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理论园地]

Tue, 31 Dec 2013 -8:48:58 GMT

红十字运动舆论与理论建设的构想及思考

池子华郝如一

中国红十字会华建敏会长非常重视红十字运动的舆论先导和理论指导作用，在多个场合强调其重要性。2010年3月，他专程视察了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2011年九届二次理事会期间，他专门召集专家座谈理论研究问题；在不久前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和在江苏调研座谈时，华会长反复强调抓好“两论一动”（即舆论、理论、行动）。本文就中红“九大”以来“两论”现状、发展和构想，提出如下思考。

一、对全国红会“两论”现状的若干看法

我们总体评估是：有进展但不理想。进展表现在：总会关于“三重赋权”、“核心业务”、“红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机构”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思路清晰，颇具新意；《中国红十字报》理论专版坚持开办，成为全国红会系统唯一的理论研究交流平台；一些地方红会比较重视与媒体合作，开展正面宣传，树立良好形象，收到较好效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重庆、四川、贵州、山东、湖南、江西等省市在理论探讨、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果。

但是，客观地说，全国红会系统在学习贯彻华会长有关“两论”建设的讲话精神上明显力度不够，不甚理想。首先是在理论问题上存在三个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理论研究无关紧要。客观上讲，红会人少事多，无暇顾及，但主观上还是重实践、轻理论，做好本职便可万事大吉。其实，理论指导实践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关键在于这个道理没在内心深处产生共振、形成共鸣，因而理论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还有的地方红会认为，理论研究是高层和高校的事，与我们并不相干。

二是认为理论研究就是单纯的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其实，与任何一门学科一样，红十字运动也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基础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应用研究把基础研究获得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用技术，两者是统一的有机体。应用研究固然重要，但漠视基础研究，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三是认为理论研究只须关注当下，研究历史没必要。当代中国国情、世情、民情，纷纭多变，红十字会如何适应和应对，需要关注和探索，但绝不应成为轻视历史的理由。常言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财富，不是负担。国际红十字运动已有150多年历史，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将近110年，悠久历史值得珍视。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获取智慧，汲取力量。对历史心存敬畏，也是对自我的尊重，毕竟历史是昨天的现实，而今天的现实也会成为明天的历史。

其次，总会对全国地方红会舆论宣传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指导，各地红会又普遍缺乏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舆论宣传，既缺强烈意识，更缺有效手段，势必导致社会对红会认知不足、参与不力。各地理顺管理体制后，许多地方红会领导来自其他部门，本就对红会缺乏了解，偏偏我们又拿不出像样的理论进行指导。加上我们在应对网络社交媒体方面认识失准、方法失误、效果失灵，所以当“网络事件”引发的社会舆论铺天盖地时，当网络谣言和无端谩骂不断袭来时，我们难免被动不已、招架不住，有时偏偏还授人以柄、自投漩涡。严峻的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红会系统改变舆论乏善、理论乏缺的状况已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关于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长远发展的构想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提出“深入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大力宣传红十字文化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提升精神文明程度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积极作用。”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已然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现实需要。从长远发展来看，红十字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层出不穷，也呼唤理论指导。为此，我们认为总会有必要创造条件搭建多个红十字运动研究平台：

1、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广泛开展区域性研究。指导各地红会积极创造条件寻求与当地高校合作，红会出资、提供开展研究的“原料”，聘请学者、借助“外脑”，建立专业研究基地。其研究方向以当地开展红十字运动、做好红十字工作所涵盖的范围，从历史与发展、当下与未来、经验与教训、特色与品牌、机构与管理、实务与理念、制度与法规、职能与义务等等方面进行微观与宏观并举的研究。我们国家那么大，各地情况差别更大，城乡之间、贫富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所形成的局面和特点都不同，各地红会的区域性研究搞好了，就能逐步整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红十字运动理论体系，其分类指导各地红十字事业发展就会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优质高效。

各地研究基地要依托高校及科研单位，在省级红会协调下进行整合。总会负责协调各基地间的横向合作，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宏观指导，实现基地之间优势互补，协同配合，错位发展，充分发挥各个基地在不同研究领域的积聚、带动、辐射和引领作用。同时，总会应出台《红十字理论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对基地建设进行必要规范，确保有序运行。

红会要以课题为导向提供理论研究经费支持。基地建设，除前期少量的启动建设经费外，更重要的是结合课题，给予经费支持。国务院侨办出台的《课题管理办法》，颇有参考价值。该《办法》除明确选题由研究基地根据基地中长期规划、紧密结合工作发展确定外，还对课题立项、课题管理、课题验收、成果转化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我们建议总会参考其经验，结合我们基地建设以及红十字事业发展需要，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课题管理办法》。

2、建立全国性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和研究人才培训机构。一是由总会携手红运研究基础好的高校和社科学术单位联合成立“中国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中心”，既开展自己的立项课题研究，又指导各地红运研究基地工作。二是结合红会在职干部继续教育制度的实施，委托有条件的高校开办红运研究生班，从总会和各地红会推荐选拔有志于此的人员予以培养，毕业后承认研究生学历。三是委托红运研究成果多的高校定向招收全日制脱产培养的硕博研究生，毕业后报考充实各级红会专职干部队伍。四是总会将来还可考虑和某些高校合作筹备开设专门的红十字学院，或报教育部批准单独建立“中国红十字学院”。

3、创立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红十字学”。当全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红十字运动理论体系，就可在此基础上创立“红十字学”。这门学科的创立需要诸多相关学科理论的支撑。所谓“红十字学”，是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一系列分支学科组成，包括红十字法学、红十字医学、红十字社会学、红十字文化学、红十字管理学、红十字伦理学、红十字灾害学、红十字外交学、红十字历史学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研修历史的重要性，他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我们认为，110年中国红十字运动历史，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党对红会实行改组的历史；60多年来党对全国红会工作的领导，特别是红会系统自上而下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党组的历史；中国红会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党史国史的组成部分，更是“红十字学”丰富的精神遗产、辉煌的历史遗迹、宝贵的研修遗存。

三、对红十字“两论”建设近期发展的思考

1、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红会加强“两论一动”带来契机。要大力宣传和研究红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是如何更好地发挥紧密联系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独特作用的；宣传和研究如何通过更高效更亲民的专业化运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宣传和研究各级红会如何转变机关作风，摈弃不良“四风”，在革除官僚主义上真正做到“去行政化”等等。总会要加强对地方红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行业指导和理性思考，以便教育实践活动后能出一些理论探讨的好经验好文章。

2、建议在总会筹备召开“十大”的工作报告里充分论述“两论一动”的重要性，报告本身也要在总结五年经验上增强理论性。“十大”要认真总结反思“网络事件”引发舆论非议和网络谣言对红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深刻教训，让我们这个110年悠久历史的全国最强大的人道组织以全新的正面形象展现于世。

3、抓紧筹备成立全国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会及各地分会（以后可与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中心合署），吸收热心于理论研究的各级红会干部和学界“红人”（专注于红运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更多发挥从红会退位的老领导老同志的作用。研究会成立同时举办学术论坛。总会同步筹建红十字运动历史博物馆。创办出版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期刊。

4、建议总会会同中央宣传部、全国社科联、国家网络监管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红十字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的指导意见，在思想、政策、举措上做出规划与部署。加强全国各地红会与新闻宣传和新兴媒体的合作，对红十字运动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减少并消除负面舆论对红会的误伤。采取激励措施，大力推进红运理论研究出成果、出人才。

5、为减轻和防止再度陷入舆论危机给红会造成伤害，建议总会和地方红会建立由关心支持、理解热爱红十字的网络活跃分子（包括大V、版主、意见领袖等）组成红十字网络舆情志愿队伍，以利掌握主动，及时澄清、化解、回击网络舆论对红会的质疑、误解、谣言、诬陷，发出我们正能量的声音。

6、国务院最近做出部署，要求在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方面扩大范围加大力度，预计红会将可发挥更大作用。但如何争取到政府购买，如何用好政府购买的资金，如何保证并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等问题，都是值得在实践和理论上总结探讨的。

我们相信，只要全国红会和相关各界纵横联动，长此以往、长年累月，坚定信念、坚持不懈，中国特色红十字运动理论体系的形成，将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之“红十字篇章”提供指导前行的理论依据!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市红十字会原专职副会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

从捐献遭拒谈“三民”主义与“三情”投入

郝如一

日前，正当全国的红会人为赵白鸽当选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同时获得联合会两项奖励而备感荣耀的时候，却接连发生两起针对红会的舆论危机事件，不仅让两个涉事城市的红会陷入被动，其引发的负面舆论还波及到全国红会系统。

其实事情的经过都不复杂，说白了就是当两位爱心人士分别向当地红会表达捐献遗体和捐献骨髓意愿时，遭遇说“不”：一个对重病卧床的捐献遗体报名者说，无法上门服务；一个对捐献骨髓报名者说，今年已无指标明年3月请早。结果，一前一后发生的两件向红会献爱心遭拒的事情，也一先一后被曝光于网络，进而引发各路媒体关注和报道。于是，网民们又激动起来，有人甚至“紧密联系”当年郭美美引发的网络事件，不问青红皂白又把红会臭骂一通。所幸当事红会应对危机还算得力，认错道歉、沟通解释、改进服务，较快地平息了舆论风波，没有导致持续发酵。

这两件事情在红会内部也引起广泛讨论，对涉事红会有报以同情的、有表示遗憾的、有批评叹息的、有支招相助的，也有人指称可能会是诋毁红会的又一场“舆论围剿”，甚至有人以“阴谋论”的心态揣度这是捐献者为博取社会同情获得公众捐款而策划的一场悲情炒作。

然而，在我这个“老红会”看来，第一，我们与其埋怨社会不理解，不如加强沟通宣传，让社会多了解; 我们与其抱怨他人在诋毁，不如自省工作失误，让自己莫抵触。第二，如果这事又是谣言，那我们当须迎头痛击；如果这事有些夸大，那我们据实加以澄清；如果这事基本属实，那我们真诚认错道歉。第三，化解舆论危机后，我们应该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看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从思想意识到规章制度上切实加以改进。

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基本属实，已经道歉。关于改进，愚之浅见如下：两件事情的出错都在整个服务链条的第一环节，即接听报名电话的窗口环节上，拒绝了爱心人士的捐赠意向。究其根源，还是缺乏服务意识，而且表现得有些冷漠生硬。这种表现在当下中国服务行业固然比比皆是，但发生在红会这样的机构，社会往往更不能原谅，我们内部也更不能容忍。因为我们是一个处于社会道德制高点上的人道主义团体，社会对我们必然“高看一眼”。何况我们还没有走出两年前郭美美事件的阴影，任何闪失引起风吹草动都可能让我们陷入舆论危机。所以我们在提供服务时不仅要态度和气、优质高效，还要带上三分“小心翼翼”。

以笔者长期供职于红会的体会，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团体也具有很强的服务业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在“三救”、“三献”等核心业务上，我们的服务对象决定了我们必须强化服务意识，奉行“三民”主义。所谓“三民”，就是灾（难）民、贫（病）民、爱心市民。既然我们服务的是这三种特定对象，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格，哪怕他/她身无分文、穷困潦倒，若是他/她来红会求助，给让个座，倒杯茶，嘘个寒，问个暖都是起码的人格待遇。至于能解决其多少问题，那当然要根据相关规定与可能去运作，即使不能满足其全部需求，也要报以同情，加以解释，取得理解。万不可简单，更不能粗暴。否则，搞不好就会闹出负面的舆论风波。凡是前来红会或电话表达捐款、捐物、捐血、捐髓、捐遗体、捐器官意向的爱心市民，都应受到热情接待，尽可能帮助他们圆了献爱心的好梦。假设我们以人手不足无法提供上门服务为由，要求重病在床的遗体捐献报名者必须亲自前来红会办理手续，那我们遭受社会质疑与诟病的程度，绝对不比银行以执行制度为由，要求重病在床的老人必须亲自前来取钱好到哪去，或许更招“骂”，因为捐遗毕竟是一种高尚的爱心举动。总之，我们对待“三民”，不可歧视求助者，不可怠慢捐献者；既不能笑贫，也不能仇富。这就是红会奉行“三民”主义的真正涵义。

强化服务意识，要紧密结合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为抓手。首先应该重视对全体红会人的爱岗敬业教育，进行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培训，懂得红会是咋回事、啥历史、干些啥、咋干好，解决“为什么”和“怎么样”干红会的问题。其次是职业道德教育常态化，懂得尊重敬重服务对象，解决“门难进脸难看”和态度“生、冷、硬”的问题。再次是建立健全各项服务工作的规章制度和服务流程，严格实施，违者必究，对说“不”要零容忍。四是针对红会工作专业性强的特点，对红会公职人员和相关志愿者加强专业化训练，解决服务质量的问题。五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解决服务效率的问题。

大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红会”都有一个共同体会：做好红会工作必须“三情”投入。那就是：投身于伟大崇高的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要充满激情；从事红十字会工作要高涨热情；对待服务对象应不分城乡、贫富、身份、地位、性别、种族等等不同，都要体现感情。可以说，“三情”投入越多越深，是我们服务意识越强的生动写照。一个“三情”淡漠的红会人却自称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那绝对无法想象。

就在本文行将收笔时，读到《中国红十字报》的报道说，华建敏会长在浙江调研视察红会工作时，高屋建瓴又语重心长地寄语浙江暨全国红会同仁：“要怀有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和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意识，坚定道路自信，努力把红会办成动员社会爱心资源和志愿服务的平台，推动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华会长还赞扬浙江红会系统：“有一支好的队伍，红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精神状态好，尽管工作辛苦、待遇清苦，有时还遭遇误解而常常‘心苦’，但大家依然有热情、有激情，不屈不饶、无怨无悔。”学习体会华会长的这段讲话，笔者觉得：各地红会只有在自身建设中切实增强改革创新、扎根基层和服务群众的意识，才能在打造核心业务的过程中也把自己打造成高规格、全天候的服务型NGO，成为不辱人道使命，具有国际视野，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服务且公信力强大的专业性服务团体。

2013-11-21

国际救援：彰显中国红十字外交实力

——写在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第一批队员凯旋归来之际

郝如一

2013年12月9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任队长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第一批队员从菲律宾全体凯旋而归。

半个月来，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向菲律宾空运了大批救灾物资，还派出救援队在重灾区塔克洛班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搜寻出50多具遇难灾民尸体，为1800多位灾民提供了医疗救助服务，实施了灾区环境消杀、卫生防疫和疫病防治知识普及，选择落实了紧急避难所建设用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援队受到菲律宾民众广泛赞扬，形成良好口碑。他们在完成阶段性人道主义任务回国前，又把接力棒交给了前来接任的第二批队员。正如赵白鸽常务副会长所言，中国红十字会对菲律宾的救援将是持续的。

中国这一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在东南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我们不要就事论事地为救援而救援地看问题。我们更要看到，这次跨国救援进一步展现了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东南亚那个受灾国的莫大道义与宽大胸怀，也再次彰显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民间外交实力。

说起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国际救援队赴海外执行任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救援。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7天后就派出26人组成的“救护医队”登船前往日本，为地震灾民提供医疗救护达3周之久。时隔整整90年后，中国红十字会再次派出非战争状态下的（期间曾经分别于1942年和1951年派出红十字救护队随中国远征军和人民志愿军奔赴缅甸、朝鲜，从事随军战地救护）医疗队，飞赴国外从事灾害救援。笔者以为，其民间外交的功能和作用不可小觑。

什么是红十字外交？我国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吴佩华博士是这样论述的：外交的实质是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行为。红十字外交则是在人道主义指引下，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努力改善国际间最易受损人群的境遇，维护人类尊严，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友好交流，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中国红十字外交，就是在人道主义指引下，中国红十字会以中国政府所签署履行的国际人道法为依据，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友好交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安全，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健康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项活动。因此，红十字外交是介于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之间，具有亦官亦民的性质，其外交的对象可以是政府、可以是某个组织或个人，具有广泛性与灵活性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红十字外交方式、方法及手段等的多样性。但总体而言，红十字会属民间组织，其外交属于民间外交的范畴。中国红十字外交既是政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政府外交的必要补充，与政府外交“是有机的整体，二者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关系。

国际救援是中国红十字外交的“重头戏”。新中国成立64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派出的国际救援队，开赴和我国有着南海岛屿即领土之争的菲律宾，它在中国红十字外交史上必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如有的专家所称，战争时期的红十字外交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那和平状态下的红十字外交更是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

相对于这次派出跨国救援队而言，中国红十字会在新中国改组以来64年间的国际救援，更大量的是向各受灾国捐赠款物，提供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向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地区）提供800余次款物援助，遍及全球一百四五十个国家（地区）。其中大多数是当时我国友邻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对英、法、荷、比、意、日、美等发达国家也有所捐赠。从上述救援方向来看，中国红十字会在发挥民间外交作用方面，当好政府助手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对外援助在缓解受援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痛苦的同时，也加深了中国人民同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既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彰显了我们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不仅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且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援助，也反映出我国当时和现实国际体系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那么多以捐赠款物为形式的国际援助中，在笔者印象最深并积极参与其中的有两次：一次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为帮助非洲抗击特大旱灾而发动的88国际体育援助活动。那些年代我们和非洲各国关系特别好，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中国在联合国得以恢复合法席位，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所以，为非洲灾民募捐咱中国责无旁贷。那时本人既是捐款人又是苏州募捐活动的新闻报道撰稿人。还有一次就是2004年底特大地震海啸后的募捐活动。印尼附近海域8.7级强烈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东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近3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失去家园。海啸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的“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为开展救助工作，可以进行募捐”等职责，在全国发起大规模募捐行动，以救助印度洋特大地震海啸受灾各国。那时本人则是以苏州红会专职副会长的身份在主导主抓募款救援行动。爱心丰厚的苏州人在半个多月里就向我们红会捐款730多万元，创下了全国地级市之首。这些爱心捐款都及时通过国家红会汇往东南亚的几个受灾国。

在为东南亚地震海啸灾民开展的大规模募捐活动中，笔者深切地亲身感受到，红十字会在实施国际救援，展开民间外交的过程中，就该体现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眼光和胸襟。中国红十字会对东南亚诸国的救灾援助无疑是个很好的范例，全国动员的募捐共筹集款物4.43亿元人民币（约合5千万美元），帮助受灾国开展灾后重建。2005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共同出席了中国红十字会为印尼海啸灾民修建友谊村签字仪式。至200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共援建友谊村9个，永久性安置房1487套以及医院、学校等项目全部完成，交付使用。法新社对此评论道：“这表明，第一人口大国正在世界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洛杉矶时报》则称赞“中国之星正在升起”。

曾经记得，在为印度洋海啸募捐中，我们也接触到少数市民捐款时要求不给印尼。这时，一方面我们要尊重捐赠者意愿，在收据上注明“除印尼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印尼受灾最重，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红十字会，给予印尼最多的援助是正确的；虽然过去印尼迫害过华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对印尼灾民不予救援的理由，苦难中的灾民是无辜的，他们最需要得到救助；作为国际人道救援行动，我们要遵循独立、中立、公正的原则，不能夹杂过浓的民族泄愤情绪等等。我们还遇到个别机关干部、媒体记者也提出不该援助印尼的种种说法。对此，我们更是从国际大局的角度、从人道公正的原则、从看待国际救援要超越传统国际政治的狭隘视野的理念等方面进行解释。

再看当下对菲律宾的跨国救援，道理是同样的。我国和菲律宾虽然有南海岛屿之争，但陷入艰难困境的广大灾民是无辜的，他们亟待救援。面对极少数国人对于我国派出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赴菲表示的不理解，面对个别人甚至在网络上批评、指责、抗议红会援助菲律宾，我们一定要有宽阔的国际胸怀去对待、去化解（也是向社会传播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外交作用的机会）。此时此刻，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我们红十字人而言，是万万要不得的。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在菲律宾忍辱负重、无怨无悔、克服艰难、忘我工作的成效和事迹，深深打动了菲律宾灾民的心，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还伸出大拇指若有所指地夸奖说：“中国人的心胸好开阔！”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相反，菲律宾灾民们对阿基诺总统的救灾不力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随之而来的，更是是中国红十字会对菲律宾的无私救援在东南亚各国和国际社会都赢得良好赞誉。

事实表明，共抗天灾可为缓和与改善国家间某些紧张关系提供一种机遇，这种机遇在国际关系中是不多见的，是天灾赐予人类的一次次机会。无论是九年前的地震海啸救援，还是这次的飓风“海燕”救援；无论是当初援助印度尼西亚等国，还是现在援助菲律宾一国，中国红十字会的杰出表现，对我国改善与加强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联系，化解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必要的担忧；对进一步优化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深化与东盟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保护东南亚国家华侨华裔的利益，都将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苏州市红十字会原专职副会长）

红十字会如何走出“污名化”阴影

孟纬鸿

利用“炫富事件”污名化中国红十字会的网络炒作已持续两年有余。红十字人经历了从最初的愤懑解释，到无暇理会网络上一轮又轮冷嘲热讽，埋头专注于人道事业，并试图用事实回应谣传的痛苦挣扎，但无论如何努力，阴霾却始终挥之不去。日前，随着警方对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查处，很多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不仅“谣翻中国”的“秦火火”、“立二拆四”之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些充当“大谣”的网络大V也成为被追诉的共犯，国家打击网络谣言，净化互联网空间的决心与行动令人鼓舞。“凶手”终将绳之以法，而被“污名化”、“妖魔化”的红十字会伤口仍在流血，她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愈合期，而且会留下抹不去的伤痕。如何让红十字会尽快走出“污名化”阴影，重塑高大形象，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一、抢抓有利时机，依法追诉谣言，正本清源还社会以真实

回顾污名化红十字会过程，网络谣言是元凶，“标题党”是主要炒作方式，网络大V出于商业或政治目的的“权威”转发则让谣言瞬间重复万遍变为“事实”，而少数“专家”、“学者”、“名人”的跟进，并用所谓“事实”作为论据写文章、做节目、当嘉宾，进行有罪推断，进一步污化做实红十字会“罪状”，导致网络谣言超越互联网范畴而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负面影响。

《人民日报》评论是这样描述网络谣言的：网络谣言把谎言包装成“事实”，将猜测翻转成“存在”，在网上兴风作浪，扰乱人心。如果任其横行，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社会诚信。其实，自2011年6月20日网络炫富事件出现，谣言就如影随行，“干爹”、“情人”、“百达翡丽”，“会长老爸”、“富豪兄长”等谣言迅速发酵，并与红十字会死死绑定。随后，又把早已澄清的“天价帐篷”、“买药虚开发票”等假新闻反复炒作；“标题党”更是做出《红会芦山地震捐款“蒸发”2476万？》这类耸人听闻、误导视听的新闻标题。某资深媒体人妄言“中国红十字会是唯一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国家红十字会”的“山寨论”谣遍全球，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并成为此后众多写手抨击红十字会的“论据”。一些别有用心的大佬则把中国社会人为分割成“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刻意营造一个逻辑：红十字会是体制内的，体制内的就是不能信任，旨在煽动民众敌意，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最后，炒作走向娱乐化，不仅以旅游景点刻写“到此一游”的扭曲心态贴出满屏“滚”字，而且伪造炫富女“狠话”和“性爱视频”暗示红十字会“心虚”，各种调侃段子、恶搞视频更是粉墨登场，乌烟瘴气，进而使污名化覆盖全民。

