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理论园地

Mon, 31 Mar 2014 05:34:02 GMT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十字精神的契合与践行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的体会

郝如一刘斌

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发挥红十字会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既高度概括又通俗易懂地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取向和准则。

通过学习理解党的十八大精神、习近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以及不久前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我们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内涵与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以及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工作都有着高度的契合。红十字会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动文明和谐社会建设中可以大有作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及其三个层面

习近平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要达到这样的理想高度，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的涵义及其三个层面。

早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也重点强调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对比上述文字，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是对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正如参与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专家所说，这是覆盖了全国各方面意见、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这24个字语言精炼，贴近百姓，易懂好记，便于传播。由于强化了实践导向，“三个倡导”更加指向明确，规范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便于遵循和践行，有利于取得更好成效。

这24个字分为三个层面，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所指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我们学习领会这24个字在三个层面的涵义，分别是：第一，在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上，朝着民主与文明前进，最终建立起富强而又和谐的国家；第二，在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上，追求公正与法治，最终达到人类共同期望的自由而又平等的社会；第三，在公民的个人发展上，向着爱国与敬业的方向和目标，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诚信友善，每个家庭更加小康、幸福与美满。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成为统领中国社会各界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同心同德共圆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促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十字文化理念高度契合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人道主义作为红十字运动的宗旨与理念，已经有了150多年的实践和弘扬，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全世界民众身体力行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红十字运动的理念符合并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具有永不衰败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红十字的文化内涵和红会所做一切工作都符合和平发展的需要和人类社会的需求。有着110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运动也是如此，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始终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理念始终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相顺应相融合，也充分体现了“仁者爱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因此，我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中，能清楚看到红十字精神与其有着无缝承接和高度契合。红会作为国际国内最大的人道机构，在社会管理中将进一步发挥“社会稳定器、政府好助手、弱者保护伞”的作用。
——从“人道”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层面涵盖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宗旨和理念。民主、文明是人类从野蛮、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的保护尊重。实践和弘扬人道主义，是人类向高级社会行进的一条基本路径。试想，一个社会制度不能对人的生命和健康加以保护、人的尊严遭到肆意践踏、到处泛滥人道灾难的国度何言民主与文明，又怎能变得富强与和谐？纵观历史和现状，任何一个战火纷乱、灾难深重的国家，普通民众都是人道灾难的最大受害者。而起源于战地救护的红十字会，恰恰是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尊重人类尊严为宗旨的。如果每一个国家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都能得到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格与尊严都得到保障，那“地球村”人与人之间都会友善，社会由此走向安定与和谐，国家也会变得富强而又文明。所以，在这一点上，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历史前进方向和目标实现途径上是不约而同、目标一致的。

——从“博爱”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层面与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相通相融。红十字博爱精神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追求和平进步、走向文明社会的一朵奇葩，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150多年不断积累形成的国际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公正、中立”的要求，其基本定义是：“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阶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而中立原则也有着不带主观偏见、摒弃个人喜惡、不搞厚此薄彼、力求平等相待的“广博大爱”涵义。“公正、中立”的原则是红十字运动的精髓，始终秉承公正、平等的办事原则，正是红十字运动能够持续百年，遍及全球的根本原因之一。再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平等、公正”的表述，恰好与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公正、中立”相融合，与国人期盼达到的公平社会之美好愿望相对接，让人性焕发光辉，使生命呈现希望。

——从“奉献”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第三层面为的是塑造高素质的公民群体。人们是否具有奉献的精神境界，是衡量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显示器，是社会成员之间能否爱国敬业、和睦相处、真诚相待、互助友善的基石。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所有公民个体组成的，社会成员素质的高低，最终决定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谐的程度。如果公民个人素质整体低下，不懂得爱国，不乐意奉献；诚信缺失，友善缺乏；人人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个个虎视眈眈、算计对方；谁都不愿为社会多做一点事，谁都不愿为他人多出一点力，那将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人际关系。公民奉献精神的基石动摇了，那社会平等公正、国家富强和谐的大厦还能稳固吗？故此，红十字会历来倡导的奉献精神，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向着自由、文明、法治发展之规律的，它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有着天然的趋同性。

三、红十字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作为党和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全国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人道主义组织，我们必须遵照总书记的要求，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理念传播上承担起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在人道实践和日常管理中注重体现价值导向。我们责无旁贷。

第一，发挥红十字文化传播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优势。

红十字文化包含四个层面。一是精神理念文化：即人道主义宗旨、博爱与奉献精神，体现了人类互爱互助的全球共识，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强大文化力量，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具有共融互通之妙。二是法律制度文化：诸如国际人道法、七项基本原则、红十字会法、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红十字会章程，以及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的工作规范。三是标志形象文化：红十字是全球公认人道主义标志，其保护性和标明性用途凸显了红十字运动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形象。四是理论研究文化：包括对国际、国内、地方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实践、经验、创新、制度、人物的研究，形成指导我国人道主义实践的红十字运动理论。

在全社会进行红十字文化传播本来就是各级红十字会的神圣职责，如今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给我们加大传播力度带来了契机。我们应该在培育核心价值观中加大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力度，用文化软实力去增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效果。此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那红十字文化传播的结合与配合也就是红会的题中之义了。

第二，发挥贯彻《红十字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优势。

习近平在2月25日的讲话中还要求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我们红十字会是具有国家专门立法的人民团体，《红十字会法》实施10年目前正在修订，不久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颁布。一部更加完善的《红十字会法》以及其他“涉红”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全国的深入普法和贯彻施行，将有利于我们为在全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发挥应有的优势和作用。

从法治角度看，红十字会从宗旨、性质到理念、任务，都在法律赋权的框架内。为促进人类的和平进步，为推进中国的和谐文明，我们要敬业尽责、提升能力、规范透明，不断增强公信力，为建立诚信社会做表率，在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职能效应。

第三，发挥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优势。

习近平指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贯彻习近平这段讲话,红十字会也能很有作为，因为全国红十字会约有三分之二是红十字青少年会员,尤其城市的大中小学大都建立红十字会。

在今后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中，我们要充分运用红会的工作平台，紧密结合红十字青少年的特点，把体现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各项活动融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尊崇和践行真善美，反对和抵制假丑恶。要协同教育部门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把配合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红十字知识编入校本教材，开设相关课程，开展课外活动，以期抓出成效。

第四，发挥“三救三献”核心业务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优势。

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红十字会的“三救三献”核心业务，是我们各级红会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具有其他官办或民间慈善团体无以比拟之特色和优势。无论救护、救灾、救弱势群体还是献血、献髓、献遗体器官，其本质都凸显了人道宗旨、博爱情怀、奉献精神，这种人间大爱的受益人是最需要得到救助社会群体，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

由此可见，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在人道救助领域对“核心价值”的最佳诠释。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只有把“三救三献”做得更广、更深、更细、更实、更精，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才能达到“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的境界与程度。所以，我们必须“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第五，发挥红十字志愿服务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优势。

习近平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红十字志愿服务不仅是本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红十字运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没有千千万万志愿者的热情参与和无私奉献，红十字运动绝对走不到今天，也不可能铸就全球150多年、中国110年的辉煌。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博爱精神，恰恰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生动体现；红十字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又恰恰是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生动写照。我们的广大志愿者个个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活雷锋”，各地都涌现出许许多多像辽宁鞍山的郭明义、江苏南通的磨刀老人那样热心助人、甘愿奉献的红十字志愿者。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我们要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努力提升志愿服务水准，用实际行动使广大民众感受到核心价值观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实践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基层、做到社区、做进家庭。”我们红十字会要积极投入《意见》提出的这些活动中，让需要帮助的人群体会到红十字志愿服务就在身边。

第六，发挥国际救援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优势。

习近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要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红十字会作为全球三大国际组织之一，参与和投入国际救援是各大国红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国际救援又是红十字民间外交的“重头戏”。中国红十字会在发挥民间外交作用方面，当好政府助手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红会的外援行动在缓解受援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痛苦的同时，也加深了中国人民同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既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彰显了我们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与优势。

去年秋天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菲律宾风灾行动所展现的大国风范就是弘扬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有力佐证。不久前，中国红十字会再次当选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国的事实，则更加证明了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些，不正是我们红十字会对铸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所做的贡献吗？！

（郝如一：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市红十字会前专职副会长。刘斌：江苏省红十字会宣传与筹资部负责人）

运用“四大法宝”推进“两论一动”

郝如一刘斌

早在2010年6月，华建敏会长调研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时曾经强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效的执行力、不竭的创造力、较强的公信力是各级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法宝”（笔者注：简称“四大法宝”）。在全国红会同仁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践行华会长“两论一动”论述的今天，我们重温他当年提出的“四大法宝”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法宝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践行“两论一动”的原生动力。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及发展，就是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以及国际红会中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鲜明写照。当年，杜南路过索尔弗利战场，如果没有这种大动恻隐之心开展伤兵救护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而是一走了之去做他的银行生意、过他的优越日子，那么，起源于伤兵救护的人道主义和“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以及发展了150多年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就不会出现或推迟问世。因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当是每个红十字人内心的原生动力。也正是这种动力在源源不断地推动红十字事业前进和发展。

当前，我们学习华会长“两论一动”的论述，首先就是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为践行“两论一动”的内生动力。无论是大造红十字舆论、研究红十字理论，还是开展“三救三献”核心业务等红十字行动，其原动力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果这个原生动力的缺乏或不足，都直接关乎我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进程，关乎我们为困难群众服务的质量，关乎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的高低。

因此，华会长对我们各级红十字会提出“强烈责任感”的要求，切实抓住了做好红十字工作的要害与核心。不仅当下管用，而且意义深远。

法宝二：有效的执行能力——践行“两论一动”的根本保证。红十字工作的性质、任务、服务对象与其他部门具有一定差异，其人道性、公正性、中立性、独立性、突发性、应急性、群众性、国际性、不可预见性，往往比其他社会部门和服务机构强，有时还有特殊性。因此，红十字各级组织、每个成员开展工作、协调关系、执行任务的能力强弱、效率高低，都将直接影响人道救助行动效果。特别是在突发性的自然灾难发生时，有效的执行力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舆论宣传、理论研究，还是人道救助行动，我们追求事半功倍的社会效益，拒绝事倍功半的负面效果。

然而，红十字工作的有效执行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广大红十字人通过培训和实践、探索和研究、行动和规范，在艰苦努力与坚持不懈中练就出来。对红会各级干部（尤其领导）而言，要有“三子登科”的本领：“脑瓜子”——工作上运筹帷幄、思路清晰，善于策划、擅长运作、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老业务干得扎实、新业务干得抢眼。“笔杆子”——各级红会干部都应该会写公文、新闻、论文，领导应该亲自动手写文章。“嘴巴子”——就是能说会道、能言善辩，条理顺、层次明。而非只会念念讲稿，不会即兴讲话。“口才好”的“佳境”，是当场打腹稿，出口皆文章，既有鼓动性又体现知识面和幽默感。

各级红十字组织还要建立规范有序、科学合理的工作程序，这样我们的执行力就能在工作中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充分发挥。红十字行动为困难群众服务而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靠红十字人的有效执行力表达出来的。它又反作用于红十字舆论和理论，为“两论”提供了丰富的宣传与研究的素材。

法宝三：不竭的创造力——践行“两论一动”的活力之源。红十字运动150多年历史，实际上也是不断创造、创新发展的历史。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伤兵救护，但不拘泥于战场救护这唯一的工作内容，而是顺应国际社会对人道机构的需求，针对人类遭遇的各种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创新理念，不断拓展，开辟新的人道工作领域，提供新的人道服务内容，创造新的人道救助方法。在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宗旨、原则、法律的前提下，各国红十字会也结合国情民情开展各种特色与品牌服务，都显示了红十字运动不竭的创造活力。

值此中国红十字会110年华诞之际，回顾沧桑历史，总结发展历程，百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留下的恰恰就是创新发展的足迹。正是不竭创新的活力之泉浇灌这朵红十字奇葩，才得以百年盛开、绚丽多彩。

此时，我们深刻理解华会长关于各级红十字会要有不竭创造力的提法，准确地“点”到了我国红十字事业如何才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穴位”。而华会长关于“两论一动”的论述本身，就是他对当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理论创新的重要贡献。

法宝四：较强的公信力——践行“两论一动”的生命力所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之所以生命力强大，会员国从150年前10多个发展壮大达到187个，就因为她用人道主义行动树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公信力，得到全人类的普世认同。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公信力，早在晚清建会起就有着良好的历史记录，这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厚达2500页的4卷本《〈申报〉上的红十字》里有着大量翔实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一以贯之地以较高的公信力赢得国际好评，两度当选联合会副主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红十字会在华东、东北特大洪灾，抗击非典，南方冰雪冻灾，汶川、玉树、雅安大地震，以及东南亚地震海啸、菲律宾严重风灾等数次重特大灾害救援中，以对受灾民众热情诚信的救助，以公开透明、规范有效的工作表现，一次次“调高”了公信力的“级别”。前两年，我们的公信力虽受郭美美引发网络谣言的干扰，但我们改进完善、加倍努力、严格规范，依然赢得信任、保持信誉。

践行“两论一动”，我们务必不能辜负华会长对公信力的期望，一定要像爱护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珍爱红十字运动的公信力，把中国红十字事业打造成国内民众高度信任，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人道救助专业机构。

（郝如一：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苏州市红十字会前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斌：江苏省红十字会宣传与筹资部负责人）

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红十字群众工作

丁钢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必须时刻遵循的根本要求和工作方法。面对新任务新挑战，只有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时代内涵，弄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坚持依靠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做好红十字群众工作，才能凝聚感召广大群众了解参与支持红十字公益事业，为加快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作出贡献。

一、把握党的群众路线“为民务实清廉”的时代内涵，弄清为了谁，明确新形势下红十字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增强全党同志的群众观念、实干精神和廉洁意识。新形势下红十字群众工作就是要始终站在“为民”的立场，通过务实的方法，以清廉为保障，牢固树立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意识，用“微尘”精神引领宣传群众，搭建社会互助爱心平台，传递社会温暖，为困难群众提供最急需的人道服务和帮助，真正成为党和政府人道主义救助的得力助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为加快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做出更大努力。

一是要深刻领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红十字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国际性人道主义社会救助团体，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出组织特色，深刻领会“为民务实清廉”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要求，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在改善民生，创新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作用。

二是要坚持为民服务，努力实践群众路线。真正依靠群众，搭建社会互助爱心平台，为困难群众提供最急需的人道服务和帮助，推动社会团结互助，促进社会和谐幸福。真正依靠群众，深化“微尘”品牌建设，发挥“微尘”作为提升城市精气神重要载体作用，用“微尘”精神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凝聚感召广大群众了解参与支持红十字公益事业，在加快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实践中作出贡献。

三是要坚持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强作风建设，进一步转变作风，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带着对群众的感情、对工作的热情做好红十字工作。贯彻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用清正廉洁的行动，公开透明的工作，务实过硬的工作作风，服务群众，取信于民，重塑红十字公信力。

四是要坚持 “为民务实清廉”，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围绕群众期盼，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查摆、整改、解决实际问题，做到真学、真查、真治、真干，不断提高红十字工作群众满意度。

二、把握红十字群众工作对象需求具体多样的特点，弄清依靠谁、我是谁，增强红十字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握新时期红十字工作的群众对象具体多样化的特点，对“群众”这一概念再认识，使群众概念具体化，真正弄清红十字工作依靠的群众具体是谁，具体在哪。虽然我们对群众路线已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对具体工作中的“群众”是谁认知不清，总认为群众就是劳苦大众，民众百姓，离我们很远。群众不具体，就不可能走对群众路线，不可能做好群众工作。结合红十字工作具体实际，对工作中的“群众”具体分析，再认识，再细化，使群众具体化、清晰化。应当认识到：广大爱心市民、捐赠人、社会各界爱心企事业单位、所有的“微尘”们，红十字公益合作方，广大红十字志愿者、捐献者，困难群众、受助方，受益者、利益相关方等，以及我们红十字基层组织专兼职工作人员、会员等，他们就是与红十字会接触最直接，交流沟通最多，工作服务最具体，距离我们最近的具体群众。我们只有走他们的路线，持他们的观点，尊重他们的愿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努力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做好他们的工作。才能走对群众路线，做好红十字群众工作。

把握新时期红十字群众工作中群众诉求期待多样化的具体要求，真正弄清他们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具体服务有哪些，坚持群众的希望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做好服务，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是要从实际出发，真实了解民意民愿民需，找准服务方向。具体是：

广大社会爱心人士、捐赠人，社会各界爱心企事业单位及所有的“微尘”们，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尊重他们的意愿，公正高效实现他们的爱心善举和愿望，得到红十字会良好的工作服务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尊重等；

广大红十字志愿者、无偿献血者，遗体器官捐献者，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平台高效顺畅，服务工作精细化专业化，实现服务社会愿望，体现人生价值理想，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尊重等；

红十字公益合作方，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资源上优势互补，达到1+1大于2实现共赢；工作中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理念上追求平等合作，顺势借势发展等；

困难群众、受助方，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遇到紧急困难求助时得到红十字会的及时回应，帮助战胜困难渡过难关；救助程序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简单明了；救助过程高效公正平等透明，救助工作中享有尊严等；

受益者、利益相关方，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从他们实际需求出发，帮助他们得到所需要的人道服务和相关人道帮助等；

基层组织及专兼职工作人员、会员，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从实际工作出发，多服务指导扶持，提升工作能力，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给予政策支持，少些发号施令，少给基层添麻烦等；

社会广大市民群众，他们的最大需求，通过公益组织的工作，营造公益文化，建设爱心青岛，感受社会温暖，传递社会爱心，使弱者有帮助，促进社会和谐幸福。

二是要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群众这些需求期盼入手，认真查找问题，深入分析原因进行整改。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把他们的需求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将服务贯穿整个红十字工作中，一切为了困难群众，相信依靠服务广大的“微尘”们、捐赠人、志愿者、无偿献血者、遗体器官捐献者、公益合作者、受助者、受益者，相信依靠红十字基层组织专兼职工作人员、会员，相信依靠全社会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参与支持，切实增强红十字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践群众路线。

三、坚持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提高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能力，推动红十字工作健康发展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真正依靠群众恢复重建红十字社会公信力，推动红十字事业改革发展。公信力的“源”是人民群众的信任。要使人民群众信任，首先必须让与红十字会接触最多，离我们最近，工作最直接最密切的广大爱心市民、捐赠人、社会各界爱心企事业单位及众多的“微尘”们，红十字公益合作方，广大红十字志愿者、无偿献血者、遗体器官捐献者，困难群众、受助方，受益者、利益相关方等对我们满意信任，这是恢复重建红十字公信力的基础。我们必须密切联系他们，与他们真心交朋友，诚心听取意见，在做决策办事情及实际工作中，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尊重他们的愿望，为他们做好服务，让他们了解、参与、支持、信任我们的工作，继而影响带动全社会，恢复信任。其次要依靠广大基层红十字组织及专兼职工作人员，用我们良好的工作作风、一流的工作业绩、高效透明的工作机制赢得群众的信任。我们要认真查找工作不足，真正从群众愿望出发，始终将服务贯穿所有工作中，按照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要求，改革创新，流程再造，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方便群众，使其长效化、制度化。其三要坚持实事求是，践行承诺，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善于运用群众观点，加强改进红十字宣传引导群众工作。宣传引导群众是实践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改进红十字宣传工作，首先要抓住机遇，认真学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精神实质，坚持发展维护群众利益促进宣传群众工作。具体来说红十字宣传工作就要坚持“做实事，促宣传，创品牌”思路，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改革发展成果为群众做实事，解难事，办好事，增强宣传群众效果。其次要转变工作观念，用群众的视角观点来宣传群众，做好群众宣传工作。调研发现，我们以往的宣传角度、内容等很多不是从群众要求出发，不是群众所期所盼。应当换位思考，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子思考问题，更贴近百姓，服务群众，善于用群众的语言、群众身边事迹感动身边的群众，讲好红十字故事，凝聚人道主义力量，使红十字精神理念真正融入群众的思想行动中。其三要创新宣传手段方法，更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方便快捷，容易接受的新媒体方式，增强主动性和实效性。

突出服务群众为主线，着眼红十字队伍建设，立足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加强改进工作作风。红十字基层组织及机关专兼职工作人员，是我们工作依靠的最直接力量。他们既是我们直接的群众工作对象，又是我们做好广大爱心市民、捐赠人、社会各界爱心企事业单位、众多“微尘”们，红十字公益合作方，广大红十字志愿者、无偿献血者，遗体器官捐献者，困难群众、受助方，受益者、利益相关方等群众工作的桥梁纽带，做好红十字干部队伍的群众工作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队伍的思想建设，牢记宗旨，践行红十字人的责任和担当。其次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服务指导帮助基层解决困难推动工作。与基层同志交朋友，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作者系青岛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走出“塔西佗陷阱”：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建

刘曼

郭美美炫富导致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组织信任危机，使慈善机构募捐额剧降，出现历史性拐点。事后接连发生了许多严重影响到红十字会公信力的事件，一时红十字会陷入“老不信”的怪圈之中不可自拔，而这种怪圈可以由一种被称为“塔西佗陷阱”的理论进行解释分析。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古代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虽然再次搬出这个常识性的理论有些俗套，但鉴于当前的舆论格局，“塔西佗陷阱”确实是解读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最恰切的视角。本文以红十字会为中心，探讨我国慈善组织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重建公信力的路径。

一、降低慈善组织的集中度，积极发展平民慈善

近年来，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据民政部统计，2006年，国家共募集慈善捐款约100亿元，其中，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有35亿元，其余为各类慈善组织或个人募捐。[①]民间慈善组织需要通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为捐赠者和受赠者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形成良好的品牌信任度。民政部公布的《促进慈善类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规范慈善类民间组织的行为，要制订和完善民间组织年度工作报告制度、评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财产管理制度和民间组织行为准则，督促慈善类民间组织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组织高效、民主、规范运行。

“我们需要理性、全面、客观的判断，需要系统、深刻的反思，更需要实质性的改革和完善。”[②]慈善组织是联系捐赠者和受赠者的桥梁，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下，我们应该降低慈善组织的集中度，改变以往慈善组织运作的行政化以及民间慈善组织准入难的现状，积极发展平民慈善，营造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健康、包容性更强的慈善组织文化氛围。所谓平民慈善是指，对于一些平民，虽然自身财力并不雄厚，但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靠蹬三轮车攒35万元全部捐助给贫困学生、自己生活却贫困潦倒的天津老人白芳礼，为社会捐赠20亿元成为中国最慷慨慈善家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资助西部学生总额达100多万元的网站“格桑花”，民间慈善力量在展示出国人的善良与责任感。感动中国人物丛飞，他10年里参加了400多场义演，捐赠钱物300万元，资助边远地区贫困孩子和孤儿达178个，家财散尽，还欠了十几万外债。2006年4月丛飞患胃癌住院，逝世前捐赠自己的眼角膜，为社会做了最后一次贡献。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丛飞当然没有出现在这个排行榜上——丛飞，他的财富跟上榜的富豪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但在人们心中，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慈善家。这些感人事迹无不在告诉人们民间人士已经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

二、将“塔西佗陷阱”转化为“正面气场”

“塔西佗陷阱”有可能因漠视民意，信息淤塞而急速放大，也会在及时合理的应对中逐渐消弭。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正是网络语境中社会管理的一项指导原则。事实证明，只愿意听好的、不愿意面对负面信息，出现负面信息后，又不愿意澄清，而是掩饰、辩解，甚至推脱责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造成“塔西佗陷阱”的主要责任不在公众，而在于各部门自身。虽然公众也会存在问题，但根本的化解之道还在于如何提升部门公信力，比如事务公开透明、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监督等，要通过实际行动获得公众信任。

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相关部门开始意识到社会管理创新中不可忽视的网络语境，开始上网、用网，以更加亲民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有效的互动中，积累人气和公信力。有专家认为，在围绕“郭美美事件”、“苏田田事件”、“陈光标事件”等出现一些质疑和批评的时候，红十字会不妨充分发挥信息主场优势，以信息开放击退流言，以揭真相、讲真话而争取话语权，以解决民众实际利益诉求而赢得民心。

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的下降使其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红十字会应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要点，从多方面重塑红十字会的公信力，营造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客观地说，这种社会信任危机现象，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秩序缺陷有关，和市场社会唯利是图氛围及其文化有关，和许多无良逐利者有关，红十字会要想在这种氛围下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勇于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走出“老不信”的“塔西佗陷阱”舆论怪圈，重拾昔日百年老店的招牌和荣誉。

三、充分发挥媒体机构的监督作用

慈善组织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公信力是必要的，但仅仅依靠自律来成就公信力是不够的，慈善组织需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慈善组织的社会监督包括捐款人的监督、政府的监督和媒体的监督等。捐款人的监督通过捐款人查帐得以实现，搞清楚他们捐款的去向；政府的监督通过审计部门进行的财务审计、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年审实现；媒体的监督通过媒体将慈善款物的收支情况向社会公布而实现。

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大众不容易接受他人的意见，却倾向于通过报刊或网络等传播媒介接收或传递信息。由于前者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痕迹，所以他们常常以网络媒体作为自己环境认知、思想态度和行为等产生的依据，较容易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这为传媒参与治理或预防公信力危机提供了可能性。发展至今，以广播电视网、手机、互联网、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融合的传媒网络已经基本覆盖了人们的生活，发挥着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等功能，使人们对传媒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强。特别是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传媒能够直达社会的多数角落，其渗透性可以进入人的内心深处并对人们的认知、情绪和行动等环节产生影响，因而它能够通过虚拟环境的现实化作用来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最近经历的公信力危机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

一般来说，公众对慈善组织了解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因此，媒体对公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媒体能够正面宣传报道慈善组织开展的募捐活动，尤其是报道一些慈善组织献身慈善事业的感人故事，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便会不断提高。当然，媒体更有责任发挥其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作用，让慈善事业在阳光下发展，从而使慈善组织进一步获得公众的大力支持。利用网络媒体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不仅能更好地发动社会各界关注中国红十字会，而且能更快适应当代民众对新闻信息的阅读习惯和交流需求，最大限度地调动舆论监督的民间力量。

四、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公开透明是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基本要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经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民政部《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全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平台，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负责信息披露工作，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中国红十字会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是确保其健康运作的必须，也是取得公众信任和尊重的关键。

信息披露制度是指通过定期向有关部门、捐助者和社会公开其经费收支情况，实行财务公开和透明管理。中国红十字会实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提高其公信力，而做到公开透明就是实现对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和透明化，重点体现在财务报告和审计制度两方面。由于不同慈善组织的条件不一样，因此，不同的慈善组织可以区别对待。大型慈善组织可以请独立公司去审计，小型慈善组织可以做一个自我财务报告，例如，中华慈善总会实行严格的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聘请了国际知名的毕马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审计，重大募捐活动接受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并随时接受社会监督。中国红十字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财务审计制度，及时公布善款的去向，以便公众与审计机构查询，要不断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

五、简短结语

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还将长期存在，同时，我国的慈善主体不明确，慈善机构体制和管理落后，而且，合法的慈善机构都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这不仅大大阻碍了慈善机构的建立和准入，使得慈善机构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慈善救助所需；而且造成慈善机构权责不清，效率低下。一些慈善组织运作不透明、政府对企业捐款的税收激励政策不足、申请捐款免税的手续复杂等问题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体制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任重而道远。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困难，实事求是地解决各种有碍于红十字公信力重建的难题，中国红十字会一定可以走出“塔西佗陷阱”怪圈，重建昔日全球最大人道组织的威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NPO信息咨询中心.中国非营利组织（NPO）公信力标准 http://publish.npo.com.cn/article.php/226.

