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中国红十字历史研究 http://www.hszyj.net/ zh-cn NBArticle yanghongxing999@163.com 目录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473 《红十字运动研究》（2014年第2期·总第35期）
 
目    录
 
[“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专栏
“两论一动”推进志愿服务团队建设………………………………………………………瞿大我
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再论红十字会职能的科学定位与有效履行………………孟纬鸿
准确定位　明确职责　合理分工
——关于优化上下级红十字会关系的探讨………………………………………………胡晓强
行动是最好的“品牌”……………………………………………………………………丁超英
青岛红十字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李然
慈善传统与嘉定红十字事业发展………………………………………………陶继明　江汉洪
理论研究：“心动”与“行动”……………………………………………………………池子华
运用“四大法宝”推进“两论一动”………………………………………………郝如一  刘斌
借、推、引——基层红十字行动的软实力………………………………………傅琦红  严明强
人人都是宣传员……………………………………………………………………………严明强
“两论一动”及其他…………………………………………………………………………吕进福
[理论园地]
中国红十字会的困境与出路…………………………………………………池子华  丁泽丽等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的契合与互补……………………………………………王方星
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人道”、“博爱”与“奉献”……………………………………陶维娜
[工作研究]
百年红会  人道篇章——纪念常州红十字会建会100周年…………………张云云  俞  坚
做好档案工作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的思考………………………………………刘迁  刘晓晓
[观察思考]
加强红十字会危机公关的几点思考………………………………………………………杨婷婷
[调研报告]
骨髓捐献，期待生命更多平等……………………………………………………………郝如一
[历史研究]
《韩非子》、《商君书》中的社会救济思想………………………………………………王云鹤
走出家庭：慈善活动与近代中国女性角色的转变………………………………………戴  娟
晚清义赈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朱煜洁
“孤岛”闪耀“双红十字”——抗战时期上海节约救难运动……………………………葛  琦
[杂文随笔]
深圳女白领之死：教训何在？………………………………………………………………郝如一
梁耀艺：11岁孩子伟大的生命壮举………………………………………………………郝如一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郭进萍  郝珺  丁泽丽  
编辑：池子华  袁玲  徐璐  庞向南  李欣栩
投稿信箱：dingzeli1990@126.com;chizihua@126.com …… [点击查看详细] ]]> Mon, 30 Jun 2014 03:11:28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3473 “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专栏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472    编者按：为加强红十字工作交流与理论研讨，推动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2014年5月15日，由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共同主办，上海市红十字会协办，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承办的“‘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在嘉定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上海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强、副会长张钢，嘉定区委副书记周金林，嘉定区副区长、红十字会会长李原，嘉定区政协副主席章宇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吴苾雯，副社长吕进福，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嘉定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丽萍，副会长汪丽萍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业界、学界代表80余人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吴苾雯主持，池子华做总结报告。
   2013年7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在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上提出，要“突出抓好‘两论一动’”。2014年1月19日，在九届五次理事会上，华会长再次强调抓好“两论一动”，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两论”，即舆论和理论，就是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抓好舆论宣传；进一步抓好理论研究工作，为红十字会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一动”，即行动，就是以服务困难群众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
   座谈会上，各地红十字同仁、专家围绕“‘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这一主题分别以《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再论红十字会职能的科学定位与有效履行》、《行动是最好的“品牌”》、《理论研究：从“心动”到“行动”》等展开广泛交流，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践探索和重要意义。
   会上，还举行了《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1918―2013）》首发仪式，马强、章宇慧分别为街镇红十字会代表、志愿者代表授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张丽萍主编，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池子华教授总主编）之一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展示了90年来红十字精神在嘉定薪火相传的历程。
   郭长江副会长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本次座谈会是在全国各地红十字会深入贯彻落实华会长“两论一动”重要指示的背景下召开的，很及时，很重要。参加座谈者畅所欲言，不乏真知灼见，对继续推动红十字理论研究、舆论应对及其他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特别是这种学界与业界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问题的方式，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他希望各地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对“两论一动”重要意义的认识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
   本次座谈会的举行，进一步加强了红十字工作的交流，对推进红十字理论研究、加快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开辟专栏，刊发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两论一动”推进志愿服务团队建设
瞿大我
 
   志愿服务是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一。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是弘扬红十字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是加强新形势下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志愿者团体是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践行“两论一动”，不断推进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建设，着重抓了以下三点：
   一、舆论先导，培育志愿服务文化，保持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的品牌效应
   品牌来自文化的自觉自信，红十字志愿服务品牌要凸显红十字特色，靠红十字文化来引领。品牌创建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因此，坚持广泛传播红十字文化是红十字志愿服务打造品牌的根本。一是发挥新闻媒体主渠道作用，营造有利于红十字品牌形象与品牌效应形成的舆论文化环境。嘉定区红会连续4年走进区广播电台直播室，通过“民生热线”直接与市民对话，介绍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和团队活动情况；连续3年在《嘉定报》上安排“三献”工作宣传专版；还通过市、区红十字会网站，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二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结合时代条件，深入挖掘，进行创作转化，赋予红十字志愿服务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嘉定区创作了全国首支遗体捐献志愿者之歌——《生命之歌》；根据本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事迹拍摄了电视专题片《生命的华彩》，创作表演了情景剧《大爱无疆》，还将此剧摄制成了微电影等；汇编了征文集《爱的传递》和《一瓣沁香》等，将红十字系统内的先进典型、先进理念和爱心情感通过文艺作品向社会、向群众传递，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感染作用，使全社会在情感共鸣中获得启迪，受到教益。三是不断开辟红十字文化传播阵地，搭建联系群众与沟通百姓的桥梁。坚持办好一份报纸（从《春蚕之家》小报到改版为《嘉定红十字》报，已编发22期）；建立区红十字文艺宣传队和红十字宣讲团，深入基层进行巡回宣传和巡回演出，广泛宣传优秀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引导市民见贤思齐，争做红十字精神的践行者。
   二、行动主导，深化志愿服务内涵，保持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的生机活力
   志愿服务重在行动，贵在坚持，尤其是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围绕着扶危济困、应急救援，面对着空巢老人、因病因灾致贫的弱势群体而开展的那些最接地气的服务活动是志愿服务赢得群众认同、获得持久生命力的源泉。一是骨干引领，建立共同愿景。充分发挥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中“领军人物”的引领和凝聚作用，在组织中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让组织的理念成为志愿者的信念，将个人发展与团队发展整合在一起，形成内聚力与忠诚度，让志愿者与团队的目标最大限度地接近，实现个人与组织共同发展。二是整合资源，开展各项活动。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组织开展活动，激发组织活力。为了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开展活动尽量做到“有机结合”：如与红十字会普法宣传结合，与重大纪念日和节庆活动结合，与市、区开展的志愿活动结合，与地区相关部门、社区开展的活动结合等，确保活动持续不断、形式多样、富有吸引力、效果明显。三是彰显人道，联系服务群众。以志愿者骨干队伍为基础形成组织网络，充分发挥骨干队伍的示范和协调作用，各志愿服务团队坚持向服务对象进行全覆盖、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对特殊对象给予特殊照顾。如嘉定区红十字会“助学成才”项目志愿服务队，由几十位退休教师为主要成员，对受助学生、学校班主任、学生家长、资助单位、资助人等开展全方位的联系沟通，对受助学生从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使受助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得到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同。
   三、理论指导，创新志愿服务制度，保持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的发展基础
   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往往都是专业性、社会性、系统性较强的项目。目前，从整体上看，志愿服务还处在初始阶段，活动开展还不够经常、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服务水平还不够高等问题均不同程度地在一些团队中存在。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红十字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制度化。一是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随着志愿服务工作力度逐渐加大，志愿服务工作的成本也开始增加，志愿服务的基本保障受到资金不足等因素的困扰。因此，可选择争取政府投入、爱心企业及个人捐赠等渠道予以解决。如嘉定区“春蚕之家”联谊会在筹备阶段即由上海嘉定曹王禅寺出资5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嘉定区遗体捐献基金”，为联谊会的活动提供了经费保障。二是建立健全规范管理机制。各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后，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虽然得到加强，但由于目前对志愿者的管理措施标准还不够统一，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缺乏控制力、协调力。所以，亟需从管理制度建设入手，制定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的各项工作制度，细化流程，规范操作。三是建立健全志愿者激励回馈机制。激励机制是维系志愿者服务行为的外在动力。虽然红十字志愿者的行为不追求回报，但作为志愿者所属组织的红十字会如果能及时给予志愿者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将成为志愿服务有序、有效开展的精神动力。嘉定区红十字会经过近几年努力，已形成区、镇和团队三个层面和目标激励、参与激励与荣誉激励三种类型的激励机制；还把社会资源引入志愿服务领域，扩大红十字志愿者的社会回馈覆盖面，如对全区60岁以上遗体捐献志愿者进行免费体检等，形成回馈制度，促使各个志愿服务队的凝聚力和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不断增强。
（作者系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志愿者）
 
 
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
——再论红十字会职能的科学定位与有效履行
孟纬鸿
 
   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与之相对应的“硬实力”，由此衍生出的“巧实力”相继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和业界的追捧运用。本文试图从红十字会硬实力、软实力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入手，以“两论一动”的理念思路为指导，进一步探讨红十字会职能的定位问题，旨在通过剖析核心业务的构成，探寻运行路径的优化，推动新形势下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巧实力建构。
   一、硬实力与红十字会核心业务
   所谓硬实力，通俗地讲就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是可感知、可量化的物态要素，它是各种实力的基础，属于支配性的实力。那么，红十字会的硬实力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二条明确了红十字会的七项职责，这其中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推动无偿献血；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可量化的部分，无疑是红十字会硬实力的范畴，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此后，红十字会一直努力将职能范围扩展到人道主义救助的更多方面，并陆续承担了一些新的工作任务，如国务院批准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有关部门委托的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目前通常把这些职能表述为“三救”、“三献”，并自我定位为“核心业务”。
   应该说，职能拓展的初衷和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但从硬实力与核心业务的内涵去审视“三救”、“三献”工作，我们也不难发现红十字会职能定位和职能运行，特别是核心业务界定上的偏差。一是硬实力认知上的片面。存在重硬轻软、重募集轻监管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自以为规模扩张、地盘扩大、筹资总额增加就是硬实力，以官员追求GDP政绩的思维去履行人道职责，且有些争取来的工作并不具备匹配的履职能力和相应保障；对“硬实力”运行偏差带来的负效应，即对软实力的损害更是估计不足；红十字文化软实力建设尚未纳入“核心”职能。二是核心业务界定上的错位。在“三救”中，作为传统业务的群众性初级救护培训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影响力；备灾救灾方面，赈济职能履行较好，现场救援能力则相对较弱；在慈善救助职能上的外延扩张，也没有带来应有的正效应。在“三献”中，只有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有国家授权，具备履职条件，可称得上核心业务；而在无偿献血、人体器官捐献上，仅仅是宣传，亦或表彰、缅怀等辅助工作，更不具备法制保障和人财物等履职的基础条件，似乎进不了“核心”业务，或者说还需要下很大力气创造条件才可能做成核心业务。三是组织角色定位上的游移。作为党和政府人道工作领域助手的红十字会，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工作上的角色定位却显得游移不定，有时充当行业管理部门，有时像个基金会，有时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的慈善组织，甚至错把“助手”当“主角”，自作多情地做一些力所不能及或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角色错位制约了职能履行的效果，表现为独特职能缺乏特色，传统职能缺乏影响，救助职能缺乏品牌。特别是在平时筹资中的同质化竞争，对人道与慈善组织形象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讨论表明，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无疑应涵盖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范畴。但到底哪些职能可以成为真正的核心业务，值得我们深研细究。笔者认为，“三救”、“三献”硬实力中可以打造成核心竞争力的部分和红十字文化软实力中能够支撑硬形象的部分才是核心业务的有机构成。红十字会一定要按照党政支持、百姓需要、红会所能、内外并重的原则找准自身定位，依法履行国际国内双重职责，突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健康的关怀，体现战时救护、灾时救援、平时救急的理念。要认清自己在政府人道主义工作领域的“助手”身份，在政府不宜出面的工作，如人道行动的社会动员中发挥作用；在政府公共保障政策难以覆盖的部位，做“拾遗补阙”工作；在政府不便出面的工作，如国际人道援助、民间外交、台港澳事务等敏感部位发挥作用；在倡导社会文明、引领公民责任上发挥作用。只有准确界定和切实履行“核心业务”，才能有效提升红十字会的核心竞争力。
   二、软实力与红十字文化传播
   软实力也是一种能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以强迫或收买为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无形力量，诸如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体制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一个国家的强盛要靠软实力打造，一个组织的战斗力要靠软实力保证，红十字运动的普及更需要靠软实力推动。当前，软实力的打造对红十字会这样的社会团体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红十字会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具有鲜明红十字特色的文化，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独特理念。人道理念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强调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表现为一种站在公正、中立、独立立场上的普世价值观，它是红十字运动产生的独特的人文基础，深深扎根在全世界各种文化类型之中，这种独特的精神理念，成为红十字运动遍及全世界的源头活水。
   二是精神引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是红十字文化的根基，表现为对所有人，特别是最易受损害或陷入困境的人深切同情、关心、爱护的博大胸怀，在人道、博爱情操下出于内心自愿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而无私付出的高尚行为。人道主义宗旨、博爱与奉献精神，体现人类互爱互助的全球共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时强调，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
   三是法律制度。亨利·杜南先生在150年前的天才构想和伟大实践，把人道主义从伦理学范畴引伸到法学范畴，国际人道法、七项基本原则成为全世界红十字运动的行为准则。在我国，红十字会法、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红十字会章程的颁布实施，以及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等工作规范的建立完善，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四是标志品牌。“红十字”是全球公认的人道主义标志，也是红十字运动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的表征，其保护性和标明性用途凸显了红十字运动神圣不可侵犯的人道形象，红十字的品牌价值深入人心，有红十字会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五是理论指导。红十字理论研究无疑是红十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国际国内红十字运动的历史与人物、理念与实践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体制、机制、法制的研究，对各地人道行动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实现“红十字文化中国化”，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理论体系，这对于引领全社会人道行动，打造红十字会软实力意义深远。
   六是从业形象。红十字人的道德修养、奉献精神和行为规范也是软实力的有机构成。这种素养表现为对最易受损害群体同情与怜悯的内心柔软；表现在帮助他人时，心怀仁慈，呵护备至；表现在行为上发自内心，不图回报；表现在对受助人精神和人格上的尊重，且总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维护和遵从人道，等等。
   七是社会公信力。这是红十字会软实力的一个综合指标，既包括理念、精神、法制、管理等无形力量，更有硬实力运行效果的社会判断，即具体人道行动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所有这些都是红十字会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实力不仅是红十字文化的优势所在，也是当今社会的最稀缺资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机构成的红十字文化软实力同样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她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要素，可以镌刻于人们的脑海里，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甚至蛰伏在人类的集体记忆深处，影响着个人、群体、国家乃至人类的人道行为。打造红十字会软实力，建设先进红十字文化，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三、巧实力与“两论一动”的深刻内涵
   巧实力是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系统目标的一种能力。如何合理配置硬实力与软实力，着力打造红十字会的巧实力，必须首先厘清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关系。硬实力、软实力两者都是以影响他人行为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但有时相互加强、有时相互干扰；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一定条件下，硬实力与软实力可以相互转化；硬实力的不当运用，会产生负效应，损害软实力，而强盛的软实力，恰恰是一种硬形象；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构成比例又是动态的，需因时因势而变，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两者是一种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关系。
   这种整合兼顾的巧实力思想虽然是舶来的，其实早在2500年前就为中华文化所认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易传·说卦》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文子·道原》中说：“欲刚者则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柔即刚，积弱即强。”这些都是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的巧实力思想的源头。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并上升为管理学科，且成功运用于社会实践，显然我们还不及美国学者和政治家。
   近年来，由于“网络事件”的误伤，红十字会的软实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并进而削弱了硬实力的发挥，在这个特定时期，提升红十字软实力的份额，比打造硬实力显得更为迫切。如何科学配置、综合运用硬软两种实力，构建新形势下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巧实力，“两论一动”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路径，提供了方法。“两论”将红十字会软实力的打造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抓舆论，在于改善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抓理论，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加科学地界定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加强对人道行动的理论指导；“一动”作为人道行动的硬实力，只有在“两论”的指引下，才更加有效有力有作为，进而以行动力提升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以软实力展示硬形象。以“两论”和“一动”的科学配置构建起红十字会的巧实力，这正是“两论一动”深刻的思想内涵。
   综上所述，红十字会的特质就在于她的人道价值、国际影响和承担本国政府“为难”之事的助手身份，这也是其它组织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在界定和履行红十字会职能时，一定要以“两论一动”为指引，既注重硬实力的打造，又在意软实力的提升，既需要兼顾施用、适时运用两种实力，又需要让二者都具备坚固的基础和真正的实力，这样才能有效地使用和发挥好巧实力，产生1+1＞2的效果，从而走出一条科学化、特色化、个性化的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巧实力之路。
（作者系江苏南通市红十字会秘书长）
 
 
准确定位　明确职责　合理分工
——关于优化上下级红十字会关系的探讨
胡晓强
 
   华建敏会长从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历史的高度，精辟的提出了当前各级红十字会要着力“两论一动”的重要论述，这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更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舆论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则是理论成果和舆论成效的体现，也是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拟就理顺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粗浅探讨，力求在理论认知上厘清关系，进而在实际行动中上下协调，相互联动，更好行动。
   一、上下级红十字会关系现状堪忧
   按照国际红十字运动7项基本原则中“统一”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因而在我国就只有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也就有了我们常挂嘴边的“全国红会是一家”之说。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职责分工之别。
   近来，在与一些关心红十字事业的社会人士和潜心红十字工作的业内同行交谈中，不少人都觉得，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的“组织”和“职责”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的“职责与权利”和“组织机构”，都仅规定了红十字会的一般职责和义务，过于宽泛，让人无所适从，以致在我们红十字会系统内，存在上下不分的乱象。一是定位不清。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领导被领导关系，还是指导被指导关系，目前尚无依据可循，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上级难堪，下级盲从，上下级都尴尬的状况；二是权责不分。各级红十字会具体应管什么、能管什么，分别有什么权利，比如分别能审批到哪一级红十字组织的建立、哪一层红十字机构的冠名、哪一种项目的开展、哪一类活动的兴办等，都没条文可依；三是任务不明。由于定位不清、权责不分，带来各级红十字会的任务不明，哪级红十字会具体该做什么、可做什么，没章法可遵，让人摸不着头脑，理不清头绪。
   二、上下级红十字会关系问题凸显
   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定位不清、权责不分、任务不明所衍生出来的种种弊端已逐渐显现。尤其是在近年红十字会所遭遇的一系列舆论风波中，更是暴露无遗。其带来的主要弊端：一是功能紊乱。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没有明确定位，相互不知身在何处、舞台在何方，自然不懂应扮何种角色、上演哪一出剧目。于是乎，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角色倒置、各自功能难以体现在所难免。如有的省级红十字会越俎代庖，包办应急救护员培训、包办直到村、社区、小学红十字会建立的审批，甚至“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社区之类的冠名开展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活动。更有甚至，有的省级红十字会还与所在地的市级红十字会争抢培训资源、募捐市场、宣传媒介等等。而有的市、县级红十字会竟也去给省、市级机构冠名，甚至去组织开展一些跨区域的全省性乃至全国性的活动等；二是作用难显。任务不明，直接影响着上下级红十字会各自作用的发挥，上级大包大揽，势必造成下级无所事事；下级好大喜功，无疑会给上级添乱，不利全局工作开展；三是形象受损。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功能紊乱、作用难显的直接后果，就是损害红十字会的整体形象。也就是说，作为上级红十字会有的是该管的没去管，管了也没管好，不该做的做了又做不好；下级红十字会有的则是应做的没得做了，不应做的去做了也做不好。如此种种，怎一个“乱”字了得。这样，不仅容易造成内耗，既不利上级功能体现，又妨碍下级作用发挥，更重要的是社会观感不好，影响红十字会整体形象和社会信誉。
   三、上下级红十字会关系厘清必要
   历史的机遇，现实的要求，社会的期待，正聚焦于红十字和红十字人。因此，厘清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关系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我们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强化“重责有为”理念、弘扬“马上就办”作风、倡导“钉钉子”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干劲和韧劲，明晰权责，明确分工，进而各负其责，各履其职，有序有力有效开展工作。
   首先，要准确定位。关于上下级红十字会的定位问题，虽然《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第二部分第（四）款提出了“加大上级红十字会对下级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业务指导、工作监督力度，下级红十字会主要专职负责人的任免提名要听取上一级红十字会的意见”的要求，但这不够明确，也没有钢性，不好操作和执行。参照《工会法》等有关法规，建议在《红十字会法》修订时，增加以下内容：
   “上级红十字会组织领导下级红十字会组织”、“下级红十字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红十字会批准”、“上级红十字会可以派员帮助指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红十字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下级红十字会主要专职负责人的任免，应当征得上一级红十字会的同意”等。这样，明确上级红十字会在组织建设和重要人事上的主导权，自然业务工作就好指导了。
   其次，要明确职责。作为国家红十字会，主要抓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出台、总体规划的制定和工作方向的引领、舆论导向的把握、资源配置的调控、典型示范的培植和经验的推广、全国性红十字会组织和冠名机构的审批等。如总会，主要就是要协调如《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出台、《红十字会法》的修订、“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进社区”、“博爱送万家”、“红十字急救掌上学堂”、“博爱家园”和“天使计划”等品牌的创立和推广，以及红十字救援国家队的组建、国际救援和民间外交国际形象的展现等。通俗的说，就是议大政管大局办大事，为基层红十字会出政策把方向。这方面，总会已做出了努力，也见到了成效。
   作为省一级红十字会，则是要根据总会的大政方针政策，协调出台符合当地实际，基层能操作的实施办法，策划组织具有地方特色、基层可实施的项目，包括全省性红十字会组织和冠名机构的审批，全省性工作的部署和指导等也就是承上启下，既对总会负责，又为基层红十字会说话办事。而没必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如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省级应在教材统一、师资培训、证号编排等环节上下功夫。又如，“博爱送万家”活动，省级负责编制计划、分配任务、下拨款物、收集汇总材料等即可，大可不必自己采购、自己派发。因为，全省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省红会本级力量又有限，倘若大包大揽就极易闹下“他要大米你送面条”、“他需网箱你给棉被”之类的乌龙，重蹈“XX小站进社区”、“捐赠万辆无动力车”等给人留下口实的覆辙。因此，上级红会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该管的管到位，该放的放彻底。
   作为市、县级层面的红十字会，则应发挥紧接地气、贴近群众、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运行机制灵活机动、体系开放、便捷高效等优势，协助上级红会解决一些延伸不到和无法顾及而百姓又期待的差异性、边缘性问题，把总会和省级红会的部署和要求具体化，并与当地实际相结合，灵活安排，精准细实，切实起到“轻骑兵”迅速高效和“人道助手”拾遗补缺的作用。具体就是要走村入户、进社区进企业，与工作对象面对面，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创自己有特色的品牌项目。如广东中山的“慈善万人行”、江苏苏州的“善字系列救助计划”、山东青岛的“微尘”、福建福州的“救助一个病患、解放一个家庭、影响一群弱势”活动，以及许多县（市）、区的“救护站点亮景区 ”等等，就有效的放大了总会“博爱送万家”、“博爱家园”、“救在身边”等总品牌在基层的效应，既发挥了基层红会潜能，让所在地百姓得到了实惠，造福了一方弱势群体，又能为上级红会品牌增光添彩，提升品牌公信力和影响力。
第三，要合理分工。借鉴国外同行和国内其它系统做法，我们暂且把省级以上红十字会作为“上层”，把市、县级红十字会称为“基层”。上层和基层的工作权责和任务应有所区别、有所侧重。
   上层：做大做强做优。一是做大人道事业。要根据国务院《意见》对中国红十字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定位，即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坚持高站位、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把中国红十字会打造成为“中国最具有社会公信力、最具有影响力、最具救助实力的人道组织”；二是做强组织队伍。按国务院《意见》要求，继续推进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建设，协调相关部委，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各级红十字会实现机构独立，人、财、物独立，并大力发展各级各类红十字会组织和按专业、分领域的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同时，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高红十字工作人员的职业化水平，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专业素质和敬业奉献、清正廉洁的红十字工作人员队伍”；三是做优品牌项目。进一步优化国务院《意见》要求的应急救援体系和中华骨髓库建设、应急救护培训，以及“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红十字博爱家园”、“红十字天使计划”、“红十字大病医疗救助”等品牌项目，持续推进项目落地、品牌接轨，不断增强品牌项目的集聚效应，使之成为“凝聚人道心、共聚中国梦”的平台和纽带，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张张名片、一面面旗帜。
   基层：做细做活做精，一是做细“三救、三献”规定动作。“三救、三献”核心业务工作，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一点差错、一时疏忽，都有可能会危及群众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因此，我们必须把核心业务工作，结合实际，具体细化到点对点、人对人，并使之常态化，常抓不懈，细水长流；二是做活特色自选动作。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推陈出新，充分发挥在一线、接地气，与群众联系更直接、掌握情况更具体、关系更紧密的优势，凸显“船小好调头”的功能，因地制宜，因事而动，相机而行，定期不定期开展一些或大或小，或长期或短期，群众能受益、得实惠、愿参与、好运作，灵活多样，个性化鲜明、地方色彩浓厚的各种活动；三是做精亮点项目。不贪大求全，不好高骛远，要以我们“人道为民”的工作出发点来确定着力点，根据社会热点来选准切入点，按照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来选准项目，精确运作，使亮点项目精准化、运作规范化、管理制度化，形成有成效、叫得响、能持续、受欢迎的自主品牌，进而达到“一花引来百花开”的“蝴蝶效应”。
   总而言之，全国红会上下联动，上层切实抓大放小，基层自觉精细务实，上层为基层鼓劲打气，基层为上层落实兜底，互为补充，互为因果，就一定能够作为更扎实，行动更有效，从而推动事业新发展，展示红会新形象。
（作者系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行动是最好的“品牌”
丁超英
 