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互联网信息领域必须正视的公害。国家出重拳打击网络谣言的战略部署，更是红十字会正本清源，清洁污名的极佳机遇。但目前尔玛公司曝出的真相还只是涉及红十字会众多谣言的冰山一角，种种迹象表明，完全可以挖掘更多危害社会的造谣“大V”、“名嘴”、“砖家”、“推手”、“报料人”。中国红十字会切不可坐失良机，当务之急就是要充分利用良好的舆论外环境，继续深入挖掘，乘势追击，依法维权。可以聘请法律专家、网络专业技术人员，对涉及红十字会的谣言逐一进行梳理、分析和取证，并及时向网监部门、执法机关举报举证，提供线索。要抓紧办几起有影响的涉谣案件，并通过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公之于众，彻底揭开“网络事件”的真相，还社会以真实，还红十字会以清白。这不仅是全体红十字工作者的迫切愿望，也是众多关注关心爱护红十字品牌的人士之期待。

二、反思应对失误，适应新媒体时代，构建舆情应对长效机制

新媒体时代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学习新媒体知识和技术，摒弃传统的应对手段，主动出击，占领网络声音制高点，抢占话语权，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新媒体新时代的新要求。经历了“网络风波”的红十字会对此更要多一份清醒与紧迫。对网络媒体了解不够，对其危害性估计不足，应对方式方法不当是红十字会在此次网络事件中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失败案例，中国红十字会的应对，经历了从最初“清者自清”的傲慢，到“息事宁人”的忍让迎合，从简单的切割撇清，到狂轰滥炸下，失去主见，方寸大乱，仓促应对而屡屡技术变形。不当发声、雷语笔误，自摆乌龙，不断给网络恶炒提供“弹药”。更为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年，已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红十字会，明知道网民是在用高倍放大镜挑毛病，却弱智到连发个微博也闹笑柄的窘迫，芦山地震救援因“用词不当”从满屏“滚”字尴尬起步，而岷县地震则以捐赠“天价”（微博编写错误）矿泉水郁闷开场，不能不说是个体素质和工作机制的缺失。而红监会的仓促开张亦如同当初不成熟的信息捐赠平台匆匆上线一样，“设计缺陷”成了网民质疑的“佐证”。对此，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有反思才能有长进。

公共舆论本身就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我们不能指望公众理性地看待每一件事情，否则，舆论也就没有了引导的必要。构建新媒体时代舆情应对长效机制是中国红十字会最迫切的课题。首先，必须认同并融入新媒体时代，主动接近网络，学习网络，了解网络，研究和把握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和网络舆论引导规律。其次，必须加强舆情应对的人财物技保障，设立专门机构，明确专门人员，提供经费和装备保障，并聘请一定数量专业人士提供技术支持。第三，必须建立健全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及时做好舆情的监测、汇集、分析。第四，必须突出负面舆情应对的预案建设，一旦事发，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发声，抢占舆论制高点；要特别重视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和权威第三方发声来引导舆论，必要时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加以控制。第五，必须构建网络舆情应对联动机制，保持与互联网管理部门、主流媒体、网络平台，甚至有社会责任的网络大V们保持常态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合作互信关系和舆情应对联动机制。

三、正视社会关切，科学顶层设计，埋头苦干再创事业新辉煌

随着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的深入推进，网络监管机制的建立完善，互联网空间一定能得到有效净化，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不可能随之消失，仇官、仇富，甚至仇视制度的社会情绪仍然存在。如何确保不再掉进舆论旋涡，红十字会除了修复创伤外，更重要的是苦练内功，强健体魄，要从职能定位、内部改革、透明公信、制度机制等社会关切入手，深研细究，反思不足，查找缺陷，完善自我，以减少甚至消除可能遭受质疑的问题或隐患。

首先，在职能定位上，“三救三献”作为核心职能似乎已成为共识，但具体细分一下，有些并非真正的“核心”；有些并不具备履行的条件和能力，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持，如人体器官捐献等；还有些工作运行流程设置上存在缺陷，如骨髓捐献配型过程中代替移植医院收取相关费用的做法就值得商榷；还有，红十字会不是政府机构，但也不同于基金会，包括人道救助等职能的履行上切不可偏离党和政府人道工作“助手”这个特定身份。所有这些都需要更为科学的界定。

其次，在公开透明问题上，确实是社会最为关注的，也是红十字会下一步改进完善的重点工作。但必须澄清的是“网络事件”之前，红十字会就有公开透明，就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监督机制，从《红会法》、《章程》到理事会年度报告制度，从行政审计到干部监督都实现了制度化，这些制度安排在当时也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而且互联网发展之后，绝大多红十字会都开发了自己的网站，并在网站及时公开信息。现在之所以要加大公开力度，引进社会监督，这既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传统监管机制的延续、深化与拓展。

第三，在改革创新问题上，突出内部改革、完善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是一个切合实际的选择。所谓“去行政化”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是被那些公知、“砖家”给忽悠了。从机构序列上讲，各级红十字会机关早就退出政府部门纳入群团机构序列；从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看，世界各国红十字会都是政府的助手，得到政府的支持资助，全球195个国家成为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一些人为什么总拿“体制”、“行政化”说事，就是有意制造社会裂痕，刻意渲染体制内都是“恶”的，其最终指向并非红十字会。无论社会如何转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改变。

之所以做以上的辨析，目的在于更加精准地厘清关系，把握事物的本源，进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要顺应时代要求，重视社会关切，但决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超越红十字干部队伍的承受能力，要与干部能力建设同步推进；顶层设计不只是顶层和专家的事，尤其需要放下架子，沉下身子，深入基层虚心听取意见建议；顶层设计更要尊重历史，正视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功绩，割断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改革创新就会出现“断层”、“拐点”而走偏方向，给人道事业带来损害。有了好的顶层设计，关键在于落实，在于推动，落实推动不仅需要一个优秀的团队，而且需要一套长效的机制，这也是红十字会下一步的重点任务。当然，由于“网络事件”的首因效应，要改变红十字会在亿万网民中的“第一印象”，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不仅如此，由于炒作时间过长，炒作对象又是一个组织，受社会情绪的影响会更大，产生的“坏印象”可能在一部分网民中会根深蒂固，对此，红十字人一定要有长期艰苦努力，甚至继续承受委屈的心理准备。我们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在科学的顶层设计框架内，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工作一件一件地做实，让信任一点一滴地回归，进而一步一步地走出“污名化”阴影。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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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Tue, 31 Dec 2013 -8:32:57 GMT

坚持“四个创新” 保持“四个增强”

——嘉定区红十字会依法推进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张丽萍瞿大我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这是国际人道法、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与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相结合的产物，是国家依据国际人道法及有关规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一部确保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法律。2012年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出台，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嘉定区红十字会从1993年以来，尤其是2005年区红会机构建制单列以来的8年中，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创新改革，努力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红十字会自主独立、各部门密切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化工作体制。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就是将红十字事业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红十字会自主独立，就是依法依章开展工作；各部门密切配合，就是将红十字相关工作纳入本部门职责，各司其职；社会各界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创新改革与实践探索：

一、创新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发展动力

基层组织建设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我们坚持依法办会，不断调整、健全红会组织机构，完善基层组织网络。近年来，我们作了以下三方面的探索。

1、壮大基层干部队伍。我区于2007年，在每个街镇均配备了专兼职红会干部，以后针对基层红十字会人手少、编制紧、红会干部身兼数职等现状，区红十字会不断创新干部使用机制，不断壮大基层工作力量。2009年，建立了街镇红十字会专职联络员队伍，择优选聘了12名红十字工作联络员。2010年，又在各街镇及相关委办局中选聘了15位调研员或副调研员担任红十字指导员，协助街镇、学校机关等红十字开展工作，形成了指导员、红会干部、联络员为一体的街镇红会工作队伍网络。此项工作得到中国红十字会华建敏会长的充分肯定，是本区红十字组织建设的一次有效探索和实践。华会长2010年11月16日视察嘉定区红十字工作时讲话指出：这次到嘉定我觉得特别好的，并且有意义的第一件事，就是嘉定把组织队伍建设通过红十字指导员和联络员来进行强化，扩大了红十字会的有生力量，把一些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老同志吸纳进来，把他们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就叫柔性组织，也不要财政多少钱，这是件好事。

2、探索成立行业红十字会。2010年，本区召开了教育系统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教育系统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副会长、会长。本区首个行业红十字会的成立，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对红十字会组织系统实行行业与地区相结合的原则，为红十字事业的拓展增强了实力。2011年，本区又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级机关红十字工作委员会，使红十字工作在区级机关的开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3、推进红十字服务站建设。红十字服务站是红十字工作在社区（村）的有力抓手，2004年，我区成功创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2009年在对145个站点进行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标准化红十字服务站”的设想，制定了标准化红十字服务站创建要求，至目前我区已建立158家红十字服务站，其中标准化服务站101家。经过努力，把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真正建设成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窗口、开展人道关爱的平台。

二、创新“三救”体系建设，增强核心业务实力

红十字事业担负着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众境况、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重任，红十字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直接体现在“三救三献”上，而“三救”更是重中之重。“三救”作为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和法定职责，我们努力使之制度化、项目化、常态化，形成“各方支持、运作规范”的长效机制。

1、共建新型备灾仓库。为了有效发挥红十字的备灾救灾职能，本区红十字会针对自建仓库土地资源紧缺、耗资大、建设周期长、管理难等瓶颈，因地制宜、借势借力，与相关对口企业达成共识，联手积极探索协议备灾救灾新模式，以企业现有的物资仓库为基地，以企业的捐赠物资为依托，从2009年4月至今，分别与上海小绵羊实业有效公司、上海三牛食品有限公司、上海碧纯饮用水有限公司、上海鑫苑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内野有限公司、上海贺寿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申欧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露西尔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等协议共建了以棉被、饼干、饮用水、帐篷、毛巾、照明、女性护理用品、户外用品等为主要物资的9家红十字备灾仓库，进一步提高了红十字备灾救灾物资的储备力度，提升了红十字应急救灾的能力。如在玉树地震救灾中，小绵羊公司迅速响应，及时调配了价值20万元的冬被1000条送往灾区。

2、健全救护培训长效机制。救护培训工作是红十字的法定职责，作为2008—2010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和2011—2013年区政府实事项目，本区红会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制定下发了《嘉定区2011—2013年群众性现场初级急救培训实施意见》，同时编印了15万册《常见意外伤害及现场急救技能》知识手册分发给社区居民，提高市民知晓率，增强受训意识；区红会建立救护师资骨干队伍，并组织参加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及复训，成立教研组，开展教研备课和公开课等活动，不断提高师资授课水平；将救护培训内容列入区处级干部和新任公务员培训班课程，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在红十字医疗机构和区医疗急救中心成立红十字救护队等专业救护队，并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展自救互救宣传、培训、演练等工作；组织开展以“携手人道、参与世博”为主题的急救技能大比武活动，与区交通局、民防办等联合举办救护技能比赛，多次组织参加全国及上海市的应急救护大赛，屡获佳绩。六年来，我区共培训救护员7394名、普及培训63352名，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培训数占户籍人口的12.4%，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3、设立人道救助项目库。2010年11月16日，华建敏会长对本区设立“人道救助项目库”的做法也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他说，嘉定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就是“项目库”。我们要把企业家愿意捐助的钱拿出来用到社会救助对象中去，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谁把这个需求告诉给企业家，这些需求在哪里？“项目库”就是个桥梁，因为它有选择性，既然是库，就可以选择，企业家可以选择项目。第二，企业还要知道捐出的钱用到哪里去了，要让他们查得到，这就是公信力，“项目化”运作，这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经过这几年的不断调整、充实，嘉定区人道救助项目库不断完善，到目前共推出救灾类、助医类、助学类、助老类、关爱类等5大类26个项目，均由社会各界爱心企业捐助，进一步扩大了红十字帮困救助的覆盖面。如，阳光天使项目，由上海绿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雷博司电器有限公司分别向区红十字会阳光天使项目定向捐款10万元和3万元，用于成佳学校自闭症和脑瘫患儿的康复训练等，共为近30名患儿提供康复训练。鼎申济困母亲行动项目，由上海鼎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区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捐赠30万元，用于对困难母亲实施救助。健康园丁项目，连续三年为全区14所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的685位教师开展的健康体检、赠送急救包和健康礼包等，所用资金近40万元由爱心企业上海采埃孚转向系统有限公司和区社建办提供。

三、创新志愿团队建设，增强服务能力

志愿服务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红十字会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志愿服务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嘉定区红十字会在大力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的同时，加强管理、健全制度、强化培训，组织和引导志愿者广泛开展红十字特色服务和红十字文化传播，逐步建立起以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为基础，以无偿捐献、应急救护、弱势群体关怀、文化传播等专业领域志愿服务为骨干，大中学生社会实践、社会志愿者组织等志愿服务为补充的红十字志愿服务体系。截至2013年10月，全区建有3个红十字志愿服务基地，158个社区红十字服务站，2344名红十字志愿者。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实践，形成以下共识。

1、倡导奉献、培养骨干是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建设的关键。志愿服务是无偿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经志愿服务组织安排，由志愿者实施的自愿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公益行为。因此，每支志愿服务队中要有素质好、能力强，有奉献精神、有服务热情的“领军人物”作为团队的核心，发挥引领和凝聚作用，才能不断提高整个队伍的素质，保证志愿服务活动的持续开展和志愿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在本区志愿服务队伍中有这样几位“领头羊”：“春蚕之家”联谊会会长卢秀臻；区红十字文艺宣传队瞿大我；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沈婷、沈洁；救护培训老师张云芳、陈建新；“助学成才”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杨泳舲；区红十字宣讲团团长蒋蔚芳等，通过他们的引领，充分发挥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团队效应。

2、完善网络、自主管理是红十字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方向。以志愿者骨干队伍为基础，形成组织网络，建立分工明确的自主管理机制，区、镇红十字会只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充分发挥骨干队伍在志愿服务集体中的引领、协调作用，更好地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这种运作模式应成为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方向。如为了做好“助学成才”项目，我们成立由退休的原教育局党委副书记任队长，以退休老师为主体的“助学成才”项目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先后有60余位老师参加志愿者队伍；我们设计编印了 “志愿服务队活动记录册”，主要记录志愿者联系学生的学业、在校、在家等情况，供资助爱心人士了解自己资助学生的情况。平时，志愿者老师在学习、思想等方面给予受助学生关心和帮助，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3、坚持活动、凸显特色，是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充满活力，持续发展的保证。近年来，区红十字会不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有多支志愿服务队已成为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如：嘉定区于2009年5月成立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联谊会——“春蚕之家”，建立了覆盖全区遗体（角膜）登记的会员组织网络，培养了一批遗体捐献登记宣传志愿者队伍，为捐献登记者们架起了一座相互交流沟通的“爱心平台”。联谊会以小组为单位，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遗体捐献在社会中的知晓率逐年提高。目前，全区共接受遗体（角膜）捐献登记849人，器官捐献登记4人，实现遗愿141人。又如：志愿者依托爱心助老服务基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等志愿服务活动，使更多的老年人得到红十字人道关爱；还充分发挥区图书馆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的作用，以红十字志愿者“周末故事会”导读活动形式向少年儿童传播红十字文化。2012年至今共举办了70多场导读活动，参加少儿1200多人次。同时，先后与区卫生局、供销社、区中心医院等联手，以“送医下乡”、“送货下乡”等活动为载体，组织医疗、企业志愿者骨干深入社区，开展“红十字关爱进农村，播撒爱心传真情”主题活动。自2009年3月至今，先后33次到各街镇的农村、养老院、市民广场等地，为百姓提供医疗咨询和上门诊疗，并把区红十字“爱心超市”带到农村，使村民以便捷的方式、低廉的价格购买到多种日用品，深受百姓欢迎。

四、创新宣传载体建设，增强社会影响力

传播人道精神是红十字会的重要职责，宣传工作是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十字会是人道组织，红十字会所从事的人道工作，不仅仅是在最需要的地方实施人道行动，还要在全社会广泛而深入地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通过宣传和动员，凝聚更多的人参与到人道事业中来，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人类进步。近年来，我区红十字会将红十字宣传工作同嘉定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相结合、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同文化建设相结合，按照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注重宣传载体建设，形成长效机制，取得明显实效。

1、加强基地建设，深化理论研究。与苏州大学合作建立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切实加强红十字文化理论研究，并开展嘉定红十字史料的收集编纂，多次召开研讨会，60多万字的《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上下卷）将于2014年出版。与嘉定区图书馆共建成立区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开展红十字文化专题讲座等，进一步提高市民对红十字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2、加强课程建设，面向重点对象。在中学生中开设国际人道法课程，积极探索国际人道法培训模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东亚地区办事处助理等官员对本区安亭中学在国际人道法培训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本区中学生在全国探索人道法作文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我们还通过坚持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提高红十字法律法规的社会知晓率。

3、加强阵地建设，扩大辐射范围。2007年，嘉定区红十字会网站正式开通，设有新闻动态、组织机构、赈济救护、社区工作、志愿服务、政策法规、宣传培训、青少年工作等11个栏目和多个公益视频。网站的开通，使区红十字会对外宣传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进一步扩大了红十字宣传的覆盖面，网站运行以来，平均每年发布本区红十字会动态新闻200多条，使网站真正成为红十字会与群众沟通互动的桥梁与纽带。从2009年创刊的嘉定区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者联谊会的小报《春蚕之家》到2012年改版为嘉定区红十字会小报《嘉定红十字》开始，区红十字会又增添了一块宣传阵地，两份小报已总共编辑19期，印发全区所有社区（村）红十字服务站、红十字志愿服务者、相关部门和相关领导，进一步向社会传递红十字信息，扩大了社会影响。此外，区红会还利用区电视台、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开展专访、编发专版，进行专项宣传。在红十字活动现场以及学校、社区、医院、敬老院等场所展示，强化宣传效果，营造良好氛围，扩大了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度。

4、加强团队建设，形成长效机制。2011年1月，成立了嘉定区红十字会文艺宣传志愿服务队，目前共有队员80人，使区红十字会在加强宣传、传播理念方面又多了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多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宣传队成立以来，已连续三年在市3月1日举行的遗体捐献纪念日活动中，在市首届红十字星级志愿者表彰会和区的红十字主题活动中作过演出，还到全区12个街道、镇以及10多个村、社区、敬老院等进行巡回宣传演出。2011年9月，区红会举行了“爱，让世界更美好”演讲比赛，成立了区红十字演讲团，在此基础上，区红会又从2012年底开始筹备成立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由各街镇红会推荐的20多位宣讲员组成，深入到街道、镇和村、社区开展红十字宣讲活动，在百姓中广泛传播红十字文化，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提升红十字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扩大社会影响力。宣讲团从2013年2月正式成立至今的半年时间中，宣讲员在全区各社区和青少年暑期班中开展宣讲活动100多次，近万人次聆听了宣讲。

5、加强形象建设，传播正能量。“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红十字文化，从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脉相承，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高度契合，是可以被全社会接受和遵守的“普世价值”。本区红会近年来十分注重通过文艺创作，将红十字会系统的先进典型、先进理念和爱心情感通过作品向社会、向群众传递。如我们创作了遗体捐献志愿者之歌——《生命之歌》，已成为市红十字会的冠名歌曲和市遗体捐献者纪念馆背景音乐；我们还根据本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沈洁、沈婷等事迹拍摄了电视专题片《生命的华彩》，创作和表演了情景剧《大爱无疆》等；开展“大爱三十年”征文活动，在市征文评比中获全市第一的好成绩，汇编了《爱的传递》等征文集；2011年是市红十字会成立100周年，本区协助市红会成功承办了以“中华文化与红十字运动”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坚持每年3月份举行“遗体捐献工作宣传月”系列活动，坚持在每年的“5.8”世界红十字日等重大纪念日组织开展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等，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向社会传播博爱正能量。

（作者单位：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

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是做好红十会工作的重要环节

李一涛

“郭美美炫富”事件出现，让原本有着“人道、博爱、奉献”形象的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了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也在民众与红十字会之间建立了一道无法跨越的信任门槛。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二年多的时间，但是因为质疑所引发的不信任却依然有着巨大的杀伤力。据中国社科院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称，红会社会公信力的恢复和重建之艰难远远超出预期，红会改革的积极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传递后并没有立即消解公众的质疑。爱心捐款数量下降，血站也因为红十字冠名遭遇质疑，一切与红十字有关的事件都首先被打上了问号。《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这其中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同样不能忽视。“郭美美炫富”等都是网络事件。笔者认为“得网络者得天下”。在网络上倒下，还在网络上站起。红十字会既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也要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通过建立网络发言人，及时向广大网民和群众介绍红会政策、通报情况、阐明立场、回应网民诉求，引导社会舆论，建立好红会与广大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提升红会形象。

（一）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是现实需要

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实质是红会遵循网络信息传播规律，对网民诉求和网络舆情的积极回应和主动干预。作为红会信息公开的一种新的渠道和方式，网络发言人制度对红会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构建和谐的红会与公众关系、促进红会信息公开、落实民众知情权、打造红会网络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网络发言人是红会应对网络时代挑战的必然产物。互联网全面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过去一段时间，一系列网络舆论事件都对红会提出了重大挑战，从“卢湾区红会高额餐饮费事件”到“郭美美事件”，从“大肚女孩捐款延迟事件”到“收取500万买路钱事件”，越来越多的热点事件不再是通过传统媒体，而是通过网络被迅速放大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公众舆论生成的重要平台。

其次，网络发言人制度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补充。网络发言人制度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在此之前红会与公众的沟通模式是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对公众关心的事情进行通报和现场回答记者提问。然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公众可以借助网络随时、随地、随意地表达意见，提出自己的质疑。传统的新闻发布会难以很好地起到引导舆论、释惑解疑的作用。网络发言人出现后，公众有了疑问可以直接就关心的问题与涉及的红会通过互联网直接沟通，而不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通过记者来表达。

再次，建立网络发言人有利于红会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网络发言人制度搭建了红会与民意沟通的桥梁，有利于澄清事实真相，还原事实本来面目，疏导公民情绪，让健康、积极的网络舆论占主流。当然，网络舆论也会有偏激和谬误，甚至不乏部分居心叵测者在网络上诋毁红会，散布谣言，因此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已经成红会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建立网络发言人是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一个有力措施。在出现网络舆论事件时，网络发言人可以实名发帖方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提前介入事件，以红会官方权威信息来化解谣言讹传蔓延，在相当大程度上引导舆情趋向良性态势，从而为事件的解决和平息创造最大的可控性。

复次，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是打造红会网络形象的重要途径。网络时代红会的网络形象至关重要，网络发言人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拉近了红会同公众的距离。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红会与公众沟通，缔结红会与公众互动的新型关系，在传统的红会和公众面对面沟通等形式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途径，这种新的途径必将提高红会处理信息的效率，从而有利于培养红会工作者勤政廉洁、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促进红会职能的有效发挥，塑造良好的红会形象。

（二）红会网络舆情应对存在的问题

由于网络具有信息规模大、发布速度快、参与群体大、互动性强等特点，出现涉红网络舆情后，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不仅会使红十字会处于被动局面，而且还会对整个红十字会和红会队伍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毋庸讳言，红十字会在网络舆情的应对与引导方面显得较为滞后，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未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中国红十字会在2004年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没有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目前没有见到全国哪一级红十字会建立了网络发言人制度的报道。从目前涉红网络舆情来看，因未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对涉红会网络舆情缺乏足够的敏感性，处于犹豫观望状态，没有及时进行回应，失去了将矛盾消除在萌芽阶段的主动权，造成被动局面。

二是思想上重视不够。从近年来一些红会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置情况来看，各地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水平参差不齐。反思郭美美事件，红会的应对策略至少存在三方面失误：应对不及时；召开“关门”新闻发布会，在危机公关中，红会不敢面对所有媒体，只是在小圈子里找了几家主流媒体来开“新闻发布会”；想拿起法律武器但又找错了方向。红会可以通过民事上的侵权之诉来主张权利，但是它舍弃私权纠纷处理规则，而以郭美美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企图借助公权力量来达到维护自我的目的，偏离了法治社会的常态路径。“网络事件”暴露出红会在制度设定、科学管理、舆论宣传与应对危机等方面存在问题。有的红会对网络舆情反映的问题，企图通过一些技巧来掩盖公众对事实的了解，进一步引发网民对红会的猜疑，造成红会在舆论上的被动。