[②] 赵白鸽：《红十字会将进行更多改革》，《中国红十字会报》2011年11月8日。

对红十字会“去行政化”的几点思考

杨业

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团体，具有社会性和行政性双重性质。该性质决定其改革具有双重内涵，即位于社会与行政改革的交汇点上，改革既要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又要改革既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学术界赞成对红十字会体制机构进行改革，并提出“去行政化”的方案步骤。然而，关键问题在于，研究如何改变、克服红十字会“去行政化”实践进程屡屡受阻的局面。

一、“去行政化”任重道远

民间慈善组织是一个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组织，是联系公众与政府的纽带和桥梁。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管，政府制定了有关民间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民间慈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它所带有的控制、限定的基调和繁琐的手续规定及其制度性框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成为制约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1]目前红十字会遭遇的诸多问题，与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密切相关。1993年颁布的《红十字会法》被称为“我国立法历时最短的法律”。由于立法的仓促，导致其法律条文的粗疏、缺漏，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红十字会法》对红十字会法律定位的不明确，造成其混乱的双重身份，红十字会既是民间组织又是政府机构，进而形成政府化系统和行政化运作模式。这种运行模式使其难以避免的出现许多政府组织共有的官僚化通病。现行法律对于红十字总会与分会之间也造成分割局面，使得总会无权监督、管理分会的人、财、物，并且一个机构出现问题，连带影响整个红十字会事业。法规规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按照公务员制度管理，造成红十字会内部行政级别的局面。要想淡化红十字会“官方色彩”，重新树立其公信力，促使红十字会迈入良性轨道，必须给现行的红十字会法和有关法律“做大型手术”，红十字会“去行政化”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

改革阻力很大，举步维艰。红十字会“去行政化”的过程势必会影响很多人的既得利益。199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中国红十字总会机关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管理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中国红十字总会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管理；在红十字会兼任领导职位的人员，实行所在部门、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红十字会系统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害怕失去公务员的帽子，害怕失去工资、社保待遇方面的保障，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领导阶层一般从公务员调任并按照公务员体制晋升。这种组织特征，势必会导致“官僚化”倾向，使得组织机构臃肿缺乏活力和动力，工作人员不作为致使工作效率低下，也易滋生一系列贪污腐败问题。例如，善款的非法挪用和贪污、救灾物资的非法交易等。红十字会已频频遭遇信任危机，表明“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去行政化”进程却相当迟缓。国家发改委将中国红十字会列为社会领域综合改革唯一试点的社会组织。2012年10月中旬，中国红十字总会公开选拔干部，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但是，“去行政化”未直接列入改革方案，而是绕道而行，选择地方红十字会试点进行社会领域综合改革，向政府出售服务。

要想改变中国红十字会行政级别的局面，必须使红十字会脱离政府序列，将红十字会工作岗位向社会公开招聘。地方红十字会人员由红十字总会统一任免，打破原来的行政等级化体制结构，将行政级别改变为非行政机构的职级制，彻底改变其行政指令化运行模式。但是，在短期内让红十字会系统剥离全部行政拨款、人事编制并不现实，这样会让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面临工资、社保和级别三方面的损失。体制的路径依赖并非一日就可以改变，可以预见“去行政化”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二、“掌舵而不是划桨”

红十字会自建立之初，就确立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七项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任何时候不带有政治、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必须保持独立；该运动是志愿运动，绝不以任何方式渔利。也就是说，自创立之初，红十字会就刻意与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保持距离，试图独立于政府之外。但在中国，本应属于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却异化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红十字会掌握大量政府资源，又垄断公益慈善品牌，给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2]面对红十字会暴露的诸多问题，对红十字会进行改革，“去行政化”成为广大民众的呼声。红十字会作为社会团体应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由其自身不断推进，经营管理主导权最终应该回到民间。但是“去行政化”不能走向“排斥政府的”另一个极端，需指出的是政府可能失灵的同时，社会机制也同样可能失灵。

科学界定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红十字会应是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在灾害救援、人道救助和社会公益服务等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红十字会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测和支持，双方应达成良性互动。实践也证明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如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工作于2005年正式启动，2006年市政府颁布《苏州市遗体捐赠暂行办法》，对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进行具体规定，进一步推动遗体捐献工作的开展。截止2011年3月底，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报名登记累计2135人，其中遗体捐献报名1670人，角膜捐献报名465人，成功捐献遗体128人，成功捐献角膜4人。再如，苏州市红十字会及辖下各市、区红十字会为四川汶川震区募集款物，民进苏州市委组织其成员画家捐出自己创作或收藏的作品，共计拍卖得款101万元，全部捐给市红十字会，用于灾民重建家园。与此同时，苏州市邮政局联合市红十字会发行的抗震救灾专题明信片义卖，获利12万元全部捐给市红十字会,有力支持了灾区的救灾和建设。[3]

理顺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实现组织的“去行政化”是中国红十字会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实现红十字会的独立运行还需要一段时间，政府应该逐步实现由对红十字会的直接管理向外部扶持、监测的过渡，改变以往在红十字会组织中的角色定位，打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平等地位，真正做到“掌舵而不是划桨”。首先，通过立法手段确立中国红十字会的独立法人地位和民间属性，从立法、修法上支持红十字会“去行政化”是关键；其次，应进一步加大职能转移力度，把应由红十字会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及涉及民生的救助工作，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交由红十字会去做；再次，改变过去每年定期大额直接拨款的资助方式，建立具有导向性的“激励拨款”机制。

三、在“去行政化”过程中重生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单纯的“去行政化”不足为据。他指出，“即使在发达国家，红十字系统与政府的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红十字会的改革，还是要突出其社会化和开放性两个特点。”[4]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采取封闭式运作和管理模式，与外部系统缺少互动和交流，与其他草根组织缺乏合作，同时也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对其的监督，监管的缺失以及行政化运作导致中国红十字会问题频出。因此，简单的“去行政化”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红十字会面临的问题。红十字会在组织运作去行政化的同时，应彻底打破原来封闭式运作模式，建立一种开放式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社会化运作机制是一种有别于政府部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独立自主的工作机制，实行社会化运作机制可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投身红十字事业。

首先，红十字会财务和信息向社会开放，逐步建立完善的财务公开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从公益资金的筹集到具体使用情况及公益项目的进展全程进行信息公开，让公众详细了解红十字会运作细节。一方面，可以设立专门的捐款账户，供捐款者查询，使其详尽了解善款的流向，同时建立信息反馈平台，供受益者反馈相关信息，受益者对红十字会财务的监督更具有优势，因为受益者是慈善资金最终流向之处。另一方面，信息发布要及时、规范、详细，真正做到“阳光”下的数据，消除公众对红十字会的神秘感。

其次，创新监督方式，使其社会化、多元化。中国红十字会可以借鉴美国慈善组织的经验，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由社会上有信誉的第三方组织对筹集的资金和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独立的监督与测评；也可以年末聘请外部专家、会计事务所和财务部门组成监督测评小组做审计工作，包括对政府的拨款、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三笔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审计完成后，通过微博、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布审计数据，主动接受广大公众的监督和质疑。

再次，打破红十字会行政化系统下的权威，借助社会各方力量开展各项工作。可以邀请有号召力的社会公众人物和一些对社会公益事业有热情的社会人士，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开拓募款渠道，不断寻找社会上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用有限的善款实施最大化的救助；与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设立专项基金，充分发挥其在大病救助、灾害救援、国际人道援助等方面的作用；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开展红十字基本知识传播，扩大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树立红十字会的良好形象，重塑其公信力；与更多的草根组织合作，打破一家独大的局面，向“百花齐放，多元共治”的方向发展。面向草根组织公开招标，利用草根组织贴近社会、了解大众多样化需求的特点，共同开展更多的人道救助项目，拓展红十字会服务社会的途径和方式，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相关社会问题。

四、简短结语

不可否认，现实困境使红十字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也应该看到这同时是红十字会“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机遇。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李本公认为，“没有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慈善组织难以取得快速发展；但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则拔苗助长。”[5]发展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寻求与政府良性互动，不依赖于政府、不从属于政府，在政府的支持、资助和监督下独立自主的开展各项工作，是红十字会较为合理的现实路径。相信在红十字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红十字会这只凤凰定能浴火重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石国亮：《社会组织参与服务政府建设的四维考察》，载《唯实》2009年第12期。

[2] 冯禹丁：《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南方周末》2011年7月8日。

[3] 严晓凤、池子华、郝如一主编：《苏州红十字会百年纪事》，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270页。

[4] 曹伟：《重塑红十字会：立法与去行政化》，载《小康》2013年第7期。

[5] 李海楠：《民间慈善组织需完善保障制度》，《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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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Mon, 31 Mar 2014 05:31:39 GMT

“一句话”的力量

郝如一

日前，全国上下各类大小媒体皆报道了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之新闻。“鼓励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是《意见》里颇具亮点的一句话，也被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共具慧眼地做到了标题上。

中央专门发文件，号召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其积极意义将产生综合效应：既推动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又有利节约土地保护生态；既节俭治丧反对铺张浪费，又反腐倡廉不准借机敛财；既倡导捐献器官遗体救治他人生命，又能够奉献最后爱心促进和谐文明。

对于红十字会和卫生系统而言，大家对中央《意见》中“鼓励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这么“一句话”，会产生特别的敏感和振奋——这“一句话”预示着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春天即将来临——作为红十字会，其核心业务之一的器官遗体捐献，报名登记以及接收数量将逐渐增长乃至显著增长；作为卫生系统，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也将获得更多供体来源，使更多望眼欲穿等待移植的病人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作为医学院校，其教学用遗体紧缺的状况也将得以改善，进而提高解剖课教学质量。

为什么中央文件的“一句话”，能够如此值得接受器官捐献的红十字会、开展器官移植的各大医院，以及翘首期盼移植手术的患者们为之振奋？实在是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资源太过稀缺了。千百年来，国人受落后的传统观念影响，愿意身后捐献器官遗体者少之又少。在部分开展器官移植试点的省市，虽然近况有所改善，但与临床需要相比依然缺口巨大。据了解，我国每年有150万病人在眼巴巴地期待器官移植，其中却只有1万病人有幸获得供体得以救命。

影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立法的严重滞后。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都颁布有专门的法律，例如美国1968年就制定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案，1984年又专门提高其法律效力，也无怪乎美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器官移植国家。在西班牙，通过相关立法用40年时间就将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从0发展到百万分之34的较高水平。德国为弥补器官供体的不足，在2012年通过新的立法，规定公民须就器官捐献表明态度（可以表示不捐，这是你的合法权益）。但是对于态度不明者，去世后即以视同默认捐献对待。在亚洲，日本、新加坡，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也有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遗憾的是中国大陆目前仅少数几个省市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国家层面依然处于相关立法的真空状态，至于何时制定出台目前还是未知数（国务院有个条例，但那是为器官移植技术操作而制定的流程性规范）。不过我们还是应该乐观地看到，中央文件提出“鼓励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这“一句话”，已经为我国加快出台 “器官捐献和移植”那“一部法”给以了推动的力量。

在国人对死后器官遗体如何处置仍难摆脱落后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在相关法律缺位而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中央文件关于“鼓励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这“一句话”可谓意义不凡作用大。我们红十字会和卫生系统应当抓住契机，乘风顺势，联合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宣传、人事、民政、文明委、直属机关党工委等部门，为贯彻“一句话”拿出方案意见，借助各类媒体宣传去放大“一句话”的力量；扎扎实实地落实“一句话”精神，把“一句话”整成“一台戏”，唱出味道来，演出成效来。我们在对“一句话”的解读、宣传、实施时，不仅要讲意义、明道理，还要树典型、播知识。要让广大党员、干部懂得捐献器官遗体不仅是回馈社会的“最后的奉献”，是尊重和拯救他人生命的爱心之举，更是自己生命不息并在他人身上得以延续的非凡意义之所在。笔者有一位熟识的家乡政府处级官员，是个共产党员，他们夫妇的伟大举动让我感动和敬佩。几年前他俩的宝贝女儿在美国留学时突遭车祸，虽经抢救却处于脑死亡状态。他夫妇二人急赴美国，医生告知已无回天之力，但动员他们捐出女儿的器官以拯救他人生命。无比悲痛中他俩毅然签字同意。这不仅因为他俩有那份救命的善心有高尚的觉悟，还在于他俩希望女儿的生命通过器官移植的途径在他人身上的到生生不息的延续。我觉得，类似这样的动人故事很值得大力宣扬，以此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加入报名捐献器官遗体的队伍中来。在那些已经开展器官遗体捐献工作的地方，都能发现类似的典型人物及其感人故事。这些鲜活的事例、崇高的精神都是对中央文件那“一句话”的最好践行和诠释。

欣闻中国红十字会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措施，以期加快推进器官遗体捐献和器官移植工作。笔者建议各级红会和卫生部门在当下谋划2014年工作时，把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一句话”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力度，强力推进。在具体运作中，无论政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配套措施都要不失时机跟上。各地基层红会在动员器官遗体捐献过程中务必人性化、服务好，既要防止把“鼓励”变味成“强捐”，也要杜绝对有捐献意向的人说“不”。

国际红十字运动有句10年经久未变的主题口号——“人道的力量”。而在我看来，中办国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里“鼓励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这“一句话”，恰恰彰显了人道主义的精神理念。以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句话”必将成为对推动我国器官遗体捐献与器官移植事业进步发展的一大拐点，其“力量”之大毋庸低估！

自媒体时代：中国红十字会的网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探究

洪松

自“郭美美事件”以来，众多与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相关的网络事件接连不断出现，“万元餐事件”、“成都红会募捐箱发霉事件”、“8000多万善款改变去向”等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红会的网络危机公关能力。然而，令人唏嘘的是红会在处理网络突发事件中表现的应对迟滞、处置拖沓等失范行为与其拥有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也与广大民众对红会的期望值相去甚远。自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是“记者”、“发言人”，而红会薄弱的网络危机应对能力在公众质疑与责难中不堪一击，其公信力自然逐渐滑坡。因而，新形势下，加强红会网络危机公关能力建实为当务之急。

一、自媒体时代：红会生存与发展的“双刃剑”

何谓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是一个“自我”的媒介时代，通过玩转手机、电脑，实现瞬间转发微博、张贴博文、微信互动、转帖发帖、视频上传等网络信息互动传播，从而达到个性化的自我参与、自我表达、自由发声、互动演绎，使得信息流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空场域中得到最彻底的释放和交融。[①]自媒体时代下，一面澄清事实真相、彰显底层社会民意；一面“网络暴力”、“网络失范”、“网络谣言”等种种越轨行为愈发凸显发酵。其所呈现的“双刃剑”效应在红会系列网络突发事件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最有代表性的“郭美美事件”为例。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由于其认证身份的特殊性，一经报道便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热烈讨论乃至无限猜想。在涉事方——红会并未就此事件做出及时有效的正面回应下，网络谣言开始四处扩散，如郭美美是红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郭炫富的资本来自于广大捐赠者的爱心捐赠等等。这些无端猜测，尽管未经调查核实且无事实根据，但却引来公众聚众围观“吐槽”。更有甚者，一些网友标榜坚持不轻信、不传谣原则、以“可靠证据”与“逻辑分析”推动着事件发展。如网友“东城区徐春柳”称，近期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紧急删改网络信息等，有力证明中红博爱与本次事件有关。网友“温迪洛”则站在众网友的肩膀上总结出“王鼎公司、中谋智国等公司与商红会有关联”、“王鼎法人王彦达是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的女儿”、“中红博爱就是郭美美所在公司”等重要信息，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信息源。[②]这些“技术派”所提供的信息成为网民了解郭美美事态进展的“可靠信源”，由此“技术派”取代“情绪派”成为引导郭美美事件的“意见领袖”。

要而言之，在二者共同推动下，“郭美美事件”逐渐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式的中国公益慈善“大拷问”，紧接其后的“拒捐”热潮及铺天盖地的网络指责无异于一场中国慈善界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其轰动效应与影响效果不啻于当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可见，自媒体时代下不可小觑的“网络威力”。但不可否认，种种事件亦深刻揭示与折射出红会发展现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推动红会不断变革与完善，其中加强网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二、红会网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的建议

如今，红会公信力降至冰点，据人民网调查显示，19.6%的受访者认为红会应对危机的能力欠缺是其出现信任裂痕的主要因素。[③]由此可见，红会危机公关能力建设的必要性，总结有关红会的网络信任危机情况，具体建议如下：

（一）增强网络危机公关意识

增强网络危机公关意识，即提高警惕，重视网络危机处理的重要性，以积极的态度及时应对网络危机事件。具体来讲，首先，在网络危机公共事件面前，红会应意识到网络危机公关处理的恰当与否关系红会形象、声誉。其次，注重安抚网民情绪，网络危机公关讲究慈善组织与民众情感的沟通与交流，让民众体会红会的坦诚、主动，为此红会应“尽早讲”、“持续讲”、“准确讲”、“反复讲”，利用网络开放、快捷的特点为自身树立正面、美好的形象，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导向。最后，红会须重视网络危机公关时机的选择对自身公信力构建的影响，处理网络危机事件亦有其“黄金时间”，红会应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对网络危机事件作出最有效地应对，这是网络公关“黄金时间”的核心所在。

（二）建立健全网络危机应对机制

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后，面对网友困惑，红会习惯采用“拖”、“堵”、“删”的方式试图掩盖问题、隐瞒基本信息。这不仅严重背离民众积极主动地参与的心愿，而且加剧公众心理不满，不免带来质疑，甚至谩骂，严重损害红会形象。因此，面对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红会应建立健全网络危机应对机制，及时有效的应对危机。

首先，加深有关红会网络事件的了解与认知程度。基于事件原貌，红会应第一时间、第一速度全面掌握涉及事件的人物、领域、组织机构、议题论点等内容，厘清事件与红会利益关联。与此同时，以网民角度设想公众的关切点、困惑点，基于此设计应对方案。其次，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演变与发展，增强网络舆情的搜集、分析、研判与甄别能力。在纷繁复杂的网民意识潮下，无论红会对网络事件考虑的如何周详、应对措施如何完备，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红会应当做好网络舆论信息的搜集工作，建立完备的情报信息搜集机制，分析、梳理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些未曾料想到的疑难问题，红会应高度重视，严重影响红会形象与信誉的不实之处和恶意谣言，更应当提高警惕，加以整理，为后期的辟谣工作和保留责任追究权利提供依据来源。最后，注重学习、借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监测系统等专业组织机构对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方法，切实加强与新浪、腾讯、百度、天涯、猫扑等网络运营服务提供商的交流、互动，预防危害红会公信力的不实言论传播。

（三）完善与变革新闻发言人制度，健全与创新信息发布机制

新闻发言人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④]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相对稳定和规范的公共信息传播机制，针对组织机构的重大事项、重要活动、重大突发事件、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决策等所有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话题，提供一种接受公众公开咨询、质询和问责的制度安排。然红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如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所言：“那是属于比较低水平的。”[⑤]自媒体时代，网络事件频发不仅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信息发布机制带来了新的难题。因此，红会须设置新闻发言人，代表红会权威声音，将信息于第一时间发布，避免网络危机激化。

第一，加强新闻发言人选拨、任用与培训力度，建设高水平新闻发言人队伍。制定人才选拔、任用规章制度，“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多种方式充实红十字会管理队伍，通过招聘项目人员等方式充实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工作人员的轮岗交流和合理流动。”[⑥]与此同时，不断加强业务能力培训，增进自身媒介素养行为，注重提升与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沟通与交流能力，实现培训工作机制化与常态化。

第二，创新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时俱进。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是对传统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和扩展，是信息公开的一种新渠道和方式，标志着各级组织应对网络舆论的彻底变革。[⑦]在网络民意思潮的冲击下，以红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机构理应率先予以实施与建立，从而推动红会与社会各界的良性互动，为自身良好形象的重新塑造，公信力重建提供保障。较之传统的新闻发言人，网络新闻发言人须具备一定条件：更高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甄别能力；具有在媒体和政府长期工作的经验，接受新闻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专业培训；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实事求是的责任意识。

第三，建立定时定点的信息发布体系，使之常态化、制度化、有序化。发布方式上，可通过目前较为普遍的网络直播的方式实时传递新闻发布会现场的状况，或微访谈等较为轻松的方式，与广大网民在线交流，允许新媒体和网友在线参与讨论、建言献策。发布活动信息与澄清社会谣言的过程中，坚持“及时、有效、全面、公开”原则，做到舆论困惑什么解释什么，质疑什么澄清什么，便于公众第一时间听到官方声音，且须注意话语应简洁直白，周全详实，勿用假、大、空的语句。之后，将发布会的相关内容放于红会相关网络主页，包括新闻网站、官方微博等等，虚心听取民众意见批评。

（四）增强网络舆论引导能力，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

网络时代，众多网民借助论坛、博客、微博等平台讨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问题，其中一些活跃分子积极传播消息、表达观点，凭借其发言质量与频率成为网络舆论的引导者，即为“网络意见领袖”。[⑧]他们身份很复杂，既有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大众明星，亦有平民大众等各色人群。涉及红会的网络事件，各类网络意见领袖均有所“出没”，包括郎咸平、白岩松等知名人物，他们各持各说，推动事件发展。鉴于此，红会须加强舆论引导能力，重视网络意见领袖观点，创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发展环境。

首先，设立红会网络评论员。网络评论员又称政治目的型网络活跃分子，具有官方背景，受雇于各地宣传部门，以各种身份出现在网络上，表达政府主张，引导网络舆论，同政府意见一致。[⑨]红会可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设置自身的网络评论员，在各种网络平台积极地发声，维护红会正面形象，化解公众对红会的质疑。其次，合理利用管理人员的个人微博。通过微博，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微博，实现与网友的良性交流，将真实信息及时传递，表达主流观点，既为红会后期系统处理网络事件、开展网络危机公关工作赢得一定缓冲时间，又为公众了解后续相关情况提供窗口与平台，从而掌握一定的网络话语权。再次，协调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红会应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其他网络意见领袖，细心听取与他们的观点意见，尽管他们以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但他们观点往往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可谓建言献策者的典型代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陶文昭教授所言，一个成熟的社会，要能容纳他们，而不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基本策略也适用于网络意见领袖。[⑩]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意见领袖往往个性比较突出，红会须极富耐心对待。

总之，自媒体时代网络事件频仍，网络危机不断涌现，严重地冲击乃至动摇了红会的社会公信力，但也揭示了红会的种种弊端，为其加强危机公关建设、完备应急处置机制敲醒警钟。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红会应抓住有利时机，不断完善自身机制。在此过程中，应当谨记：网络事件此起彼伏，网络危机接连不断，坦诚比遮掩更有效，疏导比堵塞更实用。只有不断增强自身危机公关“本领”，才能在话语体系多元化的网络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态势的发展走向，为自己创造一个和谐、有序、安定、团结的舆论生存发展环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自媒体时代下的领导干部需提升媒介素养》，《学习时报》2013年5月6日。

[②] 凤凰网：《“挖客”：对真相好奇约等于正义感》2011年7月7日。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7/07/7492657_0.shtml。

[③] 人民网：《98.7%受访者知道“郭美美事件”红会自救如何奏效？》2013年7月3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BIG5/n/2013/0703/c86800-22056783-1.html。

[④] 转引自卓立筑：《危机管理：新形势下公共危机预防与处理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⑤] 中国政府网：《中国红十字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属于低水平的》2012年8月2日，http://www.gov.cn/wszb/zhibo527/content_2196438.htm。

[⑥]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2012年7月31日，

http://www.gov.cn/zwgk/2012-07/31/content_2194990.htm。

[⑦] 童婷婷：《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面临的挑战欲应对》，《今传媒》2012年第7期，第26页。

[⑧] 陈然、莫茜：《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类型及其特征》，《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2期（下半月），第6页。

[⑨] 陈然、莫茜：《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类型及其特征》，《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2期（下半月），第6页。

[⑩] 陶文昭：《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崛起于挑战》，《人民论坛》，2012年第6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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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Mon, 31 Mar 2014 05:29:48 GMT

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评析

阚晨霞

2012年12月7日，经总会筹备，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正式成立。社监委的成立是红会完善监督制度的体现，红会欲借此回暖公信力，然效果不佳，社监委反陷入信任危机，本文对此进行考察，探悉社监委陷入危机的原因，并提出发展建议。

一、社监委的成立

“郭美美事件”后，红会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尽管红会已想方设法回暖公信力，然事与愿违，质疑之声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雅安地震后，红会公信力跌至冰点。公众不断呼吁“公开透明”，可见完善监督制度已刻不容缓。事实上，“郭美美事件后”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已表示：红会有必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红十字会的社会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1]该消息一经公布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亦明确指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2]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曾试点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由政府有关部门、监察、审计、学界、捐赠人、媒体等组成，任期初拟为3年，并面向社会招募监督员，负责监督善款的使用和各项工作。

2012年12月7日，社监委召开成立大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红会在建立综合性监督体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红十字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只有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才能不断提高中国红十字会的生命力和公信力，”并承诺，红会将全力保障社会监督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3]会上正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听取了红会关于2012年财务收支、组织能力评估、冠名红十字（会）医疗机构整顿、信息化建设、核心项目执行、志愿服务工作等各项工作报告。

《章程》对社监委的组织、运行等各项事项作了明确规定。成员由红会邀请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包括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及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等17人，涵盖学术、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各领域，基本代表了社会各界的声音。根据章程规定，委员会成员最多25人，委员的增加或改选须经社监委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委员任期3年，到任后进行末位淘汰，比例为1/3，既保证了选举的公平、公正，又保证其工作效率。监督内容涉及三方面：一、固定的监督项目，包括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及重大项目的实施情况等；二、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社监委可主动开展调查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受红会邀请，监督特定事项。所有经社监委调查事项须向公众公布。不仅如此，章程还对委员的权利、义务、工作机制等做了明确规定，无不体现其组织性、纪律性。王振耀院长表示：“作为一个准政府背景的机构，能让社会成员来监督自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4]}无疑，社监委的成立给处于风口浪尖的红会带来了希望，公众对其亦充满期待。

二、社监委的发展过程

社监委成立后即刻开展工作，着手调查“购买别墅案”及“成都捐款箱发霉事件”。

2012年12月12日，微博爆料，北京奥运公园旁名为“御园公寓”的神秘别墅群为总会购置，公寓装修豪华，客房、游泳池、卡拉OK厅、舞厅、棋牌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且已经营达10年之久。社监委以职责所在，要求总会配合调查。总会于13日即发布声明，从未在“御园公寓”购置房产，社监委则成立调查组，积极开展调查工作。经调查组讨论、协商后，从三方面着手工作：向有关人员进行问询、到别墅现场调查及查询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档案。经过多方调查，得出明确结论，目前并无证据能说明此别墅与红会及其直属人员有任何关系。[5]调查结果获得公众认可，红会最终得以洗刷罪名。

继“购买别墅事件”后，“成都红会募捐箱发霉事件”将红会再次暴露于聚光灯下，社监委即刻着手调查。28日，社监委组织调查组亲赴成都开展调查，首先前往现场取证、之后与成都市红会和当事公司交流了解案情。2013年1月4日社监委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网络爆料确属实情，因成都红会与合作公司发生纠纷，募捐箱无人管理所致。鉴于此，社监委建议红会出台募捐箱管理办法，统一红会合作伙伴资格审查管理办法，以维护合作双方利益。[6]社监委建议得到总会认同。

此外，四川雅安地震后，社监委联合人民网向社会公开征集3名网友志愿者，全程跟踪参与、监督红会2000万芦山地震专项资金使用过程。[7]3名志愿者首先赶赴中标的企业调查监督物资生产运输情况，并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其次是前往灾区监督物资接收和发放情况。志愿者们表示物资发放过程公开、透明、合理，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细节。社监委的此种做法深化了公众对红会的认知程度，也为红会回暖公信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的来说，社监委的介入，引入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监督力量，改变了以往红会出现问题后自查自纠的处理方式，使得调查更加客观公正，结果则更具说服力，各项质疑事件也能很快得以平息。如此看来，社监委的设立实为明智之举，但是因其与红会之间的“暧昧关系”，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自成立之日起，与红会之间的关系，使得社监委在很多事情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其中缘由莫过于其独立性问题。其一，委员会成员均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调查红会事务，是否具有社会化、专业性和独立性是此次遴选过程中主要考虑因素。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所有委员均为社会知名人士，有些甚至为政府官员，这样强烈的“名人效应”不得不引起公众对“第三方”说法的质疑。这些“名人”能够触摸到社会底层吗？能够代表普通民意吗？如果不能，社监委的存在意义则需重新考量。其二，据社监委章程，红会当为社监委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红会承担社监委运行经费，二者之间经济利益问题理所当然存在，难免网友指责“拿了你的钱，怎么监督你”？其三，社监委建会立章均在总会推动下完成，其人员组成亦由总会聘任，那么调查红会问题，无论账目抑或其他，应由社监委主动开展还是听从红会的建议。再则调查工作一旦展开，红会是否配合，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可信？种种问题值得考虑。比如重查“郭美美事件”一事，社监委举棋不定，因与红会根本利益产生冲突，最终不了了之，社监委也因此陷信任危机，5名委员相继被爆与红会存在利益输送关系。尽管社监委已多次作出回应，但仍未能化解民众质疑。

三、发展建议

目前社监委陷入信任危机，对其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欲摆脱信任危机，应注重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则转化自身社会角色，与红会保持距离，坚持独立性。首先要解决成员的构成问题。诚然，红会已表明社监委大多数成员是法律、财务等各种行业的精英翘楚且兼有社会影响力，意味着社监委既有能力可以有效监督红会财务账目、对项目进行合理绩效评估，又有自惜羽毛、维护个人社会名声或经营“品牌公信力”的必要。但是在公众看来无疑为红会添上了“傍名人”和“无草根”的舆论非议。因此，社监委的成员构成，范围应该更广泛，可通过网络平台票选公众心中满意人选或邀请记者团、志愿者、热衷公益事业的慈善家等等。此外，社监委应对监督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特别是公关人员的培训，如何监督，监督什么，怎么样回答公众质疑等。其次是关于运作经费问题。社监委的活动经费源于红会，这种制度存在的前提是其成员由红会聘请，为红会做事，红会提供经费无可厚非。但若社监委独立于红会，这样的“等价交换”亦应解除。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监督机构，应与政府进行合作，谋求经济保障，经费可请求民政部下拨或适当征收会费或者委员自筹。独立性问题的解决是其重获公信力的基础，以上两点值得考虑。

