进入清洁区。”刘轶为队员划下“红线”。
真正忙碌起来，他才发现，这种划分根本不现实。“上海主要是轻症患者，而且病例少，医务人员多，可以这么操作。但到了武汉，很多都是危重症患者，连路都走不了，只能用担架抬。这时候，仅靠内蒙古的队友肯定不行，我们必须下车，不然有违我们的职业道德。”刘轶说。
这也是队员们的普遍感受。陆志刚清楚记得，第一次和搭档李维娜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执行院内转运任务，由于规定限制，作为司机的他不能下车接触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一遍遍推着担架，往返于救护车和住院楼之间，疲惫不堪。
“当天一共转运了60多名患者，其中包括10多名危重症患者，回到驻地感觉快要休克，陆师傅特别歉疚。”李维娜回忆，第二天再出车，一到目的地，陆志刚就一把推开车门跳下来，成了推担架的“主力”。
“我相信我的队员，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下车，肯定有必须下车的理由。”根据队员反馈，刘轶很快划掉了这道“红线”，新增了一条规定：所有车组出车，都要随车携带一个酒精喷壶，用于接触患者后的人员及车辆消杀。
“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唯独有一点，防护只能加强，不能简化。”刘轶说。
“每次我们去接车，不是看到刘队在推车（担架车），就是在消车（消杀救护车）。”李维娜说，对于她们来说，经验丰富的上海队员，“不仅是师傅，也是师父”。
有时候，转运任务不是特别繁重，护士们就会叮嘱同车驾驶员“不用下车”，毕竟减少一次接触，就减小一份被感染的风险。但大家总是答应得好好的，等到担架抬出来、轮椅推出来，他们又坐不住了。用刘轶的话说，“哪能女同志推担架，男同志在旁边看着？”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火神山送病人，当时刚下完雨，路上全是泥，又是晚上，担架车一直在打滑，薛师傅（薛凯华）就在前边拉着担架车，特别艰难地把患者送到了病房，当时感觉他好高大。”李维娜说，这次来到武汉参与转运任务，大大刷新了她对上海男人的认知，“特别有担当”。
被刷新的不只是认知，还有源源不断的感动。
陈辰记得，有一次去光谷院区执行转运任务，有一名坐着轮椅的患者，做完CT出来后，看了看天，回头央请她：“我有一个多月没晒过太阳了，让我看一看吧！”
“没想到最普通的阳光，对患者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当天，陈辰陪着那位患者，晒了很久的太阳。
还有一次，陈丽华送一位老年痴呆患者前往火神山医院。前去寻找医务人员办交接时，那位患者一直想握住她的手：“不要把我丢下，不要把我丢下。”
“当时那种感觉，真的好像我们就是她唯一的亲人。”陈丽华说。
李维娜也有自己的独特记忆。那晚，她送五名患者去火神山。上了车后，一名和她差不多大的女性患者一直在默默流泪，带动其余患者也痛哭不止。李维娜陪她聊天，得知，因为疫情，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等到下车时，她却安慰我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武汉，千万要保护好自己，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李维娜说，那一刻，自己心中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的心里已经很苦了，却还想着安慰我”。
刘轶说，像这样的事，他们在武汉遇到了太多。等到回家以后，他想把这些故事讲给女儿听。“她们能够知道这些事，了解这些事，也是一种成长，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历经磨难后，留下的宝贵财富。”他说。
（新闻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