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2011年1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在九届三次理事会上强调，“要深化理论研究，充分挖掘红十字文化内涵，推进红十字文化中国化，广泛传播人道理念，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这里提出了红十字文化传播问题，是颇富有时代意义的。那么什么是红十字文化？为何要传播红十字文化以及如何传播红十字文化？本文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什么是红十字文化，可以说见仁见智。大体而言，或可将红十字文化定义为“红十字组织在人道救援实践中所创造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这一系统既包括红十字会的理念、宗旨、原则、信条、价值观以及经验等，也包括与这些精神文化相配套的制度、规章、组织、条例等行为规范。其中，人道主义是红十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七项基本原则是红十字文化的集中体现。

一

传播是文化的核心功能和本质要求。红十字文化传播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红十字文化传播是红十字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红十字会是一个面向社会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组织，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来支持和参与，而这些都离不开宣传工作的先导。2011年6月，华建敏在浙江调研时强调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红十字文化，让老百姓真正理解红十字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红十字会近年来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尤其是去年的“网络事件”使红会的公信力受到极大冲击。据事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诊断式评估，宣传倡导不够是中国红会存在的四个比较大的问题之一。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指出，“公信力很重要的就是要宣传”，使民众知晓红会的历史与活动。红十字文化传播已然成为重建红会公信力的一柄利器。

其次，国内日益增长的人道需求呼唤红十字文化传播。

从国内看，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社会矛盾的凸显，都使得人道事业所扮演的“社会调节器”作用愈加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诚信和道德危机，利己主义蔓延、慈善意识淡薄，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漠视。不法商人唯利是图，无视人的生命健康，毒奶粉、毒食品、毒药品等事件层出不穷；相当一部分民众冷漠麻木，“小悦悦事件”等不断拷问着人们的道德良知。各种社会问题亟待红十字文化的道德催化和洗礼。

再次，传播红十字文化是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诉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当代中国亟待探索的问题。一般而言，社会的核心价值，必须是一种可以协调各阶层群体和各方利益的价值观，是一种求同存异，具有广泛代表性、基础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特点的价值观。而红十字文化宣扬人道主义，具有多元性和超越性。从来源看，除了基督教的博爱，还有佛教、儒家及伊斯兰文化等。因而它超越了国界、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及政治见解等，易于在各种阶层群体中获得认同。更重要的是，红十字文化还包含实践性格，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同化性，与生命理念（生命至上、生命平等）、灾害文化（科学避险、积极防范）、现代慈善价值观等一脉相承。[1] 这显然符合以上诸多特点，完全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一己之力。

二

红十字文化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传播红十字文化以推动其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千头万绪。这里仅切入传播学的视角从共时性的层面稍作考察，即对传播活动的结构、环节和要素进行解剖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讯息、媒介、接受者和传播效果五大要素。具体而言，在红十字文化传播中应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高度重视人力因素在红十字文化传播中的核心作用

传播者在文化传播中处于主导地位，红十字文化传播的主体当然要落实到与红十字会相关的人才队伍上。红十字文化的传播不仅需要领导人才，也需要足够数量的红十字运动理论家和建立一支长效持续的宣传队伍。

在红十字文化传播中，领导者的提倡和引导发挥着名人效应，而“领导的实质就是影响别人。”哈罗德•孔茨说：“领导是一种影响力，或叫做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艺术过程，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群体或组织的目标而努力。”[2]在近代，红十字会总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等领导层的“玉照”、演讲词在红十字报刊中俯拾皆是。在征募运动中他们更是充当先锋角色，积极奔走呼吁国人赞助红会不遗余力。根据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名人的示范带动无疑会在无形中强化普通民众对红会的认知度和支持度。

理论家的主要职责在于构建理论研究平台，组织出版各种理论著作；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专题理论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为红十字文化传播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而专业宣传队伍则专注于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将红十字文化普及开来，内化为民众的生活常识。

无论是领导者、理论家抑或宣传队伍，从本质而言都属于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播中具有灵魂地位。依据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化的传播和渗透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来实现的。知识分子扮演着使文化合法化即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功能。“文化上的领导权又是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学校、报纸、书刊、教会，乃至对家庭的控制，把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审美趣味、行为规则和思维习惯，渗透到市民生活的各个层次和角落。”[3]由于这种影响的潜移默化，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产生“一致同意，舆论一律”的强大社会心理效应。由此启示我们，红十字文化传播亟须培养一批与红十字会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集团”，用教育、宣传等手段逐渐地引导社会大众的心理结构，促使民众自觉地认同和践行红十字文化。

其二，提升红十字文化的感召力是推动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关键

红十字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十字文化的感召力。依于清亚的观点，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之实践活动、从事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人之奉献精神以及激励机制等，都是决定红十字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因素。[4]因而不断加深对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的研究，揭示其科学内涵，并致力于对基本原则的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才能形成感召力。

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的实践活动，也是形成红十字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因素。这里要强调的是红十字文化传播还必须在更新观念上多下工夫。诚如江西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方娅所指出的，“红十字事业要加快发展，就要大力宣传红十字精神并在宣传上做出‘新’意……虽然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宣传，但为什么还未被大多数人所了解？从事社会救助活动的机构和单位现在很多，有全国青联的‘希望工程’、全国妇联的‘春蕾计划’、还有全国残联、全国慈善总会等等，他们的宣传工作和招募对象也大都类似。我们怎样将内容相同、形式相似的活动在宣传上脱颖而出？关键在于我们要开动脑筋，做出‘新’意来。我们红十字会的宣传工作应具有吸引力、感染力，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5]诚然，在全国从事社会救助活动的机构和单位非常之多，其宣传工作也大都类似，如何凸显红十字文化的特色，形成品牌效应显得弥足重要。

在实际取向上，权利和义务要兼顾，贴近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心理需求。例如，不仅是向会员收缴会费，也应为会员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民国时期就有赠送马戏券及推行健康体检等待遇；不仅是发动民众无私奉献，也应对贡献突出的人实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还可尝试仿照《献血法》鼓励义务献血的有关条例，规定对红十字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在他们自身也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社会应该优先提供大体相当于他们贡献量的无偿帮助，以此激发捐献者的爱心。对企业而言，则可强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公益项目的市场化运作。通过提高捐赠扣除标准、简化减免税程序以及和企业合作举行慈善义拍，发展企业“留本冠名基金”等方式，有效激发企业参与红十字捐赠的积极性。

其三，强化媒体攻势，构建与大众媒介的良性互动平台，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现今时代，不管承认与否，媒体在文化传播中起着导航和潜在的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时刻进行着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因而要传播红十字文化就必须积极探索大众媒体参与红十字事业的有效方式，大力宣传和普及红十字价值观。这里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充分发挥红十字机关报刊自身的传媒力量。以《中国红十字报》为例，应明确办刊宗旨和服务人群，以扩大读者群。以史为鉴可以获取丰富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利器——《红十字月刊》，在创刊之初，即开宗明义，“本刊将是一本有益于人生的综合性的刊物”，所要具有的风格，“讲外表，希望的是有文，有画，有诗，有歌，有颜，有色；讲内容，希望的是密迩生活，紧跟时代，接近老少，踵继高明。”而《红十字月刊》最大的目标，“不是把这本刊物，专给从事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一种读物，而是要把这种刊物，献给广大读者之林，必须是与人人而密密生活在一起的读物。”[6]作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机关报，《中国红十字报》有必要革新面貌，“翼彼新苗”，适当扩充版面，丰富理论探讨、康乐常识、国际红十字运动动态的容量，以最大限度地吸纳读者群。除此之外，积极构建与其他大众媒体的良性互动平台也至为关键。要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在红十字文化传播中的舆论引导、建言献策和监督协调功能，“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和方法，完善信息公开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话语权，运用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红十字先进典型，传播红十字理念，提升红十字品牌”[7]，使红十字文化弥漫社会的每个角落。

