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2014年第4期·总第37期）

目    录

[理论园地]

构建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池子华

[百家争鸣]

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与发展…………………………………………………池子华  李欣栩等

[观察思考]

“两论一动”理论研究综述…………………………………………………………………池子华

[调研报告]

我国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调研分析……………………………………………………王娟

[历史研究]

施肇曾与觉园佛教净业社慈善事业………………………………………………………彭腾飞

[图书评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评介………………………………………………池子华

在“纸”间追寻红十字运动的足迹——《<新闻报>上的红十字》述评…………………李欣栩

评《江西红十字运动百年回眸》……………………………………………………………庞向南

危机与突破——读《红十字：文化传播、危机管理与能力建设》随感…………………王  萍

[珍稀史料]

抗日战争中的一名红十字医生——记汤蠡舟战地救护活动点滴………………………汤章城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丁泽丽  郝珺  

编辑：池子华  欧贺然  刘思瀚

投稿信箱：dingzeli1990@126.com;chizihua@126.com

[理论园地]

构建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

池子华

传播红十字文化是一项“文化工程”，是落实华建敏会长提出的“两论一动”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无论是总会，还是各地红会，都做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绩。除红十字报刊之外，网络、QQ、微信等新媒体传播功能强大，效果也很显著，受到越来越多的红十字人的重视。传播管道很多，我们还应该不断发现、构建更多的传播介质，所谓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就是要创造多样化的传播载体。这里提出一些建议或设想，供参考。

其一，文艺作品，是不是可以更多一些？

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两种。它们都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就文学作品而言，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形式的作品，受众面广，为大众喜闻乐见，是重要的传播载体。艺术作品也是如此，摄影、书法、美术、绘画、雕塑等，都可以承载红十字精神，传播红十字文化。

应该说，中国红十字会自创建以来，一直重视文艺作品对传播红十字文化的特殊功能。在中国红十字会报刊中，曾开辟有“艺苑”、“文艺”、“文苑”、“文萃”等专栏；总会及地方各级红十字会也都多次举办过“美术、书法、摄影展览”、邮票展览、儿童绘画展览等。但自新世纪以来，文艺作品显得较为沉寂，零零星星，不成规模。这种局面，亟待打破。

值得称赞的是，2011年12月25日，由福建省红十字会、厦门市红十字会、厦门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出资修建的“红十字文化广场”竣工。红十字文化广场的落成，不仅成为国际人道法传播的载体、青少年关爱生命的教育基地、红十字志愿者及广大市民道德实践的平台，而且可以凝聚更多的民众参与人道公益事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厦门红十字文化广场为全国首创，对各地红十字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示范和促进效应。

其二，红十字文化用品，有没有可能建立制作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许可的范围内制作红十字文化用品并赋予其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功能？

狭义的文化用品，是指办公用品，而广义的文化用品，则包括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具体包括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活动、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活动、相关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

红十字会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便从事经营活动，但可以冠名有资质的企业，建立文化用品制作基地，在合理的范围内研发、制作红十字文化用品。目前我们常见的红十字文化用品诸如宣传手册以及钥匙链、杯垫、领带夹之类，过于单调。

应该说，《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所规定的红十字会“印刷品、宣传品”可以使用标明性红十字标志，范围较小。可以考虑适当放宽限制。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大有作为。比如台历，虽然小巧，但可以加载红十字文化信息；候机楼、候车室、宾馆，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供人翻阅的印刷品，但很少见到红十字会的宣传折页，如此等等。一方面说明红十字文化用品的开发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以红十字文化用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其三，影视作品，红十字会有没有可能创建属于自己的影视基地？不妨作为一项长远规划去追求。尽管当下没有自己的影视基地，但采取合作的方式，争取能有更多的影视作品问世。青岛市红十字会与投资方共同制作电影《寻找“微尘”》，值得赞赏。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由刘深执导的90分钟纪录片《25个字》，再现二战期间中国三姐妹在南京、柏林和伯克利之间传递红十字通信的历史故事，感人至深，在2012年4月第45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铜奖。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公益电影《血缘关系》及北京市红十字会参与制作的《爱在生命中传递》等影视作品，也都是成功的案例。可惜这类作品实在太少，而类似电视连续剧《红十字背后》的侵权行为以及《帝国的毁灭之红十字会的陨落》的恶搞，则给红十字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从反面说明，加强影视作品的制作是必要的。可贵的是，2013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开展了“红十字主题微电影评选活动”，要求围绕红十字主题，体现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通过影像和文字形式体现红十字历史名迹，红十字文化景观，志愿服务优秀案例，国际人道法传播，防艾与反歧视宣传等相关内容。作品形式分为微电影影片和微电影剧本两种，微电影影片分剧情类、纪实类和动画短片三种风格，影片长度三分钟以内；微电影剧本限剧情类，含人物、场景、动作、对白，剧本字数3000字以内。虽然谈不上“大制作”，但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建议每年“5·8”世界红十字日期间，联合各大院线，举办“红十字电影节”，集中推出红十字主题影片，这对提升红十字文化传播效果，大有裨益。

总之，传播红十字文化，要有继承，有开拓，有创新，只有不断拓宽传播渠道，才能构建、完善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也才能发挥强大的传播能量，为红十字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作者系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家争鸣】

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与发展

池子华  李欣栩等

主讲人：池子华

参与讨论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李欣栩、陈晨、朱跃成、舒苹、刘华明、王禹霈、黄腾、张婉、钱楠、董婧、庞向南、大野健一[①]

整理者：李欣栩

主讲人简介：池子华，男，1961年8月生，安徽涡阳县人。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担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1991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方之光教授治中国近现代史，1994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12月任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1996年7月任河北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人口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职称评审委员，河北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重点学科苏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负责人、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独著有《中国近代流民》、《张乐行评传》、《晚清枭雄苗沛霖》、《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旷世名相曾国藩》、《咸丰十一年》、《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红十字运动：历史与发展研究》等，主编“红十字书系”、“红十字文化丛书”、“近代国家与社会”、“东吴史学文丛”等系列丛书，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池子华：“郭美美事件”以后，中国红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红会的发展亟待强有力的改革。就行政化问题而言，有人认为红会去行政化的问题应视为红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有人指出红会“去行政化”是一个伪命题。对此，大家不妨对去行政化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李欣栩：对于红会而言，我认为去行政化与红会改革发展之间无必然关系。首先，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府有联系。如今红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从产生一直到20世纪末，红会与党政均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显而易见，大众对红会工作的质疑声与当前相比并不多。如果说红会发展中的积弊是由于行政化，那么从逻辑上讲，这种积弊应该在近代近百年的历史中就已经由一些先进人士指出，又何必等到今天才提出改革呢？这一定程度上表明红会工作的积弊与行政化并无必然关系。其次，红十字会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红会实行行政化或者非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红会工作能给大众生活带来多少福祉。从某种程度讲，人民群众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最先想到的是党和政府。党政机关也有腐败现象，但人民群众不会因政府个别人的贪污腐败而不信任政府。人们为什么相信党和政府？因为它们在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从这个角度来说，部分红会领导职务由政府人员担任，不仅为政府了解民情提供了新的渠道，而且可以提高红会在普通群众中的可信度。再次，有人指出，去行政化“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这些‘铁饭碗’，政府对红十字会最好只做好监督工作，不要过多干预内部事务，不要用行政命令要求红十字会去做哪些事情，特别是对人员的任命”。我认为，编制问题、参公管理不是红会出现问题的关键所在。恰恰相反，编制的存在是吸引求职者主动申请红会职务的因素之一，它可以帮助红会吸引一批有才华的专职人员。而为了防止在编人员腐败堕落，我们不妨仿照企业管理模式，通过对个人的业绩考核来加强对红会职员的奖惩力度。而对于政府委派人员充任红会重要领导职位的现象，我认为可以与政府协商，让政府委派人员以红会工作顾问的方式对红会工作给予指导和监督。在此就必须指出，去行政化不仅要靠红会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政府对这一改革方案的配合与支持，因而去行政化不是红会单方面的宣言，还应积极了解政府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很少看到政府人员从政府的立场对此事表态。最后，对于滋生腐败、工作效率低等问题，我认为这与行政化管理体系的联系不是绝对的。腐败是人的贪欲所致，任何一个单位，不管是政府事业单位还是私营企业、民间团体，如果其工作人员私欲膨胀，都会萌生腐败念想。因此红会的腐败不能一概的归咎于行政化体制，还应注意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思想境界和价值观的变化。总而言之，我认为去行政化并不是当今红会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

陈晨：我也认为去行政化不是红会遭遇发展困境的关键所在。但是，要解决红会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与政府协商是行不通的，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政府与红会各自的职责范围。协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通过强硬的法律手段，依法规定各自的职责。

朱跃成：我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性质是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这导致政府与红十字会的角色定位存在问题，厘清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应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所谓去行政化，不是给红会“断粮”，而是强调政府在红会工作中角色的转变。作为政府，应该更大程度上是监督者、引导者而非管理者，政府应该不断加强与红十字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同时逐步完善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充分保障中国红十字会等第三方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逐步为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营造有利的法制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红十字会应该坚持依法办会，依法履行自己的责任，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此外，我认为去行政化与否，还要考虑是否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舒苹：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公平竞争。我认为红会应去行政化，让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自由竞争。如拥有合法地位的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它的出现为国内的慈善市场引入了竞争理念。在这个强调竞争的社会环境里，中国红十字会发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埋头苦干”的回应，还是对“考察”一词的道歉，中国红十字会刻意放低身段，对捐助财物接受和使用状况信息及时发布，较以往工作有了显著进步。而作为竞争者的“壹基金”，也在不断晒账本，向公众交代善款的流向和使用。这一切，均源于竞争。在竞争状态下，一个慈善组织运作越是透明，款项来源去向越是明晰，就越能获得公众的信任，从而越能争取到公众的捐助。不仅如此，对每一个慈善组织而言，竞争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外在约束。这种优胜劣汰的压力，必然使其提升效率，强化自我约束，从而大幅度地降低运行成本，消除腐败行为。市场竞争不相信眼泪，中国红十字会要重获公众信任，不是靠乞求“再相信一次”，而要在市场上实实在在在打拼。因此我认为中国红会应当去行政化，通过自由竞争获得新生。

刘华明：红会作为民间慈善组织，我认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在此，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将职业经理人引入红会管理中。所谓职业经理人，是指在一个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对法人财产拥有绝对经营权和管理权，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包括社会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聘任，而其自身以受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主要方式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专家。通俗一点讲，将经营管理工作作为长期职业，具备一定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并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群体就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是受薪阶层，但作为企业重要的管理者，所获薪酬相当高，在美国的一些大企业，高级职业经理层的平均收入已经达到了普通员工平均水平的一百多倍，因而有“金领”之称。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的孙武、诸葛亮，还是近代为“东家”打理生意的“掌柜”，为“洋东家”开展业务的“买办”以及当代的唐骏、李开复，都可谓职业经理人的典范。就红会而言，引进职业经理人，首先，它看中的不仅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更是“旁观者清”。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能够厕身庐山之外，看到红会在长期运行中所形成的却又无法看到的“盲区”。其次，由于职业经理人并非体制内之人，属于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这样进行危机公关时，在缓解信任危机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最后，可以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人脉、资源优势，加强红会与企业的合作，如池老师所说，可以构建红十字文化传播“多媒体”，打造一些文化产品。总而言之，我认为引进职业经理人理念更有益于红会职责的发挥。

王禹霈：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引进红会基本不可能，因为在企业中，职业经理人有一定的激励方式，比如说货币性激励措施和股权式激励（股票期权），而在红会中，则不存在。职业经理人从业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而红会是非盈利机构，从与职业经理人的目的相悖。

刘华明：我觉得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可否认，激励措施对一个职业经理人有重要作用，但他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因为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措施，并不一定就需要股票期权。因为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较高层次的需求——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包括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等。王宇霈只认识到了金钱对一个人成就的肯定，设想一下，将面临信任危机的红会引入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难道没有一个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吗？总之，在中国红十字系统中引入职业经理人机制，或许能为当前困境重重的红会的改革提供些许思考与借鉴。这或可看做是公益市场化的初步尝试，待日后条件、时机成熟了，可向纵深方向做进一步的推广。

池子华：刘华明的观点为我们引入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我认为职业经理人的想法对红会本身工作的开展是否奏效尚待考虑。其一，企业中职业经理人机制的成功，虽说对红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正如王宇霈同学提到的，企业是一种盈利机构，而红会是公益机构，红会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管理方式进行。这就决定了在引进职业经理人过后，必须要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一般的职业经理人服务于企业，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最终目标，而红会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这就决定了职业经理人在参与红会系统工作时要转变思路，毕竟经营红会给他们带来的利润远不及企业带来的利润丰厚。其二，即使迫于现实压力任用职业经理人，可是红会有自己的决策机制，如果聘用职业经理人后，又因系统的制度因素而对其职能的发挥造成种种限制，不可避免得使其处处掣肘，才能难以施展。这种作法往往令双方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红会工作业绩自然也不会有很大起色。所以我觉得职业经理人能否引入红会需慎重。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引进职业经理人对红基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筹集善款，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不久前，壹基金也陷入舆论风波，因而我们既要看到它信息公开的一面，又要考察它工作成效的高低及工作中的瓶颈，在综合考察壹基金运行体制的基础上，考虑去行政化是否真的适合中国国情，是否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如果不去行政化，红会今后应如何发展？如果去行政化，今后又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改革？改革后红会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朱跃成：去行政化是渐进的过程，是红会改革的长远目标。到底红会改革的决心有多大，改革是否彻底，还是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作为红会的一些利益既得者，显然是改革的一大阻力。如何设计出一套新的、有序的、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取代原有的利益分配方式是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让群众重新信任红会，树立红会在慈善组织中的威望。现在各级各地红会先后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但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以来，备受争议。我认为各级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应及时地将审查、问责情况通过有效的形式向公众公开，让公众了解红会运行的情况，接受公众的监督。及时了解公众的反馈意见，并予以回应，形成公众与红会之间的良好互动，这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有利于逐步重塑红会的公信力。

