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红十字形象

——对新形势下基层红十字会宣传工作的思考

丁彤

中国红十字会以其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卓越贡献，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对于红十字会的性质、任务和职能仍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区县红十字会工作机构单独组建以后，社会对基层红会工作的认知更是有限。2011年，在经历了“网络事件”之后，红十字会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募捐筹资工作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除了要做好机构的制度建设之外，还必须加强基层的宣传和沟通工作，让公众加深对红十字会的了解，才能产生信任感和感召力，进而重塑红十字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直积极致力于红会的宣传工作，但是由于地区的文明化程度、公众对红会的认知水平、社会的舆论氛围以及宣传人员和宣传技术的不足，在宣传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自“网络事件”发生以来，公众还处于对红十字会的质疑和观望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比较重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管理，对公益事业的建设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够重视。
    第二、缺乏一支红十字会的长期稳定的宣传队伍。基层红十字会在编人员一般很少，日常事务琐碎繁多，宣传工作难免出现疏漏。有的基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没有养成用文字和图像记录工作的习惯，很多时候做了工作却没有留下记录。
    第三、街道和社区没有红十字会机构和人员编制，基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均为兼职，除负责红十字会的工作外，还要完成计生、民政、残联、劳动保障、体育、文化等其他社会事业工作。要做好红十字会宣传工作，显得分身乏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四、宣传手段老套、形式单一，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立体宣传网络，网络宣传互动性明显滞后。
    对于基层红十字会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对症下药，重塑红十字会的良好形象。
    首先，应加强宣传骨干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地方红十字会要与街道加强联系与交流，争取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对红会事业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在街道、社区里培养一批热爱红十字事业、善于学习、理论水平高的年轻人担任传播骨干，为其学习和实践创造良好环境，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传播能力和水平。同时要保证骨干队伍的相对稳定性，不随意调整和更换人员。
    为了增强各项措施的持续性，要制定基层宣传工作年度考核与激励制度，把各项工作细化、量化，特别要将募捐救助能力作为宣传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根据事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结合本地宣传工作实际，及时更新、补充考核项目，以确保宣传措施准确到位，宣传能力稳步提升，宣传效果落到实处。
    用制度规范每一位基层红会工作人员，让人人都成为宣传能手，才能为募捐救助等业务工作创建信息发布、反馈、交流的优质宣传平台，才能有效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其次，完善宣传阵地建设，要在充分利用报纸、社区宣传栏等途径开展传播工作的基础上，注重挖掘宣传资源、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内容，形成集报刊、电视、广播、网络、户外广告“五位一体”的立体式宣传格局。要加强红十字会系统外媒体的宣传力度，树正面典型，放大宣传效果，让积极、健康、阳光、美好的红会形象走进百姓心中。
    在这方面，栖霞区红十字会已做了有益尝试。栖霞区首位、南京市第22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杜鹃的事迹曾被报纸、电台、电视台大力宣传报道。今年年初，经过燕子矶街道和栖霞区层层推选，杜鹃被第十届南京好市民推选活动组委会评为“南京好市民”，她的爱心事迹在更大范围里得到传播。
    第三，改变文风，抛开生硬的数字和说教式的语言，不说大话、套话、空话，从基层组织、广大会员志愿者中挖掘生动事例，汲取新鲜营养，使红十字会新闻宣传春风拂面，充满清新、鲜活的气息。
    第四，加强红十字网站建设。网络是信息化社会宣传和交流的重要平台，红十字会网站建设必须加强，扎实推进信息公开，建立互动平台，加强与网友的交流，提高工作透明度，增添社会救助项目库以及救助款项查询等内容，形成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注重时效、符合红十字会特点的网站风格。条件成熟后，可以开通红十字会的论坛、贴吧和微博，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力。
    基层红十字会要牢牢地把握社会公信力这一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在宣传过程中，要以活动促宣传，切实维护好红十字会的公益形象，把提高社会公信力作为最高目标，积极探索更加科学、高效的宣传工作理论、方法和措施，最终构建一个以特色活动、品牌宣传、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救助等宣传活动为重点的大宣传格局，为红十字事业发展鼓与呼。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秘书长）

“募捐箱发霉”事件与红十字会制度建设

丁泽丽

2012年12月25日，网友举报成都市红十字会募捐箱内善款发霉长出白毛，次日此事经媒体曝光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把红十字会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文拟就“捐款箱发霉”事件略做梳理，并就制度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2012年12月25日，网友爆料称：成都红会于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内善款，因长期未取，箱内纸币发霉。从爆料者拍摄的一些募捐箱图片看，箱内灰尘层层，善款上附着白毛，部分甚至腐烂，然投资商及设置点业主多次向成都市红十字会反映，均无人理睬。同时，“爆料”还指出因汶川地震而预计设置1000台捐款箱，最后不仅未达预定指标，反有500多台闲置于仓库之中。12月26日，此事经《新京报》披露后，该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各大媒体网络纷纷报道，各界哗然。

“成都红会爆料”微博经媒体披露后，红会再陷舆论漩涡。2011年“万元餐”事件、“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已使红会公信力严重受创。经一年多努力，公信力“修复”尚未完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会因此招致百般讥讽，“‘第一名’阳光照不进发霉的捐款箱”、“‘发霉捐款箱’伤了谁人心，红十字难道真的不差钱”、“捐款箱发霉，红十字会是嫌钱少吗”等等。微博中更是骂声一片，各种声音汇聚一堂，“请彻查”、“我肯定不会再给红会捐款了”、“官方所谓的慈善机构，一个都不可信”、“现在都不相信十字会了”、“红心向善遇强盗，天理不容无处告”、“慈善机构最近很火”、“红会黑了、我心凉了”等等。据统计，在这条微博后的29条评论中，除少数两三名网友对红会抱有信心，要求彻查之外，其它均为责骂，声称不再给红会捐款[1]。影响所及，红会公信力雪上加霜。中国红十字会责任重大，弄清真相，澄清事实，义不容辞。

二

事情发生后， 26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在其官方微博做出回应“立即组织调查”。27日下午，总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调查核实情况，称网络上发布的纸币发霉照片，初步分析是2012年6月前的照片。“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成都市红十字会与成都天阙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阙公司”）、四川迈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盛公司”）签订《视频募捐箱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成都市红十字会主要负责视频募捐箱设置和依法收取、管理和使用捐赠资金,两家公司负责视频募捐箱的出资制作、日常维护和广告投放等经营活动。2008年，天阙公司设置了726台募捐箱。2010年6月后，因部分设置点位不具备电源等条件，经双方协商同意，陆续收回部分视频募捐箱，存放在天阙公司库房，并由天阙公司负责保管。期间，因双方项目合作存在分歧，募捐善款未及时收取。姚立新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十分重视捐款箱的管理工作，成都市红十字会在募捐箱管理方面确实存在“疏于管理”的问题。目前,总会已通过四川省红十字会责成成都市红十字会就募捐箱管理问题进行整改，并于27日下午发布通知，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进一步加强各地募捐箱的设置和管理，迅速开展募捐箱的清查整顿工作。[2]

无疑，此次事件成都红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应对却招来众议。12月26日下午，成都市红十字会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正在核实和调查，但目前的调查和进展不清楚”[3]。在舆论的压力下，26日晚，成都红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说明，但第二日该说明即被撤下，撤下缘由未经说明，引起网民质疑。12月31日晚，成都红会在四川在线发布《关于成都市红十字会视频募捐箱监管的说明》，指出，“近日，有关媒体反映成都市红十字会视频募捐箱捐款情况，我们高度重视，对其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表示媒体反映的情况，说明工作确有管理不善，“将深刻反省，举一反三，对存在的问题彻底自查自纠，促进成都市红十字会工作规范运行。”[4]成都红会声明发出之后，第二天亦被撤下，责声四起。有网友发出微博“红会自查自纠何以杜绝‘募款发霉’”，指出对成都红会进行调查的是上级部门中国红十字会和四川省红十字会，这种“自查自纠”的方式令人担忧，它好比粮仓被盗让老鼠自查自纠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让猫来监督才能守住仓库。[5]