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与大众媒介社会教育相对应的则主要是学校教育。学校是比较集中的培养人才的场所。红十字人道主义教育理应纳入中小学学生德育培养系统中。红十字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仅流传了大量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而且积淀了救护训练、卫生常识及健康教育等素材，极易设计开展教学。民国时期，对红十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这一问题，曾有系列理论文章加以探讨[8]，可资借鉴。

其四，尊重受众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传播者通过信息作用于受众心理，受众对所接受的讯息也会做出反馈。一般而言，传播效果与受众的社会地位、身份、心理观点和立场等方面相关。受众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传播效果的最后鉴定者。在进行传播时要因人而异，有的放矢，“投其所好”，才会引人“兴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受众慈善意识的发达与否也直接影响传播效果。

此外，负面事件的冲击也是制约红十字文化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红十字作为最大的品牌，其荣枯直接系于公信力。因此一定要加强红十字品牌保护和公信力建设，对于滥用、冒用、盗用红十字名义的不法行为必须严惩。毋庸讳言，在近代法制尚不完善的时代，假冒红会诈捐、骗捐以及盗卖红十字旗帜、徽章等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红会却赢得了较高的美誉度，个中缘由之一即中国红十字会对各种负面事件的严肃惩处。不仅登报声明警告，更制定惩罚法，求助警局，采用刑事手段对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而且采取悬赏金钱和名誉奖赏的方法广泛发动民众，以最大限度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相比之下，“网络事件”中，中国红十字会遭受巨大的名誉损害，而肇事人却逍遥法外，严重影响了民众对红十字文化的响应力。因此，加强危机公关能力，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也是推动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关键因子。

三

从历时性层面而言，以史为鉴，加强对红十字文化在中国传播和流变的历史研究，可以为当今的红十字文化传播提供深厚的根基和养分。

红十字文化具有连贯性和扩散性，一经登陆中国即开始传播的历程。近代红十字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总结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泛开展以红十字报刊为载体的文化事业，加强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倡议设立红十字博物馆，开办阅览室，提供图书阅览服务等；二是一批理论家群体和专业人才队伍的涌现，孜孜开展理论探索和技术指导[9]；三是公开透明的征信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引导，采用一些“迎合”本土民众心理需求的宣传方式和策略，如嫁接传统文化、颁发勋章、诉诸功德、宝塔捐、名人效应等；四是创新和扩展业务活动，针对社会需要进行服务。中国红十字会在人道救助实践中所积淀的这些宝贵经验是一笔不该遗忘的财富，尤其值得挖掘和继承。

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相互交织和统一，共同构成了红十字文化传播系统。一言以蔽之，红十字文化传播的要义在于传播过程中各个环节、要素的紧密配合与相互协作，扩展而言，即公共关系之建立。这里套用杨宝煌的观点作为注脚，“红十字会要建立普遍的社会关系：每个人与她的关系，要建立与地方上领导力，物资来源，有关业务协助以及所有地方人士的关系；要建立与政府机构的关系；要建立不幸者与她的关系，与分会总会的密切关系。”[10]当这些公共关系面面具立，交织成一张畅行无阻的巨网时，红十字文化传播的阻力自然会迎刃而解。伴随红十字文化传播的蓬勃开展，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红十字文化理念也必将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贡献积极的力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和谐苏州”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苏州市红十字会当代发展片论

倪敬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检验标准。红十字会作为政府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这从苏州市红十字会的当代发展中可见一斑。

    苏州市红十字会诞生于1911年，迄今已经历百年的风雨历程[①]，无论是缘起还是发展都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百年来，苏州红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成为社会保障与社会建设中一支重要力量，是构建和谐社会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苏州，一块人道的宝地、慈善的福地。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苏州市红十字会已经历三个历史时期。百年间，苏州红十字运动波浪起伏，蔚为壮观。从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的吴江籍清廷官员施则敬，到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都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催生的苏州红十字会，到苏州红会开展战地救护、建立时疫医院；从淞沪抗战的红十字旗帜，到多位国民党元老及将领为常熟红十字会题词；从过去诸多积德行善的士绅名人，到现在千千万万乐于奉献的爱心市民……这一切足以证明：苏州红十字会运动的缘起与发展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②]。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苏州红会继往开来，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高质量完成省政府实事工程，规范和提升“三救”、“三献”工作，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开创红十字品牌。无论是推进苏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进程，抑或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苏州红会功不可没。可以说，苏州红会称得上“和谐苏州”建设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苏州红会的“亮点”工作很多，这些亮点，既是“和谐苏州”建设的助力，同时也是“和谐苏州”建设成果的折射。主要亮点有：

    其一，理论建设成绩卓越。苏州红会积极开展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理论研究的新模式。2005年12月7日，苏州市红十字会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联合发起，成立全国第一家“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红研”中心在市政府及市红十字会领导支持下，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出版三大系列丛书：一是《红十字运动研究》年卷系列。作为全国第一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理论年刊，自2007年创刊至今已连续出版7卷；二是《红十字书系》，已出版《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苏州红十字会志》、《苏州红十字会志资料长编》、《苏州红十字百年纪事》、《昆山红十字运动发展史》等；三是《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系列》，已出版《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辉煌十五年，1950—1965》、《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等。其中《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荣获江苏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荣获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③]。“红研”中心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国红会前会长彭珮云及现会长华建敏的认可和肯定，并寄予厚望[④]。理论研究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也为苏州红会在“和谐苏州”建设中发挥作用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其二，网络信息化建设与时俱进。2006年5月8日，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开通网络平台——红十字运动研究网站（http://www.hszyj.net），是为全国第一家公益性学术性网站，网站并创办《红十字运动研究》电子期刊，为传播红十字文化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苏州红会不仅在全国较早开通网站，而且及时发布捐赠信息，善款使用公开透明，提高了公信力，成为“和谐苏州”建设的一个窗口。2012年8月，苏州市红十字会启用备灾救灾仓库管理系统，对物资来源、分类、去向等基础信息进行梳理，提高红十字会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进而推动建立规范、透明、高效的红十字会。信息化建设与时俱进，既是“和谐苏州”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必将为“和谐苏州”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其三，“善”字系列救助品牌彰显特色。2005年以来，苏州红会实施“善”字救助计划，包括：“德善”，救助贫困 尿毒症患者；“明善”，救助贫困眼疾患者；“诚善”，救助贫困学生；“义善”，救助贫困白血病患者；“吉善”，救助贫困急诊儿童；“仁善”，针对外来人员医疗救助等。除此之外，还创办老年康复医院和博爱学校，开展“一老一小”服务。目前，我国老年人越来越多，而老年关怀工作相对滞后。苏州红会积极创办老年康复医院，关怀老年人晚年生活，传播了红十字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和谐社会理念。同时苏州红会启动“博爱助学——关爱外来务工子女”活动，关心外来务工子女的健康成长；创办矫治脑瘫儿的机构，关注特殊群体健康成长。所有这些善举，对改善民生，构建和谐苏州，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其四，发挥区域优势，推进红会工作。苏州红会除为本地困难群体提供大量服务，而且发挥区位优势，先后与江苏盐城、四川内江建立友好协作关系，对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红会给予难能可贵的支持与帮助[⑤]。此外，鉴于苏州外向型经济发达，外资云集，苏州红会主动联合外资企业，通过设立项目开展定向救助，树立外企形象的同时，推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造福苏州社会。如2005年2月3日，飞索和超威半导体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与苏州红十字会启动“德善”救助计划，救助贫困尿毒症患者。在如火如荼的“三区三城”建设中，为实现现代化苏州、和谐苏州、平安苏州、宜居苏州、文明苏州，我们有理由相信，苏州红会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红十字会是联系党和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缓冲带。红十字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历史所赋予的神圣职责，也是红十字会职能所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之规定，红十字会有七项基本职能，即：①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②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参与献血工作，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③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④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⑤宣传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⑥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⑦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关注弱势群体，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事实证明红十字事业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有利于服务和谐社会建设。苏州红会的当代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新时期，红十字事业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苏州红会要在构建“和谐苏州”进程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红十字品牌工程，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力。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专兼职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具有“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是加大宣传筹资救助力度，不断改善民生，进一步关爱弱势群体。以纪念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世界志愿者日、世界艾滋病日为契机，举办系列活动，扩大红十字品牌的知晓率，动员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和谐苏州”建设中来。

