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建立理论研究“保障机制”…………………………………………………………………池子华

[工作研究]

“救”在身边：红十字会与应急救护普及………………………………………………崔龙健

[百家争鸣]

关于近代红会史与铁路史研究的几点浅见………………………………………………王方星

[观察思考]

器官捐献：大爱背后的缺憾和遗憾………………………………………………………郝如一

菲律宾“海燕”风灾与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李欣栩

于田地震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庞向南

我国慈善事业公信力重建的路径……………………………………………………………齐倩

[历史研究]

清代苏州社会保障政策研究——以吴江县仓储系统为例………………………………董梅娜

[图书评论]

《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述评……………………………………………崔龙健

推陈出新，老树著新芽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唯一译著的整理与研究》述评……………崔龙健

《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1918—2013）》评介………………………………………丁泽丽

[杂文随笔]

东施效颦般的“空姐式服务”………………………………………………………………郝如一

利欲熏心引发的“血案”……………………………………………………………………郝如一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丁泽丽  郝珺  

编辑：池子华  欧贺然  刘思瀚

池子华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提出，“深入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大力宣传红十字文化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提升精神文明程度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积极作用。”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3年7月23日，华建敏会长在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上提出，要“突出抓好‘两论一动’”。2014年1月19日，在九届五次理事会上，华会长再次强调抓好“两论一动”，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两论”，即舆论和理论，就是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抓好舆论宣传；进一步抓好理论研究工作，为红十字会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一动”，即行动，就是以服务困难群众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其中，理论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理论研究也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红会人的共识。

如何推进理论研究的开展，如何让理论研究“动”起来，显然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有主观能动性，同样也需要客观的实现条件，即保障机制。保障机制的构建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是“投入”。理论研究，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经费的支持，尤其在重大课题的攻关方面，更需要有比较充裕的经费做“后盾”。但事实上，真正把理论研究纳入专项预算的红十字会，少之又少，即便纳入预算，也只是“宣传经费”中很小的一部分，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可贵的是，江苏省红十字会这几年有不少投入，主办《红十字季刊》，纂修《江苏省红十字会志》，推动“两论一动”工作的有效开展。在地市级红十字会中，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的做法值得肯定，不仅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合作设立“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而且编列专项经费，用于支持《红十字运动研究》年刊的出版和《嘉定红十字会历史编年实录》、《嘉定红十字会志》的编撰，同时联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上海市红十字会、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筹备召开“‘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如此大张旗鼓的“行动”，有声有色，这在同级红十字会中，是不多见的，值得在全国红十字系统推广。

投入是产出的重要条件。要让理论研究“动”起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经费保障是不能缺省的，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红十字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二是“激励”。激励，含有激发和鼓励的意思。从管理学的角度说，激励是指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将有意识的外部刺激，转化为被管理者的自觉行动，从而最大限度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激励是决定人的工作效绩的关键因素。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激励水平越高，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越强，工作效绩就越好。对理论研究而言，采取激励措施，激发、引导、鼓励红十字会一线工作人员积极进行理论探索，是必要的。取得相应研究成果，应给予肯定，如年终考核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计入“绩效点”，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江苏省红十字会的做法，也值得借鉴。2012年3月，为加强对红十字运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展示和共享红十字运动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源，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促进红十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江苏省红十字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红十字理论与实践研究优秀学术论文征集、评选活动。经过广泛组织动员，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征集研究成果150余篇，并从中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优秀奖10名，对获奖作者给予奖励，获奖论文结集为《红十字运动传承与发展》，公开出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这样的活动，每两年一次，形成制度。

激励是一种保障手段，通过“激励”，营造氛围，推动理论研究能力建设的不断提升。对于在理论研究上做出贡献的红十字会干部以及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表彰，可以收到“激励”之效。

三是“平台”。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工作，而不是摆设或收藏。那么，成果如何转化，就需要有“平台”支撑。构建这样的平台并非难事，如各级红十字会，大多开通了网站，完全可以开辟“理论园地”栏目，为成果交流及转化创造条件。安徽省亳州市红十字会网站，专门开辟了“博爱论坛”、“博爱人文”两个栏目，及时发布理论研究动态，就值得各地红网借鉴。再如，在各级红会创办的内部及公开出版的红十字报刊上，同样可以增设“理论研究”的专栏，类似于《中国红十字报》第三版推出的“理论专版”，就是非常好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省市级红十字会所办红十字报，多为月报，周期过长，“新闻”成“旧闻”不说，还不利于理论研究成果的及时发布、交流。缩短周期，已成现实的需要。

“平台”建设，有利于研究成果的发表、交流、转化，是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保障”。只要愿意动脑筋，想办法，立体的，多样化的“平台”，就会“拔地而起”。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理论研究也是一种“能力建设”。只有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才能不断取得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

“救”在身边：红十字会与应急救护普及*

崔龙健

近年来，在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指导和要求下，各地政府部门和红十字会相继重视和开展了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培训和普及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中国红十字会也与时俱进，率先加入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全球备灾中心启动的全球通用急救手机软件项目，成为第一批17个试点国家红会之一。2014年春节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便与百度联合推出了“红十字掌上学堂”，向公众免费提供手机软件下载，并通过政府系统和媒介渠道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大力推介，以期推动应急救护工作的开展。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面对自媒体时代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所做的一次主动应变，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在新形势下普及应急救护的努力和思索，这就是社会迈入自媒体时代以后如何向公众开展应急救护普及的问题。

一、应急救护与红十字会的主体地位

应急救护一般是指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或灾害时，有可能或已经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公众能够通过自身掌握的基本救护知识和技能在救援力量到达之前，对自身或他人实施迅速、科学、有效的紧急救护，以抓住“救命的黄金时刻”，最大程度控制事态的发展和扩大，达到挽救生命、减少损失的目的。应急救护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群众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是公众以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身份在第一时间进行的现场救援行为。

随着社会的变迁，应急救护的概念也逐步发生改变和扩展，涵盖了现场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常见急症处置、意外伤害与紧急避险逃生和心理干预等方面的内容，而在面向公众的应急救护普及时，主要包括急救基本知识教授和应急救护技能培训两个方面。

面对不同的突发事件现场，应急救护的内容就有所不同。以常见伤害事故的现场急救为例，日常生活中时而遇到的意外伤害主要有颅脑外伤、胸部创伤、腹部外伤、骨折、肢体切断、烧伤、眼内异物和刺伤等等。遇到以上意外伤害时，需要采取不同的应急救护方式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某一种意外伤害，也要根据情形采取不同的应急救护措施。譬如胸部创伤分为胸壁皮肤软组织伤、胸廓骨折和胸腔内脏伤三类，前两类伤的处理主要是进行止血包扎，但第三类胸腔内脏伤按胸壁有无刺穿又可分为封闭性创伤和吸气性创伤。封闭性创伤因肋骨折断刺进肺中造成的，伤者会局部疼痛，深呼吸或咳嗽时疼痛会加剧；吸气性创伤多是胸壁为利器刺穿或折断的肋骨凸出胸壁外造成的，伤者呼吸时，空气不经过呼吸道，而是直接从伤口吸入胸内，同时带血的液体会由伤口冒泡而出。两者造成的原因不同，症状表现也差异甚大，其急救要点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因此，应急救护知识不仅信息量大，其专业程度也很高，普通民众了解和掌握起来并非易事，这也是应急救护需要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急救护应当是每一位普通民众都应该掌握的一项实用技能。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伤害、危重急症或突发公共事件，普通民众作为事件的当事者或目击者，如果熟练掌握应急救护技能，就能在第一时间对事件或伤病者采取及时、准确的初步救助措施，“尤其孩子吃东西卡住喉咙时，几分钟就会憋得满脸通红，甚至会引起窒息。还有看到眼前的人心跳骤停，几分钟往往会夺取人的生命。若旁边的人能及时进行对其心肺复苏，往往就会挽救一条生命。”[①]即使是遇到地震、洪涝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时，倘若公众掌握了自救互救技能和防灾避险知识，相信一定能提高灾害应急救援的效果。

虽然应急救护在关键时刻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急救知识的普及率仅为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0%的普及率，而我国城镇居民受过应急救护培训的比例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公众掌握的应急救护水平堪忧。所以，大力开展应急救护普及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它关乎我国公众科学素养和自救互救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应急救护是一项较为特殊的技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存技能，即是在面对突发状况和生命受到伤害时采取的临时性的能提高自身或他人存活率的紧急救护能力。也正如上述所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应急救护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故而普通民众只能作为受众参与到应急救护普及活动中来。

那么，应急救护普及的主体是谁？就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综合来看，红十字会理应承担这一职责，这与其“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宗旨是相符合的。

普及应急救护是红十字会的历史使命。国际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红十字运动皆肇始于战争，其最初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施战地救护。当战争结束以后，红十字会救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公众日常防护之中，包括疫疠和流行疾病的防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民众个人素质的提升，红十字会救护工作遂演变为应急救护。“从此，应急救护就一直都是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核心工作。向全民普及自救互救技术，组织群众进行现场救护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和光荣使命。”[②]

普及应急救护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三章第十二条红十字会履行的职责第二项中明确规定：“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向红十字会提出五点要依法履行的职责，其中之一即“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对红十字会提出了明确的建立应急救护培训机制要求。《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公众参与的应急救护培训中的主体作用。支持红十字会在易发生意外伤害的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以及交通运输、矿山、建筑、电力等行业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积极推动红十字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不断提高应急救护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③]

基于历史使命和法定职责，中国红十字会在公众应急救护普及中一直处于主体的地位，《中国红十字会2000—2004年工作规划纲要》和《中国红十字会2006—2010年卫生救护工作规划》对于应急救护普及都有整体的规划和目标要求，“近年来，在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救护培训普及率显著提高，全国平均每年培训救护员300余万名，救护知识普及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④]这使得中国红十字会成为我国开展公众应急救护培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公益性机构。

二、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普及活动概述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得到各地政府和红十字会的积极回应，各地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和规划，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应急救护“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活动。通过回顾和整合各地近些年来开展的应急救护普及活动，从形式上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其一，应急救护基本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目前应急救护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一般是合并进行的，通过举办讲座或开办辅导班，先讲授基本的救护知识，随后进行救护技能的演练。譬如2014年3月18日，由义乌市红十字会主办的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开课，对来自各街镇的中心卫生院及市红十字志愿队的32名学员进行了为期5天的培训。“培训期间，著名急救培训专家马桂林老师现场授课，为学员讲解应急救护的特点及救护新概念、创伤救护、常见急症、意外伤害、心肺复苏等知识与技能。”[⑤]此次培训结束之后，还要对学员们进行理论知识、实践操作以及试讲考试，只有通过各项考核才能获得浙江省红十字会颁发的救护培训师资证书。这批学员拿到证书后，将在各街镇和社区传授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应该说先培训志愿者成为应急救护培训师，再由这小部分掌握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人去培训普通民众，这种模式弥补了当前师资不足的问题，是可取的。而大多数的培训是面向普通民众的，2014年初，泰州海陵区红十字会为提高广大市民的应急救护技能，开设了两起免费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有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搬运以及常见意外伤害的急救等。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培训形式为理论和操作相结合，让大家现场操作，边学边练。”[⑥]不管培训的对象是谁，就目前的培训内容而言，基本都能做到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两方面的结合。