由此看来，独立于红十字会的“第三方”出面调查方能平息众怒。新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赴都调查可谓众望所归。

社监委于2012年12月7日设立于北京，因“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会自查一再发布调查结果，再三声明仍不能取信于民。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之要求[6]，组建社监委，并出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章程》规定，该委员会的职责在于在加强对红十字会工作、项目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对涉及红会的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征集并转达社会公众对红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红会行动战略和工作计划提出建议；根据调查和监督的实际情况，独立向社会公布年度或特定事项的监督工作报告。并规定开展监督工作时，必须成立三人以上的调查组，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等等[7]。为保持独立性，委员不收取红会薪酬。由此可见，社监委完全可以胜任“猫”的职责，对红会工作进行监督调查。

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社监委于12月28日下午派出调查组三人由京赴成都调查事件真相，调查内容包括募捐箱的来龙去脉、项目停滞原因、成都红会是否存在违法乱纪行为、抽样调查成都市各区县红十字会募捐箱管理是否完善4个方面。30日社监委返京，并于1月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媒体披露信息基本符合事实，成都市部分募捐箱因疏于管理确实出现捐款发霉、积尘现象；签订协议时，成都市红十字会没有对合作方进行有效审查，没有预见到合作的复杂性，致使分歧产生；合作过程中，成都市红十字会确实存在管理不善问题；经过对成都市武侯区红十字会、金牛区红十字会的抽样调查，发现成都市各市区县红十字会募捐箱管理规范，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资金使用也没有发现问题。”[8]该调查公布之后，紧张气氛逐渐缓和下来。

三

自事件发生至社监委发布声明前后十天左右，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成都市红十字会积极着手处理此次公信力危机，全国各地红会组织响应号召，全面清查捐款箱。此次危机的处理相比前几次应对措施不能不说是一次飞跃，再加社监委的涉入调查很快将事实昭然于众。但此次“募捐箱发霉”事件暴露出红会自身制度建设方面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就捐款箱本身而言，它代表着红十字会的形象，是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宗旨的凝结。设立红十字募捐箱，对于传播红十字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爱心人士提供便捷捐款渠道意义重大，其管理好坏与红十字会的社会信誉休戚相关。成都红会募捐箱内纸币发霉一事直接暴露出其制度性的缺陷，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先生认为：“全国的募捐箱都应该有统一的编号、统一的信息处理系统，各个募捐箱应该有规范的责任负责人。现在过于地方化管理，就会出现地方化的个案。”目前，全国募捐箱既无统一编号，亦无统一信息处理系统，总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坦言，中国红十字会尚不能掌握各地红会募捐箱的具体设置、运行和筹资状况，各地红会都可自行设置捐款箱并负责区内捐款箱的筹资管理，一般不会报红总会审批[9]。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可想而知。直至该事件发生，中国红十字会方才将制定统一的《中国红十字会募捐箱管理办法》提上日程[10]，就红十字募捐箱的设置条件、审批程序、管理模式、取款流程、善款使用、公开透明以及社会监督等方面内容进行规范。

当然，随着网络信息化趋势的加剧，是否应通过设置募捐箱的方式来凝聚爱心似乎值得商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先生指出，募捐箱效果到底怎样，还值得公益慈善机构反思，他建议，公益慈善机构要学会利用网络等现代化工具来筹款，这是国际发展的新动向。[11]事实上，在这次捐款箱事件中，因捐款箱设置地方化现象严重，管理监督困难，清点钱币工作量较大，致使部分捐款箱甚至成为垃圾箱，如此若无制度加以规范，民众善心将可能经不起再三考验。虽然制定统一的募捐箱管理办法不能说是凝聚善心的最佳方式，但亦不失为良策之一。

另一方面，成都红会工作疏忽、管理混乱。此次事件发生并非偶然，实则成都红会工作疏忽，缺乏责任心之故。管理乃组织顺利运行之保障，成都红会在管理制度上存在严重漏洞。募捐箱本为汶川地震捐款而设，成都红会与天阙公司及迈盛公司签订《视频募捐箱合作协议》，规定成都市红会主要负责视屏募捐箱设置、使用捐赠资金等，两家公司则负责募捐箱的出资制作和广告投放，合作期限为20年，2010年6月后，因设置点不具备电源等条件，捐款箱或被盗或遭破坏，双方协商收回募捐箱存放天阙公司库房，期间因成都红会领导调整，双方出现分歧，善款未及时收回导致纸币霉变。事件发生后，成都红会称募捐箱视屏播放商业广告，违反国家有关红十字标志使用规定，但天阙公司称合作协议中包含商业广告。姑不论领导班子调整影响工作对接，就协议而言，成都红会草率签订协议，没有对合作方资质进行相关审查，导致合作出现裂痕，后期发生问题成都红会亦没有积极妥善处理，王永说：“这种表现对所有的爱心人士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认为这件事是成都红十字会的责任”。[12]有鉴于此，社监委建议中国红十字会出台合作伙伴资格审查管理办法，加强制度建设，以保障合作双方权益。这一建议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积极回应。

针对这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中国红十字会制定统一的募捐箱管理办法，出台合作伙伴资格审查管理办法，在此过程中，社监委功不可没。该事件虽将中国红十字会乃至整个中国慈善事业再次推向众矢之的，但也为中国慈善事业敲响警钟，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建设的助推器。

四

“募捐箱事件”不是偶然现象，近两年红会“尴尬事”接二连三出现，追根溯源，与自身管理制度不健全不无关系。不断强化制度建设，对红十字会而言，至关重要。其中有两点应特别强调：

其一，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红会法》自1993年出台至今已20载，国情、世情、民情已发生重大变化，有些内容已不合时宜，不足以维护红十字会权益， “红十字会如何主张权利，对滥用、盗用红十字名义、标志而使红十字遭受伤害者绳之以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在‘红十字会法’中鲜明体现出来。”[13]如此方能避免类似天阙公司利用红十字标志播放商业广告，影响红会社会声誉事件的发生。同时修订《红会法》对红会人员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募捐箱事件”发生与成都红会人员缺乏责任心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红会法较为粗略，应细化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使其成为红十字会履行职责的法律依据。事实上，这与《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要“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14]一脉相承，并且与法学专家的呼吁一致，即根治“善款发霉”事件需从法律层面追责[15]。

其二，健全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是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保障。总会社监委虽然成立，地方各级红会陆续也会组建设监委，并已形成初步的制度架构，在“募捐箱事件”事件的查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制度安排尚处于初始阶段，如社监委是否设立独立办公室，办公室运行费用以及开展调查的经费支付等尚未明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指出，中国红十字社监委还处在咨询性监督，尚未步入体制性监督阶段，其自身运作也尚未规范。因而，不仅要将社监委推向正规化的轨道，还要“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综合性监督体系”。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完善的制度做保障，才能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成都红会爆料：举报信》，http://t.qq.com/p/t/214347072438497#p=1&time=1357265019&mid=208457080532509&format=1。

 [2]大江网：《红会回应成都捐款箱长毛：疏于管理责令整改》，http://news.jxnews.com.cn/system/2012/12/28/012231440.shtml，2012年12月28日。

 [3] 大江网：《汶川地震募捐箱遭弃置事件调查尚无结果》，http://news.jxnews.com.cn/system/2012/12/27/012229762.shtml，2012年12月27日。

 [4]新京报网：《募款发霉长毛，成都红会道歉》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1/02/242591.html，2012年1月2日。

 [5]《红会自查自纠何以杜绝“募款发霉”》， http://news.sina.com.cn/o/2013-01-05/001325955363.shtml，2013年1月5日。

 [6]《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http://www.gov.cn/zwgk/2012-07/31/content_2194990.htm，2012年7月31日。

 [7]《“别墅”纯属虚构“募捐箱”管理不善》，《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1月8日。