三是缺乏处置方法。近年来，一些红会在处置网络舆情危机时，出现诸多失误，引发公众不满，导致事态升级。具体而言，包括草率作出结论、信息公开不及时、没有在第一时间和网民直接交流，导致事态逐步升级。“郭美美事件”最早的卖点在于美女、炫富、豪车，慢慢牵扯到社会机构、高官、富二代，加上带有一定惊悚性质的现场直播式的人肉搜索，久不回应和相对无力的官方表态等诸多因素把这一事件推向了舆论的漩涡。舆情应对存在时间上缺乏连续性，方式上缺乏针对性，措辞上缺乏科学性，力度上缺乏主动性。

四是红会与媒体关系定位不准确。红十字精神传播离不开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传播媒介，但红会与媒体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关系不够，媒体和红会关系紧张，红十字精神传播受到严重影响，媒体的中介桥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影响了红会和公众之间的沟通，不利于红十字精神的有效传播。现实中一些红会将这种关系错误地理解成了猫鼠关系，特别是在危机事件中，应对媒体几乎成了一场猫鼠游戏，将危机错误地归咎于媒体带来的必然结果，甚至认为媒体是麻烦制造者。

（三）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几点建议

网络发言人是传统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不过对红会发言的时效要求更高、参与性更强、监督更为全面，其背后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和制度，涉及网络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报、交办、回应等环节。其实质红会针对网友的质疑，以实名方式进行直接和及时的解释与沟通。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建立网络发言人机制。红十字会成立网络发言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红十字会宣传部，承担领导小组非常设办事机构职能。发挥指导和管理作用，共同承担网络发言人工作制度建设。加强对网络发言人工作的保障，配强工作团队，确保网络发言人制度建设落到实处。

二是配足人员。设置网络发言人1名，由分管宣传的副会长兼任，网络发言人助理2人,负责本单位网络发言的具体工作。网络发言人起着领导和协调作用，负责指导网络发言人助理的具体实务。网络发言人助理有1人必须专职，同时承担网管员、网评员职责。全体红会机关人员及红十字会志愿者、红十字会会员和社会支持红十字人员聘为网络评论员作为红会应对质疑者，当BBS、聊天室上出现红会“负面信息”或“消极言论”时，网评员以普通网友方式登录发言，发言内容包括进行及时的解释说明，也包括有组织开展网上宣传，有针对开展网上评论，有目的的开展网上引导，以求掌握网上舆论主动权。

三是配齐设备。网络发言人办公室必须有独立挂牌的办公场所，必须配置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基本办公设备，并开通网络。

四是构建网络发言人工作平台，并与其他网站建立链接，为网民反映诉求提供方便。各地网络发言人立足服务群众，按时登录网络发言人工作平台，及时回应当地网民诉求。对在其他网站（论坛、贴吧）发现网民反映的舆情，既要在网络发言人工作平台按规定回复，又要及时在舆情信息原发网站（论坛、贴吧）上告知具体的回复链接地址。

五是妥善处置网络舆情。网络发言人助理对监测到的舆情实行“双报”，即向网络发言人立即对网络舆情组织研判，制定处置方案，报经红会主要领导同意后，以“单位实名”予以在线回复、引导，并根据网民反映的情况，有必要再监测、再回复、再引导。如属于较大舆情事件，处置方案还要报经上级红会把关后进行回复、引导。网络发布一定要坚持依法、及时。

六是组建一支网评员队伍。网络发言人要经常性与网民开展网上网下交流，组织在线访谈、网络征文、建言献策等网上活动，团结网民，引导网民文明上网、文明发言。

七是进行网络媒体公关。网络发言人与相关网站、论坛建立正常的联系渠道，进行有效地沟通交流，取得网站、论坛对红会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共同进行公益活动。如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红十字会通过与当地知名网站展开合作，组织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创建了包括“黄丝带”、“社会儿女”、“0511爱心家园”等红十字网络志愿服务团队10余支，发展志愿者逾万名，为红十字志愿服务在网络时代的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作者系江苏省阜宁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如何重建红十字会公信力

——网络事件两年来的反思

周发华

2011年6月中旬，由于无知者的炫富，网络事件迅速发酵并在一个时期内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使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了自1904年成立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作为一名在基层从事人道救助工作的红十字工作者来说，我感到委屈、困惑和不公平。红十字会虽然背了黑锅，但是也暴露了红十字会自身存在的不足。

一、存在不足

1、宣传不到位。主要体现丰以下四个方面：

（1）对宣传工作认识不足,对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不能很好处理工作与宣传的关系,认为宣传做不做无关紧要,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真正的干好工作,不把宣传工作当成一回事。由于社会大众听不到红十字会的声音，导致不少人不知道当地还有一个红十字会的组织，更不了解红十字会规范的管理制度。

（2）对红十字会工作职责的宣传认识不足，再加上日常事务琐碎繁多，在宣传工作中精力投入不够。宣传工作，只停留在就事论事，为宣传而宣传,没有从红十字会的宗旨、性质、职责方面加以宣传。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的宗旨、性质、职责认知度较低，常常将其等同于一般慈善机构。

（3）宣传工作能力不强。红十字宣传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基层，远远没有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发稿经验，因此写不出好的新闻稿件，即使写出了好的稿件，也不知道往哪里投稿。投稿绝大多数仍限于红十字系统报刊。

2、管理制度有待健全

理顺前，红十字会大多“挂靠”卫生部门,虽然有“常务”副会长,但没有精力管红十字会业务；虽然有专门人员编制,但没有专人做红十字会工作，根本没有完整的管理制度。

随着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理顺，红十字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由于理顺管理体制的时间不长，特别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立法。现有的立法主要有:《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红十字会法》、《企业所得税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等，但这些法律不足以规范当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缺少对慈善组织接受捐助物资、捐助项目运作、捐助资金使用及监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规定，目前还未真正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因此要真正建立起系统、科学、规范和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面临的任务还很重。

3、基层组织有待健全

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后，由于人员编制少，面对面广量大的工作任务，没有基层组织靠几个专职工作人员是干不了，也干不好。但在基层缺乏对红十字会性质、任务和作用的基本认识，尤其不了解红十字会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造成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机构不健全。

4、业务工作能力有待提升

随着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理顺，红十字会都配备了热心于公益、素质较好的干部，为红十字工作注入了活力，然而大多红十字工作者由于缺乏系统的红十字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工作思路不能紧贴红十字会的宗旨和规律，工作方式陈旧，活动层次不高，与社会各界缺乏亲和力，制约着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5、宣传手段老套、网站建设和管理有待规范

网站是信息时代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单位展现风采、公开信息的最直接、最高效的宣传手段。基层红十字会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大多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站，即使有，内容和形式单一。在宣传上，目前主要依靠地方党建网站和省市级红会网站发布信息。

二、今后努力和改进的方向

1、强化宣传工作。强化宣传工作要做到

（1）利用媒体，宣传红会典型事迹。充分利用各种平面媒体，积极主动加强与报社和电视台的联系与合作，向他们提供报道线索，抓典型事迹，以点带面进行宣传和报道，树立红会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走进千家万户。2012年扬中红会加强与报社和电视台的联系与合作，国家、省市报纸、电视台陆续报道了扬中市第三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费枫宇的典型事迹，产生了良好的宣传作用，让积极、健康、阳光、美好的红会形象走进百姓心中。

（2）用制度规范每一位基层红会工作人员，让人人都成为宣传员，才能有效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3）建立一支稳定的宣传队伍。县级红十字会在编人员一般很少，只有3名左右，而红会日常事务琐碎繁多，要及时、主动、全面的做好红会宣传工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我市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理顺，我会注重红十字宣传网络的建设，通过向社会招募红十字新闻宣传志愿者，成立了扬中市红十字新闻宣传志愿服务队，并对志愿者进行红十字运动知识的培训，强化了红十字宣传阵地建设。

（4）加强红十字网站建设。网络是信息化社会宣传和交流的重要平台，红十字会网站建设必须加强。要形成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注重时效、符合红十字会特点的网站风格。扎实推进信息公开，建立互动平台，通过红十字会的论坛、贴吧和微博，加强与网友的交流，提高工作透明度。增添社会救助项目库以及救助款项查询等内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真诚的举动唤起民众对红十字的关注和信任，逐步消除网络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和伤害。借助于网络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力。

2、健全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和运行机制。

红十字会服务对象在基层，依靠的力量在基层。只有以基层组织为依托，以广大会员和志愿者为服务主体，才能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使红十字会真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帮助弱势群体的桥梁和纽带。建立完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是全面完成红十字工作任务的重要载体和保障，是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县级红十字会要认真贯彻落实《红十字会法》，建立健全红十字基层组织。发挥行业、部门、社会组织的作用，按照先建立、后完善、再提高的思路，重点在街道、社区、学校、卫生行业和乡镇等领域推进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

红十字会作为既承载社会爱心又连接受助群体的公益组织，红十字会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所面对的社会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使红十字工作更加社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更符合民意，红十字会要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一要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严格财务制度，严肃财经纪律，重申行政经费、社会捐款的接收及使用等严格按规定执行。二要加快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督工作机制；在理事中逐步建立重要的情况通报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三要认真反思工作方法和体系建设中的不足，不断总结，整改创新，以崭新的工作姿态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加强红十字队伍能力建设。

群众对红十字工作的满意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十字队伍能力的高低和发挥作用的大小。加强红十字队伍能力建设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要具备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技能、理论知识；要熟悉工作内容、程序、方法、技巧、熟练运用专业工具；要了解工作发展趋势，注重总结工作经验，善于研究思考，探索开展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2）提升对外交往协调能力。红十字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许多工作都需要得到党委、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发挥理事单位作用，加强与理事、常务理事的沟通、联系，重要事项提请常务理事会审议决策，重大事项提交理事会决策；要主动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熟悉媒体属性、了解新闻媒体的特点，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注重将自身工作的重点与媒体的需求结合起来，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宣传素材，加大红十字会工作的宣传力度。特别是要时刻注意媒体与红十字会工作有关的动态，及时化解和处理媒体危机。
（3）提升求真务实的能力。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是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保证。要提升求真务实的能力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要把求真务实作为一种品格来培养。求真务实是一种品格。能否坚持求真务实，有认识上、方法上、制度上的问题，也有思想作风、品德修养方面的问题，关键是要把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熔铸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中，成为其自身具备的政治品格。

二要把求真务实作为一种能力来提高。求真务实是一种能力。求真务实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培养起来的，需要不断锻炼和提高。“求真”是“务实”的前提，先弄清“实事”是什么样子，才有可能去“求是”。这就需要我们下真功夫、苦功夫去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同时，求真务实这种能力的锻炼是永无止境的。情况千变万化，利益不断调整，求真务实能力的提高也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做到常思求真之法，常谋务实之道。

三要把求真务实作为一种准则来遵守。求真务实是一条准则。遵守和执行求真务实这条准则，要求我们必须把求真务实贯穿和体现到做人做事的各个方面，切实加强做事求实、做人诚实、责任落实、工作务实等作风养成。其一，做事要求实。求实就要实事求是。其二，做人要诚实。诚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曰诚信；二曰踏实。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踏实是对一个人最朴实而又宝贵的评价。诚信待人，才会赢得别人的信任；踏实处世，方能获得生活的厚报。其三，责任要落实。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责任无处不在。只有把责任落到实处，工作才能不断向前推动，每个人之于岗位才有意义。其四，工作要务实。务实就是要真抓实干，就是要不图虚名、力戒浮躁，坚持重实际，说实话、鼓实劲，出实招、求实效，真正把心思凝聚到干事业上，把精力集中到办实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实上，把本领用在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上。

（作者系扬中市红十字会秘书长）

齐奏奉献乐章共建博爱家园

——新余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工作纪实

黄晓红

红十字志愿者是“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倡导者，更是践行者。在省、市领导重视和支持下，从2011年5月开始，新余市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加入红十字志愿者队伍中来，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和雷锋精神，把欢乐和笑声送给群众，把阳光和温暖带给基层，各项红十字志愿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丰富多彩，红十字志愿服务之“花”正在红遍渝钤大地，为构建和谐文明新余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余市红十字志愿者由2010年以前的几十人壮大到920余人。今年1-9月，新增注册志愿者297名，一星级79名，二星级32名，三星级14名，四星级3名，五星级3名，终身志愿者1名；今年组织志愿服务活动上156次，志愿服务时间超13100小时；新增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960人，累计4119人，占全省十分之一以上，成功捐献1例，累计3例；新增捐献遗体器官的登记志愿者15人，累计59人，成功捐献遗体2例，累计5例，成功捐献眼角膜1例，实现了器官捐献零突破；新增红十字救护员1091人，累计9070人。

志愿服务规范化

新余市红十字会为让志愿者们有归宿感、凝聚力，特设立了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部，有独立的办公室并配备了电话、传真、打印机、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由中国红十字总会“终身红十字志愿者”新钢退休职工曾凡娣和3名志愿者管理日常工作；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理的相关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星级管理；实现了志愿服务标识、证件、服饰统一，志愿者开展活动时一律挂牌和着装服务；完善了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的台帐，不管是集中和分组组织志愿者开展活动，都做到了个人有档案，服务有记录；组建了10个工作QQ群和飞信联络平台，做到了多渠道发散性信息传递。

志愿服务强素质

为提高志愿者素质，组织、培训志愿者红十字知识、老年介护知识、现场救护等各类培训1000余人次，如4月6日在新余市红十字会在老年介护培训基地举办的老年介护知识公益培训班，五八博爱周期间为新余学院的志愿者进行为期一星期的培训；定期及不定期的心理咨询队伍的自我成长班及应急救护培训班；派员参加全省红十字志愿者领袖培训班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志愿者素质，由此涌现出大批的优秀志愿者：市级以上媒体宣传的红十字志愿者有黄涛、肖颖洁、李超等12名；获省红十字会表彰的志愿者5名分别是曾凡娣、赵弘、廖安平、谭振兴、吴发兰；进入中国好人榜志愿者4名分别是曾凡娣、李超、赵弘、胡燕平。万里成功捐献遗体事迹在江西电视台播出；曾凡娣助人为乐的事迹在江西电视台、江西日报等多家媒体宣传，获中国红十字会表彰的“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志愿者”和“终身红十字志愿者”称号，12月将获得省红十字会表彰的奉献奖；吴发兰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感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1套、13套、4套多次播出，12月将获得省红十字会表彰的人道奖提名奖。

对每位志愿者的成长和进步，市红十字会都会及时给志愿者单位发函或电话沟通，告知其获得的星级和荣誉等。

志愿服务专业化

日前，我市红十字志愿者来自全市的各个领域，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年龄段，包括公务员、老师、大学生、医生护士、工人、农民、私营业主等。根据每位志愿者的专业、特长和志趣爱好等，围绕着红十字志愿服务范围和领域，进行合理建队分组。从2011年5月刚组建时的7支队伍，发展到目前的12支红十字专业志愿者队伍，分别是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及其下辖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志愿队、社区卫生服务志愿队、应急救援志愿队、新闻宣传志愿队、心理援助志愿队、老年介护培训志愿队、现场应急救护培训志愿队、快乐骑行宣传志愿队、分宜志愿服务工作队、华俊武术文艺宣传志愿队、歌友汇志愿队，各队又分若干个小组。志愿者队长和组长由志愿者民主选举产生，充分发挥志愿者骨干的作用，实行自我管理。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需要，市红十字会搭建了服务平台，设立了相对固定的服务场所：在市中心血站、献血车上、冠名医疗机构设立了４个造血干细胞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点；在医疗机构和社区设立了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点；在市图书馆、社区设立了5个心理咨询志愿服务基地；在市第四医院设立了应急救援和老年介护培训基地；在市人民医院社区门诊部和康乐老人院设立了老年介护实践教学基地。有了固定的服务‘阵地’，为我们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志愿服务重品牌

各志愿队根据各自的特长和服务领域，围绕红十字“三救三献”和宣传工作来开展活动，打造“红十字”志愿服务品牌，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支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浓厚氛围。

品牌之一：开展以“关爱生命、保护健康”为主题的“五送”进农村、进社区、进养老机构、进学校志愿服务活动，即“送健康、送温暖、送快乐、送技能、送观念”，受益2万余人。活动形式是集中组织与分队分组分散进行相结合。集中组织的有今年3月29日在高岚乡辋溪村和5月11日在盛德社区的“五送”志愿服务活动；分组分散组织的有“红十字志愿者在行动”、“红十字志愿者爱心接力”、“红十字党员志愿者帮扶活动”等长期常态化开展。

“送健康”包括义诊、健康咨询、就医服务、上门换药、心理疏导、亲子关系咨询等。

“送温暖”包括走访慰问、结对帮扶、电话问候、包饺子等。如今年1月27日，我会组织5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自带13辆车，自备汽油，分成11个组将53个“温暖年货包”送到分布在全市城乡的53户特困户家中。又如红十字志愿者结对帮扶对象康盛社区孙秀兰、下村镇江东村冯理根在志愿者的爱心感召下成为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送快乐”包括舞狮舞龙、唱歌跳舞、时装表演、陪空巢老人聊天等；

“送技能”包括传授现场应急救护技能和老年介护技能；

“送观念”包括宣讲捐献遗体器官和造血干细胞的知识、目的意义、经历、体会。如捐献遗体器官登记志愿者河下镇划江村农民赖世华宣讲；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刘小葵、吴发兰、林延枫现身说法。

品牌之二：开展以“人人学急救、个个能救人”为主题的普及现场应急救护知识志愿服务活动。继续开展现场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培训班、进企业、进军营、进农村活动100多人次；组织开展交通事故、地震等现场应急救护和心理疏导演习活动3次，其中今年5月12日在新余学院开展的学生地震疏散演习规模最大，参与演习人员900人，观摩人员1200人；在炎炎夏日，红十字志愿者轮流安排在数处开放的游泳所场开设红十字应急救护公益课堂，为期8天，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近1000小时。

品牌之三：开展以“活出质量”为主题的推广老年介护理念和技能志愿服务活动。深入社区、养老院、培训示范基地、家庭等传授老年介护理念和技能50余次，培训400余人次，培训对象包括家政服务员、养老机构护理员、志愿者、老年人及其家属等。培训后的人员技能大大提高，比赛成绩明显好于他人。

现在，红十字志愿服务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已成为新余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通过特色活动，新余市红十字会初步实现了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品牌化。

志愿服务常态化

红十字志愿者队伍按不同特长和服务内容进行培训，把已有的志愿服务做精做实，结合社会需要、自身能力，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我市不仅以世界红十字日、无偿献血者日等重大节日为契机，而且平时也经常深入校园、机关、街道等各个领域，积极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一方面，市红十字会号召志愿者参与红十字会举行的重大活动，如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采集活动、五•八世界红十字日、预防艾滋病麻风病宣传、无偿献血者日宣传等，一年来，市红十字会在全市开展了数十次以“红十字志愿服务在行动”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志愿者参加服务数千余人次。另一方面，市红十字会鼓励总队和各分队自主开展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50余次，在市级以上媒体刊播稿件近200篇（次），散发宣传资料4万余份，捐献造血干细胞登记入库960人份，为困难对象募捐近6000元，进行老年介护理念传播和技术传授50余次，与农村空巢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4对，开展公益性救护培训听课8200多人次，组织应急演练活动6次，为156人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获得社会和群众的广泛认同。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志愿队其工作内容不断扩展和延伸，由原来单一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扩展到包括推动无偿献血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遗体捐献宣传动员方面的工作，无偿献血的宣传工作也进入各企事业单位，极大地缓解了我市无偿献血的紧张局面；他们利用节假日，不计报酬走进学校、社区、企业，还深入乡镇、农村基层进行宣传造血干细胞知识，动员社会各界爱人士加入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队伍。

现场应急救护培训志愿队由我市历年来选派到国家红总会和省红会参加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的20余人组成，他们在市红十字会的安排下，经常进入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进行公益救护培训，尤其是为今年应急救护公益课堂、5.13新余学院的地震演习、应急救护电视大赛等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付出了辛勤劳动，丰富的授课内容、手把手的传授，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和欢迎。该队为全市开展公益性救护培训8600多人次。

应急救援志愿队为群众提供应急抢险、应急救助、救援物资的管理、照顾空巢老人等，组织开展活动50余次，组织应急演练活动6次，在今年9月份新余市现场应急救护技能电视大奖赛中，参赛的志愿者们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2012年3月以来，该队志愿者，以曾凡娣为主，多次深入农村基层，走访看望了渝水区下村镇甘秀布村委五板村患有强直性骨髓炎的冯理根一家，并且积极联系各大医院，为其免费体检，组织专家为其会诊，并协助患者到南昌就诊就医；今年3月初，又把冯理根接到新余四医院治疗，新余广播电视台作了报道，给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形象。

心理援助志愿队一年多来每周三在市红十字会会议室开展心理咨询师自我成长以及经验交流、业务培训等活动，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经常在各大咨询站点开展同事关系、恋爱婚姻问题、职场减压、网恋网瘾、睡眠障碍、自杀预防、犯罪心理分析等免费心理咨询，还不定时组织人员到社区、敬老院开展上门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心理援助志愿队为学生减压、调解亲子关系进行免费心理疏导 203 人次，疏导调解离婚案件 100对，劝合 13 对，对今年4月1日新钢爆炸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了心理安抚，为共创我市和谐做出不懈的努力。

老年介护师资培训志愿队利用节假日，不计报酬的，深入社区、养老院、培训示范基地３个（渝水区福利院、市第四医院、市人民医院城北社区二门诊部）等地进行宣传推广介护理念和传授介护技术；开展助老助困活动，参与护理黎珍妈妈；积极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介护培训，并进行授课，并且配合妇联、工会培训家政服务员。目前已培训400余人次，深入社区进行理念推广近50次。在今年9月通过培训后的3名家政养老服务人员在参加江西省2013年“振兴杯”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其中2人荣获一等奖、1人荣获二等奖的好成绩。

新闻宣传志愿队、快乐骑行志愿队采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新闻宣传志愿队成员大多是新闻媒体记者、还有一些单位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共计50余人组成，下分四个小组，分别为电视台组、电台组、报社组和机动组，常以沙龙的形式组织交流会。红十字会宣传工作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要通过宣传部安排记者，市红十字会直接通知，志愿者们都积极参加采访报道，有的主动要求参加采访，主动寻找新闻点、出谋划策。快乐骑行志愿队是由一支专业的骑行车队组成的，成员有26名，他们以特有方式，携带我会各种宣传品、宣传单等散发到他们所到之处。一年来宣传志愿队在市级以上媒体刊播稿件200余篇（次），其中有：《红十字志愿者送温暖到贫困户家中》、《万里捐献遗体报道》、《骑着电驴的阿凡堤》都被江西电视台采用。另有新闻宣传志愿者赴北京、重庆对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及对在苏州的《大爱髓缘-中外捐受者相见会》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使红十字会知识深入人心，扩大了红十字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效果前所未有。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志愿队2012年5月6日成立以来，现在成员46人，他们主要来自仙来社区医务人员及城北各大社区的工作人员等组成的，他们长期地积极为社区居民开展免费体检、义诊、宣传健康知识、就医服务等志愿服务，共开展600余人次。

大学生志愿队是在2012年组建的，以新余学院为主的各大高校大学生共同组成的现有成员300余名。他们在各自的学校大力宣传红十字精神和红十字知识，组织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农村小学支教，急救培训等活动，不定期下乡关爱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

华俊武术文艺宣传队是刚成立不久的一支具有很强专业技术的队伍，有70余人，分舞狮表演组、舞龙表演组、跆拳道表演组。他们将以独特的方式在宣传红十字精神的相关场合营造场面、活跃气氛。