其二，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竞赛。竞赛是科学普及中常用的方式，此种模式既能检验应急救护培训的效果，还能调动公众的参与兴趣，同时也为不同地区的培训提供了交流的平台。2013年12月20日，吉林省红十字会就举办了首届应急救护技能大赛，“来自全省9个市（州）红十字会和吉林省红十字会通化医院的10个代表队约50名选手参加比赛。大赛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救护演练两部分，考察红十字基本知识和救护知识。最后，吉林省红十字会通化医院、延边州红十字会获得一等奖。”[⑦]这类竞赛活动，不少地方红十字会都有开展。

其三，开通应急救护网络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科学普及的重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1月16日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1.77亿，占比为28.6%，人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25小时。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应急救护网络平台势必能够有所作为，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中心和广东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平台是其中的典范，该平台展示的内容主要包括应急救护培训资料、视频播放、专题讲座、在线测试等。

前两种普及形式是科学普及最为传统的方式，而第三种类型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向公众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也就是所谓的“急救新概念”。三种普及模式尽管表现形式上差异较大，但都是以应急救护知识为基础的，彼此之间也时常发生联系，可同时存在于一次普及活动中，全国青少年红十字知识竞赛就是竞赛和网络于一体的一次普及活动。大赛自2013年6月27日启动至10月26日公布评选结果，为期4个月，通过在中国青年网设立的官方网站建设了网上红十字知识库和网络答题系统，“连续发布60余则国际人道法及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短文，近300万人次通过在线学习了解相关知识，超过23万青少年通过在线竞赛系统完成答卷。”[⑧]这种两种普及方式相结合的模型也可应用到应急救护普及活动之中。

当前在国家政策驱动和政府部门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各地开展应急救护普及活动方兴未艾，大有掀起一波高潮的趋向，这对应急救护普及的推动意义无疑是积极的，然而由于应急救护培训机制不完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应急救护普及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一是普及方式单一，培训不专业。以上所述三种普及方式尽管传统与现代并存，但仍显得过于单一，缺少变化，可利用的手段和资源严重匮乏，其所能起到的普及效果也有待验证。至于培训，其不专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教材方面，到目前为止，各地培训主要依赖教师的经验传授，全国没有权威、统一的教材可以参照，尽管中国红十字会一直十分重视救护培训教材的编辑工作，也适时引进了《2011国际急救与复苏指南》，但在基层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或许是其救护培训内容没有得到教师的普遍认同；第二，师资方面，高素质、专业化、稳定的红十字救护培训师资较为缺乏，师资队伍是否专业直接关系到培训的结果，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应急救护培训师资体系，严格考核；第三，专业的培训基地少，各地的培训班大多临时开设，缺少专业的培训基地和演练设施；第四，培训时间短，培训班一般的培训时长为几个小时至几天不等，而应急救护不仅内容涵盖广，还需要准确、专业的现场操作，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培训，给予学员应急救护师资或急救员证明，过于草率。

二是网络平台滞后，互动不积极。超过6亿网民的网络世界，为应急救护普及提供了一个大有可为的空间，然而目前的网络平台建设并不理想。首先，网络平台数量少；其次，网页内容单调，设计过于严肃，知识更新严重落后；再次，没有互动板块，网民学习的效果不能得到及时反馈。这种单线式的普及引起不了网民的兴趣，达不到普及的效果。

三是顶层设计不足，区域不平衡。由于当前没有完整的顶层设计，没有建立应急救护培训机制和体系，地方遂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沿海地区等发达省份开展的较为积极，部分市县已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了地方民生项目，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但在内陆省份显得较为滞后，区域、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凸显。

三、自媒体时代的应急救护普及

2003年7月，美国新闻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一份由谢因·波曼和克里斯·威利斯两人联名提出的“We Media”报告，“We Media”的中文名称即“自媒体”，其二人对自媒体有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一个普通市民通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从该定义不难看出，自媒体是以数字科技为基点的新媒体，以自主化、私人化和平民化为特点，一般民众可以运用它收发新闻，加上自己的感受，与匿名在网络中的众人分享。”[⑨]通俗化解释就是普通民众通过电脑、手机转发微博、张贴博文、微信互动等实现网络信息的瞬间流转和传播。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公众参与度极高，这些优势都是普及应急救护所需要的，因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应急救护普及提供了一个新型渠道。

中国红十字会与百度共同推出“红十字急救掌上学堂”，是运用自媒体平台向公众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的一个典型案例。该款手机软件依据《2011年国际急救与复苏指南》设计内容，“涵盖了出血、骨折、中风、心脏病发作等21种常见伤病的紧急处置方法，以及地震、火灾、洪水等20种常见灾害和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知识。当网友遭遇意外伤害，或身边亲友突发急症时，只需在‘手机百度App’或其他任意手机浏览器中，通过百度搜索‘急救常识’、‘心脏病急救’等关键词，即可进入该轻应用，依照视频、动画指示，分步骤进行自救互救。此外，网友还可使用急救轻应用的‘一键订阅’功能，把‘急救卫士’带在身边。”[⑩]软件完全免费下载，离线使用，不占用手机流量，不捆绑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使用时所占用的手机内存也很小。

    为了提高此款轻应用的知晓度，向更多的群众推广，中国红十字会和百度在宣传和推广上可谓不遗余力。除中国红十字向各地方分会发布《关于宣传推广红十字急救掌上学堂的通知》，将轻应用下载量作为评估地方红会救护培训工作的指标之一外，还有其他四项举措：“一是在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发布《春节常见疾病意外急救提示报告》，总结十类春节期间常见易发的疾病、意外伤害和解决方案，提醒公众学习急救知识，平安过年；二是发布温情篇、趣味篇、实用篇等三组漫画，虚拟卡通人物‘红十字急救侠’，通过百度官方微博、红十字官方微博和微信等渠道发布，用轻松愉快的方式给用户温馨急救提示；三是百度官方微博发起百度急救轻应用互动问答活动，通过话题讨论，转发轻应用截图微博，吸引更多人群参与并了解急救轻应用；四是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飞鱼秀’栏目开展“你曾遇到的意外伤害”话题讨论，介绍急救轻应用，普及急救知识。”[11]

    中国红十字之所以如此大力推广，是因为“红十字急救掌上学堂”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就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代表红十字人道精神的大众项目，这是一个以应急救护为中心的公共服务项目，这是一个以新媒体、新科技为主导的创新项目，这是一个以学习挽救生命为目标的信息和知识平台。”同时她强调，“从此，学习急救将变得更加快捷方便，而且这些知识和技术全部依据最新的国际标准，得到各国红会的认可和采用，是科学、权威、可靠的。”该轻应用的启动上线，“开启了我国利用现代移动互联技术向公众普及急救知识的先河，它的推广不仅成为传播急救知识的新途径，好方法，其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更是为当地居民带来最科学、权威、可靠的急救知识，倡导了‘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12]

“红十字急救掌上学堂”轻应用的推出，不仅符合国际潮流，也是因应我国实际情况与时俱进的一次变革。据最新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较2012年底增加800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2年底的74.5％提升至81.0％，手机作为第一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13]这是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受众群体，也是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工作的肥沃土壤。“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共有7家主流平面媒体和24家网络媒体对红十字急救轻应用进行了报道；中国红十字会、百度官方微博急救轻应用转发4537次，评论809次，得到网友广泛好评。百度官方微博急救轻应用互动问答活动共吸引500多名网友参与，直接影响5万多人。”[14]该款轻应用的推广得到红会系统内部、媒体和网民较为积极的回应是不争的事实。

“红十字急救掌上学堂”也标志着我国应急救护普及正式步入自媒体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平台，没有任何现成的案例和普及经验可供参考和借鉴，中国红十字会的此次探索固然可喜，但也要冷静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譬如该款轻应用在急救知识方面存在瑕疵和争议的地方，而且在线测试只能考察网民是否掌握了基本急救知识，对于其现场操作能力则无法给予考核。因而自媒体时代应该如何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工作，是既现实而又十分迫切的课题，自媒体平台对于应急救护普及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运用得当考验着普及主体的智慧。

四、关于应急救护普及的几点建议

自媒体的优势在于受众的庞大和信息传播的迅捷，其劣势也显而易见，要想提高公众的应急救护技能和自救互救能力，传统的培训方式相较于自媒体而言，并未丧失其所具有的优势，二者并非不可兼容，而是能够相辅相成地运用于应急救护普及。关于如何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工作，在此仅提几点个人看法和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红十字会的普及主体地位。

应急救护普及关系到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国家在这方面首先应当有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统一和规范全国的应急救护普及工作，各地方可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利于普及工作的开展。其次要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中国红十字会在应急救护普及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仅仅指出应急救护普及是红十字会的职能之一。毫无疑问，应急救护普及一直是红十字会的重点工作，其不但具有开展普及工作的历史经验，也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然而目前急救中心和红十字会都承担着向公众培训的任务，二者职责重复，且在培训师资、教材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虽然明确肯定了红十字会在应急救护普及中的主体地位，但该《意见》的出台，却让更多政府部门参与进来，极易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局面。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以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市政府办、市应急办、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局、市教育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民政局、市红十字会等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组织，尽管其将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工作落到实处的出发点是好的，政府的重视也能为普及工作带来便利，但成立这样的政府组织，无疑削弱了红十字会的主体作用，而且政府部门的参与往往带有强制实施的性质，不仅不能博得公众的好感，反而会增加公众的抵制情绪。应急救护普及是一项公益性工作，应该由公益性组织来具体实施，政府可在政策和资金方面提供支持，在机关人员培训方面予以配合。

（二）建立培训基地，健全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

目前传统的普及模式流动性和偶然性都较强，由于应急救护培训具有独特性、实用性等特点，应急救护只能采用小班教学的模式，而在练习操作时又需要特殊的器材，流动式的培训班已经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各地应建立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由红十字会统筹安排教学活动，包括师资考核、学员招生和考核、教材编订、发放证书等内容，同时基地可以在教学之余向公众免费开放参观，尤其是面向中小学生可以开展一些夏（冬）令营活动。