李欣栩：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作为所谓的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所有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这看似是红会的开明之举，然而其成员并非社会公选，而是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提供建议及监督，还算不上独立的监督机构。因此，从功能上讲，社会监督委员会更像是红会的公关部。我认为，在信息传播日益快捷的时代，应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结合，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使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法制化、规范化，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其一，加强内部监督。理顺红会上下级关系，理事会向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下级红会主动接受上级红会监督，定期向上级红会汇报工作。其二，加强社会监督。将监督红会提升为一种公民权力和社会责任，让人们拥有成为委员的平等权力，人人都是红会监督员。虽说大众舆论可怕，但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红会站得直，行得正，就不必畏惧舆论的压力。其三，加强法律监督。今年3月，深圳市法制办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修订稿）》，拟用立法方式解决慈善事业资产增值、信息披露不规范、监管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每年审计一成慈善组织。对于慈善组织，“条例”坚持“宽进严管”的原则。所谓“严管”，是指对慈善组织的日常活动和资金状况严格监管，对违法的慈善组织和个人严格问责。税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慈善工作主管部门每年随机抽取10%的慈善组织，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组织的项目运作、财务收支、资产经营情况等进行独立审计，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对于擅改财产用途者，或将追究刑责。因此，加强法律监督也是完善红会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

陈晨：我赞成李欣栩的看法，将对红会的监督局限于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不够的。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形成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互作用的监督体系是红会工作的当务之急。

朱跃成：我也认为完善监督机制是红会当前的重要工作。除了社会监督委员会外，作为政府，我认为，应从管理者转变为监督者并不断出台、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红会等第三方组织的行为活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定期对红会自身行为进行监督，尤其要加强对财务的监督、审查力度。从红会自身而言，则应实行责任负责制，具体的工作要视情况落实到团体或个人，逐步建立起自身内部的问责机制，对于出现的问题，实行问责，追究到团体或个人。对于引发公众极大关注的红十字会财务状况，一方面红十字会本身要在内部逐步建立起规范的财务审查机制，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定期地审查工作。另一方面红十字会也要逐步建立起定期的财务对外公开制度，对每一笔捐赠资金的流向有一个清晰的说明，可以通过报刊、网络、发布会等诸多形式，接受公众的监督，加强自律。一个公开、透明的财务收支机制，对于增强红十字会公信力有极大的帮助。

黄腾：就财务问题，可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提高信息公开程度，完善捐款人与被捐款人监督机制。捐款人可通过信息平台查看个人款项是否到账，被捐款人可通过信息平台保障自身权益，捐款人与被捐款人之间可借助信息平台进行直接沟通。而红会，则只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除了红会，另由第三方监督机构监管财务资金流向。

李欣栩：要通过第三方监督机构对红会进行监管，首要原则是保持第三方的独立性、客观性。现今这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并非没有。如美国“慈善导航”成立基金会为评估机构筹款，为保持独立性而不接受任何评估对象及其捐助者的捐款；香港公益金为了审计结果的权威性而向顶级审计公司征集“志愿服务”并得到积极响应，这种“免费审计”成为其公信力持续不衰的有力保障；饱受“网络爆料”之扰的民间救助团队“天使妈妈”为自证清白公开征集会计师事务所和热心网友对其审计评估，最后由网友和捐赠人投票选择审计机构，有关审计评估经费也由心平公益基金会支付。我觉得这些国内外的做法可以借鉴。

张婉：我认为第三方机构能否保持独立性，其人员组成是重要因素。社会监督委员会作为政府和红会之外的第三方，有权对红十字会的工作进行监督。那么，哪些人可以作为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呢？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如果希望社会监督委员会能对红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应该熟悉红会的各项工作，对红会的规章制度、日常业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才有可能发现红会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即：只有与红会接触较多的人才能达到这一要求。这就出现了一个疑问，既然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与红会十分熟悉，那么他们发现了红会的问题，还会提出来么？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可信度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另一方面，如果想避免上面所说的问题，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就要由不了解红会工作的人构成，这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不能实现有效深入的监督。这一尴尬处境该如何突破呢？

池子华：独立性问题引发大家对监督机构人员组成的思考。张婉同学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构成怎样安排才算完美？当然，理论上说，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应是来自社会各界不同领域，能对红会工作进行舆论监督和业务监督。

钱楠：针对红会监督机制成员构成问题，我觉得可以引入其他民间公益组织的人员参与到红会监督中来。众所周知，在慈善领域，红十字会与其他公益组织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一旦有一方出现差池，那对另一方就极为有利。因此，假如让其他组织的人员参与到红会的监督，那么红会运行就会更加规范，社会各界对红会监督机构也会增强信心。红会为了赢得大众的信任，在竞争对手的监督下，争取公开透明，这样不仅是提升了红会的公信力，也会促进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李欣栩：将民间公益组织的人员引入红会监督委员会，我担心会出现互相包庇，掩藏事实真相的问题。民间组织与红会一方面会出现竞争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会出现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如果二者关系中，后者居于上风，那么岂不会出现互相掩饰弊端或“狼狈为奸”的缺点。

钱楠：对于李欣栩所提到的互相包庇问题，正如我上面所说，同为慈善事业，红十字会和其他公益组织存在竞争关系，比如壹基金这些影响较大的公益组织，他们的存在本就对红十字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在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时，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如果在监督机制中引进其他民间公益组织参与进来，那么就会增加红会的透明度，也不太会出现互相包庇的行为。

池子华：聘用民间慈善组织人员，或许会出现包庇行为，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是利大于弊吧。民间其它组织与红会有利益竞争关系，这对红会工作和行为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而且，双方在监督过程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红会改革和发展有启发作用。

董婧：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是红会努力恢复公信力的途径之一。除了这种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方法外，对红会自身而言，也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募集捐款是红会的主要业务之一，现今除了银行捐款、邮汇捐款、现场捐款外，红十字还采取了网络捐款和短信捐款的形式。有的地区红会还用舞会、音乐会、宴会、义演、义卖等愉悦的方式进行募捐，就此，有关红十字募捐形式，我有如下的建议：（一）企业是募捐的重要对象，因此要争取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与媒体、金融、电信等机构或其他公益团体合作，互助互动互补，共做公益事业。对于这些参与捐赠的企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应颁发相应的捐赠证书并进行表彰，由其捐建的博爱卫生院(站)等，可冠以捐赠企业名称，甚者可倡导企业设立冠名基金。按互利共赢原则，将企业文化与红十字慈善捐助相结合，提升企业自身的凝聚力和外在形象。（二）基于现今的募捐大都是现金及物资，红十字会应顺应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的多种财富形式，积极拓宽思路，研究、尝试将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租赁）权、知识产权、广告服务等财产纳入筹资范畴。如：（1）不动产所有权捐赠，即捐赠人将个人拥有的房屋所有权捐赠给红十字会，但仍保留终生使用权。在捐赠者死后，红十字会可以将该房屋出售；（2）延展捐赠，即捐款者可将认捐的金额分散延展于一段较长的时期来完成；（3）信托捐赠，即捐赠人将财产或资金交由红十字会代为投资管理，并将获利或托管基金捐给红十字会。（三）在各地定点建立既方便捐赠者又方便受助人的慈善超市，既可避免捐赠者因家中闲置物品无法处置而引发的烦恼，又能将这些捐赠品进行集中的处理，或进行义卖、或直接赠予前来的灾民。（四）发挥当代网络容量大、传输广、速度快和图文并茂、更新迅速的特点，建立网上慈善超市、开展网络义卖活动等，将现实的募捐形式适当地搬到网络世界中。还可发动相关网站在其主页上设立链接红十字机构网站的通道或在网页适当位置插入红十字标志。（五）正如池老师所说的，发行专属于红十字的福利彩票，在福利彩票销售之前，红十字会向社会声明发行福利彩票目的是用于慈善救助。而为保持福利彩票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必须在依靠互助奉献的社会道德基础的同时，还要在玩法上吻合社会心理，调动彩民的积极性。（六）发行红十字募捐邮资明信片，市民在认购一套募捐邮资明信片的同时，还可凭借募捐邮资明信片背面印制的唯一号码，参与抽奖活动。总之，为提升红会公信力，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创新募捐形式很有必要，我认为只有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迎合不同捐赠者的性格特点、捐赠动机，才能吸引民众捐助。

池子华：在募捐问题上，一方面，有些地区存在按人事等级扣除捐资的“强捐现象”。另一方面，拎箱走街串巷、接头募捐的方式已过时，效果越来越差，传统募捐方式亟待更新。在募捐方式上，我们需要多样化和规范化。多样化方面，董婧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募捐方式。规范化方面，例如在个人募捐方面，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捐款从捐款人申请到个人捐款使用与落实有一个规范的操作程序。

刘华明：在捐款方面，我觉得可以借助上面所说的观点，将职业经理人概念引入红基会，让其主要负责募集捐款的做法或许可以尝试。为此，我认为红会可通过提供具体的底薪，吸引一批职业经理人专职于红基会筹款业务。

池子华：引入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很好的思考角度。但是，职业经理人究竟有多大的市场？当今有多少从业人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衡量职业经理人能否胜任红基会募捐业务时需要考察的因素。

李欣栩：红会要募集到更多的款物，我认为一方面可以继续尝试将救助活动项目化。今年5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启动仪式在居庸关长城举行，活动鼓励公众挑战50公里及100公里徒步活动并为贫困地区儿童筹集善款。此次活动所筹集的善款将用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儿童发展计划”，以改善孩子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同样，由可口可乐联手国内知名公益组织壹基金、芒果V基金启动的“为爱同行•壹基金2014健行”活动所筹集的善款将全部用于壹基金的“净水计划”公益项目，帮助偏远贫困地区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儿童喝上干净的水。借鉴这些项目化的募捐形式，既可达到募捐的效果，又可在红会与民众互动过程中，传递红会的正能量，提升红会的公众形象。

庞向南：我认为要恢复红会公信力，募集到捐款，还需加强宣传工作。就当前来看，主要是利用媒体、网络等信息化手段，借助5·8世界红十字日、世界防艾日等特殊时日进行宣传。我认为红十字会在宣传工作中可建设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如开发红十字文化用品诸如宣传手册及钥匙链、杯垫、领带夹；制作公益广告是社会的一盏明灯，作为慈善机构，制作属于自己的公益广告很有必要；利用央视平台，邀请一些形象良好的公众人物或受助者或捐赠者担当宣传大使；拍摄影视作品。在宣传对象上，要根据事件的性质有侧重地进行宣传，包括对不良事件切割宣传、对红会光辉事迹和红会举办活动的正面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重视无声宣传，如爱心人士上门时起立迎接。这种无声的宣传传播，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功效。除了无声宣传，还要勇于当面宣传。要避免把红十字舆论建设等同于媒体宣传的误区。在红十字工作一线，每一个红十字人的当面宣传，用群众身边能够看得到的事实说话，往往更有说服力。虽然这种当面宣传的受众面比较窄，范围不够广，但往往宣传的效果十分明显，容易打造出一批较为忠诚的铁杆粉丝。通过面对面的宣传，营造一个个良好的舆论小环境，逐步影响舆论大环境。这种当面宣传，在媒体失声、失真的状态下更加弥足珍贵。每一个红十字人在现实生活中，要敢于亮明身份，敢于应战，再加上大力度的媒体宣传，方能打赢舆论攻坚战。在宣传工具上，要巧妙利用新媒体在公关方面与传统媒体相比凸显出的优势。除电视、电台、报刊、杂志外，微信、QQ等受众广泛的社交软件和新浪、百度等网站、手机等通信工具也是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平台。最后，红会应定期进行新闻发布，推介红会工作，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沟通交流。新闻发布工作必须坚持“统一领导，归口管理”的原则，按照“权威、及时、准确、灵活”的要求开展工作。新闻发布的形式不一而足，可以因事、因时采取新闻发布会、新闻吹风会、新闻背景通气会、媒体座谈会、网络发布等多种形式。

朱跃成：对于红会广告的问题，我觉得应当慎重，频繁的广告可能不仅不会给红会带来良好的宣传效果，有时可能适得其反，有时广告在大家心目中并不是一个正面词汇。红会的宣传可以采取一些重大的有影响力措施，比如借鉴感动中国颁奖晚会，红会每年也可以为那些在红会救助救灾行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进行颁奖，还可以把红会的救灾救助行动拍成纪录片，在电视台播放。最重要的还是要红会切实的拿出行动，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位了，适度的、有力的宣传也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池子华：其实朱跃成的观点提出了红会宣传的时机、手段问题。红会的宣传需要把握宣传时机、宣传技巧，合理控制宣传经费。红会利用LED显示屏发布人道信息，宣传博爱精神已很常见，但之前有些例子表明，宣传时机不当，言语设计不够巧妙，不仅起不到宣传效果，反而会给红会工作带来争议，引发更多的问题。

陈晨：红会宣传有很多的手段和方法。在这个网络化时代，跟随时代主流，发挥网络及时的特点，网站、网页可成为红会开展宣传的重要阵地。对此，通过浏览现今总会、部分地方红十字网站，我认为红会网站也应进行适当的调整。首先，在语言文字上，可开启双语甚至多种语言模式，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热心红十字事业的人了解中国红会。其次，设置民众参与专栏，及时发布信息，提供信息下载链接，创建信息查询平台，尤其是善款的捐赠、查询。最后，可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对市民关心的红会问题进行在线答疑。

池子华：网络的确是宣传人道的重要平台，但如今的红会网站存在更新速度慢，语言单一等问题。据我所知，总会直属部门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网站有英文版，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还没有。地方红会也只有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少数几家红会网站有英文版。要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红会，在网站语言设置上就应更为严密和多样。同时，在网页内容的编排上，可对红会发布的信息进行适当的处理和分类，以便推广。