   行动是理论的延伸和实践，是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浦东新区红十字会以行动为抓手，以创新为动力，推动红十字基层组织科学发展。
   一、理念驱动，用行动夯实基础
   基层红十字会往往面临工作人员少、流动性大、业务不熟练等问题。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注重“顶层设计”，提出了“创新团体管理模式，进一步夯实‘条块结合、全面覆盖、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红十字组织体系”行动目标。通过做大做强基层红十字组织，加快平台建设，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夯实基层组织建设。
   截至2013年10月底，新区红十字会共有基层组织286个，覆盖所辖36个街道（镇）、7家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以及243家公立学校，有会员555123名。建有居村红十字会小组1161个，社区红十字服务站990个，博爱社区131个。
   二、管理驱动，用行动突破瓶颈
   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发现，现存的基层组织状况与浦东开发开放大格局仍有不相符之处，与政府职能部门等相比体制机制存在着差距。
通过对辖区36个街道（镇）的走访、座谈、数据采集等一系列调研，区红十字会探索出基层组织建设新模式，创建了“区红十字活动基地——街镇红十字服务总站——社区红十字服务站”三级工作平台模式，全面创新的街镇红十字服务总站管理模式为区红十字会实践“两论一动”提供了行动的舞台。
保基本、广覆盖，给社区居民身边安个“家”。孤、老、病、残等弱势群体成为了红十字会发挥政府人道领域助手作用中关注的焦点。开辟专业的、标准化操作的红十字服务站，是帮助困难群众、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也是基层红十字组织施展身手的重要舞台。区红十字会自2012年起，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今年已基本实现两个“全覆盖”：全区36个街镇将全部建有红十字服务总站、1161个居村社区全面建成红十字服务站，把红十字关爱延伸到社区的每个角落。
   抓硬件、定职能，推行街镇红十字服务总站“标准化”。浦东新区街镇红十字服务总站实行“标准化”建设。在硬件建设上，突出体现在五个方面：地理位置便利、标志标识醒目、功能布局合理、设施设备齐全、环境独具特色。在工作标准上，融合红十字会核心服务职能，既能承担起基层红十字组织的“规定动作”，又根据各街镇实际，因地制宜，发挥各基层红十字组织的“自选动作”。在人员管理上，区红十字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岗位形式，建立职业化、专业化的红十字会工作者队伍，使得服务总站在“区级审批、街镇招聘、双重管理”的新型运作模式下良性运转。
   讲效率、求科学，建立基层红十字组织信息化平台。为减轻基层红十字组织的信息统计工作量，降低手工操作中的错误率，新区红十字会通过软件设计、采集数据、平台操作，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科学、便利、动态、准确的基层红十字组织信息库，街镇、学校、团体会员单位均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信息输入，新区红十字会以科学管理手段提高了服务水平。
   三、机制驱动，用行动探索创新
   基层红十字组织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发展，以创新推动发展。当前，浦东新区红十字会以机制创新为着力点，积极探索，努力尝试，逐步变红十字会“独唱”为“大合唱”，把“社区联动”打造成为推动基层红十字工作的新动力。各街镇、各社区结合现有工作特色和优势，通过推行“六大联动”，探索开放、集成、高效的新型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基层红十字工作的深度交叉和融合。
   浦东新区红十字会通过创新实施社区红十字工作“六大联动”机制（即“与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联动、与职能部门联动、与区域内的学校红十字会联动、与红十字医疗机构单位联动、与社团组织联动、与企业、商务楼宇联动”），有效地整合了社会资源，让红十字事业形成百花齐放、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四效能驱动，用行动树立品牌
   2010年12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到浦东新区考察红十字工作时，盛赞浦东红十字会工作是浦东社会建设的一张名片、精神文明建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两论一动”工作方略的指引下，新区红十字会在继承中谋求发展，在创新中力求作为，在实践中探求规律，在探索中积累经验；始终坚持开拓进取，探索创新的思路，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生机和活力，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2014年，融合“博爱家园”建设理念，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持续推进街镇红十字服务总站建设战略，延伸社区联动机制实践，将“博爱家园”建设成为红十字组织服务社会、群众欢迎的红十字品牌。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青岛红十字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李然
 
   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红十字文化，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扬，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追求。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深入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大力宣传红十字文化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提升精神文明程度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积极作用。建设具有鲜明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红十字文化体系，增强红十字文化软实力和传播的影响力，是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坚持历史与现实并重，形成红十字文化理论体系
   1.深度挖掘红十字历史，丰富红十字文化理论体系。
   红十字运动历史是红十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50多年的红十字运动史，也是红十字文化的成长史，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史。近年来，我会深入挖掘红十字历史文化，聘请热心于红十字文化事业的社会专家学者，首创成立红十字文化研究会，依托中国海洋大学成立了红十字文化与公益组织研究中心，启动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历史文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战争受难者的保护》翻译工作，完成了21万余字《青岛红十字会百年史》编纂，翻译出版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传记《红十字之父——亨利·杜南传》和《红十字之魂——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传》两本传记。举办“一个设想的由来――纪念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逝世100周年”报告会，这些历史文献活动，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展现着红十字人道主义光辉，成为不朽的精神力量，激励着红十字工作者和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1914年，日德战争在青岛爆发。旅居青岛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发起成立青岛分会，拯救饱受战争之苦的青岛民众。自此，红十字得以在这片土地上星火燎原。今年5月8日，我们以“博爱，让城市更幸福”为主题，联合档案局等单位举办了纪念青岛红十字会建会百年图片展，通过400多张珍贵历史照片和纪念建会百年特刊，展现近代以来青岛红十字运动的艰辛奋斗与不朽功绩；五天里参观展览的人群络绎不绝，纪念建会百年徽章一度告罄。《青岛日报》发表社论，博爱让城市散发人道光辉，颂扬红十字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普世情怀；多家媒体整版介绍红十字百年历程。目前，图片展览正在各区市巡回展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掘红十字精神的情感内涵和文化渊源，提高公民道德文化素养，我们举办微尘道德大讲堂公益讲座，通过全国道德模范个人事迹报告，阐释了孝道德行传统文化理念，凝聚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学做微尘、参与公益。
   2.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新红十字文化理论体系。
   红十字文化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需要不断丰富时代内涵，紧跟时代精神，在服务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我们将文化建设和传播融入全市文明建设大局，不断赋予红十字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努力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展现其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促进市民文明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以“人人做微尘，共创文明城”为主题，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部门共同举办“我和我的城市共奋进”系列活动，开展博爱人间微尘公益大行动，不断推出市民身边的先进典型和道德楷模，寻找身边的新“微尘”，弘扬社会正能量，传递社会新风尚。积极培育塑造新时期城市精神，我们举办“博爱与城市精神”论坛，深度展现博爱在推动社会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为培育塑造新时期青岛城市精神提供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们将弘扬微尘精神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每年10月份组织开展微尘公益活动月，积极培育选树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典型，弘扬微尘精神，促进社会公益意识提升。2014年青岛举办世园会，我们与世园会执委会联合启动“微尘与世园会同行”活动，成立微尘世园基金，举办品牌宣传推广、爱心公益救助、应急救护培训、应急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让公益精神与绿色理念交相辉映。
   红十字文化助力青岛建设，青岛的文明进步处处彰显出红十字精神。“辉煌60年城市经典”活动中，微尘被评为“推动青岛发展特别贡献奖”。
   二、坚持内容与形式创新，实现红十字文化舆论传播立体化、多元化、品牌化
   1.创新红十字文化载体，构建文化传播立体化。
   网站是红十字文化宣传的重要平台。我们充分发挥官方网站快速、及时、自主的优势，第一时间发布有关工作信息，根据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完善网站板块功能，配合各个时期业务开展更新宣传主题，吸引广大网友广泛参与，成为网民了解红十字的重要窗口，参与红十字活动的交流平台。2013年我会网站IP用户访问量21.13万个，较上年增长5.75%。
   打造公益宣传新平台。为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青岛的公益事业，服务社会建设，我会出版了展现青岛爱心公益人物的杂志《微尘》，坚持原创深度报道，深层次、多角度探讨红十字文化，通过记录爱心人物公益点滴，展现城市博爱精神。《微尘》杂志成为弘扬市民微尘精神、彰显公益人物先进典型的重要传播载体。
   顺应新媒体发展形势的需要，努力开拓新媒体传播新领域，开通了我会官方微博，即时解答网民疑问，回应市民关切，正确引导网上舆情。抓住移动互联发展趋势，推出了我市红十字会“博爱人间”手机客户端，首批上线救助申请、救护培训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登记、救护知识普及等交流板块，畅通了市民参与公益渠道，与网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充分发挥中国红十字“一报一刊”宣传作用，2013年，我市订阅中国红十字会报纸、博爱杂志较2012年增长27.6%，报刊订阅范围覆盖了红十字会理事、团体会员单位、志愿者服务基地、乡镇（街道）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和会员及捐赠款物较多的单位和个人，全市没有报刊订阅空白县，我会被评为报刊宣传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
   2.培育文化传播主体，促进文化传播多元化。
   媒体是资讯传播的重要平台。争取一家媒体，就多了一个红十字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我们与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建立畅通的协作机制，策划重大活动时，联合媒体共同参与，变媒体被动报道转为主动宣传，扩大了红十字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每年持续2个多月的十大微尘公益之星评选活动，媒体报道持续跟进，公益影响持续放大；联合青岛早报、晚报开展的“读早报晚报，做微尘市民”系列活动，媒体专门开辟版面，跟踪报道活动参与者，感召 325万人次市民群众参与献爱心，活动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堪称媒体与公益合作典范。
   公益广告投入小、社会反响好，日益成为广告运营商树立形象的重要手段。我们探索市场化运作方式，争取广告运营企业的支持，常年在机场、商场、出租车千余个电子屏以及沿街140个广告牌循环免费播发红十字公益广告，全市2000余辆4000多个公交车车载终端滚动播发救护培训、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公益短片，形成了浓厚的红十字文化宣传氛围，市民咨询报名积极踊跃。全市累计148万人次无偿献血，献血量达456吨；3万余人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51人实现捐献。
   3.坚持典型引领，实现传播文化品牌化。
   紧密结合红十字工作实际，从策划、深化和推广入手，不断强化微尘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打造品牌文化。一是通过印制纪念封、明信片、文化手册、宣传展板、折页、募捐箱等媒介强化微尘形象；二是整合社会力量，发行微尘银行卡，微尘合唱团巡演，聘请李永波担任微尘博爱大使，使微尘品牌力量更加凸显；三是编制全面反映我会品牌发展宣传短片，通过网站、多媒体募捐箱等媒体播放，举办“微尘与人道”公益组织发展论坛，深度扩展微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文化价值；四是以传播微尘精神为主线，先后举办微尘基金公益义演、央视主持人微尘公益足球赛、微尘基金梦圆慈善拍卖会以及微尘感动中国五周年感恩答谢音乐会等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公益、奉献爱心，微尘公益品牌享誉全国。近年来，我会通过设立微尘救助金，推出了20余个微尘救助公益项目，微尘基金累计筹集款物3700余万元，在全国16个省级行政区先后实施20余个救助项目，惠及贫困人群5万余人。微尘品牌荣获山东省著名商标，目前正在申报中国驰名商标。
   三、坚持理念与行动并行，增强红十字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
  1.以突发事件救援行动提升红十字文化传播力。
   行动持久的力量来自理念。在历次抗震救灾行动中，我们第一时间发出救灾呼吁，在报道救灾救援活动的同时，引导媒体深入采访捐赠者心系灾区的内心感受，深度报道救援志愿者危难相助的英雄义举，放大他们身上的人道情怀和博爱品格，激发张扬社会公益精神，使市民心灵受到洗涤，情感得到震撼，红十字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对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等16名应急救援志愿者不顾生命危险奔赴雅安灾区参与救灾的报道，我们彰显的是生命至上的理念。对12小时内救灾包运抵雅安芦山、甘肃岷县重灾区，30小时内发运30吨救灾物资的报道，我们传递的关爱的情怀。第一时间拨付10万元救灾金，调拨价值24.5万元650个救灾包发往灾区，动员社会捐赠救灾款物2526.05万元支援雅安救灾，我们弘扬的是博爱的精神。第一时间发布抗震救灾工作动态，及时通过媒体、微博、微信和网站即时播发社会捐赠、发送救灾物资情况，自觉接受社会及媒体监督，透射出的是我们追求公开透明的行为准则。
   2.以群众性活动扩大红十字文化的影响力。
   群众的认知、认可、认同，广泛参与是红十字文化影响力的生命所在。在广泛开展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宣传服务工作基础上，建成了全省第一个“青岛市志愿捐献遗体者奉献林”，成立了全省第一个“青岛市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建立了“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网上纪念馆”，为遗体捐献者举行了标志石安放仪式，每年清明节医学院校学生扫墓祭奠。近年来，近3000人登记遗体和器官捐献，417人捐献遗体，12人捐献器官，125人捐献眼角膜。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纪宇有感创作了歌颂遗体捐献者诗词----奉献林赋，在社会广为流传，奉献他人、延续生命逐渐成为广大市民普遍认同的红十字文化理念。
   3.以行为示范增强红十字文化的感召力。
   微尘公益行动的典型，丰富发展了微尘公益品牌。每年微尘公益之星评选活动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群众参与面之广，推荐人数之多屡创新高。每年评选的年度十大微尘“公益之星”，有坚持长年做公益，危急时刻越洋寻药，抢救罕见病患儿“小雪”生命的爱心市民，有十年来累计志愿服务万余小时的军休干部，有二十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的耄耋夫妇，有牢记社会责任、多次参与救灾的爱心企业等。这些先进典型事迹通过媒体宣传报道后，赢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同，形成了学楷模、做公益的浓厚社会氛围。在一批批微尘公益之星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市民自发以微尘名义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评选微尘公益之星的过程，成为一个弘扬无私奉献、关爱他人社会公益精神的过程。
   多年来，我市通过红十字文化行动，展现市民爱心形象，弘扬微尘精神，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深化红十字品牌的具体体现，成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态化，实现青岛率先科学发展，建设宜居幸福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两轮一动”重要思想，进一步发挥作为国际性组织的优势，突出青岛地域特色，将红十字文化和国际人道理念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坚持国际红十字运动传播与推进工作相结合，始终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为价值取向，发挥红十字文化在整合思想、引领风尚、传承文明、服务发展方面的推动作用，再创青岛红十字事业发展新辉煌。
（作者系青岛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慈善传统与嘉定红十字事业发展
陶继明　江汉洪
 
   教化嘉定素有乐善好施的慈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互融合，进一步滋养了古代嘉定民众的心田，从而形成了深厚的、具有嘉定特色的慈善文化底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博爱人群，服务社会”的红十字宗旨逐渐深入人心，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传统的慈善文化既相互融合，又一脉相承。嘉定的红十字运动有声有色，红十字文化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一、渊源流长的慈善传统
   早在北宋时期，嘉定就出现过一位叫赵铸的大慈善家，他热心造桥修庙等善事，被乡民称为“乐善居士”。
   嘉定建县之初，新建嘉定县学（孔庙），经费短缺。当时有位慈善家王子昭，先后两次向县学捐义田共达3302亩，充作教育经费。明万历间，南翔任良佑 “捐金二百两”，帮助修复嘉定孔庙。
   到了近代，嘉定出现了不少慈善家、慈善组织，并建立了能够长期、持续运行的慈善机构。如主要以土地和房屋为载体的义庄和宗祠，是家族式的慈善机构。困难族人可以从义庄领取口粮、衣料、婚丧嫁娶的费用、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还可以借住义庄的房屋、向义庄借贷等等。清代嘉定的胡起凤（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高祖）创办的“安定义庄”、曾铸创办的“瑞芝义庄”、顾溶（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父亲）创办的“承裕义庄”等，均名重一时。其中，曾氏瑞芝义庄有田地1580亩、房屋一所，折合白银11000两；顾氏承裕义庄有田地2320亩、房屋两所，折合白银20000多两。三个义庄的资助对象，除本族人员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嘉定乡民。宗祠规模和实力略小，如黄氏宗祠、钱氏宗祠、郁氏宗祠、周氏宗祠等，都是嘉定历史上著名的宗祠。宗祠办义学，资助清寒子弟上学；灾荒年份还会开粥厂，赈济灾民。
   义庄和宗祠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本族人员和部分乡民，范围较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嘉定又建立起了面向全县百姓的新的社会慈善机构。如专供无依靠的寡妇居住的“清节堂”、专门收养弃婴的“育婴堂”、专门在荒年平籴粮食的“义仓”、“积谷堂”、专门施舍棺木的“存仁堂”，以及专供贫困子弟读书的学校——义塾和专门收葬无主尸骸的义冢等等。
   无论是义庄、宗祠，还是社会慈善机构，都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嘉定渊源流长的慈善传统是红十字精神和活动的铺垫和基础。
   二、民国时期红十字运动的辉煌业绩
   1904年 2月，在日俄战争的硝烟中，“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 成立了 。嘉定人朱吟江、沈信卿、王引才、牛惠霖、项如松等，从一开就积极参与发起，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由此，嘉定传统的慈善活动，理念产生了飞跃和超越，从传统的济贫帮困的慈善资助模式，转向为大众服务的国际人道主义慈善事业发展。
   1924年“齐卢战争”爆发，嘉定成为重灾区，百姓流离失所。9月1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在战争硝烟中宣告成立。随后，南翔、娄塘、黄渡、安亭等部分乡镇红十字分会也都相继成立。
   嘉定红十字分会一经成立，便立即开展战地人道救护。战事期间，成功地护送了上万名嘉定难民到上海避难。嘉定实业家吴蕴初，以一人之力承担了100余名赴沪避难乡亲的食宿费用。外交家顾维钧成立了“嘉定兵灾筹振会”，筹款赈济灾民，共得善款4000元，其中顾维钧一人捐2000元。
娄塘红十字分会则从上海购买药品，开设避难所，收容4600余名难民，救治伤病员，施诊4146人次，掩埋遗尸31具，还对流浪人员提供食宿；乡绅王侍庭、潘指行、印霑伯等人还筹资，先后三次雇船救护3000余难民脱离险境。
   早在1919年8月，嘉定就已在城中沈家桥堍，建立了由政府及民间慈善团体共同支付经费的县临时防疫所，为百姓免费接种疫苗，救治病人。1926年7、8月间，高温持续，瘟疫盛行，嘉定分会适时建立嘉定县防疫医院，红十字会医生葛成勋等夜以继日，竭力施救。之后，娄塘、南翔、嘉定等镇，分别创办防疫所或防疫医院，开展防疫救治工作，为贫病民众施医赠药。
   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嘉定红十字分会同仇敌忾，全力配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派出担架队收治受伤的抗日将士，提供伤员治疗场所和药品；设立中国红十字会后方伤兵医院第十二医院，救治十九路军伤兵六七百人，一切药品都由嘉定分会供给。嘉定红十字分会还在嘉定西门设收容所，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嘉定沦陷后，红十字分会被迫中断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防治瘟疫传播，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复会，推举乡贤浦泳等七人为常务理事，出版专刊，中国红十字总会蒋梦麟等各界名流，纷纷题词，祝贺嘉定红十字分会复会。短短两个月，就发起募集善款国币2049万元。还接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拨给的大量药品，开设诊疗所，为贫苦百姓打防疫针和治病。
   民国时期，嘉定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红十字工作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适逢嘉定留日医学生葛成勋、周诗祁毕业返国，他俩与旅日医界同仁组织红十字会南京战地救护所，积极参加战事救护，葛成勋还把自己还在读书的妹妹葛成慧带去南京，一起从事救护工作。受此影响，后葛成慧留学美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即在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工作，多次向时疫医院捐款，并在嘉定开设诊疗所。留学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牛惠霖和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的牛惠生兄弟，回国后都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的院长，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名医，长期从事红十字救护工作。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牛惠霖率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东渡救援，获得日方赠送的纪念勋章。其他如张家璈、吴蕴初、杨卫玉、陈邦典等，他们都是应该载入中国红十字运动史册的重要人物。
   三、方兴未艾的当代红十字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红十字会活动一度停滞，但红十字精神依然受到有识之士的尊崇。1958年，嘉定县副县长、民主建国会嘉定县小组负责人、红十字热心人士潘指行先生逝世。根据其生前遗愿，遗体供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作病理解剖，开上海嘉定自愿捐献遗体风气之先。
   1962年，嘉定县红十字会复会，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文革”结束后，嘉定红十字会进入重要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恢复后的嘉定红十字会，积极投入“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备灾救灾、人道救助、卫生救援等活动。1983年，嘉定第二中学副校长、共产党员詹国栋同志，实现遗体捐献遗愿，开创新时期嘉定自愿捐献遗体新风尚。1985年，嘉定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援助活动，为非洲灾民募集捐款4.6万余元；1988年，嘉定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国际体育援助计划活动”，共募集捐款20余万元。
   1992年嘉定撤县建区后，嘉定县红十字会更名为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员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服务社会，为民解困，涌现了以毛颖珠、丁品元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红十字志愿者。毛颖珠女士20余年如一日，热心为孤老、残疾人服务，为群众治疗小伤小病，被誉为“孤老的女儿”、“活着的雷锋”，荣获中国红十字会先进个人、优秀会员。
   嘉定的慈善文化，历经数百年的积淀、发展，彰显出嘉定人的博爱情怀。近代发展起来的嘉定红十字会，融合慈善传统文化，以“博爱人群奉献社会”为宗旨，不断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发挥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作用。进入21世纪后，嘉定红十字事业进入了跨跃式的发展时期。一是逐步完善组织队伍建设。2004年9月嘉定区红十字会建制单列，同时成立红十字会事务中心，配置专职人员和办公场所。全区12个镇（街道）成立红十字会，教育系统红十字会和区级机关红十字工作委员会也先后成立，有4家医院创建为红十字医疗机构，全区建有红十字服务站158家，其中标准化红十字服务站101家。2004年嘉定区红十字会被中国红十字总会、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嘉定区城中路小学被评为全国红十字模范校；南翔镇创建为上海市红十字示范镇；嘉定区红十字会被评为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二是积极发挥政府助手作用。2008年至2013年，嘉定红十字会全面实施政府救护培训实事项目，共培训救护员7447名，普及培训64410名。在开展重特大自然灾害赈灾募捐中，自2004年以来先后为 5.12四川汶川地震、 4.14青海玉树地震、 4.20四川雅安地震等灾区募集赈灾款物，总计达4400余万元。为切实发挥红十字人道救助职能，先后设立“千万人帮万家”、“大病重病帮扶”、“光彩长者关怀”、“助学成才”等人道救助项目。项目库建设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至2013年，已累计救助1.94万余人次，救助资金达1723.76万余元。三是深入开展志愿服务工作。2009年成立“嘉定区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总队”，下设遗体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等9支分队和12支街镇分队；先后在区中心医院、敬老院、老年护理院等建立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基地，在区图书馆建立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红十字志愿者，2012年瞿大我被评为中国红十字总会优秀志愿者。目前，有3290余名志愿者加入造血干细胞资料库，其中12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有900多人登记捐献遗体（器官），有130人实现遗体（器官）捐献意愿，其中2人实现器官捐献。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使红十字会努力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
   总之，90年来，嘉定红十字运动在泥泞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虽曾数度中断，但“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人同此心，百川总归大海。随着嘉定地区经济实力的加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红十字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正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我们坚信嘉定红十字事业必将有十分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上海嘉定区红十字志愿者）
 
 
 
理论研究：“心动”与“行动”
池子华
 
   自华建敏会长2013年7月23日在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上强调要“突出抓好‘两论一动’”（“两论”即理论、舆论，“一动”指行动）以来，理论研究逐渐受到业内重视，加上《中国红十字报》“‘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活动的开展，理论研究被动的局面正在发生转化，这是令人欣喜的。
毫无疑问，理论研究是“心动”与“行动”有机结合的过程。只有把“心动”与“行动”完美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开创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所谓“心动”，是指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红十字人内心深处激起的共振共鸣，由衷认识到理论研究对繁荣红十字文化，提升“软实力”，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构建和谐社会、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理论研究的“心动”，是理论研究意识的内在机理，是理论自觉的体现。“心动”是“行动”的内生动力，只有“心动”，才会有“行动”的持续。
   所谓“行动”，是指理论研究意识付诸实践的过程。理论研究的开展，即“行动”，是“心动”的外在表现，是主观能动性的表达方式，是理论自觉的“兑付”行为。
   毋庸讳言，虽然有的红十字会在理论研究方面采取“行动”，但或者为了“造势”，或者出于“跟风”，或者迫于“形势”，或者啬于“投入”，浅尝辄止，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心动”。没有内生动力的驱使，不可能有持久的“行动”，只能是一种短视、短暂、冲动行为，昙花一现而已。
固然，有了“心动”，因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未必有“行动”，但突破限制，创造条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开展理论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自觉”，才是“心动”与“行动”的完美统一。
   那么，什么是理论研究？如何“行动”？
   笔者认为，理论研究并非高深莫测、令人望而生畏的“玄学”，也不能单纯理解为“研究理论”。实际上，广义上的理论研究，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凡与红十字会业务、会务有关的内容，都是理论研究的范畴，“三救”、“三献”、红十字青少年、红十字外交、传播国际人道法、红十字会之间的境内境外交流以及红十字历史与文化，等等，都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每一个方面，都有大量的课题需要我们去耕耘，都有层出不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探索。就拿“三救”、“三献”来说，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献血液、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哪一项工作不是千头万绪！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就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这就是理论研究。
   除了红十字会自身的理论研究外，红十字会“多边”关系的研究，也是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诸如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与市场的关系、与媒体的关系、与捐赠人之间的关系、与受助者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理论研究的大课题，都需要整合人力进行攻关。
不难看出，理论研究并不虚幻，而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学界固然责无旁贷，但同样也是每个红十字人的基本“业务”。
从“心动”到“行动”，理论研究还应该注意几个“结合”：
   一是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理论研究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而是一项长远的事业。因此，做好理论研究，应有基本的规划，宜根据客观条件，每年安排相关课题，列入工作计划，进行研究，同时，根据各地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需要，进行长远规划，使理论研究工作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
   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固然要关注现实，但不应该忽视历史。中国红十字会已经走过110个春夏秋冬，地方红十字会中，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也不在少数。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瞻前顾后”，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起来，理论研究才会有更深厚的基础，才能不断取得新的超越。
   三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即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虽然不可能像应用研究那样对解决红十字事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为应用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应用研究容易导向“空中楼阁”。因此，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紧密结合，不能偏执一端。
   四是“自力”与“借力”相结合。就红十字系统而言，除依靠自身的力量“自力”自主地开展理论研究外，还应该“借力”高校及科研部门的学术资源“为我所用”。“自力”与“借力”相结合，形成“合力”，取长补短，可以收到双赢、多赢之效。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就是多方合作共建的研究机构，成效显著，有目共睹。
   五是“互动”与“联动”相结合。理论研究需要交流、互动，互相切磋，分享研究成果。有的重点项目，需要多方合作，更需要加强互动、联动。互联互动方式多种多样，即将召开的“‘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就是其中的一种。互联互动的过程，是分享经验，形成共识的过程，对研究成果的传播、转化、推广，多有裨益。
   “心动”贵在有恒，“行动”贵在坚持。相信在业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红十字理论研究一定会出现繁荣兴旺的局面。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运用“四大法宝”推进“两论一动”
郝如一  刘斌
 
   早在2010年6月，华建敏会长调研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时曾经强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效的执行力、不竭的创造力、较强的公信力是各级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法宝”（笔者注：简称“四大法宝”）。在全国红会同仁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践行华会长“两论一动”论述的今天，我们重温他当年提出的“四大法宝”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法宝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践行“两论一动”的原生动力。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及发展，就是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以及国际红会中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鲜明写照。当年，杜南路过索尔弗利战场，如果没有这种大动恻隐之心开展伤兵救护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而是一走了之去做他的银行生意、过他的优越日子，那么，起源于伤兵救护的人道主义和“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以及发展了150多年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就不会出现或推迟问世。因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当是每个红十字人内心的原生动力。也正是这种动力在源源不断地推动红十字事业前进和发展。
当前，我们学习华会长“两论一动”的论述，首先就是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为践行“两论一动”的内生动力。无论是大造红十字舆论、研究红十字理论，还是开展“三救三献”核心业务等红十字行动，其原动力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果这个原生动力的缺乏或不足，都直接关乎我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进程，关乎我们为困难群众服务的质量，关乎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的高低。
因此，华会长对我们各级红十字会提出“强烈责任感”的要求，切实抓住了做好红十字工作的要害与核心。不仅当下管用，而且意义深远。
   法宝二：有效的执行能力——践行“两论一动”的根本保证。红十字工作的性质、任务、服务对象与其他部门具有一定差异，其人道性、公正性、中立性、独立性、突发性、应急性、群众性、国际性、不可预见性，往往比其他社会部门和服务机构强，有时还有特殊性。因此，红十字各级组织、每个成员开展工作、协调关系、执行任务的能力强弱、效率高低，都将直接影响人道救助行动效果。特别是在突发性的自然灾难发生时，有效的执行力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舆论宣传、理论研究，还是人道救助行动，我们追求事半功倍的社会效益，拒绝事倍功半的负面效果。
   然而，红十字工作的有效执行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广大红十字人通过培训和实践、探索和研究、行动和规范，在艰苦努力与坚持不懈中练就出来。对红会各级干部（尤其领导）而言，要有“三子登科”的本领：“脑瓜子”——工作上运筹帷幄、思路清晰，善于策划、擅长运作、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老业务干得扎实、新业务干得抢眼。“笔杆子”——各级红会干部都应该会写公文、新闻、论文，领导应该亲自动手写文章。“嘴巴子”——就是能说会道、能言善辩，条理顺、层次明。而非只会念念讲稿，不会即兴讲话。“口才好”的“佳境”，是当场打腹稿，出口皆文章，既有鼓动性又体现知识面和幽默感。
   各级红十字组织还要建立规范有序、科学合理的工作程序，这样我们的执行力就能在工作中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充分发挥。红十字行动为困难群众服务而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靠红十字人的有效执行力表达出来的。它又反作用于红十字舆论和理论，为“两论”提供了丰富的宣传与研究的素材。
   法宝三：不竭的创造力——践行“两论一动”的活力之源。红十字运动150多年历史，实际上也是不断创造、创新发展的历史。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伤兵救护，但不拘泥于战场救护这唯一的工作内容，而是顺应国际社会对人道机构的需求，针对人类遭遇的各种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创新理念，不断拓展，开辟新的人道工作领域，提供新的人道服务内容，创造新的人道救助方法。在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宗旨、原则、法律的前提下，各国红十字会也结合国情民情开展各种特色与品牌服务，都显示了红十字运动不竭的创造活力。             值此中国红十字会110年华诞之际，回顾沧桑历史，总结发展历程，百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留下的恰恰就是创新发展的足迹。正是不竭创新的活力之泉浇灌这朵红十字奇葩，才得以百年盛开、绚丽多彩。
   此时，我们深刻理解华会长关于各级红十字会要有不竭创造力的提法，准确地“点”到了我国红十字事业如何才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穴位”。而华会长关于“两论一动”的论述本身，就是他对当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理论创新的重要贡献。
   法宝四：较强的公信力——践行“两论一动”的生命力所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之所以生命力强大，会员国从150年前10多个发展壮大达到187个，就因为她用人道主义行动树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公信力，得到全人类的普世认同。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公信力，早在晚清建会起就有着良好的历史记录，这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厚达2500页的4卷本《〈申报〉上的红十字》里有着大量翔实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一以贯之地以较高的公信力赢得国际好评，两度当选联合会副主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红十字会在华东、东北特大洪灾，抗击非典，南方冰雪冻灾，汶川、玉树、雅安大地震，以及东南亚地震海啸、菲律宾严重风灾等数次重特大灾害救援中，以对受灾民众热情诚信的救助，以公开透明、规范有效的工作表现，一次次“调高”了公信力的“级别”。前两年，我们的公信力虽受郭美美引发网络谣言的干扰，但我们改进完善、加倍努力、严格规范，依然赢得信任、保持信誉。
践行“两论一动”，我们务必不能辜负华会长对公信力的期望，一定要像爱护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珍爱红十字运动的公信力，把中国红十字事业打造成国内民众高度信任，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人道救助专业机构。
（作者分别是苏州市红十字会前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红十字会宣传与筹资部负责人）
 