歌友汇志愿队在今年三月份成立的，由20位有一定专长的离退休老干部组成的，他们经常用他们嘹亮的歌声和才艺为社区、敬老院带去快乐。

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践行了红十字宗旨，促进了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红十字志愿者们齐奏奉献乐章，共筑博爱家园，促进了新余精神文明建设，打造了“新余有爱”品牌——愿传播之声弥久，让志愿之树长青！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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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Tue, 31 Dec 2013 -8:18:12 GMT

安全关乎人道

郝如一

发生在青岛的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已经过去10多天了。12月2日得到最新消息：事故导致62人死亡，136人受伤。如此惨烈的伤亡、惨重的损失、惨痛的教训，令人震惊、扼腕、痛心。

国务院调查组已将其定性为一起十分严重的责任事故，留下反思多多。国家安监总局局长连发15个问题，个个都值得深刻反思。在笔者看来，这15个问题，从原油泄漏到引起爆炸，从不设警戒到没搞疏散，从管理到技术，从企业到政府，从两年前就发现严重隐患到最终酿成灾难，都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毋庸回避的关键问题，那就是：视人的生命健康为儿戏。

联想到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安全生产纪录每况愈下，重特大伤亡事故不断发生的现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安全监管失灵，安全事故频发？从矿难死人到火灾丧命，从大巴撞车到火车出轨，从桥梁垮塌到楼宇坍塌，从气体中毒到爆炸死伤……事故造成灾难的新闻时不时刺伤人们脆弱的神经。笔者以为，忽视安全生产，导致事故频发的具体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主观意识上却大同小异——说到底，是缺乏人道主义理念，不懂得珍爱生命。

“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大家耳熟能详，它既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理念。党的十八大精神更是进一步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据我看来，对“以人为本”无论怎么解读，其底线就是以人的生命健康为本，以奉行人道主义为本。如果人的生命和健康丢失了，什么样的“以人为本”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对空”。所以，“以人为本”不仅仅是口号，恰恰在于“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红十字国际人道主义宗旨的基本要义。我们对“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解读，就是把生命健康放在人民利益这个“第一位”的首位。否则，人民利益的其他东西也就失去意义了。无怪乎世界卫生组织要提出“健康是人类第一财富”的科学理念。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反思青岛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以及先前我国发生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对事发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纵使你以主观客观原因去解脱，用这条那条理由去分析，你没有把员工和百姓的生命健康放到最最重要的位子去重视去对待，或者说思想上没有认真顾及人民生命安危，那是一定推卸不了的。以青岛事故为例，据报道，中石化在两年前就发现这条埋设了27年的管道锈蚀斑斑，明知后患严重，却是按兵不动，结果大难降临，祸患无穷。如果中石化领导层真的具有“以人为本”的高度自觉，具有珍爱生命、敬畏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切切实实把员工和管道周边百姓的生命安危和健康放在第一位，那就应该及早采取果断措施，报废有隐患的管道，开辟远离人口稠密地区的新管道，哪怕造成暂时的经济损失也在所不辞。遗憾的是，中石化在经济效益和生命健康之间以侥幸心态选择了前者，抛弃了后者。再往前说，当发现输油管道与市政管网存在重叠交叉之初，就该和地方政府协商制定一个对生命安全有保障的管道发展规划，以避免发生灾难性事故。但这怕是更要化好多钱，于是，在金钱与生命的博弈中，生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不被敬畏。这是一个中国最赚钱的央企的所作所为吗？正因为他们不懂“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人道主义宗旨，不懂“以人为本”的根本意义是践行人道主义，不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型央企是不应该只顾赚钱而不顾生命的。这“三个不懂”的可怕后果，就是迟早发生的惨烈灾难，就是后悔不及的惨痛教训。

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理念和举措或许对我们有所启迪。早在10多年前，美国就专门颁布有关改进管道安全的法律和配套的管道健康标准，除对油气管道检测提出强制性要求外（比如所有管道必须每7年检测一次，以准确掌握管道的腐蚀、微小裂纹等情况），还建立管道安全促进组织，在全美开展管道安全教育，确保防患于未然。20年前，笔者在工作中还遇到这样的真事一桩：某外企施工中，一台机器突然侧翻，一中方员工奋不顾身上前扶护，不慎受伤。治疗之余，他不仅没有等来意料之中的表扬，反而是挨了一顿批评——不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外方老板的观点是：机器坏了可修理可重买，人的生命断送了，非钱所能购得。后来听说，这家外企常以此事此理教育员工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笔者长期从事红十字会工作，深感外企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和行动都比较到位。就说员工岗前培训吧，他们规定必须学会自救互救技能，凡取得红十字会颁发的急救合格证者，方可上岗作业。为此，红会每年都要为外企训练一批又一批员工。相比之下，咱的国有或民营企业却逊色得多。你上门为他搞急救培训还不以为然，真有点“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味道。当然，例外也是有的。忽一日某国企要红会为其员工培训急救技能，说是有一笔外贸生意，外方除要求中方货好，还要求中国员工会急救，否则宁愿放弃合作，决不赚可能“带血”的钱。这家国企大呼不可思议：生意与急救何干？只要我的货物符合老外标准，我的员工会不会急救与老外何干？可“老外”不这么看。他们眼里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是他国与己合作的企业的员工生命健康。在老外眼里，安全生产绝非说说而已。

青岛事故发生后2天，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青岛看望事故伤员时强调说，各地区各部门、各类企业都要坚持安全生产高标准、严要求。要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亲自动手抓。他还要求中央企业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做表率。窃以为，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上述指示的过程中，要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企业的投资人和管理者都能补上人道主义教育这一课（建议将人道主义课程列入党政干部教育和全民普及知识范畴，政府责成安监部门与各级红会合作，指定由红会承担培训任务。国家红会先在央企开展培训，让他们“带好头做表率”），真正懂得崇尚人道主义，从尊重、珍爱、敬畏、保护人的生命出发，真正把百姓和员工的“命”放在自己的“心”上，何愁安全措施不落实，安全生产搞不好？否则，要是依然事故频频，伤亡连连，无异于草菅人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何以得到贯彻落实？我就不相信，人道理念淡漠、人道主义缺失的领导能真正“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能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对那些视百姓生命为草芥者，就该让其丢官、坐牢，甚至偿命。如此以儆效尤，方得警钟长鸣。

当然，我们每个公民也要懂得爱护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冒险去做可能危害生命健康的事，学会保护自己，学会自救互救。切记：世界上只有生命健康是最宝贵的。

雅安地震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

丁泽丽

四川雅安7·0级强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各级红十字会秉承人道主义迅速开展救援行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考察。

一、灾情概况

2013年4月20日上午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强烈地震，断层破裂达35至40公里，震源深度集中分布于15公里至25公里之间，震源破裂持续时间为30秒左右，断层面最大滑动量达到1·6米。强震之后余震不断，截至24日8时，余震达4001次，其中5·0至5·9级地震4次[①]。

灾情如此之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难想见。20日18时10分，死亡人数达124人，其中雅安市死亡113人，受伤3300人^{^[②]}。随着时间推移，死亡、失踪、受伤人数不断攀升，截至24日18点，全省累计200多万人受灾，196人遇难，21人失踪，13484人受伤。其中，雅安8县有110万人受灾、176人遇难、19人失踪、12030人受伤(重伤995人)。灾区房屋损毁严重，农村住房倒塌18·63万间、严重受损43万间；城镇住房倒塌6700多间、严重受损8万多间，其中芦山县龙门乡房屋坍塌率高达99%以上。公路、桥梁、电力、通信、水电站、水库等基础设施无不遭受破坏。^{^[③]}据估计，此次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00亿元左右，灾后重建资金需求约为1000亿至1500亿元。若参照参照汶川地震损失的5%计算，估计直接经济损失可达422·6亿元^{^[④]}。尽管此次地震危害不及汶川地震之重，但它造成的各方面损失也是惨重的。

二、中国红十字总会统筹救援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作出重要指示，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加强地震监测，切实防范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维护灾区社会稳定。”[⑤]作为国家减灾委员会成员之一，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全力投入此次抗震救灾。

首先，紧急行动，有序推进。20日8时20分，总会接到地震消息后即刻召开执委会，成立雅安地震应急指挥部，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任总指挥，副会长郭长江、王海京，秘书长王汝鹏任副总指挥，启动应急预案，统筹领导全国各级红十字会开展救灾工作。华建敏会长在听取执委会报告之后，要求科学有效地开展救灾工作，确保灾民“有水喝、有饭吃、有房子住、病了有医生看”[⑥]。当天下午，赵白鸽率队赶赴灾区指导救灾。与此同时，总会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当晚，总会赈济部部长王平率救灾工作组到达芦山，与四川省红十字会、雅安市红十字会救灾工作组会合，成立由总会、省、市、县四级红十字会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芦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统筹、协调红十字会系统的抗震救灾。“72小时黄金救援”阶段即将结束，副会长王海京发布过渡安置阶段的具体工作：“一是组织采购灾区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配合政府做好群众安置的生活保障；二是做好大众卫生工作，在灾区群众生活安置点搭建厕所，并做好管理和维护工作；三是做好心理援助工作”[⑦]。为推进救灾工作全面有序开展，4月28日，由总会倡导，总会、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公益组织共同成立“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集结慈善组织力量，发挥“1+1＞2”的社会效应，推进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序展开。

其次，募集款物，调配物资。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发出募捐呼吁，号召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踊跃捐款捐物^{^[⑧]}，并公布救灾专用账号、热线。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奉献爱心，如李春平先生个人捐款600万元；泰康人寿总裁刘经纶代表公司捐款500万元；珠海远光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利浩个人捐款100万元等等。截至到5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官网首页显示，总会接受捐赠款物达15849·77万元，其中捐款12994·02万元，捐物2855·75万元[⑨]。与此同时，总会不断向灾区调拨救灾物资。截至4月22日17时，总会、地方红会及港澳台红十字组织已向灾区提供救灾款物2933·7439万元，其中救灾物资价值2208·7439万元，救灾款725万元。随着救灾工作向安置阶段过渡，根据灾区需求，总会紧急招标采购价值2000万元的救灾物资。28日上午总会举行紧急采购项目开标会，19家供应商参与招标采购^{^[⑩]}。5月8日救灾物资正式发放，截至17日，已向芦山县调拨大米93441袋，粮油41475桶。

应该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地震发生后，红基会立即推出“天使之旅——雅安行动”，开通雅安地震专项捐款账户。截至5月3日16时，红基会共收救灾款物2317·71万元，其中捐款1516·01万元，物资801·7万元^{^[11]}。同时派出救灾工作组前往灾区评估灾情、发放救灾物资，形成以“一站两中心”救灾模式（“天使驿站”、物流中心、信息中心）为核心，芦山（救灾行动执行的救灾信息搜集）——成都（救灾物资接收采购和救灾信息整合）——北京（救灾款物募集和救灾信息发布）三级联动的救灾行动动员和实施框架。为保证安置过渡阶段灾民生活需求，红基金采购家庭箱发送灾区，截至5月6日，已发放价值322万元家庭箱，惠及8000个家庭，2·5万人。进入恢复重建阶段后，红基金积极签署援建意向书，援建龙门乡卫生院住院楼，资助芦山县龙门乡隆兴红十字博爱中心小学和思延乡博爱初级中学的维修工程费用。[12]红基会的行动，为总会救灾增色不少。

又次，派遣救援队，深入第一线。20日下午5时，中国红十字999紧急救援队先头部队奉令奔赴灾区，随后第二梯队救援车队相继到达，开展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工作[13]。这支救援队是总会于2009年5月10日成立的第三支专业紧急救援队。999急救中心院长、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李立兵表示，999将以“百姓命比天大，宁抢一分是一分，宁抢一秒是一秒”的院训为指导，为灾区人民提供优质服务。999紧急救援队员不辱使命，在灾区设置医疗点，为村民查体、换药、看病、提供饮食等。灾区56岁的罗大叔，双目失明，吃不洁食物，腹痛难忍，在999救援队的治疗下恢复了健康，罗大叔常说：“999紧急救援队是我的救命恩人”。为改善灾区卫生境况，999队员为灾区搭建厕所、定期卫生消毒、讲授卫生知识。尽管大震已过，鉴于余震不断，999救援队举办自救互救知识培训，教授村民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14]。直至5月2日，救援队顺利完成救援任务，启程返京。自4月20日至5月2日，13天里999救援队在27个自然村巡诊万余人，救治灾民3000多人，转运重症患者30多人，发放药品、物资价值600多万元，运送物资里程4600多公里，为受灾群众提供就餐12200多人。大同乡村民为表感激，亲手制作千纸鹤送别队员。^{^[15]}

最后，加强国际合作，合力应对灾难。地震发生后，总会一方面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系，通报灾情及救援情况。国际联合会立即派出救灾专家一名前往成都开展灾情评估等工作。美国、西班牙、加拿大、芬兰等国家红十字会纷纷致电总会询问灾情，表示随时准备为灾区提供所需帮助。其中，新加坡红十字会向灾区捐款15万新元（约合75万元人民币）^{^[16]}，日本红十字会捐款1·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840万元）[17]。另一方面联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总会于4月24日紧急启动重建家人联系工作，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开设寻人网站，并制定《重建家庭联系信息搜集工作手册》。需要寻人者可登陆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在“四川雅安地震寻人——重建家庭联系”栏目寻找失踪者页面进行查询，根据信息颜色断定亲人处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寻人网站也开通雅安地震专页^{^[18]}，为灾民了解亲人状况提供便利。

三、各地分会协同救援

在总会的统筹指挥下，各省、市红十字会积极行动，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抗震救灾工作中。

（一）动员社会资源，奉献大爱之心

各级红会响应总会募捐呼吁，启动救灾应急响应预案，因地制宜，广泛进行社会动员，筹集款物，积极开展救灾工作[19]。这里以江苏省红十字会为例，以见一般。

20日上午，江苏省红十字会向全省人民发出“江苏省红十字会救助四川芦山地震灾区呼吁书”，并公布捐款账号和热线。22日上午，省红会机关党委组织机关各部室、直属单位和江苏弘惠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党员、职工举行“情系雅安，奉献爱心”捐款活动，现场募集捐款达2·21万元。各市红会积极响应，其中苏州市红十字会地震当日接受社会捐款逾千万，截至5月5日，共接受地震捐赠款物达2768余万[20]。据统计，自4月20日至5月20日，江苏省红十字会系统共接收地震捐款4570·9万元，捐物价值2692·736万元[21]。

与此同时，一批批救灾物资发往灾区，以满足灾民日常需求。地震当天，江苏省红十字会即向灾区发去第一批价值154万元的紧急救灾物资。23日下午，全省红十字会系统集中向灾区发运第二批总价值62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分别由南京、苏州、常州发运。28日发送第三批救灾物资，包括帐篷、药品、服装、医疗耗材、饮水设备、香囊等，总价值1169·63万元，其中昆山宝成国际集团捐赠价值达1000·27万元服装，连同前两批和各地直接发往灾区的物资，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已经累计发送价值达2135·19多万元的救灾物资[22]。

港澳台红十字会也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台湾红十字会于4月21日捐款500万元救助灾区，23日组织地震灾情评估小组抵达芦山，了解灾情及救援情况，为灾区送来消毒剂等紧急物资^{^[23]}。澳门红十字会援助1000个家庭包^{^[24]}。截至5月3日，香港红十字会已收救灾捐款1200万港元，其中200万港元作为紧急救灾工作^{^[25]}。

在各级红会的努力下，截至6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官网显示，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共接受捐赠款物共计111711.70万元，其中地方各级红会接受捐赠款物即达88315.43万元，有力保障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救援队奔赴灾区，开展专业救援

地震后，一些省市红十字救援队即刻集结待命，在总会统筹调配下，紧急救援队、医疗卫生救援队、供水救援队、心理救援队先后奔赴灾区，开展专业救援。

紧急救援队的主要工作是疏导交通、引导直升飞机着陆、物资装备卸货、搜救灾民、抬送伤员及维护灾民安置点秩序。因此，地震后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非紧急救援队莫属。20日上午9时，四川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四川省红十字应急通讯保障志愿者大队、泸州红十字山地救援队等10支四川省内红十字救援队紧急赶赴灾区[26]。之后山东、青岛、新疆、辽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湖南省红十字志愿者紧急救援队、三亚红十字灾害应急救援队、重庆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广西红十字赈济救援队等先后抵达灾区。各救援队全力以赴，积极开展救援工作，其中红十字蓝天救援队规模较大，救援尤为得力。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抗震救灾中，三亚红十字灾害应急救援队为首次岛外救援，短短5天中，9名队员克服灾区生活不便，共救助灾民60余人[27]。

卫生医疗救援队，顾名思义主要负责灾区医疗卫生工作，为灾民送医送药，预防疫病。此次灾区医疗卫生工作主要由重庆市红十字会应急医疗救援队和云南省红十字会大众卫生救援队负责。重庆市红十字医疗救援队15人于地震当日18点奔赴灾区，带来二辆救护车，一辆物资运送车，满载4箱应急装备、50公斤消杀药品、各类急救药品和器材[28]。救援队到达灾区后，一方面协助医院开展急救，一方面消杀救治点、居民生活点、监测饮水卫生及传染病。截至23日上午13时，重庆市红十字会医疗人员参与救治约200人[29]。震后灾区一片瓦砾，卫生厕所极为缺乏，22日云南省红十字会大众卫生救援队抵达灾区，为灾区搭建安全、应急的简易厕所。截至26日已经累计搭建卫生厕所28个，并于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卫生宣传，向受灾群众普及卫生防疫知识[30]。医疗卫生救援队的工作不仅方便了救灾人员、受灾群众，也改善了灾区环境，为各组织、各部门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水为生命之源。为确保灾区有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总会调派湖南、湖北两支红十字供水救援队赶赴灾区。4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湖北供水救援队奉命出发，26日下午5时抵达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勘察地形、寻找水源。在全队人员共同努力下，28日下午出水，且检测合格，可满足6000人需要。鉴于灾区供水紧缺，25日总会又调派中国红十字会湖南供水救援队前往灾区，28日救援队即为4000余名灾民供应上安全清洁饮用水28吨。为了保证水质安全，救援队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每20分钟检测一次水质，每两小时巡视一次送水点。“只要灾区有需要，我们将一直留守”，救援队队长吕军说[31]。两支供水救援队日夜工作，为灾区提供安全用水，工作成绩卓著，芦山县委县政府先后赠送锦旗以表感激之情。

各支救援队有条不紊相继奔赴灾区，提供专业服务。至4月22日17时，共25支救援队，400名队员，113台救援车辆奋战在灾区[32]。至4月28日18：00，各救援队累计救治伤病群众1694人，转运伤病群众60人，搜救排查4474户，设立医疗救护点9个，搭建厕所28个[33]。

紧急、医疗卫生、供水救援队为灾区提供了物质或外在的需求，满足了灾民的生存需要，但地震中灾民家园丧失、亲人离去，情绪极为不稳定，特别是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更是晴天霹雳。为此，总会先后调派江西、浙江红十字心理救援队奔赴灾区第一线开展心理干预。 5月2日，江西省红十字心理救援队到达灾区。经过精心准备，5月6日，救援队于双石镇初三年级学生中开展“团结、信任、相亲相爱”为主题的团体辅导活动，私下进行个案疏导。在灾区期间，江西队共设立“帐篷心理咨询室”2个，在3所学校开展团体辅导近百场，受益学生达千余名；提供个案心理干预10余例；培训老师 100多名；走访附近灾民安置点10余次[34]。浙江省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亦不辱使命，进行心理健康筛查1255人次，个别心理辅导108人次，团体心理辅导 465人次，学生家庭心理辅导64人次，社区团体心理辅导2场共58人次；举办心理沙龙3场，参加老师38人次；针对毕业班学生考前心理辅导专题讲座2场共76人次[35]。心理救援队的帮助，有助于灾区群众摆脱地震阴影，重新鼓起生活的风帆。

四、红会救灾工作之进步

在这次抗震救灾行动中，作为人道主义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为抗震救灾前期工作立下汗马功劳，充分诠释了党和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角色。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及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灾后重建上来[36]。纵观此次救灾行动，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应急协调能力提高。地震发生后，总会立即通电四川省红十字会了解灾情，召开紧急会议，成立雅安地震应急指挥部，发出募捐呼吁书，为灾区筹备救灾款物，火速向灾区调配救灾物资。四川省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救援，派出数十支红十字会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搜救工作。在总会的号召下，其他省市红十字会纷纷发出募捐呼吁，红十字紧急救援队、医疗救援队、大众卫生救援队、心理救援队迅速集结待命，由总会统一调配，既保证了现场救援秩序，又实现了救援效益最大化，应急协调能力明显提高。尽管“郭美美事件”的阴影挥之不去，但红十字会并未因此止步，而是负重前行，用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找回公众信任。[37]

其二，完善监督机制，做到公开透明。各级红十字会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之规定开展募捐，于官方网站公布捐款来源与使用，并邀请社会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资金募集和使用情况，同时接受政府审计部门、红会内部纪检部门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第三方机构的监督。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表示：“我们一方面要做到接收捐款的公开，更要做到使用的公开，我们会把接收所有捐款的详细使用明细及时发布给大家。”[38]招标采购2000万元救灾物资就是一个例子，4月26日至27日，总会发布招标公告，根据灾区要求紧急采购价值2000万元救灾物资（价值1300万元粮食、700万元食用油）。从发布招标公告到正式招标、评标，到物资发放，红十字会都接受人民网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联合征集的3名志愿者全程跟踪监督，提供各中标企业救灾物品所有生产发货周期内的抽检批条及本次招标书及生产合同。5月8日正式监督物资发放，认为整个物资发放过程公开、透明、合理[39]。征集志愿者全程监督物资发放是前所未有的新举措，国际红会代表范马丁给予肯定：“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是一种创新的、有建设性的方式……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例推广到其他国家红会。”[40]这说明中国红十字会监督机制不断完善，透明度有所提高。

其三，应急救灾机制进一步完善。4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牵头，联手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发起成立“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旨在推动社会组织参与芦山地震救援和重建的信息共享，发挥同类型社会组织的特长和经验，提高社会捐赠资源的使用效率，探索社会组织互帮互助联合应对灾害新机制，推动中国各领域各层次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三方各司其职，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与政府沟通协调、与国际社会合作、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和资源；北京师范大学为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已加入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的60余家当地公益组织重在执行以社区为本的救灾、救助工作。该平台是社会组织按照平等、高效、协同原则合作应对灾害的平台，也是完善以社区为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尝试^{^[41]}。这一平台，一经搭建，即受到好评，5月22日，中国初级保健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等组织表示加入，共同致力灾后重建[42]。不难发现，这一平台的建立一方面最大程度利用社会资源，实现救灾效益最大化，完善了中国红十字会救灾机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慈善机构联合抗震救灾的意愿，有利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新方向即联合社会组织，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感谢北京的救命医生”》，《北京晚报》2013年4月25日。

[②] 《雅安地震死亡人数已达124人》，《新京报》2013年4月20日。

[③] 新京报网：《芦山地震已致196人遇难21人失踪 13484人受伤》2013年4月25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4/25/260617.html。

[④] 《芦山地震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达500亿元左右》，《信息时报》2013年4月24日。

[⑤] 《人民日报》2013年4月21日。

[⑥]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雅安抗震救灾纪实》，《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23日。

[⑦] 中国红十字会网：《王海京谈“红十字会与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实时播报》（二）——转自人民网2013年4月24日，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jdxw/201304/t20130424_24639.html。

[⑧] 《总会发出救助雅安地震呼吁》，《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23日。

[⑨] 截至6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官网显示，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共接受捐赠款物共计111711.70万元，其中捐款84651.54万元，捐物27060.16万元。

[⑩] 《总会救助震灾物资紧急采购开标》，《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30日。

[11] 《红基会在灾区发放6600个家庭箱》，《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7日。