二则促使社会监督现代化。慈善事业监督体系现代化可谓大势所趋，自媒体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信息流通的最重要平台，社监委应借助网络成立相应的监督、评价体系。于网络上及时发布监督信息、定期开展社会调查等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明晰社监委的工作，知晓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从而推进公众监督广泛、日常和非政治化。

社监委由红会筹建，与红会存在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作为红会力图重建公信力愿望下催生的监督机构，转化自己的角色，代表公众监督红会才是社监委存在的意义所在。解决好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利益共同性问题，社会监督委员会才能摆脱“小媳妇”的角色，以自身的独立性保证监督的客观性，进而获取社会公信力，成为慈善组织的有力监督者。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京华网：《红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2012年12月8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2-12/08/content_1938056.htm。

[2] 中央政府门户网：《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2012年7月31日，http://www.gov.cn/zwgk/2012-07/31/content_2194990.htm。

[3] 京华网：《红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2012年12月8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2-12/08/content_1938056.htm。

[4] 京华网：《白岩松等17人组成红会监督委》，2012年12月9日，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2-12/09/content_1941208.htm 。

[5]《红会被爆别墅经营10余年回应称系虚构》，《新闻晨报》2013年1月5日，

[6]《“善款发霉”的学费不能白交》，《京华时报》2013年1月6日，

[7] 人民网：《人民网与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联合征集3名志愿者》，2013年4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426/c1001-21293231.html。

试论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公关

黎蕖妍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救伤瘗亡，还是在和平时代的人道救援，中国红会秉持“人道、博爱、奉献”宗旨，声名远扬。然2011年6月，新浪微博爆料“郭美美”炫富，随后郭美美、“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红商会”等与红会相关的敏感字眼如洪涛巨浪直击红会公信力之墙。在“郭美美事件”的影响下，公众尤为关注红会负面新闻，红会被曝多笔资金存在问题、原昆明红会副会长贪污受审、红会募捐箱发霉等等不一而足。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事态发展一发不可收拾。所有这些，与红会的危机应对不无关系。加强危机公关建设刻不容缓。

一、红会危机公关存在的不足

“中国危机公关第一人”游昌乔先生提出危机公关5S原则：“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 THE MATTER）、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速度第一原则（SPEED）、系统运行原则（SYSTEM）、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1]简单说来，危机发生后，考虑到大众利益和情感问题，企业应迅速反应，率先承担责任；处理事态的过程中，以诚意、诚恳、诚实的态度，运用系统运行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化害为利，并取得第三方认可，获得权威认证，以打消公众疑虑。此五大原则不仅作为企业公关处理危机准则，政府方面亦加采用，如2011年上海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造成271人受伤。事故发生26分钟后，上海地铁第一时间在官方微博通告救援情况，把握舆论主导权，秉着真诚沟通、主动承担责任的原则，直播救援过程，反复道歉，遏制了谣言传播。与之相反，红会危机公关能力有待加强，以郭美美事件为例，尽管这起网络事件由立二拆四、秦火火等恶意煽起，但从危机公关的角度而言，确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

其一，反应不够及时，错失时机。郭美美事件爆料时间为2011年6月21日傍晚，因其认证身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受到特殊关注，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在自媒体时代，传播工具较为便捷，消息迅速扩散。然涉事方红会却未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直至6月22日方公开声明郭美美与红会无关，红会没有“红十字商会”，没有“商会总经理”。事实上，红会声明发表前，网友已“搜查”出郭家境状况、与红会副会长的关系等，甚至郭美美本人已于21日晚11点发微博称：“自己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2]}而此时红会还未发出官方声音，形势愈演愈烈，直至次日，红会方以单一、传统的声明方式进行澄清，以亡羊补牢，但为时已晚，网民已“根据现有的信息”作出判断。红会声明既不及时，也过于简单。红会错失时机，事态主动权被网民掌握，情势愈发复杂。

其二，缺乏沟通，自说自话。先机已失，舆论导向无法掌握，红会理应承担责任，诚实诚恳地与大众沟通，沟通中争取理解与谅解，将大事化小。但纵观红会种种表态，不得不说令人失望，暂不提事件之前申明迟迟不发，未能及时化解公众疑虑，仅之后网民“人肉”搜索郭美美身份、身家、与红会相关人员关系等种种质疑，红会回应仅限于：6月28日，红会召开记者通报会，只是重申没有“红十字商会”，没有“商业总经理”，没有“郭美美”其人；6月29日，红会秘书长王汝鹏认为，郭美美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公众仇富仇贪，红十字很冤屈”[3]；7月1日，红会发表声明，暂停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一切活动[4]；2012年11月，新上任的中国红会副会长赵白鸽指出“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三天毁掉一百年”[5]。要而言之，在时间上，红会的回应总是在事态发生白热化后姗姗来迟，显然诚意不足，进一步讲，忽视公众言论，难免造成公众排斥、不信任；在表态方式上以传统的新闻采访、新闻通告单方面通知与声明，缺乏与涉事对方及公众面对面的沟通，加深与民众尤其是网民之间的隔膜；回应内容上，仅是不断重复其之前论断，一味否定网友质疑，撇清自己，由此引起网民的不满。

其三，论证不足，缺乏权威。作为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红会有其威信和权威，但关乎自身名誉的公共事件危机发生时，红会权威受到挑战。所以，红会应于事件爆发之初，邀请第三方权威部门介入调查，包括郭美美身份、“红十字商会”、红会相关人士与郭美美的关系等众多公众关心的话题，第三方全权调查相比红会自说自话更有说服力。显然，红会声明未得认可，2013年雅安地震后红会公信力降至冰点实为有力证明。鉴于此，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表示重查郭美美事件，最终不了了之，时隔两年，红会并未就“郭美美事件”给出令人信服的权威信的解释，民众疑惑仍未释然，红会深陷公信力危机也在情理之中。

二、提高红会危机公关能力的建议

“郭美美事件”可谓近年来政府或组织公共事件中的典型，暴露出我国社会组织危机公关能力的不足。自媒体时代，如果坚持传统的危机公关处理方式，必然离民众越来越远。提高红会危机公关能力，虽不能立即改变红会现状，但对红会今后处理公关危机裨益良多。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常态机制的建立。所谓常态机制，具体说就是应对处理公共事件危机的常态化机制，既可在红会内部设立固定的公关部门，专职此事，也可独立红会之外，定向委托第三方公关企业或个人负责，形成固定模式。现有的红会组织机构中，并未设立专门的公关部门，红会虽然不是企事业单位，但与企业一样，与广大民众有着直接的联系。日常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摩擦，甚至酿成公共事件危机，而公关部门可从中调和化解疑虑，为红会保驾护航，推进红会事业顺利发展。即使成立专门公关部门条件不成熟，可以尝试与第三方公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聘请专业人士指导运作。

其次，员工能力的培训。危机公关能力的培训不仅仅是技巧的培训，更是提升整个机构责任感，办事效率的方式之一。作为红会工作人员，面对媒体、大众，应掌握基本的危机公关技巧，具体培训方式有两种即开办培训班及开展志愿服务。红会高层管理人员需具备较为丰富的危机公关知识与技巧，建议与公关企业或学校联系，开办培训班，定期培训。红会基层工作人员的培训，可通过志愿招募，募集志愿者，以大众演讲的方式进行。

再次，形象的重新树立。尽管红会组织结构不够完善，但其“人道、博爱、奉献”宗旨始终未动摇，让大众感受红会传递出的正能量，亦是提升红会危机公关能力价值所在。因此，危机公关不仅要解决公共事件危机，涉及红会正面形象同样是其关注重点。但当前形势下，正能量的宣传须讲究技巧，面对新闻宣传，民众更愿意相信自己所见所闻，依托传统电视报纸中标语式的大而空的宣传，不一定能得到观众认可。因此，形象的重新树立，应从大众普遍关心的小事着手，寻找温暖的、感人心的细小闪光点，借助微博、微信等便捷的传播方式开展。简而言之，红会危机公关须承担重塑红会形象的重任，放弃传统的“大家闺秀”式宣传的模式，回归草根民众，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从深层次来看，中国红十字会此次信任危机的出现，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是，没能采用行之有效的危机公关化解公众的疑问与质疑，无疑使公众的不满进一步膨胀，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诸如体制改革等方面措施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形之下，掌握适当的危机公关技巧，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关机制，面对危机时积极应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红会形象，更能构架红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促进红会事业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游昌乔：《危机公关——中国危机公关典型案例回放及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 郭美美，新浪微博，2011年6月21日，http://weibo.com/u/1741865482?from=profile&wvr=5&loc=infdomain

[3] 王卡拉：《红十字会谈“信任危机”：公众仇富仇贪我们很冤屈》，《新京报》2011年6月30日。

[4] 王君平：《红十字总会：暂停商业红十字会一切活动》，《人民网》2011年7月1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BIG5/41260/15053740.html

[5] 李妍：《让红十字会在骂声中变革——专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44期 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11-11/14/content_960105.htm?div=-1

2013年国际红十字运动新动态

池子华徐璐

红十字运动自1863年兴起，至2013年已走过了150年的风雨历程。150年后的今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ICRC）、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IFRC）与189个成员，在团结与合作中已然铸就起了全球最大的人道网络。作为开展人道行动以来的第150个年头，2013年对于国际红十字运动而言，依旧充满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回顾这一年，红十字组织除了继续在战争或武装冲突、自然灾害情况中担任人道行动的主导角色外，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持续扎实推进人道行动

尽管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世界各地仍有数百万人正在遭受日益复杂的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的影响，并且时至今日，他们的生活也鲜有大幅改观的希望。鉴于此种艰难的安全局势，ICRC在2013年持续扎实推进一系列人道救援行动，加大行动预算支出，以此应对突发与长期冲突并存下的各种需求。

一方面，面对突发性的社会暴力或武装冲突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人道影响，ICRC积极设法达成其追求的目标也是其最基本的挑战，即深入一线，“接触受影响群体和个人并确保对他们的需求予以高质量的整体应对”。[1]1月，菲律宾在台风“宝霞”袭击的一个多月后人道需求依然巨大，ICRC与菲律宾红十字会继续加大联合应急行动的力度，工作重点包括加强当地急需的医疗服务，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临时住所问题，并为最贫困的人提供食品、饮用水和基本生活用品，从而保证人们集中精力重建生活。[2]3月利比亚奈富塞山区爆发部族冲突，ICRC联合利比亚红新月会，为数千流离失所者分发食品、药品和其他基本援助物资。[3]与此同时，中非首都班吉的战斗愈演愈烈，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安全局势很不稳定，人员伤亡状况惨重，医院供不应求。自3月23日起，ICRC与中非红十字会已为近800名伤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并为该国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农村社区发放应急物资，建立流动医疗队，确保民众能够得到医疗服务。[4]除此之外，在刚果共和国北基伍省升级的武装暴力及缅甸的部族冲突中，ICRC因地制宜，公正地开展暴力应对工作，确保平民与伤员不受歧视地获得医疗服务。11月，菲律宾中部地区又突遭台风“海燕”的重创，ICRC与IFRC共同为菲律宾的台风救灾工作发起捐助，并且紧急展开针对食品、洁净水、住所、医疗服务及其他需求的应急服务。

另一方面，从恢复生产的长远角度，ICRC亦将改善受难者的脆弱性，增强援助对象的恢复能力帮助发挥其主动性，作为人道应对的工作方向。2013年，ICRC全球行动的的重点仍然集中在非洲与亚洲部分地区。在叙利亚，ICRC大幅增加对平民居民的医疗支持，且不仅限于叙利亚境内，还在帮助在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周边邻国避难的叙利亚人，为之提供食品、水等基本生活物资。[5]而伊拉克数十年冲突造成的伤痕不但阻碍该国的经济复苏，不确定的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ICRC除了帮助探视监狱关押者、加强医疗工作与重建家庭联系外，更持续推动该国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对最脆弱人群的援助，特别是养家糊口的女性与流离失所人口，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独立。阿富汗地区作为2013年ICRC投入行动资金最多的地区，武装冲突一直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ICRC与阿富汗红新月为该国当地医院提供医疗用品和专业指导，并支持阿富汗红新月诊所为伤病员提供治疗和护理。同时ICRC阿富汗代表处在7月制作了12集系列广播节目，通过阿富汗国内阿尔曼调频和阿库拉齐阿广播播出，作为向阿富汗民众开展人道宣传工作的有效途径。[6]另外，ICRC还不遗余力地为相对无人关注的国家提供至关重要的人道恢复服务。例如在菲律宾，从1月到4月，为确保受灾区民众恢复正常生活，ICRC工作迅速从救济转向生计支持，以工赈项目为社区成员创收。[7]

以上事实表明，在日益多样化的人道格局下，国际红十字运动不仅注重扎实有效地向暴力局势受难者提供紧急的应急支持，而且对于最脆弱人群的需要，正积极确保进行双向对话寻求反馈，并通过设法加强他们重建生活和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来调整自身的援助策略与行动。

二、注重向人道发展领域投资

2013年，IFRC除在叙利亚、中非、缅甸等地区的动乱、尼日利亚洪灾、伊朗6.3级地震、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中国雅安地震与台风海燕等灾害造成的人道危机中进行紧急援助，提供食品给养和医疗急救之外，近年来，更不断将注意力转向人道发展领域，逐渐把发展工作与人道援助相结合。

在2013年5月13日于中国北京召开的“发展与人道”中非合作部长级研讨班上，IFRC秘书长比开利·格雷塔发表题为“红十字运动在发展领域的实践与前景”的演讲，其中就特别指出，灾害响应等紧急人道援助工作以外，IFRC在发展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8]这些发展工作涉及减灾备灾、粮食安全、生计、健康、水和卫生、倡导与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这既是IFRC旨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2020战略”目标，同时也是IFRC在2013年力图得到认可、推广与发展的人道项目。

实践证明，如果加强人道主义项目的投入，干旱、洪水等灾害带来的损失可以被有效控制。2013年IFRC继续进行降低灾难风险与灾后重建等方面的努力。在洪水频发的柬埔寨湄公河沿岸，欧盟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资助柬埔寨红十字会在经常受灾的地区开展“御灾力建设”项目，内容包括让社区居民在灾害发生时能更容易获得食物，重拾生计，进行安全用水和卫生健康知识的宣传。2013年该项目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发放陶瓷净水器、抽水机、水稻种子，培训如何选择和种植抗洪作物。[9]这些看似很小的平常活动已经给当地居民带去了很大的变化。自2009年起，IFRC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在陕西省和甘肃省30个农村社区实施社区备灾项目，通过帮助社区建设小型减灾设施，进行备灾减灾、卫生急救知识技能培训，从而降低灾害风险。2013年5月27日至6月4日，IFRC组成评估团走访了陕南山区及甘肃陇南等项目点。[10]评估后发现：社区的备灾能力得到了加强，村民的卫生意识也有了提高，但是也发现了项目需要提高的地方，如项目的设计、管理、财务、技术支持等，而行为的改变还需要持续性的干预。此外，IFRC还支持建立起中国红十字会云南分会大众卫生应急救援队与湖南分会应急供水救援队，这两支队伍在当地卫生服务与供水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粮食安全方面，在自1993年爆发冲突内乱影响最为严重的布隆迪布班扎省西北部地区，IFRC的志愿者开展了“向人道投资”的生计项目。他们组成了一支红十字会分队，为当地民众修建新房，捐献山羊与土地，为当地社区实现创收，带去希望。[11]同样饱受粮食危机困扰的非洲萨赫拉地区，IFRC帮助那里的妇女建立蔬菜种植园，保障人们的营养。不过由于该地气候干旱，用水是生活最大的挑战之一，布基纳法索红十字会粮食保障项目经理Hortense说：“我们正在寻找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但是村民也同样需要努力保护现有水资源并学着如何更好的利用它。”[12]健康卫生上，IFRC通过针对性的宣传等形式来达到健康教育的目的。在乌干达进行的“传染病预防，红十字在运动”健康项目主要针对当地的流行性出血热这一传染疾病，志愿者以家访的方式向当地民众宣导如何预防以及处理可疑病例，并为出院患者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在海地，结核病是成人死亡率高的主因，为了提高人们对结核病防治的意识，IFRC与海地红十字会以发送短信、播放广播、在线答疑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基本的相关知识，项目评估显示这些知识宣传在震后的海地非常有用。[13]在南非的结核病传染防治宣传中，则不仅停留在海报宣传，IFRC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以已感染者为帮助对象的教育。由于结核病治疗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不少人可能放弃治疗，因此IFRC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工作即为帮助这些病人完成治疗过程。津巴布韦的水和卫生项目计划开始于2011年，2013年仍在继续。红十字会为宣传志愿者配备了自行车，方便他们去更远的地方宣传。除了开展卫生宣传、提供供水设备以外，项目还对社区进行培训，教授怎么管理饮水点、如何建造公共厕所和修理水泵等。[14]

青少年是行动改变的推动者，IFRC一直重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也倡导各国红会在能力建设上应注意加强对青少年的动员与赋权。2013年7月，在云南德宏开展了“青年领袖社会发展夏令营”，IFRC为营员提供了社区评估、与儿童沟通的技巧、组织发展与生计、互动式培训及基本的急救安全知识等相应培训。7月20日东亚红十字青年峰会在香港召开，来自东亚地区6个国家和地区红十字会的20余名青年代表接受IFRC的YABC（青年作为行为改变的推动者）培训[15]。8月，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二届IFRC模拟大会，亚太地区27个国家160多名青年志愿者模拟50个国家代表，“参与讨论如何对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人道援助，促进社会包容等”。[16]IFRC力图通过这些培训活动鼓励青少年能够努力成为人道领域的未来领袖。

以上行动表明，国际红十字运动越来越重视“向人道投资”，并以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规划其人道行动。不过，尽管许多发展项目已经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在迅速变化的新形势下，如何更多更好地促进弱势群体发展、改善人民福祉，仍然是摆在红十字运动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总结成长经验中展望未来

红十字运动自1863年兴起以来，始终不变的是竭尽全力缓解人类遭受的苦难。2013年是红十字运动150周年，ICRC、IFRC与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红会以各种形式庆祝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共同携手在人道领域做出的独特贡献，同时也藉此时机回顾与总结过去具有历史意义的成长经验，而那些象征意义的数字无疑又鼓舞着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更好地走向未来。

年初，纪念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的庆祝活动，包括各种宣传、演出和特别的展出等便已开始。2月11日，ICRC与索马里红新月会、英国红十字会联合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举办了索马里照片展，反映过去30年人道组织为索马里人所开展的工作及索马里平民百姓的坚忍不拔。8月1日至31日，ICRC又与盖蒂图片社合作举办“战地救护面临危险：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图片展。这场在日内瓦湖畔展出的96张震撼人心的照片“展现了针对医务人员、医务机构和医疗车辆的暴力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战争中奋力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景”。[17]此外，关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总结报告也陆续出炉。IFRC在今年发布的《2013年世界灾害报告》中对于科技力量在人道行动中的作用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不仅细数了科技的介入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是如何使得备灾救灾的整个灾害应对变得更为有效便利，而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科技运用的有限性仍然需要传统媒介的补充支持。在不断演变的大环境下，危机和战争中一线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同样遭受着最严重的影响，ICRC通过各种渠道汇成了相关报告，作为医疗工作者的指南与建议。一是《战地救护面临危险：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医疗工作者的责任指南》，该指南以简练的语言介绍了医疗工作者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权利和责任，并对保护医疗工作者、病者和伤者，医疗服务标准，特殊脆弱人群的医疗需求，医疗记录和传递医疗信息等方面给出了实用建议。[18]一是《影响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此报告系ICRC在22个国家搜集了921起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影响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总结而成的，暴力事件包括针对医务人员、伤病员、医疗设施和医疗车辆使用暴力或进行暴力威胁，报告中对这些暴力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分析。[19]这些报告如今都能够在ICRC网站上下载获得。

在总结成绩的过程中，红十字组织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的重要贡献，他们是有效开展人道工作的坚实基础，然而在持续的不安全局势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一线工作者的安全，仍旧困难重重。另一突出性挑战来自于不断增长的一线行动的预算需求。2013年9月，ICRC举行发布会，请求捐助方追加共1.37亿瑞郎的资金以满足筹募数目，这一预算已从年初的9.9亿瑞郎追加到10.42亿，并且在某些国家的行动依然面临资金缺口。[20]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没有受到同等的关注，这意味着ICRC不仅将继续加大援助受危难的人群，还要积极与捐助方保持交流与沟通，从而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面对种种挑战，ICRC与IFRC在5月8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应对未来的决心，即将始终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地服务弱势人群，并强调了“适应性”一直是红十字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据此，ICRC与IFRC一方面将不断加强与拓宽与各组织的深入合作，不单是行动层面，更可能是规划层面。而除了与红十字工作方法与援助方式最为契合的优先合作伙伴加深合作外，ICRC基于在武装冲突地区的工作经验，还意识到需要建立与商界之间的对话，尽量避免商业运作对武装局势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21]另一方面，国际红十字运动还将继续改进工作方法，多样化人道行动，使之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包括使用新技术，例如许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已经开发了与备灾、急救和应急活动相关的手机应用软件，以便适应人们迫切希望掌握救生信息方面的变化。再如，在某些情况下，受助者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短信或社交媒体与援助组织进行交流，基于可靠的一手信息就能够根据其需要来调整活动；还包括吸引更多在地群众、青年人的加入以拓展人道服务，贴近一线，帮助人们和社区发挥主动性，为他们所在的城镇和乡村带来积极的改观。与此同时，国际红十字运动亦对今后的人道工作进行了展望与规划。2013年11月12日，两年召开一次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第19届全体大会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代表会议在悉尼开幕。会议内容是根据“2020战略”进行规划，确定IFRC在2015年后前年发展目标的战略定位，接纳新成员等。其中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当选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引人瞩目，表明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日益增强。

以上可见，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抓住对150年过往工作的回顾这一契机，对未来工作进行了长远考虑与展望。尽管人道领域正不断经历重大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将竭尽全力，坚持人道、博爱、奉献的核心价值与原则，并充分利用多样化的人道格局更好地为身处危难之人提供最大可能的人道援助。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3年行动综述》，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report/12-06-emergency-appeals-2013-overview.htm，2012年12月6日。

[2]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菲律宾：红十字为28万名台风灾民提供援助》，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update/2013/01-15-philippines-typhoon-bopha.htm，2013年1月16日。

[3] 参见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网站：《利比亚：奈富塞山区部族冲突后数千人需要援助》，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news-release/2013/03-07-libya-displaced-tribal-clashes.htm，2013年3月7日。

[4]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中非共和国：在雨季到来前分发应急物资》，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update/2013/05-31-central-african-republic-emergency-aid.htm，2013年5月31日。

[5]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叙利亚：加大工作力度，应对人道需求》，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news-release/2013/05-13-syria-finances.htm，2013年5月13日。

[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icrc?type=0#!/icrc?type=0&page=3&pre_page=4&end_id=3647404614218879#1385184673033，2013年7月11日。

[7]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台风宝霞灾民恢复重建工作任重道远》，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update/2013/05-15-philippines-typhoon-bopha.htm，2013年5月15日。

[8] 参见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新浪微博：《柬埔寨：在洪水频发的地方开展备灾活动》http://gov.weibo.com/profile.php?uid=redcrossredcrescent&ref=page_profile，2013年3月27日。

[9]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新浪微博：http://gov.weibo.com/profile.php?uid=redcrossredcrescent&ref=page_profile，2013年5月13日。

[10]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新浪微博：http://gov.weibo.com/profile.php?uid=redcrossredcrescent&ref=page_profile，2013年5月28日。

[11] 参见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新浪微博：《布隆迪生计项目“向人道投资”》http://gov.weibo.com/profile.php?uid=redcrossredcrescent&ref=page_profile，2013年5月21日。

[12]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新浪微博：《布基纳法索粮食安全项目“在萨赫拉，播种美好的明天”》，http://gov.weibo.com/profile.php?uid=redcrossredcrescent&ref=page_profile，2013年6月20日。

[13] 参见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新浪微博：《海地：用短信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http://gov.weibo.com/profile.php?uid=redcrossredcrescent&ref=page_profile，2013年3月28日。

[14]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新浪博客：《津巴布韦净水和卫生项目：“自行车上的红十字志愿宣传”》http://blog.sina.com.cn/main_v5/ria/private.html?uid=2591046030，2013年6月21日。

[15] YABC培训，即Youth as Agents of Behavior Change，青年作为行为改变的推动者，其重要内容为人际关系技巧的培训，让青年尝试“积极聆听”、“独立思考”、“鉴别偏见”、“平和沟通和调解”等方法进行有效沟通，激发自身改变，从而改变周围环境，促进社会报送和非暴力和平文化的传播。

[16]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新浪微博：http://gov.weibo.com/profile.php?uid=redcrossredcrescent&ref=page_profile，2013年8月2日。

[1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战地救护面临危险：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event/2013/07-29-photo-expo-health-care-in-danger-150-years.htm，2013年7月29日。

[18]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战地救护面临危险：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医疗工作者的责任指南》，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104.htm，2013年8月8日。

[19]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影响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report/2013-05-15-health-care-in-danger-incident-report.htm，2013年8月15日。

[20]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呼吁为资金不足的行动筹款》，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ress-briefing/2013/09-20-renewed-appeal.htm，2013年9月2日。

[21] 参见红十字与国际委员会网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商界对话》，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interview/2013/china-interview-claude-voillat-2013-05-14.htm，201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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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专版

Mon, 31 Mar 2014 05:19:50 GMT

广泛开展宣讲活动大力传播红十字文化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运作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马红梅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在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三次理事会上强调：“要深化理论研究，充分挖掘红十字文化内涵，推进红十字文化中国化，广泛传播人道理念，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这里提到了红十字文化的传播具有时代意义。深入而广泛的宣传工作是红十字组织提升形象、扩大影响、凝聚力量，开创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举措之一；大力开展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的传播培训，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在第27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大上的承诺。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承诺的实施与实现，都需要各级红十字会和基层组织的共同努力。嘉定区红十字会根据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需要，始终将红十字文化宣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推进，凝聚并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组建了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注重发挥志愿者资源优势和自身特长，开展红十字文化传播，为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加强组织建设，奠定扎实基础

（一）健全管理网络。统一的管理是志愿服务工作有序、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2012年下半年，在嘉定区红十字会领导的创意和指导下，根据红十字工作开展的要求、红十字文化宣传的需要，结合红十字会法普及和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形成了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志愿服务部部长，红十字宣讲团顾问、团长、副团长、秘书长等组成的管理网络，积极做好“红十字宣讲团”的筹建、组织、协调和督促工作；同时区红十字会围绕宣讲活动开展的要求，引导街镇红会干部把宣讲工作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日常工作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根据各街镇的实际情况制定宣讲活动计划，保证每月一次宣讲活动的正常开展，为红十字文化传播搭建平台。

（二）建立志愿者队伍。稳定的志愿者队伍建设对宣讲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至关总要的作用。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是区红十字会在“嘉定区红十字演讲团”的基础上组建的一支热心参与传播红十字文化正能量的志愿服务队，这支宣讲员志愿者队伍由相关委办局、街镇红十字会推荐、本人自愿，年龄在65周岁以下，政治立场坚定，热心社会公益，积极投入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具有较高宣讲水平的基层百姓、学校教师、社会工作者等组成。他们在区红十字会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党的十八大精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时代脉搏，为基层群众做好宣传工作；他们是区、街镇红十字会联系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宣传红十字法律法规、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开展“三救、三献”红十字核心业务和红十字工作典型先进事例宣讲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让更多百姓了解并积极参与“人道救助项目”，用爱心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的任务；旨在在百姓中传播红十字文化，提升红十字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扩大红十字会组织的影响力、发挥红十字会在人道救助领域的作用。

（三）制定工作制度。为保证宣讲工作有序、有效、扎实的开展，区红十字会在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区红十字宣讲团”的工作条例；编写了《红十字宣讲团记录册》；根据红十字中心工作的开展和宣讲活动开展的需要，梳理并编写了宣讲资料和ppt课件；同时制定了“2013年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工作计划”，为红十字宣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形成活动机制。红十字宣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良好运作机制的保障。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会议参与、培训交流、集中研讨、听课反馈、课件共享、现场指导、反馈记录等相关活动机制，做到年前有计划、年中有交流、年末有总结，保证活动有计划、宣讲有重点、现场有思考、群众有反馈、问题有改进、经验有总结，使“红十字宣讲团”工作开展日趋完善，不断提高。