    三是努力推进“三献”工作取得新成效。尤其是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加大统筹协调办度，扩大捐献志愿者资料库库容，仍任重道远。

    四是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服务能力。目前我国公益事业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的治理机制尚不健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工作经验、职业技能都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红十字事业的发展，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红十字会工作。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壮大志愿工作者队伍，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和谐苏州”建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11至2012年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

郭进萍

    红十字运动研究自上世纪末进入学术界视野以来方兴未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鉴于此前已有多篇相关研究综述对红运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加以梳理[1]，笔者仅就近两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现状略作考察，以期对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一

    2011至2012年，红十字运动研究继续推进。相关专著达10余部之多，主要集中在专题研究、区域研究和资料整理等方面。

    专题研究方面，以救护总队和红十字外交为重头。《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2]一书运用大量历史档案，对战时救护总队的组建、组织体系、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工作及防疫工作进行了条分缕析，比较完整地再现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历史风貌。《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2009》[3]则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间的红十字外交作了开创性研究，分析了红十字外交在战争、和平及祖国统一等不同场域所发挥的作用，对深化红十字运动研究，丰富“红十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域研究方面，则呈现遍地开花之势。2011年，一些地方借庆祝红会百年华诞之机，相继推出了《山西省红十字会百年史》、《苏州红十字会百年纪事》、《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济南市红十字会百年大事记》、《厦门红十字百年回望》、《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史》等著作，蔚为大观。2012年《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4]一书的出版，堪称一大亮点。该书在时间上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百年历史，在区域上覆盖长三角、华东、江西、安徽、山东、江苏等地，在内容上涵盖组织建设、战争救护、灾害救济、疫疠防治、红十字青少年运动以及新时期的“生命工程”等领域，再现了区域红十字运动发展的几个断面。更可贵者，该书还对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理论作了探讨，建构了区域研究的对象、结构与方法，颇有指导意义。此外，《四川灾后重建志》、《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1988-2010）》、《南汇红十字志》等著作的出版，也都拓宽了区域研究的广度。

    为突破资料建设滞后的瓶颈，以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两年间相继出版了4卷本230万字的长篇巨制《〈申报〉上的红十字》[5]以及60万字的《<大公报>上的红十字》[6]，两相参照，堪称近代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资料宝库，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为推进红十字运动当代史研究，池子华等又主编了《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2005—2009》[7]一书，记载了5年来红十字会重大活动和与红十字会相关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检索现时段红会史事的重要工具书。

    此外，《红十字运动研究》2011年卷、2012年卷、《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红十字事业管理》、《联手的力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评估报告》等著作也都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容。

                                   二

    近两年来，关于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论文发表了不少，接近50篇，涉及红十字危机管理、组织建设、社会救助、国际交往等多个领域，既有历史审视，更有现实思考，也有热点反思，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下面拟就其讨论的若干焦点问题，概述如次。

    （一）抗战中的红十字会

    对抗战时期红十字会的研究是近两年来的一个热点，涉及组织建设、抗战救护、难民救济、红十字外交及国际援华等领域。池子华撰文从分会组织建设及其成效、“红十字周”：征募工作的新范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及争取外援的“外交”四个部分系统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务”与“外交”[8]。戴斌武重点考察了战时三合一政策的推动、运作和贯彻实况，指出救护总队在贯彻战时三合一政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9]董根明分别从征求会员运动、重视培训医护人员及救护伤病兵、难民等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整建与救护工作作了梳理，并顺带论及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指出“将国际红十字组织所奉行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相结合，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的思想指引。”[10]孙语圣撰文从昭告日军侵华野蛮行径、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接受境外捐助、出席国际红十字会大会及援外活动等方面概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交活动，称“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对外交往，是战时中国外交的主要组成部分。”[11]阎智海从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背景、概况、渠道、特点、成效及影响等方面系统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华活动。[12]此外，董晓航、高翔宇也对国际红十字会对华援助的概况、特点和意义作了考察。[13]

    （二）社会救助

    关于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救助，研究成果聚焦在疫疠防治和红十字医院两大方面。关于疫疠防治，李慧对1912—1937年间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华东地区疫疠防治的史实作了系统考察，分别阐述了红会的预防和救治措施，探讨红会的疫疠防治举措对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14]池子华、郭进萍以1918年浙江时疫救治为中心，对红十字会在此次活动中的得失进行透视。[15]在红十字会医院的研究上，向常水专门考察了湖南红十字医院的创办、改组、活动及其在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地位，指出“它为当时湖南的战地救护、疫病防治、卫生普及、公益捐助贡献良多，有力促进了湖南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有效缓解了战乱灾荒时期的人道危机。”[16]蒋露对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在1904—1927年间的建立、发展概况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初步梳理。[17]

    社会服务方面，高鹏程对抗战复员时期红十字会沙眼防治的动因、措施和特点做了考察，指出沙眼防治成效的取得“与其说是红十字会作为医疗社团的民间行为，不如说是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医疗服务机构的政府行为。红十字会沙眼防治实质上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卫生建设的取向。”[18]吕志茹集中考察了“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冬令救济工作的缘起、措施、物资来源和工作局限。[19]兰艳则重点梳理了1949至1978年间中国红十字会的国内外救助活动，包括国内赈灾救灾、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战地救护、协助日侨归国、国际灾难援助等方面[20]，书写了红十字会在建国初期的博爱襟怀。

    （三）国际交往

    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参与国际交往是红十字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上文提到的抗战时期红十字会的外交活动及国际援华行动外，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援外活动也是学界的考察热点。围绕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援救活动，池子华、代华相继撰文对这场灾害的特征、日本当局的救灾路径以及处置灾害的特点作了阐述[21]，并专门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在这场震灾中的救援行动，揭示此次援救活动人道、理性的特点。[22]孙语圣侧重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史实，指出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发起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派医疗队前往日本救护；千方百计地将在日华人分批运送回国，并及时给予安顿和治疗；接待日本访华道谢团代表，积极推动中日民间外交，以期改善中日关系。[23]中国红十字会的援外行动充分彰显了红十字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四）危机管理

    2011年，“万元餐”、“网络事件”的相继发生给红十字会系统带来巨大冲击。如何应对危机，提升公信力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学界、业界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从红十字会产生危机的原因、危机管理的策略等层面作了有益的探讨。关于红十字会产生危机的原因，刘畔指出长期的官办官化是导致红十字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解决之道在于红十字会要去官办性，回归其民间性。[24]杨红星、郑红艳则指出管理体制的错位是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频现的一个重要根源。[25]郭进萍以“微薄风波”为个案，重点梳理了这一危机所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指出红十字公信力的建立与官办抑或民办，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加强监管、问责等制度建设。[26]

    就危机管理的策略而言，池子华、邓通强调要关注危机协调和沟通能力，构筑危机救援联动机制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 度。[27]张立明、刘斌、张孚传也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建立危机处理预警应对机制，密切与主流媒体的合作关系，建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28]李建强从公益项目合作的规则性和制度化、款物运作过程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以及志愿服务的广泛性和专业化层面探索红十字信任危机中的发展之路[29]。黄震也强调慈善组织要从信任危机中突围，须整合各方力量，从制度（包括信息公开机制、投诉处理机制、审查机制和履约评估机制等）、法律、宣传、自律联盟、理论研究等方面多管齐下[30]。上述文章均强调在加强危机管理能力中制度建设的核心地位。此外，李燕萍等引入组织合法性理论，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处理为例，讨论了组织合法性获得与维护的策略，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在面对危机时采取了较多的叙述与辩护策略，而较少运用印象管理与愿景展现策略，自始至终都围绕着‘郭美美事件’被动地进行叙述与辩护，以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声誉，而缺乏在更大范围内对其行动与作为的印象管理与愿景展现，这不仅使组织合法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公众认同与支持该机构的广泛基础”[31]，颇有启发意义。