[12] 《对每一份爱心负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之旅——雅安行动”纪实》，《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17日。

[13] 《中国红十字会救灾情况通报》，《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22日。

[14] 《我与红十字人一起救灾的日子》，《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9日。

[15] 《送别》，《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7日。

[16] 中国红十字会网：《中国红十字会召开芦山地震救灾工作新闻发布会》2013年4月24日，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jdxw/201304/t20130424_24643.html。

[17] 中国红十字会网：《日本红十字会向雅安灾区捐款1.3亿日元》2013年6月20日，

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jdxw/201306/t20130620_24898.html。

[18] 《总会紧急启动“查人转信”工作》，《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30日。

[19] 《红十字在行动——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救灾工作》，《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23日。

[20] 《关注生命传递爱——苏州市红十字会纪念第66个世界红十字日》，《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7日。

[21] 《江苏红会社监委审计芦山地震捐款》，《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6月14日。

[22] 江苏红十字会网：《规范运作：用最低成本传递好江苏爱心》2013年4月28日，http://www.jsredcross.org.cn/art/2013/4/28/art_62_6547.html。

[23] 中国红十字会网：《来自海峡那边的“爱”》2013年4月25日，

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wszdt/201304/t20130425_24694.html。

[24] 《中国红十字会救灾情况通报》，《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22日。

[25] 《香港红会:芦山地震收1200万善款》，《新京报》2013年5月5日。

[26]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雅安抗震救灾纪实》，《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23日。

[27] 《海南9名救援队员返琼》，《南国都市报》2013年4月27日。

[28] 中国红十字会网：《重庆市红十字会首支医疗救援队于当日奔赴灾区》2013年4月21日，

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wszdt/201304/t20130421_22551.html。

[29] 重庆红十字会网：《重庆市红十字会应急医疗救援队抗震救灾工作情况》2013年4月26日，http://opera.cqnews.net/content.asp?id=3156&sid=29&xid=77。

[30] 中国红十字会网：《红十字救援队芦山灾区工作情况一览（4月27日）》2013年4月28日，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wszdt/201304/t20130428_24740.html。

[31] 《“放心水”红十字造——中国红十字会供水救援队支援地震灾区纪实》，《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7日。

[32] 《急灾区之所急帮灾民之所需——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赴四川芦山地震灾区纪实》，《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23日。

[33] 中国红十字会网：《红十字救援队芦山灾区工作情况一览（4月28日）》2013年4月29日，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wszdt/201304/t20130429_24745.html。

[34] 《奔赴雅安“解心结” ——江西省红十字心理救援队赴芦山地震灾区开展心理救援侧记》2013年5月24日，http://www.redcrossol.com/sys/html/lm_8/2013-05-24/134542.htm。

[35] 《守望心灵温暖灾区——浙江省红十字会心理应急救援队芦山灾区工作纪实》，《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21日。

[36] 《总会工作组对接雅安灾后重建》，《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28日。

[37] 《用行动找回对红十字的信任》，《人民日报》2013年5月2日。

[38] 《王海京谈“红十字会与芦山地震抗震救灾”》2013年4月24日，

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jdxw/201304/t20130424_24638.html。

[39] 《2000元紧急采购物资开始分发》，《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10日。

[40] 人民网：《专访国际红会代表：希望大家能够认可中国红会努力背后的决心》2013年5月8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508/c1008-21399031.html。

[41] 《“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成立》，《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30日。

[42]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对接” 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并与部分社会组织沟通》，《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5月24日。

芦山地震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应对

丁泽丽

芦山地震后，各种负面新闻扑面而来，红会公信力降至冰点，陷入“塔西佗陷阱”。红会于危机应对中踏上改革之路。本文就此焦点事件作一探究。

一、舆论风波

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来，中国红十字会负面新闻不断，“万元餐事件”、“募捐箱发霉事件”等等，接二连三将红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强震，红会秉承人道主义宗旨迅速展开抗震救援行动，自募捐至救援，红会屡遭质疑，陷于重重危机之中。

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官方微博发布第一条赈灾信息中的“考察灾情”表述被网友质疑“太官腔”，随后，“台湾红会先捐500万再进震区”、“中国红十字会未入国际红十字会”、“虚开发票”、“壹基金募得捐款须交红会”、“金佛珠项链事件”、“浪琴表事件”、“8000多万善款风波”、“民众屡爆‘被捐款’”、“社监委实为红会‘公关部’”等等质疑声浪迭起，矛头直指红会。与此同时，譬如“郭长江炫富”、“红十字会路虎车队”、“名人大腕只捐1分钱”、“捐款箱纸币为何发霉”、“花冈基金事件”等“旧事重提”。各大网络媒体纷纷报道，一时间红会成为舆论焦点，深陷舆论漩涡。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红十字会动态”成为震后60小时内排名第五的热度词^{^[①]}。人民网舆情监测平台显示，自5月27日至6月27日，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相关新闻达17382条，如下图[②]：

从新闻关注度走势来看，跌宕起伏，平均每天的报道量为580条，关注度之高，不难想见。

二、危机应对

面对质疑，中国红十字会一面全力开展抗震救灾人道主义救援，一面一一给予及时回应，既为确保救灾工作顺利开展，也为维护红十字会名誉，不可否认，其中一些回应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纵观此次危机回应，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无中生有，坚决否认。如“500万买路钱”、“中国红十字会未入国际红十字会”、 “壹基金募得捐款须交红会”、“浪琴表事件”、“虚开发票”、“金佛珠项链事件”等。

针对IBTimes中文网《台湾红十字会：大陆要求先援助五百万人民币》的报道，4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发布此事调查结果，“不捐500万就不能进灾区”说法纯属捏造，境外救援不取决于红会，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外交部掌握政策和协调。台湾红十字会挺身而出，声明大陆红会从未提出“‘不捐500万就不能进入灾区’，该消息为错误报道，绝无此事，期盼外界能够在灾难发生的当下，莫将人道赈济工作做出错误解读，引发莫须有的误解”^{^[③]}。谣言很快得以澄清，IBTimes中文网随即将消息删除[④]。与此同时，社监委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确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员，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立，1912年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1月15日正式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之一，1952年7月被确认为中国惟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方微博亦发表声明，称中国红十字会不仅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员[⑤]。国际红会代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肯定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身份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红十字会不是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⑥]。事实如此，有理有据，红会很快沉冤得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21日两张图片引发又一轮的质疑，即“壹基金仍是红会架构”及“浪琴表事件”。事实上，壹基金于2007年挂靠红会下成立，到2010年底于深圳民政局注册独立。因壹基金英文页面介绍未能及时更新，引起误会，壹基金表示新的英文页面将立即进行调整。关于账户问题，壹基金指出，“2011年1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后，壹基金Paypal账户直接提入深圳壹基金账户，账户提出唯一定向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李连杰亦声明，壹基金是具有公募权的独立法人组织，善款不会转给任何组织、个人，只会直接用于灾区救助。红会方面给予回应，现在壹基金已经完全独立于红十字会，二者没有任何关系，壹基金下拨善款不用经过红十字会^{^[⑦]}。关于“红会工作人员佩戴浪琴表”一事实属网友乌龙，此中“红会工作人员”实则《新京报》记者，所谓的“浪琴表”价值为400元人民币[⑧]。

4月22日“中江县红十字会开具虚假发票”、“红会工作人员戴金佛珠项链”掀起质疑新潮。社监委调查指出，前者实属旧谣重炒，谣言缘起1991年，而中江县红十字会成立于1992年，“虚开发票”纯属谣言[⑨]。至于“红会工作人员戴金佛珠项链”一事，佩戴者彭措邓珠表示无奈，“我为红十字会工作有错吗？”“我觉得我有钱和做志愿者并不冲突，因为我做志愿者发自内心。”[⑩]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于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所谓“金链哥”并非红会工作人员，而是参与救灾的志愿者[11]。

面对诸如此类无中生有的谣言，红会用事实坚决否认，将真相公布于众。也许红会公布的真相未得大众认可，但及时有力的回应显然是必要的。

二、确属实情，诚恳道歉。“8472万善款挪用”就是一例。

2013年4月25日，艺术家方力钧于微博中称：“2008汶川地震，一百多名艺术家义拍8000多万元，定向捐给青城山市，所有工作公开进行。至今日，青城山没收到，善款不知所终。我本人未得到善款使用的任何说明。”之后，多位参与义拍的艺术家转发“同问”[12]。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哗然。南都记者查阅红会博爱家园项目介绍、报告、讲话、报道，未得2008年义拍善款信息。各发起方共同表示：“希望中国红十字总会能够尽早给予艺术家们一个回应”[13]。

红会确认收到8472万元善款，因捐方所提援建项目最终未能纳入四川灾后重建规划，所以立项选点工作未能落实。根据汶川灾后重建实情，总会执委会将捐款用于川、陕、甘等受灾省区援建博爱家园。该项目2011年启动，以“防灾减灾、健康促进、生计发展、人道传播”为主要内容，包括修建逃生路、防洪坝、避难场所、安全饮水工程、文化广场等，每个项目平均资助35万元，目前累计立项242个，使用资金8470万元[14]。4月29日中红会于官网公布“关于百名艺术家捐款使用情况的说明”，澄清善款使用的同时，亦表示，善款用于博爱家园建设，虽然与捐款人意愿大体一致，但在捐款使用及灾后重建上未能与捐款人及时沟通，对捐款人服务不够，“为此，我们向相关捐赠者致歉，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加以改进。”公布善款使用说明、公开道歉，并未能平息众怒。网友众议，善款未征得捐款人同意，改变具体用途，违反《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事实上，善款另用虽与法不符，但并不违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专家宋宗和指出，善款最终仍是用于汶川地震的相关救援项目，只是这种行为不合情理，没有顾及到捐赠人的感受，合法不合情。[15]总而言之，红会难辞其咎，致歉改正理所应当。

三、重查“郭美美”未果，社监委陷信任危机

危机四起，红会陷入“塔西佗陷阱”，百口莫辩。之所以面临如此困境，社监委委员王永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这种危机是“郭美美事件”后遗症的表现。为实现“刮骨疗伤”之效，4月24日，王永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16]}，明确说明重查“郭美美”事件原因：一则人们对红会善款使用的质疑，芦山地震后，红会官方微博十几万个“滚”实为有力证明。二则红会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结果疑点重重，没有对公众质疑给予正面回应[17]。王永表示将于5月中下旬正式启动，准备征集志愿者扩充监督力量，并邀请社会公众、网友代表直接参与调查。

重查“郭美美事件”随即成为舆论焦点，各种报道扑面而来[18]。5月27日至6月27日，一个月中有关红会与郭美美报道达11252条，占红会总报道数的64·7%。微博平台对此热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截止6月27日，有关红十字会的相关信息达6500万条[19]。大都指出，红会重塑公信力根本之道并非“切割”与“郭美美”关系，这只不过是“历史遗留的一笔呆账”。公众更关心“社会监督能否成为固态的机制？善款善物集散公开透明是否能够常态化？红会与公众的对话和沟通能否平等化？”[20]事实上，对于此事社监委并未达成共识。红会则坚持原有声明，即红会没有商业总经理这个职务，郭美美在红会及商红会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其炫耀的资产财富和红会和公众捐款没有任何关系。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如果那个声明有问题，我负全责”[21]。当然，如果调查正式启动，总会表示积极配合，但目前的任务集中于抗震救灾，此事暂放于救灾之后。直至6月社监委全体委员大会上，这一事件尘埃落定，社监委表示自身并无调查权，若公众提供新证据，社监委可建议红会会同有关部门重新调查，并表示不仅是“郭美美事件”，其他“美美”事件，社监委亦无权启动[22]。

重查“郭美美事件”未果，社监委亦深陷信任危机。5月13日，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微博爆料：“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实际就是‘红会公关部’，红监会的核心人物王永作为发言人，听命于赵白鸽，绑架了其他委员”，并指出社监委办公费用由红会支出，资金无法独立何谈独立调查，且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的公司“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与红会有商业利益往来，近日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当选“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王永为其颁奖，其中关系不言自明[23]。之后社监委委员王振耀、袁岳、张勇、金锦萍先后遭受质疑：王振耀挪用善款建公益研究院；袁岳为红会做项目；张勇与红会有直接利益关系；金锦萍为红会“卧底”，五位委员相继被“起底”，把社监委推向风口浪尖。

面对质疑，王永、王振耀、黄勇、金锦萍均表示与红会绝无利益关系。其中王振耀挪用善款建立研究院一事确属子虚乌有，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瑶已明确表明：“直接、间接的都跟红会没关系，”实为上海壹基金定向捐助。[24]但不可否认，其中不乏利益关系的存在，委员袁岳所在零点公司承接红会评估项目，收费6万元，确属实情，袁岳已承认，并表示退回委托款，改为义务支持，如有必要，将辞去社监委委员一职[25]。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指出，类似委员袁岳及其公司的这种行为是绝对错误的，违背了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26]。

社监委所以陷入危机，一则与其工作态度不无关系。就重查“郭美美”一事而言，之前社监委微博已声明社监委内部已对重查“郭美美事件”初达共识，之后又指出“社会监督委目前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真实情况是社监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27]。前后不一，难以使人信服。二则爆料并非全属乌龙，王永公司并非公益社团，而是商业机构；袁岳零点公司收取项目评估费亦属实。为此6月9日社监委提出，委员任职一年及离任一年，不得参与红会的项目，提供有偿服务，并将社监委定性为红会与公众、媒体沟通的专业桥梁[28]，而非此前所称独立第三方。

社监委自2012年12月7日成立以来，并非无所作为，如调查“红会购买别墅事件”、“募捐箱发霉事件”等，调查结果令人信服。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监督红会善款使用的同时，联合人民网征集志愿者监督总会2000万紧急救灾物资招标、采购、物资发放[29]，其中可圈可点之处不言而喻。但此次信任危机也对社监委敲响警钟，保持自身独立性，坚定公正、公开、公平原则，履行自身职责，方能更好提升自身信任度。

四、红会踏上改革之路

中国红十字会深陷舆论漩涡，社监委亦遭质疑。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红会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改革才能应对挑战”，并表示“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的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30]}事实上，“郭美美事件”以来，尤其是此次芦山地震抗震救灾行动中，红会改革不断推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不断趋向廉洁高效、公开透明。地震当日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发出募捐呼吁书，调配救灾物资，相继向灾区派遣紧急救援队、医疗卫生救援队、供水救援队、心理救援队展开救援工作。截至4月22日17时，已派出25支救援队，各救援队秉承人道宗旨全力救援，至28日18时，累计救治伤病群众1694人，转运伤病群众60人，搜救排查4474户，为1458人次提供心理辅导帮助，设立医疗救护点9个，搭建厕所28个，设置应急供水站2个^{^[31]}。自“郭美美事件”以来，善款使用成为关注焦点。雅安地震，红会采购招标2000万紧急救灾物资，积极配合社监委、人民网志愿者全程监督，为志愿者提供招标企业救灾物品所有生产发货抽检批条、招标书及生产合同^{^[32]}。此种监督方式为中国红会首创，得到国际红会代表范马丁的赞赏：“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是一种创新的、有建设性的方式，……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例推广到其他国家红会”^{^[33]}。这种廉洁高效、公开透明之举，值得肯定。

其二、提高开放程度，完善灾害应对机制。为推动社会组织参与芦山地震救援和重建信息共享，发挥同类社会组织特长和经验，提高社会捐赠资源使用效率，探索社会组织互帮互助联合应对灾害新机制，推动中国各领域各层次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4月28日，总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共同成立“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34]。该平台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联合社会组织共同推进慈善救助事业的表现。之后，中国基金会已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历史上，红会在慈善领域可谓一枝独秀。随着世情、国情变化，慈善领域“百花齐放”已为必然趋势，2012年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2万个，比上年增加了3万个[35]。中国红十字会主动联合其他慈善组织共同行动，无疑是其社会性、开放性的表现。

其三、努力完善法律体系。在总会的努力下，修改《红十字会法》列入预备项目，将于2013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2012年6月总会已启动修改《红会法》工作，组织专家开展基层调查与专项研究，经反复修改，已形成修订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总会对修法十分重视，并于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上报告修法进展情况[36]。尽管修订后的《红会法》尚未出台，但重修《红会法》无疑体现了红会改革的决心与魄力，这对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红会已有的改革，赵白鸽常务副会长总结称，“一是明确了赋权方向，二是形成了核心业务体系，三是为实现这些核心业务，加强和完善了人才队伍。”然重建公信力实为当务之急，而要重拾公信力，必须在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对此，赵白鸽指出：“第一，让公众了解情况，所谓知情，不光是把捐赠款物的数量公布，还应该告诉公众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了什么，未来要做什么，这样一个过程的管理，都应该做得更深、更细。第二，要让公众也参与决策，在这样一些过程中，要畅通更多的参与渠道，让公众更好参与进来。第三，必须完善公众监督机制，媒体就是公众监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载体和渠道”。[37]舆论风波将红会逐步推上改革之路，并指明了改革方向。从这方面看，客观上具有推动作用。笔者认为红会可借“三镜”（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审视自身，针对筹资“不得当”、财务“不阳光”、经费“不知情”问题[38]戴上显微镜，做到全面公开善款募集、使用；对于“宣传”不知晓、“谣言”难终结戴上放大镜，加强宣传、广结善缘，权责明晰、依法维权；勾勒红会未来发展蓝图则须戴上望远镜，开放怀抱、合作发展。在红会改革之路上把握好“三镜”，想必对公信力重建会有所帮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红十字会的无奈凸显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26日。

[②] 人民网：《解构近一个月中舆情场中的红会舆情》2012年7月5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705/c1008-22087030.html。

[③] 人民网：《红会社监委回应"先捐钱再进震区"等传言欢迎社会监督》2013年4月22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422/c86800-21231135.html。

[④] 《红会：未收台500万“买路钱”：称“不捐500万不能进灾区”为捏造，境外救援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新京报》2013年4月22日。

[⑤] 《红十字会的无奈凸显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26日。

[⑥] 人民网：《专访国际红会代表：希望大家能够认可中国红会努力背后的决心》2013年5月8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508/c1008-21399031.html。

[⑦] 《红十字会的无奈凸显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26日。

[⑧] 《对自己的救援雅安地震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南方周末》2013年4月26日。

[⑨] 《红十字会的无奈凸显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26日。

[⑩] 《对自己的救援雅安地震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南方周末》2013年4月26日。

[11] 《抹黑还是谜团——盘点红会那些事儿》，《新京报》2013年5月4日。

[12] 《捐赠人质疑超8000万善款不知去向红会承认未按指定项目用善款红会：善款被用于建博爱家园》，《京华时报》2013年5月1日。

[13] 《艺术家追问8000万善款去向》，《南方都市报》2013年4月28日。

[14] 《巨额善款莫名走失，以何自救红会当思》，《南方都市报》2013年4月29日。

[15] 《捐赠人质疑超8000万善款不知去向红会承认未按指定项目用善款；红会：善款被用于建博爱家园》，《京华时报》2013年5月1日。

[16] 《66家基金会公开芦山地震捐款流向红会社监委拟重查郭美美事件》，《南方周末》2013年4月24日。

[17] 中国网：《红会社监会未就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共识》2013年5月6日，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5/06/content_19809899.htm。

[18] 《红十字会的无奈凸显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26日；《再查“郭美美”能否重塑红会公信》，《新京报》2013年4月25日，；《重查“郭美美”能否为红会救赎》，《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4月25日。

[19] 人民网：《解构近一个月中舆情场中的红会舆情》2012年7月5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705/c1008-22087030.html。

[20] 《重查“郭美美”能否为红会救赎》，《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4月25日。

[21] 《“3年不改红会印象就请辞”》，《新京报》2013年4月29日。

[22] 《红监会：难以调查“美美”们定位由“监督机构”变为“沟通桥梁”委员称现有机制缺乏监督能力》，《京华时报》2013年6月15日。

[23] 《红会第三方监督为何引发质疑》，《新京报》2013年5月14日。

[24] 人民网：《北师大回应挪用红会两千万建研究院：属凭空捏造》2013年5月28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3/0528/c1057-21645024.html。

[25] 《身陷质疑漩涡 6月9日将开全体委员大会红会社监委身份或重新定位》，《京华时报》2013年6月3日。

[26] 人民网：《社监委独立性再引质疑三委员忙撇清与红会利益关系》，2013年5月2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528/c70731-21646868.html。

[27] 《红会：我没说重查郭美美红会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称调查决定权不在红会》，《京华时报》2013年4月27日。

[28] 《红监会：难以调查“美美”们定位由“监督机构”变为“沟通桥梁”委员称现有机制缺乏监督能力》，《京华时报》2013年6月15日。

[29] 人民网：《现场监督红十字会两千万捐赠物资》，2013年5月2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502/c1008-21335805.html。

[30] 《赵白鸽：不翻转“黑十字”将辞》，《北京晚报》2013年4月29日。

[31] 中国红十字会网：《红十字救援队芦山灾区工作情况一览（4月28日）》2013年4月29日，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wszdt/201304/t20130429_24745.html。

[32] 人民网：《现场监督红十字会两千万捐赠物资》，2013年5月2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502/c1008-21335805.html。

[33] 人民网：《专访国际红会代表：希望大家能够认可中国红会努力背后的决心》2013年5月8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508/c1008-21399031.html。

[34] 《“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成立》，《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4月30日。

[35] 《社科院发布<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去年红会接收国内社会捐赠总量下降近三成》，《新京报》2013年6月1日。

[36] 《红会需维护生命和道德底线——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7月30日。

[37] 《赵白鸽谈中国红十字会发展不回避敏感话题》，《齐鲁晚报》2013年7月17日。

[38] 《恢复重建公信力要解决“五不”问题——在宣传、筹资、财务、参与、能力等方面分别解决不知晓、不得当、不阳光、不知情、不会干的问题》，《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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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Mon, 30 Dec 2013 15:50:55 GMT

我国慈善组织“透明之路”探究

——以红十字会为例

课题组

【摘要】透明度是公信力存在的基础。本文通过参考大量有关红十字会公信力问题的文献，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调查法等，总结苏州市城镇居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态度以及建议等情况。通过深入剖析，为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慈善

一、导言

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各类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于1904年成立，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积极从事各项人道主义活动，在开展民间外交、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保护人民生命与健康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中国红十字会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它的运作与国人的期望有相当的距离，近几年更是因以“郭美美事件”使国人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呈急剧下滑趋势，尽管这一事件最近证实为秦火火、立二拆四恶意炒作，但要消除影响，提升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尚需时日。

一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就如一家公司的信誉，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而在如今一系列负面新闻和众多的怀疑声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无疑受到影响。如何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迫在眉睫。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人们对红十字会的认识如何？红十字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红十字会公信力流失的具体表现有哪些？提振红十字会公信力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带着这些问题，调研团队通过问卷和访谈等形式来了解城镇居民眼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并得出直观具体的数据。经过对这些数据深入剖析，我们竭力探索、努力寻求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的办法，并从透明度切入，为红十字会走出困境提出积极有效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一）国内关于慈善透明度的研究现状

1、慈善透明度方面的研究现状

“接受了多少捐赠？”“我们的捐款能在多长时间后公布？”“捐的钱用到哪里了？”“慈善组织的工作成本和行政开支是多少？”想必这些问题是每一位捐款者最想了解的问题。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发了慈善信用危机，善款去向成为公众较为关心的问题，这也对公益慈善组织的透明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目前就慈善组织的透明度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主题词=红十字会”为检索表达式，以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为来源，以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为检索范围，共检索到期刊文献261篇，对所得数据进行梳理、去重、合并，把出现频率大于等于3次的关键词筛选出来对其进行高频关键词统计，结果如下表：