二、注重培训指导，提高宣讲能力

（一）集中培训，明确宣讲重点。宣讲活动启动前，嘉定区红十字会召开了第一次宣讲团成员会议，让宣讲员们了解了“红十字宣讲团”的工作条例，明确宣讲工作任务和重点，特别是明确了宣讲的内容和侧重点。会上，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丽萍向大家提了相关要求，为宣讲团的正常运作指明了方向。2013年1月，区红十字会在区委党校对宣讲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培训。会上进行了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本区红十字会工作的介绍、《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春蚕之家”、爱心助学项目库等相关内容的宣讲等；进行了《宣讲的要点和技巧》的讲座；同时就宣讲内容、宣讲教材、宣讲课件等作了简要介绍。培训活动的开展，对宣讲员顺利开展宣讲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和精神食粮，也为活动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提供素材，丰富宣讲内容。对宣讲员来说，广泛开展宣讲活动，大力传播红十字文化，丰富的红十字知识积累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区红十字会根据宣讲活动的开展需要，为每位宣讲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料，帮助他们积累更多知识。赠阅报刊杂志。区红会为每位宣讲员订阅了《中国红十字》、《上海红十字》、《嘉定红十字》《博爱》杂志等，供他们阅读了解，积累素材，增长知识。发放书籍资料。区红会把各类材料的电子文本以U盘的形式下发，同时为每位宣讲员赠送了《红十字宣传手册》、《大爱三十年》、《爱的传递》、《六五普法教材》、《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知识传播手册》等书籍，以及遗体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事迹材料，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红十字法律法规及发生在身边的感人事迹。提供各类信息。区红会把上海红十字、嘉定红十字及造血干细胞俱乐部等相关的网站链接、红十字会各类活动开展情况等及时告知宣讲员，有助于他们了解最新的信息动态，更好地开展宣讲活动。

（三）交流研讨，深化宣讲内涵。为保证宣讲活动的有效开展，提高宣讲工作的实效性，2013年2月26日，嘉定区红十字会在真新街道举行了“红十字宣讲团”成立仪式，开展了红十字知识宣讲；并组织全体宣讲员现场观摩宣讲活动，就如何做好宣讲工作进行了研讨；同时各街镇宣讲员介绍了各自的宣讲稿,大家就不同宣讲稿的框架构建、内容选择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团长对各宣讲员的讲课稿逐个进行了点评。年中，区红十字会又组织召开红十字宣讲团半年工作总结会，对上半年宣讲工作的开展进行回顾和总结，同时对一些成功的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讨论解决。红十字宣讲活动开展以来，在形式上体现了与百姓间的零距离、面对面；内容上体现了正能量和普及性。此次活动让宣讲员们更好地了解和借鉴别人的宣讲经验，也促进宣讲员们宣讲能力的不断提高。

在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区红十字会又根据宣讲团成员宣讲的情况，选出部分优秀的宣讲员成立了宣讲团教研中心组，就宣讲内容的选择、宣讲课件的制作、宣讲过程中方法的运用等进行集中研讨，更高的推进选宣讲活动的开展。

（四）现场评点，凸显特色亮点。从共性中发现个性，挖掘宣讲员的特色和亮点，是提高宣讲效果的很好途径。为此，结合各街镇宣讲活动的有序开展，区红十字会组织力量，深入社区，聆听了每一位宣讲员的宣讲，并对的每一位宣讲者的宣讲情况进行了现场评课交流。在红十字宣讲活动开展过程中，凸显了很多亮点和特色值得大家学习和推广。如：以提问贯穿始终，注重互动性；自制教具配合宣讲，体现直观性；渗透防病养生知识，贴近日常生活；讲解内容口语化，通俗易懂；结合家人亲身经历，具有说服力；两种语言交替讲，给人新鲜感；引导听众动脑动口，激发参与性；语言幽默通俗易懂，以“讲故事、猜猜看”的形式吸引人。更有一位宣讲员选取了大量实例，在宣讲活动中体现了多元结合，即：普通话与洋经浜讲解相结合；录像和ppt播放相结合；提问和讲解相结合；宣讲与实地采访相结合；详讲和略讲相结合；本土活动与世界红十字活动讲解相结合；红十字文化宣讲和十八大精神宣讲相结合；近距离与远距离发生的事的宣讲相结合。有的宣讲员发挥区图书馆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的作用，开展红十字志愿者“周末故事会”导读活动，使红十字文化在少年儿童的心里扎根。

为保证宣讲活动的顺利开展，各街镇红会干部都进行了认真的组织，每位宣讲员也都进行了认真的备课和宣讲。每次宣讲活动现场参与听讲的百姓多则上百人，少者几十人。宣讲活动的开展，对各位宣讲员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锻炼作用，同时也更好地扩大了红十字文化的传播面，让 “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深入人心。

三、广泛开展宣讲，传播红十字文化

（一）深入基层，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

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在区红十字会的统一指导下，围绕宣讲“进街镇、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的目标，根据各街镇不同的特点，在街镇红会干部的大力支持和有序安排下，本着“红十字文化宣传广覆盖”的原则，深入社区、学校，走进机关、企业，广泛开展宣讲，大力传播红十字文化。据统计，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员全年宣讲共计240场，听众为13649人。志愿者中最多的宣讲了24次，各位宣讲员均超过了全年要求的一月一次的宣讲量。这些宣讲活动的开展，更提高了基层百姓对红十字工作的知晓率，在提升红十字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扩大红十字会组织的影响力、发挥红十字会在人道救助领域的作用等方面传递了正能量。特别是针对中小学生进行的暑期青少年红十字知识专场，对青少年进行了红十字知识的启蒙教育，其影响和作用更是及其深远的。

（二）注重实效，不断提高宣讲水平

1、宣讲内容具有针对性。在街镇红会干部的支持和配合下，区红十字宣讲团在宣讲活动中体现了以下特点：针对不同群体，宣讲内容注重对象性选择。红十字宣讲活动针对社区居民、青少年、老年人等不同的听众群体，选择不同的内容。如：针对社区居民，以红十字文化知识、法律法规为主，渗透项目库内容，提高居民群众对红十字会的了解和熟悉；对于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宣讲活动，则选择红十字运动起源、红十字工作中的小故事等，让青少年朋友更多更全面的了解红十字文化；针对老年人，更多的介绍红十字会项目库的不同内容，同时大力宣传遗体捐献等方面的知识，弘扬移风易俗的社会新风尚。结合不同纪念日，宣讲活动尝试主题式开展。结合3月1日遗体捐献日，开展以“遗体（角膜、器官）捐献为主要宣讲内容的宣传月活动；结合5.8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救护日、12.5志愿者日等，重点开展红十字文化、救护知识、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的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红十字工作，积极加入红十字志愿者的队伍中来。围绕项目库建设，宣讲过程渗透专题性内容。“红十字宣讲团”成员还根据项目库的建设，进行救助救护项目、助学成才活动介绍、造血干细胞事迹宣传等，把嘉定区红十字特色工作、感人事迹向社区群众、青年学生等大力宣传、传播红十字文化，弘扬红十字正能量。

2、宣讲内容注重时效性。红十字的工作是贴近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宣讲团成员在开展宣讲活动的过程中，注意及时收集信息，做到：活动情况，适时介绍。如：红十字会“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活动，造血干细胞集中血检、千万人帮万家等活动，让群众及时红十字会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突发事情，及时融入。如：四川庐山地震、甘肃发生重大灾害等，红十字宣讲员都能及时从网上下载信息、图片等，在宣讲过程中融入红十字会抗震救灾工作开展、接受捐款情况等，并进行连续、深度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们了解红十字会在抗震救灾中的人道主义行为。重大事件，有机渗透。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出台、赵白鸽常务副会长成功竞选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等红十字会的重大事件，宣讲员们都能在宣讲过程中向群众宣传、介绍。

3、宣讲形式体现多样性。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能更好的额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红十字工作。宣讲员们注重运用不同教具、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宣讲，具体表现在：互动式宣讲提高兴趣。宣讲员在宣讲过程中穿插提问，以必答、抢答等方式，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让他们对红十字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融入式宣讲拉近距离。宣讲员在宣讲过程中选择红十字会歌、《生命之歌》等音乐烘托现场气氛，让大家感受红十字文化的魅力；有的宣讲员还走到群众中去，与大家近距离沟通，采用现场采访、当事人亲自介绍等方式，活跃现场气氛。操作式宣讲生动活泼。宣讲员们根据宣讲活动开展的需要，准备了图片、视频、动画、PPT等教具材料，有的还让现场群众参与操作、演示，在看看、讲讲、做做中更好地理解、感受红十字文化的精髓。

四、建议与思考

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宣讲活动的开展得到了居民群众的欢迎，更多的居民群众通过聆听宣讲等活动更全面的了解了红十字文化、红十字法律法规和红十字工作中的感人事迹，提高了对红十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一年多来的宣讲活动开展，效果是理想的，作用是明显的。截至2013年12月，嘉定区红十字会共有遗体（角膜、器官）捐献志愿者871人，实现者116人；造血干细胞登记者2914人，成功捐献者12人。这对嘉定区正在开展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思考如何继续开展宣讲活动，更好地传播红十字文化正能量？

1、加强管理，宣讲队伍稳固扎实。“红十字宣讲团”是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队伍，来自不同的街镇、机关和学校，年龄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如何做好对志愿者队伍的管理，开展对志愿者的人文关怀，充分调动他们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好地为红十字文化传播发挥各自的作用，也是我们作为红十字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2、精心组织，宣讲活动深入持久。在今年宣讲活动开展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思考如何更好地组织活动，把红十字文化传播与其他活动有机结合，使宣讲活动更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

3、突出重点，宣讲内容丰富多彩。宣讲员在宣讲过程中，除了要把红十字核心业务工作作为宣讲的重要内容，更要注重实际信息资料，应思考如何及时把红十字工作中的感人事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讲，才能更好地弘扬红十字正能量。

4、不断拓展，宣讲形式灵活多样。宣讲员在宣讲过程中，在学习成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基础上，如何根据需要采用灵活多种的形式进行宣讲，提高宣讲活动的效果？

5、注重学习，宣讲知识更为丰富。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每一位宣讲员如何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丰富知识，积累经验，以便更好地开展宣讲活动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6、积累资料，宣讲案例不断完善。对于各位宣讲员针对不同对象、结合不同内容开展的宣讲活动，一些成功案例的梳理收集、课件教案的整理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这对今后更好地开展红十字文化传播起着一定的借鉴和推动的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部）

为遗体捐献志愿者营造一个“家”

瞿大我

上海市红十字会开展遗体捐献工作已31年。因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嘉定区就有不少社会爱心人士作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至2008年底，登记者已达400多人。但这支队伍平时基本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再加上由于分布面广、老年人比例高、相对比较闭塞，近年社会和家庭发展变化快、绝大多数登记者与相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很少，有时甚至信息不明，中断联系。因此，遗体捐献的实现率不够高，社会的影响力小，群众对遗体捐献的知晓率和参与率都比较低。为进一步倡导社会移风易俗的新风尚，扩大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感召更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为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提供一个自我组织、自我学习、自我服务的平台，嘉定区红十字会于2009年5月成立了嘉定区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又称“春蚕之家”联谊会），经过四年半的实践和探索，会员人数已达860多人，已初步将其打造成嘉定红会的一个品牌项目，其成效和特色日益显现。

做法与成效

一、 完善组织网络，自主规范管理

在联谊会的成立仪式上通过了联谊会的章程，明确了联谊会的性质、宗旨、会员义务、会长任期、经费管理等，为联谊会成立以后的合法、有序的运作奠定了制度保障基础。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这支队伍中的人员情况比较复杂，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经济状况的对象都有。因此，服务好这些对象，管理好这支队伍，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班子。在区相关部门和老领导的支持下，联谊会聘请原区红十字会会长为联谊会顾问，推选原区委统战部副部长等好几位退休干部为会长和副会长，区社会志愿服务部部长兼联谊会秘书长。这些同志，德才兼备，有很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又热心于公益事业，在社区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因此，借助这样一支核心力量，迅速形成了联谊会强有力的工作和管理班子。区红十字会在机关大楼为联谊会班子安排了办公室，在区红会领导的关心指导下，联谊会负责人自主规范做好遗体捐献登记、会员来访、咨询接待、联系慰问等日常事务和组织开展骨干培训、区层面的大型活动、指导小组开展活动等管理工作。将全区会员按居住区域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确定1-2名能热心为会员服务的组长，明确了组长工作的职责，建立了“组长双月例会制度”、“组长年中、年终工作汇报、交流制度”、“先进组长评选表彰”等制度，确保组长规范、自主地开展工作、组织活动。2012年6月，联谊会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联谊会第一届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联谊会经费报告，并对联谊会章程进行了修改，选出了第二届工作班子，并为联谊会今后作工作了部署，使联谊会的工作步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

二、开展各类活动，激发会员热情

联谊会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吸引力的活动，激发组织活力，充分发挥其凝聚作用。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组织开展活动做到“五个结合”：第一，与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等为主要内容的红十字会普法宣传结合，组织举行嘉定区纪念《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颁布实施十周年活动，召开嘉定区纪念上海市开展遗体捐献工作30周年座谈会等；第二，与红十字会重大纪念日和其他重大节庆活动结合，开展纪念和庆祝活动，如元旦前的迎新联谊活动、国庆庆祝活动和重阳节的敬老活动，每年3月1日组织部分会员到青浦福寿园参加市遗体捐献纪念日活动，组织参与了市红会成立100周年的论坛，还组织会员协助和参与区红十字会举办的“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世界艾滋病日”、“世界志愿者日”等活动；第三，与市、区红会层面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结合，开展迎世博志愿服务、组织会员参观世博会、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上街便民服务和宣传咨询、写春联、送春联、捐赠书法作品等活动；第四，与区老年体育协会、街镇社区开展的活动结合，组织会员旅游观光，参加迎春长跑、柔力球表演和社区歌咏队的排练和演出、市老体协举办的重阳登山等活动；第五，与兄弟区的联谊会和市各医学院校遗体接收站等单位参观学习取经结合，如连续两年与金山区开展了迎新春联谊活动，展示了双方会员的才华，增进了两地会员的友谊，扩大了社会影响，组织联谊会骨干到南京市红十字会学习考察，到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参观学习。

三、深化服务内涵，彰显人道关怀

经常性的联系沟通，细致热情的关怀慰问，以人为本的真情服务，是提高遗体捐献实现率和登记率的关键环节。为此，联谊会从成立至今坚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对覆盖全体会员的沟通联系持之以恒。以各小组组长为主，采用电话联系、上门走访、送红十字报纸和其他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定期与所有会员联系，尤其对新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会员，要求组长必须及时上门与其本人和家属子女碰面、相互熟悉、了解情况。第二，对高龄会员、遗体捐献实现者家属等重点对象的慰问关心形成制度。坚持对全区80岁以上会员（约150名左右），每年7-8月份开展“送清凉”活动，1-2月份开展送温暖春节慰问活动，由区红会与各街道、镇的红会干部和联谊会的骨干分成若干慰问组，带着慰问品逐个上门进行慰问，4年来，已慰问500多人次，送慰问品5万余元。对遗体实现者家属，由联谊会会长、秘书长带领组长、街镇红会干部一同上门慰问家属，送上一次性慰问金500元，次年3月1日，安排家属到青浦福寿园参加缅怀纪念活动。第三、对遇困难的会员家庭给予特殊照顾。各组组长发动相对年轻、身体好、家庭条件较好的会员与身患重病、家庭有特殊困难，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会员结成对子，给予特殊的关爱与照顾。对个别失独老人、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决的“老上访户”等特殊会员，联谊会领导几十次上门做工作，协调各方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区红会与区中心医院、区老年护理医院等共同倡导，为会员提供就医VIP卡，享受快捷特需的医疗服务和体检、医疗咨询等服务。联谊会对会员真诚的服务和悉心的关怀，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本区遗体捐献的实现人数已达116人，近几年的登记人数也超过了过去10多年的总数。

四、拓宽宣传渠道，扩大社会影响

第一、每年三月份开展“嘉定区遗体捐献工作宣传月”活动，市、区红会领导亲自参加“宣传月”启动仪式，区、镇两级红会联动，采用各种宣传形式，进行集中宣传，声势大、覆盖面广、效果好。第二、坚持办好一份小报——《春蚕之家》（从2012年起改版为《嘉定红十字》报），至今已编印19期，为社会各大市民传递，如由本区作家撰写的反映遗体捐献志愿者崇高精神的征文《生命因奉献而美丽》（获市征文评比特等奖）被市文明办的《东方网》录用，并被区级机关党工委通过嘉定政务网向各级党组织转发。第四、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本区遗体捐献志愿者已连续三年走进嘉定广播电台直播室，通过“民生热线”直接与市民对话，向广大听众传播有关法规精神，介绍嘉定遗体捐献登记情况等。这种与市民的现场互动收到很好的效果；本区还连续两年在《嘉定报》上安排了“遗体捐献工作”专版，发至全区千家万户进行宣传。第五、建立嘉定区红十字会文艺宣传志愿服务队和嘉定区红十字宣讲团，到各街道、镇、社区、机关、、学校、部队和敬老院等进行巡回宣讲和巡回演出，宣传红十字精神和遗体捐献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质。第六、创作遗体捐献志愿者之歌——《生命之歌》，弘扬志愿者的精神。由联谊会副会长作词的联谊会会歌《奉献让我们快乐》被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强同志定名为《生命之歌》，已连续三年在市遗体捐献纪念日主题活动中由本区红十字文艺宣传队上台演唱者。第七，利用红十字征文集进行宣传。本区志愿者参加上海市红十字会开展遗体捐献工作三十周年征文活动，获得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并协助市红会编印了征文集《大爱三十年》，本区自己也在世博会期间编印了征文集《爱的传递》，发送各个方面，成为红十字精神传播的有效载体。

启示与思考

第一点启示与思考：发挥“领军人物”作用是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建设的关键。红十字志愿服务原则规定“本运动是志愿救济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形式得到好处”。《上海市红十字志愿服务管理办法（暂行）》中也明确“红十字志愿服务是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体能、资源和时间，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行为”。同时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因此，红十字志愿者没有性别、年龄、学历、资历限制，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而且，红十字会相比其他组织具有“自身覆盖面广、动员力强、与群众联系更密切”等独特优势，它从事多种志愿服务事业，所以其拥有的志愿者人数多、其成员的复杂性也非一般组织所及。因此，红十字会更需要在其志愿服务团队中倡导奉献精神，建立共同愿景。要在组织中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让组织的价值观在志愿行动中得到体现，让组织的理念成为志愿者的信念，将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整合在一起，形成内聚力与忠诚度，让志愿者与团队的目标最大限度的接近，实现个人与组织共同发展。红十字会也更需要在其志愿服务团队中营造和谐的组织氛围。通过创设团结协作、民主进取的工作环境，激发志愿者的工作热情，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使志愿者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每支志愿服务团队中要有素质好、能力强、有奉献精神、有服务热情的“领军人物”作为团队的核心，这是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建设的首要条件，只有充分发挥“领军人物”的引领和凝聚作用，才能不断提高整个队伍的素质，才能确保高效率地完成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各项目标。嘉定区红十字会在筹建“春蚕之家”联谊会时就诚纳了一批“领军人物”，尽管他们都已退休多年，但与时俱进，老有所为，带出了好几个品牌团队，在本区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点启示与思考：健全保障机制是红十字志愿服务持续、有效开展的基础。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往往都是专业性、社会性、系统性较强的工作，涉及法律、伦理、道德、医学等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参与。所以，只有不断健全保障机制，真正做到投入到位、责任到位、管理到位、措施到位，才能确保红十字志愿服务持续、有效开展。

一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随着志愿服务工作力度逐渐加大，志愿服务工作的成本也开始增加，志愿服务的基本保障受到资金不足等因素的困扰。因此，可选持争取政府投入、爱心企业及个人捐赠等渠道予以解决。本区“春蚕之家”联谊会在筹备阶段即由上海嘉定曹王禅寺出资5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嘉定区遗体捐献基金”，主要用于对遗体捐献登记者及实现者家属予以人文关怀和人道关爱，基金的设立为联谊会的活动提供了经费保障。

二是建立规范管理机制。各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后，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虽然得到加强，但由于目前对志愿者的管理措施标准还不够统一，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缺乏控制力、协调力，。所以，亟需从管理制度建设入手，制定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的各项工作制度，细化流程，规范操作。嘉定“春蚕之家”联谊会除了确立了章程以外，还制订和完善了“例会制度”、“小组活动制度”、“走访慰问制度”等，为联谊会有序、高效、公平、公正运作奠定了制度保障基础。

三是建立志愿者绩效评估、激励机制。绩效评估可以让志愿者了解自己优缺点，为其指明问题所在、改进方向；激励机制是维系志愿者服务行为的外在动力。虽然红十字志愿者的行为不追求回报，但作为志愿者所属组织的红十字会如果能及时给予志愿者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将成为志愿服务有序、有效开展的精神动力。本区红十字会经过近年努力，已形成区、镇和团队三个层面和目标激励、参与激励与荣誉激励三种类型的激励机制，促使各个志愿服务队的凝聚力和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不断增强。

第三点启示与思考：传播红十字文化是红十字志愿服务打造品牌的根本。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是公益组织，其工作宗旨是为大众服务。因此，红十字志愿服务品牌创建是让更多社会力量和公众支持参与红十字事业，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所以，只有不断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和公众更及时、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红十字工作，建立良好的公众关系，有针对性开展志愿服务，开展品牌创建工作，才能把品牌打造得越来越强。品牌来自文化的自觉自信，红十字志愿服务品牌要凸显红十字特色，所以，红十字志愿服务品牌要靠红十字文化来引领。品牌又是公众心中的口碑、烙印，需要反复传颂，方能铭刻公众心头，品牌创建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因此，坚持广泛传播红十字文化是红十字志愿服务打造品牌的根本。志愿服务是红十字事业的重要部分，红十字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红十字品牌创建也必须要融入大局。要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文明城区的实践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教育中，融入地区的文化建设中。

近年，嘉定区红十字会在强化红十字宣传方面已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应。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红十字宣传工作，宜从以下三方面继续深化努力。首先，应把宣传重点放在红十字文化上。红十字品牌从其内涵到外延，无不具有文化的元素，品牌运作本身就是传播红十字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把红十字文化中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融入其中的过程，筑牢红十字品牌的精神基石，才能使品牌创建的终极目标得以实现。其次，应力求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如进一步构建与新闻媒体的良性互动平台，进一步探索新闻媒体参与红十字宣传的有效方式。还可整合社会资源，创造条件多拍摄一些宣传红十字核心业务知识及优秀红十字志愿者事迹的视频短片等，插入电视台栏目中播放，或在各类红十字会议和活动的会前播放，利用各种时间、空间来宣传红十字品牌。再次，进一步抓好红十字宣传团队的建设和管理。完善团队发展的长效机制，尤其要选聘好团队的“领军人物”；要加强团队成员的学习与培训，提高队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保证红十字品牌形象与品牌效应的形成。

（作者系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春蚕之家”联谊会副会长）

让红十字会精神无处不在

潭智英

众所周知，红十字会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应该说，这个组织从事的是非常美好与高尚的事业，我们应该弘扬他们的精神，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近两年来，我国的红十字工作却因为“郭美美事件”而颇受影响。而在校园中，也同样存在着问题。我们在日常工作的实践和比较中发现，目前学校的红十字教育工作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重活动，但活动比较随性、零散；二是忽视对学生“知情意行”的整体观照。要改变这种现状，我觉得学校要对红十字教育工作有整体设计的意识，要注意让红十字工作与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有机结合，做到让红十字精神无处不在。

我校是一所由完中拆一建二而成的初中学校，独立运作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一年多来，我校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把红十字会工作全面融入学校的文化理念和德育工作中，一把手亲自挂帅，努力健全组织机构，提高领导程度，把完善管理、丰富载体、全员培训、扶危济困、弘扬奉献等作为工作重点，形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整体设计，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

一、把红十字精神融入学校文化理念设计的内涵和外延中，避免学校红十字工作走形式和空洞

红十字会所宣扬的精神是“人道、博爱、奉献”。

所谓人道，就是褒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以人性的眼光研究人的状况、特点、前途和利益。那我们的教育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其实本身就是人道的体现。我们学校确立了“扬长存精，继承发展，打造幸福家园”的办学理念和“让每一个师生都体验成功”的办学宗旨，同时提出了“学生有特长，教师有创新，学校有特色”的发展目标。这不就是在褒扬师生的价值吗？而我们的学生培养目标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三主四会六能” [1]的学生培养目标具体如下：

1．“三主”即主动求知、主动取舍、主动创新。只有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自我参与的意识，促进他们自主求知、自主取舍和自主创新，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学习和生活的主人，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倡议和要求。

2．“四会”即会做人、会学习、会做事、会生活。（1）会做人。指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在具有高尚的精神、民主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品质的同时，自身还要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2）会学习。包括两个方面的目标要求。即在情感方面要乐于学习，主动学习，培养对知识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欲望；在能力方面要学会学习的方法，形成科学的思维品质和习惯。（3）会做事。关键在于使学生学会处理三种关系。会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强调发展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与他人共处的能力；会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发展学生的管理、分析解决问题、交流合作和创新等能力；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引导学生关注生存环境，积极履行环保义务。（4）会生活。强调学生要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

3.“六能”即能写一手好字（画一幅好画）、能写一篇好文章、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外的语言（外语或方言）、能演奏一种乐器、能掌握一项体育技能、能有一项拿手的生活本领。（1）能写一手好字（能画一幅好画）。要求学生在掌握写字方法的同时，能提升人文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2）能写一篇好文章。希望学生在提高写作水平的过程中，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情感情操、意志品质也得到提升。（3）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意外的语言（外语或方言）。强调学生发展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开放眼光。（4）能演奏一种乐器。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5）能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培养学生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情感，养成一生受用的健身技能和习惯。（6）能有一项拿手的生活本领。培养学生生活自理的能力和感恩的情怀，养成一生受用的生活技能和习惯。

不难看出，我们“三主四会六能”的培养本质是：从学生实际出发，着眼于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让学生生活在虚幻世界中，而让学生学会在现实生活中立足；不只为学生升学作准备，更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幸福人生作准备。这些，不正是人道精神的体现吗？

所谓博爱，是指广泛地爱一切人；所谓奉献，是指为别人默默付出，心甘情愿，不图回报。而我们学校的德育理念——“用‘五心’教育为学生的成长护航”也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种红十字会的精神。

我们提倡的教师的“五心”是：做有责任心的教师——勇挑重担，求真务实；做有进取心的教师——奋发向上，开拓创新；做有自省心的教师——终身学习，谦虚谨慎；做有平常心的教师——善待自己，看淡得失；做有感恩心的教师——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我们提倡的班主任的“五心”是：责任心是前提；细心是关键；爱心是纽带；公平心是法宝；宽容心是良方。

我们提倡的学生的“五心”是：忠心献给祖国，学会尊重；爱心献给社会，学会理解；关心献给他人，学会合作；孝心献给父母，学会感恩；信心留给自己，学会创造。

具备了这些“心”，师生不也就具备了红十字的精神吗？而只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各种“五心”活动，师生不也就把博爱和奉献化为具体的行动了吗？

二、把红十字会工作置于学校德育工作的课程化体系中，避免学校红十字教育的无序和盲目

针对红十字工作重活动，但往往活动比较随性、零散的不足，我校着力在德育校本课程中建构了系统化的红十字活动序列。如法制教育、安全教育、防艾教育、禁毒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红十字夏令营、红十字青年自愿者活动等，我校均在年初就纳入了德育校本课程计划，做到按时、按计划的有序实施，还形成了安全教育月、禁毒教育月等常规特色活动。

针对红十字工作往往忽视对学生“知情意行”的整体观照的不足，我们则注重植根于课堂，充分发挥学科德育的功能，从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多维维度，以培养学生有人道博爱奉献之心、之智、之能为目标，积极开发学科教育中的红十字会知识，初步形成了分学科的红十字课程框架。如思想品德学科我们把引导学生通过法律层面了解红十字会的宗旨和义务，维护红十字标志的神圣和尊严，关注红十字的现时发展等作为教育重点；语文学科我们注重引导学生感受文学作品中的人道、博爱、奉献等内容，培养学生关爱生命、服务社会、乐于奉献等良好的习惯与品质；历史学科我们侧重让学生了解红十字会的历史渊源；地理学科注重培养学生关注和热爱自然的人道情怀；科学学科注重宣传疾病防治、毒品与烟草的危害和志愿无偿献血与捐献造血干细胞等多方面的知识，让学生懂得自我防护和关爱他人；艺术学科则注重引导学生欣赏体现红十字精神的影视、美术和摄影等作品，激励学生追求美的事物和美好的人格，陶冶学生的情操；等等。