李欣栩：不管是募集捐款还是宣传，其方式的创新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赢得社会信任。但提高工作效率不仅靠方式的创新，还要针对红会人员建立一套激励机制，明确奖惩方法。为此，我认为应将各项工作、任务分摊到个人，推行责任制，淘汰能力欠缺者，鼓励杰出工作者。

池子华：其实当今红会系统中，本身是有考核的。例如，江苏省红会对地市级红会进行年终考核，但总会对省红会很少有年终考核的制度安排；苏州市政府对苏州市红会也只是对机构整体进行考核。对红会领导干部而言，考核对个人没有经济利益的损失，因而对参公人员来讲影响有限。如何完善考核制度，创新奖惩机制，是必要的。

大野健一：红会重建公信力的关键是彻底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作为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社会救助团体，最重要的方针就应该以“道德性”为根本。为建立公信力，红会首先应提高组织的透明度和公开度，重新规定红会的章程。在人事制度透明方面，为保证人事制度公开透明，应限制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组织进行人事交流，应公开干部的选拔方法和个人财产，可引入公平的“职能工资制度和人事考核制度”。在防止腐败方面，红会可实施“公开投标”，禁止和有利害关系的红会外部组织进行非业务性交流，例如一起吃喝，此外还要完善“红会内部的经费规定”，对内部经费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杜绝贪污、滥用经费现象。

池子华：大野先生提到了人事问题和经费使用问题。其实一定程度上讲，在人事制度方面要求财产公示是必要的。对于红会人员在履职期间财产不明的情况要一查到底，这不仅是红会自身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也是监督部门的职责。近期个别地区红会人员因为财产不明、救灾物资使用有漏洞、进行暗箱操作现象等问题而落马。其实这既是个人自律方面不严谨的结果，也牵涉到制度的执行。我们国家不乏好的制度，红会物资、经费的使用和管理都有系统的制度规定，关键是执行力的问题。

朱跃成：改革不是空喊口号，要有改革的实践。“郭美美事件”发生至今已有三年，红会也一直在强调改革，当前改革成果大小的取得，更大程度在于红会自身改革的决心与最终的实践。改革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一直停留在理论讨论的改革，是掩人耳目的改革。或许我们并不缺乏优秀的理论设计，所缺的是如何将好的理论付诸实践。改革是需要魄力与胆量才能实现突破的，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者思考更多的可能还是如何在平衡体制的情况下，下定决心将理论付诸实践，一步一步地突破。而且，我认为要使制度得到有力执行，必须实现执行过程的“去行政化”，由红会自己去调配资源，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作为旁观者予以指导，而不是直接干预。

董婧：我认为红会决策过程、物资处理方式应当公开，通过社会监督来保证红会工作中对各项规章条例的贯彻执行。

舒苹：我认为董婧说得有道理。首先，我们可以利用物流中GPS系统对救灾物资进行实时跟踪；利用金融系统对经费进行跟踪。此外，将民间组织引入红会，增强竞争。

池子华：关于红会的去行政化问题、改革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红会的改革不仅仅限于我们所提到的去行政化、监督、宣传、执行力诸方面，大家还可以就其它方面说说自己的看法。

钱楠：我想就志愿者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根据一些报道和资料，可总结出红十字志愿者管理面临如下问题：其一，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大城市开展各类红十字志愿者活动时，有些偏远地区和中小城市对红十字志愿服务的认识不到位，活动无法展开。其二，红十字会的有些机制运行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比如说不能很好的开展救助活动的培训等等，给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三，各省对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宣传和指导力度不够，长期红十字志愿者缺乏，大多为临时志愿者，因而导致志愿者队伍不稳定。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明星效应”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说李宇春，2006年3月19日，中国红基会联合爱心“玉米”设立了我国第一个由歌迷捐设和命名的专项基金——“玉米爱心基金”。玉米爱心基金挂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是众多粉丝团体成长的范本，帮助社会，向基金捐款，也为偶像祈福。八年来，多次参与公益事业，与中国红基会相互信任，难能可贵。社会名人通过粉丝的力量，号召更多的志愿者帮助社会，不失为当前红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红会可以通过对名人的宣传教育从而引导加强对粉丝团体的教育。当然，这只是小部分人的一种宣传。因此红十字志愿者发展更需要社会其他志愿者的参与。解决红十字会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在红十字会的献血等奉献活动中，中青年是主力。可以利用五四青年节等，进一步宣传红会精神和自救互救意识和技能。因此对于这些志愿者的教育和感化十分重要，引导和壮大志愿者的队伍。利用微信等网络公共平台扩大红会的宣传，增强红会的感召力，引导志愿者注册登记为长期志愿者，形成稳定的志愿者团队，有利于进一步奉献爱心，促进沟通和交流。此外，应该加大对志愿者的表彰，发挥先进模范的作用。虽然是对青年志愿者的培养和关怀，对于人民群众同样需要加强救护培训，救护培训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更应该受到重视和支持。目前，各地区红十字会也开始重视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和教育。比如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教育培训工作站”，方便居民开展日常的自救互救培训及应急避险知识的学习，我扩大受益人群的一种好的方式。

池子华：志愿者队伍参差不齐，有注册志愿者、临时志愿者、短期志愿者。志愿者队伍的建立需要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规范志愿者队伍建设，加强志愿者管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刚刚钱楠提到志愿者的表彰问题，应该加大力度。现在存在一种争议，即志愿服务是否应该无偿？经费报销与否？如何平衡志愿服务与本职工作？如果是有偿服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人接受？注册志愿者可否有退出机制？每年是否须有服务期限？志愿服务的方式可包括哪些？申请自动退出自愿者队伍需要哪些流程？诸多问题都是需要当今改革者思考和完善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08年以来红十字会典型“网事”点评

李一涛

根据近年来发生的红十字网络事件总体情况，笔者选择了一些国内比较有影响、有明确结论的事件，简要加以叙述和点评。资料和数据主要来自报刊网络信息。事实上，要想对网络事件都有应对之策是很困难的。通过有限案例，或可以获取有益借鉴。

（一）汶川地震天价帐篷事件

事件概况：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募得大量捐款，有内地民众引述中国红十字会职员对中央电视台表示需款1000多万元买1000顶帐篷，质疑为何帐篷要贵到万元一顶，激起广泛回响，怀疑善款被贪污。红会最后澄清帐篷平均价只是1200一顶，但即使如此仍然比巿价昂贵。

事件点评：天价帐篷事件中网络舆论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在初次回应网友质疑时，发布的信息并没有完全解答网友的质疑，引入的更多细节反而又引起了网友新一轮的争论，舆论引导效果较差。同时，各级红十字会负责人，发布的信息措辞不够统一、说明不够准确，使得网友在解读时产生歧义，不但没有消除网友疑虑，反而增加了新的质疑点。红十会在危机事件后进行舆论引导时应该努力保证所发布的信息准确无误，各级红十字会发布的信息之间应该做好内部协调，确保下级对上级的规定严格遵守，相互配合做好信息发布。在信息发布时应注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增强可信度和说服力。数据发布时除了口头和书面文字的方式，更加注重使用图表的形式将信息进行整合，直观明了地向网友说明，并主动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提供相关图表和信息。在引用数据时应指出数据中能够回答网友疑虑的重点信息，并加以通俗化解读，便于网友理解。

（二）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

事件概况：始于2011年4月15日在新浪微博流传的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高额餐饮发票照片，发票的金额高达9859元，不少网民表示，作为社会救助团体吃顿饭花费近万元让人震惊。这张发票将卢湾区红十字会推到风口浪尖，并演化成了一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事件点评：一顿天价饭，将卢湾区红十字会推上了舆论的烤架，陪绑的还有民众对公益慈善的信任。其接待费超标严格意义上说属于行政违规，而非滥用捐款。借助红十字会与相关企业协会商洽工作的公务活动超公务接待标准开展活动，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既违反了有关规定，也触犯了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道德的底线，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是很自然的。从危机公关应对的角度来看，作为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至少有正视问题、做出正面回应的勇气，以此来承担事件责任，争取获得广大公众的谅解，渡过高额餐费事件给红十字会带来的难关。

（三）郭美美事件

事件概况：2011年6月发生的郭美美在其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新浪微博中炫富而引发的社会争议。郭美美“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并牵扯上“中国红十字会”而引起广泛关注及争议。引发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后经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翁涛与郭美美本人相继证实与承认，郭美美所炫耀的昂贵名车名包等财富，主要来源于中红博爱前董事王军的私人赠与，与红十字会无关。

事件点评:郭美美事件的“汹涌舆情”正是指向了利用慈善名义而谋取不当暴利的商业组织，同时还有不透明、不规范的慈善机构与慈善行为。红十字会从诞生起，开展救援的人力物力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志愿服务，视公开透明为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等对于救灾募捐、款物管理使用、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制度规定，都有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的要求和具体规定。全国各级红十字也都有公开透明和接受监督的做法，如通过媒体、网站、简报、新闻通报会等多种渠道公开有关信息；向大额捐赠者特别是有定向意愿者报告使用落实情况；向理事会报告捐赠接收和使用情况等，但红十字会没有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向外界说明其善款使用的情况。危机公关要声明更要证明。当公众对红十字会财务状况产生疑虑时，最好的办法是将经过审计署审计的财务报告上网，把掌握的全部信息诚实地公布出去以澄清误解。“郭美美事件”爆发后，红会的舆情应对在初期仅仅限于“不断否定”，缺乏有效的说服力，错失了舆情应对的最佳时间。从“郭美美”引起的一系列关于红十字会的舆情事件可以看出，在网络发展迅速的时代，自媒体在舆情发展中的力量不可小觑，要想走出舆论漩涡，在舆论场中掌握主动权，必须关注自媒体的舆论动态，并及时回应网民诉求。

（四）阮姮贪污案事件

事件概况：2011年7月22日，原云南省昆明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阮姮被指控贪污，接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的审理。案件显示，在2006年到2007年间，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并邀请朋友打网球娱乐。而这些费用，均被其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她称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事件点评：此消息一经媒体报道，各大论坛和微博上一片哗然，因“郭美美事件”而备受瞩目的中国红十字会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因红十会透明度低，认为“因公报销内裤”的背后，是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降低。阮姮的贪污案件，引起了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在其他各级红十字会中，是否还有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更多的“阮姮”呢？面对公众的质疑，各级红十字会应主动邀请接受审计机关的全面检查，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多种渠道公开有关信息。有关部门对有关案件，立案要快，并快速查清主要的犯罪事实，采取强制措施快，环环相扣，迅速到位。侦查取证、追赃结案要快。这样做，可有效避免红十字会遭受损失。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应提高专业素质，把敬业奉献、清正廉洁、品格高尚作为行动指南，将自己的行为置于可靠有效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取得社会公众对自己的信任。

（五）苏田田事件

事件概况：2011年6月15日，东南网报道了“大肚女孩”苏田田的不幸遭遇后，龙岩市永定县多部门联合发出了“捐款倡议书”，同时由永定县红十字会开通了一个专门接收捐款的账号。事后，当地各界人士捐款共计5万元人民币，但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县里正在换届，目前卫生局长还没有到位，没有他的签字，我们不能转出。”所以，8月15日（苏田田辞世后第35天），苏田田的父母才接到龙岩市永定县红十字会的通知，让其签收当地人士通过红十字会捐出的5万元善款，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拿到钱，当地红十字会并未说明。

事件点评：一位20岁的花季少女，“大肚女孩”苏田田的悲惨遭遇曾令不少人唏嘘同情，她带着各地好心人的关爱悄然离世了。一笔5万元的善款迟来了，留下了许多遗憾，也留下了更多争议。红十会应为人道救助的对象建立绿色通道，简化救助流程，快速办理，并及时向县分管领导或红十会会长汇报。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处理也不至于此。红十字会生硬的答复和教条的做法引起社会一种悲愤的质疑，凝聚着公众无限同情的爱心暖流，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波折坎坷，乃至于搁浅在路上？病人的的生命短暂，而红十字会捐助流程时间实在太长。事件曝光后，虽然永定县红十字会就苏田田部分捐款迟到问题致歉，但负面影响已无力挽回。

（六）艺术家追问8000万元善款去向事件

事件概况：100多位艺术家曾在2008年为汶川地震捐出作品义拍，筹款8472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4月25日，方力钧在微博公开质疑称“善款不知所终”。之后，多位曾捐出作品的艺术家也都对此提出了疑问。红十字会回应称，将善款转入另外项目“博爱家园”，未告知捐助人，向艺术家们致歉。

事件点评：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各级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的财产，以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为原则，必须用于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救助工作。与捐赠人达成一致捐赠意愿的，应按捐赠意愿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对于没有具体捐赠意向的捐赠财产，可以根据红十字事业和社会救助需要使用。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红十字会应当认真对待捐赠人查询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情况的要求，并听取捐赠人的意见和建议。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建立、健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信息的反馈制度，及时向捐赠人反馈捐赠财产的去向和使用情况。捐赠函或捐赠协议对于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照约定向捐赠人如实反馈相关信息。8472万元捐款改变用途应该履行这一程序。第二十七条规定截留、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捐赠财产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捐赠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依法追回的捐赠财产，应当用于原捐赠目的和用途。但总会没有遵守相关规定，严重失信，并没有对有关人员追责。只靠热情也许会永远原地踏步。善款收受人、发起人有告知捐赠人善款使用情况的义务。捐赠人、发起人有监督、确保善款实际使用的权利并拥有多余善款挪做它用的决定权。

（七）武汉红十字会拒捐遗体事件

事件概况：2013年11月11日，湖北武汉的一名白血病晚期患者张琪欲捐献尸体，却遭到当地红十字会因“不提供上门服务”而拒绝。事件曝出后，当地红十字会干部方才赶往患者所在的医院进行安慰。