    （五）其他

    关于辛亥革命与红十字运动，池子华撰文分别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双向互动以及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新建分会的数量进行了考察和确认。[32]李松则着重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获得新发展的动因，指出“惨烈的战争环境、开明的政治环境、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此阶段的发展动因。”[33]

    关于红十字会与政府和政治的关系，羡萌通过考察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运作方式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指出“既与政府合作、又适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慈善救济团体的一个重要特征”[34]，也是红十字会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徐国普则系统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江苏红十字会所经历的两次组织整顿，揭示“红十字会的组织发展，总体上与社会运行呈正相关关系”的特点[35]。杨红星、郑红艳以“金门协议”的签订为个案，考察了红十字会在两岸关系变迁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指出红十字会是打开两岸关系坚冰的使者。[36]

    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理论方面，崔家田强调红运史研究重心应向地方分会适当下移，研究中心进行适时调整，加强并深化“作为语境的红会”与“作为人的红会”的研究，以期实现红会研究从“以红会为红会”到“以红会为材料”的研究范式调整。[37]

    此外，还有系列文章对红十字会的募捐活动、高校红十字志愿者组织、红十字备灾救灾体系建设及海上红十字地带[38]等问题展开积极探索。篇幅所限，在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现状为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领地，对红十字事业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注是近两年来红十字理论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三

    两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蓬勃开展，无论是研究时段、领域抑或资料建设都得到进一步拓宽和推进，但总体看来，有关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尚存在思维模式有待更新，研究内容需要拓展，资料的征引范围需要扩大等问题。

   首先是研究的不平衡性，研究领域有待拓宽。

   目前红运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红会热点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红会历史功绩的概述性、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等领域。其中也存在对某一专题开展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倾向，加之研究者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商榷，形不成对某一问题的学术争鸣，使得研究范围虽然比较集中，却给人零碎之感，难成体系。而对红十字运动多边关系（如红十字运动与本土慈善文化、关键人物、舆论宣传的关系等等）及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则成果稀少，几乎形成“断层”。在笔者看来，大力挖掘红十字历史文化遗产不失为拓宽研究领域的一个着眼点。一方面，红十字运动在一百多年人道救助实践中所积淀的宝贵经验需要挖掘和总结。比如红十字会与大众媒体的不解之缘及动员民众参与红十字事业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红十字运动史所遗留的诸多谜团也有待破解。比如红十字文化是如何本土化的？一般民众对红十字会的响应力如何？标榜民主和科学的知识分子对红十字会基于功利的迷信宣传又作何反馈？又比如红十字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意区分自己与其他慈善团体的不同，并公开宣称慈善事业是功利的、消极的，而红十字事业则具有服务性和积极性。这种对慈善认识的转变，个中缘由何在？颇耐人寻味。这些谜团无疑为红运史研究呈现了广袤的领地。

    其次，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学理性亟待加强。

    研究者大多将红十字运动史置于社会保障史、灾荒史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侧重史实的叙述，结论往往归于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彰显或对社会的调节控制作用这个刻板的套路中。问题意识的缺乏加之历史文献分析法的局限，使红会史研究很容易陷入叠床架屋的困境，缺少整体史的学术关怀。以区域研究为例，目前，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虽蔚然成风，但大多属于红十字运动的“区域化取向”，骨架虽有却缺少血肉。或许可以套用苏全有对铁路史研究的话语来形容红运史区域研究的尴尬处境，“就区域而言，存在着广袤的处女地有待开垦，就是已有研究之省份、地区也大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因为现存对各地红会史的研究往往是平面描述，理论色彩淡漠，深度不够，缺乏富有启迪性的剖析。”[39]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区域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研究中必须放开视野，跳出区域的束缚，大力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彰显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学理性。事实上，所谓区域并非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系统。所以在开展研究时须着眼于探讨区域各要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勾连关系，一方面探寻红十字运动的普遍性、规律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彰显独特性和典范性。

    再次，要高度重视档案在研究中的地位。

    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解密，尤其是晚清外交孤本档案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馆藏档案的公布，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在成立前后的许多历史谜团也得以解开，官方的力量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参与其间，这可以厘清和修正关于红十字会起源的一些看法。再者，档案中涉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大量的交涉实况，对早期红十字外交研究也大有裨益。此外，红十字会救济华侨和俘虏的资料也很集中。因而，从时段上看，可以对晚清和北洋时期的红十字运动史实进行深入开掘。

    总之，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红十字运动研究存在广阔的开拓空间，而且无学科门户之见，对任何愿意耕耘这块沃土的学者都随时敞开大门，期待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繁荣景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09年微探末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昆山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一书付梓出版了，全书科学地、历史地总结了昆山市红十字会工作的经验；客观地、全面地呈现了昆山市红十字会工作的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积极替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是，在撰写过程中，关于谁是昆山红十字会首任会长，迟迟不能定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1990年《昆山县志》编纂中，都将方还写为昆山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一直沿用至今。然而，随着《昆山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一书的组稿完成，在校稿与研讨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昆山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不仅是方还，还应该有另外一人。

    方还(1867～1932)，字惟一，原名张方中，又名方还，晚号螾庵。新阳(清代割昆山西北境置，民国元年复并入昆山)蓬阆人（今江苏昆山市）。父名方赓，早亡。幼失怙恃，育于嘉定钱门塘张家，袭张姓。此有两说，蓬阆、昆山的老一辈人士均说他入赘张家，也有一说是任援道先生撰写《方螾庵先生传》中则作“育于张先生，袭张姓”。今两说并存于此，以待进一步考证。惟一早岁博览勤学，好为古文辞，尤工于诗书。光绪十一年 (1885年)以第十名考取新阳县学生员(俗称秀才)，逾年补廪膳生员，光绪年间又成为例贡。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请准归宗，由张姓更为方姓，起号方还。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专门请教了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池子华教授，恰巧池教授正在编辑出版《<申报>上的红十字》一书，他给我们提供了几份申报上的资料。其中，《申报》1924年12月11日有则消息称：“昆山红十字会分会，于江浙战事中，办理掩埋救济等事，均极尽力，成绩颇优。会长□、方两君，因鉴于昆地向无公众医院，一遇紧急之秋，或疫疠流行之候，临时设施，颇形不便。”“方”前一字为何字，成为一个谜团。为了看到原作，特地到上海图书馆借阅了1924年的《申报》，果然看到了这则消息。可惜的是，“方两君”前面一字仍然看不清。具体是何字，谁也不敢确定。而且，此人列在方还之前。按照中国的排位，排在前的往往比排在后的官职、地位要大，要重要。

    继续查找1924年的《申报》，在10月5日中有一则消息：“嘉定红十字会分会戴思恭，昨致函昆山红十字会分会，希望代陈彼方当局，勿滥掷炮弹炸弹。函云：景沂、唯一先生阁下：本月四日，接□上月所发大函，悉贵会于九月一日成立，又得两先生出而担任，造福梓桑，敬佩敬佩。”此处唯一确为方还（“唯”同“惟”）位列景沂之后。景沂为何人仍然没有解开，但地位确实比方还重要，也确定会长为两位。