 
 
借、推、引
——基层红十字行动的软实力
傅琦红  严明强
 
   行动是理论与舆论的基础，理论与舆论的根基在于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十字理论研究与舆论建设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红十字行动。对基层红十字组织而言，创造性地开展红十字行动，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生命力所在。着眼于目前红十字组织机构的现实状况，要使红十字行动取得突破，形成声势，在基层一线工作中还须打造并发挥好红十字行动的软实力。
   一、在营造红十字发展环境上善于借势
   在红十字发展环境上，要营造浓郁、热烈、红火的红十字工作氛围，仅靠红十字会的几条人枪，显然捉襟见肘，必须善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通过借势借力，将各种社会资源为我所用。
   1、善借政府之势。在事关红十字发展环境的重大政策上，将红十字工作机制上升为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可以借政府之力，极大地拓展红十字组织的发展空间和社会影响力。早在2012年4月，嘉兴市府办下发《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红十字会关于加快推进现场救护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嘉政办发[2012]46号），将原本由红十字会外发的文件上升为市府办下发文件，极大地改善了救护培训工作的外部环境。2012年8月，嘉兴市委办、市府办出台《关于加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嘉委办[2012]54号），使我市红十字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2014年4月，经前后近一年的反复沟通、磋商、协调，终于促成嘉兴市委办、市府办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红十字事业的实施意见》（嘉委办发〔2014〕33号）。该《意见》结合嘉兴实际，在关于事业发展政策、新居民人道事业激励政策、应急救护培训机制、人道救助资金以及对红十字会的组织领导等五个方面取得较为重大的突破，这为嘉兴市红十字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
   2、善借部门之力。通过与各机关部门的横向联合，促使相互之间的资源和优势得以共享和互补，有利于红十字组织借助相关部门成熟的组织体系和机构网络，使红十字业务快速扎根基层。在此，我会从三个方面做好结合文章。一是在围绕中心上做好结合。今年，我会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治水办，围绕“五水共治”这一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红十字水上应急救援演练，使红十字业务得以拓展。二是在核心业务上做好结合。我会通过在警校、党校建立救护培训基地，使应急救护成为警察业务培训和党校主体班的必学内容；在器官捐献上，与公安部门加大合作，建立联络制度，与卫生部门联合，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三是在网络建设上做好结合。我会借助我省基层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这一举措，主动与综治办联系协调，将救护培训等业务融入到一个个“网格”中，既丰富了“网格”的服务内容，也使红十字业务找到了良好的载体和网络，使覆盖面得以向全社会扩展。我会与嘉兴市图书馆联合创建的“嘉图红十字学校”，则借助图书馆的广大读者群及乡镇图书分馆的成熟体系，为市民提供丰富的红十字学习内容。
   3、善借媒体之功。借助电视、广播、党报、网络等传统与新兴媒体的力量，多维度发出红十字信息，唱响红十字好声音，不仅是舆论建设的有力抓手，更是红十字人道传播的重要行动。在这方面，首先要让媒体多多了解红十字会，使媒体人对红十字人道事业有较全面的认知，这样方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一些因了解而造成的以偏盖全。近年来，我会每年都将救护培训送进市级主流媒体，让记者们通过亲身操作体验红十字会核心业务。我们还聘请知名媒体人担任造血干细胞宣传片的解说，担纲形象大使，媒体人也从中深受感动。其次，要多作换位思考，主动从媒体的兴奋点出发向媒体提供材料和线索。我会2013年在《嘉兴日报》等地市级及以上重要报纸刊发红十字报道114篇（不含县市区报道），其中头版13篇，图片25张，文字60343字，这当中的大部分篇幅，都由我会及时向媒体提供新闻通稿。再次，在红十字重大事件上，要主动出谋划策，协助媒体寻找新闻视角进行深入报道。去年我会举办的“嘉兴市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大赛”在嘉兴电视台全程录播并向全市播出，今年《南湖晚报》就我市第6例器官捐献者小孟熊的事迹进行连续报道23篇，实际上这些动作的背后都隐含着我会大量的谋划与协助。
   二、在发展红十字核心业务上善于推动
   通过借势借力，有利于营造发展红十字事业的良好外部环境，要使红十字核心业务得以全面推进，还有赖于红十字组织内部管理的强化。通过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红十字行动的有效和深入。
   1、以项目化推动筹资建设。在筹资工作上，实施项目化运作，有利于加强救助的针对性，使捐献者更易体验到善款的使用效益，从而提高捐献积极性，构建长效筹资机制，打造红十字人道救助品牌。在项目化推动上，我会在工作中做到三个注重。一是注重项目有特色。“红十字爱心病房”“红十字助成才爱心代代传”“博爱送万家”“困难职业病人救助”“爱肾基金”等项目，每一个都独具特色，如“红十字助成长爱心代代传”助学项目，专门用于帮助寒门学子圆梦大学，自2010年启动以来，已募集资金112.11万元，资助学生已达184人次。二是注重项目草根化。每个救助项目的设立，力求捐献来源广泛，能充分调动社会爱心。以“红十字助成长爱心代代传”助学项目为例，目前已募集的122.63万元，共计144笔，大部分为个人捐献，其中嘉兴市电影公司每年从“红七月电影博爱月”活动中所售的2万张电影票中每票提取一元钱进行捐助。三是注重项目形式多样化。在资金的募集形式上，除通过银行、网络、募捐箱等形式外，还注重方法的创新。比如专门用于帮助困难儿童的“阳光爱心聚乐部”基金，该项目定期在嘉兴电视台举办并播出“阳光拍拍乐”电视节目，目前已举办55期，通过竞拍筹集资金15.03万元。
   2、以制度化推动规范化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依法建会，依法治会，既是实现红十字会科学管理的基础，也是红十字行动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一个有生命力、有特色、有成就的组织，必然会有一整套有特色的制度。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红十字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我会大力实施“立改废”工程，对本会历年来的各项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梳理整合，或新立，或修改，或废止，从而形成了《嘉兴市红十字会工作制度汇编》，其中，新修订制度28项，计101页。重点在三方面作了完善。一是进一步完善自律机制，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科学决策、岗位管理、工资管理、档案证章管理等制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根据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合理配备财会人员，进一步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办法和资产管理制度。三是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注重长效，提升组织公益形象。
   3、以透明化推动公信力建设。良好的公信力是红十字会行动高效、运转良好的重要标志。从当前这一时期来看，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公信力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捐赠款物的接受和使用是否足够透明公开上。因此，要坚持做到“二公开二透明”（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并主动接受审计和检查，将透明公开作为推动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抓手。从2009年起，我会就对接受的每笔捐赠款物在门户网站实时公布；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则每年经审计后向理事会公布，从2012年起，每半年在门户网站向社会进行公布。从2013年起，我会开始实施按月晒账本，即每月公布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通过门户网站，详细公布每笔款物使用的时间、救助项目、受捐赠对象、使用金额、资金来源（捐赠人）等信息。2014年岁初，我会又将上一年社会捐赠款物的接受和使用明细情况制作成小册子，上门或寄送给每一位捐赠者，这使捐赠人十分满意。通过“款物捐赠即时晒，款物使用按月晒”，以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公益平台，此举有力地提升了我会的社会公信力，为各项业务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在激起红十字博爱情怀上善于引发
   基层红十字组织的行动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外部发展环境的营造和内部管理举措的强化上，更体现在如何激起志愿者的博爱情怀，引发善愿，进而促成真正的奉献善举。
   1、在生命关爱上引发真心。红十字生命关爱工程，无论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还是遗体、器官捐献，都只有依靠引发志愿者发自肺腑的真心，才能真正实现捐献成功。为了唤起志愿者捐献的大爱之心，必须以真情才能来换来真心。每次招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我会领导总是来到一线，并常常亲自宣讲，当会领导展示自己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的照片时，总是使台下听讲的人群自然升腾起由衷的敬意，进而激起向往之心。我会还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事迹制作成《捐献骨髓，大爱人间》的专题VCD向全市播放，今年，以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钱华的感人事迹为原型的微电影《奔跑》正式上线。这些，既普及了捐献的知识，更引发了市民的大爱之心。我市也由此连续三年获得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上，我市建成了“无语良师——嘉兴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让全社会对捐献者的奉献精神有了敬仰之所，为捐献者的亲属提供了寄托哀思的瞻仰之地。这有力地促进我市遗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健康发展，随着纪念碑的建成，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这个神圣的队伍中来。
   2、在扶危济困上引发爱心。扶危济困，救死扶伤，是红十字会的旨宗。要引起和激发社会各界的扶危济困的爱心，就要善于做好引导与服务。“红十字助成长爱心代代传”助学项目是我会较有影响力的救助项目，每年暑假，我会都要全体行动，并邀请社会爱心人士一起上门家访。2013年8月6日，冒着40.2度的高温，爱心市民许女士随着我会工作小组的脚步，走村入户，穿行在一条条曲折的小路上，全程参与了当天的贫困学子家访活动。许女士亲眼看到市红十字会工作小组与村委会、学生家长一一核实资料，察看学生家庭实际生活环境，当她来到秀洲区王江径一学生家庭时，面对乐观阳光的贫困生小新，许女士当即决定与他结对进行资助，其实许女士是工薪阶层，并不富裕。一整天的奔波和汗涌，却让许女士十分高兴，她说：“红十字会的工作认真细致，很踏实，你们的工作态度让我感动。”这样的工作作风，既使爱心人士亲身感受到贫困学子的救助需求，也使红十字会的工作得到爱心人士的直接监督，直接引发了市民的捐献爱心。每年岁末的“博爱送万家”，我会都邀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上门慰问，使这一爱心活动的力度不断得到加强。
   3、在志愿服务上引发恒心。志愿服务是红十字运动的七大原则之一。在实际工作中，想使一项志愿服务长期开展，非下一番苦功激发起志愿者的恒心才行。这首先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敏锐的眼睛。我会领导在一次闲聊中，无意间得知美甲店主陆春蕾的爱心心愿，于是马上接触了解，经过引导和努力，“红十字手足情修甲志愿服务队”诞生了，服务队自2011年8月组建以来，每月一次到老年公寓的修甲服务从未间断。除了善发现，还要真扶持。嘉兴市红十字水上应急救援服务队是我市知名的志愿服务组织，在该队成立之初，是经我会免费培训获得的“红十字救护员证”使其站住了脚跟。我会通过器材、经费、培训等真枪实弹的扶持，使上述两志愿服务队逐步成长起来。另外，对志愿服务组织还要多激励。物质扶持毕竟有限，精神激励更加要紧，要多向宣伟部、文明办、团委、新闻媒体等组织推荐志愿服务的先进事迹。我会的志愿服务组织“红十字爱心俱乐部”不仅不要红十字会的经费资助，其志愿者还每年向我会捐款数十万元，经我会推荐，被中国红总会授予“全国优秀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荣誉称号。　　
（作者分别是浙江嘉兴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秘书长）
 
 
 
人人都是宣传员
严明强
 
   面对当下国情，舆论工作显然是相当一个时期红十字会的重点工作之一。抓好红十字舆论建设，红十字人人人有责。
   一、人人都是宣传员
   唱响红十字好声音，绝不只是宣传部门的事，每一个红十字人都要成为宣传员，都要成为鼓手，都要吹响舆论引导的号角。要充分意识到这场舆论争夺战不仅仅只关系到红十字会的社会声誉，更关系到党和政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声誉。每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都要具备这样的历史自觉。红十字会系统的工作人员本就较少，如果我们自己内部再推三阻四，把舆论工作的职责推到宣传部门的身上，自己则高高挂起，那红十字会的声音必然变弱。所以，每个红十字人，都应切实承担起舆论职责，人人都应成为宣传员。在舆论阵地上，每个红十字人不仅自身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红会，还要发动广大红十字志愿者、红十字服务对象、红十字受助者以及亲戚、朋友、同学、故旧进行宣传，以一传十、以十传百，打一场红十字舆论宣传的人民战争。在芦山地震舆情纷杂之时，嘉兴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全体行动起来，在工作圈、朋友圈、同学圈、邻里圈努力宣传本会工作，首先取得身边人的理解和信赖，并通过身边人带动更多的群众了解红会工作。其时，我会还将《我是红十字人，我为红十字代言》作为全市红十字系统的必学内容，并通过QQ群、微信、微博等进行广泛的传播，市委副书记高玲慧看到这一转发时，对我会在舆论阵地上敢于亮剑、不言退缩的精神和举措也表示赞赏和支持。
   二、要勇于当面宣传
   利用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的确是新时代舆论宣传的基本形式。但是，也要避免把红十字舆论建设等同于媒体宣传的误区。的确，媒体宣传再怎么强调也不过份，今后更是只能加强，不能弱化。但同时，借助媒体并不是红十字舆论建设的全部内涵。在红十字工作一线，当面对基层群众时，每一个红十字人的当面宣传，用群众身边能够看得到的事实说话，往往更有说服力。虽然这种当面宣传的受众面比较窄，范围不够广，但往往宣传的效果十分明显，容易打造出一批较为忠诚的铁杆粉丝。如果红十字人都只会隐在媒体背后让他人为我们发声，而自己却不愿或不敢当面向身边人进行宣传，那舆论建设的效果显然达不到最理想的境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基层一线红十字人的坚守，用自己的言行让红十字精神发出光彩，通过面对面的当面宣传，营造一个个良好的舆论小环境，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逐步影响舆论大环境，才使我们的红十字工作在舆情风雨中仍然能够负重前行。这种当面宣传，在媒体失声失真的状态下往往更加弥足珍贵。曾有一段时间，面对汹汹舆情，有的红十字人甚至不敢说自己是红十字会的。这种自动弃战，三缄其口，任凭谣言飞舞的黯然状况十分不利于正确的舆论导向，显然没有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舆论工作职责。试想，如果我们连对身边最熟悉的人进行当面宣传都没有勇气和信心，又怎么可能让他们通过几篇报道就信赖红会？每一个红十字人在现实生活中，要敢于亮明身份，敢于应战，用一个个面对面的细致扎实的宣传工作，再加上大力度的媒体宣传，方能收获红十字舆论建设的芬芳。
   三、要重视无声宣传
   红十字舆论建设，除了面对面的主动宣传，大范围的媒体传播，唱响红十字好声音之外，还应重视无声的宣传，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舆论环境。接电话时的亲切友好，爱心人士上门时的起立迎接，交流时的热情周到，每页稿子上文字标点的正确规范，每项活动安排的顺畅高效，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认真细致……都是外界了解评价红十字会最直接最显性的一面面镜子。因此，每个红十字人都要力求工作的规范正确，使自己成为展现红十字形象最直观的载体，用自身的行为作为红十字精神最好的诠释。这种无声的宣传传播，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功效。每年暑假，我会都要在这江南最炎热的季节全体出动，对“红十字助成长爱心代代传”助学项目拟受助学生进行家访核实。2013年8月6日，冒着40.2度的高温，爱心市民许女士随着我会工作小组的脚步，一起走村入户，穿行在一条条曲折的小路上，全程参与了当天的贫困学子家访活动。贫困生小林见到工作小组时第一句话就很是激动：“今天气温这么高，有40多度，我以来你们不来了，想不到你们还来”。烈日下，高温中，大家因一整天的奔波和汗涌而尽显疲态，这却让许女士十分高兴，她说：“今天我亲眼所见，红十字会的工作认真细致，很踏实，你们的工作态度让我感动。”作为工薪阶层并不富裕的许女士还当即决定与一位贫困生结对进行资助。当每一个红十字人这样全身心地沉浸在红十字事业中，甚至没有意识到自身是在宣传时，往往最好的宣传效应真正显现了。
（作者系浙江嘉兴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两论一动”及其他
吕进福
 
   一、从“两论一动”提出到“‘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
   1、华建敏提出“两论一动”。截至目前，据我所知，华会长在不同场合至少6次谈到“两论一动”。
   第一次：2013年7月23日，在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上提出，要“突出抓好‘两论一动”；
   第二次：9月25日，在苏州召开的“红十字理论座谈会”上，再此强调“抓好‘两论一动'”；
   第三次：在南通视察时又一次提到；
   第四次：12月11日，在海南调研时，提出“融入发展大局，强化‘两论一动'”；
   第五次：2014年1月21日，九届五次理事会提出“强化五种意识，坚持‘两论一动'”，并对其内涵做了详细阐述，具体就是从三个方面做到“11个要”：一是增强阵地意识，抓好舆论宣传，具体做到“三要”：要用事实说话，坚决维护红会的声誉；要公开透明，把红会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告诉大家；要争取媒体的支持，广泛宣传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二是抓好理论研究工作，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具体做到“五要”：要把红会110年的历史看做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要立足于当前急需回答的实际问题，以理论成果指导和推动实践；要深刻阐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宗旨，把红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体系讲清楚，让人民群众都能理解和认同；要强调红会工作的本质就是守住生命底线和道德底线；要研究红会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问题及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三是突出重点，以服务困难群众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具体做到“三要”：要下更大力气抓好群众性急救培训；要抓住制约“三献”工作的瓶颈，构建有效可靠的制度保障；要抓住“一老一少”这两个最需要关爱的群体，竭尽所能提供人道服务。
   第六次：今年2月12日，在天津市红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了“两论一动”，勉励天津市红会《争当贯彻落实“两论一动”排头兵》。
综合起来，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揭示华会长的期望和思想：
   一是希望。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表明华会长对新时期红会大张旗鼓开展“两论一动”活动极为重视，对红十字事业更好发展寄于厚望。
   二是方向。“两论一动”的提出，实际上指明了当前形势下红会的主要工作和努力方向：认准方向，明确目标，心无旁骛。
   三是督促。六次讲话的整体意指、深层内涵以及思想核心是一个“动”字：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今时代，唯有积极、主动做好工作，才能抓住机遇、战胜挑战，而不是停滞、观望，更不是坐以待毙，是对全体红会人的激励、鞭策和督促。
   2、会领导指示宣传呼应，扩大影响，连续评论出台。华建敏会长第一次提出一个月后，8月29日，总会召开2013年宣传工作会议。会后，郭会长提出“请报刊社组织文章宣传呼应华会长的指示”。于是，有了10月15日开始的、以“学习华建敏会长‘两论一动'重要指示体会”为副题的3篇系列评论：《既要砍柴，又要磨刀》《扎实做好舆论工作》《关键是要“动”起来》三篇宏观评论；紧接着又刊发了池子化、郝如一的《红十字运动舆论与理论建设思考》一篇微观建议，共4篇文章，形成关于“两论一动”的第一波宣传高潮。
   三篇连续评论，主要表达了3个观点：一是从“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出发，讲明“既要砍柴，又要磨刀”，即理论实践并重的观点；二是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认识出发，论述了当前面临的主要机遇，为“两论一动”张本；三是表达了要行动，不要停滞、抱怨、观望、等待的观点。
   作用和意义：一是使“两论一动”作为一种观点或新提法，在媒体上得到了确定和呼应；二是对其基本内涵做了初步引申和发挥；三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系统内的重视。
   3、“‘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春节后不久，会领导指示，“两论一动”关键是要动起来，请报刊社搞一个征文活动，形成一个阶段性热潮，让各地更加重视起来。于是，有了从2月13日起连发4期的《“‘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启事》，以及后续所发的10余篇文章。
 
   二、目前研究情况分析
   “征文启事”发出后，各地积极响应。下面从征文的角度（而非关于红十字理论与实务研究的角度）对目前情况做些简单分析：
   1、一些稿子“接地气”，现实针对性较强，观点新颖、独特，提出了一些较具可行性的意见和见解；写作上，选题比较集中、突出、具体，论述富有逻辑性、层次性，道理讲得比较清楚
   比如，《运用“四大法宝”推进“两论一动”》（郝如一，刘斌）、《优化上下级关系》（胡晓强）、《建立理论研究的保障机制》、《理论研究：“心动”与“行动”》（池子华）、《敬畏舆论》（靳卫民）。
   2、也有一些稿子写得不太理想，存在一些问题
   内容上，有三个“较少”：有丰富思想文化含量的稿子较少，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的、有独特见解的深刻思想较少，与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更高主题的文章较少。
   形式上，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论题太大。题目太大，使论题太宽泛：什么都写，什么都说不透，大而化之。舆论说两句，理论说两句，行动说两句，而且互不联系，结果什么都是蜻蜓点水，什么都写得不深不透，陷入“大而空”。
说明：“两论一动”作为一个观点或提法，高度概括，内涵丰富，是个大题目，只是提供了一个论说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下，有很多可以谈论的具体的子话题、分话题；同样的问题，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谈。不是让你直接去讨论这个大题目（犹如“论科学发展观”）。
   二是像总结和报道。不像议论文。可能是“公文后遗症”发作，一提笔就是总结的味道：做了哪些工作、怎么做的。比如《“两论一动”看××之一“舆论篇”》、《××区红十字会用实际行动贯彻“两论一动”》，一看标题就是总结。
   三是观点与论据脱节。作者的观点、见解等未与具体工作、举措有机交融，水是水油是油，即论点和论据脱节。
   3、对下一步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是密切联系时代与社会发展特点，在更高层次、更高视角上观察、思考红十字工作，提出更有思想含量和现实指导性的深刻见解。
   内容上，可以研究110年丰富历史，以史为鉴，启示未来，把握规律，传承创新；当前形势下，则要立足现实和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开出富有针对性的有效“药方”。
   思想上，力求观点新颖、独特。
   方法上，可以梳理现象、总结经验，亦可探究原因、揭示实质，总结特点和规律等。
   二是论题要具体、集中。具体才能集中，集中才能突出，才能说清楚说透彻，比如“优化上下级关系”“敬畏舆论”“市级红会怎么‘行动'”这样的题目，切口较少，好下手，也容易写。增加内涵、减小外延，是缩小题目、“聚焦”主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是围绕主题，有层次、有逻辑地阐明观点。
   四是让论点与论据（事实）有机交融，使论据（事实）为论点服务。
 
   三、由“两论一动”想到其他
   下面，说远一点，谈谈由此想到的“其他”问题。
   1、理论研究滞后问题
   近年，《中国红十字报》“理论版”发表了不少各地红会工作者的文章，其中不乏有思想、有见地、有水平者。但总体而言，一是工作体会、经验总结多于理论升华，感性认知强于理性归纳，总体感觉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二是各地红会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实施的很多富有创造性的新经验、新方法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科学的概括、提炼，进而形成一般性认识。
没有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和人员，可能是主要原因。
   2、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与推动
   另一方面，缘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和推动，近几年我们又自觉不自觉地提出过一些理论或观点。这些理论或观点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推动作用，让我们具体而深刻地认识到了理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每一个理论或观点的提出，每一项理论研究成果的推出，都如划破夜空的闪电，瞬间为迷茫者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使其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简单梳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事实：
   （1）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及第一任会长的研究。让我们知晓并明白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过程、什么人如何成立的、初期开展的工作等。该研究以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回答了“从哪里来”的问题。
   （2）对红十字组织特殊性的认识。“三重赋权”理论的提出，基本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使我们对红十字组织的职能、定位、性质、特点，及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认识等立刻豁然开朗；使我们对红十字会的人道属性及其与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区别立时清晰化、明朗化；使我们对红十字与政府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辩证和深刻。
   （3）百年红会六个时期的划分和改革是红会必然选择观点的提出，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红十字组织的宗旨、精神、原则一以贯之；但其具体的职能、任务既有始终如一的（如“三救”，特别是战场救护），也有动态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工作侧重点略有不同。这一发现，不仅为当前的诸多改革找到了历史依据或渊源，也使我们在回答“向哪里去”时，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进一步明确了红十字会在当今社会的历史使命：全球化时代，如何使中国红十字会既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相适应，又与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创建中国特 色红十字会事业。
   （4）“大宣传”理念的提出，使我们对人道传播有了更深刻、广泛的认识，有了更开放的观念、更先进的理念，使我们的宣传手段、资源调动更加丰富、多样。
   （5）其他。“两公开两透明”的工作要求、用“三救三献”对核心业务所做的归纳、对“一损俱损，一荣不能俱荣”严峻现实的深刻认识，等等，都是对丰富实践经验的有力总结，分别对推动现阶段红十字透明化制度建设、核心业务的划分与明确、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观念等，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
其中，对“一损俱损，一荣不能俱荣”严峻现实的深刻认识，不仅让我们牢固树立了全国一盘棋的观念，而且深化了对七项基本原则中“统一”原则的理解：除了“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外，还内在地包含了行动与理念的统一、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统一等丰富含义。有此理解，再来解释“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动理念，既能从四项职能、核心业务的角度框定，又能从“统一”原则出发，做出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解释。
……
   一个简单的回顾，就让我们具体而细致地看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从狭隘的简单实用的角度说，理论可能是“无用之用”；从人类生产劳动的丰富实践的角度说，则“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但是，遗憾的是，以上理论或认识，多数只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性判断，多数停止于观点的提出、认识的产生，没有形成对其丰富内涵的深入研究、详细阐述、规范提炼，更别说形成一定体系、广泛传播。
   事实一再证明“理论指导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做好“顶层设计”，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提高对理论研究的重视，毫不犹豫地提高对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和重视。
   3、实践呼唤理论研究
   1）对未来形势的基本判断。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未来一定时期就是“后网络事件时期”，红十字工作面临的基本形势可以四点概括：
质疑的声音依然会如影随形，舆论的天空依然会有“雾霾”；理性的声音（质疑质疑的声音、正面说理的声音）开始响起，会在一定程度上像风驱“雾霾”一样对负面声音起到一定稀释作用；政策法规的规范、引领作用逐渐显现，将对慈善市场发挥更多的约束和促进作用；公益环境缓慢回暖，善者愈善，不善者渐少。总体判断：谨慎乐观。
所以，未来的工作要求应该是：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扎实有效，多做实事。
   2）理论和舆论工作的几个着力点思考。就理论和舆论工作而言，除了要在以上方面下功夫研究外，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探讨，比如：
  （1）与红十字相关的概念与理论的规范。例如，“四项职能”的正确表述：“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政府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人道主义领域的助手”；“党和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
“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精神，还是宗旨？
  （2）“红十字会法”二十年研究。我们正在为“修法”做准备，但“新法”来自于“旧法”，是对“旧法”的合理继承、科学扬弃。那么，“旧法”实施二十年成效何在、尚存哪些问题等，都应进行全面总结、清晰梳理、科学回答。其二，“修法”在即，社会各界，特别是系统内有何意见、建议？应否有一个公开、深入的讨论？
  （3）关于舆论工作。关于“如何应对舆论危机”或“危机公关”的讲座、培训搞了很多，但多数如同“黑瞎子掰棒子”，零散而不系统，所以至今没有一本实用性、操作性较强的“危机应对手册”，系统内诸多“自摆乌龙”现象的出现，是否与缺少相关理论或方法的指导有关？
  （4）业务工作的精细划分。华会长由“三救三献”提出“核心业务”的概念。由此引申，红会核心业务到底应该怎样框定（“推动无偿献血”应否归于核心业务）？核心业务之外，有无基本业务、外围工作？不同业务的性质、特点、地位如何？相互关系如何？
  （5）基本职能与具体工作的关系。国务院“意见”规定红会4项基本职能（政府助手、重要力量、生力军、重要渠道）；也有人从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历史提出，其实红会基本职能就八个字：人道传播，保护生命。无论15字职能还是8字职能，皆属内涵丰富、高度概括的概念。实际工作中，哪些具体工作、从哪些方面体现了基本职能？不同职能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红会工作中具有怎样的侧重？
一些地方红会认识模糊、方向不清、职责不明、操作不当，做起工作来一头雾水，不知如何下手，甚至做了很多民政、卫生部门的工作，是不是相关职能界定不清、指导不够造成的？——这些年我们出台了不少必要的规章制度，但业务指导类的东西相对较少，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
  （6）三次地震的综合研究。2008年迄今，三次地震中的资金募集、紧急救援、灾后恢复重建的理念、做法与经验应该予以总结与提炼，形成理论性认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
  （7）对相关业务工作方法的系统化整理。已经进行多年的筹资工作、志愿服务、救护培训、人道传播、红十字青少年等，各地探索、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经验，应该进行理论性总结。
外来经验方面，近年仅《中国红十字报》就介绍了很多国外的筹资理念、做法等，但迄今都是散乱的、不系统的，未能形成系统而全面的认知。比如，保险业务员培训可以细致到“保险话术”，我们能否汇集、整理出《筹资方法十大法则》《救护培训八要八不要》之类的实用手册。
  （8）从红十字品牌的打造看中国社会慈善精神的培养。近年各级红会打造的与红十字直接、间接相关的品牌，比如，小天使计划、干细胞、中山慈善万人行、青岛微尘、鞍山郭明义、马鞍山傅强、江西章金媛，既可总结品牌打造的规律性经验，指导实际工作；亦可总结其对社会慈善精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提升其价值。
  （9）其他。眼界放远一点、试点抬高一点，还可以看到：品牌与城市精神；红十字文化与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及建设等更大、更宏观的论题。
   上述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深入研究。将以上经验、方法、观点等予以系统整理，深入阐述，可能就是一个社科领域的重大课题，进而形成关于新时期红十字事业的理论框架或理论体系。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副总编）
…… [点击查看详细] ]]> Mon, 30 Jun 2014 02:58:44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3472 理论园地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471
 