三、实施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将红会精神带来的实惠辐射到方方面面

1．德育托底——关爱特殊学生

为了提高我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在“整体、合作、优化”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为了将学校的德育教育任务，尤其是偏差生的转化工作进行分解、细化，学校德育部门制定“德育托底（校内家长）”实施方案。让教育能力强的任课老师与班主任一起承担和发挥其应有的育人功能，发挥“思想引导、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的托底辅导作用，初步形成了个性化、亲情化和全员化的教育模式。此项工作自实施以来，每学期均有60名左右的教师积极履行“‘德育托底’指导教师工作职责”，做着托底生的谈心沟通、家访联络、成长档案管理和与班主任的会诊等工作，成为了学生生活上的长辈、心理上的医生和生活中的益友。

2．“三关”“三日”——关爱教职工

学校党组织和学校工会、教务处和政教处相互配合，各自发挥职能作用，开展了关注学校发展（“三室”建设），关心青年教师成长（学科教师结对、班主任结对）、关爱退休教师生活（慰问和重阳节、教师节、门球队）的“三关”工程。又开展了“三日”活动，即党员的“安保日”——每周有一个党小组进行一次安全排查保洁工作；“保洁日”——每周二中午全校师生伴随着《劳动最光荣》和《团结就是力量》的嘹亮歌声，投入到校园清洁行动中作环境而努力；“月健康活动日” ——每月开展一次全校教职工参与的小小运动会，项目均为集体趣味项目。

这些活动的开展，或为全校教职工打造了整洁的工作学习环境，或为教职工创设了专业发展的平台，或为教职工营造了温馨的人文氛围，或为教职工提供了锻炼身心的契机，保障了教职工身心的愉悦、身体的健康和工作的成就感。

3．爱心接力棒——关爱老宝贝

我校有一支“爱心接力棒”小队，是一支以服务独居老人为主的雏鹰志愿假日小队。该小队成立于1998年。时光荏苒，这支小队“爱的接力棒”已被无数的学生传承了十五年。

“爱心接力棒”小队服务的第一位独居老人是居住在江桥镇杨柳社区的胡亦敏奶奶，她年过八旬，老伴已经过世，子女们都在市区定居、工作；她的下肢生有疾病，活动不便，生活起居有一定困难，耳朵也已听不见，与她交流全靠书写的方式。当队员们来到胡奶奶家中时，被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所吸引，他们坚持每两周看望一次胡奶奶，他们把自己的热情与活力带到了老人的心间。爱心接力棒小队伴随胡亦敏奶奶度过了13个春秋，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大亮点。去年，“爱心接力棒”小队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位服务对象——杨柳社区的闵陶珍奶奶……

做一天好事不难，困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天来到孤老家为她服务不难，可贵的是学生们坚持到现在，并将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风霜雪雨没有阻隔他们的身影，严寒酷暑没有打断他们的爱心，繁忙的学习没有停止他们送“爱”的脚步。

红十字的光辉，也由校内辐射到了校外……

在工作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师生是可以在活动中、可以在课堂上、可以在书本里了解红十字精神的，师生也更是可以在学校创设的人文环境和和谐氛围中感受到人道情怀的。学校的红十字会工作是一项长久的工作，是一项让师生受益终生的工作，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把它不断地发扬壮大吧！

（作者单位：嘉定区杨柳初级中学）

整合资源深化内涵创新发展

李曙霞

学校红十字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十字活动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我校红十字组织在区红十字会和区教育局的正确指导、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和《学校红十字会工作规则》，以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为宗旨，以红十字的“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助人为乐、敬老助残”精神教育学生，通过课程融入、活动契入、服务深入丰富了学校健康教育思想内涵，有力地提高了师生思想境界。

（一）课程融入，感悟人道真谛

“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红十字工作七项工作职责之一。为使学生能基本掌握一些必要的救助技能，以更好地在紧急情况下救助他人。近两年来，我校把“红十字急救技能培训”作为拓展型课程的一个重要科目，进行了大胆尝试。我们制定了《红十字急救技能培训》科目设计方案：阐述开发背景、明确课程目标，设计课程内容、编制校本课程、落实课程实施、实施科目评价。

1、投入资金，创设条件

学校在有限的办学经费中，安排一定的比例，确保红十字技能特色项目的建设。一是自制包扎用的三角巾、固定用的夹板等，便于课堂教学示范、讲课；二是配备两人一副急救包，便于学生课堂学习、模拟演练；三是特辟红十字急救技能培训室一间，以利于学校红十字队员的训练；四是征订红十字报刊，购买有关书籍，以利于师生的学习、研究与提高。

2、营造氛围，辐射全员

为了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我校加强了以红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校园文化环境建设，通过黑板报、橱窗、荣誉栏、班级星榜、广播等阵地，介绍红十字有关知识，展示红会的风采。另外，我们每年举行一次全校性的红十字知识竞赛。

3、加强交流，促进提高

近两年，我们注意横向的交流活动。一是聘请区红十字会的老师来校指导。二是每学期与兄弟学校开展红十字包扎技能知识邀请赛，你来我往，互相促进。三是利用现代化手段，通过多媒体、DVD等进行学习。通过交流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红十字包扎技能的兴趣，培养了他们不断进取的精神，更加发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

两年多的实践，我校在把“红十字”知识和精神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又使大部分学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自救自护本领，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了献爱心、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活动中去。

（二）活动契入，凸显博爱实效

红十字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我校红十字活动与学校品牌活动相整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融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贵在常态化、持续性，因此深受师生欢迎。

1、团体辅导，自助发展

一年级“走进封小”，让学生喜爱学校生活，乐于同伴交往，培养主人翁意识。二年级“我从哪里来”，纠正出生错误概念，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来之不易，懂得母亲养育自己不容易，培养学生热爱母亲、珍爱生命的情感。三年级“我十岁了”，让学生懂得他们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呵护、老师的教育、同学的帮助、社会的关心、自己的努力，让学生将感恩之心化为自己的承诺之行。四年级“我是男孩（女孩）”，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悦纳自己的性别身份，正视自己的优缺点。五年级“我和伙伴”，让学生感受友情，初步建立健康的交往方式和和谐的人际关系。

2、男孩女孩节，快乐成长

基于学校办学理念“阳光教育，炫色生命”，让每个男孩女孩都快乐、阳光，我们为孩子创设了这个平台：男孩女孩节。连续七届男孩女孩节，通过与少先队雏鹰争章、生命教育显性课程、学校特色课程相整合，通过个体展示、小组合作、集体比拼、家庭参与相结合，使男孩女孩节活动更富有内涵，使体验更为真实有效，真正将快乐还原给男孩女孩，从而丰富校本品牌活动，张扬队员个性，凝聚集体智慧，体现队员自主。让每个孩子拥有三种品质：携带阳光、追求阳光、赠送阳光。

3、社会实践，自主探究

2010年始，学校确立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为全校性的社会实践体验半日活动，通过开发基地、课题引领、课程整合、设计教材、家校携手等全面开展“五旅程”：感恩之旅，以“感恩”为主题，以敬老院、幼儿园为基地，将感恩之心承诺在行。园艺之旅，以“美丽”为主题，以新泽源为基地，探寻花草知识，装扮美丽家园。健康之旅，以“健康”为主题，以超市、菜市场、蔬菜种植场、太太乐公司为基地，了解营养素材，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寻访之旅，以“寻访”为主题，以名人、名地、名品为载体，弘扬精神，传承文化。国防之旅，以“少年军校”为载体，以共建部队为基地，增国防意识，强身体素质。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红十字活动，增长了学生的知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爱心，陶冶了学生的道德情操，健全了学生的人格，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服务深入，点燃奉献圣火

志愿服务是红十字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也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坚持社区服务、爱心助学、校际牵手等志愿服务，培养了师生助人为乐的良好道德，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推动了社会文明与发展。

1、志愿服务增公信

大年初一早上8时，离校较近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家委会成员等如约齐聚学校，在祝福声中恭贺新年的到来。随后拿着学校事先准备好的清扫工具分区域分组进行社区清扫活动。大家铲的铲、扫的扫、畚的畚、捡的捡，有的还在旁耐心等待居民燃放爆竹尽兴后再进行清扫，垃圾装满了一个个橙色垃圾桶。刺骨的寒风没能挡住大家清扫的热情，虽然手背红肿了，但楼道整洁了，笑意也就荡漾了……连续12年的大年初一社区清扫活动，风雨无阻，从未间断，队伍不断庞大，受到了居民的好评，提升了社会公信度。

2、关爱篷车扬自信

爱——树立形象：扬帆远航28次的“关爱大篷车”活动给行为偏差生撑起一片自尊的天空。辅——敦促形象：“星雨辅导站”的心理教师细致入微的辅导让他们学会了倾述，伙伴互助让他们体验了融入。助——规范形象：我们开展了党员牵手、家委会“一一向前行”牵手活动，通过零距离的接触，温馨的牵手，使师生之间、家庭之间互助协作。激——提升形象：教师充分挖掘行为偏差生身上的闪光点，给予及时的鼓励和肯定。督——完善形象：驻校日、平衡梁、群言堂、开放日、家校通、阳光屋、无形线、亲子乐、和谐音等家校活动，家长们走进课堂，走近孩子，全面了解孩子的学习行为，对孩子的学习情况做到心中有底。

3、校级牵手获共赢

2006年6月我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庆宁小学签订牵手共建协议书，正式确立以“同一片蓝天同一种感受”为主题的牵手行动工程。援建封小流动图书馆，开展捐书赠卡活动；开设品读征文活动，共同交流开心阅读写作的快乐体验；举行入团、入队仪式，体验成长的快乐；邀请同场竞技，在活动中增进友谊；走进课堂、走进教材、走进教研，送教上门、校际研讨让师生享受同等教育资源；慰问川籍受灾学生，送上全体师生的真诚和祝福；资助白血病患儿，为他们筹资募款，解燃眉之急，接他们来到学校，缓伤病之痛。系列活动开展至今已有50多次，嘉定电视台、江桥镇新闻办和上海教育杂志进行了跟踪采风报道。

献出一份真挚的爱心，传递一份生命的热度，这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心愿。

红十字事业是崇高事业，红十字工作是爱心工作。为了让人道的沃土在校园里继续培植，博爱的情怀传遍校园内外的每一个角落，奉献的热情化作幸福与温馨，我们将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深化红十字工作内涵，立足于红十字工作的优秀传统，努力辐射周边、服务社会，让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师生的心灵。

（作者单位：上海市嘉定区封浜小学）

凝聚爱的力量绽放生命光彩

张洁

为了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位老师、学生的心中，让校园成为师生幸福的家园，我校一直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为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从营造氛围、健全组织、完善制度，加强培训、开展活动等几方面入手，让每一位学生身心健康有保障，未来发展有基础，美好生活有理想。

一、健全组织体系，完善规章制度——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提供保障

1、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学校成立了校红十字会理事会，由校长亲任学校红十字会会长，分管校长任副会长，德育主任任秘书长，卫生保健教师任副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工会主席、团队干部、年级组长、骨干教师会员、骨干学生代表任学校红十字会理事，形成一个三级工作网络，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同时，学校每年根据人员变动等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工作中，大家团结协作，齐抓共管，为学校的红十字会工作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2、完善制度，落实常规。各项制度的完善是做好红十字会工作的有力保障，为此，学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着手，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开展好各项工作。

（1）坚持例会制度。每学期召开红十字理事会会议，把红十字会工作纳入到学校整体工作之中，根据学校实际，研究工作重点，及时制定计划，开展活动，总结经验。与此同时，学校每两年召开一次红十字会会员代表大会，会中选举学校红十字会理事会，听取、审查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明确方向，为下阶段的工作指明方向。

（2）加强培训力度。为了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学校要求红十字会员定期开展学习，并通过培训了解更多的红十字会知识，红十字会知识、运动的知晓率达到90%以上。

（3）注重氛围营造。学校通过每周五的阳光列车，有效宣传红十字会的相关内容及开展的一些活动。同时，底楼大厅的宣传橱窗和校红十字会活动室，都有相关红十字会内容的宣传，并能做到定期更新内容。我们在努力营造浓浓的氛围，让全校师生在这样的氛围中感受红十字的精神。

（4）提高服务意识。学校成立教师会员小组，建有以教师为主的救护队，同时三——五年级各班均成立学生会员小组，开展好开展“三定一包”活动（即定服务对象、定服务人员、定服务时间、包服务内容），每周轮流到卫生室协助开展工作，每学期定期到敬老院开展活动，培养红十字会员敬老助残，助人为乐的思想。

（5）落实入会工作。每年四月，随着五年级学生的毕业，我校都要在三年级学生中发展一批新的红十字会员。学校事先下发红十字会员申请表，在自愿的前提下，让学生认真填写，经过学校审核之后方发展其成为新会员。另外每年也有新教师加入到红十字会员的队伍中。

（6）保障活动经费。目前，学校红十字会员都按照《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缴纳会费，每年的会费收缴率都达到了100%，其中20%上缴上级红十字会，80%留学校红十字会。会费的支出有明确的帐目，与此同时，学校每年下拨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开展各项活动。

（7）完善评优机制。每学期，学校红十字会会开展相应的活动，如红十字小报的评比，黑板报专刊的评比等活动，纳入到班级日常工作考核之中，对于一些优秀的班级都会予以及时的表彰，一些表现突出的同学还可以参加红十字的夏令营活动。

（8）健全档案管理。学校开展的红十字会工作，包括制定的计划，总结，开展的一些活动等相关资料，经过整理统计，全部归档。

二、组织学习培训，提升工作能力——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注入活力

1、注重学习。学校红十字会结合每年订阅的《博爱》、《中国红十字报》、《上海市红十字报》等报刊杂志，通过广播、录像集中学习和下发资料以班级为单位开展的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红十字基础知识及健康知识，并在校内开展一些知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

2、加强培训。我校利用暑期对200名学生会员开展了急救知识培训，加强了学生自救互救的能力，培养学生救死扶伤的爱心奉献精神，提高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和处置能力。至2010年8月，我校全体班主任和体育教师都参加了区教育局和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急救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急救应变能力。除此之外，我校还外请专家为全体师生做安全教育讲座、意外伤害事故等讲座，组织全校师生参与校园逃生演练等活动。上海市少年儿童住院互助基金是一项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共济精神。在这方面我校对班主任也加强了培训，在班主任老师的大力配合与支持下，参保率达到了100%。

三、依托活动载体，开展多样活动——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搭建平台

1、认真开展好纪念日活动。纪念日活动是弘扬红十字精神的有效载体，学校紧紧依托这些载体开展了系列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5·8”世界红十字会纪念日，我们都要营造氛围，拉横幅、张贴宣传画，并通过广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开展会员宣誓仪式。神圣的宣誓仪式，让会员们进一步坚定了信念。活动当天还开展了“手拉手、献爱心”活动，得到了师生的热烈响应，大家放弃午休时间，纷纷围绕在募捐箱前奉献一片爱心。

2、认真开展好主题宣传活动。学校以《禁毒法》和防范新型毒品危害为重点，大力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通过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如在班（晨）会课、拓展课上进行禁毒教育；各班布置了一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主题的版面、利用星期四的班队课统一观看了禁毒宣传片、观看了一次禁毒宣传展板、组织了部分学生参加了“上海市网上禁毒知识竞赛”活动等，进一步提高了学生拒绝毒品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另外“5·18”世界残疾日、“6·1”国际儿童节、“9·20”爱牙日、“10·10世界精神卫生日”、“重阳节”、“教师节”等重要节日作为契机，开展班报评比、主题班会征文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积极传播人道主义精神。

3、认真开展好夏令营活动。学校每年下拨一定的行政经费用于组织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每次活动，学校都是事先制定方案，让一些优秀的会员参与到活动中，带他们走出校园，在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也在活动中传播红十字运动的知识，开展一些救护知识的培训。每一次活动，谁有了困难，谁受了伤，会员们都能互帮互助，共度难关，“博爱”之心和奉献精神在这里得以体现。

4、认真开展好校际牵手活动。学校每年和牵手学校都要开展活动。如学校组织全校学生捐赠书籍和学习用品。学生们热情高涨，积极奉献，共捐书籍522本，练习本244本，笔1434支，橡皮98块，铅笔盒82只，书包25只，其他学习用品76份。特别让人感动的是，有不少同学为此买了新的学习用品。捐赠会上，两所学校的队员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学生们互道新年快乐，共祝学习进步。

5、认真开展好帮困助学活动。扶贫济困、团结友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学校设立了红十字帮困基金，在每年的元旦、春节来临之际，我校都认真开展好帮困送温暖活动，切切实实将关爱送给困难学生。事先学校做了大量的排摸工作，认真调查、全面了解，确定了帮扶的对象，这些孩子有的自身疾病缠身，有的父母病重，有的是单亲家庭……为了确保学生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学校领导分成几组分别走访了这些家庭，详细了解了孩子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在送上了慰问金的同时，也送上了新年的美好祝福。关爱慰问活动让孩子们在寒冷的冬季里感受到了温暖，他们纷纷表示在新学年中要以实际行动使自身在各方面都能获得发展。

6、认真开展好社区服务活动。马陆敬老院，作为我校一个德育基地，除了在重阳节这天开展活动之外，我们还定期地去开展活动，孩子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为老人们送去了水果，献上了鲜花，也送上了一张张亲手制作的贺卡，以此表达对老人们的爱心与祝福。由于我校和敬老院老人们结成对子，每月定期为老人服务，清扫环境卫生，受到社区与老人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我校每年定期组织会员到社区开展活动，如在世界无烟日这一天，组织学生深入社区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对路人进行劝诫，在社区拾捡香烟蒂等活动，增强了学生服务的意识。平时总是进社区开展一些爱绿护绿、保护环境的活动。

四、多方携手共建，共创美好校园——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奠定基石

我校的各个部门紧密携手，紧紧依托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两大阵地，传播人道主义，开展人道服务，弘扬奉献精神。

1、与学校德育工作紧密结合。我校红十字会活动和学校的德育工作紧密结合，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红十字的精神。一些重大的节日教育活动，德育处、少先队组织就会开展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如在“六一”儿童节，我校开展了由温馨祝福、美好纪念、爱心义卖三个部分组成的庆祝活动。早晨，同学们在中队辅导员的带领下进行了签名活动，为远方的青海玉树小朋友送去节日的祝福。还举行了“爱心义卖”活动把“六一”庆典活动推向了高潮。三至五年级各中队共设立20个商铺，每个商铺同学们都创意设计了各具特色的义卖口号，纷纷拿出了文具、玩具、杂志书籍等物品用以交易。活动结束后，少先队大队部通过大屏幕及时公布了各中队的义卖金额，并将钱款全部捐给青海玉树的小朋友。

在敬老节到来之际，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培养青少年从小养成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品德，营造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我校少先队大队部向全体队员发出了倡议：号召队员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了解老人，尊敬老人，关爱老人，为老人献上一份真挚的爱心。少先队员代表前去看望了退休教师张志鹏和毛迎棣老师，为他们送上了美丽的鲜花、制作的贺卡和准备的礼物。两位老人收到孩子们的祝福，非常高兴，兴奋之余他们都对少先队员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队员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与学校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课堂教学是弘扬红十字精神的主阵地。每周三的晨会课是我校健康教育课时间，班主任们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向学生讲解基本的卫生知识及红十字知识的普及教育，帮助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培养学生互帮互助、乐于奉献的精神。

在我们的新教材中，包含着很多“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的内容，我校要求教师充分挖掘教材资源，将学科教育与红十字教育紧密结合，加强学生的红十字精神教育。另外我校还专门编写了红十字的校本教材——《扬起生命的风帆》，将生命教育融入到学科教学。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成健康、环保、安全和法制四个篇章。同学们通过学习和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将会具有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拥有更加健康的身心，掌握一些简单易行的防范和自救办法。这本校本教材要求在班主任老师在拓展课上有效运用，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珍爱自己的生命，从而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十六字工作方针是红十字会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学校红十字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学校一直积极探索实践，紧紧依托课内课外两大阵地，做到两个结合、六个认真，传播知识，开展活动，凝聚爱的力量，绽放生命的光彩。

（作者单位：嘉定区马陆小学）

学校红十字工作如何摆脱边缘化状态

范玉侠

作为一名基层学校的兼职红十字工作者，多年从事红十字工作，对红十字有很深的感情，但所见所闻，也有很深的感触，尤其是近两年来，学校红十字工作越来越边缘化，处于一种似有似无的状态。这种状况，不是一所两所学校，而是约90%以上的学校所共有的状态（本人了解所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领导停留在纸上

学校的红十字会会长一般是由校长担任，而校长几乎没有经过红十字知识的培训，不知自身有什么职责，没有红十字工作的意识。红十字秘书长一般由学校的卫生老师担任，人微言轻，需要上传、请示，自身很难独立开展工作。具体分管领导是管卫生的校领导还是管德育的主任，往往不是很明确，人责分离。不少学校的红十字工作没有实质纳入学校的工作计划，往往为了应付检查而轻描淡写添上一笔。

二、网络成员停留在墙上

一些看起来比较成熟的红十字网络，也往往停留在纸上、墙上，实际上不重视，结构松散，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三、活动较多停留在形式上

每年的红十字活动多数仅限于红十字日的标语、宣誓等形式，风光的活动也只是极少数学生参加的区市级别的竞赛活动。占学生人数很少的红十字夏令营活动也差强人意，形式大于内容。红十字老师布置的主题班会活动比之于其他班会也比较走形式，效果不太满意。相对于教育局德育部门有布置的禁毒教育等工作，学校重视，有计划、有考核，学校红十字开展的活动量少，质量差。

四、没有和学校德育工作相结合

虽然要求学校红十字工作纳入学校的计划、纳入德育工作、纳入班主任考核，很少有学校将红十字工作真正纳入班主任考核的。没有考核就做不到真正的落实。学校德育工作以《两纲》教育为主导，红十字工作基本游离在民族教育和生命教育之外，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怎样结合在一起？教育主管部门的导向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在学校不具有多少德育职责的卫生老师（多数）所能做到的。

五、脱离现实

一些红十字会务知识比较单调、空洞，相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也不能很好地理解，比较脱离现实，搞这样的竞赛没有多少意义。而现实当中常发生的一些人道主义事件，又没有能够及时地与红十字教育结合起来，作积极引导。红十字并不遥远，但离学生、离学校确实很远。

实际上，小学的德育教育还是很丰富的，形式、内容也多样，但红十字工作不在教育局德育科和进修学院德研室的职责之列，而是列于卫生工作之中，这就造成了卫生老师负责红十字工作的现状，属于学校卫生方面可有可无的考核检查之列，故总是游离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是红十字会履行的七项职责之一。《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也作出了“开展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国家教育委员会共同规定了学校红十字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学习、宣传人道主义宗旨和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知识；根据青少年的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开展由浅入深的相应的卫生救护知识教育和有关活动；在校内外广泛开展体现红十字精神的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尊师爱幼、助人为乐等活动。由此可见，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隶属于德育工作，不应游离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作为一名热爱红十字工作的学校基层工作者，为此感到焦虑和痛心，为了学校红十字工作摆脱现状，作了如下设想：

一、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领导是最好的加强领导，最好由分管德育的校长做会长，德育主任做秘书长，红十字活动的布置和考核由红十字会和教育局德育科联合进行，这样才能落实到实处。由班主任、少先队等组成的教育网络也能发挥实效，工作能顺利开展，而不是浮于表面。卫生老师作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只负责部分具体事务，如红十字会务知识的宣传、救护知识的培训、协助德育室主任资料收集整理等工作。

红十字工作切实纳入学校的工作计划，而不是几句书面文字，要有具体工作措施和总结考核。

学校红十字网络要与德育网络交叉融合，而不是另成一体，要名副其实，能真正开展起工作。

二、活动常态化

红十字活动如果每年只开展一两次，会让学生有距离感，不能深入人心。常态化，就是与德育的常规工作紧密结合，不生硬地划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国际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1、在常规教育中渗透红十字精神。民族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并无冲突，如“善言、善心、善行”的“日行一善，善行一生”道德实践活动中，就可以渗透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教育。

2、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可以引申富含红十字精神的国际文化教育。

3、与生命教育相结合。在一些相关的主题教育中，都可以与人道主义、珍爱生命、救死扶伤等相联系，让孩子们有一个大生命的观念，以致热爱生命、热爱和平。

4、与安全教育相结合。如学校经常开展防空消防演习，可以结合红十字救护知识进行后续教育，即发生伤害怎么办。平常的演练中没有这些要求，而这些又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

5、与家委会工作相结合。家长中人才济济，可以请有红十字工作经验或有救护知识、技能的家长，来校做讲座或培训，同时提升德育工作和红十字工作的质量。可以作为每学期的常规工作，与课程教学并不冲突，相信学生会很感兴趣，学校和社会都是双赢。

6、红十字会务知识可以进入课本。在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本中，涉及的知识很广，可以在高年级的课程中讲解红十字会务知识，提高孩子们对红十字的正面认识，增加影响力。（人教版中是有的）

三、与现实密切联系

小学生因为年龄的原因，应以红十字精神教育为主、实践为辅，但教育不是漂浮在说教的层面，而是要让学生有所触动、有所感受。

1、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宣传，让孩子知道这是红十字会的一项实事工程，惠及了许多生病的孩子，充分体现了自助互助的红十字精神。

2、当学校内发生一些需要救助的事件时，及时引导学生献爱心，激发人道主义的热情。

3、当国内国际发生一些灾难事件时，及时引导学生关注红十字机构的动向，认识红十字的功能和价值。如最近我国南海寻找失事船员的救援船和飞机上都有大大的红十字标志；一些动乱国家的街道上，除了有UN的车辆，还有红十字的车辆等。

4、红十字日活动与助残周活动相结合。每年的5.8红十字日紧邻上海助残周，活动各自为师，也是流于形式的多，如果两者紧密结合，可以产生很好的活动效果，让同学们感到助人我也行，爱心我也有。

总的来说，要让学校红十字工作摆脱边缘化的状态，必须转变现有的组织领导模式，让红十字工作和德育工作相结合，给德育工作者补课，还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一个应有的位置。

以上只是本人从现实出发的一些构想，缺少理论依据，仅供专家们参考。

（作者单位：嘉定区南翔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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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Mon, 31 Mar 2014 05:18:50 GMT

清代吴江善会善堂研究

董梅娜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慈善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瞩目，研究成果蔚然可观，明清善会善堂史研究更是成果丰硕。本文以地方志资料为依据，对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发展、运行状况进行考察，或于善会善堂史的区域研究有所裨益。

一、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发展概况

在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中，与现代慈善事业最接近的是善会善堂。清代吴江县的善会善堂也是异常发达。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有学者认为是江南市镇的繁荣，为慈善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也吸引了很多生活无助的外来人口，因此社会有其客观需要。[①]

表1：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简况表

名称	建立时间	地址	功能	备注
养济院	宋淳熙中建；明洪武十三年改建；弘治元年重建；乾隆十一年重建；咸丰十年毁；同治六年重建	初在县西北栅，明洪武十三年改建于衍庆昭灵观西，正德十一年移置北门外	收养孤贫
县城育婴堂	乾隆二年建；咸丰十年毁；同治六年重建	东二保重庆桥东南	育婴	初称留婴堂，乾隆七年改称育婴堂
黎里镇育婴堂	光绪十九年建	黎里镇染字圩	育婴
种善堂	嘉庆十一年建；道光五年毁，九年重建；光绪四年拓建	盛泽大适圩东栅	办理掩埋
留婴堂	嘉庆二十一年建	盛泽大适圩东	收留弃婴，僱妇乳养	于光绪五年，以留婴处为公所
留婴堂	乾隆三年建；光绪时废	黎里镇作字圩	收留弃婴，僱妇乳养
众善堂	嘉庆十七年建	黎里染字圩	施棺、惜字、收埋	附设义冢，设栖流所，后有惜字炉，增建仁寿祠
众善堂	嘉庆中设	平望关帝庙东庑	施棺、惜字、收埋	附设义冢
黄溪堂	嘉庆十八年设；道光三年废又设；今废	万寿庵西偏屋		又名广善，实无堂也
仁仁堂	嘉庆初建；同治三年重整	同里东桧穊圩	施棺掩埋	附设义冢
北坼种善堂	道光年公建	北坼市		之前附于仁仁堂
同善堂	道光二年建	芦墟非角圩
仁善局	道光三年建	平望通济禅院西偏	施棺掩骼
庆善堂	道光初建	雪巷沈楙德宅
施棺局	乾隆六年建	盛泽火神庙内	施棺、救灾	又添置水龙以备救灾之用
普仁堂	雍正□年建；乾隆六年拓建	盛泽大适圩白漾北岸	施棺、保婴	附设保婴局
同仁堂	嘉庆五年建；同治三年修	盛泽大适圩白漾北岸	办理掩埋、施棺，并施医药、寒衣、月米
漏泽园	明弘治十一年建	在北门外三里桥西南	掩骼埋胔	即义冢
漏泽园	乾隆九年设	同里玉清洞真观西	掩骼埋胔	即义冢
接婴所	同治九年建	平望三镇地太平尼庵废址	接婴
水龙公所	光绪六年建	平望殊胜寺内东偏	遇有失火，齐集驰救他坊
月湾义渡	康熙初年设	黎里月湾漾南濒使字圩北浒奎廉圩	为舟人栖息之所
同里代赊兼葬会寄冢	道光年创立	同里镇	代赊棺木，代葬
义冢	乾隆二十二年设	盛泽镇	掩骼埋胔	田2亩3分
	乾隆五十九年设	黎里镇		田3亩
	乾隆三十九年设	平望镇		田6亩4分
	嘉庆初设	同里镇		田4亩
		芦墟镇		田19亩2分7厘
		黄溪市		一在根字圩萧墩汇，一在根字圩西圣堂之右，一在西依圩陲龙庵，亩数及捐置岁月无考