    根据编写昆山第一部县志老师的口述，当时有人在编写过程中看到过王颂文担任过昆山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但具体资料已无处查找。王颂文（1865～1942），昆山玉山镇人，谱名仁曾，字沂仲，号耻庵，是昆山第一座新式学校“樾阁学堂”、马鞍山公园（今亭林园）和昆山县中（今市一中）的创立人之一，1911年任昆新教育会总理，之后又出任昆山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局长。依据相关口述资料，汇总了王颂文和方还的史实材料。通过对比，认为当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人同时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时，正值1924年淞沪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为了凝聚力量，迎击敌人，两人同时就任会长。另外一种可能是，两人一位是会长，一位是副会长。如我们现在称呼副职领导时，一般将“副”字省掉，这样可以抬高后者的地位。我们在《昆山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一书中，将王颂文、方还均写为首任会长。以期将来有更多的史实资料加以佐证。

（作者单位：昆山市红十字会）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生防疫运动

丁泽丽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疾病、战争和饥荒通常被称为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他们通常并驾齐驱肆虐于人间，不仅带给人们痛苦和恐慌，有时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衰退，甚至于国家的消亡。”[1]战争、饥荒，历史学家已有过多关注，但“疾病史、医学史、卫生史及其社会生活史在我国的研究一直较薄弱”。[2]直至20世纪80年代，梁其姿推出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揭开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序幕。90年代，张剑光先生《三千年疫情》一书的出版，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目前疫病研究日益兴盛，但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例，利用方志、卫生志、党史资料、回忆录等资料对革命根据地疫病流行情况、引发疫病流行因素及疫病防治加以论述。

    一、疫病流行

    疫病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两种特性。《新华词典》谓：“疫病是指流行性传染病的总称”[3]；《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流行性的传染病”[4]。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疫”的记载，但无明确解释，从《礼记·月令》“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考”可以看出，疫病的危害性较大。因此，“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性而且伤亡比较严重的疾病，病种广泛，既包括多种传染病，也包括某些非传染病。”[5]一般而言，疫病主要分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三类[6]。

    1930年3月，以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正式合并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其地域涵盖“湖北省的黄安(红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浠水、黄冈、广济；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含今新县)、罗山、固始、潢川、信阳；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丘、潜山、太湖、宿松、英山(今属湖北省)等二十余县。”[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蔓延苏区。三类疫病流行情况分述如下：

    （一）传染病

   鼠疫、天花、霍乱是传染病中的主角。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传染病以天花、霍乱为主，二者之中后者为重。天花在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英国历史学家纪考莱将其称为“死神的忠实帮凶”[8]。晋代葛洪《肘后方》也明确指出“不即治，剧者多死”。[9]古今中外，死于其下之人不计其数，一些帝王也难以幸免，如：同治帝、顺治帝、伊丽莎白一世等。而牛痘则是这一病魔的克星。然革命根据地地处山区，经济、文化、科技水平极为落后，同时，根据地初创之时，各项设备缺乏，医药卫生落后，牛痘普及千家万户不啻为天荒夜谈。1949年以前的20多年中，安徽全省只展开4次预防注射，每次注射不过数千人，天花、霍乱等急性传染病连续在57个县、市肆虐[10]。1930年天花在苏区流行，死亡甚多。与之相比，霍乱对苏区的侵扰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伍连徳考证，霍乱于1817年由国外传入我国[11]，“是一种由霍乱弧菌所致之急性胃肠道传染病，临床上以剧烈之上吐下泻及继发之脱水为特征”[12]，经水、食物、苍蝇以及日常生活接触而传播，其中水型传播为最重要的途径。1931年，长江大水，“灾情之重，近□罕见”[13]，“疫病流行，势不能免”[1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深受其害。1932年长江水患，霍乱流行，河南全省受害，大量民众死亡，波及安徽19个县、市，患者达3349人、死亡1214人[15]。另外，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时有发生，夏秋季节发病率较高，危害极为严重，1933年在苏区流行，死者相望，有的村庄甚至无人抬棺。

    （二）寄生虫病

    疟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流行的寄生虫病。疟疾“是以疟原虫为病原，分间日虐、三日虐、卵圆虐和恶性虐原四种，临床上以阵发性高热，脾肿，贫血与白血球减少为特征”[16]，以蚊虫为媒介进行传播，八、九月发病率较高。1932年“Jottmazg 氏报告河南省南部疟疾流行，共查血370人，原虫阳性者298人，其中恶性虐占80%，间日虐占18%，三日虐占1%，未定种1%”[17]，1935年“信阳县疟疾大流行，几乎家家有病人，稻子成熟，无人收割” [18]；1936年，疟疾在安徽省大流行[19],根据地损失惨重。

    （三）地方病

    地方病具有地方性区域特点，因地而异，主要发生在山区、牧区等偏僻地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大别山区，地方病发生不足为奇，主要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山区民谣：“山高水恶，疱颈（地方性甲状腺肿），气脚（指丝虫病），癞痢（指秃疮）多，傻子（指克汀病）四季屋里坐，日日夜夜受折磨”[20]，形象描绘出地方病为害苏区的情况。

    二、疫病流行的因素

    疫病的发生，有自然环境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鄂豫皖革命根据也不例外。

    （一）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涉及范围广，本文仅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殊的气候、地理因素进行论述。

    其一，气候因素对疫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温度、湿度、降雨等方面，其对虫媒型传染病及动物性传染病影响最大。鄂豫皖根据地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为病菌的孳生与传播提供了环境，因而夏季是疟疾、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值得一提的是，气候因素作用下的干旱、洪涝灾害严重影响疫病发生。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是气候不稳定性带来的结果，它与疫病发生密切相关，“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干旱、洪涝自然灾害均可致疟疾爆发流行，因为洪涝环境中有助于中华按蚊数量增加，干旱环境中有利于微小按蚊孳生。1931年，长江大水，《中央日报》登载《大水后疟疾和钩蟲病的防治办法》，《水灾与防疫计划》、《注意防疫》等多条新闻。干旱、洪涝灾害对农作物而言可谓致命打击，水稻首当其冲。鄂豫皖苏区以水稻种植为主，灾荒年间，苏区军民面临严重温饱问题，饥荒状态下，其对疫病的免疫力大为下降。

    其二，地理环境所致。事实证明“许多传染病都有不同的地理分布特点，特定的地理景观有特定的生态环境，维系着特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影响着大多数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分布。”[2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大别山区，千沟万壑，植被茂盛，以种植水稻为主，到处河网密布、水草丛生，蚊虫孳生，利于疟疾传播。从地理位置上讲，“河南省属疟疾的地方性流行区，疫情的波动和周期性暴发流行是其显著特征，间日虐流行于河南全省各地，恶日虐流行于北纬33°以南地区”[22]。安徽则处于南北过度地段，兼有南、北双方疫病，自古以来疫病不断，1376年（宣德九年）至1948年的500多年间，平均每六年就发生一次疫病流行，民国时期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流行性疫病发生[23]。此外，由于苏区分布着丰富的富氟莹石石矿、磷石灰矿和花岗岩且有些地方水源及土壤中缺乏碘及其它微量元素，致使某些地方病如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等不断发生。

    （二）社会环境因素

    气候、地理因素固然是疫病的诱发因素，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环境因素才是疫病蔓延的罪魁祸首。

    其一，国民党对苏区疯狂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占据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与京汉线以西的湘鄂西根据地和长江以南的湘鄂赣、赣东北根据地遥相呼应，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因而成为国民党重点“围剿”对象。军事上，1930年冬至1932年夏对其进行三次“围剿”；1932年秋，蒋介石亲率50万大军，对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因张国焘大搞“肃反”运动之故，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国民党疯狂屠杀苏区群众，制造“万人坑”、“死人沟”和“无人区”多处，1934年1月9日，英文版《字林西报》载文称，“在三百五十万人口的苏区，有1221257人被杀，外逃1662500人，两者共占人口的82.4%，原有17172人的箭厂河，被杀5320人，被迫外逃6808人，另有534个妇女被抢走卖掉，基本上人烟绝迹”[24]；1935年夏后，国民党采取“碉堡、倒林、地捕哨”三位一体的手段进行“清剿”，如1936年2月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为期5个月“清剿”，特别是1937年的“围剿”、“清剿”，严重破坏党组织、政权，大量医务人员被捕杀，医疗机构被破坏，箭厂河总医院的病房楼难以幸免，被敌人八十九师烧毁。国民党摧残下根据地尸横遍野，导致疫病流行。