事件点评：武汉小伙捐赠遗体遭拒事件在微博上曝光后，武汉市红十字会极短时间内对事件进行核实和回应，但从媒体的报道重点来看，红十字会拒绝上门服务的行为被放大，接线员为志愿者的回应被放大，这就使得武汉红十字会深陷舆论漩涡之中。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提出的“塔西佗陷阱”理论，当中国红十字会陷入民众的不信任情绪之中时，无论是做好事、办好事，都会被民众所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塑中国红十字会整体的正面形象任重而道远。梳理此事件中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危机应对举措，有得有失，整体处置有效，细节上有待提升。及时发现舆情，快速进行回应。事件在12日清晨在微博上曝光，当地红十字会于当天下午便亲自走访进行核实，并对事件进行了回应，从这个角度讲，武汉红十字会在舆情监测方面做得比较到位。舆情监测只是舆情处置众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之后的舆情应对、评估、形象修复则更需专业的培训，在此事件的应对中有两个技巧值得注意：变被动采访为主动发布。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官方拥有主场优势，对信息掌握更全面，理应做事件的“定义者”，主动对事件进行公布，一方面彰显官方信息透明的诚意，另一方面可以掌控信息发布的措辞，有利于舆论引导的开展。在捐赠遗体遭拒事件中，当地官方未能及时发布信息，而是被动接受媒体采访，在媒体引导下作答，见报的只是媒体想要的信息，而且部门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不恰当的标题容易恶化事件舆情。善用自媒体，缓解民间舆论场紧张情绪。事件源发于微博平台，并在微博平台上升温发酵，武汉市红十字会借助官方微博@博爱江城连发数条微博对事件进行回应，并对捐赠事宜进行相应解释，做到从专业捐赠的层面获取网友理解，更有效地化解网民的对立情绪。

（八）质疑向海南灾区捐棉被事件

事件概况：2014年7月19日，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7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运输5000件夹克衫和1300床棉被而受到质疑。官方称是地方上报的物资需求。

事件点评：民众质疑的背后，其实是对红十字会公信力的质疑。红十字会应急救灾，应与灾区现实所需相符。我国地域辽阔，南方北方、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山区、农耕地区与草原荒漠地区的气候和地质情况都有很大差别。救灾不仅要有心，还要用心，用心就是让工作人员走到一线，了解受灾民众需求再做出决定，只有二者具备，才能真正达到救灾的目的。应减少不必要物资供应，优先处理紧要问题。在保证救灾必要物资的同时，减少类似“三伏天棉被”非必要物资的数量。同时，将削减下来不必要物资的救灾资金，应用在类似紧急供水、供电等紧要问题上，抓住关键解决问题，紧要问题优先处理，先减灾，后重建。应谨防“救灾腐败”的滋生。在杜绝“救灾浪费”的同时狠抓救灾纪律，厘清救灾物资名目，务必做到救灾物资“物尽其用”。绝不能让救灾物资成为“苍蝇老虎”的“口中食”，不能让救灾物资成为催生“苍蝇老虎”诞生和成长的“催化剂”。虽然广东省红十字会有关人员解释称，救灾物资的需求是由灾区工作人员层层上报的，但需要棉被有关证据和灾民在接受记者采访需要棉被没有一并采访，很难获得社会的谅解。人道救助，不仅需要热情和干劲，更需要专业化的思维和运行。无论是官办，还是民间，只有公开透明和专业性，人道事业才有生命力。否则，即便是撑着人道的大旗，却让人感觉是草台班子在运行，怎么赢取信任，又怎能完成使命？

（作者为江苏省阜宁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调研报告】

我国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调研分析

王娟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加强信息化建设、重视网站建设成为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任务。本调研项目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同时结合具体的典型个案，深入调查我国现阶段红十字会网站（以省级网站为主）的建设情况，总结红十字会网站建设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建议和对策，以促进我国红十字事业的信息化建设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一、现状调查

（一）我国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基本情况

（1）网站的创建时间

调研数据显示，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红十字会均建有网站，而且81%的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已有5年以上的域名年龄。其中，建设时间在5年以内者（2010-2014）有6个，建设时间在5-10年者（2004-2009）有18个，建设时间超过10年以上者（2000-2003）有8个。由此可知，我国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历程尽管时间不长，但已积累一定的经验。

    （2）网站的基础视图

根据统计分析，所有的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均能做到图文结合，不过高达半数的网站文字过于稠密，并未做到图文并茂；多数网站字号过小，图片选择不当，背景稍显凌乱；有些网站页面设置不太合理，譬如文字过于靠左或紧缩居中等。此外，10家网站有视频设置，9家网站还有浮动板块，这些板块内容不一、功能不同，有活动公告、急救宣传、赈灾专线、网络报警等。设置欢迎动画的只有澳门与云南红十字会网站，前者设置目的是选择使用语言，后者则主要是增加美观度，其动画制作精良，但网页存在卡顿现象。调查结果还显示，我国省级红十字会网站的主页以红白色基调的居多，占比高达91%，也有个别网站使用蓝白色或黄白色为基调。

    （3）网站的地方特色

    据实际分析来看，很多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地域特色被弱化或忽视了，具体可表现为色调的选配较为统一，栏目的设置比较雷同，传递的信息大多单调等等。应鼓励各红十字会网站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充分突出地方特色，让本地受众群体产生亲切感，使异地浏览用户产生新颖感，从而印象强烈、深刻，大大增强公益事业的参与意识。

   （二）网站的栏目设置

   根据归纳总结，绝大多数网站的栏目设置包括以下几类：

 （1）基本资料展示类栏目

    此栏目主要用来简明扼要地介绍该红十字会及其红十字会网站的基本情况。该栏目的内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是官方的静态的信息展示。该栏目主要介绍的内容包括：各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当前的建设状况、主要职责、组织机构、领导与成员组成，以及地址、联系方式等其它基本信息，有些还包括红十字知识、捐赠知识、红十字会大事记等内容。该栏目常被命名为：关于我们、资料中心、资料库、红会简介、会务介绍等。

 （2）新闻发布类栏目

此栏目是各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展示内容的一个重点，不仅篇幅大，而且占据着首页最明显的位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栏目主要用来及时向公众报道各级红十字会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及相关的重大事件，反映志愿服务活动的动向，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与社会监督的需要。各网站发布的新闻内容主要包括：国际红会的新闻、我国红会总会的新闻、本省红会的新闻、本省下辖各市县红会的新闻与部分其他省份红会的新闻等。

 （3）弘扬、宣传人道主义精神的专题栏目

我国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弘扬红十字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一些省级红十字会网站专门设置了弘扬、宣传人道主义精神的专题栏目。该栏目主要发布的内容包括：用来传递正能量、弘扬红十字精神、批判“伪慈善”的文章，红十字会志愿服务的故事，志愿者的善举与感人事迹，关于红会事业的理论思考与总结等。例如，北京市红十字会网站“人道惠民”栏目下设有“宣传教育”板块；上海市红十字会设置有“人道论坛”栏目以及专门介绍志愿者感人事迹的“身边的红字”栏目等。

 （4）法律法规监督栏目

为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我国各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大都专门设置有与红十字事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和制度的专项栏目，占比高达81%。这不仅强调了我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基本精神，而且体现出了我国红十字会依法办会、依法治会的主动意识与积极态度。法律法规监督栏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级的法律法规、省级的法律法规、我国红会总会的工作制度与规章、省级红会设立的规章制度等。

 （5）志愿服务指南与在线服务栏目

该栏目公布了各省级红十字会开展的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给浏览网页的志愿者提供在线服务与活动指南。数据统计显示，有15个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已经实现在线捐赠功能。各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指南与在线服务栏目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北京市红十字会网站设有“我要捐款捐物”与“捐赠方式”板块以及首页以图片形式展示的“公益项目”版块等；上海市红十字会网站首页展示有“我要报名”、“救助活动”、“造血干细胞捐献”、“重组家庭联系服务平台”等版块；河南省红十字会网站设有“寻人服务”、“志愿服务在线登记”等版块；广东省红十字会网站设有“现在捐献”版块等；香港红十字会网站设有“最新活动”版块，专门用来招募志愿者。

 （6）捐赠信息公示平台

该栏目通过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捐款、捐物信息以及善款使用情况，保证捐赠人与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是每一个红会网站都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版块。此处列举一些典型的捐赠信息公示平台栏目，例如，上海市红十字会网站的“捐赠信息公示平台”栏目，不仅通过“爱心榜”每月定期公示捐赠信息，而且设置了“项目进项与支出”、“社会监督与审计”、“物资接收与发放”等项目，同时在首页设置了“公告板”公示最新的“爱心榜”内容；北京市红十字会网站首页设置的“公示栏”，公示了本年度每月的“救灾救助”与“接受捐赠”信息等；浙江省、安徽省等的“爱心捐赠”栏目、陕西省的“爱心榜”栏目等，都将捐赠者与捐赠信息进行了公示。这些“爱心捐赠”等公示栏目，在公示捐赠信息的同时也能起到表彰捐赠者的积极作用，是对捐赠者奉献精神的肯定，有助于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7）在线交互栏目

    所有省级红十字会网站都有明确、详细的联系方式。通过在线交互栏目，网络浏览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工作人员进行在线交谈，或进行留言，并得到管理人员的回复，可以实现红十字会与志愿者或捐赠者之间的实时互动，便捷地及时解决问题或困难。统计显示，有15个省级红十字会网站设置有此类栏目，近半数网站具有在线交流的功能。典型的在线交互栏目包括：会长信箱、在线求助、互动平台、访客留言、留言板、交流论坛等。

    （8）网站链接与搜索栏目

统计表明，67%的网站有搜索关键字的功能。在链接方面，目前我国各省级红十字会网站的页尾都设有网站链接栏目，主要链接的站页包括：相关国际组织网站，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无国界医生组织等网站；国家级的相关组织，如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骨髓库等网站；其他省级红十字会网站；下辖各区县红十字会网站等。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设有当地红十字医疗机构链接的网站只占总体的6%；设有当地高校红会链接的网站只占总体的3%。因此从整体而言，各红十字会网站链接的内容非常丰富，这说明各省市及地区红十字会网站之间的互动状况良好，基本能够满足浏览者的需要，但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三）网站的应急能力与时效性分析

红十字会网站作为红十字会的重要宣传窗口，应具备良好的应急能力，包括面对各类负面消息以及突发重大灾害的反应能力。红会网站是否具有较强的应急能力，是衡量其网站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1）救助赈灾类信息及时且完备

我们由调查分析得知，对于“汶川地震”等救灾类事件，各省级红会网站均能够做出及时的新闻更新、跟踪报导，并提供丰富的捐赠信息。我们根据网站中尚被保留的相关新闻可以发现，其发布的新闻数量巨大且内容细致，包括各国家与地区的捐赠信息、志愿者队伍的赈灾情况、伤员的救助情况、亲友联系情况等等。由此可见，我国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对于突发灾害的应急能力较好，网站新闻追踪积极，人道主义关怀强烈。例如，北京市红十字会网站为“汶川地震”事件专门建设了子网页，并在网页中设置了专题新闻、捐款通道、爱心赠言等板块，及时有效地更新新闻，为浏览者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与捐助途径。

  （2）负面信息回应少且不及时

然而相较而言，面对一些负面消息或引发大范围舆论关注的事件，例如“郭美美事件”，一半以上的省级红会网站对其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即使有所回应，其时效性也较差。

（3）信息更新频率分析

信息的更新频率，包括相关活动的举办频率、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红会活动情况的新闻发布，它们直接反应出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真实水平。根据对我国省级红十字会网站进行的平均更新天数分层统计显示，它们的新闻信息更新频率并不高，且与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一线及部分沿海地区的红会网站的更新频率较二三线或中西部地区者高。毫无疑问，信息更新的时效性不高，将直接削弱网站的服务功能。对相关活动的延时报道，会降低红会活动的影响力，不能发挥应有的宣传作用。

   （四）网站的公信建设情况

由调研分析发现，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监管情况喜忧参半。

    （1）网站普遍重视公信建设，努力提高红会的公信力

大部分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如前所述，普遍设有法律法规专栏，介绍与捐赠有关的相关法律条例、近期举办活动的通知以及红十字会总会下发的指导意见等，使民众有机会了解具体的法律知识以及最新的活动动态。很多网站在首页设置政务公开或者机关党建栏目，公开日常政务，使广大民众了解红十字会的日常运作情况；还有一部分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公开预算款项和收支款项，以增强透明度；绝大部分网站不仅设置爱心捐献专栏，而且滚动公示捐赠信息，包括捐赠时间、捐赠人姓名、受捐人、捐赠种类和捐赠数额等，尤其值得欣喜的是，有少数网站可以进行捐款实时查询，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红会工作的透明度，激发公众的捐献热情，利于提高红会的公信建设能力。

    （2）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

不过，红会的公信力是否提高，不仅仅只看网站对于捐献信息的公示情况以及公布的预算和收支情况；红十字会自身监管能力的提高，也不能仅仅是发布书面文件或者领导讲话。关键是要看红十字会办事的真实效果，看捐赠款项的最终动向，通过这些敏感而又实际的因素的实施情况，来看红十字会是否真正做到为民众谋福利，以此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信服与支持。然而事实上，虽然所有省级红十字会网站都公布了具体的办公地址、电话和邮箱，但是只有两个省级红十字会网站提供了公众投诉信箱。因此，应该为基层普通民众提供反应意见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不断完善红会的内外监管机制。

   （五）网站的对外交流

  （1）网站的英文版建设情况

我们调研发现，除香港、澳门、上海和河南四个地区外，其余省级红十字会网站均未开设英文版。而即便是设有英文版的这四个网站中，其英文版面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内容简单的特征，其中河南省红十字会的英文网站仅为一页英文介绍，无法看作一个正规的网页，上海市红十字会的英文网站只有文字、并无配图，也无法视为一个完整的网页。

    相比之下，香港、澳门红十字会网站的英文版网站则较好，其英文版均保持了中文版的格式、配色等方案，内容也与中文版基本保持一致，图文并茂，更新及时，值得学习。

 （2）国际网站链接设立情况

几乎所有的红会网站都设有国际网站的链接，其中包括各种红会国际组织、联合国相关组织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红十字会的链接等等。但是也有一部分网站的链接无法打开，并且出现错误。相比而言，香港红十字会网站设置的国际链接最多，据统计约有接近190个的国际链接，差距可谓惊人。