资料来源：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光绪《平望续志》卷四《营建三·善堂》；嘉庆《同里志》卷三《建置志上》；道光《平望志》卷五《众善堂》；光绪《黎里续志》卷二《善堂（义渡义庄附）》；乾隆《盛湖志》卷二《建置志》；乾隆《盛湖志》卷四《公署》、卷五《厉坛》、卷六《祠庙》；康熙《吴江县志》卷八《公署》。

从表1中可以看出，清代时吴江县善会善堂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有29所之多，说明该县慈善救济机构的发展状况相当不错。

从建立时间中可见，大部分善会善堂建于乾隆、嘉庆年间。笔者认为，这得益于当时国力的强盛，国家能拨出大量资金用于慈善救济事业。有些善会善堂毁于咸丰十年，又在同治光绪年间重建。原因在于，咸丰十年，太平军东征进攻苏州。至同治三年，太平军起义被清政府镇压。吴江县和江南其他地区一样，百废待兴，加之受战火牵连，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需要社会救助，这就加速了吴江县社会慈善救济机构的建立。

笔者通过对文献中记载的善会善堂功能进行梳理，发现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功能上的几个特点。第一，各善会善堂功能有所重叠。清代吴江县的善会善堂功能交错相通，施衣、施药、施棺、收埋、育婴、养老等功能，在一个善会善堂中可以兼任几项。但也存在具有专门针对性的善会善堂，如月湾义渡，就是专门作为舟人栖息之所；水龙公所，是遇有火灾之时，齐集驰救他坊之用的。第二，许多善会善堂所服务的地域范围有限。“所限各圩之外，目前概不往查，倘婴口不多，经费有余，再议推广。”[②]对于各圩之外的婴儿，就不在这所育婴堂所服务的范围之内了。“给棺须有限界也，凡取棺者，无论世居、寄居，总归本镇十三圩之内，其余离镇各圩及在客寓舟次者，因经费不敷，未能遍及。”[③]由于经费原因，导致了这些善会善堂在服务范围上的地域局限性。第三，善会善堂存在祭祀、供奉神明的现象。“火神堂祀祝融之神，一在大适圩（即普仁堂，详公署）……”[④]；“华大仙师祠祀汉医士华佗（谨案神字元化，谯人，年且百岁，犹有壮容，人以为仙，举辟皆不就精于方药，后为魏武所害）在大适圩同仁堂。”[⑤]

二、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的运行状况

在吴江地方志中，至光绪年间，单列“善堂”篇，而之前是附于“公署”之后。由此可见，吴江县善会善堂的发展至晚清时已具规模，涵盖内容较广。

善会善堂的设立主体。第一类是官方主办的。吴江县养济院、育婴堂在咸丰十年毁于战火，后由官方重建。“养济院废，同治六年，知县沈锡华重建……同治三年，知县沈锡华，禀请以清粮单费提充收养，栖以民间破屋，口粮日折给钱三十文柴布银……”[⑥]。“育婴堂废，同治六年，知县沈锡华重建。”[⑦]第二类为民办善会善堂。这类善会善堂的创办者有地方乡绅，“仁仁堂在同里东桧穊圩，嘉庆初，里人王钢、叶尧萤等建。同治三年，尧萤子、嘉棣等重整之，王元榜为记。”[⑧]还有民众共同集资建立，“道光年，闲候选训导附贡生任酉，创立代赊棺木会，遭庚申兵焚废弛。其子任艾生与叶嘉棣、金凤标、王琇、王偕达、黄嘉锡、朱元善、叶邦骥、严上镛、庞怀籍、潘洪树、张钰等于同治八年重建，是会加以代葬。”[⑨]

善会善堂的投资规模。各义冢规模不大，田亩数多在二十亩以下。除了漏泽园“明弘治十一年知府曹凤建易民辅德田五十三亩，今存四十四亩又在乡都各有义冢，总为三十三所云。”[⑩]上百亩的善会善堂有：“留婴堂……堂之初建，凤书捐置本邑田一百八亩……同治八年，瑞珍子致和，续置田五十亩”[11]；“仁善局，道光三年，翰林院编修，费兰墀即家设之，集有江震两邑田六百四十四亩，费氏世董之，无常所。” [12]上千亩的善会善堂有：“育婴堂……按留婴堂绅士苏弘遇、费元衡、吴然、沈廷光等，呈请两县详建震泽，徐起凤等捐田二十四亩入租，司月绅士各捐资以给经费，实未尝转送苏州育婴堂。会乾隆七年巡抚陈大受檄各县并就本处设法收养弃婴，郡堂不得收受，吴江县遂改称育婴。八年署吴江知县张日谟清丈九里湖九里等圩草荡一千一百亩有奇，归堂收租济用，缺则两县知县设法资助。”[13]“育婴堂废，同治六年，知县沈锡华重建，堂产田荡四千二百九十亩有奇，刻于石。”[14]笔者认为如此规模，得益于官方的巨大资助。其余没有明确记载田亩数量的善会善堂，笔者认为规模不会很大。

至于各个善会善堂的运营经费，从清代吴江县来看，养济院这样的官办组织全部由官府报销。而其他善会善堂，包括官民合办以及纯民办，大多依靠各自所占田亩的租税或房租息运营。“接婴所在三镇地。同治九年，里人黄庆澜，以太平尼庵废址改设，余地造市房三间，取息充接婴经费。”[15]“仁善局在通济禅院西偏，今无定所。道光癸未大水，邑人费兰墀，买田数顷，以岁所入，在平波台振贫。”[16]

善会善堂的管理机制。清代吴江县的各类善会善堂都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以同里代赊兼葬会寄冢为例：“规条：一棺费以愿钱凑办也。凡棺价每具五千文，小者减半愿钱。每会出钱五十文，各同志书愿时，先收十愿付店定棺，用去五具，再行持票收愿，补足轮流接济。一给棺须由司事查明也。凡取棺者，须凭会中之人经手，到司事处，报明姓氏、住居、年岁实系贫苦病亡，并无别故，司事根查无异，填票给棺；如来历不明，概不给发。用棺必兼埋葬也。凡取棺时，会中代雇脚夫抬至丧家。其棺木概不牵眼，丧家自备铁钉，成殓之后，有坟者饬夫代为安葬，无坟者代埋寄冢，立石记认，统由司事督，同以期实济葬费，由会给发，不取丧家分文；如不愿葬，概不给棺。”[17]除了有规章制度的保证，经费富裕的善会善堂往往设有“监堂”、“董事”，起到监督作用。

三、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发展的特点

在对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发展状况有所认识之后，笔者发现其管理方式上出现了现代化趋势。以同里代赊兼葬会寄冢为例，会内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给棺须由司事查明也。凡取棺者，须凭会中之人经手，到司事处，报明姓氏、住居、年岁实系贫苦病亡，并无别故，司事根查无异，填票给棺；如来历不明，概不给发”[18]会内，取棺要经过一系列验查、登记，体现了机构运转的程序化。“经理须有专司也，凡司事十二人内，公举一人总理，收愿给棺等事十一人随时襄理，始终毋懈以冀久远。”[19]会内，有专门的司事，共12人，并通过选举，选出一个总理，总揽大局，体现了管理的民主化，并要求司事做事不许懈怠、拖沓，体现了对高效率的追求。“零费须有承认也。凡司事督葬，或遇风雨，或出远途，须办船饭及雇工收愿工食，应用纸张刻字等费，按月会数，由十二司事摊认，与各愿无涉。”[20]关于费用报销问题，需有纸张刻字等费，这就相当于在现代，凭发票报销。

又如在同治六年，由知县沈锡华重建的育婴堂内，司事要先查验属实情况，才决定发放补贴与否；“司事查验婴儿，须记其手足指螺箕若干及项发螺纹单双、偏正，注明册上”；[21] “会内之婴期满，即将联单缴还，销号，或未满期，而婴孩夭亡，亦即报局缴销。”[22]这些都体现出机构运转的程序化、制度化。“贫妇重病、断乳，婴儿寄养，如病愈出门做工，寄养之钱减半支给。倘有取巧伪云断乳，婴儿寄养他家而自巳出门为乳媪者，该保报明，追还原领钱文；该保隐匿不报，议罚充公。”[23]对于那些违反规定的，同时也设立了相应的惩罚制度。“会中钱文不准移作别项善举之用，年终将所保婴数、所收钱数、所用钱数，刊征信录分送。”[24]体现了操作运转的透明化，信息的公开化。

另外，笔者还发现在清代吴江县善会善堂的发展事业中，社会群体的种类不断增加，女性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慈善救济事业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参与，实现了更大程度上的普及。

对于女性群体的加入情况，最直观的显现就是救助对象中女性的出现。中国封建王朝对妇女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对于妇女生活的具体保障，也是微乎其微。在清代吴江县，育婴堂就是这样一个既育婴，又保障妇女生育、补贴妇女生活的机构。“产妇未满一年，本夫病故，于本夫病故之月，给钱一千四百文。以后每月七百文，或以满一年而夫死者，亦准报明，照给扣至两年为满。”[25]“产妇或死亡、或病重断乳，不能自育者，报明局中司事，随同察看，设法寄养，另给贴费若干，临时酌定。”[26]笔者认为，这样的善会善堂，才能够真正关注妇女的生活需要，肯定其作为一个社会独立体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尽管清代吴江县慈善救济事业中出现官民合办甚至民办为主体的善会善堂,但官府无疑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至光绪年间，慈善组织依然也只是政治的附属，是属于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以上各堂局，或以栖流、或收养弃婴、或施给衣药等项要……亦以见善堂之与政治实相表里云尔。”[27]“大国家，小社会”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这就启示我们，在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国家应该多多放权，给社会组织更多的空间，扩大公共领域，努力构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小国家，大社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第94页。

[②]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③]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义冢》。

[④]乾隆《盛湖志》卷六《祠庙》。

[⑤]乾隆《盛湖志》卷六《祠庙》。

[⑥]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⑦]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⑧]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⑨]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义冢》。

[⑩]康熙《吴江县志》卷八《公署》。

[11]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12]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13]乾隆《吴江县志》卷八《营建二·公署》。

[14]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15]光绪《平望续志》卷四《营建三·善堂》。

[16]光绪《平望续志》卷四《营建三·善堂》。

[17]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义冢》。

[18]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义冢》。

[19]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义冢》。

[20]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义冢》。

[21]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22]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23]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24]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25]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26]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27]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院堂》。

试论传统慈善事业的转型与红十字登陆中国

王同灿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历经唐、宋、明、清等朝，出现繁荣景象。晚清时期，传统慈善事业开始发生变化。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旧式善堂善会逐渐转变为近代慈善团体。伴随着传统慈善事业的转型，红十字登陆中国。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一、慈善事业转型的原因

传统慈善事业以“民本主义”、“儒家‘仁爱’思想”、“佛家慈悲心和因果报应”、“道家劝善思想”为思想基础[①]，然历经千余年演变，弊端日见暴露，如“重养轻教”等问题日见突出。近代以来，慈善理念开始转变，由“重养轻教”转变为“教养兼施”，[②]其中缘由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民间有识之士的反思

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面对现实，“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近代慈善理念得以酝酿萌生，慈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开始踏上近代转型之路。[③]

冯桂芬是较早主张学习西方的典型代表。早在天平天国战争时期，冯桂芬避居上海，期间阅读大量西方书籍，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改革的必要性。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此同时，他的慈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收贫民议》一书即主张学习西方教养贫民的方法，且详细介绍了荷兰的养贫、教贫二局，乞丐、老幼残疾均可入局养之，少壮则入教局。冯主张传承我国古代慈善救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荷兰、瑞典等国经验，于传统善堂中收养“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及“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之人，教授以“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化良局则“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④]这些主张明显突破传统慈善机构偏重“养”的观念，转向“教养并重”，扩大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内容，可以说冯桂芬是推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领军人物。

无独有偶，著名的思想家陈炽的慈善思想与冯不谋而合。陈认为“彼泰西诸国之善举，法良意美，规制精详，有必应仿而行之者厥有八事”，其中八事即施医院、育婴会、义学堂、养老院、老儒会、绣花局、养废疾院、养瞽堂。陈强调须学习西方慈善机构教养兼施之法，以克服我国传统慈善机构重养轻教的不足。慈善家经元善则于实践行动中得出“教养兼施”的理论，同仁辅元堂及协赈公所为其筹建，在救济华北灾荒、教养贫民方面成就显著，因此声名远扬。然晚清以来，特别是戊戌维新时期，经元善认识到传统救济方法的不足，提出“养与教同为仁政”，主张救急不如救贫，强调“善后之法”，即“兴农开荒”和“课工教艺”，注重教授谋生技艺，主张将善堂改为工艺院，学习外国先进生产技术。[⑤]

在有识之士的积极普及下，西方慈善理念在中国广泛传播，与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不断交融，为传统慈善事业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官方的积极推动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开始从“天朝上国”迷梦中清醒。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中央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主张“师夷长技”，掀起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师夷”气氛的渲染下，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慈善理念也陆续传入中国。

此外，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西式思想观念、科技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国内部天灾人祸横行，政局急剧变革、经济社会不断变迁、人口跨区域大流动等诸多因素导致传统慈善事业日渐式微，推动近代慈善事业日益勃兴。[⑥]

官方和众多民间思想家的共同作用下，西方慈善理念在中国慈善界广为传播，且得到认可，由此成为传统慈善机构转型的原始动力。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不断吸取西方先进慈善理念和方法，大大加速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步伐。为红十字——西方先进慈善思想文化结晶——顺利登陆中国奠定基础。

二、慈善事业转型的表现

在新的慈善理念的导向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开始转型，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一则范围的扩大。慈善机构救助范围扩大包括两个方面：一、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传统慈善机构的救助对象往往仅限于本地区，且具有严格的道德要求，道德不良者不在救助范围之内。近代以来产生的慈善救济机构，如洗心局、迁善局、济良所等，专门以无业流民、不肖子孙、地痞无赖、轻罪犯人和妓女为收容改造对象，救助对象范围明显扩大。二、慈善机构的多样化。近代新出现的慈善机构如工艺局、戒烟所等，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新出现的阅报会、阅书会、戒烟会、不缠足会、新学堂及地方保卫局等机构，[⑦]较之传统的恤孤、养老、恤剺、施医药棺冢等较为多样，慈善机构已经开始向具有近代色彩的社会公益机构转型。

二则救助内容的转变。传统民间慈善活动的内容莫过于育婴、恤嫠、施棺、施粥等方面，属于救人生命之类的急赈或散赈，受助对象均为遭灾遇祸、生计困窘之人。这种办法“重养而轻教”，为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救济。近代以来的慈善机构“教养兼施”色彩较为浓重。王卫平先生以天津广仁堂为例窥探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得出结论：“广仁堂与传统善堂不同，它对收养的孩童根据其资质分别进行读书识字、刊印制衣，对老农教以种法，对妇女教其纺纱织布。它是一个‘兼筹教养’，于教、养中更重视教，并能因材施教的近代机构，天津广仁堂可以视为一典型的教养并重慈善救济机构。”后来出现的“工艺局”、“贫民习艺所”中分设小学堂和工艺所，“工艺，男孤分藤、木、农、织四科；女孤分缝纫、烹饪、图画、造花、刺绣五科”；“凡男女贫儿合格者，得保证入院，照两等小学章程，分班教授，高等毕业者入艺科〔或酌送中学〕，艺科为木工、漆工、印刷、图画、音乐、保姆、产婆、看护妇、农桑、裁缝、刺绣编物、造花、机织、革工、烹饪等科。”[⑧]教以技艺为传统慈善机构未闻，“教养兼施”可谓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中最明显的体现。

传统慈善事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具有近代慈善理念的新型慈善机构的出现。红十字会作为西方慈善组织，采用西方慈善理念和救济方法致力于战争、灾荒救济，于中国慈善事业转型期间登陆中国。作为西方舶来品，红十字会之所以登陆中国，无疑迎合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需求。

三、红十字登陆中国

红十字会孕育于西方慈善思想，从“救伤瘗亡”到“人道、博爱、奉献”均与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大致相通，可谓红会得以登陆中国的最主要原因。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前，经历了启蒙宣传的过程，《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报刊对红会理念进行传播，尤其是《申报》的宣传尤为得力。红十字会逐渐为国人所认识。1904年3月，在日俄战争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红十字会诞生，并开展人道救援行动，也体现出转型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特征。

一则救助范围的广泛性。红会于战争救护中“不分畛域、一体救护”，[⑨]救护伤兵的同时，亦不忽视对难民的救助，如日俄战争的摧残导致东三省地区“生产凋敝、难民身无长物、流离失所、嗷嗷待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积极行动。[⑩]据统计，三年内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灾民总人数达46.7万人[11]。红会通过散放急赈，设立平粜局平抑粮价，开办留养院救助妇女、儿童、老弱残疾，资遣难民等救助受灾民众，同时在社会各界的积极捐助下取得了巨大成效。[12]红会副会长沈敦和指出，“遇战事，疗伤瘞骼，固其天职，而平时济荒赈济，亦其当尽之义务。”[13]表明红会顺应时势开始由单纯的战争救护向赈灾救荒、社会服务等方面扩展。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字会为国际性组织，救济对象没有国家、种族、宗教、党派之分，远比转型时中国慈善事业的救济范围更广。

二则救助内容上注重“教养兼施”。红会秉承人道主义从事战争救护、灾荒救济的工作，但并非简单的救人性命。红会在救伤瘞亡、开设办平粜局调节粮价赈济灾民的同时开办留养院、妇孺留养所等，对救济对象进行教育培训，《申报》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俯拾皆是，如“在留养院里对遭难妇孺、幼孩，不仅使妇孺得以寄宿，并且‘每日教以浅近工艺、并略识字母’”[14]；“教授妇孺以浅近字义及寻常手工，每日以二、三小时为教课时间”[15]；“红十字会妇孺留养院日来留养妇孺骤增至一百九十余人，日间教以字义、手工、唱歌运动，诚无微不至”[16]；“妇女、手工幼童体操后，请来宾参观寄宿所、养病室、浅近识字处、手工处及沐浴室，成衣处布置井然。”[17]除此之外，红会积极与学校合作，进行慈善教育宣传，如“沪上各学校发行之慈善，其第一期所收之报资分缴中国红十字会救济妇孺会及孤儿院等处充作善举，今第二期亦特通吿各处即日清缴以便分送各善团，至第三期业已发刊订于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出版¼¼不久将通吿招生云”[18]。由此可以看出，“教养兼施”亦为红会救助理念，与近代慈善事业不谋而合。

红会在战地救护、灾荒救济、社会救助等人道主义行动中，无不体现“兼筹教养”慈善理念，推动红会由单纯战争救护团体发展成为从事人道主义救助事业的社会团体。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并以自身的不断发展加速着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步伐。如果说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要破旧立新的话，红十字会正是转型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不二选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王卫平：《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②] 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③] 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④] 转引自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⑤]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7页。

[⑥]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

[⑦] 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江汉论坛》1999年第11期。

[⑧] 转引自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版第1期。

[⑨]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⑩]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1]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2]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6页。

[13] 沈敦和：《<人道指南>发刊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4] 《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8月4日。

[15] 《中国红十字会临时妇孺留养院简章》，《申报》1913年8月9日。

[16] 《红十字会纪事》，《申报》 1913年8月23日。

[17] 《红会留养院开幕记》，《申报》1913年8月28日。

[18] 《慈善与教育》，《申报》 1914年12月25日。

民国前期慈善组织的现代化转型

——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

顾洪袁玲

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起源于明清之际兴起的善堂善会，偏重慈善救济，常有济鳏寡、育婴、恤嫠、施粥等举措[1]。进入近代，其“养民”救济模式既不能为受助者谋得长久生计，又不能缓解社会压力，因而备受时人指责“养而不教而无异于制造莠民”。[2]鸦片战争后，中国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传统的慈善组织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现代化要求。红十字会这一舶来品，“伺机”登陆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现代化转型的领头军。

一、中国红十字会源起

1859年6月25日，亨利·杜南于意大利商业旅行时，途径索尔弗利诺，目睹了意法联军与意大利军队的鏖战，4万伤兵惨遭遗弃，“枪炮打在散落遍地的死伤者身上，脑浆在车轮下涌出，四肢断裂，人体被残害的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泥土混伴着鲜血，尸横遍野。”[3]亨利·杜南极为震撼，特向“文明世界”的良知呼吁呐喊，要求成立伤员救护组织，“制定一些国际准则，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4]在亨利·杜南的不断努力下，1863年国际红十字会诞生。

此时的中国处于“蒙昧”状态，对于“红十字”为何物不甚了了。有关红十字会的记载最早见于1899年《申报》“有中国妇人金氏者……遂与泰西某女医同立红十字会。”[5]甲午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红十字组织在战争救助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许多日本赤十字社社员远赴辽东进行战地救护，他们严守中立, 不分畛域，伤兵难民从中受益颇多。由此引起了中国进步士人的注意，后经孙中山、孙洤、沈敦和等人介绍，“红十字”渐被国人知晓。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宣告成立。成立之初，以战时拯伤瘗亡、平时救灾恤邻为宗旨，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中积极开展战地救护：抢救难民出险、救治伤兵、掩埋暴尸。民国肇始，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然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仍，红会积极开展人道行动为其职责所在，“原为遇有战争医救伤兵之用，近年来，宗旨日见扩充，即水旱、灾患时疫流行亦当设法拯救。是故，红会不惟于战时应尽之义务，平时亦有应救之患灾。”[6]红会善举愈推愈广，涉及施医给药、开办医学堂、参与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

二、中国红十字会的现代化特征

（一）踏上法制化轨道

中国传统善堂善会大多为地方性组织，只有简单章程约束，并未上升到法律层面，而中国红十字会则不然。1912年京、沪两会统一，《中国红十字会章程》通过，为红会史上第一个正式会章，至1914年9月24日，北洋政府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共11条）[7]，规定政府对红会的监督权、管理权，红会的职责与任务、红会的组织结构及人事任免。该法规为我国第一部红十字会法规，也是我国慈善组织的首例立法。为进一步贯彻条例，1915年北京政府公布了由陆军、海军、内务三部拟定的《中国红十字会条例施行细则》，详细规定红会的各项事业、会员、议员、资产、奖励及惩罚。[8]1920年5月，形势所需，陆军、海军、内务，修订《条例》、《施行细则》。至此，民国前期我国红十字会立法已初具雏形，中国红十字会谨遵国际红十字运动原则，按照中国红十字条例实践人道主义。从其战地救护中的“公正性”可见一斑。

传统慈善机构受宗族、地域、观念的影响，亲缘、地缘及业缘色彩较浓，[9]其慈善救济范围较为狭窄，多囿于同地、同宗、同行。中国红十字会为全国性的慈善组织，各分会纵向发展至市县乃至乡镇，若灾情发生即派员前往，如胶东兵灾时济南分会派出第一、二医队出发即墨、胶州救护，救济灾民数千；辛亥湖口之战江西九江分会组织救护掩埋队赶往战地设立野战医院，救护伤兵等等。此外，红会为国际性组织，亦不分国籍开展人道行动。如1914年日本鹿儿岛火山喷发，红会捐2000元；1918年派出救护队19人，赴海参崴参加国际救护；1919年募款7700元、棉衣1500套托美国红十字会驻沪办事处携往西伯利亚，救济俄国难民；1923年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筹募赈灾款项，前后共募集善款17，217元，[10]救济日本震灾等。

（二）注重人才培养

中国红十字会自其成立之日积极开办医学堂、护士学校，培养近代新兴的医护人才。1908年红会首先招收10名医学生赴读德文医学堂，要求入学者“粗通英文及算学业，华文能作短简论”。红会欲通过筹办医学堂培育医学救护人才，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国外著名医学校共同办校。于是，“民国元年，美国哈佛大学拟设分校于中国，因见本会院宇器械并剖解室等一切设备适合医学堂制度，请与合办，以成一完备之大医校，由哈佛每年补助银九万元以作经费，”^{^[11]}鉴于此，红会“力求扩充，所有医药、仪器、课程等事，均经分别添置。”^{^[12]}红十字会开办医学堂为慈善事业储备了救护人才。

与此同时，红会亦极力筹办护士学校，招收学员。要求“女性年龄十八至二十六岁，粗通文字，身体强壮，三年毕业，膳宿学费一概免收。”^{^[13]}女看护习得护理知识后即投入战场救护，1911年辛亥之役“东西女看护均系熟手，治法毋虞不速”^{^[14]}，“武汉血战，伤亡极众……杨智生诸医博士暨男女看护三十余人，驰赴战地，普救两军受伤兵士及被殃人民。”^{^[15]}可见，红会开办护士学校培养护理人才以供战时救护之需，从看护人员性别中可知，女性已充当战时救护角色，可谓现代化、西方化浪潮中中国慈善事业女性参与度提高的表现。

（三）人道行动开展方式与时俱进

首先，募捐形式多样化。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费，为筹集资金，红会运用了新式募捐手段：报刊募捐、电车广告募捐、举办义演游艺会。报刊捐募为最常用方式。自新式报纸于清末出现后，逐渐兴盛，于是红会以《申报》、《大公报》、《民立报》等有影响力的报刊为喉舌，刊登启事，报告灾情，如《申报》刊登的募捐启事可谓俯拾皆是。与此同时，红会先后自创刊物《红十字会月刊》、《人道指南》等，介绍红会人员组成、会务工作等情况。1913年上海总办事处得上海电车公司赞助，可免费在电车上悬挂募捐牌，由此开始了电车广告的募款模式。[16]义演募捐为红会筹措经费的新渠道，如1912年天津红会因款项短绌于广东会馆开办慈善音乐会，“是晚中西男女客位为之满，当晚捐款甚多”[17]；李长山、高福安为募集红会经费，特地在丹桂茶园义务演戏三天，“男女座客一千四百余人，所得捐款全部捐出”。[18]此外，红会学习西方各国举办游艺会形式筹集善款，出售游艺会门票、小食，该方式形式新颖，增加了捐款人数。红十字会通过义演、游艺会等形式拓宽了筹募范围，演剧、游艺会等新式募捐方式无疑表明红会筹集善款的方式朝着现代化、西方化转变。在新闻媒体的推动下，促进了募集善款工作的开展，拓宽了灾情及赈济情形传播面，扩大了红十字会影响力。

其次，救济运作快捷性。近代中国，新式传播媒介不断涌现，红会广泛利用其快捷之效展开人道行动。民国时期红会广泛运用新式交通工具进行战场救护、社会救济，如1913年癸丑之役，南京城内伤亡惨重，被灾民困于城内，既受炮火威胁，又面临断水断粮的险境，中国红十字会知悉后立即租得英国太古洋行商船“大通号”作为红十字救护医船，运送难民于沪。“大通号”两度赴宁，救济难民出险3000余人，伤兵伤民160余人[19]，此为近代慈善救护史上运用船只救护难民、伤兵的最早记载。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防治时疫，红会创办时疫医院，配备专用救护车辆，“专为救护病人”^{^[20]}，分文不取，若遇不能自行来院诊治者则派车接来。[21]红会运用轮船、汽车、火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开展救护行动，极大地加快了救护速度，众多伤兵难民从中受益。