中国红十字会的困境与出路
池子华  丁泽丽等
 
   主讲人：池子华
   参与讨论者：苏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彭腾飞、王云鹤、戴娟、葛琦、阚晨霞、朱煜洁、黎蕖妍、徐文娟、洪松、王同灿、丁泽丽[①]
   整理者：丁泽丽
   主讲人简介：池子华，男，1961年8月生，安徽涡阳县人。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担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1991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方之光教授治中国近现代史，1994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12月任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1996年7月任河北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人口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职称评审委员，河北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重点学科苏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负责人、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独著有《中国近代流民》、《张乐行评传》、《晚清枭雄苗沛霖》、《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旷世名相曾国藩》、《咸丰十一年》、《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红十字运动：历史与发展研究》等，主编“红十字书系”、“红十字文化丛书”、“近代国家与社会”等系列丛书，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
   池子华：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来，中国红十字会负面新闻不断，“万元餐事件”、 “苏田田事件”、“募捐箱发霉事件”等，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近日，随救援雅安芦山地震而起的“大陆红会要求台湾红会先捐500万再进震区”、“中国红十字会未入国际红十字会”、“虚开发票”、“金佛珠项链事件”、“浪琴表事件”、“8000多万善款风波”、“民众屡爆‘被捐款’”、“社监委实为红会‘公关部’”等等，真真假假，矛头无不指向红会。红会可谓“四面楚歌”。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至今，已有百余年，此次危机之深可谓前所未有。以往享有盛誉的红会何以处于如此尴尬境地？今后红会又该如何发展？现在，同学们就此谈谈自己的见解。
   彭腾飞：池老师说的是。自“郭美美事件”以来，红会一直深陷舆论的漩涡。“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广大网友在网络上发起针对红会的“扒粪”运动，使该事件持续发酵。2012年北京暴雨，红会号召捐款，有网友直呼“捐你妹”。雅安地震后红会第一时间发出募捐倡议，满屏喊“滚”。如今，红会公信力已降至冰点，陷入“塔西佗陷阱”（当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我认为，红会之所以陷入“塔西佗陷阱”，原因在于红会未有效应对来自媒体的压力和质疑。以雅安地震为例，面对满屏“滚”字，表示“救灾要紧，网上暂不管它”，固然不错，但漠视舆情，绝非明智之举。
   王云鹤：表面上看，红会公信力丧失是大家对郭美美事件的真相不够了解，实际上与红会应对不够有力也有关系。我认为红会公信力跌入谷底的主要原因与崛起的关键在于公关。当然，好的公关必然伴随必备的雷霆手段与一系列的春风举措，但节点之变，咫尺千里。如今，重建公信力大势所趋，具体措施如何，关键是区分个人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协作套路，操刀者：红会；关键因素：政府；活棋：社会与网络力量。
   池子华：二位同学所说有一定道理，纵然红会陷入“塔西佗陷阱”与“郭美美事件”休戚相关，但并非症结所在。所谓“无风不起浪”，尽管已证实大部分舆论实属谣言，但不可否认有真实成分存在，并且于危机应对中，红会确有失当之处。如今红会深陷危机，如何使公信力回暖，今后红会应如何发展，是为当务之急。下面同学们就此谈谈看法。
   丁泽丽：我认为恢复公信力首在宣传。宣传是活动的先导，目前公众对红会的了解较为片面，似乎仅仅停留在募捐救灾层面，而红会的活动实为“三救”、“三献”六个方面，救灾、救护不必言说，救助为红会定性范畴，即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社会救助团体，即使如此，其中品牌活动如“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红十字博爱家园”、“红十字天使计划”等似乎也只有受助者得知，更不必说平常的救助活动了。“三献”更是鲜为人知。目前，谣传的“深圳红会逼迫移植医院捐款十万换取相关信息”实为有力说明。如何使宣传遍及每个角落是为关键，当前红会的宣传主要是利用媒体、网络等信息化手段，借助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世界防艾日等特殊时日进行宣传。除此之外，我认为进行红十字文化宣传刻不容缓，2011年华建敏会长已明确提出“挖掘红十字文化内涵”，并于第九届常务理事第五次会议上再次强调须进行红十字理论研究。可见理论建设一直较为滞后。红会系统应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理论研究，宣传红十字文化。
   王云鹤：我同意丁泽丽同学的看法，这里我想补充的是红会应根据事件的性质有侧重的宣传。一、对不良事件切割的精明宣传，如郭美美事件。在此应注意：（1）切割的事不宜多，要典型，选关注度高，一办就能奏效的事；（2）办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太容易切割，会让人觉得早该如此。相反，要在曲折复杂、艰难困苦的办事过程中，争取让民众在感情与道义上逐步倾向红会。二、对红会光辉事迹的宣传。在完成不良事件切割有效宣传后，红会可顺应民众心理变化周期，开展光辉事迹宣传。通过扎实、谦虚、巧妙的宣传打一个翻身仗。三、对红会举办的活动广为宣传。人们对红会事业了解较为片面，不了解，就容易误解；误解，在公信力面临挑战之时，最易为他人利用，成为攻击红会的武器。我想当大家对红会“三救”、“三献”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会对红十字会树立信心，为红会摆脱公信危机提供心理契机。
   阚晨霞：我觉得红会宣传还应当重视对新媒体的使用。公益广告是社会的一盏明灯，作为慈善机构，制作属于自己的公益广告很有必要。利用央视平台，邀请一些形象良好的公众人物或受助者或捐赠者担当宣传大使，不仅扩大红会影响力，且易于贴近百姓，形成共鸣。通讯工具也应该给予重视。目前全国手机用户超过10亿，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于红会来说也是潜在的宣传平台，可以尝试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公司合作。当然，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应谨慎签订合作协议，杜绝类似“募捐箱发霉事件”的发生。之后，可以短信的形式将红会近期重要活动或业务告知公众，在节假日也可以红会名义为手机用户送上祝福短信，赢得公众的信赖。
   戴娟：重建公信力宣传固然很重要，我认为增加红会透明度更为关键，据人民网“红会舆情”网友观点倾向性抽样调查显示，透明开放占28%，位居首位[②]，无独有偶，75.5%的受访者认为“透明且易得”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至关重要[③]。如此可见增加透明度的重要性，我提出的建议有二，其一，充分发挥信息捐赠平台的作用，对于民众的善款要建立网络查询系统，虽然现在总会捐赠信息平台已经上线，但是仍然很不完善，尚未做到每笔善款、不论数额大小都可查询，这项工程虽较为复杂，但若能全面实现定能打消民众心中的疑虑，大大提升公信力。其二，人员聘用须公平、公正、透明，特别是监督人员背景须公布于众，与红会存在直接利益关系者切勿刻意隐瞒，否则曝光之后再想补救，难如登天。
   黎蕖妍：说起红会系统信息捐赠平台，我觉得昆山市“红十字网上捐赠救助公共信息平台”值得借鉴。它是国内首家基于WEB 实现在线注册、登陆、捐赠、求助和捐赠物信息管理网上平台，核心工作是建立捐赠救助行为人数据库和捐赠物数据库。该服务信息平台既可服务于红会机关，加强捐赠救助事务管理和物资流转控制的计算机化，也可使社会公众方便、放心的通过网络渠道体现爱心、提供服务[④]。该平台由四个子系统构成：一是求助行为人基本信息管理数据库子系统；二是捐赠求助行为人资格验证、审核信息管理子系统；三是捐赠物资数据库子系统；四是捐赠物资赠与受赠对接和流转信息管理子系统。作为捐赠者、受赠者与红十字会三方沟通联系的平台，在当事人信息和物资流转方面能提供相当的透明度。所以建议在全国以县级市为单位，建立对应的数据库系统，进而建立省级的、国家级的数据库。
   丁泽丽：除了昆山信息平台已实现全方位的查询以外，青海省红会信息捐赠平台也有新突破——《让每一分钱“来有影去有踪”》。各地红会可结合自身条件分别借鉴。红会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在于款物问题，如“郭美美事件”、“万元餐”、“捐款箱发霉”、“善款挪用”等等。我认为，收支状况、款物公布不能仅限于网络、报纸，可以想见会有多少捐赠者会对着网页、报纸在漫天捐赠者姓名中查找自己的姓名。我认为红会应主动出击，借助网络、报纸公布收支信息同时，可制作款物收支详表、援助计划的详细进程以电子邮件发送到每位捐赠者，对捐赠人，可以通过信件方式寄上爱心纪念物，以表感谢，这样也保证了红会与捐赠者之间的良好沟通。
   徐文娟：我同意丁泽丽同学的看法。欲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公众参与至关重要，正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所言：“仅依靠提高透明度仍无法重建公信力。当前阶段只有加强公众的参与感，才能有效重建信任。公众参与感提升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将具有社会影响力和资源动员能力的社会名流纳入到红十字会的募款过程以及项目和管理中来，通过他们，将红十字会的价值及专业性等传递给普通公众。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设计有影响力的项目，加强公众的参与感。”[⑤]为此，我认为可从志愿者开辟路径，目前红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志愿者可谓主力，因而加强志愿活动组织力度十分必要，向群众展示志愿活动的真实过程，动员群众踊跃参与红会活动。当然，志愿活动的主题须贴近群众，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能够揭示，抑或解决一些真正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公众的兴趣，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葛琦：我同意大家的观点，但透明措施制定是前提，实施方为关键。各级红会应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公开透明。关于这方面工作的实施，我觉得香港红会、美国红会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香港红会为确保专款专用，每年请国际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将结果于年报中详细呈现，长达50多页。市民也可通过网页或电话查询善款流向。美国红会亦是如此，不仅善款清晰可查，同时接受民众、媒体及国会的监督，而且其行政人员亦接受第三方机构审计。
   朱煜洁：我同意葛琦同学的意见，红会提升透明度须接受第三方审核，这里我主要针对的是财务的审核，可选择口碑较好的会计事务所，而非国家审计局。因为红会具有官方背景，与国家权利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通过国家审计署来公布，有一种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嫌疑。如果交给第三方，则信服度更高一些。另外，从传播学角度说，危机发生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负面信息，因为恐慌、愤怒的心态更符合他们的心里期待。想要降低由人的思维和行动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让双方看到沟通中彼此在同一问题的逻辑假设和推理上的差异，减小防范和控制危机产生的难度[⑥]。所以，将有关信息全盘托出至关重要，而后通过行动来与公众期待保持一致，重建信任度[⑦]。因而，当公众质疑红会财务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财务报告上传网络，把掌握的全部信息诚实公布以澄清误解，换取公众信任和理解。
   徐文娟：是的，民间慈善践行者邓飞指出：“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我们可以公开、透明和接受监督。”我也赞成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红会财务进行审核，其实一些地方红会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如《关于上海市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2012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报告》则是上海财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结果，我想这份审计报告的说服力要高于政府审计部门。尽管费用高些，但相比行人见红会沿街募捐绕道而行的损失而言可谓微不足道！财物损失不足为道，声誉丧失何以立足？不可因小失大。我认为各级红会应结合自身条件开展此项工作，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总会应给予适当支持。
   王云鹤：我不是很赞成上面同学的建议。做账目的意义在于消除大家对红会贪腐的质疑，重建红会行业领头地位。要注意的是，尽快做出，并不意味着尽快做全。种种原因，红会账目肯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若尽快全部做出，或全部交由权威会计所审计，暂不说费用高，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红会不能掌控，所以我认为这两种想法未必可取。只能选重要的项目，尽快、有步骤公开，像壹基金等同类机构尚未做到重要账目完全公开，若红会率先而行，想必意义重大。另外，我建议重组“商红会”。当然，此事须在“郭美美事件”影响消除之后，方可进行。红会要做大改革，应对公关危机，充足的资金是前提，太依赖政府拨款，绝对不行。“商红会”运作模式，国际上有成功案例，我认为也是我国红会必走的路径。
  池子华：的确，“公开透明、廉洁高效”是大众对红会的要求，也是红会工作中理所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刚才同学们提出的建议着眼于宣传与款物透明：就目前群众对红会的了解而言，红会宣传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到位，同学们提出的意见有可行之处。中国红会组织庞大，若做到于信息平台中可查询每笔款物的流向、使用等确属不易。不过昆山、青海红会既已实现，说明这项任务并非不能为，只能说任重道远。对于红会账目是否应聘请知名会计公司审核问题，同学们意见有分歧。这项工作一些地方红会已经开始施行，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是否全部如此，有待进一步讨论，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进行社会监督的方式之一。
   葛琦：说到监督，我觉得红会目前的社会监督方面问题很大。去年，红会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于《章程》中注明其身份为第三方监督机构。然社监委委员并非社会公选，而是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提供建议及监督，而且运行经费来自红会[⑧]，这样如何保证社监委能公平、公正地监督红会？因此，我觉得成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势在必行。该机构应受法律保护独立行使监督权，且经费来源以及成员选择与红会不应有任何关系，委员由民众公开选举，定期换届，使社会上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可能成为监督委员。当然，在此过程中，民众也可更好地了解红会，这既是一种良好的宣传方式，也为红会与公众沟通架起一道桥梁。
   戴娟：我同意葛琦同学的观点。中国红会确实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机构，现有的纪检监察机构并不能满足公众的要求。中国红会属于国家导向型模式，这一模式下，人力、物力、财力都有国家参与，各级红会人员都由党政机关派入，这样的方式在风险控制上虽占优势，但是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和人员监督方面却不够灵活有效。所以，应当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加强对红会各项工作的运行，财力、物力的流向、使用效率等各方面问题的监督。此外，我认为，红会内部监督应有所加强：一方面，相互制衡，地方红会规模不大，人员构成简单，监督不力难免发生，可适当增设红会内部相关监督部门，分割权利，以达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效果。另一方面，形成上下级之间的有效监督。目前，红会没有形成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模式，这一点我认为应当由法律规定，体现强制性与权威性。
   丁泽丽：暂不说社监委是否为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及其今后何去何从，或是否应成立真正第三方监督机构，就其目前困境我认为网络监督不失为良策。如苏州红会聘请网络监督员，取得一定成效，可以借鉴。
   洪松：我同意丁泽丽同学的意见。这里我想说的是一系列舆论均由网络传出，可谓“网络群体性事件”，红会在此是不是应有所作为？那么，如何在网络时代重树立红会“博爱、人道、奉献”的公益形象与品牌价值？如何于网络世界中重构公众对红会的信赖与支持？我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深红会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了解与认知。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发展下党政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机构经常遭遇的一种新形式危机，中国红会加强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熟知程度尤为重要。基于事件本身，红会应当全面掌握涉及事件的人物、组织、议题等等，厘清其与红会的利益关联，以网民的角度设想困惑和关注点，从而做好应对方案。以“郭美美事件”为例，在媒体曝光后，红会应当全面分析该事件，设想公众可能关切的诸如郭的身份认证是否与红会有关，郭炫富的资本是否源于红会，郭的“背景”是否涉及红会相关人员等等话题。对各事项展开调查与取证，为后期工作夯实信息证据基础。
   第二，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演变与发展，增强对网络舆情的搜集、分析、甄别能力。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无论红会如何详尽分析网络事件、制定完备的应对措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民意下都会显得不够周全，不够细致。因此，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发展动态，适时掌控网络舆论信息是为危机公关能力建设中“必备功课”。对于身处险境的红会而言更为如此。我认为红会应当建立完备的情报信息搜集机制，做好网络舆情的信息搜集工作，分析与梳理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严重影响红会形象与信誉的舆论应提高警惕，谨慎整理，为后期辟谣和保留责任追究权提供依据。对于这项工作的实施，还应注重学习、借鉴专业组织机构，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监测系统等对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分析措施，加强与新浪、腾讯、百度、天涯、猫扑等网络运营服务提供商的交流、互动与协调，预防危害红会声誉的不实言论广泛传播。
   第三，完善红会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迅捷、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前两项为危机公关能力建设的“前奏”，实现信息真实、有效发布则是重中之重。这是公众了解红会组织建设及其危机公关能力最直观、最有效、最清晰、最全面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中国红会早在2004年就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国有23个省级红会设立新闻发言人。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直到2010年11月29日，红会才首次举办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⑨]。而此时距离“郭美美事件”发生不足七月，这样明显滞后的危机能力建设自然造成了红会处理公关危机中的被动与无助。赵白鸽常务副会长亦表明新闻发言人制度水平较低[⑩]。因此，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刻不容缓。我认为完善措施有四：其一，做好红会人才选拔工作。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多种方式充实红会管理队伍，通过招聘项目人员等方式充实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工作人员的轮岗交流和合理流动[11]。其二，加强培训各级新闻发言人，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其三，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出红会的权威声音，坚持真实、全面的新闻信息发布原则，不规避，不遗漏，不马虎，说服力强，勿用假、大、空词句。其四，不断创新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与内容，注重运用微访谈等新型网络传播方式。在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后，可将视频放于红会相关网页，包括网站、微博等等，以供公众了解、监督。
   朱煜洁：是的，合理利用网络媒体十分重要。从危机情境的沟通原则来看，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则就是要和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它是维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纽带。然而，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下，这种“纽带”不但没有给红会缓冲机会，反而将其在与公众直接对话中，暴露出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揭示出来。现代媒体迅速放大事件的能力，使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真空更容易被谣言、误传和诽谤所充满，一旦媒体污染蔓延，公众对局势的认知就容易转变成现实。[12]因此，无论当前还是今后，红会应慎重在这方面的工作。
   黎蕖妍：红会危机公关能力提升极为重要，我认为在此项工作中对红会工作人员进行公关能力培训至为关键。人员培训中，可与学校、公关公司合作，对红会工作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公关能力培训，按照危机公关处理的五大原则——承担责任、真诚沟通、速度第一、权威认证、系统运行——进行培训。面对危机，红会的高层管理人员当有主动承担责任意识，与公众真诚沟通，重视公众态度和反映，认真回应；于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把握事态的主动权，迅速回应；回应事态权威科学，有理有据；面对公众质疑，讲究方法，系统协作。
   丁泽丽：我觉得红会应对危机中，应当采取适当的法律措施。纵观芦山地震后的舆论风波，事实证明谣言占居多数，严重损害红会名誉，然而红会只是辟谣并未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面对这种境况，我认为相应的法律措施必须提上日程，不能小视谣言的威力，“三人成虎”古已有之，今已成势。《法兰西风格》一书中呈现了谣言怎样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反复更迭，谣言的力量不可忽视。红会当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名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亦表示，“根据我国法律，对制造、传播谣言者的处理包括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承担刑事责任三个层面。”[13]
   池子华：目前，红会监督体系确实不够完善，特别是社会监督这方面，独立的监督机构确有成立的必要。无论是账目还是红会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等都应受到监督，当前形势下，已被废除的监事会是否应重新恢复值得考虑。面对这些负面影响，事实上，红会已先后通过接受媒体专访、参与新闻发布会、与网民在线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危机公关，但效果并不明显。红会作为连接奉献爱心的人们与奉献者的桥梁，不断受到质疑的首要原因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洪松同学的建议较为具体，值得考虑，推动建立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红十字信息发布制度，在危机第一时间发出红会声音，赢得引导舆论的先机，成为新闻的“第一提供者”，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面。当然，对于制造谣言，严重损害红会名誉者，红会确实应当有所作为，相应的法律措施是有必要的。
   阚晨霞：池老师提到的红会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我认为红会深陷危机与其不无关联。如“8472万元定向捐款”挪做他用而没有征得捐赠人的意见，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种情况，在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
   丁泽丽：我认为这种不良工作态度源于红会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红会工作人员素质，至关重要。红会工作人员应改进作风，时刻铭记“人道、博爱、奉献”宗旨。同时，健全问责制，如8000多万善款改变用途，虽与博爱宗旨相符，但违背捐赠者的意愿，红会仅以道歉了事，如此怎能保证“下不为例”？没有问责，就缺乏约束，无助于自身健康发展。
   王云鹤：我觉得红会工作人员工作失误与红会自身业务颇有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很明显我国红会承担业务太多，“三救”、“三献”六大类，有的国家红会则以献血工作为“核心业务”。实际上，我国人口数量大，事情繁杂，做好任何一样都不容易，红会未完全具备相应的运作能力却担当过重的负担，难免顾此失彼。所以，我认为红会有必要适当地收缩业务范围，便于工作人员集中精力开展工作，有利于降低失误率，将核心业务做精做细，做大做强。
   池子华：提升红会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不失为提振公信力的方式之一。其实每年红会都开展各类培训活动，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有的培训班真正上课时间短，参观考察的时间多，难以保证培训质量。同学们提及的工作人员个人业务定期考核值得考虑。另外，“人道、博爱、奉献”宗旨并非每位工作人员都能恪守。再则红会开展活动多，工作人员较少，部分地方红会只有“光杆司令”，孤掌难鸣，自然服务质量难以提升。红会编制较少，大多均为志愿者，可谓“临时工”，对于红会业务并不熟知，工作失误可以想见。人才队伍建设是红十字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在重修的《红会法》中有必要增加“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选用、培训、考核、奖惩等工作机制，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条文。至于红会业务是否应收缩来提高服务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王同灿：说到这里，我想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不得不提。红会虽属半官方组织，但其采取的行政运作模式不可避免的带有易滋生腐败、效率低下、工作不透明等弱点。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在于突破在编人员怕失去铁饭碗的观念，正因利益固化之深，改革尤显必要。目前，网络上关于红会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因世情、国情、会情，立即去行政化并不现实，我觉得“存量不改、改增量的办法”较为可行[14]。红会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办法，原来的参公员工依旧保持公务员待遇，大量进行社会招聘，新进人员不再具有公务员身份。这样，在减小阻力的情况下，渐进淡化“行政化”现状。近几年事业单位改革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目前部分地区已经推行了关于事业单位聘任合同制，红会可以借鉴。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红会已经做出了努力，逐渐增大聘任制人员的比例，自2012年至今，总会已进行了两轮公开选聘。据总会工作人员介绍，聘任制工作人员已经占到总会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聘任制下的人员不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15]淡化红会的官方色彩是个长期的过程，应该逐步推进，这一举措持续下去，相信会取得一定效果。
   丁泽丽：确实，目前“去行政化”呼声颇高，但将红会陷入困境的根源归结为半官方性质显然不理性。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总会联络部副部长孙志祥提出外“政”内“社”方略较为可行，即暂时不“去行政化”，在内部建立起适应社会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需要的，以认同为前提、以章程为核心、以参与为基础、以合作为纽带、以自律为保障的社会化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16]。这就需要总会作好这种平衡器，协调各级红会之间的关系。
   池子华：目前红会的角色定位中官方色彩确实较重，红会拿了政府的钱，就应当协助政府工作。红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中“助手”角色存在，需要替政府分忧，这种状况，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的“独立性”是相悖的。并且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应更多的合作。红会具有亦官亦民的“双重角色”，过去只强调了“助手”，而忽略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在修订《红十字会法》时，应更具前瞻性。对于“去行政化”的呼声，如果是简单的取消行政级别，将其推向社会，让其自生自灭，显然不现实，也行不通。至于总会与分会的关系，目前体制下，总会、省级红会、地（市）级红会、区（县）级红会、基层红会及行业系统红会的隶属关系还不是很清楚，上下级红会只是“业务指导”关系，结构松散。是否应从立法层面，加大各级红会之间的纵向联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垂直管理”，如通过人事任免、组织考核、财务监督等路径加以强化，值得思考。
红会深陷信任危机，改革刻不容缓。希望通过改革，走出困境，实现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按：此文系根据课堂讨论整理而成。
[②] 人民网：《解构近一个月中舆情场中的红会舆情》2012年7月5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705/c1008-22087030.html。
[③] 人民网：《98·7%受访者知道“郭美美事件”，红会自救如何奏效》2013年7月3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703/c86800-22056783-2.html。
[④] 祝闻华、刘超英：《网上红十字捐赠救助公共信息平台——基于SaaS模式的开发与应用》，《医学信息》2010年第4期。
[⑤] 《中国公益事业发展需要包容红十字会》，《东方早报》2013年4月23日。
[⑥] 刘少杰：《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化解风险型社会矛盾》，《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⑦] 胡丹菲、张梦珺：《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决策信息》2013年第1期。
[⑧] 中国红十字会官网：《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2012年12月30日，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newscenter/jdxw/201212/t20121230_22289.html。
[⑨] 三农在线新闻：《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2010年12月1日，http://www.farmer.com.cn/news/jsbd/201012/t20101201_598463.htm。
[⑩] 中国政府网：《中国红十字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属于低水平的》2012年8月2日，http://www.gov.cn/wszb/zhibo527/content_2196438.htm。
[11]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2012年7月31日，
[12] 魏东云、蒋光清、刘航潮主编：《公共关系心理学》，转引自胡丹菲、张梦珺《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决策信息》2013年第1期。
[13] 《用法律和监管遏制网络谣言》，《环球时报》2013年5月27日。
[14] 和讯网：《媒体称社监委接受红会差旅费等致其丧失独立性》2013年6月16日，
[15] 新浪财经：《红十字会改革：从上到下怕摘掉公务员帽子》2013年6月12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612/132815768330.shtml。
[16] 《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建设需处理好八个关系——论枢纽型社会组织系列之二》，《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6月4日。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的契合与互补
王方星
 