 [8]《“别墅”纯属虚构“募捐箱”管理不善》，《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1月8日。

 [9]新京报网：《中国红会：将制定募捐箱统一管理办法》，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12/28/content_400424.htm?div=0，2012年12月28日

 [10]新京报网：《中国红会：将制定募捐箱统一管理办法》，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12/28/content_400424.htm?div=0，2012年12月28日。

 [11]《成都红会欠公众一个交代》，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13-01/07/nw.D110000zgqnb_20130107_5-07.htm，2013年1月7日。

 [12]大江网：《红会社监委：爆料应提供证据 明显虚假的不调查》，http://news.jxnews.com.cn/system/2013/01/05/012237790.shtml，2013年1月5日。

 [13]池子华、郭进萍：《关于修订“红会法”的几点建议》，《中国红十字报》2012年4月10日。

 [14]《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http://www.gov.cn/zwgk/2012-07/31/content_2194990.htm，2012年7月31日。

 [15]凤凰网：《法学专家：根治“善款发霉”事件从法律层面追责》，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2/29/20657461_0.shtml，2012年12月29日。

 [16]《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http://www.gov.cn/zwgk/2012-07/31/content_2194990.htm，2012年7月31日。

[1]相关研究可参阅：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08页；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00页；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1904-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4页；池子华：《中国红十字辛亥战时救护行动》，《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池子华：《辛亥革命中红十字会江苏战场救护述论》，《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徐国普：《浙江红十字运动起源探究》，《浙江档案》2010年第9期。

 [2]有关沈敦和与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的详情，可参阅周秋光、曾桂林《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2008年第6期。

 [3]《红十字会医队定期启行》，《申报》1911年10月24日。

 [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5]《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

 [6]参见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8页；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8页。

 [7]《来函（三）》，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3日。

 [8]《红十字会大会志盛》，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5日。

 [9]《红十字会医队战地来书》，上海《申报》1911年11月5日。

 [1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289页。

 [1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12]《急募红十字会捐款启》，《申报》1911年11月12日。

 [1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14]《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

 [15]《聘请掩埋队干事董》，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

 [1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290-291页。

 [17]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18]《敬募红十字会捐款》，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9日。

 [19]《红十字会征集会员广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日。

[20]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2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22]《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又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二者文字略有出入。

 [2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24]《千叶中国医学生组织红十字会》，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4日。

 [25[《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广告》，上海《申报》1911年12月4日。

 [26]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293页。

 [27]池子华：《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28]《又谕》(宣统三年九月己巳)，《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版，第19页。

 [29]《福开森在京组织红十字会》，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5日。

 [30]《红十字会电稿一束》，《申报》1911年10月31日。

 [31]《又谕》（宣统三年九月癸未），《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三，第38-39页。

 [3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3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3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35]《赤十字会开会记》，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0日。

 [36]《欢送赤十字会》，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5日。

 [37]《汉口战报》，上海《申报》1911年11月4日。

 [38]《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上海《申报》1911年12月27日。

 [39]《赤十字会赴镇记》，上海《申报》1911年11月20日。

 [40]《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续）》，上海《申报》1911年12月30日。

 [41]《赤十字开大会》，《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

 [4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43]关于武昌红十字组织的成立及其源流演变情况，目前所见的史料记载尚存分歧。有地方志据1949年4月28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武昌市分会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概况报告书》所称：“本会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由黄祖徵、钟熊祥、刘承谟先生创立，历四十余年，对社会公益颇多贡献”，认为武昌红十字会创立于1900年，“它是中国红十字会武昌分会的前身。”（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106页）尤德新编著的《闪光的红十字》也持这种观点（见氏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池子华在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中也注意到此说（见《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注释）。而另一说法则认为武昌红十字会成立于1911年。“辛亥革命时，武昌商会和革命党人发起组建武昌红十字会，从事战地救死扶伤、收埋尸骨和募款抚恤革命阵亡将士的遗孤。后增设武昌红十字会诊所，开办急救训练班。”（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赵俨葳系黎元洪新军中人物，很可能参与革命。《武汉市志·民政志》所谓“武昌商会和革命党人组建武昌红十字会”，或可指赵俨葳所创的武昌赤十字会。1900年黄祖徵成立的武昌红十字会与1911年赵俨葳（或武昌商会、革命党人）建立的武昌赤十字会，有何渊源，二者的源流演变如何，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挖掘。

 [4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4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红十字会医队战地来书》，上海《申报》1911年11月5日；《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上海《申报》1911年12月27日。

 [46]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47]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4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49]《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申报》1911年11月27日。据该一览表所列，中国红十字会武汉分会医院的12名职员名单分别是：“武圣庙普爱医院英国普富医士、英国魏女医士；同仁医院美国马医士、美国梅医士；普济医院美国雷盛休医士、美国雷盛休夫人；仁济医院英国吉立生医士、孟医士；天主教医院英国汤医士、英国艾医士，看护英国富女士，帮看护英国克迪女士。”

 [5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293页。

 [51]《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2]《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3]《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4]《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5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57]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58页。

 [5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5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6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61]武昌赤十字会曾派出赵俨葳、张福先、王利用、江忠业四位代表参加1912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红十字会首次统一大会。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6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6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64]《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1934年。

 [65]《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沈仲礼启事》，上海《申报》1916年3月7日；《湘省红十字分会成立》，上海《申报》1916年3月8日。

 [66]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67]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68]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6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154页。

 [7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国元年温处水灾及其慈善救济

——以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为中心

杨  丹  曾桂林

“温处”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位于浙江省南部，因清代置温州、处州二府并设温处道而名。辛亥革命后，府道之制废除，温处二府亦废，而存其附郭县永嘉、丽水，但其辖区范围未变。故此，本文所称温处地区，系指温州的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等6县，处州的丽水、青田、缙云、松阳、遂昌、龙泉、庆元、云和、宣平、景宁等10县。民国元年（1912）夏秋间，温处地区连遭两次大暴雨侵袭，灾广深重，“实为数百年来所未有”[1]。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灾害史、慈善史研究的深入，虽有学者对此次温处水灾有所关注[2]，然尚无专文进行探讨。本文试以《申报》、地方志及亲历者的日记为基础文献，尝试勾勒出此次温处水灾惨状，进而探讨社会各界在灾区进行的各项慈善救济举措，并由此观照民国初年温处地方社会的民生状况。

一

温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间以平原河谷，瓯江、飞云江水系纵横各县，上游迂回于崇山峻岭间，急流险滩众多。又因濒江临海，夏秋时节受季风气流影响，降水量大，常遇台风暴雨袭击，酿成巨灾。民国初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出巡浙南时即谓：“处属各县同处山乡，仅恃大、小两溪以通舟楫，旱则易涸，雨则易涝，频年灾歉，民生困苦。”[3]

1912年8月下旬，温处各县淫雨连绵数日。至8月29日，台风暴雨骤发，雨势更甚。在处州，景宁“数百里内群山崒崩，沿溪村落水深数丈余，大均以下益高涨，外舍全村覆没，淹溺居民无算。旧六都张山淹毙三十余人，其余所在多有，牲畜不计。县城冲没田亩尤多。耆老谓灾情之重为数百年所未见，较道光二十八年水头尤高数丈。”[4]松阳“各乡山崩地陷，冲没田庐无算，淹毙居民不计其数。东南较重，石仓区尤甚，毙民百余口，芥菜源全村覆没。……冲坍城南大埬百二十余丈。”[5] 而青田地处瓯江下游，上游的大、小两溪交汇于城西北，洪流所至，全县灾情更惨。据时任青田县知事叶正度的日记所载：“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风雨大作，至晚八句钟，山水陡发，至十一句钟时，前后约三小时之久，水已涨高约二十丈之谱，全城漂没。”[6] 数小时不停歇的暴雨令人猝不及防，最终酿成特大水灾。30日黎明，“全城皆成泽国，人民庐舍无片瓦可睹”。31日，“水势渐落，城垣始见”，县署夷为平地，淤泥堆积，房屋坍塌。9月1日，叶正度知事为筹办急赈事宜，“乘舟赴温，沿溪村庄，全皆冲毁，不堪寓目”。[7]