  （3）对外交流的内容

尽管相当比例的省级红会网站设立了“对外交流与合作”这类链接，但绝大部分网页仅仅进行了极为简单的介绍和新闻发布。其中一些网站设立了对外交流页面，但其内容却为空白。总体而言，大多数网站的对外交流方面仍停留在表面建设，形式主义色彩浓厚，英文版以及国际链接错误较多。比较而言，香港、澳门红十字会网站在对外交流方面的建设则较为成功，效果很好。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与不足之处

    （一）存在的问题

    从调研情况来看，一方面我们欣喜地发现，红十字会能够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创办各级网站，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平台。时下，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作用和实效人们已经有目共睹，既架构了自身发展的平台，初步建立起红十字信息综合服务网络，使网站向公众提供检索、咨询、培训、招募、反馈方面的服务，具备资料收集、信息发布、人员招募、活动交流等功能，推动了红十字事业自身的发展完善；同时又强化了与公众、与会外组织的合作，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便捷、快速、公信度高、参与度广的渠道，有助于协调红十字会与政府、志愿者及公众的关系，利于维持社会系统的相对平衡；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网络平台建设，利于推广慈善公益文化理念、弘扬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从而推进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是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

（1）网络技术在我国红十字事业的应用，总体还停留在基本信息的发布与传达、且更新不够及时的初级发展阶段，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改进红会内部的管理体系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2）红十字会的网络平台尽管设置栏目比较齐全、内容比较丰富，但是部分网站功能分区稍显凌乱，多有重合之处，需要凝炼和精简，并且实效性尚需提高，以充分调动和发挥民众的监管作用和参与热情。

    （3）网站的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对于网站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普遍不高，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

（4）网站网页的地域特色不够鲜明，大多网站从内容到形式基本雷同，易流于形式主义和表面化的弊端。

（5）从比较角度而言，大陆红十字会网站的人机交互功能和国际化建设程度相对滞后，需要借鉴香港及国际范围内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经验与做法。

 （二）制约红十字会网站建设的因素

    （1）有些红十字会网站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可能缺乏强烈的主动意识，缺乏大胆的创新思路，导致网络的优势并未完全借鉴、运用到红十字事业当中。

    （2）有些网站可能由于组织管理水平不高、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同时由于人员与技术处理手段不到位，经常出现信息时效性差、网络不畅与信息错误等问题，导致信息利用效率较低，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不必要浪费。

    （3）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存在事实上的差异，客观上造成网络慈善公益资源的分配不均匀，主要表现为是信息资源在空间上的供给不对称性和分散性。

    （4）网络环境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易于受到不良网络“风波”的影响，因此亟需完善内部的行业自律机制与外部的专业监管评估体系，以增强排除外界干扰的能力，达到“我自岿然不动”的自我良性发展态势。

    三、几点建议

   （一）全面建设红十字会的网络体系，重点提升网站的服务质量

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传播、扩大影响，其便捷性有目共睹，因此红十字会今后必然要在网络建设方面多下功夫，全面地建设红会的网络体系。例如，可以官方网站为主体，辅以年轻人颇为欢迎的微博、微信、app等自媒体，积极拓展网站建设的终端服务渠道，将红会的沿革、现状、活动、功能等尽可能丰富地展示给大众，使红会的网络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当然，在此基础上，增加有效的志愿服务资源、建立慈善资源共享系统、完善网络的内外监管体系，以此提升网站的服务质量，则是建设红会网络服务系统的终极目标。

（二）内容与形式上既要规范发展又要积极创新，尝试以强化地方特色为突破点

各区域的红十字会网站是该地区红十字会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展示窗口，因此我们要注重网站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发展，要有一定程度的整体性要求，利于统一管理、步调一致。同时，允许不同网站同中有异、求同存异，要开动脑筋、积极创新，尝试从提升网站的地域特色为重要突破口，遵循实用、灵活的基本原则，打造各具地方特色的网站建设风格。

（三）借鉴优秀经验，加强网站的交互能力和国际化建设水平

    红十字会网站的互动交流，既包括网站与公众的交流，也包括红十字事业整体上的对外交流。因此，要积极学习、善于学习，主动借鉴红十字事业网站建设工作走在前列的国家与地区的优秀经验与做法，输入先进的知识、观念以及体制、制度等，以此提高我国红十字会网站的建设水平，切实增强网站的服务功效，实现红十字事业的网络信息化发展。

总之，加强网站建设、完善网络平台，不仅利于红十字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弘扬“博爱、人道、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然，红十字会的网站建设绝非一日之功，通过调研我们看到了希望，也发现了不足，期待全社会共同努力，打造出真正让公众满意的红十字会网站。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调研组成员：刘梦醒、马羽彤、邹亚奇、陈悦、杨婷如、陈惟禧、陈照青、苏泽楷）

施肇曾与觉园佛教净业社慈善事业

彭腾飞

施肇曾（1867—1945），字鹿珊，号省之，苏州吴江震泽人。与王震（字一亭）、黄庆澜（字涵之）、关炯（字絅之）一起被称为上海居士佛教界的“三之一亭”，享誉全国。晚清、民国间施肇曾先后任纽约正领事官、汉阳铁厂提调、京汉铁路南段会办、陇海铁路督办等职，领导了世界佛教居士林和觉园佛教净业社，其中担任觉园佛教净业社董事长、社长长达10年，在任期间，极力扭转以往居士莲社只为谈聚静居之所的形象，以化度群生、自利利他为宗旨，推行弘化与慈善并举，将觉园净业社打造成慈善组织。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概述。

一、自办慈善活动

1922年5月，世界佛教居士林迁回锡金公所后，爱文义路原有至林址改名为上海佛教净业社，经沈惺叔、关炯二居士苦心经营，净业社内规模初具。1926年，施肇曾、王震、沈惺叔、关炯等制定净业社简章，以集合在家善信皈依佛教专修念佛法门兼修教典，广行善举为宗旨，设立念佛堂、阅经室、学教部、放生会四部门，决定暂不推举社长，设社董以管理日常事务，特殊事务开董事会决议。^[1]简章制定后，众居士公推施肇曾为董事长，黄庆澜、王震、简玉阶等居士为社董。鉴于爱文义路的社址“赁庑寄篱，终非久计”^[2]，施肇曾等居士与简济善堂主人简玉阶等相商，得简氏捐助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赫德路的菩提精舍和低价转让宅地27余亩，并于该年夏进行扩建，至年底完工。完工后的新社址被定名为“觉园”，“上海佛教净业社”从此被称为“觉园佛教净业社”。1926年12月21日，觉园净业社正式开幕，施肇曾被推为社长，直至1935年卸任。^[3]觉园佛教净业社成立不久即设立慈善部，并制定慈善部简章，规定了慈善部的社会慈善范围。

（一）常规活动

为救助城市贫民，民国期间上海的众多慈善团体都将施医、施药、施衣、施粥、施材等慈善服务作为自己的常规工作，觉园佛教净业社作为居士佛教组织也不例外，由慈善部负责组织、管理和运作，常年开展施医、施药、施衣、施粥、施材等常规性慈善活动。

施诊是慈善部常年办理的慈善项目，除星期日及节假日停诊外，每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开门应诊。1927年3月起，慈善部聘请中医徐筱农、汪寿安、白宾南及西医朱铭昌等著名沪上医师在净业社内常年义务施诊。病人看病只需缴纳十枚铜元的挂号金，实在无力者可免交，倘系赤贫，还能免费得到适量的药品，如要提前诊治则要被收取特别挂号金小洋二角。[4]病人可以自由选择中西医治疗，“愿就中医者由中医治之，愿就西医者由西医治之，惟须按照中西医施诊时间来社，过时不诊”[5]。除常规施诊外，慈善部每年夏初还为孩童免费施种牛痘以防时疫。净业社聘请的中西医都是沪上著名医师，医术高超，如西医朱铭昌曾治愈一名右手骨碎的机厂工人，使其免于残疾，这名之前遍访中西而不得治的工人特地登《申报》致谢。[6]如此，净业社的施诊行动受到外国友人的关注，1932年10月，旅德美侨慕尔夫人同法国邬兰南医学博士参观净业社，慕尔夫人详询施诊情形，得知该社每年施诊24000余人，施药20000余帖，中西医士4人又均系常年义务担任，谓为成绩优良，极为满意，邬博士还应允担任该社常年义务医生。[7]净业社施诊所因常年施诊给药，声名远播，诊务日繁，施肇曾、关炯特聘名医唐吉父于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担任义务诊席，一时间“贫病踵接、户为之塞”。[8]在当时天时不正的上海，净业社的施诊诚为贫病者的福音。

慈善部还定期办理施药、施衣、施米事宜，如夏令，酌量施送各种暑药，冬季酌派事务员居住社区调查最为贫苦者，酌给棉衣裤，确系平民者，施送米票。[9]

（二）特色活动

1927年2月下旬，北伐东路军与孙传芳部激战于沪杭铁路附近的松江石湖荡，民众流离失所，纷纷赴沪避难。净业社社长施肇曾、关烱等鉴于时局纷纭，悯念战地贫苦，妇孺无法脱离危险，积极部署救援行动。首先，“邀集社中同人王震、简玉阶、周肇甫等开会集议决定赁屋举办难民收容所，嘱文牍员撰缮呈文报请地方官厅立案保护外并将该收容所应用旗帜及人员所用徽章一并呈请备案”。[10]第八军毕军长暨公共租界工部局复函，对净业社设立收容所表示赞许，并承诺对难民一体保护，收容所事宜也很快落实，向静安寺主持云谷和尚商借得寺屋10余间，并于大庭张盖席篷，地面高铺竹木以便多所收容。[11]其次，请松江乡绅吴存甫转告松江红十字分会，请他们将所收避难妇孺送至净业社留养。2月16日，即接到中国红十字总会总办事处自松江等处运来的避难妇孺200余人，僱用大号汽车分批运至收容所。[12]最后，积极筹措行动经费，截至2月14日，收容所共收到捐款洋3630元，其中施肇曾、庞莱臣、徐冠南各捐洋500元。[13]各方筹备就绪，即开始接纳难民。三四日间即收容难民500余人，房屋不敷居住，盛庄太夫人慷慨借静安寺路两所半宽大屋，净业社救济妇孺第二收容所得以成立。[14]收容所内，除解决难民日常生活起居外，还推选教员为儿童“每日授课，以免失学”[15]，并对“留所妇孺一律施种牛痘”[16]。此外，净业社还安排居士每天早晨“带领收容人员念佛，饫闻精妙之佛法”[17]，可为净业社收容所一大特色。

接收难民的同时，净业社亦组织人员赴前线开展救援行动。2月底，北伐军与孙传芳军在闸北火车站一带交战，一时枪声大作。战事正酣时，净业社派遣救护员分头乘坐汽车于枪林弹雨中冒险前往救护，救出小学生30余人，妇孺10余名，分送静安寺路第二所收容，另有流弹击伤者2人送正德医院救治。[18]至22日孙军溃散，北伐军占领闸北车站，上海战争宣告结束，救援行动告终。

于是，净业社积极组织资遣难民回籍。事实上，上海战事尚未结束，壮年难民（多为宁波、绍兴籍军队拉夫）已被陆续安排回籍，而妇孺等弱小难民600余人则继续留在收容所等待周边战事结束。2月30日，净业社僱用大号汽车分批将妇孺护送至码头，乘坐红十字会安排的轮船回松江，且按名酌发津贴，其中年老、孤寡、贫穷无告者另行酌加，并送给衣被，难民等无不称颂功德。[19]

此次松江兵灾，净业社收容所前后共收避难妇孺700余人，花费洋万余元，如此巨款幸赖诸大居士及上海各界的慷慨赞助。难民收容所发起人施肇曾等对此次收容难民规划周详，净业社众居士冒生命危险赴前线营救难民及辛勤照料难民，使得此次收容难民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二、联合其它慈善团体组织慈善活动

觉园佛教净业社独自办理慈善的同时，还经常补助其它慈善组织，对于自身人力、财力不足，无力独办的慈善活动则与上海其它慈善组织合作办理。施肇曾在觉园佛教净业社社长任期内，领导该社同沪上慈善组织合作办理的最大慈善活动当为救济1928年粤、鲁两省灾荒。

1928年初，海陆丰遭兵灾，“各地道上行人非踏尸不能经过，所有支解形骸都为野兽啮食，种种惨状笔难尽述”。与此同时，山东60余县发生灾荒，兖州、临沂、曹县等地最重，“水旱兵匪重重，灾劫尤为亘古未有之惨，良懦之民大抵将门堵塞合家饿毙死者不计其数，少壮者逃往大连，沿途卖儿卖女，一儿之值仅洋三元”[20]。济南各慈善团虽广施粥，但灾民麕集，杯水车薪，亟需外界救助。

2月下旬，印光、谛闲大师及施肇曾、王震、史量才、关炯等居士在觉园佛教净业社组织中华佛教粤鲁赈灾协会，积极向上海各界募集赈灾款。在王震等的推动下，中华佛教粤鲁赈灾协会与中国济生会展开合作，前者将所募之款交与后者，后者负责实地放赈。因赈灾协会设于净业社内，且净业社正副社长施肇曾、关炯、黄庆澜均为赈灾协会主要发起人，故赈灾协会实由觉园佛教净业社操办，协会所募捐款也由慈善部经收。赈灾协会通过《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发布募款消息，通过居士捐物义卖等方式募集善款，至4月下旬共募款28000余元，并陆续交由济生会派员放赈。[21]