   红十字运动从索尔弗利诺战役算起，已走过150多年的历史，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并扎根于中国土壤也有100多年。但中国红十字运动仍处于艰难探索阶段，如何使这一“舶来品”适应中国的土壤环境广受学者关注。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认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宗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包容一致的”，中国红十字运动本土化的锁钥是“挖掘和弘扬红十字文化内涵以及推进‘红十字文化中国化’”[①]。“红十字文化中国化、本土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②]的契合是红十字运动扎根中国的基础和前提，两者文化间的互补则是红十字运动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故而推进红十字运动扎根成长的路径在于努力寻找两者文化的“最大公约数”[③]，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和补充其“最小公倍数”[④]。本文就此问题略做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人道、博爱、志愿与仁爱、兼爱、积德
   “人道”、“博爱”是红十字精神的重要方面。人道即“关爱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维护人的权益”，“博爱”即泛爱、仁爱、兼爱，不分宗教民族，不分等级地位，关爱人民大众[⑤]，“志愿”是指红十字会志愿救助“最易受损害人群”，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利益。红十字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⑥]。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立明先生认为，人道主义宗旨是红十字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也是“红十字组织诞生、发展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国家所认同和接受”[⑦]。红十字“人道”、“博爱”精神是其文化应有之义，亦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与此相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推崇“仁爱”，墨家推崇“兼爱”，道家推崇“积德”。各流派虽在表述上不尽相同，然义理相近，都寓意扶危济困、救死扶伤等思想。“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张其本，孟子继承并深化之，“透过爱人的表层现象进行深层次探讨，进而发展了儒家慈善观”[⑧]。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⑨]，人们慈善的举动皆发自心中恻隐之心，并从骨肉之间扩展到非亲非故之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孟的儒家仁爱慈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渐凝聚为助人为乐、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墨家代表墨翟认为，天下动乱“起自不相爱”[⑩]，如何改变动乱局面，他认为只有“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11]。“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劝诫人们像关心、爱护自己那般关心、爱护他人，具体行动上，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其核心思想仍是劝人为善，扶危济困，如此便可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12]。道家强调行善积德，葛洪告诫世人：“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13]，行善积德，功德圆满方可得道成仙。因此，红十字文化中的“人道”、“博爱”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兼爱”、“积德”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陆之川指出“红十字的‘人道'思想一经传播，便与涵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博爱’理念一拍即合”[14]。
二、统一、普遍与大同、爱无差等
   红十字运动的统一性（唯一性）原则是指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主义工作。普遍性原则是指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运动中，所有红会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责任、义务，相互支援[15]，红十字会“战时救护，无分敌我，平时服务，亦不问国内与国外，具有‘同胞吾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16]。这两个特点与红十字传统文化中“平等”契合，事实上，“平等”非中国源生词，而自生性的“平”“齐”“等”单音节词与之基本含义一致，所谓“平，齐、等也”[17]。
   自春秋百家兴起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平等”思想。“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18]，芮良夫指出“在自然财富面前应该是权利相等的，谁也不能垄断”[19]。儒家大同思想与其极为相似，孔子在《礼运篇》中表达了相当明显的平等要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0]张载将这种平等思想发展衍生为“同胞吾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1]。兵家亦有类似观点“共寒其寒、共饥其饥”[22]，“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23]。
三、公正性、中立性与“中正平和”
   作为一个NGO组织，红十字会必须坚持公正、中立原则。《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将“公正”解释为：“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中立”是“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不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24]。中立、公正原则相辅相成，红十字会的“中立”不是置身事外、超然的组织方式，不是冷漠或缺乏同情，而是体现对受害者的同情或表明是感同身受[25]。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蒂埃里·梅拉认为正因红会是一个为战争和武装暴力受难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的中立、独立组织，才能在有冲突地区担任中立解调员角色，开展工作。而且红十字的人道援助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某些特殊群体，而是面向所有受到战争和冲突影响的人们[26]。这种公正中立、一视同仁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默契相似。中国文化讲求“中正平和”，简而言之就是“中和”，其基本含义是协调适中，不偏不倚，刚柔相济，儒家“中庸”思想将其体现淋漓尽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7]这一思想后世传承“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28]、“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29]、“公琰殖根，不忘中正”[30]，各主张蕴含传统文化公正、中正思想，成为红十字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融通契合中实现对接”[31]的最好交融平台。
   除上述几主要方面外，还有其它同构契合点，如红十字文化“不是消极的救济，而是积极的寓教育于服务”，“所谓唤起民众，人人互助，正是红十字会的特色”[32]，这种以教育灌输慈善文化在中国德治社会随处可见，这里不再一一例举。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共有的精神文明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今后仍要坚持挖掘的“最大公约数”。
四、融通契合中实现对接
   在推动红十字文化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上，不能忽略从中西文化中汲取各自优秀文化特质，组合成新的组织文化优势。以红十字文化中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的工作规范”为例，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民隔绝，多以官方权威示人的惯性文化依旧潜藏。在推进红十字运动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大力拓展红十字组织文化中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的工作规范”[33]。100多年来，红十字国际大会、国际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制定并多次修订、完善了接收捐赠、款物管理使用和灾害救援中必须公开透明、尊重捐赠者意愿、接受社会监督等原则、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34]。随着近年有损红十字会公信力的网络事件出现，红十字会的组织机制、品牌建设、项目执行、财务制度、信息公开等方面工作显得迫切重要。中国红十字会将2011年定义为制度建设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年，不断提倡“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建立公开制度和技术平台，实现公开透明，主动接受审计监督、公众监督，特别是捐款者的监督”[35]。全国各地区红十字会组织严格依法依规办事，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工作中，江苏省红十字会执行“高度负责的规范操作”[36]：“每一笔捐款都在第一时间上网公布”[37]，“省红十字会承担对口援助的70000顶帐篷，赈济部请省经贸委提供厂家名单和规格、质量标准及价格，实行网上公开招标和与厂家联系相结合，择优择廉”，赢得了国内外好评，进一步“肥沃了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土壤”[38]。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这方面的考虑，故而借鉴红十字文化中公开透明的工作规范是必要和有益的。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优秀思想，红十字会也应从中吸取合理的发展变革思想，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的变革进取精神，“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39]、“可则因，否则革”[40]、“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41]。靳伟民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文化可以和社会新风尚相契合”，红十字的志愿服务口号社会大众或许不甚明了，但提“学雷锋”，通俗易懂，可以作为红十字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融入和传承[42]。从历史经验可知，中国红十字文化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在发展中不断摒弃不合时宜的文化因素，推崇改革创新、结合大众的、与时俱进的服务模式，不断拓展红十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注入新的文化气息。这里仅举其为例，不再深入论述。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能取得“最大公约数”的契合点平台上，进一步寻求二者间文化特质，“不断深化红十字会社会服务内涵，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扩大社会服务领域”[43]。如此必将有力推进中国红十字运动蓬勃发展，使其更好融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社会活动，扩大红十字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大限度地发挥其效力，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红十字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44]，这也是我们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契合与补充的初衷[45]。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华建敏：《华建敏会长在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三次理事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柳州红十字会》http://llhh.liulin.gov.cn/lingdaojianghua/20120521211336523111.html，2011年12月7日。
[②]本文所论述的“红十字文化”是张立明先生的观点：“红十字文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人道主义宗旨。这是红十字组织诞生、发展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国家所认同和接受。二是国际人道法。这是红十字会在国际社会开展人道救助工作的法律依据，传播国际人道法是红十字会的重要职责。三是七项基本原则。即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各国红十字会既要遵守本国法律并主动协助政府开展有关人道工作，又必须按照红十字运动宗旨和原则独立开展活动。四是有全世界认可、有国际法效力的红十字标志。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明确规定了红十字(部分国家使用红新月、红水晶)标志具有保护和标明两种用途，神圣不可侵犯。五是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的工作规范。100多年来，红十字国际大会、国际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都制定并多次修订、完善了接收捐赠、款物管理使用和灾害救援中必须公开透明、尊重捐赠者意愿、接受社会监督等原则、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张立明：《弘扬红十字纹 服务两个率先》，2012年1月10日《新华日报》）。
[③]“最大公约数”为数学概念。如果c是a的约数，c也是b的约数，那么称c是a和b的公约数，两数的公约数不止一个，其中最大的一个公约数即称为这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此处的“最大公约数”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的所有共同点、契合点的集合，所谓寻找“最大公约数”即寻找两者间最多的契合点和共通点。
[④]“最小公倍数”为数学概念。如果c是a的倍数，c也是b的倍数，那么我们称c是a和b的公倍数。两个数的公倍数很多，其中最小的一个公倍数，称为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此处的“最小公倍数”，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除去其共通点和契合点外，双方各自所拥有的优秀精神或文化的集合。
[⑤]中国江苏网：《让红十字“红”起来》，http://life.jschina.com.cn/system/2012/03/20/012972413.shtml，2012年3月20日。
[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序言》，《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1月7日。
[⑦] 张立明：《弘扬红十字纹服务两个率先》，《新华日报》2012年1月10日。
[⑧]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思想渊源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⑨]《孟子·离娄下》。
[⑩]《墨子·兼爱上第十四》。
[11] 墨翟：《墨子·兼爱中第十五》。
[12] 墨翟：《墨子·尚贤下第十》。
[13]《抱朴子·内篇》
[14] 陆之川：《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的文化渊源》，《博爱》2002年第2期。
[15]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序言》，《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1月7日。
[16] 胡兰生：《红十字会的性质与任务》，《红十字月刊》总第7期（1946年7月），第6页。
[17] 张廷玉等编：《康熙字典》。
[18] 芮良夫：《国语·周语上》。
[19]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20]《论语·季氏篇》。
[21] 张载：《张载集·正蒙·乾坤篇第十七》（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22] 《尉缭子·治本》。
[23] 《六韬·文师篇》。
[24]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序言》，《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1月7日。
[25]（英）马里恩·哈罗夫：《受到攻击的原则：保持中立还有意义吗？》，转引自《搜狐公益》，http://gongyi.sohu.com/20090623/n264710942.shtml，2009年6月23日。
[26]《以中立公正诠释“携手为人道”——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蒂埃里·梅拉》，《法制日报》2007年12月19日。
[27] 《礼记·中庸》。
[28] 《尚书·吕刑》。
[29] 《管子·五辅》。
[30] 《三国名臣序赞》。
[31]  池子华：《红十字会创建：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0日。
[32] 汤蠡舟：《红十字会的基本原则》，《红十字月刊》总第12期（1946年12月），第9页。
[33] 张立明：《弘扬红十字纹 服务两个率先》，《新华日报》2012年1月10日。
[34] 张立明：《弘扬红十字纹 服务两个率先》，《新华日报》2012年1月10日。
[35]华建敏：《华建敏会长在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三次理事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柳州红十字会》，http://llhh.liulin.gov.cn/lingdaojianghua/20120521211336523111.html，2011年12月7日。
[36] 张立明：《大灾有大爱》，《群众》2008年第8期。
[37] 张立明：《让红十字精神薪火相传》，《群众》2011年第10期。
[38] 张立明：《大灾有大爱》，《群众》2008年第8期。
[39] 《商君书·更法》。
[40] 《法言·问道》。
[41] 王安石：《字说》。
[42] 靳伟民：《向红十字注入新的文化内涵》，http://roll.sohu.com/20120720/n348809597.shtml，2012年7月20日，
[43] 吴险峰：《探寻红十字精神与“贤文化”的契合点》，中国红十字会网，http://www.redcross.org.cn/zx/gzyj/201106/t20110620_42589.html。
[44] 张立明：《“红十字运动中国化”研究思路刍议》，《社团管理研究》2012年第6期。
[45] 吴险峰：《探寻红十字精神与“贤文化”的契合点》，中国红十字会网，http://www.redcross.org.cn/zx/gzyj/201106/t20110620_42589.html，2011年6月20日。
 
 
 
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人道”、“博爱”与“奉献”
陶维娜
 
   众所周知，“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精神的精髓。事实上，中国先秦道家思想中的有些内容却与红十字精神不谋而合。
中国道家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老子是道家文化的鼻祖，庄子则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道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再加上后世道家学者对于道家思想的实践与完善，终于形成了当今独树一帜的道家文化。而道家思想中，包含许多与红十字精神相通之处，令人称奇。
一、道家“柔弱不争”、“慈而重生”的人道精神
   （一）道家的“柔弱不争”
   老子的人生观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无为”。“自然”、“无为”其实是相通的，“自然”的意思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依其本性发展，无拘无束。“无为”的意思是不妄为，不做违背本性发展的事。两者合一构成老子人生哲学的方法论。第二，“柔弱不争”。老子非常重视柔弱的作用，认为柔能克刚，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著名论断，后人也常常以“守柔”来概括老子思想的特征。《吕氏春秋·不二》篇称：“老聃贵柔”。《庄子·天下》篇中说老子“以濡弱谦下为表”。第三，“致虚守静”。老子认为，“虚”、“静”是道的特征，“道”正因为“空虚”不实，所以才潜藏着无限的生机，不断地创生万物。只有“致虚极，守静笃”[①]，让内心清静，人的心灵才能在不受任何干扰和污染的情况下达到与“道”玄同合一的境地。《道德经》有云：“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②]意即，对于一样东西，得到它，为之惊喜，失掉它，为之惊惧，于是患得患失至于惊恐。意思是叫人不要对于身外之物看的太重，以至于自己过的不快乐，要“处变不惊”，而不能“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老子对本源之“道”及其特征的种种描述，为处于大变动时期的社会和人生寻找到了一条可供遵循的普遍的准则。而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的这种对逍遥精神的崇尚、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对超越世俗的渴望，充则分体现在庄子丰富的想象、天才的文思和浪漫的才情之中。庄子认为惟有“无己”、“无功、“无名”的人，才可以超出一切对待关系，与“道”冥合为一而作逍遥游。庄子以“至人”、“神人”、“圣人”称谓那些得以成就逍遥游的人，显示了庄子的理想人格。
   道家的这种“柔弱不争”的思想能够引导人们冷静地面对曲折的人生，勇敢地承受无法避免的挫折和磨难，从而保持心理的平衡，确立健康的人格，发扬人的独立自主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类本真的挖掘，对生活品质的高尚追求。这与肯定生命存在价值和追求自身发展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交融的，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
   （二）道家的“慈而重生”
   《道德经》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④] 第一条即为“慈”，“慈”即“爱”，“慈”则“爱人”，爱人则重生，即重视生命的可贵。《道德经》又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⑤]道家以人为域中四大之一，倡导慈爱待人，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不得已用兵作战时反对以杀人为乐。老子由慈心爱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摄生”、“自爱”、“无遗身殃”等重生观念，以追求“长生久视”。[⑥]
   在老子看来，人的生命就像天地山川那样，是自然的恩赐，是极为可贵的，这不仅是对于人生命的尊重，更是一种对人的地位的肯定。这与红十字运动所提倡的尊重人类宝贵生命的人道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二、道家“万物一体”、“慈爱合同”的博爱精神
   （一）道家的“万物一体”与“同体大悲”
   道家主张，宇宙的本源是“道”是“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即由“道”衍化生万物，因此“万物”本是“一体”，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矿物等。由“万物一体”而衍生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即对于万物都要有无差别的大慈大悲的精神。自从诞生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万物一体”论一直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五千年。
   老子讲万物一体生出博爱。他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意思是，人要顺应天命，做到无私、博爱，包容他人的一切，这样才能至于“道”的境界，也才能长久和达到终生快乐。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万物本一”。由对“万物一体”的体悟，生起大慈大悲，生起大爱。大力弘扬“万物一体”论及其派生的“同体大悲”论是当代具有普世价值的命题。有识者谓，儒释道三家的教学“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历史证明，没有仁爱，没有道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社会必会有凶灾。故而有人云，“盖以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⑧]
　　“万物一体”观和“同体大悲”观是相通的，其核心是众生平等。倘若单讲和谐相处，里面却存在不平等，则和谐、和平都是假象，不是真实的。故要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一切，是为大爱、博爱。这与红十字运动所倡导的博爱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道家的“慈爱合同”
   道家文化提倡“慈爱和同”的处世方式，意即每个人都应该具有慈爱之心，要仁慈、友善地对待他人，乐人之成，悯人之苦，济人之危。平等一心，和同一切，“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忌，言无华绮，口无恶声”。道家所谓“齐同慈爱，异骨成亲”，意即所有的人，不分亲疏，都互相仁慈友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像血亲那样亲密[⑨]。这是对人类普遍的爱，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与红十字精神之博爱亦是相通的。
   （三）以“圣人”为模版的理想生活者
   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在他的设想中，国家要小，人口要少，没有战争，无需礼仪，彼此孤立，互不来往，过着一种自给自足，既没有矛盾，又没有纷争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老子设想的社会是自然的、具有本性色彩的社会。应当指出的是，老子的社会理想是乌托邦式的，有它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合理因素在其中。老子因其所处时代尖锐的冲突和阶级斗争，体会到欲望的膨胀导致的各种巧诈伪善，各种法令禁忌让人手足无措，繁重的税收导致民不聊生，无休止的杀戮冲突造成社会混乱，他认为所有这一切并非出于人性之本然，而是由于过分“有为”的结果。因此，要化解这些问题，只有按照“道”的要求，用“自然无为”来化解各种心智诈巧，用“柔弱不争”来削弱各种逞强好胜，用“致虚守静”来消解各种欲望冲动，人才有望恢复到其本真的状态，社会才有望回归稳定与和谐。
   这正是道家文化所提倡的，要人具备清静恬淡的精神境界，主张人应当诗意地居于大地上，过着田园般的生活，无拘无束、知足常乐地享受人生。从一时一事的是非、得失、荣辱中超脱出来，淡泊名利，随遇而安，流逝了的不去强求，来到了的也不躲避，不因丰厚的物质生活而欢悦，也不因贫贱简陋的处境而忧虑，不为个人的私欲而心神不安，不因为个人的不遇而情绪波动、怨天尤人。[⑩]始终如一地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保持一种清心寡欲的状态。老子对自然无为的追求，对弱者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对小国寡民的赞赏，无不体现着他的人道情怀以及对于污浊的现实政治的厌恶。老子是我国古代系统抨击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的第一人，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影响深远。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11]圣人不考虑自己，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目的，不管对于善者还是不善者都以善心对待，不管对于有德者还是无德者都以高尚的道德对待。圣人对于所有的人，就像对待孩子那样无限的包容和疼爱。可见，圣人对于不同的人都是一律以无私包容的心像对待婴孩那样对待他们，拥有这种博大爱心胸襟的“圣人”是道家理想的统治者，这种统治者信任爱护百姓，也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拥护，是《道德经》里提倡的统治者的模版，也是红十字博爱精神所主张的。
三、道家“上善若水”、“济世利人”的奉献精神
   《道德经》中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在老子看来，最接近于道的东西就是水，水处于万物的下端，地位最低，却能为万物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不居功，这就是最大的善，即“上善”，所以至上的善行就应该要像水那样，利益万物而处下不争。因此，广行善举就成为道家济世的重要内容，只有积极地为社会做贡献并且不求回报，才能达到上善的水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无私和奉献，而且，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都有着同样的根源，没有本质的差异，也没有价值的优劣。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充满爱的社会。这种精神与红十字精神的“奉献”是交相辉映的。
   由上述可知，道家“柔弱不争”、“慈而重生”、“万物一体”、“慈爱合同”与“上善若水”、“济世利人”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十字运动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具有相同之处。这既说明人类最基本的美德是相同的，这也充分说明了红十字运动的崇高性与普遍性，说明了在中国及世界许多文明古国推广红十字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如果能够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将会对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深入推广及发展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
[②] 老子：《道德经》第十三章。
[③]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④]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⑤]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⑥] 胡孚琛：《道家文化探索》，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7期。
[⑦]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⑧] 转引自陆镜生：《万物一体与中华慈善理念的哲学思考》，载《慈善》2012年第3期。
[⑨] 吕荣斌主编：《爱心构建和谐社会 红十字精神研究》，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⑩] 吕荣斌主编：《爱心构建和谐社会 红十字精神研究》，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1]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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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会  人道篇章
——纪念常州红十字会建会100周年
 
常州市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        张云云
常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俞  坚
   