固定的教学地点、完善的教学实施，能够保障长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此外在教学时间上也可自由安排，对于白天不便参加培训的人员可安排夜间上课。对于培训过程，浙江省奉化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王国其提出的“三阶段”设想是可行性的方案，即“第一阶段是理论阶段，参训人员自学培训理论资料、在教室收看培训理论光盘录像。完成理论培训后，安排人员参加理论考试。第二阶段是创伤救护阶段，理论合格人员安排创伤救护的模拟操作，先安排观看现场操作演示，达到课时后，分别进行心肺复苏、包扎固定等科目的实际模拟操作，由培训中心各个培训操作课目的义工进行相关指导。第三个阶段是预约操作科目考核。由红十字师资进行操作科目考核，采取多个操作科目抽考的形式，考试没通过可以补考，直到合格方可领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的人员，可以随时来参加复训，直接安排模拟操作和考试，合格后加盖复训合格的证章。”[15]这个方案类似于目前驾校通行的培训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常态化。

（三）转变普及观念，塑造公众应急救护意识。

在科学普及领域，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科普学的三大定律。第一定律：科普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树立科学道德的活动。把科普看成是三个层面构成的立体，即从知识到思想再到文化。第二定律：科普工作者（科普作家、科学家、技术专家、参加各项科普活动的人）和受众（农民、城市居民、工人、青少年、领导干部、军人等）是平等的、互动的、相互交流的双向活动，使受众能理解、接受并共同参与。也就是说科普活动是科普工作者和受众共同的活动，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是一种双向交流活动。第三定律：科普是国家指导、科普工作者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积极支持的社会活动。该定律意在说明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但国家的投入和强力指导是不可缺少的条件[16]。严格来说，应急救护普及属于科普的范畴，科普学三大定律同样适用于应急救护普及工作，二、三定律所阐释的内容在上文中也略有提及。依据科普学三大定律，结合当前的应急救护普及现状，相对应的要转变三个观念：第一，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只是最低级层次的普及，塑造公众应急救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应急救护文化才是较高层次的普及；第二，主体和受众的交流是平等的、双向的，而不是单线式的传授；第三，国家和政府在应急救护普及中的作用是投入、指导和监督，而不是直接参与。

（四）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同有关部门、学术机构的交流。

理论研究和学术调查是科学普及的基础性工作，是展开普及活动的先决条件，也是国家制定政策和顶层规划的依据。具体到应急救护普及方面，理论研究可以包括长效机制的制定；受众的水平分布和分群对策；普及工作的效果反馈和评价机制；普及现状调查和手段创新；网络平台建设和自媒体平台的运用等等诸多问题。

我国目前应急救护普及的理论研究十分薄弱，作为交叉学科领域，既没有得到科普理论研究过多的涉及，也没有引起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足够的重视。学术调查不充分，理论提炼达不到一定的高度。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应急救护普及手段的创新和普及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

应急救护普及作为科学普及的一部分，其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借鉴科普理论研究的模式，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可以和中国科协及其理论研究机构——中国科普研究所展开交流和合作，借助于科普网络也可进行应急救护普及。还要加强同卫生医药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学术的方式完善应急救护知识体系和应急救护普及手段的创新。此外，还应加强国际间的交流，积极参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盟会开展的应急救护普及项目，勇于借鉴各国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工作的成功经验，不断推进我国的应急救护普及及其理论研究。

总之，应急救护普及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公益性项目，现在可供选择的普及方式愈来愈多，在运用不同手段普及基本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发动公众主动参与，还要注重对公众应急救护意识的塑造，以期公众在遇到危急时刻即使是在下意识中也能应急救护。应急救护普及离不开公众的参与，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指导，要想实现国际联合会提出的“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人接受急救培训”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红十字会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王方星

在当今史学界，不同史学研究领域的理论与范式逐渐出现相互融合、产生共鸣与共振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些现象“随时都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波及效果”[1]。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指当下炙手可热的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杂交与综合，更容易彰显被遮蔽的历史面向，也为学术研究者求新、求奇、求真的心态服务，因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人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2]。另一方面，笔者以为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史学研究方向与理论的内部融合、共振。

笔者研究生期间追随业师朱从兵教授治中国近代铁路史，同时熏习池子华先生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氛围。在中国近代史的两种研究方向的同时感染下，笔者常在想两者是否有共振、耦合之处？史学界先进前辈皆非固守一个研究领域或一个研究方向，章开沅先生即以“老母鸡”自比，带领学生不断地挖掘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方向[3]。如何能从一研究领域蔓延深入到另一领域，其学术路径与理论应该有一种共振、耦合的楔子，打通这一学术脉络。池子华先生与红十字结缘于其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研究近代流民问题接触到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资料，发生兴趣进而有了探究的冲动[4]。业师朱从兵先生早年治太平天国史，进而开拓到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史学先进前辈能贯通两种及以上学术研究，其相互之间必有共通、共振之处，或至少映射着各自的研究特色。而学界鲜有人置喙他人学术领域，这或许源于学人谦虚敏学、术业有专攻，偶尔涉及论述，也多宏大层面的史学理论研究。笔者不揣谫陋，“童言无忌”地愿为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与近代铁路史研究（下文略称“红铁研究”）略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两者能携手共进，不足与误读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首先，笔者以为“红铁研究”今后都有内向和外向两大延伸点和走向。这是笔者在查阅池子华、朱从兵、张生等对拓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理论探讨后所作的一种概括[5]。所谓“内向延生”是指研究者站在“红铁研究”的视角观察事物本身，更注重史实本身和历史解释，研究理论的建构。而“外向延伸”是指专家所言拓宽“红铁研究”的基础，例如资料建设、学术刊物的常态化等。如果用金字塔建造作比喻或更为形象，前者好比不断叠加增高的金字塔塔身，而后者就是不断夯实、深挖的底座。“红铁研究”都面临着资料梳理的问题成为学人的共识。近代铁路史的研究，朱从兵、江沛等学者都认为，“相关资料丰富失于散乱，系统性不是太好，需要认真梳理”[6]，“加强铁路内部管理和经营、外部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7]红十字运动研究中，池子华等学者也认识到资料建设亟待加强的问题，故而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陆续出版了《〈大公报〉上的红十字》、《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申报〉上的红十字》、《〈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等“红十字文化丛书”，这都是学者们有感于两者学术瓶颈所作的造福后学的努力和贡献。“红铁研究”在搜集史料中需要注意的是，认真对搜集整理的资料作一个考辨梳理，进行归类等问题。

其次，“红铁研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两者的比较，从事相关研究的探索者几乎都是经过严谨学术训练的专业历史背景出身，笃信史学理论经验，“科学地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必须注意可比性原则与类型选择……历史现象之间的可比较性原则作为逻辑的比较方法，从来就规定：不同类型的事物是不能比较的”[8]。黄宗智先生却告诫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必须警惕“（理论）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的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9]。笔者以为任何学科都应该尽量减少“不”“不能”等限制性“谆谆教诲”，学术研究无禁区，并不单单指研究的外在领域问题，更应该包括学术研究的路径选择和理论教诲。不论其他，仅以历史比较研究为例，深究哪些历史事件不能比较，哪些能比较这些课题，似乎有舍本逐末之感。王玉贵、王卫平先生即提出，“历史学的复兴及其进一步发展，其动力均在于实践而不在于理论，或者说具体的研究总是领先于理论反思的”[10]。理论固然“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11]，爱因斯坦即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2]科学家贝尔纳也曾指出：“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13]。因而笔者以为史学比较法的应用无须在实证研究前畏惧，成功应用发现未曾发现的历史面向，可以证伪前辈先进的理论；失败亦可为先辈理论添一实证案例，何乐不为？

转而审视“红铁研究”亦可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红十字会与铁路进入中国本土的路径选择问题。两者都是舶来品，何以进入中国的路径不同，过程更是迥异？这似乎不通过比较研究不能达到揭示历史细节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与铁路进入中国遭受的百般阻挠并引起中国社会的大论争相比，红十字会显得更加从容不迫，这从一定程度上是否又可以进一步探讨红十字何以在中国能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池子华先生认为红十字能在较短时间内被国人所接纳的原因包括“西学东渐的潮流”、红十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通之处、红十字会与本土善堂的相似性、现实救死扶伤的需要等原因[14]。通过比较，我们似乎还能找到一些也许并不重要但在历史情境中真实存在的原因。比如，相对于铁路修建这种有实体存在的舶来品，红十字会更像一种理念和文化，是一种更为隐形的舶来品，这也就减少了国人对这种事物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感。另一方面，铁路修建触及到了社会传统文化中的祖茔、风水等因素，而且收益周期又过于长久，不易被时人所察觉；而红十字会更像是“洗浴润无声”，不但没有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契合真善美的美德，其社会公益收益更是随时可见，须臾可知的。转而以红十字会为参照系，关照中国铁路史上反对派的观点，从而可以发现绝非“顽固保守”可以笼统概括之，仅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视之，亦有再商榷之必要[15]。由此可见，比较研究不仅仅适用于红十字运动与铁路史研究各自领域的区域研究，似乎更应该和同时代类似“洋务”的比较中去发现被遮蔽的面向和隐藏的历史，这也是业师朱从兵先生所倡导的的跳出自身的研究领域，进行学术视角的转换来关照史学研究[16]。但必须强调一点，尽管笔者强调学术研究无禁区，但基础、严谨的史学理论系统地学习是必要且必须的，否则极容易出现煌煌巨论中，观点视角足可夺人眼球，而脚注等细节却纰漏百出，这也就违背了笔者的初衷。总之，“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藩篱”[17]。

虽然“红铁研究”在国别比较中已作出不凡的探索，但仍有一点笔者想提出来供读者思考，因研究领域所限，仅以铁路史研究为例。治近代铁路史者，应当知晓中日两国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故而出现中日朝野早期反对修建铁路的现象，这本不足为奇。而后日本铁路事业发展胜于中国，祝曙光等人仅以国情不同、政策差异而探究原因[18]，似未深入置喙。中日两国能从反对“洋务铁路”中走上不同的道路，似乎不能在关注政治风向的同时，更应该关照思想人物在塑造社会文化心理的努力。而这其中对比中日铁路支持者，更可以发现中日思想界不同的战略取向。中日在克服儒学华夷观的战略选择出现了影响铁路事业发展的变化，纵观近代中日铁路发展，中国铁路支持者仅仅从铁路功能本身理论，欲以铁路之利反动社会文化心理，而日本思想界则直接冲击陈腐不堪的思想，廓清儒学的。

再次，“红铁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这是学界的共识，但相对于实践或尝试的现状而言，似乎这只是一种宏大的理想。虽有池子华以及弟子等人从文化传播学、国家与社会、文本解读等形式对红十字会研究进行开拓性的探索，但学界主流似乎依旧难以摆脱“事功叙述”的范式，采用的多是“叙事史学”的传统套路[19]。铁路史领域情况似乎也不尽相同，虽然业师朱从兵先生兢兢业业探索铁路史研究的理论建构，并尝试着跨学科交叉研究，但铁路史研究重心仍落在“铁路建设对社会经济、港口建设、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更有甚者，为拓宽视域，进而将铁路史研究延展为交通史研究，试图以更为宏大的视野撬开铁路史的瓶颈。笔者以为无论是红十字运动被人为地拓展为“慈善史”或铁路史被延伸为“交通社会史”，都不是“红铁研究”真正度过瓶颈期题中之义，更非池子华与业师所愿见的现象。不可否定，在跨学科交叉理论的关照下，学术研究领域理应拓展，更应深扎根于其中，不能因一时的研究进展放缓而改换攻坚方向。立足于两者的自身而进行理论尝试与探索才能契合学术研究的脉络。