灾情愈演愈烈，5月2日，黄以霖、王震、庄得之、王典章、施肇曾、关炯、黄庆澜等发起成立上海临时义赈会。[22]临时义赈会除自行募款和赈灾，还起到联合沪上慈善团体的作用。它组织中国济生会、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中华佛教粤鲁赈灾协会等慈善团体联席会议，协调各慈善组织分工和划分在山东的赈灾区域，极大提高了募款能力和赈灾效率。[23]同为赈灾协会和临时义赈会发起人的施肇曾、关炯、黄庆澜，以觉园佛教净业社为媒介，极力促成两会的协作，将赈灾协会所募之款拨予临时义赈会及其合作慈善团体。至6月22日，赈灾协会募款58900余元（其中净业社慈善部经收25300余元），分别拨付直鲁赈灾委员会20000元、临时义赈会20000元、中国济生会10000元、广东总商会4000元、华洋义赈会1000元。[24]9月15日，赈灾协会结束会务，将所募赈款8600余元拨助华北灾赈会、上海华洋义赈会，剩余洋3000元交与净业社慈善部酌量拨赈。[25]

三、慈善活动的特点

觉园佛教净业社作为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时期上海整体慈善机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觉园佛教净业社的慈善活动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体现了居士佛教慈善的人间化。民国初年，庙产兴学再次兴起，引发社会各界对佛教空前质疑，佛教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对危机，太虚法师适时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改革思想，得到了佛教乃至世俗各界的响应。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突出特点是要求佛教信徒投身于社会公益，力行慈善。太虚认为佛教之大慈悲“普度有情，尤以布施为第一法门”[26]，同孔子所说的仁、墨子所说的兼爱是不谋而合，都是博爱。面对佛教的颓败及世俗社会的不解与排斥，太虚疾呼“吾教固能以慈善为怀，济人救世，社会将欢迎之、信仰之不暇，又何凌侮诋诬之有乎？”[27]于是，太虚大师定期在世界佛教居士林、觉园净业社讲经说法，诸大居士深受感染。另外，施肇曾等居士在组织佛教维持会护卫教产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加强佛教同世俗社会联系的必要性，应积极开展社会慈善以博得世俗社会对佛教的认同。觉园佛教净业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推行的施诊、施药、施衣及救济难民等慈善活动无不体现关心社会疾苦，救民于水火的人间化特征。正因如样，上海居士佛教得到了上海各界的支持，影响力日渐扩大。

其次，推动居士佛教组织慈善理念的转型。上海居士界领袖施肇曾、王震、关炯、黄庆澜等大居士均为当时的绅商名流，他们都具有多重复杂的社会身份，但都基于实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兴办和参与了众多慈善事业，成为上海著名的大慈善家。灾难发生，施肇曾等积极号召，各界云集景从，短时内即可募得巨额捐款。施肇曾等入主净业社后，出于慈善家的本心，将净业社发展为慈善平台，开展慈善救济。其领导净业社的10年间，办理收容所、施诊、施衣、施米所费“不下二万余金”[28]，如此巨额经费，没有大居士们的积极奔走、筹划是万不能成的。总的来说，施肇曾大居士的加入，给居士佛教慈善事业带来极大的影响与变革，促使居士佛教摆脱单纯功利化的“积善行德”，而体现出服务社会、奉献人群，以及心系民族与国家危亡的近代慈善理念之转型。

其三，慈善形式呈现多样化、制度细致化以及跨地域的特点。净业社虽对传统形式佛教慈善有所继承，如施诊、施药、施粥等。然其在实施对象、业务等均发生了变化，实施对象上，不再仅是“供养沙门”，而是覆盖到城市贫困民众，救助已不再局限于病人、老人与极贫之人，而扩大为战争难民、一般灾民、妇孺。业务上，广泛开展灾荒赈济、战时难民救助等新形式的佛教慈善活动。就空间覆盖范围而言，净业社的佛教慈善已经突破了地域性的局限，救济扩展到华东、华北、西北等地。

在施肇曾等大居士的领导下，觉园佛教净业社成为与世界佛教居士林并驾齐驱的佛教慈善组织，且与后者共同构成了整个上海居士佛教，在民国上海慈善组织中占有重要一席。觉园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通过各种开放性的慈善形式与社会形成广泛连接，从而打破了传统佛教的封闭性、保守性与自养惰性，积极进行赈灾救济、战时救助，表现出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是中国佛教近代“入世转向”的重要表征。施肇曾等大居士以宗教热诚投身慈善事业而关注社会，不断扩大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通过这些社会慈善事业，也扩大了上海居士佛教的社会影响。对于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图书评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评介

池子华

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10余年来，学界从历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国红十字会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其中，史学成果较为丰富，而且主要是集中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红十字会的研究。相比之下，新中国红十字会史的研究属于薄弱环节，成果寥寥。徐国普博士新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1949—1956》（下文简称《红十字会》）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0YJC770103）的最终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社会，同样是红十字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转折期，它影响此后中国社会的走向，同样也影响此后红十字会的走向。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意义重大。

《红十字会》作为第一部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具有诸多创新之处和学术特色。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第一，选题新颖，结构严整。灾荒和战乱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两大严重社会问题。人们为规避和减少因天灾人祸而带来的损害和痛苦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红十字运动即是其中的一种。红十字运动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欧洲的战场救护，在人道力量和法制保障的双重驱动下，其波澜壮阔，生生不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救死扶伤，拯难济危，上海万国红十字应运而生，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创建。近代以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战争救护、灾难救济、公益事业、民间外交等领域，以及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出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人道救援组织，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和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红十字事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是割不断的，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在百余年的发展史上，中国红十字会每一个历史时期，其宗旨、性质都有所不同，红十字会的组织发展有其演变过程，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行动也因时代的不同，在内涵、侧重点方面都有所变化。可见，红十字运动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和信息资源，是考察和洞悉社会变迁的独特“中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学术“富矿”。

基于红十字运动的自身特点及其研究状况，作者大胆地选择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这样一个既有研究价值和学术难度，又能从历史迷雾中收获有益启示，为当前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提供经验教训的课题。通阅全书，感受到整个著述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体现出作者对于现代公益事业的深度关切。

《红十字会》凡五章，21万言。全书结构严整，脉络清晰，每一章即是一个专题，每个专题自成逻辑，环环相扣。作者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和事业两个部分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研究。首先，从外部环境入手，解析红十字会生存的社会环境，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思想观念的深刻嬗变。其次，考察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和内部关系，内容有红十字会的两次组织整顿、机构设置、经费来源、人员编制、会员发展、社会动员等，并剖析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再次，全面梳理红十字会国内救助活动，包括卫生救护训练、医疗预防服务、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等内容。复次，研究红十字会的民间外交，考察红十字会恢复国际合法席位的历程，以及在朝鲜战争期间施行的国际救援，在增进中苏友谊、融洽中日关系等方面的人道之举。最后，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运动的重要特征、历史经验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等。

不难发现，在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回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在近代完全本土化的中国红十字会，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对新中国红十字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是如何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红十字会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取得了哪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等，学界亟待解答的问题。

第二，资料丰富，观点鲜明。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决定学术研究是否扎实的关键。因此，史学工作者向来重视资料的积累。中国红十字会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起步晚的原因，除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学术取向之外，与史料的缺乏、零散也不无关系，毕竟红十字会是社团组织，不同于党政机关。作者在《红十字会》前言中指出，“缺少第一手档案资料作重要依据，已有研究难以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因而缺乏应有的厚重感和可信度”。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了解已有的相关成果，而且对红十字会研究所需史料，也非常重视。

相对而言，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料，既集中又分散。“集中”的是红十字会档案部分，主要收藏于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分散”的，主要是散见于地方志、报刊、资料集、著作、译著中的资料部分。如此状况就给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增加了不少难度。多年来，为了本课题的论证和研究，作者不辞劳苦曾多次赴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档案馆、图书馆，查找和收罗大量资料，并对纷繁芜杂的资料进行爬罗剔抉，钩沉索隐。正是在充分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缜密分析和逻辑论证，《红十字会》才得以真实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场景，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才令人信服。

比如，作者溯本求源，以档案资料、权威报刊、原始函电等为依据，博征推演，首次还原了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的真实情况，并以史实为依据，周密论证，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提高了历史阐释力。又比如，作者通过史料的深挖掘，对中国红十字会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抗议侵略行径、国际医防服务、捐献“救护机”和协助战俘遣返等人道主义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弥补了已有成果的不足，因而丰富了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

此外，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先后两次组织整顿，是国家政策、社会意愿、自身发展以及苏联经验等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红十字会医防队不仅具有业务功能，而且承担了一定的政治功能；红十字外交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运动呈现转折性、过渡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并与社会运行呈正相关关系等一系列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刻意回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存在的问题，如所需经费、办公设备等过于依赖政府，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大为减弱。不过，作者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个中原因，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政权，以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团组织生存空间极为狭小所致。如此观点及分析，鲜明而客观公允，填补了已有研究的诸多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不少资料属首次征引，弥足珍贵。作者还多次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浙江省红十字会调研，了解红十字实务，增强了实证研究。可以看出，《红十字会》资料丰富，新意跌出，是一部扎实的学术专著。

第三，视野开阔，方法多样。诚如作者所言，“红十字运动处于变化多端的复杂社会之中，且自身亦处于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任何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恐怕都难以为洞察和穷尽红十字运动的全貌提供全能的解释。”因此，采用多种方法对红十字运动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其“对象化”的客观需要。

作者理论视野开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巩固新生政权、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背景出发，并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纳入整个20世纪历史，以及百年红十字会史的宏观范畴加以观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清晰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脉络，阐明新中国红十字的时代特征，凸显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作者在研究红十字外交时，更是具备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因此《红十字会》所展现的是一幅多彩的民间外交画卷。

在著述中，作者站在历史与理论的高度，主要运用了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同时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元素，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红十字会》坚持了“四个相结合”，即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整体把握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全方位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组织发展及其人道主义活动的“全息”映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适当地采用了比较研究法，首次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与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前苏联红十字会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纵横比较，读者更加清楚地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的鲜明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红十字会在宗旨、目标、管理模式等方面与苏联红十字会存在相似之处，新中国红十字运动注入了“苏式”元素；而且，中央政府对红十字会的领导，以及红十字会对其内部的控制均较新中国成立前有所强化。这些，当然都是新中国红十字会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影响的结果。

著作是不完美的艺术。虽然《红十字会》具有结构合理、视野开阔、史料丰富、观点正确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因资料缺乏，在考察1956年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整顿时，仅以江苏红十字会为个案，难以把握其全貌。同样是资料因素，对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国际救助，除朝鲜外，其他国家尚没有涉及。还有，作者若能对健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当事人进行访谈，做些口述记录，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佐证和参考，整个著述可能会更加的深入和丰满。这些不足，自然有待于今后研究作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作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研究，难能可贵，其粗陋之处，也在所难免。不过，瑕不掩瑜。本书出版无疑为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红十字会奠定了基础，同时丰富了当代中国史研究，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危机与突破

——读《红十字：文化传播、危机管理与能力建设》随感

王  萍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阐述了发展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正式提出，发展红十字事业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不仅肯定了红十字事业的人道救助性质，也赋予了红十字会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发展定位，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发展红十字会事业的社会价值。

红十字会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理论先行。事实上，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近10年来，致力于红十字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红十字运动发展的过程与特色、红十字文化的精神内涵、新的历史时期红十字运动的发展等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由池子华、郭进萍、邓通、李攀合著的《红十字：文化传播、危机管理与能力建设》一书，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作为池子华教授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该书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包括上篇“红十字文化传播”、中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管理”、下篇“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设”。上篇主要围绕着1874至1949年间红十字文化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传播策略、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和制约因素等内容展开论述；中篇针对红十字会组织在社会危机管理方面的作用、红十字会参与危机的能力建设与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下篇主要论述了我国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安徽省红十字会的个案分析，探讨红十字组织能力建设的优化路径。

通读全书，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在当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红十字运动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针对当前红十字会在舆论宣传中的被动局面，作者在本书的开篇明确指出：红十字文化传播是红十字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对于扩大红十字的社会影响，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红十字事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现实关怀，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方式日趋多样化，传播内容丰富、受众广泛、速度迅捷，电子媒体的传播功能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地位凸显。红十字文化作为一种理念要想深入人心，必须要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回顾历史，启迪未来，总结经验，服务当今。对红十字文化传播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推动红十字文化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对培育中国特色的红十字文化，顺应网络社会的媒体传播特性，推动红十字事业走出舆论困境也多有裨益。总之，开展对红十字文化传播研究，对于了解和把握文化传播的规律，探索红十字适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播路径，以及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镜鉴意义。

上篇的第一章论述了1874到1949年期间，红十字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这是作者着墨最多之处。包括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的社会背景，指出红十字会组织在当时西学东渐、尊西趋新的时代心态推动下，中西会通的慈善文化具有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的特点。因为有了这些现实背景，红十字会组织才得以在当时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在第二章中，作者对1874—1949年期间，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的历史轨迹进行了阐述，主要包括起步阶段(1874—1911) 、发展阶段(1911—1936 ) 、转型阶段(1937—1949 )。

在本篇的第三章中，作者对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策略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且指出：红十字文化在华迅速传播的条件在于一方面附会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迎合国人功利心理、在活动中能够重视信息公开透明、运用名人效应。第四章对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方式进行了梳理和提炼，如创办红十字刊物，刊载专门文章，设立各种专栏，通过纸质媒体开展宣传，包括利用文娱活动、征文比赛、电影、灯会和游园会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宣传，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募捐活动响应积极。

在最后的部分，作者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对红十字文化的传播效果和制约因素进行了论述，指出红十字文化传播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及损害红十字会信誉的负面事件层出、传播理念淡薄等方面，尤其是负面事件的发生，对红十字组织的社会形象和组织发展产生冲击。由此可见，要想推动红十字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既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也要通过舆论说明，非常有必要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