   人生百年期颐，红会百年沧桑。
   一百年来，常州红十字会历经风雨，与时偕行，然斗转星移，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回顾总结历史，我们对先辈们的创业历程更加崇敬，也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而倍感自豪。
   一百年前，年甫三十的王完白先生受总会沈敦和会长之委托，于局前街福音医院内创建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筹备处。自此，人道圣火，代代相传，惠及百姓，泽被龙城。
   一百年来，在常州崇德向善的人文空气中，红十字的萌芽在常州的慈善沃土上不断发展壮大。不论是在纷乱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常州红十字会始终本着博爱襟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在曲折中寻求发展、追求卓越，在发展中凝聚力量、铸就辉煌。常州红十字会积八邑名都之灵气，名人辈出之底蕴，业绩昭彰，蜚声遐迩。
   百年风雨伴随的是百年求索，百年底蕴累积的是百年升华。值此常州红十字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数代人的不懈追求，今天的常州红十字会已经成为政府人道领域工作的得力助手，成为常州“慈善之城，爱心之都”的最好注脚。
   今天，我们抚今追昔，追寻着先贤睿智高远的吉光片羽；我们蓦然回首，回首那似水流年里曾经的绚烂。我们坚信，无论何时，红十字精神都和人类的真善美相通相容，都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辅相成，常州红十字会在新的百年里一定会更加辉煌绚烂，谱写出人道新篇章！
   一、管理体制全面理顺
   常州市红十字会自1982年复会后的20多年间，日常工作一直由市卫生局代为管理。2005年6月，中共常州市委研究决定将市红十字会由市卫生局代管改由市政府领导直接联系，并列入全市群团机关参照国家公务员法管理范围。
   常州市所辖县（市、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经历4次调整。1987年5月，金坛县红十字会成立，列为政府工作部门之一，一级局建制。1989年1月，溧阳市红十字会成立时，即确定为机关一级局机构。2006年10月，武进区红十字会由区卫生局代管改为区政府领导直接联系，机构级别由正股级、群众性社会团体升格为机关正科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经费由区财政单列。2009年9月7日，常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红十字会联合印发《关于理顺各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通知》。之后，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区红十字会相继理顺管理体制。至是年末，常州市所辖两市、五区红十字会的机构列位、人员列编、经费列支基本解决，管理体制全面理顺，均单独设置机构，正科级建制，列入当地群团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
   二、组织网络逐步形成
   1982年，常州市红十字会复会重组之后，将成立乡镇、街道基层红十字会，作为全市红十字组织建设的一个重点。1984年8月，全市第一个街道红十字会——广化区清潭街道红十字会正式成立。当年，市红十字会发展基层红十字组织53个。1987年7月，金坛县金城镇红十字会成立，这是全市第一个乡镇红十字会。1990年，金坛县列为江苏省红十字会在苏南的试点，探索农村建会经验。1993年起，常州市红十字基层组织稳步发展。当年，金坛县28个乡镇全部成立红十字会，成为常州市第一个实现“满堂红”的地方红十字会。1995年，钟楼区8个街道均成立红十字会，在全市县（区）级红十字系统实现第二个“满堂红”。1996年，常州城区有14个街道成立红十字会，全市红十字基层组织发展到225个，有12个单位获首批全国红十字团体会员证书。
   2003年之后，全市红十字基层组织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红十字基层组织增至314个。2007年9月，武进区14个乡镇、2个省级开发区、1个街道，全部成立红十字会，在全市实现第三个“满堂红”。2008年起，常州市各级红十字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初步构建成红十字组织基本框架。武进区礼嘉镇红十字会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评为全国优秀乡镇红十字会，授予铜牌。2011年，溧阳市10个镇均成立红十字会，在全市实现第四个“满堂红”。该市天目湖旅游景区红十字会的成立，为全国首创，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的肯定和赞扬，并欣然题词，成为常州市红十字工作的一个新亮点。至2012年，常州市成立镇级红十字会51个，发展红十字团体会员单位372个，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3个。常州市逐步形成以市、区红十字会为主体，镇级红十字会为依托，各级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红十字组织为基础的红十字组织网络体系和基本框架。
   全市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队伍，随着时间的向前推进，呈逐渐发展壮大态势。20世纪50年代，全市红十字会员保持在4000人左右。60年代初，猛增到2万多人。80年代复会后，从发展青少年会员起步，逐步扩充，稳定在3000人以上。90年代起，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其中1994年达到2.59万人，为复会后12年之最。1996年，全市红十字会员首次突破5万人。进入21世纪后，红十字会员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4年，全市红十字会员首超10万人。2006年，全市红十字会员首次突破20万人。2012年，全市红十字会员首次超过40万人，刷新历史记录，占全市户籍人口11.03%。
   三、赈灾济困业绩斐然
   常州红十字会创建以后，无论常州地区，还是外省、市，乃至国外，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均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抗灾救援工作。
   1921年8月，长江沿岸发生水灾。新成立的常州分会及时组织劝募相助。11月，常州分会组建医疗队，救治常邑遭受水灾的民众。1922年夏，浙江沿海遭受风灾；1923年9月，日本发生地震；1931年夏，长江流域19个省发生水灾；1950年，皖北、河南、河北遭受严寒；1956年，苏北发大水。常州分会得悉这些灾情，都打破域界、国界，募捐钱物，赈济灾民。
   从20世纪80年代至2013年，常州市红十字会先后重点实施常州境内救灾8次，外省、市灾区救援20次，国际人道救助5次。1990年夏，常州境内连遭3次台风袭击；1991年6月，常武地区遭受百年未遇洪灾；1992年7月，金坛县发生特大雨涝灾害；1994年入夏后，溧阳地区持续高温干旱；1999年6月，常州局部地区普降暴雨；2007年7月，武进区暴雨成灾；2008年1月，常州地区遭受特大冰雪灾害；2010年8月，溧阳市遭到龙卷风侵袭。这几次灾害发生后，常州市红十字会和相关县（市、区）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发出救灾紧急呼吁，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同时主动协助当地政府，抽调骨干人员，组成防病防疫医疗队，奔赴灾区第一线，送医送药，抢险救灾，并迅速调拨发放粮食、衣被、药品和生活用品，帮助灾民度过难关，搞好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
   常州市红十字会在外省、市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视同境内受灾一样，迅速组织赈灾救援。198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森林火灾，常州市红十字会接收捐款2700多元。1990年，接连发生云南地震、湘西洪灾、大兴安岭再次森林火灾，市红十字会及时将捐款和会费汇往灾区。1998年，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相继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常州市各级红十字会立即行动，全力募捐赈灾，并组织义演现场捐款。2001年2月，内蒙古3盟2市遭受特大暴风雪，全市募捐款物53万元。2002年12月，洪泽湖封冻，市红十字会调拨衣被5000多件，援助被困湖中渔民。2003年2月，新疆发生强烈地震，全市捐赠9.35万元和一批救灾物品。2006年，全国24个省遭灾，广东、福建、湖南遭受热带风暴，市红十字会组织捐款2万元和一批衣物。2007年6月，云南普洱发生地震，全市募捐4.12万元。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全系统募集赈灾款11004.77万元，其中市本级8211.97万元，募集救灾物资价值5004.96万元，募捐总额超过1.6亿元，名列全省前茅。同时，市红十字会组织爱心企业投入136.72万元，为四川德阳市援建2所红十字博爱小学。2009年，台湾等地遭受“莫拉克”台风袭击，市红十字会募捐救灾款680万元。2010年，先后发生西南5省旱灾，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市红十字会共向这3个灾区捐款847.6万元。2011年，云南盈江发生地震，贵州荔波县遭受旱灾，市红十字会和武进区红十字会向这2个灾区捐赠款物共18万元。2013年4月，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全市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启动紧急预案，组织募捐赈灾，共接收社会各界捐款309.8万元，救灾物资价值256.9万元，名列全省地级市前茅。
   常州市红十字会以“人道无国界”的理念，对受灾国家灾民予以国际人道援助。1985年，非洲发生干旱。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2008年，缅甸遭受风灾。2010、2011年，海地、日本先后发生强烈地震。对于这几次国外灾害，市红十字会均组织募捐赈灾，共捐款203.59万元，全部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汇往受灾国家。
   常州市红十字会历来注重扶危济困，慈善博爱，志愿服务，面向困难群体开展人道救助工作。常州红十字会施行贫民救助，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为老弱病残和灾民等贫困民众进行慈善救助。20世纪80年代起，由“五讲、四美、三热爱”逐步发展为红十字博爱系列工程，“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正常开展，全市人道救助、社会服务走向定式化、系列化。90年代起，常州市红十字会于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向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送温暖，为市民义诊义治。1995年，首次将每月8日定为红十字慈善日，对社会不同对象分别实施不同救助。翌年，全市实施红十字慈善工程。1999年，武进市红十字会向因病致贫、因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和特困户核发“医疗优惠卡”。2002年，常州全面实施“爱心工程”。金坛市红十字会向60岁以上老人颁发“慈善门诊优惠卡”，实行“四免、五优惠”（凭卡免缴挂号费、诊疗费、注射费、咨询导医费，医技检查费优惠20%、中药费优惠5%、西药费优惠2%、手术费优惠10%、床位费优惠5%）医疗政策。2004年，常州市二、三级医院全面建立红十字惠民医疗点，对特困市民实行“十免十减半”（门诊挂号、诊疗、注射，住院诊疗、空调、注射、陪护、血常规检查、尿常规检查、大便化验等10个项目免收全部费用，急诊观察床位费、住院床位费、护理、手术、X线透视、心电图、脑电图、B超、血液透析、肿瘤化疗等10个项目减收一半费用）医疗优惠，并建立特困家庭专门档案。2008年，首次在市区创办两家博爱超市，向特困户发送“爱心专用卡”，特困户凭爱心专用卡领取生活必需品。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前夕，市红十字会会同省、市委组织部和省红十字会，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老党员、老战士、老劳模进行走访慰问。2009年，市红十字会首次为21名0-10周岁贫困白血病患儿实行专项救助，发放“少儿生命救助金”10.5万元。为协助市政府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市红十字会出台《社会临时救助实施办法（暂行）》，重点对外地到常州务工特困人员实施临时救助。在常州红十字仁慈医院首次设立贫困孤寡老人爱心病房，对入住爱心病房老人的药品费、护理费进行补助。从2010年起，参与实施全市“困难群体关爱工程”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为农村贫困地区送医、送药、送温暖。2012年，市红十字会对全市0～10周岁贫困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实施专项救助，对城区、武进、溧阳57名患儿发放“少儿生命救助金”20.1万元。至是年，全市各级红十字会已连续14年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累计发放救助金300多万元，救助物资价值200多万元，慰问救助困难群众2万余人。2013年，市红十字会再次对全市22名0-10周岁贫困白血病患儿实施专项救助，救助金额达20万元。
   常州地方红十字会主要通过社会捐款、建立基金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办经济实体等途经，为救灾救助募捐筹资。每当灾害发生，遇有重大节日、纪念日，都组织开展募捐活动，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从90年代起，全市各级红十字会先后建立“红十字人道救助基金”、“红十字备灾救助基金”、“特困学生红十字救助基金”、“少儿生命救助基金”、“春晖关爱基金”、“李春平博爱基金”、“亿光·粉红丝带基金”、“黄丝带爱心基金”等救助基金，并与爱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辟筹资渠道，广开经费来源，增强全市红十字会救援、救助实力。
   2007～2012年，常州市红十字会市本级依法募集救灾救助捐款10983.24万元，比2006年前5年募捐总额增加10612.76万元，增长28.65倍。
常州市红十字会对捐赠款物，尤其是重大定向救灾募捐款物，均建立审查监督制度，实施“两公开、两透明”（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每一次救灾救助款物使用情况，都提请理事会议或常务理事会议审议。严格实行捐前公示，捐中公开，捐后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政府监督和审计监督。2012年，市审计局审计报告评价市红十字会捐赠资金的募集及时有效，使用范围合理合规，审批手续规范完备。
   四、生命工程亮点频现
   1986年，出台《常州市公民义务献血试行办法》，无偿献血工作开始起步。1990年3月，首次组织无偿献血，拉开全市城乡无偿献血活动序幕。1993年，市政府颁布《常州市公民无偿献血暂行规定》，常州市进入全省无偿献血工作行列。至1998年，全市获市级无偿献血金奖3人，银奖1人，铜奖13人。2003年3月，市政府颁发《常州市公民无偿献血管理办法》。2005年，全市无偿献血量与临床用血总量占比首次达到100%，跃居全省无偿献血工作先进行列。2009年，常州市有4人获五星级无偿献血志愿者荣誉称号，39人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9人获银奖，108人获铜奖，1人获全国无偿献血个人促进奖，281人获江苏省无偿献血奉献奖，2人获江苏省无偿献血促进奖。2010年，在常州5所大学设立献血屋。至2011年，全市已连续7年实现临床用血全部由无偿献血提供。2012年，常州市累计设立献血点17个，居江苏省采血机构首位，全市临床用血93.8%来自于街头献血。全市拥有经过系统培训的市民注册志愿者293人，大学生注册志愿者517人，自成立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后的5年中，累计服务献血市民15万人（次），计5.5万小时。当年，全市无偿献血51476人（次），献血总量达16.2吨，人均献血量保持全省第一。全市已有96人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68人获银奖，297人获铜奖；有4人获全国首批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终身荣誉奖。2012年，常州市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以来首次荣获这一最高荣誉。
   常州市红十字会于2001年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2003年开展“关爱生命，捐款捐髓——博爱万人行”活动，9月全市首例捐献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2008年，市红十字会评为江苏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先进集体。2007年11月，涌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捐髓第一人。至2013年6月，常州市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超过1万人，在中华骨髓库保留的有效血样样本达9000多人份。至当年，全市实现成功捐髓23人，其中涉外捐献1例，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向新西兰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常州市红十字会开展遗体、角膜捐献登记工作于2006年正式启动。2008年，首例捐献角膜移植手术成功。2011年，常州市列为全国第二批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城市。2012年，全市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实现两个零的突破。至2013年，常州市遗体捐献登记115人，成功捐献4例；角膜捐献登记90人，成功捐献16例；人体器官捐献登记163人，成功捐献2例。
   五、医疗救护成果喜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常州市分会两次组织医疗队赴朝鲜，参加国际战场救护服务。20世纪50年代起，常州市分会重在动员红十字会员和民众投入以除“四害”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会务工作重点，开始转入医疗急救。各综合性医院设立红十字急诊室，基层卫生组织设红十字急救站，逐步形成医疗急救网。60年代起，逐步转入为群众医治疾病和卫生防疫。80年代初，常州市红十字会先行在市属医院设立红十字抢救小组和救护队。90年代，全市红十字急救工作步入正常轨道。常州境内铁路、公路沿线和重要公共场所设置红十字救护站50个，调配急救员211名。全市建成市、区、乡镇医院（卫生院、沿线企业）三级应急急救网，有效抢救突发交通事故所致伤病员。《生命急救保险卡》的推出，使遇有突发事故的城乡居民得到及时救护，并享有医疗优惠。2005年起，市红十字会在每年9月组织开展“世界急救日”纪念活动。2009年6月，市红十字会依托5所红十字医院，抽调一批骨干医务人员，组建4支紧急救援队，全市形成群众性应急救护网络。2010年9月，在常州召开的第十七届江苏省运动会期间，市红十字会在市区公营出租车、公交车总站和志愿者服务亭、岗、站分别设置红十字急救箱，成为全国首创，常州市“红十字急救箱登上出租车”获全省工作创新奖。
   常州红十字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将救护培训作为一项主要会务工作。1952年，组织全市性大规模急救训练，历时半年，训练工人、居民、师生949人。至60年代，共训练卫生员、急救员1.4万多人。80年代起，逐步转向群众性普及培训。1994年12月，成立常州市联合应急急救培训中心。1996年起，重点对机动车驾驶员、特殊工种、公安干警、导游、教师和大中小学生，分期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共150多万人（次）参训，其中经考核颁发《初级应急救护合格证》50多万人。2002年6月，常州市红十字会取得救护培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证》。2005年，在全省率先取得面向社会举办非学历教育培训资格。2008年，市红十字会创新培训模式，急救培训工作走上规范化轨道。救护培训逐步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同时对参训单位实行全程服务，先后为10多家企业上门培训，为4.3万多名机动车驾驶员进行急救培训，为252所小学、172所中学和常州工学院1万多名师生进行救护培训，经受训人员传教，全市10万多名师生初步掌握急救救护技能。2009年，常州市红十字培训中心正式成立，年培训人数达到5万多人（次）。2010年，全市接受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累计人数达到户籍人口13.6%。2012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人数超过5万人（次）。从当年起，市红十字会参与全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公益性百万应急救护培训项目的实施，当年培训初级救护员16426名，普及性培训56992人（次），培训救护师资和学校健康辅导员113人。2013年，全市救护培训机动车驾驶员7万多名，培训初级救护员8074名，普及性培训62943人（次），培训救护师资100名，提前并超额完成省下达的全年目标任务。市红十字培训中心顺利通过社会力量办学分等级评估验收，全市应急救护培训工作迈上新台阶！
   六、志愿服务彰显特色
   1994年3月，“学雷锋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开展，拉开常州市红十字志愿者行动的序幕。1996年，全市设立红十字志愿服务站64个，首次组建1000多人的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在全省地级市中居领先位置。9月，全市首批创建红十字志愿服务示范区8个，并组织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万人大行动。12月3～5日，江苏省红十字会在常州召开全省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会议，会上出台的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规程、管理办法、工作计划，得到总会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1997年，常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开始由卫生救护向社会服务转变，全市设立红十字志愿服务点（站）408个，志愿者发展到2.3万人，志愿服务受益20多万人（次）。市红十字会制定《常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示范区实施细则》。钟楼区西新桥红十字志愿服务站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青年文明社区全国100个示范点之一。1998年，全市红十字志愿服务示范区发展到17个，有4个被授予最佳红十字志愿服务示范区称号。2000年，全市红十字志愿服务站（点）发展到1000多个，有10多万人（次）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受益人数达100多万人（次）。
   2001年11月2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视察常州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实地考察清潭等志愿服务示范区。2005年，常州市红十字会组织“2005志愿者彩虹行动”。2007年12月14日，在苏州召开的全省志愿服务工作会议上，常州市红十字会作专题经验介绍，全市有2个志愿服务站评为省级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单位，2名志愿者评为省级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个人。2008年11月1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表彰决定，常州市红十字会系统有7人被授予红十字志愿者之星荣誉称号。是年，市红十字会在常州仁慈医院创建志愿服务基地。在2009年国际志愿者纪念日，全市表彰优秀红十字志愿者18名，分别授予“星级”志愿者荣誉称号。钟楼、溧阳分别在常州率先打造“紫荆花”、“爱心作坊”等品牌，成为全市红十字志愿服务新亮点。2011-2013年，市红十字会先后组织在常6所高校、500多名师生，参加全省以“博爱青春”为主题的高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分别开展16个项目志愿实践服务，其中2个项目评为全省“十佳”志愿服务项目。2012年，全市在册红十字志愿者2.19万人，参与红十字服务志愿者超过5万人。2013年末，常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被市文明办评为“常州市雷锋广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七、博爱助学成效凸显
   20世纪50年代，常州市红十字青少年会员参加“除四害”、勤工俭学、资助贫困儿童等社会公益活动。80年代起，常州红十字青少年会员捐款捐物，救助灾民。90年代，常州市学校红十字会迅速铺开，从城区逐步扩展到乡镇小学。全市学校之间、师生之间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敬老助残的良好风尚开始形成。1997年，全市68所大、中、小学校成立红十字会。1998年，成立常州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在全省率先实现学校红十字会建会率100%，首次设立常州市特困学生红十字救助基金，先后为41名特困学生和18名教师发放救助金5万多元。2002年起，常州市学校红十字会各项工作步入规范化发展轨道。全市部分中小学校相继创立帮困基金、爱心基金、旷达基金、温馨苑，开展“爱心一元捐”活动，实施“身边的希望工程”，救助家境贫困和患重病学生，涌现出一批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的优秀红十字青少年会员。
   2008年起，常州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开启新的征程，青少年红十字活动纳进学校教育计划和管理工作，红十字青少年工作逐步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载体，“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融入课本知识和道德教育之中，为开辟学校新的第二课堂，产生春风化雨的良效。2009年11月起，常州市红十字会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开展4站“红十字蓝天助学”活动，主要为外来工贫困子女和失聪学子提供公益服务，市红十字会共发放助学金和捐赠图书、书库、康复训练器材价值9万多元。2011年，在常州的12所高等院校全部成立学校红十字会。2012年，常州市属28所中学全部恢复建立学校红十字会。至2013年，全市有28所大、中、小学校命名表彰为江苏省红十字会示范学校，1所小学作为全省5校之一被省红十字会推荐为全国红十字模范学校候选学校。常州市学校红十字工作逐步实现组织化、规范化、常态化。
   八、人道传播拓展平台
   常州市红十字会从1962年起，开展“5·8”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举办“红十字宣传周”。1993年《红十字会法》颁布之后，全市每年开展红十字法规宣传。1995年7月，市政府颁布《常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从此，常州各级红十字会以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为契机，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以《红十字会法》为主体的法规宣传活动。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80周年、100周年和江苏省红十字会成立50周年之际，常州市红十字会皆多角度、大规模地以纪念活动形式，宣传红十字法规，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2006年，制定出台《常州市红十字会2006～2010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2008年，红十字法规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部队、进机关，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常州市红十字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红十字文化，尤以广播电视、文娱活动为载体，发挥多种舆论工具导向作用，并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加大传播力度。1993年，创办《常州市红十字会工作简报》。1994年6月，金坛市红十字会在东南九省市第八次红十字会工作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跨入21世纪，尤其2007年之后，创新载体，拓展平台，红十字文化传播展示新的格局。全市红十字报刊订阅进学校、进社区、进医院、进志愿者队伍，实现全覆盖。2008年，市红十字会续编《红十字工作简报》，开通《常州市红十字会网站》，在中国·常州网开办网络专栏，开展百场电影进社区巡回放映活动。2010年，市红十字会创刊《常州红十字》，首次组建红十字宣传通讯员队伍，与苏州、无锡市红十字会创办红十字运动太湖论坛，编印《开拓、奋进、发展》纪念画册，展现全市红十字工作崭新面貌。全市一批论文（文章）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市红十字会先后获全省首届“博爱杯”新闻评选活动组织奖和江苏省红十字报刊宣传工作贡献奖、宣传与理论研究工作优秀奖。
   九、交流合作持续推进
   20世纪80年代初，常州市红十字会开始与外省、市交流互访。90年代起，进入对外交往频繁时期。至2012年，先后与江苏13个省辖市红十字会进行互访，向四川、陕西、湖南、江西、安徽、新疆等省、区资助援建，组团赴内蒙、广西、广东、甘肃、贵州、江西、山西、海南、深圳、重庆等省、市学习考察和参观交流。外省、市红十字会也多次组团到常州考察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州市红十字会根据总会和省红十字会部署要求，开展台湾事务工作，为台胞转信寻亲，帮台属查找故旧。共为台胞寻找在常州地区亲友办理转信、寻人101件（人），为台属查找在台湾亲友办理转信61件（人），直面接待查找在台亲友的台属53人，使一些分离几十年骨肉亲人团聚。从90年代开始，市红十字会与台湾、香港互助互访。1998年，市红十字会首次派员随省红十字会考察团赴台。翌年，市红十字会首次捐款赈济遭受地震灾害的台胞。至2009年，市红十字会3次派员随省红十字会考察（代表）团或本会组团到台湾考察交流，4次向台湾台风灾区捐款430万元人民币，台湾地区曾两次派员到常州进行大陆感恩之旅。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常州市红十字会扩大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和外国红十字会的交流合作领域，出国学习借鉴先进公益管理理念和科学技术。至2013年，随省红十字会代表（考察）团或本会组团，先后赴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瑞士、土耳其、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学习考察，并热情接待到访的美国国际援助公司友人。
   十、自身素质明显提升
   常州市红十字会注重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不断加强自身思想、组织建设，提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政策水平、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以此作为担当社会人道救助团体职责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常州市红十字会每年在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开展争先创优活动，评选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进各级红十字组织和全体红十字会专职人员的思想和作风建设。90年代，市红十字会制订定期政治学习制度，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集中学习时事政治、红十字法规和上级文件、指示，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素质。1993—1995年，常州地方红十字会有7人评为全国红十字工作先进个人，8人评为省级红十字工作先进个人。1996年起，市红十字会制订目标管理考核标准，分5个方面，17项具体标准，100分值，在辖县（市、区）红十字会自查自测基础上，逐一进行考核评估验收。对全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以上专职干部，从政治思想品德、业务工作能力、工作敬业表现、完成工作实绩4个方面，以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4个档次进行自评互评，全面考核，最后由上级主管部门审定。从而促使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按照思想好、作风实、业务精、管理严的标准，严以律己，取长补短，在日常工作中坚持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热情接待，礼貌用语，服装整洁，敬业奉献，树立起常州红十字人的良好社会形象。1996年，市红十字会实施“三五Ｏ”民生工程，在全市范围设立50个红十字应急急救站，选择50名特困孤老免费就医，为民众办50件好事。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和中共   “十五大”召开，全市红十字系统举行万人大行动。翌年，市红十字会在全省目标管理考核评比中获优秀奖。
   跨入21世纪，尤其2008年之后，常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一直处于江苏红十字系统第一方阵，多项会务工作在全省处于领先位置。2001年11月，市红十字会首次制定《人事管理制度》，强化和规范机关内部人事管理工作。2004年10月25日，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孙育林赴京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2005年3月，制定《常州市红十字会党支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2007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首次印发《市红十字会机关职能、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三定”方案》。市红十字会被省红十字会评为目标管理考核二等奖。2008年，市红十字会获省综合考评一等奖、工作创新奖，并评为全省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时任江苏省省长、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亲自为常州市红十字会颁发荣誉奖牌。常务副会长俞坚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马绿萍、钱跃生、陆鸿飞、徐红评为全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2009年，常州市地方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全面理顺，此项工作走在江苏省辖市前列。是年，出台《中共常州市红十字会党组议事决策规则》。当年，先后派出市、区红十字会44名专职干部，参加总会和省红十字会举办的12个培训班，并派员在市级10个培训班参训，使政治水平、法律意识和业务能力大为提升。全市红十字系统有24人获得总会颁发的“中国红十字会工作者荣誉证章”，其中，金质章2人，银质章10人，铜质章12人。年末，常州市红十字会再获全省红十字工作目标管理综合考评一等奖。在辖市、区红十字会和市属团体会员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测评中，对常州市红十字会满意度首次达100%。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俞坚选为全省红十字会系统28名代表之一，出席当年10月27—29日在京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2010年12月，常州市红十字会制定《常州市红十字事业2011—2015年发展规划》，经市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付诸实施。在全省2010年度考评工作会议上，市红十字会分别获综合工作优秀奖和参与省运会、服务省运会突出贡献奖、工作创新奖。在年终市级机关31个党群部门目标管理考核中，市红十字会综合得分名列第9位。是年，全市红十字会系统评选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20个，先进个人20名，优秀会员20名，优秀志愿者20名，21个企事业单位获红十字人道博爱奖。2011年3月22日，在全省红十字工作会议上，常州市红十字会连获目标管理考核优秀奖、工作创新奖、突出贡献奖。是年，市红十字会增补为常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和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组织单位。12月15日，在江苏省红十字会八届四次理事会议上，常州市红十字会获组织建设优秀奖、宣传与理论研究工作优秀奖，常务副会长俞坚增补为省红十字会理事。市红十字会社会救助工作作为困难群体关爱工程，首次列入市政府60项重点工程；红十字综合工作，首次纳入全市重点目标管理考核体系。2012年8月，市委决定俞坚任中共常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在全省地级市红十字会第一个以正处职配备专职副会长。是年，市红十字会核定机关编制13名，其中行政3名，事业10名，在岗专职人员18人。至此，市红十字会的机构格局、人员编制、组织规模、工作业绩等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13年初，市红十字会切实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从8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并认真执行。9月，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俞坚作为9名代表之一，出席总会在苏州召开的红十字理论研究座谈会，并作特约发言。年末，市红十字会评为2009-2013年度江苏省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常州市创建文明单位工作先进单位。至2013年，常州市红十字会系统共获县级以上集体荣誉139项，评为县级以上先进（荣誉）者168名。
   2014年，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江苏省红十字会成立58周年，又是常州红十字会百年华诞。值此喜庆之年，及至“十二五”规划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段，常州市红十字事业已进入继往开来、再启征程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深信，在常州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江苏省红十字会精心指导下，常州市红十字会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市委、市政府两办《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重点工作分工方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必将引领全市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和爱心人士，激发正能量，主动融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大潮，创新人道主义体制机制，搭建社会各界人道平台，砥砺奋进，再创辉煌，为民众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合力开创红十字事业新局面，让红十字旗帜在常州的蓝天高高飘扬！
 
 
做好档案工作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的思考
刘迁  刘晓晓
 
   “郭美美事件”引发了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造成红十字会公信力下降。当前，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刻不容缓。提升公信力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做好档案工作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要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完善档案资源建设、转变档案服务观念。
一、红十字会需要提升公信力
   作为我国最大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其形象本该与“人道”、“博爱”等词划上等号，但目前却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中，如今提及红十字会，民众首先想起的并不全是“救死扶伤”、“人道主义”，而是一连串的负面新闻。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天价帐篷”、到2011年上海卢湾区红会的“万元餐”、“天价采购”事件，中国红十字会便一直饱受争议与质疑。而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则将中国红十字会再次推上了舆论的浪尖，民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也一度降至“冰点”。虽然红十字会多次发布官方声明辟谣，但是其一系列的负面新闻已经在民众与红十字会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而“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的锐减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所统计的数据来看，2012年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1.88亿元，与2011年相比下降了23.88%。
   “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虽已过去两年，但其负面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时间便在微博上呼吁大家为灾区捐款，但得到的竟是无数“滚”字的回应。据统计，芦山地震发生后的十一个小时内，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额为14.28万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却在这短短的十一小时间收到了2240万元善款。该数据的差异再次表面民众对慈善官方代言人——中国红十字会的认可与信任下降。据焦子宇与董小玉所著《慈善机构如何利用危机重塑公信力——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一文中的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3年4月29日“仅在谷歌输入‘慈善丑闻’，就有183万条结果；输入‘慈善危机’，有947万条结果；输入‘中国慈善系统丑闻’，得到了190万条结果；而输入‘红十字会+郭美美’，则能得到1.4万多结果。”[①]一系列数据告诉我们，当前红十字会需要提高公信力。
二、做好档案工作有助于红十字会提升公信力
   导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缺乏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公信力建设的最基本环节，信息不公开，公信力就成为“无源之水”。长久的信息不公开，势必会造成公众对红十字会工作的不理解与不信任，其执行力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便不足为怪。“郭美美事件”就是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充分的信息与合理的解释，各种“版本”满天飞，结果就是红十字会的公信力逐渐损耗。
  那么如何做到信息公开呢？笔者认为，重要一点就是做好档案工作。红十字会档案是红十字会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红十字会档案的凭证价值是它不同于其他资料的最基本的特点，因为红十字会档案是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记录，可以成为查证处理红会管理运作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依据。红十字会档案的情报价值表现在其作为历史活动真实的记录可以给人们系统而广泛的情报信息。集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与一体的红十字会档案能真实地反映其活动过程的记录，如果红十字会能管理好自己的档案并做好开放利用工作，必将让社会公众更加了解真实的红十字会，那么很多谣言也就“不攻自破”，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也将得到大大提升。2013年上半年四川芦山地震后24小时之内，国内近40家企业捐款就超过1.4亿元，此次募捐更多地投向了民间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只收到为14万余元的捐款（截止2013年4月20日晚），而壹基金达到了2240万元，为红会的160余倍，显然“郭美美事件”后红会的信任危机仍然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十字会能做好档案的开放利用工作，让民众通过相关数据资料了解红十字会的真实状况，那么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必将有质的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做好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放利用工作，能有效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而红十字会公信力的提升，又能进一步保障档案信息资源作用的实现，实现良性循环。原因在于：其一，红十字会公信力的提升必然导致更多的人考察档案，公众查考档案的过程有助于档案工作者更好的工作，从而有助于档案资源的优化与配置。其二，红十字会公信力的提升导致更多的人关注档案，提高了公众的档案利用意识，客观上会推动档案工作更好的开展。
红十字会档案信息资源与其公信力是互为促进的关系，我们要用统一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把两者放在一起来思考，可以说，不做好自身档案资源的管理利用工作，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会受到较大质疑；反之，红十字会公信力的改善或恶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档案资源的管理利用。
三、做好档案工作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的几点建议
   正因为档案工作在红十字会公信力提升方面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必须要优化红十字会档案工作。基于目前红十字会档案管理的实际情况，借鉴其他部门的经验，根据自己的思考，笔者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其一，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的制度是红十字会档案工作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强化档案管理制度。笔者在我国各级各地红会网站上做了初步调研，发现仅有江西省红十字会、扎赉特旗红十字会等少数地方红会公开了自身的档案管理制度，而其他很多地区没有公开档案制度。而对已有的红会档案管理制度查阅，笔者发现其制度也存在指导性不强、内容过于宽泛等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应该统筹制定红会档案制度，各地方红十字会可在其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本地的管理制度，保障档案管理工作趋向制度化与规范化。
   其二，完善档案资源建设。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前提是档案资料的可管理与可利用。为此首先要加强红会档案收集工作，将红会活动开展中形成的数据材料等具有保存价值的真实记录收集入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扩大收集范围，主动向社会、公众征集有价值的红会档案，以丰富档案馆藏，在此基础上还要结合自身档案的特色，根据社会公众的档案需求，做好档案编研工作，确保公民有档可查，有档可信。
身处信息时代，红十字会档案资源建设也要顺应时代趋势，朝信息网络化、资源共享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抓好档案信息化工作的软硬件建设，配套计算机设备，做好档案数字化工作，创建档案数据库；另一方面，充分挖掘、整合档案中各类网络信息资源，纵向挖掘和横向开发红十字会档案信息资源，突出红十字会特色，建立国家或地区红十字会的档案资源体系，打造红十字会档案文化品牌。
   其三，转变档案服务观念。由于历史原因，红十字会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层次不齐，服务观念陈旧，档案意识淡薄，严重影响了红十字会的档案管理工作。为此，笔者认为：首先，红十字会档案管理人员要提高自身档案意识，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红十字会可结合“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危机后档案应该发挥的作用等具体事例对档案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其次，红十字会档案管理人员也要提高综合素质，包括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服务意识等，让档案管理更专业、档案服务更热心，档案利用更有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焦子宇、董小玉：《慈善机构如何利用危机重塑公信力——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新闻爱好者》 2013年第6期。
…… [点击查看详细] ]]> Mon, 30 Jun 2014 02:38:47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3470 观察思考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469
 