三、结语

“慈善”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被释为“仁慈”、“善良”，是“恩被于物、慈爱于人”之意。在古代，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以善堂善会为依托，偏重于对受助者“养”，是一种授之以“鱼”的理念。1840年后西方慈善观念的传入，善堂善会踏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征程。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后，其救伤瘗亡、拯饥扶困的人道行为传承了传统慈善组织“养”的轨迹，此外，其筹办社会保障机构，开办医学堂、护士学校培养专业医护人才，与传统善堂善会大相径庭，并且更为注重对受救助者的“教”，发扬授之以“渔”的救护理念。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以中国红十字会为关照点，中国慈善组织逐渐调整自身，踏上现代化之路，由“养”而“教”，积极参与人道活动。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121页。

[2] 高劳：《慈善事业》，《东方杂志》1915年10月号，第12页。

[3] 亨利·杜南：《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杨小宏译），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 亨利·杜南：《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杨小宏译），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66页。

[5] 《宸翰褒功》，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6]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122页。

[7] 《中国红十字会条例》，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页。

[8] 《中国红十字会实施细则》，《政府公报》1915年10月8日。

[9]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125页。

[10]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日本震灾概要》，《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总第27期（1924年），第12页。

[11]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与哈佛合办缘起》，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2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12] 《红十字会纪事》，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83页。

[13] 《中国红十字会招女看护生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27日。

[14] 《红十字会医队战地来书》，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15] 《急募红十字会捐款启》，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页。

[16] 《申报》1913年4月26日。

[17] 《音乐会志盛》，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103页。

[18] 《戏界善举》，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103页。

[19] 《红会宴劳职员记》，《中国红十字会杂志·记事》1914年第2号，第19页。

[20] 《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简章》，《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22年第7期，第18页。

[21] 《红会组织急救队之通告》，《申报》1922年11月10日。

1912至1937年天津红十字会灾害救助述略

——以《大公报》为中心

庞向南

天津红十字会是天津最大的社会救助团体，自1911年成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本文以天津《大公报》为中心，对1912至1937年天津红十字会灾害救助活动进行考察，对当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

中国红十字会发轫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初以战地救护为己任，后救助范围逐渐扩展至灾害救助等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以下简称天津红会）也是如此。当灾害发生时，筹款募捐、赈灾等，不遗余力。1917年顺直水灾、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救助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一）筹款募捐

红十字会属于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因此筹款募捐成为红会一大基本会务，也是其灾害救助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非筹有大宗款项，恐难持久”[1]。

为劝募，天津红会诸君赴戏院、茶馆登台演说，以激发社会各界的救灾热忱。[2]此外，图像可生动直观地表现灾区惨况，形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从而引起民众的恻隐之心，于募赈良有裨益，因此，天津红会及时地留下影像资料以广为宣传。1917年9月5日《大公报》报道：“天津红十分会散放铜元，并摄影以作纪念。”[3]同年10月14日天津红会致电上海总会总办事处：“前承命拍照灾情像片，今已将恒利金店物华楼及各灾区皆经拍照成像。”[4]10月25日《大公报》又报道：“有照像技师沿路拍照受灾惨情，藉作纪念而动人心。”[5]为扩大宣传范围，天津红会还将拍好的照片邮寄到其他地方。如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时，天津红会将灾民照片寄给上海华洋义赈会，使南方同胞均得目击北方灾况，从而激发他们的救灾热忱。[6]

天津红会的劝募，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1917 8月21日权仙捐演电影[7]，10月29日天津售品总所新剧社慨演新剧三晚，将所得款项汇齐后寄给天津红会[8]，当时的津埠著名演员在得知红会因办救济事业经费拮据时，热忱贡献所长演出义务戏，将票资捐给天津红会，如1928年8月，尚小云、朱素云等名角就曾暑夜挥汗，募得大洋一千六百六十三元零六分。[9]

官方在灾发后，也会给予天津红会经费上的援助，且一般都是大宗款项。1917年8月14日《大公报》报道中提及天津红会因需款浩繁，陆军部特捐洋一千元。[10]同年10月11日，大总统侍从武官赵镜波由北京来津，特到红十字会捐助赈款洋一千元。[11]10月14日，黎元洪大总统捐助红会一千元以购办米粮。[12]面对天津大水灾，民国政府特组织各院部总次长集体捐款，合计捐得5100元。[13]1920年华北发生大旱灾，天津红会电请国务院拨发助款，国务院很快给予回复，并令财政部筹款拨发。[14]天津红会言辞恳切，各政府官员、军界都统在红会仁慈义举的感召下，纷纷慷慨解囊，以尽绵力。

天津红会也通过设立募捐箱以广集社会慈善人士的善款，如该会曾于城东北角放置募捐箱，并在箱中发现无名氏捐献的十两足银一锭。也有部分善士将钱款直接捐给天津红会，其中不乏忧国忧民的巾帼。如津埠人士钱玉振之令慈在诞辰之际，因水灾谢绝亲友馈赠，并捐洋十元以作赈款。[15]1917年，大总统侍从武官赵镜波的夫人及其千金随同来津，听闻津埠水灾严重，将手带之金镯两副、金戒指四枚尽行脱下，捐入红会充作赈款。[16]红会在查放物品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善士现场捐款的义举，如《大公报》曾报道：“于西沽、于庄查放时，见有隐名氏施舍现洋四十元，当交该会（红会）散放。该会因大洋不便分布，向义涌金店兑换小洋，乃该店店东刘先生不计行情，慨然换给小洋一千角，足合十二五之数，堪称乐善好施，人有同意。又有邱先生名荣廷浙江人，旋放铜子大口六十枚，小口三十文。”[17]

外国红会尤其是美国红会及其他组织也给予了红会及时的援助。如1917年顺直水灾发生后，美国红十字会于捐助5万金元，[18]后又再捐助美金20万元。[19]另日本的一些组织经由天津商务总会转交给天津红会赈款共计日金1405元。[20]1920年华北五省发生旱灾，美红会救济会会长亲到德州办理救济事宜。该会还从东北购买大宗赈粮，由大连运到天津。[21]纽约美孚洋行对于华北旱灾捐助赈款2.5万元，并电请该行驻华总经理就近拨付，以期迅速到账并省手续费。[22]

作为分会，毕竟财力有限，况且灾区广阔，灾民众多，因此，天津红会电请总会支持，如1917年大水灾时，天津红会“惟事巨款绌，杯水车薪，难以普及，恳祈总会俯念灾黎，设法协助”[23]。11月27日，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因沧县受灾甚重，特运面粉多袋由天津红会查放。[24]

另据史料所载，天津红会所筹款项中有部分为会员所缴的会费，这既是红十字会会员的义务，也是成为红会会员的先决条件。天津红会要求会员在春秋两季交纳会费，每次2元。[25]

总起来说，天津红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义务戏和电影票价收入；政府部门及人员的捐款；上海红十字总会的支持；社会贤达的捐助；其他组织的援助。天津红十字会的劝募方式主要有：娱乐公司慨助电影；知名演员及戏院发起义务戏；红会诸同志登台演讲；放置募捐箱；举行书画及其他物品售卖会；灾区图像宣传等。

正是这源源不断筹募到的善款为天津红会的救助行动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前提，使其得以顺利进行灾害救助。

（二）灾害救助

随着灾害的发生，天津红会深知救民于水火之中，刻不容缓，因此迅速展开救助行动，并且声明“不论何方面，一律看待，必达到慈善本旨”[26]，充分体现了红会“对于救护上本不分畛域，不分国界”的中立性。[27]如1917年水灾时，天津红会派出救生船，编号分赴各区救援，其中就专门派船赴英法德租界救护灾民。[28]灾害救助，主要体现在如下诸方面：

首先，调查灾情。灾害发生伊始，天津红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灾情。1917年顺直水灾发生后，天津红会举定灾区视察员分查灾区状况，并携带药品以便随时医治。[29]根据灾情，“先仅最重之村散放，如有余款，再赈次重之区”[30]。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爆发后，上海总会电请天津分会调查灾情，[31]天津红会很快派出了视察员出发各县，会同地方绅民勘察灾情，并每五日汇报一次。[32]红会会员在调查后，还将具体情形制成调查表及灾区地图各一份寄回红会，以便作为将来救灾的依据。[33]

其次，散放物品。灾害发后，“田园庐墓均成泽园，居民荡析离居”[34]，衣食无着，温饱成为一大问题。天津红会派员携带大米、小米、大饼、馒头等食物沿路查放。也有社会贤达捐助食物交由红会发放，如1917年大水灾时邑绅严范荪特备玉面、窝头2000斤，备船请由天津红会散放。[35]另，津海关还曾将扣留赃物送与红会充赈，相应散放灾民。[36]1920年华北五省爆发旱灾，又受大米出洋影响，米加倍增，而东三省大豆丰收，大米百斤之价可购大豆三四百斤，可多活饥民三四倍，因此1920年天津查放的食物主要为大豆。[37]在物资匮乏的灾荒时期，这些物品挽救了灾民性命，减轻了灾民痛苦，给受灾人民带来了希望。

再次，安置灾民。1917年大水灾发生后，红会会员发现灾民因房屋被水淹没，无地栖身，日曛露濡，惨不忍睹。故该会会员当即置办草席、茅竹等搭盖窝棚，以便栖身。[38]也有一些灾民因房屋倒塌，无处栖身，而城内有亲族，于是红会会员就把这些灾民送到亲族处。[39]无法就地安置或无亲族投奔的，天津红会就将灾民安置在有接纳能力的其他慈善机构。《大公报》曾报道：“男子送与教养院，女子送与北马路女子家庭传习所后院住宿。该所长又派女职员二名照料一切。”[40]对于无处栖身之妇孺，天津红会特在宜兴埠设立临时妇孺留养院。到3月份时，天气和暖，天津红会遂资遣灾民，按成人4元、小孩2元发给赈款，以资回里。[41]

又次，水中救人。发现有在水中被困之灾民，红会会员也竭尽全力即时救出。[42]《大公报》曾报道：“（天津红会会员发现）左右有住房二十余间被水浸泡，房欲倾圮，实深危险，偕同巡警用小船将一切灾民救出。”[43]救人时，天津红会得到了直隶水产学校的鼎力协助，该校“教职员以及学生二十余人，每日分路出发，雇乘船只，查放食物。”[44]

随着天气渐冷，御寒也成为要解决的一大问题。1917年大水灾，进入10月份，天气转寒，美国红十字会捐募巨款，委任裴太太在美丰洋行赶做棉衣几千套。[45]12月份，天津红会会员随同上海红十字总会会员携带棉衣三千套赈恤灾黎。[46]次年1月份，俄警察局以现存旧皮袄三十五件捐给天津红会，请红会斟酌分配给灾民以作御寒用。[47]进入2月份，年关在即，天津红会加紧查放赈济品，以保障灾民可以安稳地过年。[48]

（三）掩埋尸骸

瘗亡也是红会救灾的重要职责。灾害的发生势必带来死亡，若不及时掩埋尸骸，一则无可告慰亡灵，二来很容易引起疫病流行。尤其是水灾时，“淹毙人口久置水中，恐生疫疠”[49]，从而加重灾情和救灾难度。为防治时疫，天津红会派出消毒队、防疫队。如1917年大水灾，因各处暴露浮尸颇多，天津红会每日派员赴各处打捞并带药粉等物消毒。[50]对于浮尸的处理，部分由红会成员装棺掩埋，[51]另一部分则由天津红会请求督军派遣军队运赴远地埋葬，并用石灰消毒。[52]对于被大水冲毁之棺木、暴露之尸骸，天津红会拟购买义地一区，统为掩埋。[53]此外，水灾发生后，“所有淤集洼下不能通流之水日久最易发生菌虫，若不设法预防，将来疫疠难免蔓延”，红会经研究后得出的防疫之法为，如有淤水，附近居民可用石油洒散，如此能够灭菌无患。[54]此外，天津红会在1917年顺直水灾时设妇孺留养院，每日院中妇孺早晚饭添小米绿豆粥，以清内热而防疫气。[55]

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治疗伤者，天津红会设立了灾民诊治医院，[56]又恐灾民困苦无力购买药品，于是请卫生医院捐助药品，凡经红会诊治之病，可持药方到卫生医院领药，不取分文。[57]

二

天津红会的灾害救助亮点纷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此做一些分析。

救助中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其一，关注弱势群体。天津红会历来关注弱势群体，体现了其人性化的一面。《大公报》曾刊载天津妇女红十字协济会开办售品会的广告，该会售卖的原因主要是帮助穷苦人：“天津自遭兵灾以来，有钱有产业的虽然受伤，还可以过活。最可怜那些个穷苦的黎民，一天到晚难得一饱。如今又从各处来的难民很多，男的可以卖力气挣饭，那些个女人孩子们，可有什么能力，若竞指着一个男人卖力气养三五口人，众位想这一家子可能吃得饱吗？”[58]在救灾过程中，同样如此。1917年10月19日《大公报》报道：“天津红十字会英界事务所日昨查放员在孟庄查有产妇一名，无衣无食，露宿于野，其情殊为可悯，即回会报告，随经该会特派查放员携带白米数斗速至该庄赈济该产妇。”[59]11月27日又报道“本处（天津红会）收到湖南傅督军捐助旧棉絮一千四百件，现拟捐给津地六十以上老人及产妇。”[60]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

其二，以工代赈，教养结合。平心而论，虽然存在经费短绌、时局不靖等问题，天津红会还是竭尽全力地对灾民进行了救济与安抚。但是，在全国贫困落后的国情下，便注定了灾民困苦的厄运。明智之举，应使他们自力更生，寻到一种谋生的途径。当时已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向社会大声呼吁：“何若为之宽筹生计，俾得有自食其力之途，可免无穷之后患也。”[61]有鉴于此，天津红会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对灾民寓教于养，在救济的同时，教之以谋生的技能。当时最普遍的方法，便是将救济院改设为贫民工厂。如 1917年顺直水灾发生后，天津红会成立女子工艺传习所。[62]此外，京兆尹王子襄推行以工代赈办法，召集灾民数万人修筑马路，自京城直达汤山，除由美国红十字会资助外，又商请中国红十字会酌助棉衣数件。[63]此举不仅能够使灾民得受饱暖之惠，而且便利了交通。无独有偶，红十字总会总办事处在水灾发生后拟在沧县挖河以泄洪。[64]开办工厂也不失为一长久之计。1919年天津红会利用赈济余款开办贫民工厂，“召集本埠贫民，授以技艺，俾得自食其力，不致谋生无路，较之赈济为益尤大。”[65]

其三，公示及登报鸣谢。慈善组织的公示制度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就有“征信录”。到了近代，红会有定期开会的惯例，在救灾期间依然如此，且议程较之以往更多了报告款项用途一项并对外发布。此外，天津红会还将会员赴各灾区救护之情形“造具清册呈报”[66]。如此公示不仅能将募集物资公开化，增强民众对其的监督，以免滋生物资不尽其用的贪污腐败行为，而且通过增加透明度可打消民众疑虑，激发群众捐款捐物的热忱。对社会贤达的捐款行为，天津红会除将“捐款各大善士衔名贴于门前以便观瞻”外，也不时登报鸣谢。如1917年顺直水灾时，天津售品总所慨演新剧三晚，天津红会特登报鸣谢。[67]1928年尚小云等名角出演义务戏募集赈款，天津红会在《大公报》鸣谢：“蒙各界人士到场赞助，虽暑夜挥汗，而座位已满，豪情义举，曷胜感慰，诸艺员尤各尽所长，热忱贡献。”[68] 这种登报鸣谢的方式笔者认为能够激发社会各界为慈善事业出力的热忱。这也是值得当代红会学习借鉴的地方。

其四，红会会员精神可嘉。在救助过程中，红会会员不辞劳苦，奋不顾身，其无私奉献、见义勇为的精神实为可嘉。如1917年顺直水灾时，“查散之艰险以普乐茶园为尤甚，以其水深楼高无法出入，灾民盘聚于此，众口嗷嗷。各查放员奋不顾身，于船上挂梯由楼窗钻入，按名查放，可谓见义勇为矣。且近两日来，河水二次暴发，查放员每早七八钟出发，至晚十一钟回会稍息。”[69]难能可贵的是，“所有职员办公、车费、饭食等项均由本会备办，不动丝毫捐款”[70]。

其五，协助其他地区及组织。在救助过程中，天津红会得到了其他组织的协助。感恩之余，天津红会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帮助别的组织，有些时候这种帮助还是跨区域的。如1918年广东发生水灾，天津红会在津组织广东水灾筹赈会，召集职员开会讨论救助办法。[71]又1923年日本发生地震，天津分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通电及致函慰问，[72]并且将女校作日本服交由驻津日本领事，再由领事转寄日本红十字会，同时电询上海中国红十字总会总办事处，东京横滨现状如何，再定行止。[73]

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

首先，心有余力不足。民国以来，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各省均经费短绌。在全国普遍贫困的情况下，救助的常态是“需款浩繁，杯水车薪”。面对境内衣食俱无的众多灾黎，各地政府均倍感压力，更无须说移境就食的灾民。各级地方长官对此虽无不痛心疾首，但却经常陷于“驱之不忍，赈之无力”的两难境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各省皆然，红十字会等慈善救济机关尤其如此。

其次，富户冒领赈粮。在红会办理赈务过程中，有一些富户杂入灾民队伍冒领赈粮。本来救灾就需款浩繁，查放物品的常态是粥少僧多，而一些富户竟然还冒充灾民以图自肥。1917年水灾时就发生过此类情况。对此，天津红会恨之入骨，认为“此种贪毒行为与人相食何异？”因此必要严惩不贷。具体的惩治办法为“先查明其私财，悉数充入赈捐，然后查明其丁口，按名给以最下等之赈粮。”[74]显示出人道救助的公平公正。

再次，警察阻难赈济。1917年顺直水灾之际，天津城内有的地区已得到赈济两次，而西关一隅被灾之家一直未得到赈济，原因为天津红会与西区警察署长朱夔章生有嫌隙。起初，该会曾派王姓会员前往西关勘灾，到达之后声明来意，但朱夔章不仅不予延见，反谓红会有意役使警察，且态度极其恶劣，王会员因此未能勘明西关灾情，这也导致两次施赈，而西关灾民未得丝毫的原因。警察本有辅助地方慈善的义务，而朱无故拒绝红会勘灾，致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灾民因之同与受累。[75]

三

总起来说，在救灾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在筹款以及进行救助行动，如查放物品、派遣医疗队、防治疫病等方面都完成得相当出色，充分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多方的表扬。如1918年陆军部奖给天津红会六至九等文虎璋，天津红会再发给各看护生佩戴，以资鼓励。[76]同年，冯国璋大总统颁给天津红会“量宏煦与”的匾额，以表彰其在1917年水灾中的贡献。[77]

救灾的成效也是可观的。现谨就《大公报》上登载的《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对天津红会在1917年顺直水灾期间的救助情况作一初步统计，[78]红会的尽心尽力或可见一斑。

日期（1917年）	拯救灾民（单位：人）	散放大饼（单位：斤）	散放馒头（单位：个）
9月22日	300	125.5	2305
9月23日	30	100	4365
9月24日	450		3250
9月25日	2400	200	270
9月26日	3800		4063
9月27日	83
9月28日	1720	2560	1830
9月29日	1960	共2650斤
9月30日	2500	共2670斤
合计	13243

当然，天津红会在救助中出现的问题，如富户冒领赈粮、红会会员借机敛财、和地方相关单位没有协调好关系导致救助受到阻难等，也需要我们正视。

我国对于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研究始于20世纪末，十多年来学术成果不断问世，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整体研究和断代研究，但区域研究即对于地方红十字会史的研究未能深入。因此，论者呼吁：“在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同时，区域性或地方性研究方面也要打破‘不平衡’。”[79]梳理天津红会的历史，将进一步拓展近代天津慈善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文的研究，对于丰富红会整体历史的研究，再现地方红会的历史来说，或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广筹会费》，《大公报》1911年11月19日。

[2] 《十字会劝捐》，《大公报》，1914年8月30日。

[3] 《救急会散放铜元》，《大公报》1917年9月5日

[4] 《大水灾近事汇志》，《大公报》1917年10月14日。

[5]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大公报》1917年10月25日。

[6] 《赈灾事宜汇志》，《大公报》1920年11月19日。

[7]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广告》，《大公报》1917年8月21日。

[8]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鸣谢》，《大公报》1917年10月29日。

[9] 《天津红十字会义务戏鸣谢》，《大公报》1928年8月26日。

[10] 《红十字会派员领款》，《大公报》1917年8月14日。

[11]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1日。

[12]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4日。

[13] 《天津水灾急赈募捐启》，《大公报》1917年10月16日。

[14] 《关于赈济灾民近闻汇志》，《大公报》1920年10月2日。

[15] 《撙节寿款助赈》，《大公报》1912年8月31日。

[16] 《大水灾近闻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1日。

[17] 《天津大水灾近状》，《大公报》1917年8月12日。

[18] 《美红十字会义举》，《大公报》1917年10月24日。

[19] 《关于筹赈之种种（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28日。

[20] 《红会谢赈》，《大公报》1917年12月23日。

[21] 《赈灾事宜汇志（节录）》，《大公报》1920年11月23日。

[22] 《赈灾事宜汇志（节录）》，《大公报》1920年11月23日。

[23] 《救灾助赈之要电》，《大公报》1917年8月15日。

[24] 《关于筹赈之种种》，《大公报》1917年11月27日。

[25]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广告》，《大公报》1912年2月3日。

[26] 《红十字会开会纪》，《大公报》1920年7月16日。

[27] 《红会董事会议记》，《大公报》1920年7月22日。

[28] 《关于筹赈之种种》，《大公报》1917年10月21日。

[29] 《关于赈济灾民近闻汇志》，《大公报》1920年10月4日。

[30] 《办理徐赈》，《大公报》1918年1月6日。

[31] 《总会电请调查灾区》，《大公报》1920年9月26日。

[32] 《关于救灾事务之汇志（节录）》，《大公报》1920年10月7日。

[33] 《赈灾中之近闻汇志》，《大公报》1917年10月17日。

[34] 《天津水灾详记》，《大公报》1917年8月8日。

[35] 《邑绅慈善》，《大公报》1917年10月2日。

[36] 《获脏充赈》，《大公报》1917年12月23日。

[37] 《关于灾务近闻汇志（节录）》，《大公报》1920年10月6日。

[38] 《天津大水灾近状（节录）》，《大公报》1917年8月12日；《水灾救急会报告书》，《大公报》1917年9月2日。

[39] 《红十会掩埋浮尸》，《大公报》1917年10月8日。

[40] 《关于水灾之种种（节录）》，《大公报》1917年8月19日。

[41] 《津红会资遣灾民》，《大公报》1918年3月26日。

[42] 《水灾救急会报告书》，《大公报》1917年9月2日。

[43] 《关于水灾之种种（节录）》，《大公报》1917年8月19日。

[44]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续）》，《大公报》1917年10月13日。

[45] 《大水灾近闻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7日。

[46] 《施放棉衣》，《大公报》1917年12月24日。

[47] 《红会谢赈》，《大公报》1918年1月8日。

[48] 《红会放赈》，《大公报》1918年2月3日。

[49]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4日。

[50]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4日。

[51] 《红十会掩埋浮尸》，《大公报》1917年10月8日。

[52]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4日。

[53]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1日。

[54]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22日。

[55] 《防疫事宜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8年1月22日。

[56]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3日。

[57] 《大水灾近事汇志（节录）》，《大公报》1917年11月10日。

[58] 《天津妇女红十字协济会开办售品会广告》，《大公报》1912年5月27日。

[59] 《关于筹赈之种种（节录）》，《大公报》1917年10月19日。

[60] 《关于筹赈之种种（节录）》，《大公报》1917年11月27日。

[61] 《时评·安插难民方法》，《大公报》1918年4月11日。

[62]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续）》，《大公报》1917年10月13日。

[63] 《实行以工代赈法》，《大公报》1917年11月21日。

[64] 《准备挖河》，《大公报》1918年1月18日。

[65] 《贫民工厂之计划》，《大公报》1919年6月1日。

[66] 《红十字会之热心》，《大公报》1917年10月15日。

[67]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鸣谢》，《大公报》1917年10月29日。

[68] 《天津红十字会义务戏鸣谢》，《大公报》1928年8月26日。

[69] 《红十字会之热心》，《大公报》1917年10月15日。

[70] 《水灾救急会报告书》，《大公报》1917年9月2日。

[71] 《红会筹款之省令》，《大公报》1918年12月28日。

[72] 《红十字会消息汇志》，《大公报》1923年9月7日。

[73] 《红十字分会开会纪事》，《大公报》1923年9月15日。

[74] 《严惩冒领赈粮》，《大公报》1917年10月27日。

[75] 《灾民未蒙赈济之波折》，《大公报》1917年12月11日。

[76] 《奖励红会》，《大公报》1918年1月6日。

[77] 《京畿水灾善后处纪事》，《大公报》1918年2月26日。

[78]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大公报》1917年10月13、14、18、19、21、22、23、25、26日。

[79] 池子华：《关于深化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几点构想》，《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1927至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的管控

徐文娟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适应与变革”时期。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红会的影响和控制不断增强，至1933年6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颁布，红会完全成为官方事实上的附庸机构。本文意在对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影响和控制红十字会进行初步探究。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际红十字大家庭中的一员，遵循《日内瓦公约》，以博爱为怀，秉承人道宗旨从事救护、赈灾、施医等慈善事业，声名远扬。然据1864 年《日内瓦公约》之规定，“各国红十字会必须以得政府批准辅助军医卫生勤务为承认其正式成立之主要条件”[1]，暗含红会的半官方性质。当然，红会从事人道主义行动中，因场地、资金、运输等问题需要须寻求政府帮助。尽管如此，一直以来红会以“民间社团”自居，正如胡兰生所言“中国红十字会自1912年改组后，具有纯粹民主社团之性质。其章程虽向政府备案但系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拟定并通过后生效，其监护人名誉总裁虽为大总裁，但会长，副会长均为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之常议会所选举，选举产生之会长副会长，亦不过请政府核准任命而已。”[2]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断强化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管控，并在1933年6月《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使红会成为官方事实上的附庸机构。在此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主要手段分述如下。

一、以慈善之名介入红会事务

1927年，因北伐战争救护中表现消极，与人道宗旨不符，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成立“彻查上海红十字会委员会”，表示“为红十字会历年积弊太深，并此次前方救护工作，不但不予协助，竟敢置若阁闻，殊失创办红会宗旨。”[3]此次彻查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红会会务，有悖创办红会的宗旨不过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借口，其最终目的意在控制红会。

“彻查”后，南京国民政府屡以开展慈善活动干预红会事务。南京国民政府以红会慈善特质，通函红会积极募捐赈灾。如1930年华北、西北五省遭遇大灾，南京国民政府特函红会，指出“贵会办理慈善、救济灾荒成绩昭著，为社会所钦仰，应请贵会连同出面参加组织中外混合委员会筹募振款，以救灾黎。”[4]笔者以为，此举为南京国民政府借红十字会慈善特质要求其赈灾，一方面干预红会救济行动，一方面展现国民政府普世救人形象，实现“双赢”之效。

除此之外，以红会为国际性慈善组织为由，国民政府在管理上给予“特殊”待遇。为监督红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函称“中国红十字会既已办理救护，协助振灾、施疗等为事业，自系慈善团体之一种；所办各事，虽有时不以国境为限，但不得谓系国际法团，在未另定关于红十字会法规以前，应依监督慈善团体法及其施行法规，受主管官署监督。”[5]由此不难发现，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强调红会慈善特性，在专门条例未定之前要求其接受主管官署监督，另一方面因其具有国际性将为红会量身制定管理条例（亦即之后的管理条例）。

国民政府以慈善为名，于红会开展人道行动中干预红会，于管理条例上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红会纳入内政部，无不体现国民政府控制红会之用意。

二、借《日来弗红十字条约》加以干预

《日来弗红十字条约》即1906 年7 月6 日颁布的《日内瓦改正红十字条约》（日来弗即日内瓦的最初译名，《日来弗原议》是指《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通称《日内瓦公约》）共9 章33 款。条约主要规定战时交战双方对伤病及红十字救护人员机构应承担的保护责任，要求各会员国尊重红会神圣性，不得滥用各种标识从事红会事业之外的各种活动。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之一，中国红十字会应遵循《日来弗红十字条约》规定，首先须得本国政府认可，然后才可得到瑞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1912年1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为强化对红会的控制，一方面要求红向国府备案，借此以官方身份介入红会，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援引《日来弗红十字条约》的相关规定，对红会施加影响，使红会民办性质不断弱化官办性质逐渐突出。

一则征求会员向国府备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援引《日来弗红十字条约》之规定，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要求红会将主要会员情形及其最近会议状况告知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副会长、理事长暨常议会议长、议员及财产委员顾问、理事等的姓名、籍贯、年龄、职务、履历、暨选聘入会年月、通讯住址分别列表送内政部备案，并将最近会员大会何时举行及有何议决案件详细见复以备查考[6]。以此干预红十字会的人事安排。