    同时，经济上封锁苏区。在进入苏区的要道上，国民党驻扎武装截断商路，特别禁止食盐、布匹、医药、文具、纸张等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蒋介石还特别制定《匪区封锁条例》，严格规定封锁下列物资：“一食物类：谷、米、麦、盐、包谷、豆、甘薯、家畜等；二军事原料类：铜铁、白铅、硝磺、煤炭、汽油、棉花、电料等；三卫生材料类：医疗所需之中西药品等”[25]。此外，设立“民用日用品公卖局”，限量出售米、面、食盐、煤油等物资，以防群众多购后分给根据地军民。经济封锁之下，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陷于悲惨境地，《中央日报》就报道说：“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26]经济封锁加剧根据地生活困境，使卫生防疫雪上加霜。

    其二，苏区内部环境恶劣，亦为疫病发生之主因。为便于作战，苏维埃政权活动和存在的地区多是穷乡僻壤，经济十分落后的山区，环境艰苦可想而知，主要表现在居住生活状况以及医疗卫生两方面。

    生活居住方面，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地处大别山区，偏僻闭塞，老百姓住房多是用土草堆砌而成，单面开一小窗户，空气不对流，人畜混居现象普遍，白天住室里经常放马桶，空气质量极差；夏天室外露宿，赤膊睡觉，任蚊虫叮咬；冬季取暖，燃烧树根、枯枝，烟熏火燎刺激得眼泪汪汪，呛得喘不过气。群众长期生活于此种不良环境，烂眼、疟疾、秃疮、丝虫病等疫病发生不足为奇。红军情况更为恶劣，行军打仗无固定住所，夜晚多睡丛林之中，以天为盖，以地为床。夏季，丛林中蚊虫泛滥，当时既无灭蚊药剂也无蚊帐，疟疾频发。根据地物资供应困难，部队不能按季换装，伤寒流行在所难免。且粮食不足使部队中经常出现断粮饿死人的现象，旱涝年间，尤其如此，1933年部队断粮，疫病流行，因病、饿而亡达3000余人[27]。此外，战事紧急或突遭袭击，饭菜未熟，吃生饭、喝生水时常发生，肠炎、痢疾随之而来，甚至导致霍乱发生。《肘后备急方》指出“凡所以得霍乱多起饮食生冷染物以肥腻，酒脍，而当风履湿薄衣露坐或夜卧，失腹之所之。”[28]战局紧张，半月、一月不洗澡是常事，和衣而睡，身上长虱，病菌传播畅通无阻。项英也明确说“瘟疫的发生，主要的由于平时饮食和居住的地方不洁净。” [29]生活居住环境恶劣，疫病流行，然根据地医疗设备落后，防治疫病心有余而力不足。

    医疗设备方面，1929年，根据地成立后方总医院，之后各分医院和地方医院相继建立，但设备简单药品缺乏。大多数分医院和地方医院只有两三个体温计，两三个听诊器，几个注射剂，对于外科器材，只有几个普通的镊子、探针和剪刀，做个普通的手术都很困难，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根据地医疗医务人员被捕杀，医疗机构被摧毁，后方医院化身游击医院，缺医少药现象尤为严重，“当时抗疟药喹啉粉（片、针）很难弄到，只有少数重病人才能用到，疟疾病人多时就服用中草药胡柴等，或用大蒜、艾草灸疗，中草药也采不到时，有些患者只好听之任之”[30]；红四方面军转移后，预防接种停止，疫病预防形势更加严峻。

    此外，医药经费是医院又一难题，医院经常被迫捉案子，“所谓捉案子，又称捉票、绑票、意即捉拿，扣押人口，让其家人拿钱赎回。”[31]当然，“捉案”对象明确，地主、豪绅首当其冲。医药经费缺乏，医疗器械落后，药品供应不足，三者连锁反应严重降低疫病防控效率。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各种疫病蔓延理所当然。《中共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卫生问题亦是严重的问题……将来恐怕会发生大疫。”[32]

    三、卫生防疫运动的开展

    在这种复杂环境的作用下，疫病蔓延不仅给苏区群众生活带来不便，而且造成大量军民死亡；同时使苏区经济困境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造成战斗任务无法完成，甚至被迫变更作战方案。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在苏区广泛开展。

    （一）苏区政府强力推动

    面对疫病肆虐，苏区政府尽力健全医疗机构、完善医疗设备增强卫生防疫能力，颁布卫生指令、宣传卫生知识提高军民卫生防疫意识。

    1.健全医疗机构，完善医疗设备

    1930年春，鄂豫皖边区特委红一军前委遵守党中央关于“建立较好的红军医院”[33]的指示，在新县箭厂河建立鄂豫皖苏区红军总医院，为了改善伤病员休养条件，将建了一半的吴家祠堂改建为病房楼，内设重伤病员病房和普通病房，到1931年总医院的设备已相当完备，分工也比较明确，院内设院务部、政治部、医务部、经理部。此后，以箭厂河总医院为中心，建立六家分医院和一个中医院。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斑竹园红军医院、丁家埠红军医院、石家河红军医院、麻埠红军医院、皖西北军委会医院等后方医院相继建立。因根据地扩大、战线延长，伤病员难以转移到后方医院医治，前方医院应运而生，其卫生组织有军医院、师医院、团医务所、营医务所。此外，为了配合根据地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不少县先后建立了县医院，如固始县医院、五星县医院、霍山县医院等，这些医院积极配合红军医院开展卫生防疫运动。1931年11月28日，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颁发《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说明》，强调：内务委员会为苏维埃政权机构之一，其下设有卫生局，“卫生局负责卫生计划和工作条例（计划和条例另定），办理饮食清洁、医生登记、防疫、卫生检查、水中检查……等”[34]。医疗机构建立只是“空中楼阁”，对于卫生防疫仍无济于事，完善医疗设备刻不容缓。

    解决缺医少药问题提上日程，苏区政府一方面向上级请求支援，《中共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好的医生要五人以上”[35]，1931年张国焘给中央的政治报告《关于苏区的工作》中提出要“诊伤的医生和诊梅毒、疥疮的医生”[36]，《张国焘、陈昌浩至中央政治局信》中也提出“请中央多给我们政治、军事、医生及各种人才及书籍材料，豆（痘）苗还需要数千打”[37]。另一方面自己想办法解决，如吸收当地卫生人员如刘典初、戴淑先、刘世根、单诚猛、周吉安等思想先进的积极分子；留用起义或被俘卫生人员，接收河口战斗中投诚过来的钱信忠，留用双桥镇战役中被俘虏的国民党三十四师所有医务人员；通过战场缴获、向俘虏索要、创建合作社解决药材不足问题，如1932年5月，攻占正阳县缴获敌人大批食盐、布匹、药品，1937年打下湖北新洲镇（今为新洲县）没收镇上所有资本家开的粮店、布店、药店，1931年取得双桥镇大捷，活捉师长岳维峻，迫使敌人送来100多担药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捕获国民党请来的三个美国军事顾问，赢得一笔现款、物资和药品。合作社是苏维埃政府为繁荣经济而建，本身收购大量药材，供应根据地内医药卫生工作需要，开办成效较大的是霍山合作社。此外，为鼓励更多人员致力于医务工作，服务苏区军民，1931年9月1日苏区颁发了《优待医生暂行条例》[38]。