表1：高频关键词统计

项目	频数	项目	频数	项目	频数
抗震救灾	18	作品	4	美协	3
灾区	17	湖南省	4	南京城	3
慈善组织	1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4	世界卫生组织	3
捐赠	23	美术家	4	董事会	3
慈善事业	10	日内瓦	4	公共卫生	3
自然灾害	8	第一次世界大战	4	福建省	3
慈善机构	7	艺术家	4	苏州	3
人道主义	7	海峡两岸	4	信息公开	3
地震	7	慈善团体	4	基督徒	3
四川省	7	审计局	4	两岸关系	3
民政部	7	募捐活动	4	主任医师	3
副主席	6	重建家园	4	广电	3
大陆	5	社会服务	4	总经理	3
协会	5	海明威	4	抗日战争	3
电视台	5	社会主义	3	灾后重建	3
募捐	5	四川	3	美国	3
北京市	5	台湾	3	复员时期	3
大地震	5	献爱心	3	人道主义精神	3
救灾工作	5	人民币	3	新闻周刊	3
救灾	5	慈善活动	3	志愿者	3
救灾款	5	强烈地震	3	责任感	3
灾民	4	会计师事务所	3	北京红十字会	3
非营利组织	4	难民	3	救护	3
救济会	4	有限公司	3	湖北省	3
辛亥革命	4	儿童	3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3
工作人员	4	社会责任	3	吉林省	3
战地救护	4	救护总队	3	南京大屠杀	3
香港	4	中央电视台	3	印度洋	3
		国民党	3	妨害公务罪	3

以上数据反映出，红十字会慈善捐赠相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关注，但尚未进行深入的社会调研，尤其学术界对慈善信息公开问题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在我们搜集的文献中只有3篇文献涉及了这个问题。通过阅读这3篇文献我们发现他们仅从理论角度对信息需求及信息公开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样没有深入到社会实践的层面中。

2、我国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现状

2012年度，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年度透明指数”为45.1分（总分为100分），虽未及格，但与上一年度的33分相比（根据指标进行换算），透明度提高了46%。然而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正式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中，发现有八成受调查公益组织不及格；有61%受调查者不满透明度；红会慈善会系统得分低。所以据《报告》分析指出，在过去几年里，虽然整个公益慈善行业面临的困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有些困难的严峻性却日渐凸显，且新的问题初露端倪。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政府方面，公益慈善信息公开的权威标准依旧缺乏，信息公开工作奖惩机制制度不明、执行不力；二、慈善组织方面，组织间透明化程度差距较大，同时信息化成本高昂，且存在重复建设的现象；三、公众方面，公众对公益慈善的关注普遍通过新媒体进行问责，缺乏官方渠道，组织信息公开与公众信息接收之间存在鸿沟。

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于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方面的要求前所未有的高涨，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方面不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因此，调研团队就该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必定具备相当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二）调查时间、地点、对象

本次课题调研为期一个月，主要的实践日程安排如下：2013年7月12日—7月16日问卷修订及印刷，调研团队成员分工；7月17日沧浪区双塔街道问卷发放；7月18日金阊区金阊街道问卷发放；7月19日问卷数据录入与处理；7月20日—7月21日数据初步分析；7月22日—8月15日调研报告撰写及修改。

此次调研地区主要集中在苏州市姑苏区双塔街道和金阊街道，共六个社区。调研团队分为两个小组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以及访谈。

此次调研对象主要是苏州市城镇居民，根据后期整理的数据显示，受访者中苏州本地有255名，外地有57名；男性有124名，占39.74%；女性有188名，占60.26%。年龄结构方面：调查者中18岁以下有31人，占9.94%；19-30岁有80人，占25.64%；31-40岁52人，占16.67%；41-50岁53人，占16.99%；50岁以上96人，占30.77%。各年龄层均有分布，但以19-30岁，50岁以上居多。此次调研受访者职业结构涉及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生、自由职业者、农民、退休人员等职业。

(三)调研方式

在调研准备阶段，调研团队通过网络查询、数据库查询等多种方式获取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方面的相关文献，并借助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以及之前的一些调研成果形成对此次课题的一个初步认识，为后续实地调研奠定基础。

在实地调研阶段，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调查方向。在线上调查方面，调研团主要是在专业问卷网站上设计并生成网络问卷，并进行线上填答。在线下调查方面，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研团队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到双塔街道和金阊街道进行问卷发放。在双塔街道第一小组的成员在街道负责人的联络下对双塔街道附近的三个社区进行集中填答。在金阊街道的第二小组则采用随机发放和入户填答相结合的方式。本次问卷共计400份，回收350份，有效问卷312份。

在后期数据处理阶段，基于对所收集资料的整理和审核，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采用SPSS数据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统计结果为调研报告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三、调研数据分析

（一）受访者捐助状态

1、社会公众捐款概况

此次调研针对公众捐款数额、捐款频率等进行了简单统计，以反映我国公众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热情以及对慈善组织的信心。

在312名受访者中，有220人曾经向慈善事业捐款，约占71%。每年捐款数额在100—200之间的约占49%；每年捐款数额在200—500之间的约占39%；每年捐款数额在500以上的约占12%。捐款频率达到每年1—2次的有184人，约占86%；捐款频率达到每年3—4次的约占13%；约有1%的受访者捐款频率达到每年5次及以上。

以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为样本，反映了在当下慈善组织出现众多信任危机的时刻，社会公众仍然具有较强烈的助人意识，对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重新塑立形象保持较高的信心，对于慈善事业的意识与参与度也是较为乐观、值得期待的。但是，在捐款金额方面，与近年来GDP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势头相比，民间慈善捐赠是相对短缺的。

2、捐款流向

在220名曾向慈善事业捐献款项的受访者中，其捐款流向呈现多渠道的特征。调查数据如图1：

通过分析图中数据可见，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如壹基金等正在发展壮大，我国发展较为成熟、规模较大、关注度和知名度较高的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曾经是许多民众支持公益事业的选择，红十字会在慈善募捐方面占据较大的份额。当然，因此次调研的条件局限，数据只能反映部分的片面的状况。

3、捐款途径

在220名曾向慈善事业捐助款项的受访者中，通过邮局汇款进行捐款的占3%；通过银行转账进行捐款的占4%；现金捐款的人数占55%；通过外设募捐箱捐款的占9%；通过单位募捐捐款的占到29%。其中多数受访者的捐款途径都不止一种。可见慈善组织为公众提供的捐款方式较为多元化、便捷化。目前，现金捐款是主要途径，单位募捐同样是重要的途径之一。通过单位的倡导和鼓励进行集体募捐方便快捷，募捐效果良好，因此，单位募捐所占比重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单位募捐的过程中，促进后期捐款信息反馈也是募捐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

4、是否询问捐款去向

从捐款主体出发，在本次调研的问卷中，设置了“您询问过捐款的去向吗”这一单选题，有“经常询问”、“偶尔询问”、“从未询问”三个答案可供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如图2：

观察图中数据可以明显发现，从未询问慈善捐款的受访者高达62%，数字令人吃惊。这部分捐款者对于捐款的去向并未主动留意，显然对于捐款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此，在慈善组织出现信息公开问题之时，一方面，众多舆论指责慈善组织的透明体制问题；另一方面，在事实上，有部分公众并无主动询问捐款流向的意识。笔者认为，在慈善组织的透明之路上，社会公众应当提高自身的权利意识，从外部监督和督促我国慈善公益组织在信息公开方面迈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5、如有网上查询平台，是否会主动查询

紧接着“是否询问捐款流向这一问题”，问卷中提出“如果红十字会建立捐款信息网上查询平台，您是否会主动查询”这一问题，统计结果显示，会主动登陆网上查询平台查询捐款信息的受访者为65名，约占22%；不会主动查询捐款信息的受访者为144人，约占48%；不一定会主动查询捐款信息的受访者为90人，约占30%。根据这些数据，假设在慈善组织自觉创造信息化条件的情况下，约有一半的捐赠者有可能主动查询善款流向等信息，可见公众的透明慈善意识依然有待提升，同时也说明慈善组织建立开放的信息公开平台是有必要的，并且，慈善组织应使该平台的操作更为便捷高效、一目了然，同时建立除网络平台以外的多种捐款流向公开体系，以方便更多捐赠者查询到善款信息。

（二）受访者对于慈善组织的态度

1、关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红十字会募捐一般采取集体募捐的形式，多以学校或公司为发起者。这种形式覆盖面广、受众多、效率高，能以最快的速度募集到所需善款。集体募捐的发起者通过“征集善款”和“集中转款”两个环节，连接了捐助者与红十字会，起到中心节点的作用，如图3：

图3是调研团根据慈善组织捐款现状构建的，图中，“捐款流向”应与当前十分缺乏的“信息流动”构成闭合，从而促使社会公益环境良性循环。因此，无论个人或是集体捐助，捐款后的信息反馈成为目前慈善组织亟需努力之处！

针对集体募捐这一常用的慈善捐款方式，调查问卷中通过“学校或公司往往通过红会捐出募自学生或员工的款项，您认为学校或公司是否有责任促使红会信息公开”这一题征求受访者的相关意向，调查数据如图4所示：

根据图中数据，可以发现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集体募捐的发起者有责任促使红十字会信息公开。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慈善组织募捐的重要形式之一，集体募捐的发起者应当与相应的慈善组织保持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将募捐情况及时准确的反映给募捐个人。

从下图5中数据可以进一步发现，79%的受访者认为，捐款信息反馈是有必要的。

2、关于舆论事件的影响

2011年6月20日晚，微博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新浪微博博主“郭美美Baby”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引起网民极大关注与愤慨，质疑其财产来源与红十字会有关。随着“郭美美事件”的持续发酵，红十字会被推上风口浪尖，陷入信任危机。2012年4月份，雅安地震募捐，红十字会饱受抨击。

根据调查，61%的受访者了解“郭美美事件”，59%的受访者人表示“郭美美事件”对自己给红十字会捐款产生了影响，可见公共事件对社会群体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在关于“红十字会雅安募捐受挫”的问题上，38%的受访者认为是大众对红十字会失去了信任，19%的受访者认为是受到了“郭美美事件”的牵连。

一个组织的社会形象通过信息传播塑造，正面消息与负面消息的对抗与博弈，决定了该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web2.0时代，负面新闻通过社交网络途径传播，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对社会组织的形象造成巨大影响。在“郭美美事件”出现后，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有关红十字会的负面新闻，根据调查，79%的受访者认为这些负面新闻不是空穴来风，仅有21%的受访者认为负面新闻可能是为了故意抹黑红十字会。这项调查结果表明，相当大比重的公众对于红十字会已经失去了信任，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见图6）。

所谓公信力，从本质上说是公众的信任程度。按主体层面，红十字会公信力可以理解为红十字会在社会中被公众、政府、受捐方、捐赠方及第三方专业机构认可和信任的程度[1]。受访的公众中，如图6所示，有43%表示对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有信心，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要经历漫长过程。

（三）我国慈善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

根据此次调研所得数据分析，笔者认为，从整体而言，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大问题。

1、透明度不高，公信力不足

以红十字会为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官办色彩浓重造成行为公信力弱化、财务信息不透明造成资信公信力弱化、工作效率低下造成能力公信力弱化、慈善丑闻频发造成形象公信力弱化[2]。

2、内部组织结构冗余，运行体制机制不完善

我国慈善组织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成熟组织的结构冗余（如红十字会官僚化），二是新兴组织的运行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对于红十字会这类已经发展成熟的慈善组织，应着手去官僚化。而新兴的慈善组织则需要通过自身探索与社会支持相结合，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

3、社会环境不能提供有效支持

“捐款”不能等同于“慈善”，捐款是慈善的一种形式，慈善还体现在社会救助、志愿活动等各个方面。目前社会上对于捐款事宜表现积极，但对于慈善则意识淡薄。慈善组织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在社会公众中产生正面影响，从而获得社会环境的支持。

（四）对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的建议

1、强化“红监会”的监督权

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和公信力缺失。2012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红监会”）成立，此后半年，因在“重查郭美美事件”上的暧昧反复、对自身定位的不清，以及委员被曝与红十字会有着利益关联等事件，红监会受到质疑，红监会的监督机制饱受争议。据红监会委员金锦萍介绍，目前的《红十字会法》在监督问题上的规定严重不足，在治理结构、财产规划、财产标志使用、信息公开等方面都没有规范，红会和政府的关系、总会和分会的关系都没有理顺，红监会的监督权缺乏明确的立法保护。对此，国家应加强立法，确保社会对于红会的监督作用，从而减少红会自身产生负面新闻的可能性，提升公信力。

2、借助大众传媒，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

注意到部分有关红十字会的负面新闻后来被证实为虚构或者与红会并无直接关联，红会有必要借助信息传播工具，及时辟谣，树立正面形象，进行舆论引导。web2.0时代以微博为主的社交网络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工具，红十字会应利用好微博等新媒体，发布正面消息与辟谣相结合，塑造新形象。

3、完善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对捐款人进行资金流向反馈

2011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目前捐赠信息发布仅能查询青海玉树地震，可通过捐赠人姓名（或机构名称）查询2010年1月11日以来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而在2011年发布后不久，该网站就停止了更新，网页列出的“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低着恩”、“日本地震”项目时隔久远，却仍然显示在“建设中”。网站提供的“财务收支审计报告”也只提供到了2011年。此次调研中关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频率，统计结果如上图7。

信息具有时效性，信息公开只有在特定时间内完成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图7显示，38%的受访者认为捐款信息应当每月公开，35%的受访者认为捐款信息应当每季度公开。这反映了公众对于要求捐款在短时间内得到反馈信息。

针对信息公开平台，调研数据分析如下图8，公众对善款流向、账目细则以及受助对象的反馈等相关信息均有相当的信息需求，认为公开平台应注重这方面的信息公开。

因此，红十字会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公开平台的信息发布功能，及时定期发布捐赠信息（包括捐助对象、使用情况、流通渠道、结余等），以公开、透明博得公众信任，重建公信力。

（五）关于苏州市红十字会

本次课题调研地主要在苏州市，调研团特地针对苏州红十字会公信力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

据调查，仅有32%的受访者对苏州市红十字会有所了解，51%的受访者关注信息公开，26%的受访者对苏州市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状况满意。虽然苏州红十字会在《苏州日报》、“中国苏州”官方网站等公布的捐赠收入和支出情况，但少有关注，并不让公众满意。这反映了苏州市红十字会在本市影响力有限，信息公开渠道、内容亟待多样化。苏州市红十字会应通过各种方式对自身公益活动进行宣传，提升自身知名度与美誉度。慈善项目的推广可注重以下三个方面，学校、单位、社区宣传，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慈善机构或基金宣传。

四、我国慈善信息公开的走向

调研团通过文献分析以及对调研数据的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主要面临的矛盾是：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与公众日益高涨的公民意识和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一方面，我国的慈善组织发展迅速，这也是人们慈善热情高涨的原因之一，直接带来的是巨额的善款，但另一方面，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用于慈善的善款甚至沦为私人财产，进而抑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连接这两方面的是信息的披露与获取，即慈善组织与捐助者之间的在信息上的一场“博弈”，而在这场“博弈”中，身为捐助者的普通百姓往往处于信息劣势，但主办方的慈善机构却是处于信息优势。在慈善机构不主动公开信息的情况下，捐助者一般很难获得详细的使用情况，因此矛盾的核心可以归结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否。而影响信息披露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首先，信息披露是有成本的；其次，还需要保护捐赠人的隐私；最后，一些公益组织认为，涉及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信息也不宜对外披露。

从以上的矛盾详细分析，信息公开过程中主要涉及捐助方、信息监督机构和慈善机构，因此，影响信息公开的是由以上三者衍生出的捐助方对于公开信息的需求、信息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的制约。不过，从这些因素及现在的趋势分析，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可能朝着透明化、监督多样化、制度详细化方向发展。

（一）捐助方对于公开信息的需求

从本次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来看，除去失效数据13人，在199名受访者中，会主动登陆网上查询平台查询捐款信息的受访者为65名，约占22%，不会主动查询捐款信息的受访者约占48%。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有对公开信息的需求，但仍有不小比率的人对此并不关心。在对公开信息有需求的人中，一部分强烈的需求却又不愿主动的去查询，另一部分则是主动查询却无法获取所需的信息。对于那些对信息公开并不关心的人而言，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信息公开的必要性，简而言之，信息公开是弥补信息劣势的重要途径，并且能够实现信息反馈，也是信息监督的动力来源，因而信息需求的丧失将可能导致慈善组织向腐败的方向发展，对信息需求的培养是极有必要的。脱离本次小范围的调查数据，结合web2.0时代人们对于慈善事业的舆论及态度来看，绝大部分人对于信息公开抱有期望，因此现今，捐助方虽作为影响信息公开的因素之一，但在实质上却并不是制约慈善事业的信息公开的根本原因。

（二）信息监督机制

信息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导致信息公开不透明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工作主要由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完成，但近年来，社会上的舆论不仅针对红十字会，而且同样出现在监督机构上，人们对监督工作也产生了较大的怀疑。以“郭美美事件”为例，根据调查，61%的受访者了解“郭美美事件”，59%的受访者人表示“郭美美事件”对自己给红十字会捐款产生了影响，而身为监督机构的红监会竟表示无权重查郭美美，并据知名爆料人周筱赟曝光，包括王永、袁岳、黄伟民等在内的共计9名委员与红会有直接利益关联。为了消除这种忧虑，在未来的慈善机构信息透明化的道路上极有可能出现第三方的民间慈善监督机构。

（三）信息公开制度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是指依法登记成立的慈善组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基于维护社会公众知情权与促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的目的，在慈善组织运作过程中以规范的格式及程序将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筹资进展、财务报告、年度重大事项等主要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向政府、捐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众公开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行为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行业自律监管相关规定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是慈善组织立法与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并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每年数以百亿计的捐赠，而近段时间出台或酝酿出台的法规，也多为《指引》、《意见》、《指导》等文件。从文件称谓就可以看出，目前的慈善领域缺乏强制性的法律，也缺乏对信息不公开的问责规定，其对信息公开化的制度性建设作用有限。而分散在其他各种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也没有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做出很明确的规定和罚则。这些立法上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的慈善领域法律法规在问责方面的缺位。因此，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化、细节化是信息公开透明的必要基础。

五、小结

我国慈善机构提高信息公开的透明度是必然趋势，但在此之前，必须解决第三方监督机构制度的完善问题以及与慈善机构信息公开制度相关的诸多因素。在中国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问题上，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必要而且紧迫的，但立法和执法环节的真正显效却有赖于官办慈善组织的制度建设。而对于民间慈善组织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指引帮助其建立规范，以及社会对其进行外部披露支持。

致谢：

1.在调研的过程中，苏州市红十字会为调研团队提供了许多专业性的指导建议以及各方面的协助，非常感谢他们对调研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2.此次调研过程中的入户调查环节得到了苏州市金阊区金阊街道、沧浪区双塔街道办事处的大力协助，十分感谢街道工作人员的帮助！

3.非常感谢团队指导老师，池子华教授和宋言奇教授对团队各方面的指导与支持！

4.十分感谢社会学院董娜老师、郝珺老师等在团队社会实践中对团队的关心与帮助！

（课题组成员：谢晓萍、李佳蔚、刘智、顾宸恺、张燕超、刘钦瑶、刘晓钰）

附件：

红十字会公信力情况调查问卷

尊敬的受访者：

您好！为全面了解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情况，为进一步提升公信力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从而更好的开展各项人道主义工作，我们开展此次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的内容纯属研究所用，采取不记名的方式，请您放心填写。衷心的感谢您的支持和合作!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慈善的透明之路调研小组”

二〇一三年七月

填写须知： 1、除注明多选外，其余题目均为单选。

2、如果选择“其他”作为答案，请在“ ”注明其内容。

3、请将符合您实际情况或想法的选项填到括号中。

一、基本情况：

（）1、您的性别: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A、18岁以下 B、19—30岁 C、31—40岁 D、41—50岁 E、50岁以上

（）3、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 D、大专 E、本科及以上

（）4、您的职业:

A、行政机关 B、事业单位 C、企业员工 D、学生 E、自由职业者

F、农民 G、退休 H、其他

（）5、您的户籍所在地：

A、苏州本地 B、外地

（）6、您是否向慈善组织捐过款？

A、捐过

B、未捐过（请跳至第十二题）

（）7、您主要向哪些慈善组织捐款？（可多选）

A、慈善总会

B、中国扶贫基金会

C、红十字会

D、壹基金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您主要是通过哪种形式进行捐款？（可多选）

A、邮局汇款 B、银行转帐 C、现金捐款

D、外设募捐箱捐款 E、单位募捐 F、其他____________

（）9、您平均每年捐款数额为多少元？

A、100以内 B、100~200

C、200~500 D、500以上

（）10、您大概一年捐款多少次？

A、1~2次 B、3~4次 C、5次以上

（）11、您询问过捐款的去向吗？

A、经常询问 B、偶尔询问 C、从未询问

（）12、如果红十字会建立捐款信息网上查询平台，您是否会主动查询？

A、会 B、不会 C、不一定

（）13、您是否了解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红监会”）？

A、了解

B、不了解

（）14、您是何时开始了解的？

A、从红监会讨论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开始

B、从红监会成立起已经了解

C、从红监会出现公众性事件开始

二、态度

（）15、学校或公司往往通过红会捐出募自学生或员工的款项，您认为学校或公司是否有责任促使红会信息公开？

A、是 B、否

（）16、您认为捐款信息反馈的必要性

A、很必要 B、必要 C、一般 D、不必要 E、完全没必要

（）17、您了解“郭美美”事件吗？

A、了解（请继续填写） B、不了解（请跳至第21题）

（）18、“郭美美”事件对您给红十字会捐款有影响吗？

A、有很大影响 B、有一定影响 C、基本没有影响 D、完全没有影响

（）19、您认为红会是否应该起诉郭美美？

A、应该起诉，因为“郭美美事件”严重损害了红会的名誉权

B、红会应该将事件调查清楚，还大众一个真相

C、郭美美和红会没有关系，所以起不起诉无所谓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您如何看待雅安地震中红会募捐遭遇的问题？

A、可能是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

B、大众对红会失去了信任

C、民间慈善团体（如壹基金）发展壮大，资金流入较多

D、民众对慈善的态度改变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您对红会的负面新闻的看法?

A、有给红会恶意抹黑的嫌疑 B、不会空穴来风，一定是红会有什么问题

（）22、红会的辟谣信息能否消除您的疑问?

A、能 B、不能 C、我对红十字会没有疑问

（）23、这些事件后您对红会的印象如何？

A、没有太大影响 B、大打折扣 C、无所谓

（）24、您对红会重建公信力有信心吗?