温州商会致函上海总商会报告灾情也称：“永嘉自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号暴雨飓风迭煽为虐，水势滔天，几成泽国，加之蛟水陡发，山洪突溢，致令邑之沿江一带西溪、林福、驿头数十村田庐牲畜扫荡无遗，男女老幼被狂澜漂没者盖以万计。上游青田全城覆没，人民物产随波入海，瓯江江面号救之声，惨天骇地”，虽有平民逃至高阜得保余生，“但庐舍籽种一无存留，相率来城乞食，鹄形菜色，惨不忍睹。至沿江而上，各村老弱无衣无食坐以待毙者，尤为可悯”。[8] 似此灾情奇重，温州商会吁请上海总商会慨任资助，广为劝募。正当设法筹赈之际，9月17日，暴风雨再次侵袭温处地区，进一步加重了灾情。青田“城内水量较前次只低数尺”，灾民刚搭盖起来为栖身之所的“草房又被水冲洗一空，且各乡有前次未受水灾者，亦被冲毁无存”。[9]除青田外，瓯江上游的缙云、丽水，下游的永嘉也受灾较重。洪水“由青田下泻，经永嘉、瑞安，城镇村落多被淹没，田园庐墓损失尤夥，死亡约以十数万计”[10]。据民国《丽水县志》载：“（夏历）民国元年七月十八大水，八月初八日又大水，连遭浩劫，沿溪一带田庐漂没，人畜溺毙无算。”[11]。除瓯江流经各县，温属“瑞安飞云横尸满江，平阳城内外一片汪洋”[12]。此外，云和、龙泉、宣平、庆元、遂昌五县也不同程度受灾，灾情较之青田、永嘉诸县稍轻。水灾发生时，徐定超刚卸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暨永嘉县知事，面对惨不忍睹的灾况，感叹不已，写下《温处水灾歌》，以纪其事：“吁嗟乎！纵得生还归无田，况是死别埋黄泉。谁谓功力可回天？作诗志哀泪潸然。”[13] 

由上而见， 1912年温处水灾受灾区域非常广阔，所属16县仅有瓯江以北的乐清、玉环以及浙闽交界的泰顺等3县幸免遭殃，逃过一劫。综计各县受灾人数，达数百万之众，这在温处历史上实“为数百年来未有之浩劫”[14]。

而此时的温处社会，刚刚经历辛亥革命光复，民国肇建，秩序尚未完全稳定，永嘉土匪乘间窃发，瑞安亦有民变。温处水灾发生后，民食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若不妥善处理，筹赈安抚，聚数十百万无衣无食之众，辗转流离，啸聚山林，不单为地方社会之隐忧，亦关乎全国之治安。温处两属灾区的地方政府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迅速组织起来开展自救和吁请救援。

1912年9月1日，青田县知事叶正度赶赴温州，会晤青田、永嘉两县士绅，商筹借款急赈。在青、永两县热心人士的协助下，很快筹措到洋1000元，购买棉胎、草席和米，并委托城厢绅耆调查灾民口数，核实散发。同时，还派人电请浙江省行政公署，拨款救济灾黎。[15]景宁、遂昌、缙云、丽水、云和等县的知事也纷纷向省府发出请赈函电。[`6] 随后，温处两属之青田、永嘉、丽水、景宁、云和、遂昌六县旅省同乡，每县各派代表二人谒见浙江都督朱瑞，请示赈灾办法。9月8日，处州五县同乡代表在杭州开会，提出温处奇灾善后两策：先由各界同乡量力相助，于五日内缴齐，并公举代表星夜驰办急赈；继由各灾区县人民推选精强干练人员，呈请官厅委任，以收集流离，吊伤慰死。[17] 面对请赈函电和旅省同乡代表的竭力吁请，浙督朱瑞万难坐视不管，遂向银行先行垫借10万元，“克期派委带赴灾区，先放急赈”[18]。然每县仅拨2万元，灾重民多，仍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9月中旬，朱都督乃“饬民政、财政两司先将各县已收之省税及统捐局收款，就近酌量动拨，散放急赈；一面由司派员赍款驰往各县，确切调查，相机筹办抚恤，以靖人心而免扰乱。”[19] 16日，浙督朱瑞致电中央，痛陈温处两属被水情形，指出青田、缙云、瑞安、永嘉等县或僻处山陬，或远居海表，赋税不裕，难以接济，而被灾各县荡析离居之人户已达数十万，亟需筹办急赈、接办冬赈，补给籽种，费款甚巨。浙省承上年灾歉之余，入不敷出，财力不支，恳请国务院、内务部、财政部“准予饬拨巨款以拯孑遗”。[20] 同时，浙督朱瑞还通告其他各省都督及海内大慈善家，请其代筹义赈，藉资补助，以解悬釜待炊之困；并发出《代温处灾民劝行政各官募捐义赈启》，劝谕省内各县各级官员，或捐公俸，或解私囊，集资应赈。[21]

经过初步勘灾查赈，至1912年10月初，浙江省行政公署已向温处各属灾县下拨省税和急赈款，翌年春又拨下善后工赈款。处州各县下拨省税1000元，又散放省里急赈5000元。[22]由于青田灾情特重，省库拨交急赈款1.9万元，又拨给善后款2.25万元，工赈款7万元。[23]景宁也奉省发水灾急赈银2000元，善后工赈款数额不菲。[24]省民政司还派员携银、米赴温急赈，后又购苏皖米平粜春赈。由于浙江都督及浙省代表项骧等人一再呈请中央拨款，1913年1月，财政部函请呈国务会议后，将此项赈款除拨现洋5万元交由浙省先行核实散给外，另拟拨公债票10万元，后因手续甚烦，改从军需公债中照拨，由浙督派员领取，核实散放灾黎。[25]温州的永、瑞、平三县，共得中央急赈款1万元，发行公债3万元救灾。1913年5月，又获部拨工赈银8.5万元。[26]

在中央、省级政府拨款赈济的同时，地方官绅也未袖手观之。1912年9月间，温处两属官绅发起成立瓯栝水灾筹赈事务所，先后发给景宁急赈银2000元、米600袋，瑞安洋200元、米400石。[27]青田知事叶正度在灾后也迅速联络永、青两县官绅，组织驻温筹赈事务所，共筹得银圆33638元，大米3194袋，由耆老分携洋、米赴各处赈济，每一灾民发米2升，小洋1角。[28]永嘉县在城区设救济难民所，收容五六百难民食宿。10月初，瑞安县代理知事孙诒泽发起成立急赈会，举池志澂主其事。[29]

由于民国肇建，中央政府财力也有限，虽千方百计罗掘，拨付救济款项，奈何灾深地广，形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更赖海内外慈善大家、好善之士慨伸援手，踊跃输捐。

二

此次温处浩劫，引起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上海华洋义赈会、沪立慈善协会、广仁善堂、仁济善堂等众多慈善团体，先后组织救援活动。其中，中国红十字会以拯灾恤难、救济同胞为天职，慨然赴之，是此次温处水灾赈济中一支重要的救济力量。它与其他慈善团体一道，协作共济，汇聚各方资源，积极有效地进行了筹赈施救。