为论述的学理性和可证实性，以下即以“公共关系”理论尝试解构“红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思维中，凡有“人”介入的各种事物之间必有“关系”存在。故而“公共关系学”理论审视“红铁研究”再合适不过。公关学大师居延安认为：“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或公众人物，在一定职业伦理规范的指引下，为谋取有关公众的理解和合作而从事的一种交流、沟通、劝说活动。”[20]虽然现代意义的、自觉的公关理论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但传统中国即有“类公共关系”：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从各自学派立场出发，就如何处理各种人文关系进行了论述。学界亦从社会学角度开始应用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红十字会等非营利性组织[21]。但史学界尚未关注到，只有少数人从社会危机管理理论关照史学研究，而危机管理亦从属于公共关系理论。以公共关系理论关照史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历史人物的社会网络和日常生活公领域和私领域诸多面向和具体细节，在理论的照射下历史的脉络更加清晰。红十字会研究中我们能看到制度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却忽视了制度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正是这些制度外的公共关系钩织成了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治红会者或能从个案中发现，在强有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攻势下，再严整的制度安排也会因为抵挡不住而被通融和肢解。论及铁路史研究，笔者曾就公共关系在浙江铁路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的应用作过阐述，并未专门以公共关系理论解构铁路史上的众多问题[22]，这方面还有更大的开拓空间。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最忌生搬硬套、趋新求异，行龙先生告诫我们“多学科交叉一定要以历史学为本位，通过对史料的全面爬梳与深入解读，才能够将经验事实与概念体系真正地衔接起来”[23]。

夏东元先生认为：“社会上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人的意志和活动的己国，没有人的意志和活动，就不存在人类社会，……因而历史学就自然要研究人物了。……设计的人不可能都是研究对象，但必须研究各界一些典型的代表人物，才可能把事件搞清楚，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24]。显然，人物研究是“红铁研究”深入拓展的内在逻辑。池子华先生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中开辟“红会人物”专栏，重点论述上层精英人物，故而对于红十字会研究呈现“只见运动不见人”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而朱从兵先生的铁路史研究更是以“人物研究”为特色，重点研究了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等人对中国近代铁路史业的关系。[25]相对而言，红会研究在人物研究方面尚有深挖空间。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红会上层精英人物的思想，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精英人物围绕着它的发展运作，必有其管理的一种理念或思想观念，其人在红会制度建构中有哪些创建，进而探讨红会制度史。或者可以比较研究上层精英人物在红会管理上的分歧，可以引进心态史理论研究，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利益的矛盾？而铁路史中的人物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传统的“铁路事功和铁路建设”的叙事铺陈中和铁路思想的研究中跳出来，借鉴或建构新的学科理论。而现今两者的人物研究中皆需要谨慎认识活动在其间的“人”。朱从兵先生强调红十字会研究中要注意了解人的所思所想，笔者以为这同样是对铁路史研究的忠告。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伍连德被推崇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因为爱国而回国贡献。新加坡学者黄贤强通过对伍连德归国的实证研究，对传统主流历史的书写脉络提出质疑，认为伍连德早年在南洋的不公遭遇对他的影响，提醒研究者注意近代史上除了有爱国华侨回国贡献外，可能也有不一定是因为爱国而“回国”贡献的，或者在这些知识分子里，他们不是“回国”，而是“前往”中国开创他们的事业[26]。同样地，评价近代铁路史上的汤寿潜亦存在这样的问题。学术研究中总有意无意地存在着美国史学家柯文所说的“大量的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赋与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27]，甚至“当我们想用别人的著作来印证自己的分析与看法时，某种程度的歪曲总是难免的”[28]。铁路史上反对者刘锡鸿的评价，笔者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重新审视，对历史人物作这种描述，往往能显现其复杂多态的神貌，并逸出既有的历史分类给予的简单定位[29]。

此外，个体剖析或个案研究是必要的，“红铁研究”在个别人物研究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积淀。而笔者以为从个体到群体应该是学术路径深化的自然选择，“红铁研究”进行群体、集团研究是必经之路。章开沅1983年提出，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30]。受其影响，“华中学派”对群体研究兴趣颇浓，朱英、马敏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等等[31]。朱英教授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主持一期“从社会群体透视社会变迁”，认为“从社会群体考察社会变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也称得上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研究视角”[32]，“甚至成为填补某些研究空白和推动史学研究向纵深扩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33]。

群体研究理应也可能成为“红铁研究”脉络。红十字运动研究专家池子华曾对近代打工妹作过研究[34]，朱从兵曾就晚清人物研究作过一个整体的考察[35]。将近代红十字运动和铁路建设中的上层精英人物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这个群体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以及遍布社会各个领域的网络对社会施以诸种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36]。例如对红会几届会长的研究和对晚清铁路史上的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进行集体研究。这是“红铁研究”中的主流群体研究，在眼光向下的教诲下，尤可进行“边缘群体”研究。边缘群体的研究，主要是对红会各地分会以及清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领导者或铁路路局局长的任用和任期、年龄与籍贯、资格与学历作一群体分析，以探讨这一群体的变化情况及其进入组织机构的心态特征、总会以及铁道部对地方组织人员的任免的干涉以及控制能力等问题。

以上看法和见解，或不成熟，望能抛砖引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郝如一

21岁的广西患者叶劲被宣布“脑死亡”，其家属商议将他的6个器官（组织）都捐献出来，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5月2日，4个小时，1800公里，从桂林到北京，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顺利完成。叶劲的心脏被移植到11岁包姓男孩体内。5月5日，小包已度过48小时危险期，生命体征都在好转。（《健康报》2014年5月4日、6日报道）

那几天，“千里送心救男孩”无疑是最夺人眼球的热门新闻，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与好评。人们在为小包获得心脏移植而庆幸的同时，更被叶劲家属的大爱善举所感动——除心脏外，他的肝、肾、角膜也都慷慨捐献，使另外几位病人得到移植而获救。              

然而，出人所料的是，在一片叫好声几天后，却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异议：“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法学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法律对死亡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但长期以来，由自主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反射停止，这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说”得到法学界、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一直是认定死亡的法律标准。如果在法律上不能采纳“脑死亡”的认定标准，那对一个“未死之人”摘取心脏是一种什么行为（即使已经获得他的家人同意）？对此，医学专家指出，“脑死亡”在医学上已无争议。原国家卫生部相关文件也明确说：“脑死亡”患者可在家属同意的前提下捐献器官。不过，由于“脑死亡”在中国尚未立法，这种器官捐献行为也就存在伦理和司法上的问题。“脑死亡”患者面临的是“医学上已死亡，但法律上或未死亡”的尴尬境地。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已制定发布“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针对器官捐献，2010年开始的试点工作采用“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并行，民众可自愿选择死亡标准。但他也承认，法制层面目前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鉴于“脑死亡”后的器官捐献在中国尚无法可依（目前只有一个部颁的器官移植条例），原卫生部办公厅2011年下发关于启动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脑死亡”的器官捐献须经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并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出于对“脑死亡”后器官捐献的谨慎考虑而做出的规定。笔者还就此类问题专门电话采访了这次主导叶劲器官捐献案例的广西红十字会领导，他们表示：针对“脑死亡”的器官捐献，捐受双方都不能带有“功利性”，如有“任何带有功利性前提条件的捐献，我们宁可放弃”。另据一名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人员介绍，家属同意捐献“脑死亡”患者器官，必须在同意书上明确表示：捐献手术获取器官的过程我理解并接受。可见，从操作层面看，在“脑死亡”的器官捐献缺失法律支撑的现状下，红十字会作为“中间人”，还是相当谨慎的。

现在的严峻问题是，随着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报名加入捐献志愿者队伍，也将有更多的“脑死亡”后器官捐献案例出现，可是相关法律却久久不能出台，这无疑是个极大的缺憾。法律缺失将成为掣肘我国器官捐献加快发展的“绊脚石”。建议国家的人大法工委、教科文卫工委，以及政府的卫生、法制、司法部门和中国红十字会加强协作，加快相关立法的起草、立项、审议、颁布进程，保证器官捐献事业健康发展。在器官捐献事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德国、瑞士、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等欧美国家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先后为器官捐献立法，西班牙更是早在1979年就已立法。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需求量最大的国家，我国相关立法滞后的缺憾实在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当然，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脑死亡”立法不应仅仅为了捐献器官。尽管从医学角度讲，器官移植需要在人“脑死亡”之后、“心死亡”之前（其他器官还未死亡之时）就摘取，时间越快效果越好。但在理论上讲器官捐献和“脑死亡”应割裂开。“死亡是死亡，捐献是捐献，死亡不应因捐献而发生”。否则，即使立了法，那将是更大的缺憾，甚至是可怕的缺憾。

说过了缺憾，再来说说遗憾。据统计，截至2014年5月8日，全国器官捐献志愿报名登记人数24012名，已累计完成非亲缘捐献1724例，捐献各类器官4707个。不可否认，在短短三四年里取得如此进展值得欣慰。但是和实际需求相比，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成绩又实在是不足挂齿了——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供需比约为1∶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1∶3。可见我国面临的器官短缺问题何等严重。此乃遗憾一。

笔者作为曾经的“圈内人士”，觉得我国器官捐献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目前已经献出器官的捐献人绝大多数不是生前报名登记的志愿者，也就是说他们的捐献是由其亲属做出的“大爱”决定（其中死于车祸者占有相当比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或超过一半）。这和捐献血液或骨髓不同，捐献者未必是报名登记的志愿者。因此我们不能说全国2.4万人报名登记，其中1700余人实现器官捐献。二是目前的器官捐献者中，外来人口占不小比重，不少地方的捐献者家属大都为高额医药费和丧葬费所困。他们做出的捐献决定，客观上固然具有移风易俗、拯救生命的积极而高尚的意义，但在主观上其经济考量不能不说是个“催化剂”。在笔者所在的城市，14例捐献者家属中仅有一例不存在上述催化因素。此乃遗憾二。
    既然器官捐献是彰显人性光辉的伟大善举，我国尚处在起步阶段，就特别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法律的保驾护航、社会的理解参与。无论法律真空的缺憾还是志愿捐献的遗憾，都需要加快消除“两憾”的步伐，因为这是生命的呼唤！
    好消息不断传来：一些省市已经颁布了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去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李金华等高层领导带头报名捐献器官；陈道明、温兆伦、朱茵、郑培钦等爱心明星被聘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爱心大使”；最近中国红十字会几位专职领导也加入带头捐献行列；我国首部器官捐献微电影《明天的太阳》在杭州上线；一些器官捐献者获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或地方上的“道德模范”、“骄傲人物”、“最美人物”等等；全国报名捐献器官的登记人数每天都呈递增式刷新……。相信我国的骨髓捐献事业随着法律保障、政策激励、技术进步、科普宣传、移风易俗的全方位推进，本文所言之“缺憾”和“遗憾”定能加速改观。器官捐献在国内，我们将不再“留憾”；面对发达国家，我们也不会“流汗”。