A、有信心 B、不太看好 C、没信心 D、说不清

三、建议

（）25、您认为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的途径有（可多选）

A、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

B、借助大众传媒，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

C、对每一笔善款的处理更加公开透明

D、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并及时对捐款的个人和团体进行资金流向反馈

E、红会内部理顺体制，加强监管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红会应从哪些方面做好信息公开？（可多选）

A、建立完备的监督体制

B、捐款信息及时反馈给慈善者

C、建立信息公开平台

D、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信息公开

E、定期将账目公布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您更想知道善款流向的哪些问题？（可多选）

A、善款的捐助对象 B、善款的使用情况

C、善款的流通渠道 D、善款的结余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您认为善款的公开频率应以下列哪项为宜？

A、一年以上

B、半年到一年

C、每季度公开

D、每月公开

（）29、您认为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存在哪些不足

A、透明度不高

B、公信力不够

C、内部组织结构冗余

D、运行体制机制不完善

E、社会环境不能提供有效支持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您认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平台应该重视哪些方面？

A、善款流向 B、捐助对象的反馈 C、账目细则

（）31、您希望通过哪些途径了解慈善项目？

A、学校、单位、社区宣传

B、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网络）

C、慈善机构或基金会宣传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对于改善红十字公信力问题您有什么想法？（如存在的问题、政府采取的措施等）

四、关于苏州红十字会

（）33、您了解苏州市红十字会吗？

A、很了解 B、有一定了解 C、知道但不了解 D、完全不了解

（）34、您认为苏州市红十字会目前就信息公开方面，以下哪项措施更为紧急必要？

A、拓宽信息公开渠道

B、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C、推进信息化建设

D、全部

（）35、您是否关注过苏州红十字会在《苏州日报》、“中国苏州”官方网站等公布的捐赠收入和支出情况？

A、是 B、否

（）36、您对目前苏州市红十字会的信息公开程度满意吗？

A、很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很不满意

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写我们的问卷！

[1] 顾辰：《红十字会公信力的弱化与重建》，《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24期。

[2] 顾辰：《红十字会公信力的弱化与重建》，《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24期。

…… [点击查看详细]

[历史研究]

Mon, 30 Dec 2013 12:40:58 GMT

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筹备处的历史及其贡献

张涛

常州分会筹备于1914年10月，正式成立于1921年2月。这期间的六年半中，分会都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历史贡献？笔者根据新近发现的历史材料，简单进行梳理，以尽可能还原历史。

一、分会筹备的情况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大清红十字会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全国各地50多处红十字会纷纷成立，如苏州、无锡、江阴、镇江等分会，它们大多依靠教会和教会医院得以成立，并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战地救护。由于常州地区战争不是很剧烈，加上缺少教会医院，因此没有在第一时间成立红十字组织。1914年6月，这种状况得到了扭转，基督教监理公会常东牧区与长老会联合在局前街创办常州福音医院，院长由长老会王完白牧师担任。

1923年，王完白曾在《十年之回顾》中写到：“民国三年，余尚主任江阴福音医院，常州监理长老二公会西教士，屡次相邀来常组织正式医院，以应教会及地方之需要。……就局前街福音堂原址，创办福音医院。六月一日行开幕礼。”[①]也就是说常州福音医院的创办时间为1914年6月1日。

王完白，1884年4月2日生于浙江绍兴，出身于牧师家庭，毕业于苏州伊利萨伯医学校，190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3年赴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研究细菌学。历任沪宁铁路医官（1909年），江苏省江阴县福音医院代理院长（1910-1914），常州医学校校长及常州福音医院院长（1914-1931）。因为王完白在江阴就主持成立了江阴红十字分会，并参与过南京及津浦路上的救护事业。因此筹建常州分会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他身上。

王完白说：“医院中尚有二种联属之事业，一为福音医院医学校。二为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光复之际，余方主任江阴医院，曾组织红十字医队，参与南京及津浦路线之救护事业。迨来常创办医院后，上海红十字会总会沈仲礼前会长，即以筹备常州分会事相托。开院后，遂以筹备处名义办理红会事业。”[②]这也就是说在1914年10月，年仅30岁的王完白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沈敦和副会长的委托，负责创建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并在局前街福音医院设立常州分会筹备处，自任理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完白是常州红十字会的奠基人与创始者。

二、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分会筹备处成立不久，江阴发生战事，这也给了分会筹备处一次锻炼的机会。1916年4月16日，江阴革命党人策动江阴要塞官兵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发表《江阴独立宣言》。萧光礼率“江靖护国军”1000人向无锡进军，终因后援不继而败，时称“锡澄之役”。

王完白回忆道：“江阴炮台发生战祸，炮声相闻。常州大起恐慌，急与地方领袖共谋救济之法，乃组织伤兵留养院于第五中学，妇孺留养院于女子师范。教会西女士五六人，担任义务看护。”[③]也就是说，在锡澄之役刚开始不久，常州积极主动的应对，分别组织了伤兵留养院和妇孺留养院，安排教会的牧师和修女们承担看护的工作。他的这段回忆，笔者在《武进报》上找到了相应的史料：“澄台告警，战讯频闻，伤病军民，亟待救护，前经王完白君设立分会于局前街福音医院，已有年所。兹因风云紧急，特扩充会务，筹备救伤事业。由美国罗孙霍诸女士担任义务，看护伤兵。又增设妇孺留养院于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内，由校长任女士兼理院务，以收被殃妇孺。” [④]妇孺留养院为此还在分会的指导下制订了《办法》[⑤]，该院参照上海总办事处1913年制定的《救济妇孺办法》，定院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附设妇孺留养院”。该《办法》包括定名、宗旨、院址、院务、职员、制限、时期、经费、医药、余则等十个部分，内容十分详尽，在《武进报》上分两天载完。

当年4月26日的《申报》报道：“常州昨到有省军千余名，闻驻团部。此间闻有隆隆炮声，昨商会绅商集议，维持常州治安。事旋即电宁请示办法。福音医院院长王完白现已组织红会筹备处，预备开赴战地救济。”说明早在4月25日之前，常州分会筹备处就已经做好开赴江阴的准备了。

4月28日的《申报》再次报道：“本埠（指上海）红十字会因见近日江阴宣战，苏常一带谣言亦盛。特分请江阴福音医院华尔德医士、常州福音医院王完白医士、苏州齐门外福音医院魏更生医士、葑门天赐庄博习医院芮真儒医士筹备救护，即以各该医院为红十字会临时机关，应需经费，悉由该会担任。如苏常一带不幸有事，均可就近将受伤军民送院疗治，昨该会已电致各军司令知照矣。”[⑥]这是总会针对锡澄之役提出的救护要求，即各地依托教会医院成立临时救护机关，以就近原则，开展受伤军民的救治工作，所需经费，全部由总会承担。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事变持续时间较短，常州一带并未受大的影响。然而常州分会未雨绸缪的具体措施，却为地方红十字会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范例。战争结束后，为了将红十字会这个永久的慈善机构做下去，第五中学童校长特意将校舍划出一部分作为临时病院，另外参加救护者多达六人，全系义务劳动，不取报酬。中西人士的热心赞助，着实让人感动。

三、发出简章，招募会员

分会筹备处成立后，王完白按照总会的要求，推行捐款入会制度，向社会广泛征集会员。锡澄之役中，王完白为筹备救伤事业，急需发展会员，筹募资金。为此他亲手拟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章程》，并刊发于1916年4月27日的《武进报》上。当年6月21日，该章程再次通过《兴华》杂志第13卷第24期上发出，详细规定了入会条件和本会坚持的宗旨与主要业务。这是目前为止，笔者所见最早的江苏地方分会章程，为了保存这一珍贵史料，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章程

第一章

一、本分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筹办处设于局前街福音医院。

二、本分会所用旗帜袖章均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给发，本分会须尽力禁阻滥用。

三、本分会须遵照总会章程办理。

第二章

一、本分会在会同各处分会协助总会按照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各国会订之《日来弗条约》暨一千九百零六年七月六号中国在保和会签押之《陆战时救护病伤条约》（一名《日来弗红十字约》）办理。

（甲）在战时应遵守本国海陆军部定章及临时军司令官命令协助医队救护病者伤者。

（乙）在平时应筹募款项设立医院，造就医学人才，置办医务材料，并预备赈济水旱偏灾，防护疫癘及其他各项危害之用。

第三章

一、凡纳捐二十五元以上者均认为正会员（未满二十五元者，酌赠福音医院优待诊券，聊申谢意）

二、凡纳捐洋二百元以上或募捐洋一千元以上，由本分会函请总会办事处议决，举为总会特别会员。

三、凡独捐洋一千元以上或募捐洋五千元以上，由本分函请总会办事处议决，举为总会名誉会员。

四、本分会会员中有犯刑事案或其作事有违本分会章程者，本分会得褫夺其会员资格。

五、凡分会会员出会，无论告退、被退，所收入会费概不发还。

六、凡本分会所收会员会费，至少应将一半之数，按季汇交总会办事处。

以上章程系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订，俟会员满三十人时即开成立大会，选举职员，同理会务。会所常州局前街福音医院，电话一百五十号。

六月廿一日

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筹办处王完白启

为了更加有效地筹募资金，王完白还连续多日在《武进报》上刊发《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筹办处入会简章》，简章的主要内容为：“捐洋在二十五元以上即由总会举为正会员，二百元以上特别会员，一千元以上名誉会员，皆有徽章凭照（未满二十五元者谨赠优待诊券）。” [⑦]这一招果然很奏效，第一个积极响应的是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任玄珠女士，接着就有省立第五中学校长童伯章、教员黄颂林、武进县知事翁志吾，常州本地士绅汪世铨、汪葆钧、龚瑞蓂、沈漱六、贺杏村等人缴纳会费，成为常州分会的第一批红十字会会员，其中翁知事捐款达50元，其余均为25元。

1920年10月，王完白发出《常州红十字分会筹备处紧要启事》：“按照红十字会章当地欲设分会，须集会员三十人以上之志愿书寄由总会核准。本筹备处前因常地会员未满定额，迄未正式成立分会。兹查先后入会者已逾三十人，自应将正式分会早日组成，以立永久慈善机关。现由本筹备处拟就志愿书稿，凡我同会诸君（无论在何处入会，凡籍隶武进者均可）务请于双十节以前驾临局前街福音医院签名盖章，以便寄呈总会核准，事关公益，至为企盼。常州分会筹备处理事长王完白谨启。” [⑧]也就是说此时分会的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30人以上。至1921年初，筹备处共征得正式会员36人，超过组织分会的法定人数，于是请求总会批准成立正式分会，经总会汪大燮（字伯唐）会长呈报陆军海军内务各部及江苏省长官备案保护，获准成立永久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当年1月，总会发给分会图记。2月21日（正月十四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在福音医院召开成立大会，并选出首任会长屠寄，理事长王完白，理事董伯章，资产委员龚承祖，议事员恽宝骏等12人，当选者均为地方知名且热爱公益人士，自此分会筹备处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四、参与赈灾工作

除参与救护，征募会员外，分会还开展力所能及的募捐活动，参与赈灾工作。王完白在《十年之回顾》中写到：“如丙辰京直水灾，庚申北省旱荒，或捐募赈款，或出发救护，均曾稍尽绵力。”[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记忆错误“京直水灾”不是发生在1916年，而是发生在1917年夏秋之际。当时北京、河北等地发生严重水灾，常州分会筹备处代募赈灾款。劝募书说：“顺直水灾，异常重大，为百年所未有。各埠团体及慈善士女，或慷慨解囊，或热心筹募，莫不踊跃从事。红十字会尤竭诚赞助，不遗余力。如开会筹款，调查灾区，散放衣食，掩埋尸骸等，均引为己任。兹闻吾常局前街福音医院内之红十字分会，因吾常素号繁富，当不乏大慈善家乐为捐助，惟吾常地无收款机关，故该分会愿效收解之劳。如捐洋在二十五元以上者，由总会推为红十字会终身会员云。” [⑩]这次劝募从当年10月持续到次年1月，从残存的史料看已经累计募捐到善款111元零12角了。

1919年夏，长江流域发生水灾，分会再次发出劝募倡议，不少人纷纷响应，现存一条《分会谨谢》：“各省天灾人祸相继而来，救济事业无时或歇，本分会特常年代收捐款，汇交总会，稍尽天职。兹承临江会馆罗国祥君急公好义，慨捐银洋二十五元正，除汇交上海总会并推罗君为红十字会正会员外，谨登报征信，奉扬仁风。” [11]

1920年，华北发生最重旱灾，赤地千里。常州分会筹备处再次进行劝募：“今岁北方大荒，据西报所载：灾区之广达百万方里，灾民之众至三千五百万人。灾情严重，为从所未有。现方由中外各埠尽力筹捐，以救灾黎。吾常不乏大慈善家，乐捐之心，当不落人后。敝分会爰按会章中救恤兵灾之旨，愿任代解之劳，捐无巨细，均当登报征信。凡捐数在二十五元以上者，请总会推为红十字会终身会员，特赠庄严华美之徽章凭照，并将台衔分呈政府及万国红十字会，以表敬仰。未满二十五元者，由福音医院谨赠优待诊券，聊尽微意。故赈款之经由红十字会转放者，既可使灾黎必受实惠，无意中复得无上荣誉，尚希各界热心君子，本人类互助之义，慷慨捐助，至深盼祷。”[12]王完白甚至为灾民大声疾呼：“我们生在南方福地，应该省点银钱，去救他们的命。银钱本是身外之物，俗语说的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我们若用他来做好事，得那精神上的快乐，倒是享的真福。比藏在银箱或留与子孙，还稳当千万倍呢。大家快来，不要失却这救命的机会！” [13]这次的劝募成绩不错，仅正会员就多达6人。由王完白先生主持开展的这三次成功的赈灾劝募为分会的早日成立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资基础，也为以后开展更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总之，自1914年至1921年，常州分会筹备处热心公益，身先士卒，致力于地方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这也决定了常州的红十字运动有着独特的资源和先天的优势，作为慈善之城、爱心之城的常州，拥有这么一段宝贵的历史财富，值得珍视和传颂，更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作者单位：常州市红十字会）

[①]王完白：《十年之回顾》，《兴华》第20卷（1923年）第12期，第22页。

[②]王完白：《十年之回顾》，《兴华》第20卷（1923年）第12期，第23页。

[③]王完白：《十年之回顾》，《兴华》第20卷（1923年）第12期，第23页。

[④]《红十字会分会之扩充》，《武进报》1916年4月27日。

[⑤]《妇孺留养院之办法》，《武进报》1916年5月1日、5月2日。

[⑥]《红十字会之思患预防》，《申报》1916年4月28日。

[⑦]王完白：《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筹办处入会简章》，《武进报》1923年4月29日。

[⑧]王完白：《常州红十字分会筹备处紧要启事》，《晨钟报》1920年10月21日。

[⑨]王完白：《十年之回顾》，《兴华》第20卷（1923年）第12期，第23页。

[⑩]王完白：《红十字分会代募水灾赈捐》，《武进报》1917年10月17日。

[11]王完白：《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谨谢》，《晨钟报》1919年10月1日。

[12]王完白：《常州红十字分会代募北方赈捐》，《晨钟报》1920年10月21日。

[13]王完白：《救命》，《商报》1921年1月7日。

历史记忆：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苏州实践

——以《吴语》为中心

李欣栩

红十字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近年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笔者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同时，以苏州地方报纸《吴语》[1]为中心，探究中国红十字运动在苏州的实践。

一、吴县分会重建

苏州红十字分会始建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战火殃及江苏南京，上海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立即组织救援，并在沪宁铁路沿线设立分会。苏州红十字分会由此诞生。但民国诞生之初的十余年，苏州地区红十字运动发展相对沉寂，这种局面到1924年才有所改变。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苏州红十字运动在人道救援的呼声中再次兴起。据载：“民国九年七月十五日，吴县地方士绅请成立吴县红十字会，根据《中国红十字会通则》规定，需满红十字会会员三十人以上者得立红十字分会，分会未成立前应称红十字会筹备处。遵照这一规定于民国九年（1920）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筹备处。至民国十三年九月份正式成立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2] 1924年9月，吴县分会在张仲仁、宋铭勋等地方绅士倡导下得以重建，并把分会办事处设在“本城王废基公园图书馆”[3]，负责苏州及毗邻战区的救护活动。

同年9月吴县分会进行第一次议事员改选，据载“当日选出议事员廿四人后，即于次日先选正副议长。结果，宋绩成（铭勋）当选为正议长，季小松当选为副议长。遂公推宋议长主席，开会讨论选举理事人数问题。当经公决，除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外，应另选理事长一人、理事四人、资产委员三人，迨通过后，即依次逐一选出。”[4]经选举，确定会长贝哉安，副会长潘子义、潘振霄，理事长钱梓楚，正副议事长为宋绩成、季小松。重建之后，17日吴县分会派副会长潘振霄、议事长宋铭勋前往上海，向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汇报改选情况。

吴县分会重建之后，在江浙战争及疫病防治中广泛开展人道救助活动。而这些活动的顺利展开，离不开经费的物质保障。

二、经费筹措

吴县分会经费来源包括会员的会费、医院诊所收入、社会善士捐助等几方面。在会费方面，按照1922年中国红十字会会员大会的规定，不同会员会费不等，如规定普通会员须一次缴纳会费10元以上，学生会员须缴纳1元。[5]而医务费主要是号金、药费等，十分低廉。据载，在时疫救治期间，医院所发药物“每二十瓶收回成本洋一元”[6]，施诊所取号金“每人只收铜元六枚”[7]。总的来说，会费和医务费收入数目都不大。而社会人士的捐助实为主要的经费来源。

苏州地区向来有施徳行善的传统。近代苏州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大善士，例如费仲深、周渭石、陆仲英等。颜忍公先生曾登报启事[8]。为答谢亲友，又鉴于时疫盛行，于是将儿子周岁筵资洋100元移助红十字会，以表善心。

借助《吴语》等大众传媒募捐，是吴县分会常用的筹款方式。江浙战争期间，吴县分会鉴于“当此军事倥偬，官应罗掘已穷，实苦无从补助，亟宜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妥筹永久经费，俾资应用”[9]，再加上“收养伤兵数已逾千，近又经热心义务人员前往昆山及嘉太一带救济难民，日内即可到苏。举凡医药饮食以及护送掩埋等费开支浩繁，罗掘已穷”[10]，于是恳求“各界诸大善士、淑媛名姝慷慨解囊，源源接济。”[11]类似情况，在《吴语》中摭拾即是。

此外，红会还邀请社会团体或个人代为筹募。据载，1922年宁波发生水灾时，举行的筹赈游览会就是“既足引助雅兴亦所以乐襄善举”[12]。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带有很强的娱乐性，但为吴县分会募集款物提供了新的渠道。1927年“时疫医院因红分会经费无着，由地方热心人士组织临时经济委员会募款，设立预算。”[13]说明吴县分会有效动员各界人士，多方筹集善款的能力。

捐赠款物也是公开透明。1924年至1927年间，当战事平靖、时疫消退后，吴县分会前后九次在《吴语》刊登鸣谢广告，公布社会各界人士所捐款物明细。这种做法既利于宣扬仁风，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慈善事业，也利于树立红十字会公开透明的形象，提高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善款流向，主要用于战争救护、灾害赈济、医疗卫生等方面。其中对江浙战争救护的顺利开展裨益良多。

三、江浙战争救护

1924年9月，直系齐燮元、皖系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等地区兵戎相见，此即第一次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两军“相持于昆山至上海之间，该处已完全划入战线”[14]。战争发生一个月，“苏州上海交通断，嘉定浏河起狼烟……枪炮放得弗断连，好像过年放黄鞭”[15]，战事激烈。北京政变后，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引发1925年初第二次江浙战争。战争造成大量生命财产损失，难民、伤兵大批涌入苏州。例如，当浙军失利，嘉定失守时，“伤格伤，死格死，兵士死伤二千几，红十字会里，救匣来弗期，赛过猪猡猡，一车一车拖得……弃。”[16]在此过程中，总会总办事处及时开展人道救护，包括吴县分会在内的江浙地方分会也积极救援难民和伤兵。

为应对战争带来的重大伤亡和救助难民，吴县分会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建立妇孺收容所，接济周边难民。江浙战争爆发后，“被灾难民无计数……少吃无穿真难过，身浪亦是冷，肚皮亦是饿，上天天无门，入地地无路。”[17]为此，吴县分会在各界臂助下，建立多处收容所，收留来苏难民，“仅齐门外，一天收容难民达五百余人”[18]。在城区，“红会在草桥省立第二中学设临时妇孺收容所，专门收容城区的妇女儿童”[19]。在其他地区，如山塘一带，红会人员“发起组织妇孺收容所。主任为韩慕陶、张成琅等，职员为董朝麟、鲍翔云等，并定该所为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第八十二收容所。”[20]当时苏州有多处收容所，为妇孺难民提供救助。

其次，设立临时医院和伤兵收容所，救治受伤士兵。江浙战争期间，虽然苏州受灾较轻，但在枪林弹雨下，“西园寺院巍巍巨刹，今亦作红会医院。”[21]苏州饭店也“将楼下房间暂由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临时医院”[22]。为救护伤兵，“吴县伤兵收容所设在阊门外上津桥第五团团部，并另开有医药部……驻所医生，由更生医院邀请城内仓米巷西医赵膺生君担任。又派看护生二人，帮同包缠伤痕。”[23]红会不仅设收容所，还为之另开医药部，并派看护生协助医生工作，说明红会的救助活动细致周全。

再次，成立救援队和掩埋队，做好资遣和防疫工作。随着战事的越演越烈，吴县分会逐渐构建起较为严密的组织和救护体系，有救援队和掩埋队之设。救援人员“分为三队：第一主任为李云生，第二主任为盛庭华，第三主任为范水□。近数日内，以事忙日夜不能安眠，辛苦异常。昨由该三队长面谒理事长，请仍照旧章，另派童子军协助，闻童子军方面业已允可矣。”[24]可见在战地救护过程中，红会不仅做好自身的救助工作，还寻求童子军协助，保证救护活动有序展开。同时，设立掩埋队，“收死尸，葬棺材”[25]，防止瘟疫疾病发生。对于收容所难民，“分别资送回乡”[26]，做好善后工作。

此外，吴县分会还与总会总办事处及其他地方分会相互配合，合力开展救护。据载，战争期间，苏沪水陆交通中断，吴县分会特与总会总办事处接洽，“雇用轮船派队护送居民避往上海”[27]，并运送日用品，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协助江西九江分会“在阊门外设立伤兵医院，组织救护队”[28]。密切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苏州红十字运动的深入，同时也利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在地方上的共同发展。

四、疫病防治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江浙战争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而且难民云集，极易发生疫病。1925年夏季，“苏州各城……镇，发现霍乱虎烈军，其势来得真凶勇，碰着无不小性命，前敌先锋将，就是瘟将军，一路冲下来，如入无人境。”[29]到1927年，“连日秋热，酷烈异常，本城霍乱之传染，亦猖獗异常，其来势之迅速与危险，已不减去岁之剧烈状况，且所患多系干霍乱。其病发觉至死，不过三四小时。”[30]疫疠蔓延，人心惶惶。

面对江浙战争后来势汹汹的疫疠，吴县分会从容应对，采取如下防治措施：

其一，分队设点，对抗疫情。虎疫发生后，“红会十字军，信息得来早，先事才端正，分兵六大队，扎在六城门”，其中“第一路在天赐庄，美国老将柏乐文，第二路在四摆渡，小辈英雄惠更生，第三路司令，阊门林苏民，第四路是余生佳，第五路是陈鲁珍，第六路是徐维达”，各队齐心协力，“用注射药水针，以备虎军杀进……城”[31]，层层设防，严加管控。

其二，建立医院，延聘名医。1925年夏季时疫发生后，吴县分会“特设临时时疫医院两处：一在城内旧学前平江书院，一在城外钱万里桥更生医院附近铁房子内。”另以阊门外省立医院、燕家巷县立医院、天赐庄博习医院、齐门外福音医院、阊门外铁香炉苏民医院、张广桥下塘持德医院为“分院”。[32]居民到这些医院“就诊七千余人，留院治疗者达五百余人之多”[33]。1926年，吴县分会聘请上海宝隆医院名医方嘉谟来苏，救治疫病患者[34]。1927年，吴县分会“仍循旧例开办，分中西两部：中医特聘名医王廉钦、任松孙、费石嵚、洪次青等担任；西医延请松陵医院林应璧。”[35]吴县分会设立临时时疫医院，延聘名医，保证了时疫救治活动的顺利展开。

其三，多措并举，施诊送药。春秋布种牛痘，夏秋施诊给药，是吴县分会防治疫病的“常态”。如1927年，吴县分会开办的第一临时医院鉴于市面上医药水质量无法保证而价格昂贵的状况，发表声明，“依照德国最新方法拟定新方，配置痧药水……各市、各乡、各机关可以视其需要之多少委托代制，而资普及……另行提出五千瓶赠送各界。”[36]同时，呼吁市民“虽一息仅存以至最后五分钟之危境，亦必为之设法救治……即他处拒绝，幸勿即认为绝望，亦不妨送院一试。”[37]随着疫情的发展，第二临时时疫医院应时而设，“专治轻、重霍乱痧症，与第一医院一律办理。”[38]两时疫医院相继开诊，施诊送药，大大提高时疫救治的效率。