1912年9月，温处灾后惨状频见报刊。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正在酝酿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大会，会务冗杂，尚未太多关注灾情。及至10月初，会务工作暂告一段落，而此时以发扬人道主义为己任、以“博爱”、“恤兵”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乃立即行动起来。10月4日，在敬谢此次与会嘉宾代表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倡议赈济温处水灾：“凡散振、防疫、掩埋等事，本会均义不容辞，尚乞我会员及热心赞助本会诸君广募捐款，以拯哀鸿。”[30]翌日，正会员沈道旭即经募到嚣嚣子捐助的赈灾款洋500元。[31] 10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专门刊出温处水灾募捐启事，谓：“本会本人道主义行慈善事业，救生送死，义不容辞，是拯饥之余，救疫、掩埋尤为当务之急。惟灾区甚广，需款尤繁，深祈海内外仁人君子慨解囊金，拯此饥溺。凡我男女会员、赞助团诸君，务望彼此劝募，奔走告语，出水火而登衽席。惟诸君子是赖，即旧衣裤、棉絮、粮食、药料、棺木、杂物，不拘多少，随愿乐助。”[32] 尔后，又屡屡在《申报》刊载“最急迫最紧要之劝募”广告，恳请海内外诸大善士慨发婆心，踊跃捐输，交由会计朱葆三经收，并将募集的款物随收随解。沈敦和率先垂范，为温处水灾捐洋100元。劝募广告也很快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回应，赈款赈物，接踵而至。据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载的鸣谢广告，自1912年10月至12月，各行各业的捐赈颇为踊跃。兹枚举数例：回民巨商蒋星阶先慨捐善款1000元，又乐助日夜赶制的新棉衣1000套；许献之也交来嘱赈温处洋600元。求恕斋刘君指赈温处新棉衣裤200套，怀德堂张幼麟先后三次捐旧棉衣80件、小孩风帽8只，吴晋氏捐旧单夹衣22件、旧单夹裤13条、洋50元。边叶氏夫人为父求安康长寿，慷慨乐捐金珠耳环1副，银手镯2副；唐叶氏夫人求身体健康，也助赈温处水灾金耳环2副，金簪1支，约重4钱3分，而绵力子求合家平安亦捐助太乙救疫丸100包。还有周信甫君近获弄璋之喜，因念温处水灾不忍开筵称庆，将汤饼资洋40元移助赈需，以恤灾黎。郑志良捐助鸣盛公司新新舞台股票5股，计洋50元；张奎君捐元色花缎料一段，约重18两，另有品蓝花缎料各一段。礼和花厂捐棉花10担，为缝纫棉衣之需。吴詹淑女士将平时省俭的积蓄洋100元助赈，南市胡菊堂洋50元。有些款额、数量虽微，却可集腋成裘，积沙成塔。

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在刚刚过去的辛亥之役中在全国各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口碑甚佳，一经劝募，外埠的商号、企业及个人也多有捐助。苏州令元女士新棉衣裤210套，江阴福音医院王完白经募洋40元，青浦袁李氏偕子捐洋11元、钱1110文；汉口怡和公司陈仙洲捐助洋100元，又经募黄浩之、倪端方、陈蔚波等人229元；湘潭恤灾氏华安公司经募洋100元。太原商务总会、宜昌美孚洋行、福州电报局、吉林邮局、烟台邮政局、汕头邮局同人以及青岛、重庆等地商号和善人也有数额不菲的捐助。还有许多海外侨胞满腔赤心，情系祖国灾区，亦在侨居地纷纷发起劝捐赈济。如日本大阪中华商务总会张友深多次经募善款，总计捐助日洋逾600元，合规元420余两，横滨中华会馆也经募43.3元；印尼泗水商会捐助银5740两，槟榔屿各界侨胞通过汇丰银行电汇捐赠洋1097元；加拿大哉多利埠张锡亮及耶教会陈瑞经募洋800元，澳洲维多利亚埠黄田惠捐献2英镑6便士。1913年1月，李宝德“久侨天南，热心祖国公益善举，尤知无不为，为无不力”，经募赈捐洋897.2元。[33] 4月初，伍廷芳（秩庸）转交中美洲巴拿孖罗传恩君经募英金46磅移助本会。[34]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为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温处水灾救济，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还通过征集入会会员筹募善款。1912年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章程，规定了红十字会会员的种类、入会资格及权利义务，“捐款逾二十五元以上推赠会员，经募捐款逾一千元以上推赠特别会员，五千元以上推赠名誉会员。”[35]很快，“各界士女输将入会”[36]，慈善人材荟集。1912年11月初，施淑贞女士经募虞洽卿纳费洋200元，又募黄公续夫人纳费洋200元，沈蕙女士、朱榜生夫人等5人各捐洋25元，叶庚三经募庄坤泉、高子若、萧汉各洋25元。正会员沈道旭“热心会务，奔走劝募不厌不倦，自壬子八月起向嚣嚣子善士劝募温处振款五百元”，“昨日又承沈君交来嚣器子捐助棉衣岁米洋三百元”。[37]中国红十字会常议员哈少甫热心会务，利济为怀，叠募捐款，不惮烦劳，1月也经募石省斋善士洋100元。[38]正会员颜韵伯“赞成本会博爱恤兵宗旨，首先入正会员为社会倡，今岁丁艰回沪，悉本会会务日事进行，复慨纳捐资二百元”，由此推赠特别会员并举为名誉赞助员。[39]

在劝募经募善款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的赈灾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及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成效明显。

俗谚言：“大灾之后必有疠疫”，瘟疫往往与水旱之灾相伴生。这次温处两属迭遭奇灾，“瓯江浮尸，列若繁星，除由地方官绅捞埋及漂没入海者外，余均浮于江面。日久腐化，半饱鱼鳖，臭闻数十里，水族大尝异味，无物不毒。”[40]虽经第二次暴雨冲刷，却仅在江河表面，不少误食鱼虾者中毒暴毙。1912年9月20日以后，“由温郡至青田，再上而丽水、景宁、松（阳）、遂（昌）、龙（泉）各县，未死饥黎骤发时疫，传染迅速，兼旬之间，此二百七十里中已死三百数十名。”[41]由此而见，灾后染病死者并不在少数。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总办事处决定医赈兼施，筹组救疫、掩埋、放赈三队驰赴灾区。在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的协调下，11月5日，救疫医队正式成立，由陆军第一军军医司长柏栋臣医士为队长，陈士芬医士任副队长，有看护、配药二十余人；同时还派出掩埋队一支，由沈石农领队，“专埋沙掩水冲及暴露之尸骸”；查赈队亦“随带棉衣二千数百套，白米数百担，洋银数千元，为医赈兼施之需”。另外，还商请唐锡晋偕赈务专家十余人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带旧棉衣一万余套，小包面粉两万袋”，即日起乘普济船赴温拯救。[42]

中国红十字会赈济各队抵达灾区后，目睹浙民遭劫情形至惨极酷，救灾之情亦愈加迫切，勘灾查赈，施医给药，救生葬亡，不遗余力。11月底至12月初，柏栋臣医士及事务员杨、沈诸君已在温州瓯江外洋双溪、安溪、平偃、钱仓、石郭，以及江南沙头、西洲下湾、临福等村“施诊给米，全活甚众”。12月中旬，“全队开赴小溪、密溪、鸟云、白岩受灾最重之处，随带棉衣、银钱、药材、粮食，查明户口，核实散放。拟年底到瑞安，沿途饿殍腐尸，随地掩埋。”[43]而青田县全城被淹，四乡灾情尤重，由唐锡晋担纲的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派员深入县属各地，赈给大宗棉衣、面粉等物。由于灾深地广，各项救赈工作历时两个多月，至1913年1月中旬始告事竣。返沪后，沈敦和副会长设宴慰劳救赈归来的三队全体人员，称“前往温处灾区放赈救疫，活人无算，掩埋尸身得千数百具”[44]。事毕之时，中国红十字会在青田立义冢碑，以纪其事：“壬子秋，温处大水，青田受灾最甚，人物漂散，全城为墟。本会特备数帮人物，组成放赈、救疫、掩埋三队来青，俾难者得食，病者以苏，而死者获安于九原。城东门外浮厝数百具，棺败骨露，存遗伤感，公为移瘗于此，兹立石以垂不朽。”[45] 急赈冬赈的次第进行，收效显著，使生者免于转徙流离、饥寒交迫，死者免于暴尸沟壑、露骨郊原，也遏止了疫疠丛生、道殣相望惨状的发生。