    2.颁布卫生指令、加强宣传教育

    1934年10月，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发布指令，要求“注意补充衣服、调剂被单与改良营养卫生工作”，“检查连队中的卫生工作，应特别加强防止疾病的办法，与疾病现象作坚决斗争。”[39]红四方面军时期，部队中卫生管理制度健全，执行严格，红军到“驻地要先打扫室内和周围50米以内的卫生，挖土厕所围以竹笆或树枝（走时埋掉），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要摆放整齐；出发前，上门板，捆铺草，归还借物，打扫干净室内外卫生，执勤排长验收方可。”[40]

    卫生指令对规范红军日常卫生颇为有效，然根据地范围广，只有让全体军民知晓预防疾病意义及办法方可达釜底抽薪之效。为此，根据地特别注意卫生教育宣传，1931年夏秋，瘟疫蔓延苏区大部，三分之一群众染上疾病，苏区党和政府向全区军民发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号召，动员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深入村庄农户进行宣传，纠正不卫生不良好的生活习惯，清除污秽垃圾，确定卫生计划和措施，开展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41]。“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结鄂豫皖苏区防病经验，亲自撰写《简略卫生常识》，作为干部必读书籍印发全军”[42]。总医院医务部积极响应防疫号召，一方面印发涉及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及行军卫生等方面内容的《卫生读本》[43]，另一方面在《显微镜报》中设卫生专栏，供军民了解卫生常识。此外，连长等“还利用上卫生课、晚点名讲解书写卫生标语等形式开展宣传，刷在新县陈店乡细吴家园中医院的标语——‘武装拥护苏联开展卫生运动’石灰标语”[44]，就是有力的证明。苏区还以报纸作为媒介，宣传卫生常识，如“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45]、“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46]、“加紧防疫卫生运动”[47]，不一而足。凡此种种，旨在动员苏区全体军民参与卫生防疫热潮，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的伟大实践。

    （二）医务人员尽职尽力

    苏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防疫运动顺利开展提供组织保障，而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则使卫生防疫运动如虎添翼，他们尽己所能，为防疫运动贡献力量。

    其一，培养医务人员建立红色卫生队伍。根据地红色卫生队伍力量十分弱小，苏区政府遴选一些有一定文化、有进取心的男女青年加以培养，主要培训医生、司药官和卫生队长。尽管红军自己培养的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但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环境中，他们磨练出的实践经验对卫生防病工作的开展大有裨益。

    其二，充分利用大别山这一天然的中草药“金库”，广泛采集中草药弥补根据地防疫药材之不足。1931年，“湖北麻城成立第一个红军中医院，院长张宗庭，医护人员50余人，每天采集大量中草药为伤病救治”[48]，用大蒜、艾叶炙穴位治疗疟疾，采柴胡、葛根、桔根治感冒[49]。由于中草药“大多是动物、植物和矿石，是天然产品，用法简便，无副作用，基本无抗药性，比西医化学合成药有许多优点”[50]，疗效显著，治愈了不少患者。当然，仅靠采集中草药防治疫病显然不足，医务人员自制药材作为补充，“各军分区、旅、各医院都有制药所，自制脱脂棉、纱布、敷料、绷带、各种膏剂、酊剂、溶液、丸剂等”，[51]为疫病预防治疗提供了药材保障。

    此外，为防止疫病交叉感染，他们严格执行破伤风、气性坏疽的隔离措施，规定此类患者隔离治疗，器械单独使用，敷料用后焚烧，将锯掉的肢体或尸体深埋七尺以下[52]。医务人员投身防疫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在环境艰苦，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尽可能抽出时间学习，“当时弄本书是很困难的，仅有几本破旧不堪的《实用药物学》、《外科解剖学》、《临床必读》等业务书籍是大家宝贵的学习资料。一个人念几个人听，轮流阅读，站岗放哨时也在学习”[53]，以此充实卫生防疫实力。

    （三）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

    疫病侵扰，苏区军民深受其害，深刻认识防疫灭病的重要性，积极参与防疫运动。红军战士做好榜样，注意日常卫生。在夏天只要条件允许，每天烧热水洗澡或擦身；冬春季，为了预防战士们感冒，一到宿营地想办法弄些辣椒、生姜、大葱、胡椒煮成热辣汤喝；夏秋季，为了预防痢疾、疟疾、霍乱，只要条件允许野菜野果要洗干净再吃，水要煮开再喝；夏秋季为了预防蚊虫传染疾病，用些艾和野草，天黑前把睡觉的房屋熏熏，在没有烟熏的情况下，用被单从头蒙到脚睡觉[54]。尽管疗效有限，但对防疫灭病确实有一定作用。苏区群众觉悟性较高，在卫生宣传教育下，了解了苏区疫病流行情况，懂得如何科学预防疫病发生，注重日常卫生，改造房屋布局，开窗通风，吃熟食，饮净水，定期进行卫生大扫除等。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将防疫运动落实到实处。

    综上所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因其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霍乱、天花、疟疾、痢疾等疫病甚为流行。苏区政府尽力健全医疗机构，完善医疗设备，颁布卫生政策指令；医务人员积极配合，建设红色卫生队伍，采取有效防疫措施推动卫生防疫运动顺利开展；苏区全体军民注意日常卫生，将防疫深入生活细节，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苏区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同时，防疫运动中对中医药的利用具有借鉴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55]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红十字运动：历史与发展研究》简评

    《红十字运动：历史与发展研究》是池子华教授多年来研究红十字运动的论文结集，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2013年2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近40万字。通读全书，以下几方面具有特色。

灌河岸畔“爱”潮涌

——王一娟及江苏省响水县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大队

郭开国  张晓翠

    滔滔灌河水，浓浓爱心潮。

    在蜿蜒舞动素有“苏北黄浦江”美誉的灌河岸畔江苏省响水县，人们不时会在穿着小红马夹人群中，看到一位赢弱纤瘦、玲珑本色的年轻女子，好似不知疲倦地奔波忙碌在孤特儿童身旁、困难群体家中、无偿献血车内、募捐赈灾点上、应急救护培训讲台、抢险救护现场……

    她是谁？她，就是充满爱心、誉满一方的共产党员，响水县运河中学教师、响水县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王一娟。

    与“爱”结缘

    出身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刚过而立之年的王一娟，从小受到复员军人祖父和在金融单位工作父亲良好家风的熏陶影响，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特别是加入党组织以后，她更加努力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党旗下的诺言。

      2001年，尚在盐城师范读书的她，看到学校宣传栏内张贴着无偿献血的资料，便萌发了表达爱心、献血救人的想法。星期日，当她兴冲冲来到街上走进采血车，忽然想到自己见针怕疼、见血即晕，不免犹豫起来。然而，仅仅瞬间，性格倔强、从不服输的她决定豁出去了，侧过头、闭起眼，果敢地挽起了衣袖。殷红的鲜血欢快地从她胳膊上流进血袋，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王一娟为自己的英勇举动感到自豪。也就从那次起，她就成了无偿献血者中的“铁杆”，定期捐献，一直坚持至今。

    正常的献血，使王一娟更加关注起与血相关的知识及新闻。2007年初，她从报纸上得知，随着人们生存环境的变化与污染，白血病患者聚增，而现代医学治疗白血病最佳的手段是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可社会上对捐献干血细胞认知不足，形成了可供提取干细胞者少、配型治愈率低的怪圈。“只要自己参加了，就能给患者一次生存的机会。”王一娟主动与负责干细胞捐献工作的县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并很快进行了干细胞采样。

    采样入档，等待配型。在无数次同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接触交往中，王一娟对“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有了真切的感受和理解。2011年，王一娟的干细胞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许多好心人劝她别拿自己健康开玩笑，让其放弃捐献，县红十字会也表示尊重她个人意愿，她不为所动，毅然坚持捐献。尽管后来在高分辨阶段因指标问题未获成功，但她显露出来的爱心和组织协调能力，却被县红十字会的“伯乐”们相中。

    “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说它是‘官’，也是，队伍挺大、事情挺多、任务挺重；说它是‘民’，也是，没有人员编制、没有工资补贴、没有活动经费，一切得靠自己努力。”“伯乐”会长蔡丽萍征求着王一娟的意见。