（作者系苏州市红十字会原专职副会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

清代苏州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以吴江县仓储系统为例

董梅娜

中国在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发展溯源久远，据载，早在商汤时期，就有了相关社会救济政策的法令。至清代，其发展日趋完善。本文基于苏州方志，以吴江县仓储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或可窥探清代苏州社会保障政策发展的脉络。

一、仓储系统建设概况

仓储系统是我国社会保障政策中发展较早，也较为完善的一种粮食储备机制。吴江县的仓储建设发展较早，宋景德三年，初立了常平仓。元代，有“际留仓”的相关记载。明代时，建有“预备四方仓”“同里仓”，但同时都在正统十三年被废。另外，“义役仓”“存留仓”建立时间无考，但都在嘉靖时被废。清代，由于统治者对仓储建设十分重视，明文规定从省会到州郡都要建立常平仓，在乡村建立社仓，在市镇建立义仓，所以，推动了吴江县仓储系统的完善和发展。

表1：清代吴江县仓储统计

资料来源：乾隆《吴江县志》卷八《营建三·公署》、卷四十五《经略五·积贮》，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营建一》。

    从表1中可以看出，清代吴江县仓储系统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数量可观。吴江县各类慈善性仓储合计达16所，其中积谷仓有5所，社仓6所，常平仓2所。第二，分布广。各类救济性仓储不仅在吴江城内，黎里、盛泽、平望、同里、芦墟等城外村镇也都有设立。第三，起步早。最早的仓储，自宋朝就始建，许多仓储历经战火废弃，但得以重建，并一直延用，拥有较长的发展历程。第四，仓储规模大。许多仓储都有廒屋几十间，并有添建。黎里积谷仓在同治八年建立时，计32间，而至光绪四年，又添建23间；乾隆三年，位于北门内轸角圩的常平仓，有廒屋43间，厅堂门垣皆备；嘉靖四十二年，总收仓重建廒屋43连，连12楹，堂寝、祠宇、门垣，皆修葺，乾隆间，漕船129只，白粮船5只。

    从仓储建立的原因看。农业对于封建王朝而言，是安身立命之本，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人们无力抵抗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的致命打击和破坏，这必将影响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甚至国家政治的稳定。所以，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积谷建仓以备赈济实为一项基本国策。光绪四年，江苏巡抚吴元炳就曾通饬各属，要求兴办备荒仓储，指出：“照得积谷，所以备荒所重者在谷，查苏属自同治七年饬备积谷，迄今各县分别存钱存谷，当时原属因地制宜，然仅存钱而不存谷，一遇凶荒，不特谷价昂贵，抑且购买倍难，本部院有鉴于晋豫近年被灾之惨，移粟之艰，亦由平日本地积储空虚，临时皆须仰给外省接济之故。光绪二、三两年，江苏旱蝗相继，苏属虽未有害，宁属已有成灾之处，乌可不思患预防？查苏、松、常、镇、太所属各州县，有存钱而无仓谷者，应即赶紧择地建仓，预备购谷存储；其已有存谷者，亦应赶即添造空廒，秋成后添储谷石，其钱谷并存者，除酌留存钱若干生息，支抵晒晾经费外，均应一律添仓添谷，用备凶荒。该县务于文到五日内，察核择地建仓，与添造空廒，赶紧勘估，一俟秋成，即便购买新谷上仓。应自本年下忙起仍一律带收积谷，此目下之取诸于民者，将来仍须还之民，不过为民收者预筹储积，庶不致临事无可设措。此系本部院特札饬办之件，幸勿稍存玩视。切切。”[①]

从仓储的功能看，它们主要发挥着备粮赈济的重要功能，即在灾荒年份以存粮救济灾民。“（明）……二年水，三年如之，五年大水，六年水，九年大旱田荒，发济农仓赈贷之。”[②]“（明）济农仓积米三十余万石，赈尽又纳粟补官以继之。”[③]“景泰中大饥，尽发济农仓所积以赈民。”[④]从以上史料可知，明朝遇大旱荒年时，济农仓就已起到了重要的发粮赈灾作用。而这样的功能一直延续至清。此外，仓储还有平抑粮价的作用。“乾隆元年，常平仓平粜米抵谷三千三百六十九石五斗二升，即照额买补，给囚粮递犯口粮，并赈恤穷民恤孤等米抵谷九百八石二升。按是年覆准兵部侍郎王士俊条奏，常平仓平粜米谷，如连岁丰收时，价较常价略长，即照常价减粜，为出陈易新之计；如遇歉收之岁，时价高昂，民食维艰，即将平粜价值，大加酌减。”[⑤]当市场上谷物量多、价格便宜的时候，常平仓平粜米谷的价格就会上涨；而当市场上谷物紧缺、价格高昂的时候，常平仓就会降低平粜价格。这样，就能有效地调控市场米谷的价格和供求关系。

二、仓储系统的运行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自然灾害频发,每年都会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清代的自然灾害又最为严重。据统计,从1616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清政权灭亡的296年间,共发生灾害1121次,平均每三月一次。[⑥]而就吴江县来看，自然灾害的记载也不少。“康熙庚戌夏五月，大水淹没，饥民载道”；[⑦]“康熙已丑，岁荒”；[⑧]“道光元年，春疫夏疫甚。三年，大水自三月至五月，霪雨不止。六月甲辰，大雨雹。七月戊辰，大风水骤涨一尺。甲戍，又大风，禾尽淹，赈恤蠲免银米有差”；[⑨]“咸丰三年，春三月，辛亥夜，地震。四年夏，霪雨，十一月庚午河水骤涨一尺有余，鱼大上。六年，大旱，螽生，缓征银米有差。七年夏，螽复生，入水自毙。十年春，贼下窜，田不耕，米石钱十千。十一年冬十二月，大雪平地至八尺。同治八年，水不为灾。十一年旱。十二年又旱，皆不为灾，惟谷贱伤农云。”[⑩]等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作为备灾救荒的仓储机构，如果不能运行正常，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果不堪设想。从上述吴江县的情况看，灾害并没有引起极严重的饥荒现象，与吴江县地区的仓储良好运转不无关系。至清代时期，吴江县的济农仓、常平仓、社仓都比较完备，形成了有效运行的地方仓储系统。

    仓储的设立主体。各种仓储的设立主体构成并不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由官方设立。如总收仓。“总收仓，旧名外仓场，在北门外三里桥西轸角圩，周百亩有奇。（屈志云周一百五十亩）明正统十三年，巡抚侍郎周忱移东方等四仓，并建厅堂，门垣皆备，前有池以防火灾，织篾囤贮米。成化十六年，知县冯衡建廒屋四十六，连总三百八十八楹，又建土地祠于公堂之左。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入寇，毁廒屋七连。四十二年，知县吴一本重建廒屋四十三连，连十二楹，堂寝祠宇门垣皆修葺。徐师曾记。国朝因之。雍正四年，分县以仓西半属震泽，其东半仍属吴江。”[11]总收仓的前身本为预备四方仓，后经过官方投资扩建，渐具规模。第二种是官民合办。“社仓五：一在总收仓增内隙地。国朝乾隆六年，邑人翁思深等捐建廒屋十七间，筹房一间，门垣皆备。十二年，知县陈𦳣攘动支息米，增建廒屋五间，墙门三间。一在同里镇秵梿圩，乾隆六年，社长刘光祚袁薪传捐建廒屋十一间，筹房一间门垣皆备。十二年，知县陈萤攘动支息米增建仓厅三间，题曰惠永同川。……一在盛泽镇大饱圩，乾隆六年，里人汪涵光殷宜镇捐建，廒屋十间，筹房三间，门垣皆备。十二年，知县陈𦳣攘捐建前门。一在芦墟镇非角圩。乾隆六年，社长郁大业、顾南金捐建，廒屋五间，门垣皆备。（地基里人沈庄捐）十二年，知县陈萤攘动支息米，增建廒屋六间”[12]这些社仓是由地方乡绅名流捐建，而后地方知县扩建。在粮食收成之时，由官方政府发出号召，劝民出粮，以备灾荒。“（康熙）三十一年，令州县官，于夏麦、秋禾收获时，劝谕百姓，各量力捐输积贮。”[13]第三种为纯民办。这类仓储的出资人一般是豪强地主、乡绅名流等。“……一在平望镇六镇，地廒屋八间，筹房一间，门垣皆备。乾隆六年，里人陈时夏、姚仲英捐建。”[14]纯民办的仓储，还可避免官办管理腐败之弊。“咸丰元年九月，奉上谕……义仓之设，系由民间公正绅耆，自收自放，不涉官吏之手，无抑勒侵蚀等弊，最为善政。”[15]

    仓储的设立规模。“（康熙）四十三年议准各省府州县积贮米谷，大州县存一万石，中州县八千石，小州县六千石，其余按时价，易银解存藩库，其存仓米谷每年以三分之一出陈易新。吴江县应积贮米谷八千石，每年应粜补米谷二千六百石有奇，其解司价银无考。”[16]康熙四十三年，议准规定吴江县应积贮米谷八千石。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规定，雍正年间,改为大县一万五千石,中县一万石,小县八千石。“（雍正）十一年常平仓存谷并米抵谷一万七千七十五石二斗六升六合五勺有奇……”[17]而至雍正十一年，吴江县常平仓内已存米谷一万七千七十五石二斗六升六合五勺多，其贮谷数量远超出了一万五千石的最高标准，说明清代时，吴江县的备灾米谷是非常富足的。笔者认为，这与吴江县作为江南粮食盛产之地，以及与苏州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仓储的借贷方法。“康熙十八年，题准地方官，整理常平仓……春月借贷，秋冬偿仓，每石取息一斗。”[18]雍正三年九月，规定其借贷方法为：“其息每石收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衹收本谷。至十年后，息已二倍于本，只加一收息。”[19]但当时吴江县并未奉行，到三年后才遵其法。至雍正七年“议准御史晏斯盛条奏：贫民借领社仓谷，不遇荒歉，每石收息谷十升，小歉免取息谷，止如本数还仓。”[20]

仓储的运行机制。以社仓为例：“每社设正副社长，择端方立品家道殷实者二人，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令，按年给奖。如果十年无过，该督抚题请给以八品顶带，纵徇者革惩侵蚀者照律治罪……社长预于四月上旬申报地方官依例给贷，定日支散。十月初旬，申报依例收纳，两平较量，不得抑勒多收。临放时，愿借者先报社长，州县计口给发；交纳时，社长先行示期依限完纳其登记数目。每社设立用印官簿一样二本：一本社长收执，一本缴县存查。毋得互异，其存县一本。夏则五月申缴，至秋颁出；冬则十月申缴，至来春领出，不许迟延以滋弊窦。每次事毕后，社长、本县各将总数申报上司，如有地方官抑勒那借、强行粜卖、侵蚀等事，许社长呈告上司。”[21]