    急赈冬赈虽属敷衍过去，然而百万无告灾黎苟延残喘，来日方长，温处灾区“善后尤亟，春赈籽种，在在急需”[46]。1913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劝募春赈，帮助灾民恢复生产，自食其力，以谋长远之计。俗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为多募善款，中国红十字会即以宝塔捐形式来续筹春赈，印送捐册数千份，由好善之人挨门逐户劝捐，无论贫民富户，也不限款额多寡。至4月初，经募人暨捐助的宝塔号已成百上千，其情形甚为踊跃，多者大洋数百上千，少亦有小洋几文。[47] 广州广九铁路局同人悯温处灾民春赈方亟，特发宏愿，集合同志捐助广票洋85元，英洋69元，由交通银行汇寄到沪。[48] 在筹募春赈中，红十字会的地方分会也积极动员起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劝募活动。太原红十字分会经募大洋38.5元，青岛红十字分会梁让泉筹募洋20元。[49] 1913年4月，正阳关分会王雨农经募樊敬五洋5元。[50] 5月初，春赈结束。至此，中国红十字会的温处水灾赈务全部告毕，据 1924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载称：“温处水灾，灾民受赈者二万余人，疗治伤病数千人，掩埋尸棺数百具。”[51]

三

除了中国红十字会外，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浙籍同乡组织、民众及其他慈善团体也本着己饥己溺之情怀，纷纷行动起来，大力开展劝募赈灾。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之中枢，开埠后，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商贾云集，而浙商凭借地利之便，懋迁于此甚众，并建有多个会馆或同乡组织。温处水灾惨状传来，旅沪的浙籍绅商及同乡组织最先奔走呼告，倡议赈灾。1912年9月28日，汤寿潜、虞洽卿、王一亭、徐乾麟等人在二马路宁波同乡会开会，最先发起成立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冀以广救灾黎”[52]。随即，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在《申报》上刊出乞赈广告，惟望海内外热心志士、慈善大家俯悯灾黎，慨为捐助，拯同胞于水火。[53] 10月初，该义赈会又频频刊登此乞赈劝捐广告，同时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寿康里设立捐赈事务所，并设有二马路宁波同乡会、后马路永丰钱庄等8个代收捐处。很快，捐启就得到上海绅商学各界人士的响应，纷纷慷慨解囊相助，或义演戏剧，或移助筵席寿礼之资。11月16日，丹桂舞台经理许少卿、艺员刘鸿声等发起演剧助赈，演唱日各场所得戏资悉数充赈。[54]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议定，待到捐款已有成数，一面“先购米数千石连同现银，分批运赴灾区散放”[55]，一面仍设法劝募以期源源接济。至10月24日，筹募温处义赈会永丰钱庄代收捐处已募得龙树森、王耀亭以及绥记、厚记，约洋数百元。

在募捐之时，10月12日，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还特派办赈熟手蔡学彰等人分三路赴永嘉、青田、瑞安、平阳等县踏勘灾情，并陆续通报各县被灾状况。[56] 根据特派员发回的实地勘灾调查报告，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意识到“灾区广阔，灾民孔多，乏食乏衣，饥寒交迫，栖身无屋，糊口无方”，灾情极为深重，决定多方劝募，设法接济，开展冬赈，吁请海内外慈善大家“俯念灾情奇重，大发慈悲，或惠助棉衣，或慨捐振款，只求多得一项即可多活一人，俾百万劫后余民得庆更生之乐，同沾衣被之恩。”[57] 筹募温处义赈会劝募赈款、棉衣的善举，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除移助寿礼、筵席之资外，上海其他一些同业公所、同乡组织也热心协助义赈会进行募款。12月初，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将经募同业源盛号、同盛号、德丰号及邵琴涛等78家商户、善士乐助赈款洋2550元，悉数交与筹募温处义赈会。[58] 8日，广肇公所也交来第一次代募各界赈款洋1570元。[59]在国内其他商埠及海外，社会各界也慷慨好施，共襄义举。青岛周季芳就向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寄来所经募广东会馆、复兴昌、华德、泰悦公司等百余家商号、企业、同乡组织及无名氏的赈款洋748元。[60] 旅日浙籍巨商吴锦堂获悉温处灾情后，先是垫汇日元赈济，随即在日本为义赈会劝募，至1913年1月，已从日本寄来第二次经募赈款规元400余两，其中，神户广业公所诸同人日洋300元，日人原田十次郎殿日洋100元，复兴号日洋60元。还有许多海外华侨虽不富裕足有，也撙节日用，慨解仁囊。[61]

    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源源而来，为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开展急赈、冬赈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在调查员亲赴灾区踏勘灾情的基础上，自1912年11月初，义赈会就开始向各县灾民赈给粥、米及衣物。由于各县受灾面的广狭、灾情轻重情形不同，分别施给各县灾民数额不等食物、衣物。1912年12月21日，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会长汤寿潜向社会各界公布了第一次赈济报告：瓯属共放出赈米1250石，面粉200包，麦饼9234块，棉衣1850件；栝属散出赈米3750石，麦饼10 766块，棉衣4733件，另给棉裤7件，瓯栝两属总共散放赈米5000石，棉衣6590件，麦饼20 000块，面粉200包，计10 000磅。[62] 接着，1913年1月，就冬赈情形又刊布了第二、三次报告，以资征信。据三次报告，在温处12县灾区共施放赈米6354石，棉衣18 820件，面粉200包，麦饼55 000块。[63] 急赈、冬赈的顺利进行，救济了温处地区众多灾民，使其免于辗转流离、冻馁沟壑，得以安度严冬。

冬赈刚告结束，春耕转瞬即来。鉴于温处灾区农田水利均未规复，处此青黄不接之际，灾民生计为艰，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会长汤寿潜等人决定立即筹办春赈以资接济。于是，自1913年2月9日起，筹募温处义赈会在报纸上屡屡刊出《劝募温处春赈》捐启，再度公布原有8个代收捐处；同时，“恳各埠筹赈机关赓续劝募，添办米食，分投散放”[64]，并将内务部审定通过的《灾赈奖章规程》一并载登，劝谕各界慷慨相助，踊跃输将，以便由义赈会查照奖章呈明核给。客居苏州的浙籍人士在苏发起急赈分会，除先行凑集500元解浙散放外，并向各商号投寄分募捐册数以千计，以应汇解。[65] 不久，江苏东海县袁锡侯先生即将代募温处赈册捐款洋128元寄回旅苏分会。南京义赈会代募洋181元，旅宁温处义赈协会第四、第五批洋500元。在上海，丝厂、兰业总公所交来代募赈款共计洋808元，小洋199角，钱20文，以惠恤灾黎。汤寿潜除掣付收条外，还在报上刊载芳名致谢。[66] 在劝募赈济的同时，上海筹赈温处义赈会还将捐赠人及捐款数额，无论巨微，及时汇总公布，以取信于人。截至1913年6月26日，筹募温处义赈会已先后刊布24次收款清单，据该清单披露，连同前刊各次，累计共收到大洋79 338.65元，规元16 023.846两，渝平银4000两，小洋4623角，另有铜洋、铜钱若干。[67]至此，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的募捐工作宣告结束。大量善款的募集，保障了温处地区的春赈的顺利开展。