    “请会长放心，既然你们信任让我挑起这一付担子，我会竭尽全力的。”就这样，王一娟走马上任成为响水县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

    为“爱”而动

    “自愿者服务，仅凭自己和少数人那份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团队力量甚至全社会参与才行。”进入角色的王一娟，冷静地思考着这一问题。

    “你有什么想法和思路，需要我们做什么的，尽管说。”县红十字会领导的鼓励与支持激发了王一娟开展工作 、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人是决定性因素，没人没队伍搞什么志愿服务。为能积累经验，王一娟从自己所在的运河中学做起，率先成立“红枫志愿服务队”，吸纳了近百名教职工和学生参加，定期组织大家，走上街头宣传卫生科普知识，参与无偿献血活动，捐助贫困失学儿童，到镇敬老院服务老人。

    活动不断，好评沓来。“红枫志愿服务队”的做法和经验迅速在全县推广。王一娟在县红十字会指导下，身体力行发动志愿者骨干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针对性地根据志愿者技能特点，细化志愿服务内容，机动灵活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全县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已拥有爱心妈妈、伊人风尚、医疗救护等12个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志愿行动的突破万人，仅注册志愿者就近千人。

    去年8月10日，响水遭受莫拉克台风暴雨袭击，县城普遍积水1米以上，居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省、市、县红十字会紧急调运物资救助。王一娟组织百余志愿者，背着群众急需的物资和食品，涉着齐腰深的污水，挨门逐户发放，用行动增强了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决心，用行动赢得了人们对红十字会组织的信任和尊重。

      2012年初，江苏省红十字会举办全省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考虑到王一娟学校教学任务较重、年幼的孩子需人照料，县红十字会领导准备另外安排一名专职医务人员去参加。王一娟得知后随即赶到县城找到会领导，认为自己作为志愿者服务大队大队长，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应急救护技术，同时指出自己具有教师的优势，学成回来后能更好地培训志愿者。

    许诺成真，参训考回应急救护师资格的王一娟，持续不断地深入企业、社区、乡村、学校等地，先后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班50多场，普及性培训11000多人次，培训救护员2300多人，目前取得应急救护师资资格的志愿者已达10人。

    一天晚上10时许，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中学生因避让一只横穿马路的小动物，不慎被重重地摔倒在地，路人纷纷驻足围观，但不敢贸然上前救护。恰巧王一娟与县红十字蔡丽萍会长因事路过，赶忙停车，她运用所学应急救护知识，从头到脚对这名女学生进行仔细检查，耐心询问，认定她除臂膀着地擦破和腰腿软组织挫伤外，并无大碍，使不知所措的女孩终于放下心来。众人这才帮她扶起车子，看着她上车离去。

    还真应了“无巧不成书”那句老话。今年4月23日傍晚6时许，结束基层应急救护培训活动的王一娟，开车经过陈港通往县城公路时，眼看着一辆由西向东疾驶的摩托车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一辆同方向电瓶车，两车驾乘人员全部摔倒。尚未脱下红十字马夹的她拎起急救包随即下车，蹲下身子解开事故者安全头盔，检查伤者的呼吸、心跳和颈椎、腰椎等部位，准确敏捷地对伤者包扎止血，为120救护赢得了宝贵时间。不想，她的救护行动被路过摄像记者拍了个正着，第二天就上了江苏电视台新闻节目。

    让“爱”唱响

    “因为有爱，我的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了单位、家庭、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王一娟忘不了，这些年来，尽管自己也刻意利用星期假日和课余时间开展自愿服务，但是有些活动时间安排还是避免不了与本职工作发生冲突。每当此时，校领导及老师们总能迁就地给她调课、顶课，让出时间给她支配。多少次志愿服务活动，她顾不上照应年幼的孩子，开明的婆婆朱延京都会主动承揽下来，让王一娟心无牵挂地去做事。多少次捐助活动，深爱她、支持她的丈夫杨卫及众多朋友成为她坚强后盾，一呼百应，带头捐钱捐物。固然，这些年来，王一娟的工资、奖金等收入也从没进过家庭财务大帐，成了她的志愿服务专项活动经费。

    也正是在王一娟及其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感召下，“关心他人，快乐自己”已成为响水人追求的风尚，爱的潮流在灌河之畔激荡。这些年，响水县红十字会累计募集救灾款物折合人民币近8000万元，救助弱势群体近50万人次。

    “器官取出，死无全尸。”过去是人们十分忌讳的事情，但如今这种观念正在响水县改变。去年，老舍社区花枝村村民王庆勇在重庆打工意外身亡，家人尊重其生前意愿，成功捐献不同器官救治了五名患者，王家大爱善举，感动了渝苏两地无数人。今年3月，陈家港生态化工园区许应群也如愿以自己的器官成功救助了五名患者。许多爱心人士找到县红十字会表达了自己身后或因意外捐献器官、救助他人的心愿。

    涓涓热血，殷殷深情。参加无偿献血、捐献干细胞正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去年，志愿者张从保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白血病患者，省红十字会会长吴瑞林亲自为他颁发博爱勋章。今年1月，一名患者急需O型RH阴性“熊猫血”救命，县移动公司职工、稀有血型志愿者魏卉专程赶赴苏州医院捐献。为保证充足血源，她还积极动员同类血型的家人和朋友捐献。魏卉也因此荣获“盐城好人”和“江苏省最美移动人”称号。4月30日，在被人们誉为“最美新娘”魏卉婚礼宴会上，响水县红十字会和移动公司给予一份特殊礼物，任命她为稀有血型志愿服务队队长，授予她为“最美志愿者”称号。3月5日，县文明委举行“雷锋月活动”启动仪式，要求红十字会志愿者组织40人献血方队，最终到场的突破百人以上，所准备的50件红马夹不够用，许多志愿者对此提出“质疑”。

    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强烈地震，王一娟及时在县红十字会网站、个人微博发出倡议，号召广大干群奉献爱心。4月21日，县城募捐箱前，广大红十字志愿者踊跃响应，积极捐款。回乡创业大学生、志愿者陈娟娟不仅带头捐赠50000元善款和100床棉被，还募集善款6193元。前后一天时间，县红十字会就接受定向捐赠款项78177.9元，无偿献血24000毫升。

    响水县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刘原成，去年底不幸患上化脓性骨髓炎，虽经多方治疗、花费10多万元，但未能见效，急需到上海手术。然而，普通农家早已一身债务的父母，怎么也凑不齐小原成的手术费用。王一娟与县红十字会领导一起，一方面找民政、跑保险，对接报销、赔偿小原成已发生的治疗费用，使孩子及时得以手术；一方面通过网站向社会求助，在网民中掀起了“献爱心、护花朵”的高潮。当小原成父母接到9050.50社会捐款及粮油等物品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让农村留守儿童和孤特困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是红十字会志愿者共同的心愿。为此，每逢春节、“三八”、“六一”、“中秋”等节日，王一娟与那些“爱心妈妈”、“爱心爸爸”们总能变着法地出现在孩子们身旁，给他们送去温暖，带去欢乐。今年黄圩风筝节期间，近百名孩子无忧无虑、天真活泼地奔跑在五彩斑斓的风筝世界里，有谁相信他们是远离父母、失去父母的孩子。今年4月，在志愿者服务大队精心组织下，县红十字会海澜班近百名留守孩子与江阴吴柏国际酒店50名“酷爸爸”、“靓妈妈”汇聚到一起，不仅得到文具、书包等“见面礼”，而且“一家人”还一起做游戏、讲故事、跳起骑马舞，其乐融融。

    浪花击岸润大地，爱心潮起涤心灵。亘古不息的灌河在接纳、见证、叙说着共产党员王一娟及其响水县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演绎涌起的爱之潮。

（作者分别为江苏省射阳县水利局、江苏省响水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