上述可见，清代吴江县的仓储系统发展较为完备，起到了备粮赈济的重要作用，不仅在农业社会里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且裨益于国家政治的稳定。虽然其功能有限，但作为社会保障政策中的基本措施，它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基础性与无可代替性。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述评

崔龙健

    由池子华、曹金国、薛丽蓉、阎智海合著的《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以下简称《红十字》，文中引用该书内容只注明页码）一书，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池子华总主编）之一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现结合该书内容作一简要述评，以与读者共飨。

一

1863年2月9日，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与日内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古斯塔·莫尼（Gustave Moynier）、吉勒姆·亨利·达福（Guillaume-Henri Dufour）、路易斯·阿皮亚（Louis Appai）和西奥多·莫诺（Theodore Maunoir）共同创建“五人委员会”，随之更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旨在促进人类持久和平的红十字运动由此兴起。

亨利·杜南发起红十字运动并非是一时所兴，而是源于一场战争对他的巨大触动。1859年6月25日，法—撒联军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小镇索尔弗利诺（Solferino）发生冲突，仅仅一天之内，交战双方四万余名士兵或伤亡或失踪，由于没有健全的军队护理体系，这些受伤将士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哀鸿遍野惨状让途径此地的亨利·杜南感到震惊，在其后的几年里，他无法忘却这次沉重的经历，遂写成《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于1862年自费出版，并呼吁成立一个中立的国际性的伤兵救护组织。故而可以这样认为，国际红十字组织肇始于战争。无独有偶，“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正因为如此，战争与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战争救护于是成为红十字的神圣职责。”（第257页）

近代中国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每一次战争留下的必然是满目疮痍的战场、流离失所的百姓和生灵涂炭的局面，伤亡的将士如何救治和掩埋、妻离子散的难民如何救济和安置等等许多因战争而产生的问题如何解决，历史上没有一个中立的组织来进行这一工作，直到红十字的出现。不管是国际红十字会，还是中国红十字会，都是发轫于战争，所以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红十字会要担负着战争救护的神圣职责。无怪乎，前人亦曾感叹：“讲起今日的红十字会就要说到战争，当战争的时候，却可算是红十字会出力的时候。”（第80页）

战争救护是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之一，理应成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随着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战争救护问题得到进一步挖掘和探讨，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和人道主义救援的场景愈来愈具体的呈现出来，红十字人奔梭在枪林弹雨中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给人以精神洗涤。作为一部专门论述红十字在近代战争灾难中进行人道主义救护的著作，《红十字》一书的出版因而更具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

《红十字》凡29万言，通过对中国红十字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两次江浙战争、抗日战争四个历史时期人道主义救护的梳理和研究，以及对国际红十字在全面抗战时期对华人道主义援助的概述和评析，呈现了红十字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救护行动，生动再现了红十字的人道主义博爱情怀。全书共分五章，分别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日俄战争的救护与赈济”、“红十字会辛亥战时的救护行动”、“江浙战争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红十字会在江苏的抗战救护”和“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兹分述如下：

第一章全面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日俄战争的救护和赈济行动，其中包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建、救护行动的准备和次第展开以及兵灾之后的赈济等内容。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沙俄为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东北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由于在中国土地上作战，东北人民深受其害，为了给他们提供救助，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在上海联手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也由此诞生。作者在此不仅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的过程，还深刻剖析了其成功组建的历史渊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即着手日俄之战的救护。”（第11页）通过著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万国红十字会对救护工作的展开有着充足的准备，可分为三步：首先是争取国际和交战双方的承认，为进入战地救护铺平道路；其次是建章立制，以保证救援行动的开展有章可循；最后是筹款募捐，为救护提供后援支持和物质保障。而整个救援又分为战地救护和灾后赈济，其中战地救护是通过设立牛庄等分会进行的。

第二章通过对红十字会四大救护主力——中国红十字会“沪会”与“京会”、红十字会旁系中国赤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麾下的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和中国红十字会地方分会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分述，以及对战事惨烈的武汉战场、南京战场和其他战场救护行动的考察，从救护力量和战地救护两个方面生动再现了红十字会在辛亥战时的战地救护实况，认为“在辛亥革命的腥风血雨中，作为民间社团，红十字会组织的人道救援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而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第66页）不仅赢得了官方和民间的广泛认可，还为事业发展和走上国际大舞台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第三章详细阐述和全面评析了中国红十字会在两次江浙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作者具体介绍了两次江浙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及战争损失问题，“两次战争中，江浙两地遭受严重损失，尤以江苏为甚。”（第75页）并从预筹救护、战地救援、医院救伤、资遣与赈济工作四个方面全景再现了红十字会在第一次江浙战争中的救护行动，然后以江阴分会为个例呈现了红十字会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的救援过程，认为“从实际救护情形来看，江阴红十字分会基本承担了地方救护的重任，为分会救援树立了典范。”（第114页）此外，还进行了详细的战争救护绩效分析和救护成功的原因分析，认为红十字会早期的救护经验、充分的实地救护准备与积极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援是此次战争救护成功的主要原因。最后从总会和江苏红会、浙江红会三个角度总结了两次江浙战争救护和红十字会自身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第四章是关于红十字会在抗战时期江苏战场救护的区域研究，“从抗战救护的准备、人道救援活动的开展、战时的评价等方面，对红十字会在江苏的抗日战争救护行动进行探究。从总体上看，抗日战争期间，江苏境内的红十字会组织以战争救护为首要任务，积极开展组织建设、会员征求、会费筹集、救护培训等准备工作，特别是组织了1932年、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救护活动，以及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人道救护活动。”（第136页）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江苏多数县市相继沦陷，江苏红十字各分会大多停止活动，有的甚至被迫解散，所以作者在抗战救护的准备方面详尽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江苏各地分会在抗战时期的数量变化和建设情况。又详述了1932年、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护工作，以及在开展救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阻碍和救援行动的不足之处。

第五章旨在系统梳理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的主要经过，在全面论述其在财力、物力、人力以及其他道义方面对中国援助之前，详细追溯了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历史渊源和国际背景，以及中国积极争取外援的情况。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红十字艰难救护的情形下，“国际红十字组织高扬人道主义旗帜，或对华援以捐款，或助以医药等物资，或直接派员来华协助战时救护”（第205页），成为抗战时期一支独特的国际援华力量。但是国际援助并非一路顺畅，而是充满各种制约因素，故而作者又进一步探析了“国际红十字组织在援华期间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的沟通和交涉，以及其为改善援华困境而作的种种努力。”（第225页）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可谓不遗余力，呈现出援华主体的国际性、援助对象的特定性、援华内容的丰富性、援华形式的多样性、援华时间的持久性等特点，“作为独特的援华力量，为救治伤兵和难民作出了贡献，其人道行动跨越国界，红十字成为战争年代和平的象征。”（第247页）

三

目前学界关于战争救护的论著并不多见，但近来从红十字角度研究近代中国战争救护问题则多有收获，前有戴斌武博士出版过《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版）两本书，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救护行动展开研究，但时空仅限定在抗战时期，而今《红十字》一书的推出，则以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几次战争为“典型”，探讨了红十字组织在这几次战争中的救护行动，著者“希望通过几次大战，再现红十字会人道救援风采，在丰富近代史研究内容的同时，也为社会史研究提供别样的视角。”（第257页）毫无疑问，本书达成了这一目标。遍览全书，还有诸多独到之处，在此仅述一二。

其一，结构合理，风格统一。该著内容从日俄战争开始到全面抗战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这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期，不易从整体上去把握，本书选取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江浙战争和抗日战争四次战争为例架构体系，在结构上极力呈现均衡之感，各个章节内又有简单的变化，可见作者在结构安排上颇费心思。全书始终紧扣历史本位，基本以追溯历史背景为开头，然后进行救护行动准备和展开的阐述，最后作出自己的评述，这种三段式看似简单，却起到了统一风格的作用。《红十字》是一部集体之作，“第一章、第二章由池子华撰写，第三章由曹金国撰写，第四章由薛丽蓉撰写，第五章由阎智海撰写。”（第257页）集体著作优势明显，缺陷也难以避免，由于作者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的差异，在结构架设和写作风格上殊难统一，而本书却成功地避免了这一缺点，可以想见池子华教授在最后的统稿中必定下了一番大功夫。

其二，史料翔实，运用得当。《红十字》一书所参考文献即达163种之多，其中包括档案资料40种、报刊和文史资料24种、方志17种、专著75部、论文26篇，征引资料之翔实可见一斑，尤其是大量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无疑为研究增加了足够的厚度，为“典型性”呈现红十字在近代中国战争中的救护行动打造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丰富的史料并不一定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史料运用极考验研究者的功力。从本书所引用的文献来看，作者在文献整理和爬梳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前期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如文章中引用最多的是池子华等主编的《〈申报〉上的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共4卷。正是因为作者有极强的史料意识，所以在史料的运用上才能自如，本书在史料运用上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全书大段大段堆砌史料的情况极为少见，更多的是将史料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提炼，采取了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间用的方式，这不仅达到了引用的效果，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其三，视角多维，新见迭出。前已述及，各章节在结构安排上相对统一，却没有出现千篇一律的情况，除阐述的内容不同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研究视角的多维性，譬如在追溯战争救护的历史背景和准备情况时，第一章详细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建背景和过程，第二章则直接分述了中国红十字会“沪会”与“京会”等四支救护力量，第三章阐述了江浙战争及其损失问题，第四章对救护准备工作的研究也很详备，第五章不仅考察了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历史渊源，还分析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世界形势。多层视角的考察，才使得战争救护这一问题在四次战争中有着不同的呈现面，避免了研究落入重复的俗套之中，也才使得新见迭出。比如在分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组建的原因时，一般认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乃为应对日俄战争救护而设”（第1页），自然其成功组建是日俄战争的推动，但作者通过研究认为不仅仅是日俄战争的强力推动，战前红十字启蒙运动的“铺垫”也至关重要。中日甲午战争后，红十字启蒙运动在中国兴起，“中国施医局”、“中国救济善会”、“对俄同志女会”等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慈善组织在上海出现，这些都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组建的重要原因。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其四，选材有致，研究老道。在力避“重复性”问题上，除了研究视角的多维，选材也同样能起到避免的效果，该书并非是单纯地论述历次战争中红十字救护过程，而是常常结合个案分析，例如在阐述红十字会第二次江浙战争救护时，以江阴分会作为地方救护的典范来重点考察，又如论述江苏分会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的救护时，选择吴县分会为例。一般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亦相得益彰。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数字和表格，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向读者尽显红十字会在战争中的救护努力和功绩，基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给予了红十字会极高的评价。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显示出作者史学研究功底的深厚。