在上海，还有其他慈善团体也以痌瘝在抱之心，发起劝募，或代为经收善款。中华全国义赈会获悉温处十余县水灾惨状后，不忍坐视灾黎流离，以为“急赈之事，万难容缓”，于是在1912年10月间重行组织，设事务所于上海法租界宁波会馆，并在吴淞路万泰仁酱园等处分设代收捐款处，向海内外热心义士募集善款，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尽义务于当途”。[68]不久，也募集到张廉候洋20元、巨诚昶铜洋15元，铜小洋100角，隐名氏10元，另有多名捐赠数额不等的款物。上海华洋义赈会在这次温处水灾赈济中也有积极行动，很快就进行乞振募捐，并较早奔赴灾区进行散赈，拯灾民及时出水火，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中下旬，江南回族巨商蒋星阶慨助面粉8000袋，随即上海华洋义赈会又补助银5000两，由马榕轩会同温州耶稣教士，定于9月28日乘上海招商局轮船赴温州，“以济灾民枵腹之急，敢乞指囷之助，藉苏垂毙之民”[69]。10月12日，筹募温处义赈会特派员蔡学彰在青田双溪勘灾时，“逢适华洋义赈会马先生在彼放赈，大小妇女环聚，待哺者几百数”[70]。20日，华洋义赈会放赈员马榕轩在青邑孔庙沿途散面粉9000多包，银5000两，还“电告上海会长多办面粉来处，或可多救数村灾黎”。[71]及时施与赈救，使得青田重灾区不少老弱妇孺免于号腹饥肠。在景宁，华洋义赈会派员沿途直接散发小银元，数量不菲。详勘灾情后，华洋义赈会又在全县“发米六百袋，棉衣十二大捆，面粉千余袋，苞芦数百袋”。[72]

上海绅商顾馨一、陆莼伯、席裕麒等人以温处巨灾哀鸿遍野，待赈孔殷，1912年12月在城隍庙创设沪立慈善协会，吁请各界同发慈心，“以喜寿礼仪移助急赈，或旧棉衣、麦饼、茹干交邑庙内星宿殿”[73]，并多方筹募。1913年初，胡锡堂还聘请留春园主徐金生筹提书资做饼助赈，最终捐助麦饼5000块。很快，又有多位善人、商号经募或乐助冬赈，约计洋千余元，铜洋近万枚。[74] 广仁善堂、仁济善堂等董事也乐善为怀，精详擘划赈灾事宜，慨助赈需。

通过前面详尽地考察民国元年温处水灾及社会各界赈济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慈善救济力量。它积极与其他慈善团体协力合作，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筹赈施救，先后面向灾区展开了颇具规模的急赈、冬赈、春赈等多项活动，拯救了大量的灾黎。中国红十字会首先利用上海《申报》等各大报刊来对温处灾情予以详细披露，多次发布乞赈广告，向社会各界呼吁劝募赈款，又通过征集入会会员筹募善款，便利了下一步的慈善救济活动的顺利展开。其次，赈济与劝募并举，同时选派查赈员亲赴现场勘探灾情，按轻重缓急酌量助赈，有助于散放急赈的有效进行。面对未死饥黎的骤发时疫，中国红十字会采取医赈兼施举措，筹组救疫、掩埋、放赈三队驰赴灾区，有条不紊地进行赈灾工作，收效显著。中国红十字会的温处水灾赈务，为民初红十字会水旱诸灾的慈善救济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积累了宝贵的赈灾经验，也在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处州漂没人口之实数》，《申报》1912年9月20日。

 [2]相关研究，请参阅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255页。

 [3]《屈巡按使出巡全浙文稿》卷五，出版者不详，1915年刊印，第134页。

 [4]民国《景宁县续志》卷十五，《风土志·祥祲》。

 [5]民国《松阳县志》卷十四，《杂事志·灾祥》。

 [6]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页。

 [7]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80页。

 [8]《温州商会报告灾情》，《申报》1912年9月21日。

 [9]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页。

 [10]《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10月）。

 [11]民国《丽水县志》卷十三，《兵戎·附灾祥》。

 [12]陈继达：《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3]陈继达：《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14]《红十字会温处赈灾务》，《申报》1912年11月5日。

 [15]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80页。

 [16]参见《浙江省办理温处水灾征信录》，浙江省巡按公署1915年刊印。

 [17]《温处奇灾善后策》，《申报》1912年9月10日。

 [18]《温处奇灾善后策》，《申报》1912年9月10日。

 [19]《浙都督电恳中央发赈款》，《申报》1912年9月16日。

 [20]《浙都督电恳中央发赈款》，《申报》1912年9月16日。

 [21]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2]《瑞安筹办急赈所成立》，《申报》1912年10月5日。

 [23]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4]民国《景宁县续志》卷十五，《风土志·祥祲》。

 [25]《温处灾民续命汤》，《申报》1913年1月14日。

 [26] 温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温州市志·政权政务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页。

 [27]《瑞安筹办急赈所成立》，《申报》1912年10月5日。

 [28]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9[《瑞安筹办急赈所成立》，《申报》1912年10月5日。

 [30]《中国红十字会敬谢来宾》，《申报》1912年10月4日。

 [31]《本会正会员沈道旭君经募嚣嚣子捐助振灾洋五百元敬谢》，《申报》1912年10月5日。

 [32]《筹募水灾棉衣、粮食、救疫、掩埋捐款》，《申报》1912年10月10日。

 [33]《中国红十字会谨谢三藩中华会馆李宝德君经募赈捐》，《申报》1913年3月14日。

 [34]《中国红十字会谨谢伍秩庸君交来巴拿孖罗传恩君英金四拾六磅》，《申报》1913年4月8日。

 [3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公启》，《申报》1913年1月3日。

 [36]《中国红十字会会员公鉴》，《申报》1913年1月10日，

 [37]《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本会会员沈道旭君经募嚣嚣子善士棉衣岁米洋三百元》，《申报》1913年1月4日。

 [38]《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哈少甫君经募石省齐善士洋壹百元》，《申报》1913年1月23日。

 [39]《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正会员颜韵伯君会费二百元》，《申报》1913年2月15日。

 [40]《温处灾后之大疫》，《申报》1912年10月5日。

 [41]《温处灾后之大疫》，《申报》1912年10月5日。

 [42]《红十字会温处赈务记》，《申报》1912年11月5日。

 [43]《红十字会队员救灾热》，《申报》1912年12月12日。

 [44]《红十字会定期欢宴队员》，《申报》1913年1月24日。

 [45[《义冢碑记》（据照片整理），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1页。

 [46]《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王镜清君》，《申报》1913年2月17日。

 [47]《中国红十字会宝塔捐》，《申报》1913年4月6日。

 [48]《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广州广九铁路局同人》，《申报》1913年3月9日。

 [49]《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申报》1913年1月22日。

 [50]《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申报》1913年4月12日

 [5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52]《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通告》，《申报》1912年9月29日。

 [53]《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广告》，《申报》1912年10月5日。

 [54]《浙江温处义赈会敬谢》，《申报》1912年11月18日。

 [55]《温处义赈会记事》，《申报》1912年10月16日。

 [56]参见《踏勘温处水灾日记》，《申报》1912年11月8日；《踏勘温处水灾日记（续）》，《申报》1912年11月9日；《踏勘温处水灾日记（二续）》，《申报》1912年11月10日；《踏勘温处水灾日记（三续）》，《申报》1912年11月11日。

 [57]《筹募温处义振会敬募赈款棉衣》，《申报》1912年11月7日。

 [58]《振华堂洋布公所经募温处义赈报告》，《申报》1912年12月7日。

 [59]《广肇公所代募温处义赈第一次报告》，《申报》1912年12月9日。

 [60]《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志谢》，《申报》1912年12月12日。

 [61]《筹募温处义振会志谢》，《申报》1913年1月15日。

 [62]《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散放衣米第一次报告》，《申报》1912年12月21日。

 [63]《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散放衣米第三次报告》，《申报》1912年1月25日。

 [64]《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通告》，《申报》1913年2月14日。

 [65]《催寄赈捐》，《申报》1912年4月5日。

 [66]《筹募浙江温处义务振会志谢》，《申报》1913年4月7日。

 [67]《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念四次报告清单》，《申报》1913年6月26日。