加强红十字会危机公关的几点思考
杨婷婷
 
   危机公关，顾名思义就是应对危机的有关机制。具体是指机构或企业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损害和威胁，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应对策略，包括危机的规避、控制、解决以及危机解决后的复兴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动态过程。危机公关对于政府机构、企业单位、个人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媒体已逐渐成为主流。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给机构或企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由此危机公关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对于近几年不断出现各种负面问题的中国红十字会来说，加强危机公关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加强危机公关呢？笔者试提出几点思考。
一、建立危机处理应急机制
   目前，对于机构或企业来说，危机公关事件的发生不可避免，因此要求机构或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强化危机公关意识。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庞大且关系复杂的组织，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一经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扩大性传播扩散，结果将会给红十字会带来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而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任其发展，聚少成多，积小致巨，最终将会演变成比较严重的危机，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为了杜绝或减少这种情况的产生，红十字会必须强化危机意识，建立危机处理应急机制——在各级红十字会内部建立相关部门，专门配置具有公关意识和相应公关能力的专职人员；并在实际的工作中积极认真地研究、分析和发现可能出现危机的各种苗头，逐步增强专职人员对危机产生的敏感度。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悠然的坐在自家的椅子上，跟全球的朋友分享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同样，利用互联网能够毫不费事地收集网络舆情，从而了解和分析各界对于红十字会的关注以及原因。而一旦出现关于红十字会的负面消息时，不论问题大小，负责公关的人员都必须加以重视，找到源头，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并在第一时间内主动把事情的调查真相传递出去，把危机化解于“无形”。
二、强化危机公关5S原则
   我国著名的危机公关学者游昌乔提出了危机公关5S原则：一是承担责任原则，无论对错，都应主动出面承担责任，当面主动承担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组织的长远利益更加重要。实际上媒体和公众心中都有“一杆秤”，对机构或企业也有了心理上的预期。因此不能盲目地选择反抗，在危机处理中态度至关重要。二是真诚沟通原则，主要包括诚意、诚恳、诚实三个方面。机构或企业处于危机漩涡中时，是社会公众和媒介的焦点。所有的行为都将接受公众的关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侥幸心理，认为可以避人耳目。而应该主动与新闻媒体联系，尽快与公众沟通，说明事实真相，赢得公众的同情和理解，消除公众的疑虑与不安。而在这过程中必须做到“三诚”(诚意、诚恳、诚实)。三是速度第一原则，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在危机出现的最初24小时内，消息会象病毒一样，以裂变的方式高速传播。而机构或企业面对危机之所以出现失控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在应对危机时反应迟钝，不能抓住最佳时机解决危机问题。因此，机构或企业控制危机一定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控制事态发展，并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公众看到机构或企业的积极处理态度。四是系统运行原则，在进行危机管理时必须系统运作，绝不可顾此失彼。在危机之中，必须向大众传递一致的信息。在面向媒体，公众甚至对自身内部人员时，言论都必须保持一致。若前后出现矛盾，将会对机构或企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影响。五是权威证实原则，即是在积极应对危机的同时，进行“曲线救国”，利用政府部门或社会权威部门出面为自己辩解，使公众解除对自己的警戒和逆反心里，重新获公众的信任。这是机构或企业危机策略的重要原则。危机管理着重在预防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上，一个机构或企业是否能在危机发生后拟定危机应对计划、快速反应、协调沟通，是验证一个机构或企业能否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危机公关5S原则对于红十字会加强危机公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红十字会必须把承担责任、真诚沟通、速度第一、系统运行、权威证实等运用到危机公关中，才能最大化的取信于民，尤其承担责任与真诚沟通这两条原则更为重要。
三、学习借鉴危机公关的典型案例
   对危机事件处理是否妥当，往往关系到机构或企业的信誉、形象、生存与发展，如果处理不好，它将给机构或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如果处理得当，机构或企业会继续向前健康发展。近几年，红十字会遭遇多起负面报道被媒体热炒，其中“微博风波”更是导致红十字会公信力一落千丈的导火索。从这些事件的处理当中，明显看出红十字会危机处理能力的薄弱与不足。为了更好的处理危机，借鉴以往经验是一条捷径。在国内外，危机处理恰当的个案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很多值得拍手称赞的精彩个案。因此，红十字会有必要潜心研究危机公关的典型案例，学习先进经验，从中吸取处理危机的各种方法和技能。美国强生公司“中毒事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值得借鉴。
   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生公司曾面临了一场严重的“中毒事件”危机。其公司生产的治疗头痛的止痛胶囊“泰诺”一直作为主打产品之一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却在1982年9月29日被曝出有人因服用“泰诺”止痛胶囊而死于氰中毒，一开始死亡人数只有3人，后来却传说全美各地死亡人数高达250人。其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一时舆论哗然。“泰诺”胶囊的消费者十分恐慌，调查显示有94%的消费者表示绝不会再服用此药。医药和药店也拒绝销售此药。事件发生后，在董事长吉姆·博克的领导下，强生公司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环环相扣，最终拯救了强生公司的信誉，并且使公司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收回投入市场的“泰诺”止痛胶囊，并花50万美元向有关的医生、医院和经销商发出警报。然后，积极配合美国医药管理局的调查，抽调大批人马对所有药品进行检验，并在第一时间以真诚和开放的态度与新闻媒介沟通，迅速地传播各种真实消息，无论是对企业有利的消息，还是不利的消息。在中毒事件中回收的800万粒胶囊中，事后查明只有75粒受氰化物的污染，而且还是有人蓄意破坏造成的。公司虽然在回收药品上付出了一亿美元的代价，但其毅然回收的决策表明了强生公司在坚守自己的信条：“公众和顾客的利益第一”。这一决策受到舆论的广泛赞扬，《华尔街周刊》评论说：“强生公司为了不使任何人再遇危险，宁可自己承担巨大的损失。”事后，强生公司为“泰诺”止痛药设计防污染的新式包装，以美国政府发布新的药品包装规定为契机，重返市场。强生处理这一危机的作法成功地向公众传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受到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原本一场“灭顶之灾”却为强生赢得了更高的荣誉，这归功于强生危机处理中的高超技巧。
   这是一起成功案例，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实事求是的精神、真诚的态度以及果断的策略，公司用暂时的损失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变不利为有利。一段时间以来，红十字会也面临信任危机，强生公司的案例无疑有着启发意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案例也值得深入研究。
四、完善信息公开和沟通互动机制
   完善信息公开和沟通互动机制是杜绝和减少危机产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危机出现妥善处理的重要途径。当代社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掀起了网络化、数字化的潮流，信息的传递与分享可以在瞬间完成。虽然新媒体的即时、交互、共享等特性会使得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网络的隐匿性又可能使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影响更加恶劣。但是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因势利导，我们也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塑造红十字会的正面形象。
   其一，红十字会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以互联网为基本载体的公开透明的全方位的信息披露平台，建立常态的信息发布或披露机制。要及时主动地向公众公开红十字会接受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慈善捐助情况，善款使用、项目实施等情况以及详细的年度审计报告等信息，使红十字会在社会公众的全面监督之下阳光、健康地运行。这种机制不仅会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且能够提高红十字会的诚信度，恢复公信力。必须指出，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负面报道以后，红十字会开通了官方网站和微博等平台，但是并没有针对社会公众的需求发布信息，缺乏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因此，要继续深入加强信息披露平台的建设。
   其二，红十字会相关部门应积极主动地与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沟通互动。对于红十字会来说，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能够收集到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进而改进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减少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其次，能够在危机爆发时尽快把事件的调查真相传递出去，同时能够不断地把后续处理情况及时公布出来，减少和控制负面报道的跟进，有效地降低危机的负面影响。再次，能够利用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进行红十字会工作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塑造红十字会的正面形象，提高红十字会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 [点击查看详细] ]]> Mon, 30 Jun 2014 02:36:19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3469 调研报告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468  
骨髓捐献，期待生命更多平等
郝如一
 
   据《中国红十字报》日前消息：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重新启动以来，捐献人入库数据达184万份，成为世界第四大骨髓库，已成功实现40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每1000例捐献的时间，由过去12年缩短到17个月。
   平心而论，这是非常可观的成就，13年加速度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华骨髓库在实践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中作出的巨大贡献。笔者2002年在苏州红十字会起步骨髓捐献工作的时候，听说堂堂13亿人口的大陆，中华骨髓库仅10万人份HLA数据,而海峡对岸的台湾2300万人口，慈济骨髓库却有30万的库容。当时大陆白血病患者基本靠台湾同胞捐献骨髓，真够汗颜的。今非昔比，正如中国红十字会华建敏会长所说，4000例是一个程碑式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一个规模，更是一种民族精神，是一种奉献爱心、挽救生命的社会风尚，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和生动诠释。
   我们知道，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中，人道、公正是其核心。从生命价值到人格尊严，无论什么人红十字会都要对陷入困境者施以人道救助，力求平等对待、公正运作。对骨髓捐献而言，同样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所以，红十字会对于每一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或接受移植的血液病患者，都不会去过问他们的身份地位、阶级阶层、贫富状况，只要技术层面上捐受双方符合条件，就予以操作、提供服务。
   然而，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尽管红十字会的运作是公正、公平、公益的，志愿者捐髓更是博爱的、奉献的，可是造血干细胞从捐献到移植，乃至后续的抗排异、抗感染，病人的整个住院治疗流程是要产生费用的，而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少则几十万多则一二百万元人民币。如果患者付不起这高昂的治疗费（骨髓是无偿捐献的），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平等获得爱心捐髓的机会，病魔依然会无情地折磨着你。
   虽然我无从调查统计中华骨髓库提供的4000例成功捐髓分别给了什么样经济状况的血液病人，其中多少人付得起（或靠借钱支付）这昂贵的医药费？但可以想象的是，家境贫寒又未获大病医保的血液病人恐怕为数不多，即便有也是债台高筑了。这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红十字会搞骨髓捐献的出发点和原则性是人道的公正的，红十字会看待所有血液病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平等的，可是经过一番捐髓流程，直至最终实施移植，生命得到挽救的机会与可能却难以体现公正平等——关键在于费用。然而，责究这个悖论的板子，却不能打在骨髓捐献事业身上，红会运作捐髓的公正性已经体现得很好了；这板子也不能打在医疗机构身上，公益的医院毕竟不是慈善机构，何况我国还不具备普遍实施免费医疗的条件。笔者以为，造成人道奉献的骨髓不能公正体恤每一个生命平等的原因，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医疗救助措施的不得力。
   这就给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一个更高的目标要求——有必要针对白血病发病“见涨”的趋势，制定专门政策，扩大报销比例；采取救助措施，帮扶贫困患者，让更多的白血病人付得起医疗费用，从而感受来自骨髓捐献事业和捐髓志愿者“血浓于水”的人间大爱，进而体现捐髓的人道、移植的公正，生命的平等。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应该促其达到尽可能的最大公平。在我国财政收入年年攀上新高，各级政府再三强调民生重要的当下乃至未来，应该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当然，红会也不要仅仅陶醉于骨髓库库容一万一万地扩大、成功捐髓例数一千一千地增长，为了骨髓捐献的公正平等体现得更好，我们还应主动联合卫生、民政、教育（儿少白血病）、社保等部门和商业保险机构，协调建立专门针对贫困人口血液病的大病重病医保制度和救助机制，让更多罹患白血病的穷人获得骨髓移植的机会与可能。这样，红十字会遵循的公正平等原则就能得到更积极、更有效、更完善的执行；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就能得到更显著、更具体、更实在的展示。
   近年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小天使基金”、一些地方的医保机构和红会，对家庭贫困的少儿白血病患者提供适当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困难。但是，毕竟标准不高、范围不大、力度不够，还不能基本解决问题。相信随着公平理念的普及、民生措施的落实，保险制度的出台、报销范围的扩大，会有更多贫困白血病患者将因骨髓移植公平机会的增加而获得更多的生命平等对待。随之而来的就是捐献骨髓数量的明显递增，每千例的间隔时间将从目前的17个月加快缩短到12个月乃至8个月、半年......这不正是我们红会人的期待和愿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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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商君书》中的社会救济思想
王云鹤
 
   本文拟就《韩非子》、《商君书》中有关社会救济思想的简单讨论，粗略勾勒战国时期法家对转型期中政府职能重建的理论架构，以期对红会与中国社保事业有所裨益。
   讨论《韩非子》、《商君书》中的社会救助思想，以下几点须首先考量：一、《韩非子》、《商君书》为社会大变动、大重组战国年代的产物，所以面对现实斗争的残酷，言论难免过激，也唯此方能标立特色，彰显己派文明；二、处理社会实务问题，从政府的角度建构治世理论体系，为法家学派最为显著的派系特征，然而激扬过度，难免对民生问题体谅不足，渊源唯此、优劣也唯此；三、限于时代与学派的局限性，《韩非子》、《商君书》并未对社会灾害救济做系统论述，而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料定天下政略与打造国家运行架构。因此，高远灵澈或在此，空洞散漫也实于此。即便如此，若能细心探查，宽容汲取，想也不废于援一瓢于即饮了。
   应该承认，《韩非子》中有关社会救济思想的论述是矛盾的：
   1，“圣人之治民，度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①]
   2，“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说也。”[②]
   3，“秦大饥，应候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蓏、蔬、枣、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与无功互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③]
   很明显，引1、2所述的圣王思想与引3所做的政策截然对立。果饥民而不救，任其自生自灭，绝然承托不起圣王之治之美名；不仅如此，果如此而行，很难想象实践之国于战火频仍的大争之世，如何安内攘外，克静四方，治强王天下？而王天下，本为《韩非子》一书念兹在兹的不懈追求！需要指出的是，《韩非子》此书，理论性重于史实性，其中引3并非历史史实，更能彰显韩非子的治世理论。即便如此，其内在逻辑何在？是什么保障了它，既能成全自己的圣王之治的理想，又安然度过现实政治的重重危机？
   不仅如此，《韩非子》中又有言：
   4，“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至其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至也。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④]
   5，“使民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饿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有也。虎豹不必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有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⑤]
   6，“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⑥]
   7，“齐景公之晋，从平公饮，师旷侍坐。始坐，景公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将奚以教寡人？’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景公归思，未醒，而得师旷之所谓：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齐民，家富贵而民说之，拟于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谓我惠民者，使我与二弟争民耶？于是反国，发禀粟以赋众贫，散府余财以赐孤寡，仓无陈粟，府无于财，宫女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禄米。鬻德惠施于民也，已与二弟争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晋……或曰：景公不知用势，而师旷、晏子不和除患……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⑦]
   8，“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⑧]
   究底而言，《韩非子》是一本论述帝王统御法术的著作，虽然它张扬王道法治的政治理想，但一接触现实的政治操作，难免务实、敏感，所以引4激荡着一股济世情怀，引5—8则充盈着一派浓烈的帝王心术，也正是二者的矛盾与张力形成了《韩非子》一书理论的纠结、犀利与荒谬。事实上，传统社会王道圣治囊括了法、儒、道、墨等诸家共同治世的追求，在他们意识范畴中，君主本为个人、天下、道与圣世的最大连接体，甚至统一体。所以他们既时时刻刻努力打造一位圣主明君，也常常自觉不自觉的把国家、人民的利益向君主倾斜、转化甚至同化。《韩非子》一书中，上述矛盾的破题，也就在于此。
   至于现实的政治操作，非引3叙述的那么苛刻，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即有言：
   9，“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⑨]
   10，“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毋罪毋（无）罪，毋（无）罪可赦。孤寡穷困，老弱独传，均?（徭）赏罚……”[⑩]
   其中引9的“喜为善行”与引10的“慈爱百姓”，明显与引3的记述背道而驰。
   更为有力的事例有：
   11，“（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11]
   此时政府纳粟，显然在于救荒，不惜破爵赏赐，足以见国家赈灾的力度。
   如果说，《韩非子》中的论述过多的缠绕了君主利害、帝王心术的盘算，那么《商君书》的阐述则纯粹以国家为本位，是一种比较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设计。
   12，“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12]
   13，“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指农战），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13]
   14，“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官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治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家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  则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14]
   通览上文，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对时代命题的紧扣其弦，给予了《韩非子》、《商君书》论述社会治理的充分底气，也究由于此，不偏不移，成就了秦国的一统霸业。总结《韩非子》与《商君书》中有关救济与治世理论，可见其重建的国家职能特征如下：（1）戮力实务，厉行法治，弘扬国家社会主义，以君权集中国家力量，抟民于王道法治的社会；（2）严苛赏罚，奖励农战，激扬百姓奋力耕作致富达荣，绝不滋长疲懒散漫社会风气；（3）倡扬尊尊卑卑，上上下下的礼教秩序与治世康乐的政治理想深切切合一体。
   当下红十字事业处于重振与发展时期，过多研讨“关于国家职能的重塑与探讨”，确非其职权与效能所能料定，但古人有言，“不谋全局者，不足于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与谋一时”。如今，在百业更新，万物蓬勃的时代浪潮冲击下，于中国社保发展新趋势中谋划红会发展大战略，未尝不是解决阶段性危机的釜底抽薪之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57页。
[②]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37、738页。
[③]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8页。
[④]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59页。
[⑤]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78页。
[⑥]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29页。
[⑦]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65页。
[⑧] 高华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5页。
[⑨]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5页。
[⑩]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6页。
[11]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4页。
[12] 王承略、刘保贞整理：《高亨著作集林》第7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13] 王承略、刘保贞整理：《高亨著作集林》第7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404页。
[14] 王承略、刘保贞整理：《高亨著作集林》（第7卷），清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走出家庭：慈善活动与近代中国女性角色的转变
戴娟
 
   近代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体制走向尽头，残存的封建势力与近代文明相冲突。转型期中，长期处于男子和家庭附属地位的女性逐渐转变自我角色认同，不再屈于低下的社会地位，认为“家庭”是自己的全部，她们开始走出家庭，实现自我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慈善事业为其提供契机。
一、近代女性地位的转变及原因
   中国传统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被认为是男性的财产。据陈望道先生总结，在生理家眼中，妇女是“制造儿女的器具”；在法律家眼中，妇女是“无能为力者”，“夫权底下的人”，丈夫的统治权“把那压在残酷的伦理底下，气息奄奄的女子，束缚的动弹不得。”[①]束缚在儒家伦常中的女性从属于家庭。就日常生活而言，单一的家庭劳动，孝敬舅姑，相夫教子，“昼则佐理家政，夜则篝灯事女红。”[②]长期束缚于家庭繁琐事务，与外界社会联系甚少，更别说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了。就文化素养而言，“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部分女性远离文化教育，知识匮乏、视野狭隘，难以发挥社会价值，进而“加固”其家庭生活的牢笼。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广大女性生活状况逐渐改变。
   近代以来，西方自由、平权的思想涌入中国，晚清社会出现震荡，由最初的基本人权缺失，到争取男女同权，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国民各项权利努力奋斗。[③]这一历程表明女性解放、走出家庭的呼声愈演愈烈，一部分先进女性开始不满足屈从于夫权，奉献一生于家庭之中，希望实现自己更多价值。于是，从事慈善事业成为她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选择。
   其一，女性特质适合从事慈善事业。男女平等思想在社会广为流传为女性转变命运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男尊女卑的陋俗逐渐被否定。社会盛传“男女无贵贱上下之差别也”[④]为其走出家庭奠定了舆论基础。而从妇女的性格、体质等诸因素综合考虑，从事慈善是为最佳选择。“慈善事业顾名思义非鲁莽灭裂之辈所得，而奏功必具有慈性与热肠者方能着手，”[⑤]无疑心思细腻、富有善心是女子的特性之一，因此，“妇女之当于慈善性此世界所公认者也，且其对于恩义与人情又常能体贴入微。”[⑥]这样不仅满足了女性实现自我价值、转变自身角色的需要，亦将其在走出家庭过程中与男性争夺其他政治权利而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转而移之于慈善事业”。[⑦]
   其二，教育与宗教信仰为其走出家庭奠定思想基础。近代女子教育兴起开始冲击根植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女性道德，是实现“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心理素质的改善”的“首要条件” [⑧]。开明之家将女儿送入女子学校，学习图画乐歌、文法字法等。随着女性接受教育进程的推进，男女平权、公民权利等近代观念为先进女性所接受，其角色认同逐渐发生转变，她们意识到女子不能仅被封闭于家庭之中，家庭之外的世界理应涉足。此外，基督教“救世”思想与慈善事业的出发点相切合，因此，宗教团体在宣传女性走出家庭、从事慈善活动等方面亦发挥重大作用。她们认为“吾国妇女不应以‘良妻贤母’为终身之目的，”[⑨]除“井臼”之业之外，应有更伟大的事业，尤其对于信奉耶稣、心存仁慈的妇女来讲，应该从事慈善事业。事实上，耶稣教在慈善事业中有贡献者颇多，信教者提出，女性也能够“率我千万之圣教妇女以参加慈善事业之运动，此固为吾妇女界之光荣，抑亦为好教友应为之事。”[⑩]宗教界妇女秉持不甘束缚于家庭、愿继承上帝的仁慈之心的态度推动女性踏上慈善事业之路，慈善事业则以其对女性特性的切合，能够满足女性角色转变需要等诸方面的优势，在近代女性群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近代女性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要活动
   中国慈善事业分为两派，一为旧派，以男子主事，一为新派，“即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盲瞽院、留养院、红十字会之类是也。”[11]妇女或参加已有的慈善组织的活动，捐款捐物、举办募捐活动，或自行创办新的慈善组织提供社会救助，其中在参加已有的慈善组织中，中国红十字会为广大妇女提供了走出家庭的的平台。
   （一）参与红会慈善活动
   女性最初以参与慈善团体的形式展开活动，以参与红会慈善活动为例，窥知一般。
   中国红十字会为人道主义救助团体，自1904年成立在战地救护、救灾、防疫等方面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它为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广大女性则借助这一平台，走出家庭，积极从事慈善活动。
   较高社会地位的妇女较先涉入这一领域，其中缘由主要在于所受教育较早，观念转变较快。这类女性几乎均为政府官员夫人，如1911年黎元洪的夫人至红十字会医院慰问伤员，“伤兵感之如慈父母”[12]。这里展现的不仅是都督夫人对属下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其不再是从不抛头露面的贵族妇女，而是一个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力调动士气、抚慰伤病员的近代新女性。无独有偶，1918年《申报》登载《女学界赞助美红会》中提及，前司法次长徐谦之夫人推动了南洋女子师范全体学生加入红会，她以自己一人之力促进了女性从事慈善事业的辉煌，为女性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先进女性的影响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以捐款捐物的形式从事慈善事业。如1912年，顺天、直隶、温州、处州多地发生水灾，红十字会发起捐助活动，女性纷纷响应，节衣缩食尽己绵薄之力，“捐款洋一百元……今岁温处水灾之重……为此于合家衣食日用之间，择其缓之可省者，缓之可缓者，省之极力撙节积此百元，用以助赈。”[13]“顺直、温处灾民奚止百万，迩来女界捐助，尤为热心，徐云仙女士富于慈善观念，乐助百元 。”[14]妇女参与慈善,款项或多或少，积少成多，尽管杯水车薪，但有助于解燃眉之急：“本会赈灾恤难，毫无的款，全赖薄海同善解囊协赞，方足以及时进行。兹蒙李邓太夫人慨助宝塔捐银一百元，一滴杨枝，群沾实惠。”[15]妇女收入较少，其捐款几乎均来自日常作工，如刺绣等。随着妇女参与红会慈善活动的影响逐渐扩大，更多女性参与红会人道行动，至1915年掀起一个高潮。1915年山东遭遇兵灾、水灾，女界积极行动，“陈素芳女士拨洋二千元正”，杨徐太夫人“助洋一百元”等等，她们处于不同的年龄，来自不同等级的家庭。她们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家庭生活中的“人妻”、“人母”，亦是社会中一份子，应尽一定的社会义务。
   除捐款之外，女界亦凭借其手工技巧制作赈灾物资。“时近隆冬，穷民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特沛仁施，捐助新棉衣一百三十件。”[16]奔赴前线的医疗队所携带的物资也不乏出自女界之手的，“第一医队，随带女界红会寒衣筹备会所制手工御寒之具。”[17]这些捐赠不但体现了妇女的仁慈之心，也是她们与社会慈善组织共同援助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灾荒、兵灾的表现，她们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家人，已经向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扩展开来，这对千年以来关注对象仅限于家庭的妇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女性通过红会参与慈善事业，且成就颇著，使得红会重视这一支新兴的慈善力量。红会登报致谢的同时，亦给予奖励，如陈素芳女士“爰于自己养膳费内特拨洋二千元正”，红会将其“推赠本会名誉会员”。[18]此举不但是对女性参加慈善事业的肯定，更希望“薄海仁人闻风兴起”。[19]在红会的鼓励下，女性参与红会活动从事慈善事业的前景较为乐观，为其走出家庭、实现自身角色转变开拓道路。
   （二）自创慈善组织
   女性除参与其他慈善团体开展慈善活动外，亦积极创办慈善组织。女界盛行从事慈善是“关吾光辉灿烂之女界为吾中国历史增光荣，一洗黑暗了历史之耻”[20]，所以，中国妇女会、中国妇人会、北京、天津等地的女界红十字会等相继成立。她们通过自办组织推进女性慈善事业，相比参与其他慈善团体从事慈善活动需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从而推进其摆脱家庭事务束缚、参与社会之进程。以张竹君女士为例，窥知一般。
   张竹君女士是近代女权运动中的杰出代表，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人让权，须自争之。”[21]女性要获得权利，须积极投身社会事业，而从事慈善是为较好选择。因此，她在慈善事业上颇有建树。她在李平书支持下创办具有慈善性质的上海医院，苦心经营，积极活动，面对经费“每年尚缺数千元，竹君极力维持三载于兹矣。”[22]该医院于战时“收医伤军颇众，以助红十字会之不足。……已将院中看护、茶房等各项人役一律添雇，以待应用。”[23]此外，1911年创办中国赤十字会，战争期间积极募集物资，奔赴前线实行战地救护，张竹君女士亲力亲为，亲自率领医队救治伤者。张竹君是中国近代史上女性争取权利、走出家庭运动中的姣姣者，其开办的慈善组织声名远扬，慈善事业让她重新自我定位，打破传统，追寻自我价值。
   近代中国女性组织的慈善团体不胜枚举，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天灾人祸横行，女性慈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他们通过举办慈善音乐会、义演等方式进行筹款，借助自身特长缝制棉衣、纱布等救助物资。在女界的参与下，慈善界大放异彩。
   晚清以来，受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初见端倪。妇女解放即要求改变妇女自古以来束缚于封建礼教的处境，走出家庭。参与慈善，不但适合女性，也为她们摆脱家庭束缚提供了一条路径。女性在慈善事业中已取得不少成就，救灾、救护、募捐等贡献颇著，为社会赞扬。无疑证明女性的能力并不输于男子，只要给她们提供机会，其自身价值定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陈望道:《恋爱 婚姻 女权，陈望道妇女问题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②]《陈烈女殉夫事略》，《申报》1918年6月22日。
[③]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④] 朱仍:《妇人与慈善：开放主义》，《妇女时报》1913年第11期。
[⑤] 朱仍:《妇人与慈善：开放主义》，《妇女时报》1913年第11期。
[⑦] 朱仍：《妇人与慈善：妇人之性质》，《妇女时报》1913年第11期。
[⑧] 乔素玲：《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⑨] 严大司铎：《公进妇女与慈善事业》，《主心月刊》1937年第2期。
[⑩] 严大司铎：《公进妇女与慈善事业》，《主心月刊》1937年第2期。
[11] 中清：《广东妇女在慈善宗教农业工业各方面之职业》，《生活》1926年第46期。
[12] 《中国女慈善家：黎夫人、施淑贞女士》，《医药新报》1914年第5期。
[13]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吴詹淑女士》，《申报》1912年12月18日。
[14]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徐云仙女士》，《申报》1912年12月21日。
[15]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李邓太夫人》，《申报》1915年2月26日。
[16] 《上海县知事沈韫石君之太夫人》，《申报》1915年12月15日。
[17] 《红会组边防第二医队》，《申报》1918年11月26日。
[18]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陈素芳女士》，《申报》1915年3月12日。
[19] 《上海县知事沈韫石君之太夫人》，《申报》1915年12月15日。
[20]  张佩芬：《论女学慈善会》，《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8期。
[21] 《余录：女士张竹君传》，《新民丛报》1904年汇编，第955—956页。
[22] 《张竹君以南市上海医院推归公办通告》，《申报》1916年4月4日。
[23] 《张女士尊重人道》，《申报》1913年7月19日。
 
 
 