尽管《红十字》有诸多称道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作为一部史学论著，该书在述的方面相当丰富，但在论的方面尚显不足；第二，仍有个别细节问题没有处理到位，比如“推定孙逸仙医院院长□云为正会长”（第219页），此处院长名字不清楚，作者既未作进一步考证，也未作任何说明，但在“美国□（字迹模糊）荣华医士”（第50页）处同样的情况却作了说明，这就显得前后不一致了；第三，基于红十字救护功绩，作者在阐述救护行动和作出评价时基本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失偏颇？第四，本书五章其实是五个专题的研究，专题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显然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故而池子华教授在后记中谦虚地表示：“毫无疑问，本书并非系统的学术论著，只是呈现了近代战争灾难中红十字会人道主义行动的几个侧影，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第257页）但瑕不掩瑜，就总体而言，《红十字》一书饱满而厚重，不失为一部关于红十字战地救护研究的优秀作品。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1918—2013）》评介

丁泽丽

由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编，张丽萍主编的《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1918—2013）》（以下简称《实录》），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池子华总主编）之一种，2014年3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为嘉定红十字会建会9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全书分上、下两卷，70余万言，以翔实的史实再现了嘉定红十字运动近百年的风雨历程。本文简评一二，以飨读者。

一、纵横交错  内容全面

《实录》上迄1918年，下至2014年，以“编年体”的叙事方式，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展示嘉定红十字运动近百年的实况，内容丰富。

首先，将《实录》年限向前推移5年。嘉定县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诞生于1924年“江浙战争”，本应以此为《实录》上限，然为追溯嘉定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源头，而将嘉定人参与红十字活动作为《实录》编订的起始年份。1918年5月，嘉定人朱吟江、牛惠霖、项如松、沈信卿、王引才等在上海参与由美国红十字会为救助一战中欧洲难民而发起的征求赞成员活动，虽然不是嘉定红十字会建会的直接动因，但他们热衷于红十字事业，并在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嘉定人引以为自豪，也为嘉定红十字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追根溯源，《实录》以1918年为起点，并非无源之水。

其次，《实录》覆盖嘉定红十字事业的方方面面。建国前，组织建设上，1924年嘉定红十字会成立，之后，其所属区域内南翔、娄塘、黄渡、安亭等乡镇分会诞生，至1937年嘉定沦陷，嘉定分会被迫停止业务。1946年，嘉定分会于疫病救治的呼唤中复会，解放前夕因时局动荡再次“沉默”；业务开展上，嘉定红会以战事救护为核心业务，并于时疫肆虐之际开设防疫医院救治民众。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嘉定红十字事业历经坎坷，尽管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帮助下，1962年南翔红十字会首先恢复工作，但接踵而至的“十年动乱”中遭受冲击，组织解散，直到改革开放后，嘉定地区红会先后恢复成立，嘉定红十字会事业才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会务、业务，蒸蒸日上。《实录》全面而有重点的收录相关资料，展现嘉定红十字运动的全貌。如社会救助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以助老、助残为主。为更好开展人道救助工作，1999年，嘉定区红十字会向区政府请示建立了人道救助基金，先后设立“雪中送炭火灾救助”、“大病重病帮扶”、“妇科重症救助”、“助学成才”、“造血干细胞移植救助”、“格尔爱心”、“情暖童心”、“千万人帮千万家”、“光彩长者关怀”、“爱心牵手”、“关爱生命”、“健康园丁”等项目，合称“人道救助项目库”，资助众多弱势群体。

最后，除收录嘉定地区所属分会的活动情况外，《实录》亦将中国红十字总会、各地分会在嘉定的活动囊括在内。如战乱年代，特别是江浙战争期间，总会派救护队多次赴南翔、黄渡、马陆、嘉定救治伤兵，昆山分会、沪城分会等亦赴该地开展救护行动等，使得嘉定红十字运动多姿多彩。

二、资料翔实  价值突出

“实录”亦称“信史”，指翔实可靠的历史纪录，如班固《汉书·司马迁赞》云，“其文直，其事骇，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本着这一原则，多方搜求报刊、文献、档案资料，去伪存真，精挑细选，因而史料价值突出。

其一，资料来源多样。民国时期的资料，编者主要从《申报》、《嘉定旅外学生联合会报》、《嘉定新声》、《练水春秋》、《嘉定县第一区区政府公报》、《嘉定民众》、《嘉定县第二区区政府公报》、《塔钟》、《太嘉宝日报》、《嘉定民报》、《微音》等爬梳剔抉，梳理相关内容。建国后的资料为嘉定红会内部保留下来的公文等，是原始性档案资料，如嘉定县红十字会印发的《关于发动会员投入“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通知》来源于《嘉红会办[84]字第1号》，嘉定县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调整嘉定县红十字会理事成员的通知》来源于《嘉府[1985]185号》，等等。档案、民国报刊、政府公报等无不涉猎，不少资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

其二，信息量大。编者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淘洗嘉定红会相关资料较为不易，特别是民国时期红十字资料较为分散，收集地方性资料更是难上加难，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该书资料珍贵，信息量大。尤其改革开放后，所录资料颇具系统性，如每年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嘉定红会的筹划方案、开展情况、取得成果均有详细载录；每年的工作总结及次年的工作计划，该书尽可能全面呈现。这些工作总结详细报告历年嘉定红会在组织建设、宣传工作、救护培训、人道救助、救灾救援、骨髓捐献移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工作总结自1983年开始收录，共计23篇；人道救助基金从1999向区政府申请设立至正式运行，之后每年的收支情况、审核情况，依次录入。如此等等。这些史料完整且数据统计详细，从中可以清晰看到嘉定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如1986年“新建红十字卫生站15个，发展会员424人，新建团体会员单位26个，会员909人。目前，全县已有九个乡镇建立了红十字组织，共有卫生站96个。青少年会员2054人，成人会员1798人，有团体会员单位40个，团体会员2860人。总计全县会员6712人，比1985年增加了24·78%。”（见该书167页）系统性的资料全面且具有连续性，这些信息对红十字运动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其三，为研究开辟路径。《实录》为资料性载籍，是原始资料汇编，因此，不仅为研究者提供素材，而且也开辟了不少研究路径，研究者可从多个视角展开研究，如（1）考证研究。该书在嘉定分会成立时间上收录两份资料，一份说明嘉定分会成立于1924年9月2日，一份显示成立时间为1924年9月1日。究竟成立于何时？编者不做任何陈述，而忠于史实，将不同记载的两份资料一并收录，为研究者提供考证、研究的方向。（2）计量研究。该书收录诸多统计数据，如基层组织数量、征集会员数量、红十字卫生站数量、人道救助基金收支详情、采购办公物品所用具体费用等等，这些数据清晰且连续性强，开展计量研究较为便利。（3）专题研究。如每年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嘉定红会活动情况均有详细记录，从接到市红会的通知，因地制宜设立活动主题（每年的主题均有变化，如2008年的主题为“携手人道，服务奥运”，2009年的主题为“凝聚人道力量，重建美好家园”，2010年的主题为“携手人道，参与世博”，2011年的主题为“携手人道促和谐，志愿服务为民生”等等）、行动方案，到最后活动取得的成效，均完整收录。他如“人道救助项目库”、“春蚕之家”、“志愿者队伍建设”、“千万人帮万家”（该活动并非仅仅为春节、元旦两节期间开展的“博爱送万家”，在嘉定地区则为广义上的助困活动，不受时间限制）等等，都可以成为专题研究的课题。（4）个案研究。如嘉定红会重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特设立浏河红十字青少年营地，可对此进行个案分析，从其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发展历程中，探究其发展特征及其示范意义。

三、以史为鉴  服务现实

全书内容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资料较为全面，因而立足当下、贴近现实，并以之展望未来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该书将近年来嘉定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以史料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嘉定红会积极理顺管理体制，2005年嘉定区被中国红十字会、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同年，正式建制单列，为嘉定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至2013年，有红十字团体会员单位426家，会员47846人；有红十字服务站158家，其中标准化红十字服务站101家；积极救援东南亚地震海啸灾区、云南地震、汶川地震、“莫拉克”台风灾害、西南旱灾、雅安地震等，多次获得抗震救灾最佳组织奖；全面完成市政府和区政府救护培训实事项目、免费向社区群众发放《常见意外伤害及现场急救技能》知识手册、举办现场急救知识竞赛、筹划世界急救日咨询活动等等；设立人道救助项目库，救助1·94万人，救助资金达1723·76余万元；注重志愿者队伍建设，成立“嘉定区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总队”，建立“嘉定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基地”；积极推进“生命”工程，成立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联谊会——“春蚕之家”；重视红十字理念的传播和理论研究，开办红十字知识培训班，建立“嘉定区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注重红十字教育，成立教育系统行业红十字会，建立“嘉定区红十字青少年培训实践基地”等等。

“以史为鉴”。嘉定红十字会可以从客观史料中感受过去的荣誉，激励自己不断前行，亦可从中查缺补漏，推进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对其他地方红十字会而言，也可以从中学习经验。近年来，嘉定红会开拓创新，有许多“亮点”，如“春蚕之家”、“嘉定区红十字青少年培训实践基地”等等，其中不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四、条目清晰  易于理解

该书虽为“实录”，然并非资料堆砌，而是进行了“技术处理”，为资料的使用带来便利。

首先，全书条目清晰，重点突出。在辑录史料的基础上，为便于获取信息，编者以“纲目”的形式纪录嘉定红十字会的年轮，每一年轮的主轴均是当年的重大事件，基本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每一条目的“纲”，力求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言简意赅，不做过多的铺叙及纵深阐述。这种形式对于来源于民国时期报刊史料尤显必要，因为这一时期史料为半文言文形式，难免给阅读带来一定的不便。而提纲挈领，则使读者一目了然。

其次，因政区变动，嘉定在名称上略有变化，为保证资料衔接得当，便于理解，编者酌情添加内容。如1992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嘉定县，设立嘉定区，以原嘉定县的行政区域为嘉定区的行政区域。”（该书198页）这样简要的补充，避免了史料前后割裂、首尾相稽的弊端。

最后，2000年以后的资料现存较多，若全部录入略显冗杂，编者进行必要的精简，行文长短以内容之轻重而定，当然在精炼的过程中不添加任何感情色彩，仅陈述一般史实。这样使全书轮廓清晰，风格相对统一而不失灵活。

五、些许不足  瑕不掩瑜

《实录》工程较大，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其一，文字错误。如第343页的“第二次会员大会”应为“第三次会员大会”，因为第二次会员大会1999年已经召开，而此时为2004年，显然是“迎接区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这样也与第346页的内容一致。

其二，部分内容无关。如将江苏省战区救济委员会嘉定分会理解为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该书第61-68页、第70页、第72-73页），以致大量收录该会内容。类似情况不少。