二、参与危机事件管理，在困境中努力前行

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是不断应对危机事件的历史，危机事件的处理，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危机事件是社会管理领域中的严峻挑战，破坏性强，呈现常态性的特点。针对近年来公众的热门话题之一“危机管理”，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探索，“危机管理”的研究也不断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在本书的中篇，作者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危机管理的诸多方面进行系统考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更好地为红十字运动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当前，红十字会由于受到“郭美美炫富”等负面新闻事件的影响，社会形象一落千丈，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媒体、公众等对红十字会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一片质疑声中，红十字组织利用各种方式，如官方微博、官方网站、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形式，发布相关信息，以寻求社会的认同，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红十字会组织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认可，原因何在？为什么一个有着百余年发展历史的人道组织，在自身遭遇危机事件时，面对各种尖锐的批评和质疑声，却无法实现自我救赎？应该承认，在对于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处理方面，红十字会有其自身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网络媒体传播的特点，以及忽视人们的心理诉求与社会快速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就红十字会应对危机而言，可以看出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在危机事件出现后，没有及时反应，进行系统处理，而是就事论事。每次澄清之后，总是引来更多的质疑，最后导致解释进入了瓶颈。

（二）声明与发布缺乏有力的证据，表述内容逻辑性不强。特别是针对负面事件的说明，陷入了自说自话的状态，无法满足广大网民心理期望，所谓的“真相”证据不足，证据链不严谨，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失望情绪恶化了事态发展。

（三）网络媒体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不能按照常规方式进行危机管理。当前，中国的网民人数达到了世界第一，截至2014年6月达到6.32亿人之巨，网络媒体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首选平台。网络传媒本身具有较强的匿名性和虚拟性，海量化信息和匿名性，破坏了传统媒介的基本范式，诚信和准确的严格标准被破坏。有学者指出，网络媒体正在从内容为王的时代，演变到谣言为王，甚至谎言为王的时代，全球的观点来看，在最近十年中，媒体的公信度在急速下降。

在有关红十字会的很多言论中，后来有一些被证明是虚假的，但是没有人去考证，即便是考证了，在对红十字会污名化的舆论浪潮中，很少有人再去介意真相如何。这些都加剧了在应对舆论危机中，红十字会的处理难度，导致危机公关失败，教训深刻。

三、搭建制度平台，提升红十字会品牌能力、组织能力与公信力

进入21 世纪以来，伴随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慈善事业也进入了迅速的发展期，在重大的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慈善事业的主力军，红十字会在社会危机事件中凝心聚力，携手共济，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本身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不断涌现的负面新闻事件把红十字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红十字组织在飞跃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最大的信任危机，被广大网民和媒体口诛笔伐，针对红十字会的社会形象和组织能力质疑声此起彼伏，同时学界和民众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慈善事业该如何发展，争议与分歧也逐渐突显。

在本书的下篇部分，作者针对我国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论述，我国慈善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急剧发展变化过程。慈善组织种类繁多，涉及到的领域宽泛，在慈善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慈善捐赠数量有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慈善组织的发展也面临很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包括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缺乏外部环境的支持，难以获得法律地位，政府对慈善组织的限制过多，慈善组织自身普遍缺乏筹资能力、品牌能力建设水平较低、公信力迫切需要提高。

针对慈善组织发展面临的困难，作者提出，作为建立在自愿和信任基础上的慈善事业，它以善款为来源，善款的来源又以捐助者为基础，这些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捐助者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与信心，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支柱，要想维持和稳定这种信任关系，必须加强对慈善组织能力的建设：要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加快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机构的法律、法规、章程体系的建设；取消注册需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实行登记许可制度，对于满足特定条件的慈善组织实行登记许可制度，为慈善组织搭建一个特定登记认可的制度平台；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要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探索慈善组织的筹资路径，在提升组织品牌能力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开发特色项目，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建立品牌长效机制；慈善组织的建设应从组织运作透明化出发，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财务披露制度，并通过采用量化管理、定期考核的方法，将这两项制度落实到每个人和每项具体的工作当中；通过媒体、网络、审计、公报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发布各种信息，尤其是捐赠信息，这是组织打造公信力的最简洁直接的途径。

四、在“三化”中实现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

公信力之于慈善组织犹如阳光之于植物，没有了公信力，慈善组织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更不要谈发展。当前，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民众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被弱化，加上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晚，民众的慈善意识较为薄弱，慈善组织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也大受影响，以至我国慈善事业下一步的发展被公众质疑。

中国目前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2013年拥有亿万资产的富豪有243人，而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人却屈指可数。普通老百姓的慈善活动参与率更低，2012年，我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当年中美人均收入比为1：38，而人均慈善捐款比为1：7300。2013年，慈善捐赠改变了连续两年的下滑，捐赠额回升至千亿元，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989.42亿元，居近三年来捐赠规模之最，但主要是以企业捐赠为主。

在当今的社会转型加速期，有学者提出，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的职业化、专业化、民间化是趋势，去行政化是必然；也有学者提出，慈善组织要想获得突破与发展，必须发挥政府在民间组织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实，这两种发展趋势本身并不矛盾，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理应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包括为其构建发展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同时也要对慈善组织有适当的控制，加强财务审计和监督；慈善组织本身要想获得发展壮大，必须要有专业化、职业化的人员队伍，明确角色定位，理顺与政府之间关系迫在眉睫，如本书所说，慈善组织要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要想实现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软硬兼施”，既要加强管理制度建设、法规建设、人事制度建设，强化自律和自我约束，加强外部监督；同时也要加强文化宣传，打造品牌形象；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抢占舆论阵地，加强网路平台建设，增强在舆论风暴眼中的应急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在低谷时期的社会行动，扩大对行动的宣传力度，利用当前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走出舆论困境。

作为人类文明的体现，共济思想与慈善事业代表了公平、正义、人道、责任的社会伦理思想，没有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归属感和凝聚力被削弱，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不利。正如池子华教授在本书后记中所指出，红十字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组织建设、文化传播、品牌建设必须齐头并进，理论建设、舆论宣传和实际行动任何方面都不能忽视，在危机中突破，在低谷中迸发，任重道远。

（作者：阜阳师范学院教师，苏州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抗日战争中的一名红十字医生

——记汤蠡舟战地救护活动点滴

汤章城

汤蠡舟（1896年6月-1957年10月），上海三林人，1917年夏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随后于9月东渡日本留学，1924年毕业于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现千叶医科大学的前身），1926年，应留日千叶同学郭琦元之邀，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现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前身）。抗日战争胜利后，汤蠡舟提出今后“计划的医学教育，使培养的人才能配合国家的需要，以谋求全民族健康全人类幸福为职志”。事实上，抗日战争期间，汤蠡舟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履行了这样要求。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期（1931年9月-1937年7月）

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为了支援配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此即“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1932年，在“一二八”事件期间，汤蠡舟所参与创办的东南医学院，建院才6年不到，就遭到第一次大破坏。但是，并没有就此而停止办学的步伐，规模还在扩大。根据“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中“校史”的记载：1931年春，“购置真如校基53亩。时值上海南洋医学院中途停闭，转学来校者二百余，统计学生数达五百以上，顿呈人满之虞。乃于是年五月建筑真如新校舍十余座，迄九月落成，沪军营原有房屋悉充为医院，学院全部迁入新校。同时本学院遵令废止预科制，招收新生开学。甫及半载，沪变忽生，漩入战区，凡百余日。校内图书仪器标本用具等损失达十余万金。沪事协约告成后，即将内部重行整理始得赓续开学。溯自本院开办以来。历有六载。屡经时艰。未遭中辍”。

淞沪抗战一个月中，中国红十字会先后组织起20支救护支队，队员471人，根据《申报》报道，其中第七支队长为汤蠡舟。当时，救护队员都是来自各条战线的志愿者，开办临时伤兵医院41处（后增加到43处），医护、服务人员多达1400余人。他们活跃在各战场上，救护伤员，出生入死。2月15日上午，汤蠡舟所带领的第七救护支队在交战的最前线抢救伤员，带有标志的队员刘祁瑞利用暂时交火的间隙，在前沿阵地奋不顾身抢运伤员时，不幸遭日军射伤，这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践踏。刘于16日下午4时身亡。2月19日，《申报》报道，在上海万国公墓为刘祁瑞举行葬礼，葬礼上，800余名救伤队员义愤填膺，打出了“为国牺牲”的巨幅标语。

3月1日晚，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嘉定、黄渡一线。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战地救护遂于3日宣告结束，而队员激于义愤，贯彻始终，决心仍赴我军后方工作。从4日晨起，第七，四，二十支队陆续开赴苏州等地，设立伤兵医院，施行救护。1932年春，汤蠡舟慑于苏州的，在伤兵医院大门口的这张照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队伤兵医院”的牌子清晰可见。战斗虽已暂时停止，但是，对于伤兵的救护工作尚在继续。为协调各支队的行动，3月6日，红十字会专门成立了“前方办事处”。5月5日，中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至此战事告一段落，救护队使命完成，于5月10日才从前线撤回。

《上海卫生志》“大事记”中这样写道：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犯上海期间,何香凝女士除了把个人财产用于救护事业外，还以伤兵医院（编者注：第十一伤兵医院）院长的身份在报上刊登募款启事，号召“各界热心志士捐助现金、药品和食物”。她的声望很高，各阶层民众应募捐款都十分踊跃，特别是上层人士和海外华侨更是热情支持，大力捐助。如东南医学院两位院长，给医院送来大量医疗器械、药品。

为了捍卫自己的祖国，在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汤蠡舟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并竭力支持何香凝女士的救国事业。当时，我们一家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现复兴中路复兴坊或553弄）3号。何香凝女士一家住在8号，柳亚子先生家同住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的155号，他们平时就素有往来。何香凝女士作画，柳亚子先生题词曾赠与父亲一幅国画。何香凝女士作的是一幅山水画，柳亚子先生的题词是：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僊源岂是人间有，祗合先生画里求。作画的时间没有表明，但是从柳亚子先生的题词“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分析，估计作画题词时间应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淞沪战役”虽已结束，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仍在不断膨大。鉴于时局日趋紧张，未雨绸缪，各地开始设法成立紧急救护团体。1936年4月，红十字会开始筹备，并于6月1日成立了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主席王正廷，副主席杜月笙、刘鸿生，常务委员7人，执行委员41人，汤蠡舟是执行委员之一。

这一时期，汤蠡舟还不满40 岁，年富力强，除了奋力投入抵御日寇进犯的战地救护，组织领导被日寇破坏了的医学院的恢复工作外，还参与了当时社会上对于医药问题的一些议论。下面列举两例。

当时，已经有对医药费用，即所谓“诊金”的争论。公众为支付高昂诊金而抱怨，医师们却在为如何收取诊金而烦恼，医界对如何平衡医学的慈善性与营业性进行着种种理论探讨。在1932年10月《医药评论》第93、94期上，汤蠡舟发表自己的观点：“世俗之视付现，认为最失体面，故不论至医院或诊所诊病，好似医师应该为社会服务，为贫病诊治而可置自身之衣食住行于不顾。天下不平之事，孰有愈于此者乎？”上海市政府当时曾经制定和颁布过有关诊金的条例，但是行不通，不了了之。看来，政府、病人、医生之间，对于如何来处理好“诊金”问题，一直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平衡，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办法，直至今日还在继续。

在一篇“民国时期医药广告的宣传特色——以《良友画报》(1926-1945年)的医药广告作研究个案”的论文中写道：《良友画报》(以下简称《良友》)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是近代中国最受欢迎的画报之一。画报定位为“读者日常生活的亲密伙伴”,是融合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本画报。汤蠡舟是民国时期的医生,他指出“医药广告之多,为各种广告之冠”，医药广告不仅见于各大报章,更是消闲刊物的重要广告客户,包括《良友》。

二、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一）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期间

1937年8月9日，日军驾车直冲军用的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侵华日军以此为借口，随即派遣军舰16艘，其陆战队在淞沪登陆。8月13日，日本陆海军沿上海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展开长达3个月的淞沪战役。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咀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11月8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日军于11月9日占松江,11月12日占上海。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全面展开。1936年6月成立的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便开始投入了紧张救护工作。该会组有救护队10队，急救队12队，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另特约公私医院16所，分布淞沪前线和上海地区，协同一致执行救护、输送、医疗等作业。又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等地，陆续设立重伤医院。汤蠡舟作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投入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地战地救护工作，旅居美国的堂兄汤维德还清楚地记得:1937年,他与胞兄维平随四叔父(汤蠡舟)入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任前方将士伤残救护医疗工作。叔父蠡舟任院长，院设松江县省立松江中学校内。敌人狂轰烂炸，每当深夜，伤患抵院，其呼疼号哭之声惨不忍睹。常见叔父于灯光灰暗中，低徊病榻，不觉其臭，也不嫌其脏，只听其细声轻询各患伤势，重者即手术治疗，轻者经抚慰包扎后，次日晨即行转送后方养息。无奈前方战事失利，不越月而医院后撤，由松江而震泽、景德镇、武汉、长沙、衡阳、宜昌，直到重庆、贵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南医学院再次遭到更大的毁坏。文史资料记载：1937年8月18日日机对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位于真如改作伤兵医院的东南医学院被炸毁。日军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

当时，上海职工成立的各类抗日救亡团体共40多个，其中以煤业救护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上海煤业救护队得到了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的大力支持。8月16日，为便于开展救护活动，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旋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并从红十字会登记领取所需汽油和汽车修理经费。为解决煤业救护队的给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多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救护队的经费问题，汤蠡舟参与了这些会议。如有记载10月14日下午7.30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举行第44次干部会议，出席者有颜福庆、许冠群、吴利国、王揆生、叶植生、汤蠡舟、王春涛、任作君、俞松筠，列席者有梁官松、金芝轩，会议主席颜福庆，会议讨论了煤业救护队汽车修理费用等问题，并决定以后此项费用概由红十字会负责。

为加速外运伤兵，增强接运力量，12月间，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称，下设两组，原接收站人员为第一组，队部迁往歙县和岩寺中间的“古关”一所大祠堂内；原煤业救护队为二组，队部设在安徽岩寺。为便于战时救护，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徽记。其时，汤蠡舟不仅是上海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并以医生身份直接参加一组的活动。煤业救护队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后，壮大了红十字会转运伤兵的力量，也加快了转运“孤岛”伤兵至内地的进程，据史料记载，截至12月份，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遣送内地。1938年1月，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人，带着20多辆救护汽车来到南昌，在联络到新四军军部以后，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这一时期，作为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汤蠡舟参与了组织上海市的战地救护工作，同时，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外科教授和医生，直接参与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地救护工作。