二则滥用红十字标志，影响红会形象。近代中国战祸频仍，滥用红十字标识现象泛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按照《日来弗红十字条约》发布政令，禁止滥用红十字标记，保护各地红十字分会，因为滥用红十字标记影响中国形象，容易“贻外人之口实，影响国际，至重且巨。”[7]值得玩味的是，永泰红十字油商标的查禁一事引起争议。总会指责永泰红十字油商标为非法，特委托律师致函永泰公司，言明其违背《日来佛红十字条约》并予以警告，希望其取消红十字标记，永泰公司却拒不接受，声明其商标曾在国民政府注册，总会不得已去函工商部，工商部始通令全国取消永泰红十字油。可见，永泰红十字油商标为政府授权。国府一边高呼保护红十字标识，一边却利用红十字标志，获取利益，影响红会形象。

此外，近代中国战乱不断，各地分会难免受到冲击。如商丘分会曾数次被来往各军占领，使得商丘红十字分会办公无地，不得不函请转令各军嗣后不得再行占驻。针对上述情形，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特发布政令：“查红十字会，为国际慈善法团，东西各国对于本国红十字会之发展，多由政府加以提倡，民众信仰，遂觉风从草偃，故能于最短期间收至巨之效果！务祈贵政府体念时艰，转行省内各机关相助为理，并通令各县长一体妥为保护，以坚人民之信仰，俾中国红十字会得充量办理慈善事业，以为收拾天灾人祸之补助。”[8]国民政府言明政府提倡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政府应借助红会以赈灾救灾。由此不难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欲借保护红十字之名以笼络人心，维护其统治目的。

三、直接干预红会会务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致函中国红十字会，要求整顿红会会务，修改章程，并责外交、内政、卫生三部调查委派专员进行监督。然此次整理，虽由官方介入，依旧顾及到红会“国际性社会救济事业之团体”性质，“该会系慈善关系，且所有会内一切事务均由会员分配办理，对于如何整理，该会拟日内召集本埠各会员开会讨论进生整理计划。”[9]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红会改革，无疑意在淡化其“民办”性质，强化“官方”色彩。

1930年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三届会员临时大会，决议修改红会章程，特成立修改会章委员会并数次召开会议，最终通过章程。值得注意的是，《章程》“第一条本会为法律之社团法人，应改为国际之慈善法团”，第五次会议在章程中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为国际之慈善法团并将中国红十字会定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简称中国红十字会。美国学者格雷对社团法人作过经典定义：社团是国家已授予它权力以保护其利益的人的有组织的团体，而推动这些权力的意志是根据社团的组织所决定的某些人的意志[10]，而“法团”仅仅是“旧时为政府所承认的群众团体的通称”[11]。简而言之，慈善法团即南京国民政府承认慈善团体，相对于国家授予权力并保护其利益的社团法人而言，慈善法团需受政府监督，它仅仅是政府承认的群众团体，其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独立性弱。红会社团性质及其名称的修改，体现南京国民政府对红会干预力度的增强。此次整理为1933年中国红十字会由内政、卫生、外交三方共同负责埋下伏笔。

更有甚者，国府干预红会经费。中国红十字会的资金主要来自该会基金、政府补助金、会员会费、经募款项、该会所有动产、不动产及利润。早在1927年“彻查”大会上，杨杏佛便建议：凡在国民政府服务官员，槪助月薪十分之一，为红会救济费用。[12]此举虽有利于增加红会会费，但笔者以为，这更有利于南京国民政府干预红会经费，笼络人心，毕竟红会资金主要来自于捐款，会费仅占1%。这一倾向于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赈务委员会一事上表现更为明显，国府规定：赈务委员会隶属行政院，办理各灾区赈务事宜。可见，赈务委员会是一个官方机构，其意图凌驾于各民间慈善机构，统筹办理各灾区赈务。南京国民政府意在红会内部设立筹赈处，虽经常议会同意，但最终以王一亭、虞洽卿辞职而告终，虞不赞成红会内附设筹赈处，“筹赈并不反对，但不能把筹赈处设在红十字会内。致将红会每年之收入捐款，完全被筹赈处支用，开销激增，来源告竭，数十万基金，不数年间，必当提取净尽。届时点金乏术，红会非实行倒闭不可。”[13]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借筹赈处干预红会资金的尝试没能成功，但仍可见其干预红会资金的别有用心。

1927至1933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屡次以官方身份介入中国红十字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以红会在北伐战争救护中表现消极为由彻查红会，使其以官方身份干预红会成为可能。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借《日来弗红十字条约》，对红会施加影响，以期增强红会官方色彩；同时，直接干预红会会务，整顿红会，修改红会章程，将红会由“社团法人”变为“慈善法团”，并更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直至1933年6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颁布，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官方事实上的附庸机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胡兰生：《红十字会的性质与任务》，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 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

[3]《彻查红十字会昨日集会》，《申报》1927年8月14日。

[4] 许世英：《函中国红十字会为准外交部函以我国振灾》，《振务月刊》1930年第1卷第5期，第36页。

[5] 《中国红十字会应受地方官署监督》,《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年第561期，第2页。

[6] 薛笃弼：《函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请将日来佛条约等项分别详复由》,《内政公报》1928年第4期，第209—210页。

[7] 《令取缔滥用红十字标记》,《江苏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144期，第2—3页。

[8] 《民政：令保护及协助中国红十字会》，《江苏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173期，第35页。

[9]《整顿中国红十字会》，《申报》1929年11月5日。

[10] 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11]《汉语方言大词典》第3卷，中华书局，1999年4月版。

[12]《彻查红十字会昨日集会》，《申报》1927年8月14日

[13] 《红十字会昨开会欢迎虞洽卿视事》,《申报》193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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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评论

Mon, 31 Mar 2014 05:08:02 GMT

源于积累和思考的红十字文集

——《红十字文化传播：实务与理论》述评

池子华李欣栩

2012年10月31日，为红十字事业奋斗了22年的苏州市红十字会前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如一从工作岗位上告退。但退而不休，他将长期以来对红十字实务及理论所做的探索进行整理，结集为《红十字文化传播：实务与理论》一书，作为池子华教授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举使他成为全国地方红会干部出版个人文集的第一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前任会长彭珮云对该书厚爱有加，欣然亲笔题词；江苏省红十字会吴瑞林会长对本书颇为青睐，专门亲自作序，均给予高度评价。通读该书，受益匪浅，谨此将读后感笔述数端，与读者分享。

一

全书37万字，凡七章（不包括序言和后记），收录了作者22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已发表的作品，既是作者红十字工作经验的结晶，又是其工作勤奋、笔耕不辍的生动体现。该书根据内容，析分为“高端访谈篇”、“工作研讨篇”、“新闻报道篇”、“理论研究篇”、“杂谈随笔篇”、“出访考察篇”及“附录”等专题。

在“高端访谈篇”中，通过对彭珮云、吴瑞林、吴锡军、谭颖、王鸿声等各级领导视察、访谈活动的回顾，从当时工作情况、过去工作业绩的总结，到未来的发展目标、在政府工作中的角色定位等角度，对苏州红十字事业予以阐述。例如2006年底彭珮云会长视察苏州红十字会工作期间，先后考察了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红十字老年康复医院、工业园区的红十字博爱学校、外企飞索半导体有限公司等。考察后，彭会长又听取了苏州市红十字会会长的工作汇报，她对苏州红十字会的对台工作、“一老一小”、“善”字系列救助计划、与外企合作、宣传与理论研究等给予高度评价并作出重要指示，勉励苏州要做得更好。而彭会长的行程及讲话，为苏州红十字事业指明了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发展前景。

在“工作研讨篇”中，作者对苏州红十字会的内外宣传、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培训、救助工作的创新与实施、志愿服务的标准化和人性化、参与艾滋病预防和反歧视宣传等工作进行总结和研讨，从而对苏州红十字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以苏州红十字会2012年的宣传工作为例，作者遵循吴瑞林会长提出“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并举的宣传策略，加大宣传力度。首先，红十字会自身要强化宣传意识、明确宣传重点、抢抓宣传时机，以此拓宽正面的社会影响。其次，红十字会要通过与媒体沟通、与部门协作、与社会交流等方式争取多方合作，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最后，红十字会还通过扩大报刊征订、积极组织比赛、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编印工作简报、制作公益广告、开通网站、设置轨道交通宣传点等活动，拓展传播渠道，树立良好的人道形象。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发挥红十字事业中一批杰出人物及其感人事迹的表率作用，有助于红十字文化的传播。为此，在“新闻报道篇”中，作者精选了部分已发表的人物新闻作品，诸如王美德、阮长耿、池子华、马姚娥、杭彬等；还有诸如“两岸三地”造血干细胞捐受者“生命相髓”大型见面活动的纪实等。在《用我的爱心为你帮忙》一文中，作者追溯了苏州广电总台主持人朝晖与苏州红会的结缘之旅，作为苏州红十字会形象大使的朝晖在“郭美美事件”后毅然对红会坚信不疑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记述了朝晖爱心基金在红会事业中的卓越贡献。再如《患难“最”见姑苏情》一文，作者以“最大、最好、最快、最多......”这样的独特视角，再现了2008年四川抗震救灾活动中苏州人民捐款捐物的感人场景，让读者感受到姑苏人民浓浓的人道情，从而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此外，作为全国红会系统资深的兼职记者，作者不忘对红十字会自身建设的关注。例如，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的人才战略、对托克托县红十字会探索农村建会等，不但进行报道还专门配发了短评。

理论与实践是驱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双轮”。在“理论研究篇”中，作者将视角从前述的红十字人物及实践活动转向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理论探索。内容包括对红十字事业理论研究的模式、手段和内容的探讨，对苏州红十字事业理论研究基地——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工作进行的回顾和前瞻，对红十字事业建设“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的辩证思考，对“人道”理念变革与进步的认识，对近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红十字人物及事件的论述、对苏州红十字运动历史轨迹的考察等等，其中与池子华的合作更是不乏二人独到的理论创见。例如在《提高研究理论做学问的能力》一文中，提出了研究红十字相关学问和理论应成为红会干部具备的较高层次的能力，同时还要培养研究人员的“问题意识”，采用“新的综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利于理论研究的保障机制。

作者勤于思考的品质不仅体现在对红十字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中，还体现在对实际问题的评论中。在“杂谈随笔篇”，作者针对红十字宣传、筹资、街头募捐信任缺失、对捐髓抱有疑虑、社会上存在不人道行为、当今学校红会的新功能等问题进行思考和评述。以红会街头募捐中遇到的不信任问题为例，作者指出这是社会诚信缺失在募捐上的具体体现。尽管如此，作者相信，“随着诚信制度的建立健全，随着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深入人心，随着‘八荣八耻’逐渐成为广大市民的行为规范，街头募捐将会被市民广泛接受”（该书249页）。再如针对社会中贫富差距问题，作者撰文《构造公平》，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出红十字会要构造的公平是一种以缩小贫富差距，让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得以延续、得到保障的公平。

除了对我国大陆红十字事业的关注，作者还另设“出访考察篇”，报告了作者对荷兰、德国、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及台湾地区的考察过程，向读者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红十字事业发展状况，并对中国当今红十字事业建设提出宝贵意见。例如早在1997年，作者在关于荷兰和德国红十字事业的考察报告中介绍了两国红会在“组织机构和工作内容”、“资金筹集和志愿服务”、“无偿献血和血液管理”、“现场救护和医疗急救”、“老年服务和助残培训”五个方面的考察见闻，并对中国红十字事业进行反思，认为中国政府应更多关注红十字事业发展，不必过多包揽在国际上普遍由红十字会经办的事务；国内红十字会尚需加强宣传、多办实事、扩大影响；红会本身应加强对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和指导，进一步做好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大力推进无偿献血事业，对血液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政府在急救事业上应加大投入，加快设备更新步伐；红十字会应创造条件积极参与老年事业和助残事业等（该书290页）。

在最后的“附录”部分，作者援引其它媒体对自己的报道，对奋斗了22年的红十字人生作了事迹记载和评述。这一专题虽只收录了三篇文章，却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作者在红十字事业第一线是如何勤奋敬业尽职、帮扶弱势群体、解囊救助灾民、节俭廉洁奉公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苏州人关爱同胞、博爱人群的精神风貌。这从《口述人生：我是一个爱心中介》一文可见一斑。文中，作者叙述了四川地震后苏州红会接受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群体、外籍人士排队捐款捐物等场面，回顾了自己到江西九江、黑龙江大庆救灾的实况和历险。简而言之，附录是对作者本人以“第三人称”口吻的红十字工作的回顾及其人生感悟。

二

本书作为郝如一所发表作品的集萃，将实务与理论结合，既对我国红十字文化传播进行了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现实维度的介绍，又对海外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实践经验进行学习总结，并对国内红十字事业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地反映了红十字文化发展要求。总体而言，本书特色鲜明，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称道：

其一，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启迪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不可避免地给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带来影响，也给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红十字文化传播特别是红十字品牌的打造带来挑战和机遇。本书顺应时代需求，重视对实务的反思，将近年来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实践以及部分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形成了较有特色的红十字文化传播和建设的独特理论观点。例如在论述宣传与筹资的部门设置问题时，作者认为：宣传与筹资不宜整合到一个部门，否则容易导致歧义和误解。一方面，红会机关各部门都应承担各自的宣传工作，形成人人都会做宣传的局面；另一方面筹资也不该只是筹资部门的事情（该书245页）。作者的理论探讨是对我国尤其是苏州地区红十字事业发展实践的总结和贡献，既对当前红十字运动研究有“添砖加瓦”的作用，又对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其二，本书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与系统性。较为突出的是对“红十字文化”内涵的参考界定：从精神理念文化层面讲，是指人道主义宗旨、博爱与奉献精神；从法律制度文化层面讲，是指人道救助所遵循的国际人道法、“七项基本原则”、我国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及其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从标志形象文化层面讲，是指全球公认的人道主义标志——红十字旗帜及其保护性和标明性用途；从理论研究文化层面讲，是指对国际、国内、地方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实践、经验、创新、制度、人物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期将欧洲传入的红十字文化“中国化”，并形成指导我国人道主义实践的红十字运动理论（该书175页）。这既为全书内容确立编纂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有助于读者系统地认识红十字事业，也更利于红十字文化的传播。

其三，本书具有社会性和可读性。字里行间凸显了人道博爱精神，贴近作者的工作实际，贴近群众的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以新闻报道篇为例，作者所报道的人物既有专家学者，又有普通百姓，将红十字文化真正与普通群众生活相联系，利于实现红十字文化的大众化。在表现手法上，作者扬其擅长总结归纳的特点，尽量运用形象、直观、通俗、顺口的语言记述人物或事件，使之更易于被阅读理解。例如，为便于社会人群更好地理解中国红十字事业，作者归纳并首创出好懂好记的“一二三四五”，即：一百历史（红十字会成立100多年）、两大特点（红十字会法、国家主席出任名誉会长）、三人理念（人道、人权、人文关怀）、四救职能（救护、救灾、救济、救助）、五捐业务（捐款物、捐血液、捐骨髓、捐器官、捐遗体）。（该书173页）。如此“创新”的理论观点和宣传方式，既有利于认识红会，又便于读者记忆，更有利于红十字文化的广泛传播。

其四，本书结构清晰，语言严谨。作者是一位心思缜密的红十字会人，善于观察思考，勤于动手写作。而身为苏州市红十字会主持工作的前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经历，更给了他“我手写我心”的良机。长期的写作使作者积累了多种文稿，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我有别人不一定具备的优势”。为此，作者采用专题介绍的结构形式收录多种文稿，包括人物访谈、工作研讨、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杂谈随笔、考察报告等，全书结构一目了然。专题的不同，带来本书语言风格的差异。记录人物访谈内容时据实书写，报道社会救助新闻时也遵循“秉笔直书”原则，而在抒发个人见解的随笔中，作者则用诙谐讽刺的语言妥善地表达个人观点。例如为了劝告世人约束自己的不人道行为，作者以果子狸的口吻规劝人类吸取教训，幽默通俗之余发人深省。但不管文章归属于哪一专题，思维逻辑、文章布局的严谨性是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反映出作者踏实认真的态度。

其五，本书体现作者的人文关怀，彰显姑苏人的红十字精神。作者从事红十字工作20余年，红十字运动中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对其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作为红十字人，作者说：“红十字会的工作和服务对象大都是弱势群体，我们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就是我的愿望”（该书319页）。他的话虽然朴实，却体现了作者关注现实问题的人文关怀。而本书文章多以实务为切入点，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审视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体现了作者从事红十字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另外，全书大部分篇幅的记录和论述以苏州红十字事业发展中的人或事为例，使苏州市民的人道精神得以彰显，反映了红十字文化传播在苏州文明城市建设中的实践及成效。

三

阅读该书，可以感觉到，作者正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问题、关注弱势群体。这启示我们，落实华建敏会长不久前提出的“两论一动”（舆论、理论、行动）重要指示，既要对历史上的红十字运动多加研讨，还要密切关注当今红十字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在研究红十字运动中的人物时，既要重视名声显赫、功绩卓著的人士，又要关注普通大众中默默为红十字事业做贡献的群体和个人；在关注当今红十字文化传播时，既要注重文化内容的丰富，又要追求传播形式的多样，使红十字文化日益大众化。

不可否认，这本书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理论研究不够宽深、红十字救护培训、学校红十字活动等方面涉及较少。但是，瑕不掩瑜，该书紧紧围绕“红十字文化传播”的主题，介绍红十字文化传播中的实际问题与理论研究成果，叙事论理，述评兼备，既具现实性又具思想性，给读者以力透纸背之感。该书的出版，对于增强人们对红十字的了解，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对于今后红十字事业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江苏省红十字会会长吴瑞林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本书既可供同行交流阅览，更可为后来者捧读研习”。郝如一虽然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红十字会工作岗位，但该书是其为红十字事业不懈奋斗的写照，向读者诠释了其割舍不断的红十字情缘。在22年的工作中，他以新闻记者的社会洞察力、社会学家的问题分析法、专家学者的认真态度、红十字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向读者展示了红十字文化的内涵、传播的途径、存在的问题、发展的目标等。作者对红十字事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将成为中国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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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Mon, 31 Mar 2014 04:55:29 GMT

社会工作在流浪儿童救助中的介入

吴琼

随着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流浪儿童问题日渐凸显，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据保守估计，全球流浪儿童的总数至少在1000 万以上，他们是儿童中的特殊群体，数量不容小觑。在我国，来自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4.6 万人次。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民间组织层面，对流浪儿童救助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社会工作恰好是其有效的补充。

一、当前流浪救助存在的问题

流浪儿童问题引起政府机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的广泛关注，政府和民间组织采取措施对流浪儿童进行救助，成绩取得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政府救助系统不健全

目前，我国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主要是由政府承担，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救助和保护流浪儿童的工作，其他像公安、司法、卫生等部门只是协助救助。政府职能机构大包揽似的管理方式难以满足新形势下流浪儿童的救助需要。数据显示，自2004年至2009年底，全国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81.5万人次，每年只有15万名流浪儿童得到救助，救助中心现有的条件也较简陋，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很低，流浪儿童必需的衣、食、医疗、安置等均无专项经费，工作难度很大。[①]可见，单凭政府的力量，无法满足大规模、全方位的流浪儿童的救助服务要求。

其次，《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在一定程度上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起到推动的作用，但是缺少相对独立的流浪儿童救助管理办法。[②]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环环相扣、缜密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因此，有关流浪儿童的预防、救助和安置工作缺少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平台，很多机构还是把流浪儿童与成年人救助统一管理，这样不利于对流浪儿童开展个性化、专业化救助以及权力的维护，也不利于流浪儿童更好地回归社会。

再次，救助主体单一，救助方式程序化。大多数流浪儿童是由公安、民政部门介入送到救助站，救助站提供基本的食宿，查询流浪儿童家庭地址，最后通知其家人接回或者护送回家。在这一过程中，救助站是主要也是唯一的救助主体，而救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人手不足，除了照看流浪儿童基本的生活必需外，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来对儿童进行辅导教育，帮助其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与之前的收容遣送虽然存在理念上的差异，但根本模式没有改变，即在对收容的儿童进行差异救助之后还是会护送回家。

(二)社会民间组织体系不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民间组织成为一股新的力量，它具有独立性、公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公共事务中成为政府救助的补充。像耳熟能详的中国红十字会，像李连杰的壹基金等慈善机构都逐渐参与到流浪儿童救助之中，但民间组织同样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民间组织的公众信任度不高，比如前段时间炒作的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瞬间引发了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质疑，掀起了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可以确切地说，公信力是红十字会工作的生命线，失去民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红十字会在慈善救助道路上很可能走下坡路。

其次，民间组织不够规范，管理混乱。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红十字会组织实行科层制, 从中央到县，一共有四个级别。但各级红会的人力调配和经费保障都和总会没有关系，这就造成红会管理机制的失序和混乱。当需要为流浪儿童募集捐款时，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才会站出来，但其日常的具体业务、财政收入等红会总会都毫不知情。[③]另外，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公开，捐款人在红会官网的查询系统上往往只能查到善款是否到账，而对捐款的流向和使用情况无从知晓。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手足无措，没人能真正负责。

另外，民间组织提供的救助效率偏低，可支配资金有限。大多数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各界的捐赠，故资金的运转存在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资金的保值增值也存在一定问题，并且缺乏专业人员指导，难以满足流浪儿童的的特殊需求，这些都会大大限制民间流浪儿童救助组织的援助能力。

(三)缺乏专业的社工理念和人才队伍

新时期流浪儿童的救助管理是本着“以人文本”的宗旨，但是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理念，其意念形态还停留在收容遣送层面，疏于了解流浪儿童离家的真正原因，没有全面了解其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心理需求。多数救助站寻求的只是表面问题的解决，没有尊重儿童的个别差异，缺乏社工专业方面的心理疏导和帮助，使得流浪儿童在心理和情感上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很容易造成他们再次流浪，继续颠沛流浪在城市中，困了睡地铁站；饿了翻垃圾箱捡拾剩饭剩菜；甚至又回到小偷小摸，被人歧视、轻视的日子。[④]显然，这样的救助效果会非常不理想。一些城市救助站虽考虑到孩子的多方面需求，建立了多媒体教室、电脑室、阅览室、健身房等，但这些资源设施利用率不高，孩子活动的时间也有限，救助理想和现实救护情况存在差异，也就不能达到理想的救助效果。

社会各界呼吁流浪儿童救助必须走政府主导、公民广泛参与的道路，专家建议每个城市建立一个由民政部门、妇联、红十字会以及相关慈善机构组成的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国家应建立专门的公益基金和公益组织，同时与爱心人士合作，解决好流浪儿童从救助到教育乃至收养等一系列工作。笔者赞同积极引入“社会工作”救助机制，与政府和民间组织形成一个救助网络，为流浪儿童提供人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

二、社会工作者在流浪儿童救助中的具体介入

在流浪儿童的救助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必须从个体需求出发，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帮助流浪儿童摆脱困境。

（一）流浪前的介入

古语说，“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一个很好的医生应该能防患于未然，同样一个优秀的社会工作者也是如此，社会工作者应该尽可能预防儿童流浪，降低他们流浪的可能性。首先，呼吁政府对贫困家庭给予经济上的补助、政策上的优惠，帮助这些贫困家庭摆脱困境；完善关于流浪儿童救助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救助保护机制；打击不法分子拐卖流浪儿童、利用流浪儿童犯罪的行为，为流浪儿童营造一个安全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

其次，呼吁政府加强与民间组织以及慈善团体合作。2010年，国家彩票公益金注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公益慈善项目，在业内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一举措不仅是民间慈善组织为贫困家庭推出的一个专项救助项目，更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全新尝试。[⑤]民间慈善组织的服务相对于政府部门更加专业化和人性化，人道救助工作贴近救助宗旨和社会诉求，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基金会直接与贫困家庭接触，对他们的情况有充分了解，也有较为成熟的资助评审体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救助效率。社会工作者应该呼吁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合作，这不仅能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也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慈善意识，弘扬志愿精神，促使全民都去关注弱势群体。

再次，社会工作者除了借助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外，更要身体力行，积极介入。在流浪儿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家庭原因而出走的，我们要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社会工作可以采取个案、小组工作等方法介入这些家庭，以此来缓解家庭关系和矛盾。比如，有的孩子因为家长的管理方式问题、父母离异原因而有可能选择离家出走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个案方法来疏导孩子，还可以开展亲子小组来促进父母和子女的沟通。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帮助父母强化家庭对孩子的责任，提升家庭的抚育功能。

（二）流浪中的介入

社会工作在流浪中介入就是针对那些已经流浪在街头的孩子开展的救助工作。社会工作者利用外展路径，联合民间组织，大力开展街头巡回救助，在第一时间帮助流落街头的流浪儿童，对他们施以足够的人本关怀。具体方法是搜寻流浪儿童常去的场所空间，利用滚雪球的办法接近这个弱势群体，运用沟通、交流技巧打开流浪儿童的心扉，坚持积极、平等、尊重、真诚、宽容和理解的原则开展工作，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要；利用儿童受同龄人影响的心理，由已经接受救助的流浪儿童向仍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介绍救助站的生活，宣传救助服务的内容，告诉其流浪的危害；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尊重流浪儿童的意愿，有针对性地引导教育，决不强制流浪儿童接受救助；社会工作者还积极做好外展社会工作的宣传，通过网络、新闻、报纸，让更多的人关注街头流浪儿童。

(三)收容后的介入

对于已经进入救助机构的流浪儿童，社会工作者更应该从孩子自身的问题出发，结合现实需求，帮助他们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归社会，融入社会。

社会工作者应该对流浪儿童的家庭、学校以及受过的伤害进行走访调查，观察流浪儿童的行为，分析行为偏差的原因，针对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救助方案介入到救助流浪儿童本身。[⑥]比如，对失去亲人、父母离异等特殊情况的流浪儿童进行个案辅导，强化他们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引导，帮助他们提高自我认识的能力，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通过小组工作法组织集体活动，使得流浪儿童在良好的氛围中获得归属感，借助集体环境给他们回归社会注入希望。再比如，运用社区工作法，联合社区建立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开展关爱流浪儿童的活动，更多的关注流浪儿童心理层面的需求，建立“家庭---社区----社会”全新的救助模式，动员全社会给予流浪儿童温情关怀，帮助其回归校园和同辈群体之中。

面对大规模、全方位的流浪儿童救助，单靠社工的努力是不够的，社会工作者应该积极寻求外部社会资源的援助，联合政府、民间组织、慈善机构，扩充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民间组织可以利用掌握的社会资源为流浪儿童寻找家人或移送儿童福利院、儿童村等社会福利组织收养。2008年成立的宝贝回家志愿协会是国内第一家免费帮助被拐、走失、被遗弃者寻找亲人，同时也救助流浪、乞讨等儿童，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民间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用照片串起流浪宝贝回家路”的方式，给全国各地苦寻自己孩子的父母带去曙光。

与其他慈善团体相比，红十字会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更广泛的群众性，拥有专门的法律规范，这些特点使得红十字会所提供的服务以救助为重点，服务行为更具有自愿性，更有利于传播慈善文化和奉献精神。[⑦]所以近些年来，我国不少城市都与红十字会合作救助流浪儿童，建立全天候流浪儿童救助点、固定救助亭、类家庭以及救助小学，初步建立中心救助、流动救助和社区救助一体的救助体系；[⑧]红十字会还联合其他民间组织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集合社会力量支持来筹建儿童福利院，这也是对流浪儿童安置方式的一个很好补充。

三、简短结语

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运用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专业的工作方法、巧妙的实务技巧，修复流浪儿童心理与情感的创伤，矫正他们现存的行为偏差，弥补政府以及民间组织工作的不足。在参与流浪儿童救助工作机制中，社会工作者扮演了倾听者、引导者、服务者等角色，充分调动流浪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助人自助的宗旨目标。当然，流浪儿童社会救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广大社会工作者的积极介入，也需要家庭、政府、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努力，形成系统性的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网络，以提升流浪儿童救助的效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佚名：《流浪儿童多被不法分子控制生存现状堪忧》，http: / / www. China .com/ new s/gong.yl/.

[②] 刘日飞：《社会工作在流浪儿童救助中的介入及意义》，载《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11第1期。

[③] 焦子宇等：《慈善机构如何利用危机重塑公信力》，载《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6期。

[④] 佚名：《“蒲公英”亟待更多呵护，流浪儿童竟有两成反复流浪》，http://news.longhoo.net.

[⑤] 于佳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获5000万彩票公益金——政府购买民间服务的先河》，《公益时报》2010年4月24日。

[⑥] 王思斌：《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

[⑦] 张立明：《关于“公民社会”的几点思考》，载《红十字运动研究》2010年卷。

[⑧] 刘继同等：《“郑州模式”的制度创新、基本经验与未来发展方向》，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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