[68]《中华全国义赈会紧要广告》，《申报》1912年10月12日；《中华义赈会紧要广告》，《申报》1912年11月3日。

 [69]《上海华洋义赈会乞赈书》，《申报》1912年9月24日。

 [70]《踏勘温处水灾日记》，《申报》1912年11月8日。

 [71]《踏勘温处水灾日记（二续）》，《申报》1912年11月10日。

 [72] 民国《景宁县志》卷十五，《风土志·纪惠》。

 [73]《沪立慈善协会劝募急赈》，《申报》1912年 11月24日。

 [74]《敬谢助赈》，《申报》1912年12月2日、1913年1月6日、1月30日、2月22日。

依托政协委员平台  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

王 犁

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宗旨，中国的红十字会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发挥着积极而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协助政府处理突发性事件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近几年来，随着县一级红十字会在完善工作机制、理顺管理体制上不断向纵深和实质性转变，红十字会本身也焕发出了强大生命力和创新活力。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县级红十字会负责人和与红十字工作密切相关的人士纷纷加入各级政协组织，红十字工作者在政协这个大家庭中充分发挥本界别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致力履行建言献策和民主监督职能，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了红十字会在政府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作用。

一、“两会”凸现红十字声音，彰显人道主义力量

政协委员来自各个界别，代表本界别群众参政议政，是本界别群众中的先进代表。作为全市第一个来自红十字系统的政协委员，我在关注发展大局的同时，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重点放在了关注弱势群体上。近年来，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实际的工作中，我接触到许多白血病、尿毒症患者，其中多数因求医问药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甚至举债亲友乡邻，家人也因照顾患者荒废了田地或工作，没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每念及此，我感到非常痛心，同时也经常思考如何救助类似的重症患者家庭。在2010年元月6日上午的政协联组讨论会上，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以及市政府等领导出席，现场听取和答复委员的意见建议。受市政协医卫组的委托，我做了《关于有效解决大病贫困儿童救助的建议》的发言，阐述了大病儿童救助的现状、红十字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称赞这是关注民生的一件好事实事，并当场要求当年尽快建立大病儿童救助基金，提高大病救助标准，财政给予相应支持。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社会力量，更加扎实有效地组织开展好“博爱万人捐”活动，进一步增强市红十字会的救助能力和水平。现在，我市每年一度的“博爱万人捐”活动已成为全市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参与红十字事业、关爱弱势群众的平台。五年来，市红十字备灾救助基金已累计募集资金610多万元，其中四分之一以上资金用在以白血病为主大重病患者的救助上。

汶川大地震后，提升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应急处理能力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共识。为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的救护职能，在东台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我们撰写的《普及公众应急救护技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提案被市政协选为大会开幕式发言材料。从普及应急救护培训的重要性、紧迫性、可行性和保证措施等介绍了红十字会普及应急救护的意义、作用，以及如何培训，不仅得到市主要领导的重视，也向出席大会的四套班子领导和参会的30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委员宣传了红十字会在突发事件救援中的工作和作用。会后，东台市政府办公室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两年多来，在机动车驾驶员、体育教师、电工、旅游从业人员和14个企业中开展了特殊岗位人员卫生救护培训，已有2300多人拿到了了红十字会的救护培训合格证，为院前急救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依托政协搭建平台，凝聚社会关爱力量

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红十字事业是一项牵涉社会各阶层、多领域的社会性事业，单枪匹马的冲刺是难以奏效的。红十字会的发展壮大，需要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参与，需要众多的仁人志士和有经济实力、有眼光的实业家鼎力相助，携手合作，共同建功立业。人民政协具有团结协调的广阔空间和独特优势。两年多来，我始终把沟通思想、广交朋友贯穿政协委员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拓展我们红十字会工作的工作空间。通过邀请其他界别委员视察红十字会工作，吸纳一些政协委员和企业家代表担任红十字会常务理事或理事，邀请政协委员担任社会监督员，并参加红十字重大活动，恳请各位政协委员多关注、参与红十字会各项工作，努力帮助协调解决红十字会工作难题，同时积极牵线搭桥，联系凝聚社会爱心资源，合力推动我市红十字事业不断发展。

为建立以企业或爱心人士命名的专项红十字爱心基金，我会一直在和部分企业沟通。2010年下半年，经一位政协委员介绍，了解到江苏绿华菇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华先生热心社会公益，我会迅速与其取得联系，经过坦诚协商，刘先生一次性捐款10万元，成立“绿华·红十字爱心基金”，并协议承诺以后每年定期捐赠不少于一定数额，用于救助本市内孤儿、贫困学生和指定的弱势对象。到目前，“绿华·红十字爱心基金”己扩大至16.5万元资金规模，累计救助了35名孤儿和贫困中小学生、两名贫困大学生。去年5月份刘志华先生已被市红十字会理事会增选为理事，并授予江苏绿华菇业有限公司为“东台市红十字会理事单位”。

近年来，我们每次动用企业冠名基金都先向捐助方征求意见，经同意后组织实施，并邀请捐助方代表参与活动，赢得了捐资企业的广泛赞誉。在“绿华·红十字爱心基金”的影响带动下，经过市政协主要领导推荐，到目前为止，我市红十字会已成功设立企业冠名的爱心基金4 个，协议捐款规模62万元。虽然数量和捐赠总额仍不多，但已经为民营企业多途径参与基层红十字事业作了初步尝试，红十字会在企业界的影响不断提升。

“红十字事业是博爱事业，需要吸纳各方人士参与。所以我必须以十二万分的热情，与爱心人士多交朋友，争取更多的志愿者加盟，争取更多的善款支持。”昆山市政协委员、红十字会工作者刘超英女士道出了广大红十字工作者的心声。“两会”期间，我注重跟各位政协委员打招呼、谈心，利用开会的间隙广交朋友。通过政协委员们的介绍，积极推动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顾问、兼职副会长、理事和常务理事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其工作经验丰富、社会结交面广、信息渠道多的优势，为弘扬人道和民生事业牵线搭桥。去年上半年，经市政协一名副主席荐引，市红十字会和江苏应欣仓储有限公司达成联合建设备灾救灾中心的协议，由应欣公司无偿提供土地，市红十字会出资由应欣公司代建仓库350㎡。救灾中心已于去年六月份举行了揭牌暨启用仪式，结束了东台无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仓库的历史，该中心的建成将为东台和周边地区的人道救助和保障民生发挥直接作用。

三、契合关注民生主题，扩大红十字事业的影响力

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是民之所忧，也是党委、政府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市政协把关注饮用水安全、弱势群体保护等重点民生问题寓于调研视察之中，与议政建言紧密相联，市红十字会自觉主动融入到政协组织的各项民生视察、调研活动，主动建言献策，进一步促进、提升红十字工作，努力打造红十字博爱品牌。

三年来，市红十字会在理顺体制的良好工作状态中，能做到以政协为依托，向党委、政府积极呼吁，争取红十字会更好的发展空间，重点建设红十字会备灾救灾、博爱救助、社区服务体系，高度关注家庭贫困儿童、城乡弱势群体等救助对象，主动开展博爱进万家、扶贫帮困、助学助残等各种救助活动，切实为关注民生多办好事、实事、善事，塑造了红十字会的良好社会形象，红十字会工作得到更多基层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在规范城区“红十字示范社区”规模和服务的同时，稳步推进红十字关爱进农村、进校园活动。今年搞好“红十字示范村”试点建设，在学校继续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并在市特教学校开展东台首个“红十字博爱校”的创建；采取多种方式传播红十字博爱理念，鼓励和引导社会爱心力量捐款捐物。参与市政协牵头组织的“亮康行动”，先后拨款10万元用于白内障贫困患者的复明手术费用补贴，为500多例患者送去了光明。两年来向上级红会和本级企事业单位共争取了两座“博爱桥”和三条村级水泥路工程、31个村红十字卫生服务站项目，共筹集资金165万元，使“红十字助农”工作走进乡村、贴近民心。

近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做好红十字会工作与履行政协委员工作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我们期待红十字会工作在政协大家庭的关爱和支持下，更加积极向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反映民情，建言献策，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做到与政协委员建言献策作用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东台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东台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