其四，宣传防疫知识，防治结合。1927年，北寺红会时疫医院防疫宣传队曾登报称：“近数日，本城东区第四分所辖境张香桥一带发现剧烈之真性霍乱。敝队前往宣传时，经调查所知，二日内不及救治而死者已四五人，送至敝医院求治亦有三四人。推厥原因，其传染之速均由于饮料不洁及苍蝇群集之故而市民复不知自防。若不设法扑灭，不但该处一带市民生命可危，势将蔓延及于全城。除由敝医院函请公安局严行取缔该处一带水灶混用不洁河水及设法严防外，请该处市民从速起而自谋扑灭，并严守敝队所发各种防疫规则或来院注射防疫针。”同时，向市民介绍预防方法：“（一）附近河内之生水，于洗涤碗盏及煮物，千万不可使用；（二）一切饮食物，临食概须煮熟；（三）扑灭苍蝇；（四）服侍病人之人，临食必须将碗盏沸水泡过及洗手洁净；（五）稍有病状嫌疑，即至医院求治；（六）水灶之水，必须见其确曾煮沸者方可饮用。”[39]为防止霍乱波及全城，红会时疫医院“于苏地城厢内外各处，宣传防疫必要方法，并散发传单痧药，以期使社会人士咸知自动防疫。”[40]广泛宣传，有助于养成市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遏制疫情的蔓延。

其五，与其它市政机关协作，合力应对。据载，1926年7月，因时疫方兴未艾，吴县参议会、农会、教育会、市民公益事务所等团体组成卫生处，以红十字会为主，增设第三时疫医院[41]。1927年，随着时疫的发展，红会时疫医院及苏州卫生会共同向公安局及市政筹备处致函，建议“从速谋设第三医院，容纳病人及扩大宣传，从事扑灭。或依照去年成例，召集地方人士共谋救济之方。事机急迫，民命堪危，务请立予施行。”并“请公安局、市政筹办处函请华严医院收受患疫病人，协助救济；由市政筹备处、公安局、苏州卫生会、第一医院防疫宣传队，组织联合防疫宣传队，并请公安局于卫生捐项下，及市政筹备处，指拨经费；请公安局市政筹办处两卫生科合作，沿道路取缔饮料及种种不洁食品。”[42]吴县分会鉴于疫情严峻，病患增多，与苏州卫生会合作，寻求公安局、市政筹备处支持，谋求救治方法，保证了疫病防治工作的有效进行。

综上所述，吴县分会重建后，在总会总办事处指导下，积极开展战争救护、疫病防治等活动。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在近代苏州的实践，它充分发挥《吴语》“广而告之”的作用，及时对社会各界公开其经费筹措、救援工作的执行情况。从经费上说，吴县分会每次所筹经费都一笔笔清楚地记录在案，最后公开征信。对于每年、每阶段经费使用情况也都公之于众。公开透明之举，使吴县分会赢得了社会大众的支持与信任，吸引更多的人投身于人道公益事业。从战争救护方面看，吴县分会积极有效的救护成效既得益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实践经验，更源于吴县分会较为完善的救助机制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援与配合，彰显了“博爱”、“恤兵”的人道宗旨。从疫病救治方面看，吴县分会防治结合，中西兼用，在鼓励注射疫苗、研究推广药物、宣传防治常识上都有切实可行的措施，起到积极的社会效果。最后，吴县分会利用报纸发布公告的做法，提升了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对今天红十字会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吴语》是1916年马飞黄（又名马千里）创办的“社会通俗日刊”，在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28年更名为《吴县日报》，原来的报名作为副刊名。抗战爆发后，日军入侵并烧毁报馆，该报停刊。

[2]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补遗》，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21辑。

[3]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紧要启事》，《吴语》1924年9月30日。

[4] 《改选后之吴县红会》，《吴语》1924年9月17日。

[5] 《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1922年6月25日修正），《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6]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第一临时时疫医院代制及赠送痧药水》，《吴语》1927年7月25日。

[7]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紧要启事》，《吴语》1925年8月19日。

[8] 《颜忍公启事》，《吴语》1926年8月29日。

[9] 《昨日县署会议红会筹费》，《吴语》1924年9月22日。

[10]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紧要启事》，《吴语》1924年9月30日。

[11]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紧要启事》，《吴语》1924年9月30日。

[12] 《浙东宁波水灾筹赈游览会露布》，《吴语》1922年12月6日。

[13]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第一第二时疫医院劝募经费启事》，《吴语》1927年8月28日。

[14] 《昆山上海间战线调查》，《吴语》1924年9月11日。

[15] 《战事新苏滩》，《吴语》1924年9月11日。

[16] 老苏州：《战事新苏滩（六）》，《吴语》1924年9月16日。

[17] 《时事新苏滩》，《吴语》1924年11月10日。

[18]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9辑。

[19]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9辑。

[20] 《山塘亦设立妇孺收容所》，《吴语》1924年9月8日。

[21] 江南浪蝶：《平岩徒步记》，《吴语》1924年9月30日。

[22] 《苏州饭店启事》，《吴语》1924年9月10日。

[23] 《伤兵收容所之近讯》，《吴语》1924年9月25日。

[24] 《红会救护队之勤劳》，《吴语》1924年9月18日。

[25] 老苏州：《时事新苏滩》，《吴语》1924年10月17日。

[26] 老苏州：《时事新苏滩》，《吴语》1924年10月28日。

[27]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紧要通告》，《吴语》1925年2月2日。

[28]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9辑。

[29] 《虎疫入境》，《吴语》1925年8月15日。

[30] 《绝命霍乱来了》，《吴语》1927年8月27日。

[31] 《虎疫入境》，《吴语》1925年8月15日。

[32]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临时时疫医院通告》，《吴语》1925年8月13日。

[33]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9辑。

[34] 《介绍名医德医方嘉谟》，《吴语》1926年1月6日。

[35] 《吴江红分会施诊给药》，《吴语》1927年7月29日。

[36]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第一临时时疫医院代制及赠送痧药水》，《吴语》1927年7月25日。

[37] 《红会第一第二时疫医院敬告市民之传染时疫险症者》，《吴语》1927年9月4日。

[38] 《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第二临时时疫医院开幕通告》，《吴语》1927年7月28日。

[39] 《警告东区市民》，《吴语》1927年8月21日。

[40] 《防疫声中之宣传工作》，《吴语》1927年9月10日。

[41]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9辑。

[42] 《时疫医院有人满之患》，《吴语》192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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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之窗]

Mon, 30 Dec 2013 12:34:33 GMT

关于构建我国警察现场急救培训体系的设想

张爽刘昱欣

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警察均已将现场急救列入警务执法培训范围，制定了一系列培训及操作规范，构建起一个完善的培训体系。在我国，警察现场急救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是警务改革的一项新尝试，尚未正式列入中国警察的警务行为，与警察现场急救有关的法律支持在中国还存在立法空白,正规、系统、全面现场急救培训还没有完全展开。但在警察中普及现场救助技能培训，是公安工作的需要，是公安警察自救的需要，是密切警民关系救助群众的需要，是跟上世界发展形势的需要。因此，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警察现场急救培训体系，促进我国警察现场急救的持续性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警察现场急救现状

目前，警察急救训练科目已被公安部列入《公安系统人民警察实战基础训练大纲》和《公安系统人民警察实战基础训练教程》之中，公安机关实战基础训练要求警务人员“六会”，其中就包括会现场急救。国内部分法规对警察也有一些相应要求，如《110接警处工作规则》规定“专职处警民警应当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规定“急救箱是执勤警车的必备装备之一”。

不可否认，近年来公安部在警察掌握现场急救方面发布了一系列规范与措施，警察现场急救理念在我国大陆已引起重视，但其作为警务改革的一项新尝试正在缓慢发展中，在落实实施上还存在重多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现场急救尚未正式列入中国警察的警务行为，与警察现场急救有关的法律支持在中国还存在立法空白。虽然有些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开始对警察进行现场急救的培训，但近年来在我国公安民警培训中，对急救知识的培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还没有将警察现场急救培训纳入到警察专业技能培训的范畴，正规、系统、全面现场急救培训还没有完全展开，只有个别地区的公安部门在地方医疗单位和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对部分民警进行了短期的救护培训。在授课和培训内容上，仅在警务战术中有所反映，其内容仅涉及外伤止血、包扎及搬运，而在实际培训过程中，这部分内容往往因为课时紧张或教师缺乏而被删减。我国目前有一些公安高校已将警务急救列入公安专业类普通学生的课程。但对于在职民警的各类培训班开设现场急救实训课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仅个别培训班开设了该课程的理论课，且课时数为2--3 学时，学员仅为粗略了解该课程，未起到急救技术训练的作用。

二、我国警察现场急救培训体系建设设想

（一）完善法律保障

原则上，警察对现场伤病员、医务人员以及公众都负有保护职责。但现场急救所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尤其对生命垂危伤员的抢救，警察的抢救责任是有限的，是受到法律、专业知识、技能和设备限制的，警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或等级内行使抢救职责。警察在现场急救时必然面临相关法律及道德问题。但是，由于现场急救尚未正式列入中国警察的警务行为，因此相关的法律支持也尚未建立。实践中就出现过警察抵达急救现场，但因法律界限不清，又不具备急救知识而贻误抢救时机、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我们可以确定，即使在培训后，警察普遍具备了相当的急救技能，但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及相应的政策规定、约束机制及奖惩制度，“施救”将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障碍。

因此，警察应当依法进行哪一层面的急救，不应当进行哪一层面的急救，对有关后果是否承担或应当承担哪些责任，都必须通过法律、法规或警察执法细则加以明确。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应当受法律追究，并对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反之，即不能越权实施急救行为，更不能实施超出自己技术技能范围之外的急救行为。对超出职责范围的急救行为不应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这就是要依法执行警务，而不是随意执行警务。总之，要从法律上明确警察现场急救的职责，再根据职责确定培训内容，即需要什么，训练什么，考核什么。这样，出现问题追查责任也有法律依据。否则，法律支持不到位，职责不明确，直接进入急救技能培训，不仅培训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导致一系列后遗症。

在将现场急救正式纳入警务范畴之前，在不断加强巡警现场急救知识水平的同时，上述法律支持必须提前到位，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从法律上保障这项服务社区、有利大众的警务改革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扎扎实实、健康持续地进行和发展下去。让我们共同期待相关的法律规定能够尽快出台，进而将法律内容纳入到培训课程中去，使警察现场急救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建立长效机制和完善的培训体系

公安民警在执法活动中，急需加强在出现创伤时在非医疗环境下现场急救能力的训练。民警掌握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既可以自救、互救又可以救助受到创伤的群众。将现场急救列入民警三个必训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使其制度化是非常必要的。

但在我国，由于受发展、重视程度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公安机关组织的各种培训班中，尚未普遍开展这方面内容的专门训练。血和生命的教训，以及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我国公安机关确有必要普遍加强民警的现场急救能力培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建立长效机制和完善的培训体系，使警察现场急救制度化、规范化。在1999年召开的全国公安教育工作会议上，贾春旺部长指出：“使每个民警都能在工作三年左右参加一次正规轮训，过三年再参加更高层次的培训”。政治部主任祝春林同志也提出：“……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公安特色的培训体系”。培训体系的建立、三年一轮训的明确要求，为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上的可靠保障。逐步的、有计划的对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进行急救知识的教育培训，建立长效机制和完善的培训体系，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1.把现场急救作为三个必训的必修课程之一，列入警务执法培训的范围,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教授、红十字会培训人员人员对民警进行急救教育训练，让警务急救成为我国警察岗前培训的必修课程，切实提高民警的急救知识和技术水平。

2.除了上岗前的培训考核外，还应将急救培训列入警察日常勤务工作内容中。在警察队伍中扩招具有医学专业的人员，配合侦查人员出现场，专门负责救助工作以及日常工作中的培训。或从各级公安机关中抽调有急救基础知识的民警进行集中的学习和操作演练。这些学员学成回到单位后，即可作为教官把现场急救知识、技能传授给本单位的民警。

3.定期进行考核，并颁发统一的“警察现场急救证”，将急救知识技能考核成绩与民警“加分”等业绩制度挂钩，提高民警训练的积极性。

4．利用节假日等休班时间开展现场急救实战模拟演练、自我训练、比武竞赛等，并把警察现场急救考核列入全国公安大比武的比赛内容中，采用形式多样的方法不断提高警察自救意识和能力。

5．我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普及群众性的救护知识和技能是它的传统工作，因此建立长效机制和完善的培训体系，应加强各级公安机关同红十字会的合作关系。

（三）加大警校急救技术培训和模拟操作训练

逐步的、有计划的对全国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进行急救知识的教育培训，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依靠各级警察院校做工作。因此要让使现场急救真正走进公安，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在岗民警，更要关注人民警察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警校生。

在警察院学校宣传普及警察现场急救理念与技能，对警察院校的学生进行急救知识的教育培训，加大急救技术培训和模拟操作训练，使预备警员掌握现场急救基本技能，将为实现对中国大陆警察现场急救的改革、培养未来工作岗位上高素质的救护警察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

当然，在警校开设设急救知识课程早在几年前就已实现，但在实践教学中，其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加大警校急救技术培训和模拟操作训练，必须使之系统化和具体化，让警察现场急救作为警察院校一门特色专业课程走进学生的课堂与实践。

1．首先应根据公安实际工作的发展和变化，及时调整教学训练内容。对此应该对实践中警察掌握的现场急救技能需求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原因，有针对性的调整急救教学训练内容。

2．改选修课为必修课。目前，各大警察院校都已开展了现场急救课程，但都是作为选修课开设的，可见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建议将目前的选修课改为必修课，或在侦查、治安等专业定为必修课，作为一种必要的警察技能加以掌握并且需要进行考核，以促进该课程教学的规范性、科学性，促进更多的警察院校学生学习掌握必要的急救知识。

3．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现有教学中，不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我们不能只注重纯理论教学，而应创造条件购买必要的教学训练器材，如人体急救操作模型。急救包等，加大急救技术培训和模拟操作训练。可能的话让学生到有关急救中心跟班见习，以增加感性认识，促进学生进一步掌握所学习的急救知识。

三、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原则

警察所接受的现场急救是基础救护，并不能取代专业医务人员的救治。因此，就我们警察职业培训的目标来讲，应在模式上及内容的设定上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内容的设定上要简单、实用，尽量做到让参训民警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第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以增强实际操作能力，改变那种传统的以讲解理论为基础的教学方式。要真正做到以技能为基础，视听为工具，练习为手段的目的。

第三，要遵循依法对现场危急伤病员进行急救的原则，尽其所能进行抢救，达到现场处置中能有效延长伤员生命的基本要求。

（二）培训内容

在内容的设定上，我们必须要符合具体的公安工作，因此对民警和警察学院的学员进行“现场争救”技能训练内容的重点应该是放在现场急救上，突出现场急救知识教育和技术技能的训练。

在教学训练的内容上应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现场急救的首要目的就是对伤者、病者进行及时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为医院进一步抢救伤、病者创造条件，赢得宝贵的时间，从而挽救生命并能迅速安全地将伤员转送到医疗机关，以便进一步救治。根据这一目地，在培训中首先要求学员熟练地掌握止血、包扎、骨折的固定及伤员的搬运。第二，要熟练，准确地掌握好徒手心肺复苏技术，在急救现场就可以对呼吸、心跳突然停止的伤员进行有效的人工呼吸和体外心脏按压，以保持伤员的生命特征。尽可能争取时间及时的将伤员转送至医疗机关进行进一步的救治。这就大大提高了伤员存活的机会。

在警察中普及现场救助技能培训，是公安工作的需要，是公安警察自救的需要，是密切警民关系救助群众的需要，是跟上世界发展形势的需要。总之，对公安民警进行急救教育训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认真研究国外、境外警察的急救体制、培训内容和方法、急救设备配置等经验，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全面规划和启动警察现场急救训练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121221301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LGYB201320）]（作者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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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Mon, 30 Dec 2013 12:13:05 GMT

民间救助组织的现状及其发展路径

——以苏州市为例

郭蕾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充分反映出民间社会组织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据杨团主编“中国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版）》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49．2万个社会组织，比2011年的46．2万个增长了6．5％，是自2009年以来社会组织总量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社会团体26．8万个，比2011年增长了5％；民办非企业单位22．1万个，比2011年增长了8．3％；基金会2961个，比2011年增长了13．3％。这些社会组织，在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许多领域发挥作用。社会救助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职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民间救助组织作为载体将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民间救助组织发展状况如何，存在什么问题，值得探究。本文以苏州为例，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几个以社区为基托的民间救助组织进行调研。

一、基本现状

本文从社区的组织形式和存在方式角度，将社区分为现实社区和虚拟社区两种，并在此基础上对社区内的民间救助组织进行分析探讨。

（一）现实社区组织模式的民间救助组织

在苏州市沧浪区民政局备案登记的民间救助组织共有19个，发展情况都不一样，组织的大小等也不尽相同。并且，在 “1+2+1”[①]组织管理体制的带动指导和进一步促进推动下，各组织都初具规模及一定的影响力。19个组织依据发起人的不同，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社区基层领导发起、企事业单位发起和个人自主发起。其中社区基层领导发起的占了总数相当大的比例，是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大部分组织大都是因某个人或某件事为缘由成立的，并且以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为追求目标。这其中，以下几个救助组织较有特色：

（1）“阳光晴”俱乐部

“阳光晴”俱乐部位于莫邪路里河新村，由居委会丁主任于2003年建立，参加者多为身患癌症或者尿毒症的病人，其中不乏已经患病十年以上的老人。它的特色在于，从精神上对俱乐部成员进行帮助，即帮助患病者调整心态。患病之人最大的一种恐惧就是每天出门看到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人，同样的两个生命，但一个正蓬勃地成长另一个却一点点枯萎，对比后的恐惧难以想象。“阳光晴”俱乐部为成员提供了一个走出去的机会，走出阴影和恐惧，走到温暖的集体中去。这里大家都一样是病人，有着共同的感受，正像一位病人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家人”。除此以外，俱乐部还会经常联系一些专家到这里给大家做讲座，专家很多都是免费、义务上门为大家服务。

（2）“夕阳红互助组”

“夕阳红互助组”位于南环三社区，组织规模较小。由于此社区建立较早，空巢老人较多，老年人生活成为很大的问题。缘于此，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就联络部分退休的党员，由他们牵头，在2005年1月正式成立了“夕阳红互助组”，至今已两年多，互助小组个数从最初的10个发展到现在的60多个。

“夕阳红互助组”是以楼道为单位，每一单元有需要的就成立一个互助组，并选举一个组长，每月定期召开组长会议，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诸如座谈、游玩之类。大家还共同制定了《爱心互助组公约》，并联合署名以此来规范组织的运行，鞭策各成员积极参与。从这个角度来看，组织结构可以说比较规范。

（3）“江祖国爱心社”

“江祖国爱心社”于2006年3月成立，位于友联第二社区。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反响及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江祖国是已去世的友联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生前就兢兢业业为群众做事。江祖国去世后，被新华网喻为“社区里的守望者”，他的事迹搬上了荧幕，“平安中国平安的家”把他的精神传颂到全国各地。为了把江祖国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社区工作人员发起，社区群众积极响应，以他的名义成立了爱心社。爱心社自己做了“爱心卡”，上面写了志愿随时无偿为大家服务的人名和企业单位名，有理发的，有修鞋的，有疏通下水管道的等等。爱心社有自己的志愿者队伍，并且由于自身的影响力比较大，获得了一些企业的资助，踏踏实实全心全意地为困难群众提供贴心帮助。

（二）虚拟社区组织模式的民间救助组织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体，使组织“虚拟社区”轻而易举。这些虚拟社区由于自身具有的覆盖范围广、信息传播快、参与人员多等优势，活动范围极为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类公益性事业。

在苏州就有不少这样的组织，如苏州公益网，苏州义工联盟和苏州义工网等，其中数苏州公益网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社区成员一般以志愿者身分，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从事公益活动，为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服务。以苏州公益网为例：

苏州公益网（以下简称公益网）成立于2004年10月，是由网友自发成立的旨在从事社会公益性活动的网络团体，并且是永久性非营利公益网络团体。它由一批“愤青”组建，大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让他们感慨万千，并对一些弱势群体的遭遇深感不平。

公益网的组织结构较为严密：义工代表大会是公益网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是对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决策；理事会是执行机构，执行最高机构的决定及理事的任免等工作，下辖理事、候补理事、顾问、理事会秘书等。公益网部门设置比较完善，有多个部门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工作效率较高。

这种网络社区组织形式的救助组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人参加公益事业的诉求，为社会救助做出了贡献。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苏州市的民间救助组织大都以社区为依托，开展的活动贴近社会，能及时捕捉弱势群体需求，对吸引更多成员加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有助于扩大组织的影响力和行动的效度。然而，这些民间救助组织同时又面临许多困境，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数不具备登记条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团必须具备法人条件，要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单独固定的办公场所、专职人员、50个以上的会员等条件。然而我们所了解到的组织基本没有符合条件的，都过于松散、随意。另外，民间救助组织登记管理的配套政策不健全。

2. 受助对象范围窄。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救助对象多为老年人，并初具一定规模，但在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方面的救助力度稍有不足。导致这一结果一方面是由于老年人在社会困难群体中的特殊性。老年人受到体力、脑力等各方面的限制，以及子女不在身边的客观条件，注定在生活方面面临众多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占社会人口总数的相对数越来越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3. 专业化不足。大多数组织的工作人员是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者或普通群众，从未参加过专业的培训。虚拟社区中，组织者和社区成员大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以兼职方式参与社会救助的，因而时间、精力等明显不足，这就势必会影响组织活动的开展。

4. 资金来源单一。多数组织除了接受社会捐助外，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但组织知名度不断提高，参与人员不断增多，完全以社会群体自愿捐助为资金来源，根本不能够满足更多人、更多活动的需要。使得组织即使有创意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扩大救助范围，这直接导致组织活动的开展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使民间救助组织缺乏长久发展的保障。

三、发展路径

针对民间救助组织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扩大民间救助组织的影响力，使其更好地为救助事业发挥作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政策法规的扶助指导。

首先，对于民间救助组织的登记条件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政府要从主管型向服务指导型转变，打破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类似法规政策的限制。

其次，为民间救助组织的成立发展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比如为组织的暂余资金创建一个便利的保值、增值通道，给予税收优惠以及用地优惠等。

2、社会媒体的广泛宣传。

首先，通过对民间救助组织开展活动的宣传、对民间救助组织本身所能发挥的功能作用的报道、对突出的救助事例的跟踪报道，使公众对民间救助组织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慈善救助氛围，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深化救助力度。

其次，对其困境的相应报道可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也使其他民间救助组织避免类似问题，引以为鉴。

3、社会公众的大力支持。

民间救助组织产生成长于社会，其运行当然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慈善救助意识，调动公民的参与性，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以期充分发挥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的力量，形成民间救助组织开展救助和发展的坚强后盾。

苏州民间救助组织在总体上是对政府救助者以公共产品的有力补充，扩大了救助对象的范围，贴近群众、更能满足群众所需，救助方式灵活多样，更富有人性化，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苏州民间救助组织是在政策不完善、氛围不浓厚的环境中萌发的，主要还是依附于政府，缺乏自身独立性。相信在政府的正确引导、有效管理和大力支持，社会各方的积极响应以及个人救助意识的增强下，民间救助组织将会进一步发展，在更广阔的空间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苏州市自2013年年初实行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即社区实行党委领导（1）下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2）以及社区幸福联盟（1）的新型组织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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