晚清义赈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朱煜洁
 
   闵杰先生曾指出，“在西方红十字会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社会救济组织，并一直保持着历史悠久的慈善会的传统，这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①]周秋光先生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②]。那么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清朝末期的上海？朱浒先生认为“上海的义赈系统一直保持着与红十字会实践的密切联系，为实现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种铺垫”[③]，“红十字会在中国本土化的这个过程，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西慈善文化的相通性，而是由一条相当具体的依赖路径，即与标志着中国救荒事业重大发展的晚清义赈所提供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④]因此“晚清义赈”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休戚相关。
一、晚清义赈概况
   中国历史上类似于义庄、义仓、义田等慈善机构较多，其部分慈善赈济活动，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也称作“义赈”，但此种“义赈”多由官府主导，通过募集捐助形式赈济灾区，而且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对象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对地方事务的一种参与和调节，甚至可以理解为官方管理地方的手段和途径，是其行政职能的一种延续。明末清初,荒政逐渐衰敝，官赈日趋低效，因此经济发达的江南一带民间社会的赈济活动逐渐活跃起来，主要形式为绅商捐资输粟, 协助官府于灾年赈济灾民。然而，这种早期的赈济活动, 从形式和规模上看，明显具有零散性和局部性, 尚未构成完备的社会赈灾体系, 仅仅是对传统荒政的补充。晚清时期，列强入侵，灾荒频仍，经济凋敝，粮食短缺，数以百万的人民流离失所，严重冲击传统的荒政体系。在这种急剧的社会变迁中, 民间大规模的义赈应运而生。
   1876年中国北方发生罕见的自然灾害（史称“丁戊奇荒”）拉开了晚清义赈的序幕。灾害持续时间长达四年, 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面积旱灾，以山西、河南为中心，旁及直隶、陕西、甘肃全省及山东、江苏、安徽、四川部分地区, 灾区之广, 灾情之重, 实属罕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多，大浸奇灾，古所未见。”[⑤]《申报》报导河南的情况:“及抵汴城，讯问各处情形，据述本年豫省歉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非特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新死之人，饥民亦争相残食。而灵宝一带, 饿俘遍地, 以致车不能行。”[⑥]然“官赈勿给, 而民气刚劲, 饥则掠人食, 旅行者往往失踪, 相戒裹足”[⑦]，谓之清朝“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 未闻之悲痛”毫不夸张。
   为此，无锡富商李金镛“独慨然往抚视, 至则图饥民流民状”[⑧],特致信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众多绅商，劝捐筹资。一呼即应，胡雪岩、徐润、唐廷枢等富商积极支持, 募集资金达十余万，是为“义赈之始”[⑨]。义赈初次开展十分顺利，大量灾民从中受益。灾情仍在继续，受难人数不断攀升，于是1877年春，李金镛等人从江北入山东境内，与扬州绅商严作霖率领的助赈人员会合，于青州设立江广助赈局，借助《申报》刊登《劝捐山东赈荒启》,号召各位绅商乐善好施，踊跃捐款。各界积极响应，募集赈款达五六十万两白银[⑩]。至此,大规模的义赈活动在中国东部地区渐次展开。
1877年, 晋豫两省旱荒加剧, 义赈迅速推广, 逐渐形成一套颇具规模的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运作模式，其中上海协赈公所成绩尤为显著。
   上海协赈公所由上海富商经元善于1877年创立，专为办理陕西、山西、河南各省义赈。协赈公所成立后，积极开展募捐赈济灾民，自1878年5月至1879年底, 由上海协赈公所解往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的赈款共计470763两[11], 而清政府用于此次赈灾的财政拨款也不过70余万两[12]，可见民间慈善团体于救荒赈灾中地位之举足轻重。除上海之外，苏州、扬州、杭州、镇江等地相继设立筹赈公所，与上海协赈公所相互配合, 共同办赈。在上海协赈公所的影响下，其它地区亦纷纷创设类似名目的义赈机构，澳门协赈公所、台南协赈公所、台北协赈公所、烟台协赈公所、湖北协赈公所、宁波协赈公所、牛庄协赈公所等相继设立, 甚至海外华侨聚居的美国旧金山、日本长崎、横滨等地也设有筹赈点。
    “丁戊奇荒”后，民间义赈活动并未随之结束，反而日趋兴盛。江南地区绅商仍继续组织全国各地义赈活动。如1883年，黄河水灾严重，经元善等人成立山东捐公所，开展救济行动。1887年黄河水患再起，祸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盛宣怀、经元善等人成立多个赈捐处，负责办理义赈事务。以上几次义赈活动，先后募得数百万两，拯救灾民达百数十万[13]。
二、晚清义赈对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铺垫作用
   “晚清义赈”虽然未直接导致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但却为中国红十字会诞生奠定基础。
   首先，其义赈活动理念、行动与红十字运动的原则极为相似。
   一是晚清义赈体现“独立”性。江浙地区义赈组织的开展模式不同于之前出现的各种带“义”字的慈善组织。晚清之前，各类慈善活动几乎均由政府主导，晚清时期则为民间自发，“不必受制于官吏，而听其指挥”[14]，属于真正的民间活动，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与红十字会的性质相同。放赈过程中，他们强调义赈系“民捐民办”,避免封建官僚机构插手干预，甚至从中侵渔的可能, 但也注意与地方政府“和衷共济,以免掣时”。放赈办法则因地制宜, 或自已“设局举办”，或委托当地官员代办，由义赈工作人员“暗中查察之”，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坚决“不假胥吏之手”[15]。无疑说明晚清义赈是纯粹的民间慈善运动，这与红十字运动中的“独立”原则颇为相似。
   二是晚清义赈倾向“公正”性。晚清以前义赈多为零散的、小规模的民间赈灾活动，具有很大的地区局限性。某个地方发生灾荒, 就在该地区范围内进行募捐活动, 至多扩展至旅居个别大城市的本籍同乡，募捐赈款仅为赈济本地灾民。可以想见，这种地方局限性，必然极大地限制了赈灾活动的规模与成效。然光绪初年兴起的义赈则完全不同，它突破了狭隘的地区局限。赈济对象往往为全国重灾区,如上海协赈公所虽设于江浙一带，却于中原地区展开赈灾行动，且上海协赈公所创立之初, 本欲专办豫赈，后得知山西、陕西、直隶受灾均重,赈济范围随即扩大到直豫陕晋四省。可见晚清义赈救济已突破传统的地域性，虽然未遍及国际，但也是其倾向红十字运动中的“公正”的表现。
   三是晚清义赈募捐中呈现“普遍性”。晚清义赈的筹赈机构由上海逐步扩散到整个东部沿海，甚至扩散到了海外，这些筹赈机构之间互为呼应，形成一种网络化格局，募捐活动往往遍及全国各地，包括了海外爱国华侨。此外，义赈的倡导者李金镛、经元善、郑观应等人借助近代媒介广泛宣传动员, 如在《申报》等发布劝捐启事,商界、学界、文艺界等人士积极响应，纷纷解囊相助，从侧面呈现出红十字运动的“普遍”原则。
   四是晚清义赈服务中彰显“志愿服务”原则。赈款筹集后,义赈工作人员需要长途跋涉,跨越省区，前往灾区放赈。在此过程中，众多参加义赈的工作人员均“不受薪水”,其中有些人员甚至“自备资斧”,以免情急之下使用赈款。如无锡人李金镛去苏北赈灾，路上一切开销均为自费，未挪用赈款分毫[16]，无疑彰显红十字运动中“志愿服务”精神。
   其次，晚清义赈行动的开展与红十字人道活动如出一辙。晚清义赈创造了一套十分高效的工作程序。灾情发生,义赈倡导者首先成立由义赈组织(如协赈公所、筹赈公所、赈捐处、协赈处、赈捐收解处等)，其领导者均为社会名流。然后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如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劝赈启事,印发反映灾区灾情的传单（为了提高可靠度，吸引人们捐款，传单往往图文并茂）等等。之后,统一印制幕捐册，交由各地代理机构或联络点使用，各地代理机构即以此向社会各界开展募捐。最后，募得款项统一汇交上海义赈中心组织，赈款数额相当时, 即派人专赴灾区散发，同时在报上刊登消息，告知各界赈款用途及去向，赈款往往是筹集一批,就公布一次，如“豫皖镇扬协赈处”，先后l9次于《申报》公布起收赈捐消息,先后7 次于《申报》公布起解赈款消息[17]。待整个赈事结束, 即刊行“征信录”，公布全部账目清单。整个流程，环环独立, 均由专人负责, 各司其职，但又紧密合作，协调一致办理赈务, 从而保证赈济的高效率。可以说，晚清义赈展现了慈善事业的新气象，表现出慈善事业的近代化，为红十字会进驻中国打下了体系上的基础。
   晚清义赈加速了中国慈善业的发展，《申报》借此机会在中国报导红十字会新闻，1898年5月9号《申报》特刊登《创办红十字会说》，明确提出于中国建立红十字会的主张。1900年庚子事件后，几大义赈组织如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迅速崛起，成为晚清义赈活动中的领军团体。其创办地、人员构成、运作模式上均可谓晚清义赈组织的延续，且均冠以“红十字”名义，试图将“红十字”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模式与其本体“嫁接”，极大地推动了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诞生。因此，晚清义赈为红十字会在中国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3页。
[②] 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34页。
[③] 朱浒、杨念群：《现在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72页。
[④] 朱浒：《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586。
[⑤] 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⑥]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⑦] 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
[⑧] 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
[⑨] 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
[⑩] 《李金镛传》，《清史列传》第20册卷77，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71页。
[11] 《公启》，《申报》1879年4月8日。
[12] 《劝赈公启》，《申报》1878年3月28日。
[13]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2页。
[14] 《送两弟远行临别赠言》，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5]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2页。
[16] 《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页
[17]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2页。
 
 
 
“孤岛”闪耀“双红十字”
——抗战时期上海节约救难运动
葛琦
 
   淞沪抗战打响后，上海成为兵燹之地，难民流离失所，公共租界被日军紧紧包围，成为“孤岛”。在上海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节约救难运动于上海普遍开展。
一、节约救难运动发起背景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经过3个月的拉锯战斗，11月12日国民革命军完全撤出上海。直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4年间，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区域和法租界被日伪势力包围，成为“孤岛”。在战火的驱使下，难民流离失所，纷纷逃到租界避难。一时间，租界人满为患，达70万左右。[1] 虽然政府采取了一些救济措施，力图解决难民生存问题，但杯水车薪，大量难民仍衣食无着，流落街头，据统计，仅20余日内饿毙人数已达万余。[2]1938年，人口由战前的167万攀升至400多万，形成空前规模的消费市场，从6月份的食品供需可见一斑：米175441元一袋、面31781元一袋、蔬菜10217元一袋、猪31091元一头、牛2623元一头、鸡1071元一只。[3] 由于各类物资紧张，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于是抢米风潮日有所闻，此固战争之遗祸”。[4]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上海市各界有识之士组织成立“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发起了一场以节约救难为宗旨，以募集捐献、减少浪费为主要手段，以救济难胞度过时艰为目的的节约救难运动。
二、“点亮”双红十字
   （一）建会立章
    运动发起，组织章程不可或缺。1938年10月9日，在上海有识之士的组织下，节约救难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委员30余人，会上虞洽卿指出“目前救济工作，虽感困难，但合全市四百万人，能实行节约，解衣推食，即不难解决。”[5] 一语道出运动的基本措施即“节约”。救难委员会成立的同时，简章相继确立，内容：
   ——本委员会以倡导节约救难为宗旨，定名为“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
   ——本委员会之委员由本市各界推定，并得由委员会之通过加聘之；
   ——本委员会设常务委员十一人，由委员会就委员中互推之；
   ——本委员会分四组办事：（甲）总务组，主持会计、文书、人事及不属于其它各组之事务；（乙）推进组，主持设计及推进各种节约办法等事务；（丙）劝募组，主持劝募事务；（丁）宣传组，主持宣传事务；
   ——各组设组委员，无定额，由常务委员会推任或聘任之；
   ——各组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由常务委员会就该组委员中推定之；
   ——本简章由委员会通过施行，其修正时亦同。[6]
   由简章不难看出，该组织结构严密、分工细致、目的明确，且委员“由本市各界推定，并得由委员会之通过加聘”，如此，该会委员当为上海名流，借助其声望号召民众参与，保证了参与者的广泛性，为节约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建会立章的同时，委员会亦发行“双十字”徽章。该徽章圆形搪瓷质，上弦青蓝色，中段白色且上截有双红十字标识，下截有蓝色“节约救难”四字，下弦为红色，其中青蓝表示仁爱、白色表示纯洁、红色表示热忱。而“双红十字”标识，一表示“救人”，一表示“救己”，含有“人己一体，救人亦即以救己”之意。徽章由收款团体机关于收款时随时分发，不单独发售，发行对象为认缴“月捐”和“特捐”的市民。由此可见，徽章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赠予捐赠者，以资鼓励，宣传救难运动的同时，极大的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双红十字徽章
   （二）节约救难运动的实践
   组织章程确定后，委员会即公布募捐方法，筹集救难资金。成立大会时委员会即发布募捐启事：“死伤遍野，流亡载途，沪滨收容难民现尚数逾十万，内地伤兵灾黎当更十百倍于斯……本仁民爱物之怀，广救死扶伤之德薄……小己以裕大己，俭一家而活万家”，鼓励大家积少成多，由近及远，为拯救中华贡献力量，言辞恳切，直入人心，具体办法如下：
   募捐办法：（一）捐款分月捐及特捐两种。每月捐助者为月捐，一次捐付者为特捐。（二）各学校、团体、厂号、机关，自行设法向各同仁友戚劝募者，得自定办法，但不得另发捐册。
   收款办法：（一）由各报馆、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代收捐款。（二）捐款无论月捐、特捐、团体、个人均填给收据，并登报公布，惟团体捐款收据只开该团体名义。（三）团体经募之款，须附捐户捐额清单，如不愿发表个人或团体名义者听。（四）收据由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印就送交各收款处，随时填发。[7]
   从募捐方法可知，一、此办法分两种，充分考虑认捐者经济状况，灵活性较强，便于操作；二、代收机构种类较多，方便市民捐款；三则填发收据并登报公布，如收款征信报告第一号刊登：“中国银行代收苏祖泰五元，余鹤亭五元九角，陆嘉言一元五角，陈廷祯一元，翁木良、李介夫各一角，王泊萍、王宿飞各三角，刘述基二角，夏习时二元，陈廷洪三元，俞雯青一元，章名勋五角，周尔奇二角，徐星三角，李宾南二角，卢鸿声、郭永渭、徐鸿基、戈根生各一角，方中、郁明才、耿少甫各五分……”。[8] 无论捐款多少，都予以详细记录发布，体现了对捐献者的尊重及运作过程中的透明性、公平性，激发市民捐款的积极性。
   募集捐款的同时，委员会发布具体“节约”建议，共七十则，包括“一般”与“特定”两种，为各界励行运动提供指导。其中“一般”包括八方面，即“服用”、“饮食”、“居住”、“交通”、“酬应”、“娱乐”、“喜寿丧事”、“其他”，内容极为详细，如饮食方面：不吸香烟、雪茄烟，有吸的必要时，减少次数，并降低所吸的烟的等级，或以板烟、水烟、旱烟代之；不饮酒，少饮酒，饮国产酒等。“特定”则根据对象不同分为三种，学生应爱惜课业用品，男生多着学生装，女生不烫发，少用化妆品等；家庭妇女应不打牌，缝洗衣服，非有必要时不假手他人等；团体机关应严格管理文具印刷品的收发，制止职员工役滥用公有物品等。[9]建议内容均源自日常生活，大多民众均可做到，建议的发布为公众切实地执行节约救难运动提供行动指南。除此之外，善心人士纷纷于各类报刊杂志上刊登自身厉行节约方法，不仅为民众提供了其他节约方法，也激励民众积极厉行节约行动。
   尽管以上建议已经较详细，为保证节约落到实处，委员会利用特殊节日专门指导节约活动开展，为行动树立典范。如1938年圣诞节委员会吁请全沪人士，节约圣诞礼物：“亲友馈送礼物，联络情谊为习俗惯例，惟当此非常时期，民生艰难，提倡节约，实为急务，往来存问，固属必不可少，但情谊之增进并不全恃礼物之多寡，即为投报起见，亦不妨以价值较微之物品，表示情意深挚之心怀。同时以节约所得，救济难民……于此圣诞节日，正发挥基督精神之大好机会，解衣推食，博施济众”[10] 等等，这种大型节约行动的开展不仅将节约运动广泛传播，亦将节约观念深入人心。反之，浪费钱物又无益之事，委员会则发文批评，倡导公众加以抵制。如民间流传打醮斋鬼，委员会表示：“国步艰难，民生困苦，凡可节约之物，均当尽量省俭，况打蘸斋鬼，事属迷信，语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当此救人不遑，求生为难，又何能以大好之精神，珍贵之物质，付之媚鬼乎！……还请本市各同乡会馆公所各机关团体、各里弄住户，均能以实心实力，革除打蘸恶习，移共所费，节约救难，随时送交本市各银行，收入本会户下，积少成多，普救难胞所得福德，当在救鬼以上万倍矣！”[11]
   在委员会全力倡导下，该运动于上海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商界、妇女界广泛地开展起来。各业分队先后成立，制定救难歌两首。值得一提的是，各级学校针对大中小学生专门制订节约办法：“大学生每月节约一元，中学生每月节约一角，小学生每月节约一分”[12] 。在学校的鼓励下，学生发起成立“节约救难十人团”[13]等组织推进运动开展。
   在各界的推动下，仅及半月，成效既已凸显，“计（一）由委员会办事处发出之双红十字救难徽章，共有一万零三十七枚，内发给团体者九千六百八十四枚，发给个人者三百五十三枚。（二）收到每月认定节约款项证计四百四十五张，认定款项为每月六百五十六元。（三）各代收机关报告收到节约款项者，截至本月二十五日为止，已有上海信托公司、永大银行、同润钱庄、通易信托公司、浦东银行、四川美丰银行、新华银行、中孚银行、交通银行、中一信托公司、中国信托公司、文汇报等十二家，共计款项一千零三十六元二角。”[14]一年后，共发布收款徵信报告九十七号，“所收款项共约十万元，其已缴交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者，先后计十八批，为数八万五千元，如以以前每两元供给难胞一月之食粮而言，则难胞之赖以活命者当有四万二千五百人，即以最近每四元供给一难胞计算，亦有二万一千人”。[15]所收款项逐批汇送难民救济协会支配，上万难民从中受益。至1941年4月，为节省转解手续起见，节约救难委员会发布公告，停止活动，各界送缴节约款项直接收入难民救济协会户下。
三、运动的评价
   战火无情，难民枕藉，节约救难运动的发起意义重大。在思想方面影响尤为显著，作为上海众多慈善组织之一，节约救难运动既弘扬了中国传统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慈善观，且融入了平等、理性和社会化等慈善理念，将人道、博爱、奉献等现代慈善理念彰显得淋漓尽致，为将慈善事业发展为全民积极参与式的社会事业提供了经验。民族存亡之际，运动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口号，对团结民众，加强民族认同感和使命感作用重大。因而运动得以广泛动员民众，以同舟共济之心凝聚全市力量救助难胞，不仅为民众排忧解难，亦推进了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它与国际上一些同类型运动——如美国发起的“一碗饭宴会”募款一百万美元救济我国难民、英国妇女界提倡不穿丝袜节款援助中国[16]，不谋而合，共同构筑起全球性的节约救难运动体系。
   此外，运动亦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经营经验。诸如完备实用的活动章程、健全而不臃肿的领导机构、广泛地发动参与者、充分运用报纸杂志的媒体力量等。特别是其公开透明的运作过程，可为后来者榜样，以收支账目清晰明确为例，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至1940年1月31日，其善款进出清晰可屡：
   （甲）收入款项：捐款收入97053.29元；利息收入167.71元，合计97221元。
   （乙）支出款项：解上海难民救济协会88100元；徽章费2650元；文具印刷费1499.34元；制版费30.50元；广告费378.28元；邮电费152.23元；职工津贴479.50元；（八）杂费45.46，合计93344.31元。结存3876.69元。[17]
   当然，运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参与阶层以一般劳动阶级、小店员小商人和青年学生为主力，中产以上的上层分子鲜有作为，致使所捐款比较微薄，远远达不到每月10万元的运动目标。其二、作为难民救济协会的协助，运动未能深入开展，只是停留在募集款项的表层活动。但总的来说，节约救难运动仍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善举，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7卷《民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2] 《沪1月23日之间饿毙万余人》，《申报》1938年1月27日。
[3]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7卷《民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4] 孙棋亘：《节约救难说》，《乐文社文会文刊》1941年第1期，第19页。
[5] 《本仁民爱物之怀 广救死扶伤之德 节约救难运动开始》，《申报》1938年10月10日。
[6] 《本仁民爱物之怀 广救死扶伤之德 节约救难运动开始》，《申报》1938年10月10日。
[7] 《本仁民爱物之怀 广救死扶伤之德 节约救难运动开始》，《申报》1938年10月10日。
[8] 《节约救难会收款徵信报告》，《申报》1938年11月19日。
[9] 《节约救难会建议：节约救难方案》，《兴业邮乘》1938年第82期，第11页。
[10] 《节约救难会吁请耶诞节节约救难》，《真光杂志》1939年第1期，第61页。
[11] 《节约救难会公告 救鬼不如救人》，《申报》1939年8月5日。
[12] 《各学校推行节约救难运动》，《申报》1938年10月14日第。
[13] 《节约救难有什么意义》，《学生生活》1939年第30期，第12页。
[14] 《节约救难工作报告》，《申报》1938年10月27日。
[15] 《救难委会告同胞书》，《申报》1939年10月10日。
[16] 《实行节约运动》，《节约救难》1938年10月刊，第1-3页。
[17] 《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公告》，《申报》194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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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女白领之死：教训何在？
郝如一
 
   说起2.17发生在深圳地铁口的女白领突然倒地死亡事件，人们依然记忆犹新。此事经过媒体广泛报道，举国皆知。
   那天上午10点29分，这位35岁女白领梁某倒在地铁蛇口线水湾站出口的台阶上。监控显示，她倒地后有个伸手求救的动作。在最初3分钟里先后有7人从她身边经过，均无动于衷。但后来马上就有两个人俯身察看了梁某，并向地铁方面报告。遗憾的是，工作人员来了也只是“默默守护”，毫无作为。25分钟后赶到的民警同样没有“贸然施救”。直到救护车到达，倒地50分钟之久的梁某，已无回天之力。
   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社会舆论比较集中地谴责那些在事发现场既不“扶一把”，又不“施援手”的人。有人认为他们缺乏起码的道德素质，没有救人一命；有人把这事和“老人摔倒该不该去扶、会不会被讹”放到一起议论，认为是国人社会公德滑坡的又一个典型案例。就连死者家属也埋怨道：为什么没有人把她扶起来喂口水？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事没有那么简单，也不是单从道德层面去指责就算“切中要害”了。这里面还有个救护技术普及的问题。说得通俗点，是“扶不扶”和“怎么扶”的问题。
   我们姑且不去追究警察和救护车为什么姗姗来迟(如果救护车能尽快及时赶到，女白领获救可能也会增强），仅就现场目击者为什么不予施救的问题做个分析：恐怕一味谴责这些人“见死不救”的“缺德”行为，可能有失偏颇，或许冤枉了人家（当然也不排除有道德因素）。很可能其中有人会相救出手，却不知如何下手。要知道，国人中真正掌握现场初级救护技能的，实在太少。各级红会多年的群众性急救培训人数虽然成千上万，但其人口占比依然还低。常识告诉人们：现场救人是一门技术，不懂不能乱救，以免“好心办坏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不作为”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地铁工作人员在事发7分钟后到达梁某身边，竟也束手无策，这才是最大的遗憾。如果那时梁某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她的生命可能就在后面40多分钟的“守护”中消逝了。还有那警察，看来也是“救护盲”。
   所以，深圳白领地铁之死的教训不单是道德问题，还有救护技能问题。它从反面告诉社会大众一个严峻的现实：学会自救互救是何等重要，它关乎每个人在突发状态下的生命保障。尤其是在那些突发状况相对高发的交通运输类公共场所（如地铁）服务人员、企事业机构危险岗位（工种）操作员工、机动车驾乘人员，以及常常奔赴一线处理事故的人民警察同志，都应该学会和掌握现场急救技术。它还从反面告诉我们红会同仁：作为红会核心业务之一，向社会公众培训普及现场急救技术是何等重要和迫切。我们既“任重道远”，又“迫在眉睫”。
   如果社会达到“人人学急救，个个会救人”的程度，那么，具有良好道德素质的人们面对有人摔倒时，才能做到不仅“扶一把”，还懂“怎么扶”。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才能不落空谈，珍爱生命、挽救生命才能付诸实施。


 

梁耀艺：11岁孩子伟大的生命壮举
郝如一
 
   2014年6月6日下午4点35分06秒，梁耀艺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内平静地离开了人世。5点19分，小耀艺的肾脏和肝脏被放进装满冰块的保温箱里，这些器官将在8小时内挽救更多的生命。而这一切，都是这个11岁的广东小男孩自己的决定。（《深圳晚报》6月8报道）
   这几天，向伟大的小孩致敬，是微博上的关键词。他的故事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点赞者无数，人们无不为之感动。梁耀艺是什么人？他患什么病？他为什么会自己决定要捐器官？
   据了解，梁耀艺是个出生在广东廉江的农村孩子，两年多前跟随在深圳工作的姐姐到深圳读书。不幸，他患了脑瘤，发现时已是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梁耀艺竟然于弥留之际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捐献自己的器官！才11岁的他怎么会有如此壮举？原来他在四年级上下册的语文课本里先后读过关于捐献骨髓和器官的故事，一篇捐献骨髓的叫《跨越海峡的生命桥》，另一篇捐献器官的叫《永生的眼睛》。正是这两篇课文在梁耀艺的心灵里埋下了奉献自己，救人生命的种子。他捐献的肝脏和肾脏挽救了3位病人的生命，他的角膜又让3位病人重见光明。然而，梁耀艺的家人在了却孩子的捐献遗愿后却没有向红十字会和医院提出任何条件和捐献回报。这再次让人肃然起敬。
   梁耀艺的伟大，在于他是个11岁的孩子，做出了许许多多大人们都未必“想得通”的决定。梁耀艺的壮举，是他在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回天无望的时候，却产生了自愿捐献器官，挽救他人生命的念头。这是多么地感天动地，多么地震撼人心！要知道，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目前器官捐献志愿报名登记人数仅区区2.4万余名；累计完成的非亲缘捐献1700多例中（捐献各类器官4700多个），却大多数是在捐献者去世后由其亲属做出的捐献决定。也就是说，捐献者本人生前报名登记捐献器官者为数不多。梁耀艺，这个才11岁的孩子，竟然如此深明大义，成为我国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第一人，他身上闪耀的人性与人道的光辉足以让亿万人为之动容。不愧好一个“耀亿”！
   不可否认，在短短三四年里我国器官捐献取得很大进展值得欣慰。但是和实际需求相比，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差距巨大——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供需比约为1∶30，而西方发达国家为1∶3。可见我国面临的器官短缺问题何等严重。梁耀艺的出现，将对我国器官捐献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以伟大的生命壮举为这神圣的人道事业抹上了一层光鲜靓丽的色彩。笔者以为，我们的媒体应该对“耀亿”其人其事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孩子身上的活生生的体现吗？
   中国有句成语叫“难能可贵”。11岁的梁耀艺捐献器官的壮举不仅是可贵，已堪称伟大了。他的伟大意义在于感染和教育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书达理、觉悟高尚、为人表率的领导同志、中共党员、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等等等等，应该向这个11岁的孩子学习，深明大义、移风易俗，乐意去做这生命最后的奉献——要在自己意识清醒状态下，亲自向红十字会报名，捐献遗体、器官、角膜——用这样的生前志愿去影响和带动身边乃至社会上更多的人践行“人生大爱的最后奉献”。
   如前所述，促成梁耀艺伟大壮举的，是他在四年级读过的两篇相关课文。由此，我还想到：从小对孩子们进行捐献血液、骨髓、器官、角膜、遗体的教育是何等重要。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不妨向深圳学习，在中小学课本里留点空间给捐献血液、骨髓、器官、角膜、遗体方面的“大爱教育”。各地红十字会更应该主动联系教育部门去办这件利国利民利人也利己的好事。
   从现状来看，我国器官捐献的宣传教育任重道远，我们的红十字会、卫生部门、传播媒体还须通力合作。
 
…… [点击查看详细] ]]> Mon, 30 Jun 2014 01:16:39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3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