其三，内容删减不当。《实录》中收录嘉定红十字会历年《工作总结》，然或因资料遗失， 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工作总结》没有辑录。自2000年以后，《工作总结》具有连续性，但2011年的工作总结却为“略”。可能因部分年份《工作总结》与《工作概况》先后出现，二者内容一致，为避免内容重复，故“略”。然2011年的《工作总结》前文、后文均未出现，“略”有些不当。

其四，不够完整。首先，从资料来源上看，尽管编者已经搜集不少资料，但仍难免有些遗漏，如《新闻报》、《民立报》、《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等报刊亦有一些关于民国时期嘉定分会的救护消息，倘能尽量收录，民国时期的资料会更加饱满。其次，从内容上看，该书涉及嘉定红会在本地的活动及总会、其他地方分会在嘉定的活动，然有关嘉定红会赴外地的活动却较为少见，尤其是民国时期，几乎阙如。最后，可能限于篇幅，救灾方面《实录》仅陈述嘉定红会募捐成果及救助成效，而将救灾过程全部省略，似乎有些不妥。

尽管《实录》有些许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全面再现近百年来嘉定红十字运动的史料汇编，其价值不可低估。读者可从史料中了解真实的红十字会，不失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好媒介，对于研究者而言，则更是受益匪浅。

东施效颦般的“空姐式服务”

郝如一

2014年5月中旬，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内不少媒体先后报道了江苏涟水县红十字团体会员——县中医院推出护士“空姐式服务”的新闻，并配发图片若干。根据院方的说法，此举“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医院的服务质量提上去”。然而，社会舆论却不买账——既欠叫好更缺叫座，网络上铺天盖地而来的是质疑、批评和挖苦。这恐怕是院方始料未及的。从红十字人道主义角度，笔者也不看好这“东施效颦”般的所谓“空姐式服务”。

据涟水县中医院护理部介绍，他们先是在全院做宣传发动工作，让有条件的护士主动报名，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空姐礼仪培训，首批12名空姐护士正式上岗。它们身高均在1米63左右，最低文凭为大专，最高的是研究生在读，除了病区护士长年龄较大外，其余11名平均年龄都在23岁左右。这些护士的制服和东方航空的空姐制服差别不大。“虽然这12名护士的礼仪规范还没有完全达到空姐的要求，但起码从外形上看是个空姐。医院护理部负责人如是说。”

围绕上面这段文字，笔者就有如下质疑：首先，肩负救死扶伤人道主义职责的护士穿上空姐制服涉嫌侵犯东方航空公司空姐制服版权。各个航空公司的制服都是化大价钱聘请服装师专门设计定制的，全世界都没有可以在市场购买的通用型空姐制服。所以各航空公司制服享有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东方航空肯定也莫名其妙：你救死扶伤在医院，为什么要穿我们空姐制服？我们东航可不是人道主义机构啊。其次，当今护士都是红十字运动先驱者南丁格尔的传人，抛开百十年来全世界统一的白大褂加燕式帽不穿，偏偏去穿空姐制服，有负南丁格尔声誉，有损护士职业尊严。要知道，不同的职业装有其特有的职业要求，不仅在外表给人以一目了然识别不同行业形象的美感，而且会根据职业特点进行相应的专业的科学设计。比如，军装要符合打仗训练的需要，警察、工商、税务、卫监、海关等制服要符合执勤执法的需要，法官、检察官制服要符合公诉审判的需要，宗教神职制服要符合法事祷告的需要，医生护士的职业服装则应符合卫生防护、消毒隔离、手术操作的需要。洁白的颜色还和卫生机构的职业特点相符，体现医务人员纯洁爱心的象征——白衣天使的称号是以护士为特定对象的。如果让护士穿上警服、法袍、迷彩军服或水电工、锅炉工、和尚、道士等等职业服装在病人面前晃颠着打针发药，那是多么搞笑而怪诞的情形啊。依此类推，凭什么护士就能穿着空姐制服去进行护理操作呢？九泉之下的南丁格尔，怕是不能原谅涟水县中医院抛弃护士服改穿空姐服的“不孝之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每两年表彰一批护士并授予“南丁格尔奖”，怕是也会同意穿空姐制服的护士登台领奖。

再次，职业制服乱穿不仅涉嫌冒充和欺诈，还有可能导致职业角色混乱。在心理上，护士会搞不清自己究竟是空姐还是护士——新华网的报道说：“今年23岁的赵亚男是空姐护士中的一员，她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每天都想让自己精神饱满，让自己的空姐形象得到保护。”你看，这位护士要保护的不是白衣天使的形象，却是空姐的形象，她的职业角色已经混乱了。而病人就更会犯糊涂：这是在医院里还是在飞机上？他们能够全盘认可一个“空姐”在为自己提供护理服务吗？因此，我们有理由质疑：在这样的状态下，救死扶伤人道主义崇高职责能够很好履行吗？涟水县中医院所谓“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医院的服务质量提上去”的美好初衷能够顺利实现吗？

 媒体还报道说：“病区里放着一张茶几，两张藤椅，茶几上摆放着白开水、饮料、水果糖、水果等食品……患者刚进入病区时，身着空姐服装的护士就会立刻迎上去，请其坐下，先问其想喝点或吃点什么，让患者感觉并不是来就医，而是来享受服务的，这样患者的心情也就会很愉悦，与医生沟通病情也会很和谐。”笔者对此同样质疑多多:第一，根据中国医疗服务严重供不应求的现状，医生护士个个忙的陀螺似的，咋可能在病人来了后不是马上“切入主题”却先问其想喝点或吃点什么？而且这样也不符合救死扶伤的原则和医学科学的精神啊。如果病人有糖尿病，就不能吃糖果、水果、含糖饮料；如果病人有高血压，就不能喝含有小苏打的碳酸饮料；如果病人有失眠症，就不能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否则加重病情不是有违人道主义宗旨吗？第二，所谓“让患者感觉并不是来就医，而是来享受服务的”，这就逻辑混乱了，难道病人就医不是被服务，只有航空才叫服务？在涟水县中医院，我们负有崇高的救死扶伤使命的职业尊严再次被踩在脚下，难道空姐就比护士高人一等吗？第三，所谓这时“患者的心情也就会很愉悦，与医生沟通病情也会很和谐”，恐怕这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吧。患者抱病痛前来，心情一般都不好，不是你打扮得像个空姐又招呼你吃糖果水果就立马会愉悦的，与医生的沟通则取决于医生的态度和技巧。

另外，还听说医院要提高空姐式护士的工资，这样公平吗？穿上空姐制服的护士就比别的护士高出一头吗？这又违背了公平公正的红十字基本原则了。

东施效颦的成语典故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笔者觉得涟水县中医院推出的空姐式服务就有点这个味道。学习引进其他行业先进的理念、经验、方法，其出发点未可厚非，但关键在神似而非形似。如果仅仅换上空姐的“马甲”（这“马甲”也不是想换就换）而不是在培育强化医护人员具有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改善医疗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上下功夫，如此空姐式服务也会流于形式，徒有其名。

利欲熏心引发的“血案”

郝如一

2014年8月17日，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十余家媒体通报了该市发生的胁迫未成年人卖血案（实为血浆）侦办过程：5月19日，该市警方在侦办一起学生被抢劫案件时，牵出了强迫未成年人“卖血案”，遂于6月6日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并先后抓捕黄某、张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另据媒体追踪报道，当地知情人说常见学生模样的人进出血浆采供机构，他们每次献血浆后可获一二百元营养费。（8月18、19日新华网）

从2013年11月到今年5月，地处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下辖的一家血液单采浆站的副站长黄某，以介绍初次献血浆者给予奖金为诱惑，授意犯罪团伙头目张某寻找物色献血浆对象。于是，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齐某等6人采用暴力殴打、恐吓威胁、利益诱骗等手段，将包括7名15-17岁未成年人在内的10人带至武南单采浆站，冒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后，强迫他们“献血浆”48次（每月2次，每次600克）。犯罪团伙成员则将介绍费、营养费10700元挥霍一空。

从以上案情看并不复杂，但极其恶劣：一是本案属于典型的黑恶势力团伙犯罪。二是胁迫对象为未成年人，且手段凶残。三是案件涉及血液这一特殊资源，故笔者谓之“血案”。

本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规定，在红十字会参与下动员18-55岁适龄公民为挽救他人生命而无偿献血（含血浆、血小板等成分血），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行为。然而，在武威却变味——本次“血案”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是利益驱动使然，堪称利欲熏心。首先，武南单采浆站副站长黄某，为了获得每月300元的奖金，不惜授意、怂恿张某为首的黑恶势力胁迫未成年人前来“献血浆”。而他则利用自己副站长的身份打掩护，眼睁睁地让未成年人在胁迫之下被48次抽取了血浆。

其次，作为武南单采浆站的上级公司，其下达“每个员工每年必须新发展30名以上献血浆者的指标，完不成就拿不到每月300元奖金”之规定，大有为了金钱逼良为娼之嫌。如此举措下，公司采集来的血浆原料多了，白蛋白就增产了，卖给医院就能赚更多人民币，出口就能换回更多美元了。但是，对于下属单采浆站的管理又尽了多少责任呢？制度形同虚设，运行放任自流。否则，不至于半年都发现不了未成年人被胁迫献血浆的事情吧?如果不是警方侦办其他案件时无意中的发现，还不知这件“血案”要何时才能终止，又不知会有多少未成年人受害！

而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管何以缺位，是否与武南单采浆站存在利益输送，目前不得而知。相信最终会有说法。但愿卫生部门对单采浆站从审查批准到日常监管的各个环节没有沾上铜臭。

至于张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利益驱动下为了得到那一万多元钱，残忍地榨取未成年人血汗，可谓丧尽天良，惨无人道。

面对这起利欲熏心引发的“血案”，笔者觉得其严重性还不仅仅是利益驱动下的刑事案件——尽管犯罪嫌疑人被以“组织强迫卖血”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它让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河南的“血浆经济”。当年，河南省部分县市的单采浆站同样是利欲熏心而导致管理混乱，血液的交叉污染引发艾滋病在献血浆者中间扩散蔓延。在卖血“致富”而出名的上蔡县文楼村，参与献血浆的中青年村民后来竟然一半感染了艾滋病，搞得家破人亡、悲惨凄凉，有的还把艾滋病传染给了自己的后代。象文楼村这样的“艾滋村”，在河南绝非个别。“血浆经济”在给生物制品机构带来无限商机，给当地农民带来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艾滋病的极大危害与巨大阴影，实在得不偿失。

直至本世纪初，全国贯彻《献血法》开展彻底的血源整顿，才有了后来血液市场规范有序的局面。现在发生在甘肃武威的“血案”与当年河南“血浆经济”何其相似？只是范围和危害还比较局限而已。笔者以为，有关部门务必引以为戒、加以警惕，还要举一反三、加强监管。千万不能让十几年前的“血浆经济”事件重演！因为，当年那“血的教训”实在太深刻、太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