（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期间

抗战初期，为了履行《日内瓦公约》的规则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据战时医疗、战伤救护和医防的需要，1937年12月，已经由南京西迁至湖北汉口的中国红十会总会先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主席王儒堂，总干事林可胜。并开始筹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 1937年8月，汤蠡舟放弃了自己在上海已初见成效的医学事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战地救护的行列之中。在西撤的途中，担任过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等职务。

在救护总队各级组织逐步完善过程中，医疗队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到1938年底，救护总队下设4个大队，12个中队，77个医务队，包括23个救护队，23个医护队，24个医疗队，6个医防队，1个X光队。汤蠡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第九中队中队长。大队部驻扎在江西吉安，下辖第四（桂林）、第五（衡阳）、第六（祁阳）和第九（吉安）等4个中队，29个（医疗、医护、救护）队。

（1）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

徐州会战期间（1938年2月至1938年5月）。1937年12月，侵略华东的日军侵占南京后，1938年2月3日徐州会战开始，至同年5月19日结束。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胜利，给敌人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徐州会战期间，汤蠡舟领导的三大队大队部设在江西吉安，其所辖中队的医务队主要活动在江西吉安、南昌、九江、永丰、新淦、临川、虬津、万家埠；湖南长沙、益阳、衡阳、祁阳、常德、辰溪；浙江玉山、贵溪、金华；湖北汉口等地。除从事外伤治疗外，还从事霍乱及其他肠胃病的预防和诊疗，并设有医防队专司士兵及民众（难民）的防疫工作，组建空袭伤民收容所，接受炸伤的民众。可见当时的救护总队对伤、病和兵、民都要尽自己的救护责任。

武汉会战期间（1938年6月至10月）。1937年底，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资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到1937年底，武汉周边集结了国民政府的大量资源，包括自苏联所得到的军事及技术援助（苏联航空志愿队）。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以便进行北进以及南进政策。武汉会战是1938年6月至10月，抗日战争中一场横跨安徽、江西、河南、浙江及湖北等广阔地域大规模战役，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作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汤蠡舟直接领导的第九中队负责南浔线，自鄱阳湖西岸，经德安南至南昌，西至箬溪。该线战事异常惨烈，日军疯狂进攻，因此，救护队在前方的救护和运输工作殊为艰险。伤兵太多，有不少伤兵未及按时运送医院而死亡。有外籍医生参与救护，救护队成员也有壮烈牺牲的。4个月内，收治伤、病兵合计13931人，免疫人数计497人。

衡阳-桂林线由第三大队所属的第五和第九中队负责，所属医务队派往衡阳、祁阳、零陵各医院和收容所，协助治疗从长沙转移来的伤、病兵。伤、病兵们的个人卫生状况极其糟糕，要为他们灭虱、沐浴、治疥。营养也普遍不良，医务队除救治伤、病兵外，还设特别饮食部，改善伤、病兵营养，收效良好。不仅如此，伤兵在严寒时还穿着夏季制服。

其它战线如长沙-邵阳-芷江线，第三大队所属的第四、第五和第九中队在此区域都参与了战地救护工作。第三大队所属的第六中队负责南昌-金华线，包括皖南、赣北和浙江等地。第五中队还负责南昌-吉安线。直至1938年11月，武汉会战结束，全都撤至衡阳和祁阳两地。

当时，由汤蠡舟领导的第三大队所辖的4个中队负责了涉及浙、皖、赣、鄂、湘、桂等一大片战区的战地救护工作。期间，在皖南事变以前，汤蠡舟还曾去过皖南新四军总部，送药品、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得到了新四军首长的款待，获赠新四军的战利品，大小日军旗各一面，大军旗上有许多新四军首长的签名。

赵兴让先生在《新沂文史资料》“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在太行山医护八路军伤病员”一文中写道：1938年，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伤病员增多，朱德总司令电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请求派医疗队前去为伤病员做医疗防疫工作。林可胜博士当即征求所属医务工作者意见，并希望自愿前去太行山从事医疗工作。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共批准三十六人，我是其中的一员。赴太行山医疗队组成后，总队部在启程前，由副总队长汤蠡舟教授（作者注：职务上可能有误，当时应为第三大队大队长）召集全体成员讲话，他对这支医疗队的组成作了说明，勉励大家不辞劳苦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他指着一幅中国地图说：“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生活上艰苦，路途上还要闯过‘三关’，那就是‘夜闯潼关’、‘偷渡黄河’、‘翻越中条’，才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医务工作者，这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愿与诸位共勉之。”大家都表示一定完成伟大的使命。副总队长接着说：“诸位即将远行，要轻装上阵，有多余的行李，暂时用不到的书籍资料，可以装箱存在总部的库房内，每月多余的薪金可以存在总部会计处，等候你们服务期满一年回来后，再如数交给你们，如有什么风险，总队部负责，诸位可以安心前去工作。”临行前大家把多余的行李，书籍，装箱存入库房，除留生活费外，把多余的薪金存在会计处。一年后，我们从太行山回到西安，是时，长沙已经沦陷，总部迁驻贵阳图云关，我们到了西安，所存衣物已如数完整地运到西安交给了我们。

（2）抗日战争相持阶段

1938年5月，台儿庄会战后，湖北武汉吃紧。1938年秋，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委员会迁到长沙，改组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由红十字总会总干事林可胜任总队长。然后，随着战局的变化，救护总队部一路西迁，1939年3月，最后撤到贵州贵阳的图云关，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图云关是黔南首关，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始建于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原名图宁关，最早名油榨关，至清道光年间始改称图云关。

在图云关的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平时有一千多人，高峰时连家属在内有近两千人。星罗棋布在山坡之间的队员们宿舍十分简陋，以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墙板。贵阳阴天多，降雨量大，房屋既不防水，又不防寒，从总队长林可胜到救护总队的普通队员，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救护总队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战时医疗救护组织。集中了全国不少优秀的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精通业务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当中有留学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名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也有毕业于国外医科大学及国内协和、同济、湘雅等医学院的高材生。抗战前期总队长由著名生理学博士林可胜担任，后期总队长相继由胡兰生和汤蠡舟担任。他们在图云关住草棚，吃粗粮，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在《纪念父亲赵慰先》的文章中提到，1939年8月，父亲从金华随着运载伤兵的汽车出发。辗转多时，来到湖南祁阳，在红十字会的三大队稍作休整。在此期间，父亲得到了曾是上海东南医学院院长汤蠡舟教授的亲切照顾，汤教授建议我的父亲先去桂林，转柳州。因为桂林有红十字会的交通站。可是到了柳州，父亲已是囊中无几，无力购买去贵阳的火车票。由于天气炎热，父亲又生了病，住在柳州的一家小旅馆，而陷入窘境。此时正好遇见江苏医学院教热带病的周海光教授，虽然他过去从不认识父亲，可是还是慷慨解囊，留给父亲10元，资助旅途之用。

1941年1月到8月，驻在江西弋阳，汤蠡舟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卫生人员训练所二分所的外科指导员兼军阵外科学组主任，训练服务于战地救护的卫生人员。1941年9月，调到四川重庆，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

随着战争的发展，战区的扩大，救护总队人员不断在增加，他们面临了一个明显的现实问题，身份问题成为了救护人员关注的焦点。身份问题不解决，工作资历就无法得到认可。1941年11月，首次在重庆召开了常务理、监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正廷、杜月笙、许世英、刘鸿生、钱新之、屈映光、王晓籁等7人，列席的有总会秘书长潘小萼、唐承宗、汤蠡舟、陈朝俊等。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仿照世界各国战时惯例，呈请军事委员会予本会工作人员以军衔之佩用。但是，事后并未获准，可见当时医护人员的处境是相当不尽人意的。

    救护总队内部一直有将救护总队改隶军管的要求，中国红十会总会极力反对。基于总会高层多方责难，加上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对林可胜援共行为施加压力，林深感已经无法正常开展救护工作，乃决意辞职，于1942年8月提出辞呈。总会担心林辞职后，将影响海外捐款，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准备给假6个月，“以资休息”，总队长职务由秘书长潘小萼暂行兼代，并派汤蠡舟、施正信兼充副总队长。9月5日，林再度电请辞职，此时总会才派汤蠡舟前往贵阳办理交接，并派常务理事王晓籁自昆明往贵阳监交。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资料的记载，汤蠡舟还曾担任过总部材料股主任，由于汤蠡舟的履历中本人没有填写，因而任期时间不详，此职后由陈璞继任。材料股下设若干组，负责医药卫生器材的验收、登记、分类、制成各式标准箱、保管、分发等业务。在图云关设有材料总库，各战区设有材料分库，就近支援战区救护队、部队和地方医疗卫生机构。

印缅战场同样是救护总队的活动区域，救护总队也活跃在远征军的战斗中。1944年3月，汤蠡舟在《一年来之救护工作》中写道，救护总队积极配合远征军部署，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并增设第十大队，联络卫生署、军医署、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新运医疗队、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等，合力共谋滇缅、滇越两线救护作业的完善与发展，为该区域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的同时，汤蠡舟还承担一些与医务工作有关的兼职，如1939年，被后勤部卫生处聘为名誉参议；1944年，汤恩伯的部队到达贵阳，部队为取得医疗上的帮助，聘汤蠡舟为医药顾问。

汤蠡舟担任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总队长直到大约1945年11月，后改任总队长。1946年5月，救护总队奉命解散。

正如在《我们红十字会战时的工作》中，汤蠡舟总结性地写道：“抗战军兴，本部全体工作同仁，从事救护，慷慨英发，蓬勃奋发，靡役不从，已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写下光荣史诗，观兹河山永奠，日月重光，本部而随胜利结束。特辑斯册以志其乃为血汗所集成也。”

（前排左起第四人为汤蠡舟）

在抗日战争中汤蠡舟参与和领导战地救护的大致轨迹：

1937年夏开始，汤蠡舟因为战地救护工作需要，最早离开了上海舒适的家，熟悉的工作环境和自己参与创立的东南医学院，奔波于抗御日军的战场之间，完全把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上。夫人许雅南独自带着1女3男4个小孩子生活在上海，最大的女儿当时只有10岁。形势日趋恶化，在上海完全沦陷前，大约在1940年初， 母亲携带3个男孩，最大的9岁，最小的3岁，随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及其他家属一起离开上海，开始了称为“逃难”的艰苦颠簸之路，历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四川、贵州等省。1940年初，母亲带3个男孩撤离上海时，大女儿由于小学快要毕业，暂时留下，由祖母和亲戚照顾。后在交通员的带领下，两度试图离开上海，直到1942年秋，才转辗到达贵阳。汤蠡舟见到15岁的大女儿自个儿安全到达非常高兴，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在路上的几个月，全无音讯。1942年底，母亲带孩子由重庆搬到贵阳，这时一家人才真正团聚在一起，前后历经了5年有余，其间的艰难和曲折难以言表。

在贵阳的几年，生活是艰难的，住的是草屋，吃得非常简单，时常还要提防轰炸。1944年冬，日军企图进攻贵阳，救护总队部大部分人员和家属迁到遵义北边的桐梓，汤蠡舟与少数几个人和一部汽车留守。时局缓和后，才又返回贵阳。下面的这张照片是汤蠡舟一家仅有的两张“全家福”之一。他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4个大字“一群瘦人”，这是真实的写照，照片上的这些字至今还历历在目。尽管如此，一家人毕竟得到了团聚，看到那些因战争而妻离子散、漂泊不定、难以维继的家庭，我们还算是非常幸运的。

在山上，曾发生过的一件事，使汤蠡舟的一家永远记忆犹新。一天，长子汤卫城突发急性盲肠炎，那时能往哪里送？汤蠡舟是外科医生，深知时间耽误不起，当机立断，在山上找了间茅草屋，屋内用消过毒的白布搭成了一间临时手术室，请了护士陈鸿泽女士当助手，汤蠡舟亲自操刀为长子切除了发炎的盲肠。幸运的是手术一切顺利，总算度过了难关,化险为夷。手术后，汤蠡舟夫人还带其他几个子女去看望汤卫城，并给大家看放在盘中的，由手术刀切下的盲肠。按照一般的习惯和心理，外科医生是不愿意为自己的亲属下刀动手术的。当时，在情急之下，可见汤蠡舟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底，救护总队搬至重庆，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署办公。内地大批人员争先恐后开始返回东部沿海地区，交通极其紧张。1946年初，母亲带小儿子先乘飞机回上海，后去南京。3、4月份，安排救护总队部工作人员与随行家属乘木船离开重庆后，汤蠡舟才飞往南京。船队顺江而下，途中经历了触礁、沉船等险情，抢救档案资料，修理破损木船，历时3个月左右时间，1946年6、7月，才到达南京。19岁的大女儿带领3个弟弟在救护总队袁松人夫妇照顾下，随同到南京，一家人在南京汇合。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汤蠡舟完全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于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之上。

    （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善后工作

    历经了8年艰苦卓绝，不屈不饶的斗争，在国际人类进步力量的支持下，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还须正视历史，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质。汤蠡舟在《日军危害中国红十字会的罪行》（《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1期）一文中严厉谴责了侵华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在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有40多名职员死于日军的残害之下，为国殉职。汤蠡舟特别提出中国红十会把经调查日军侵害红十字会的罪行制成一篇血账。我们为了保护国家和自己的权益，为了维持国际法的尊严，为了惩儆战争罪犯和永葆未来的和平，这笔“血账”我们该记也该清算，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工作，尤其是自红十字会的立场上格外要记上这笔“血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最大慈善团体中国红十字会进入了“复员”时期，工作重心由战时救护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为此提出“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口号，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活动。

早在1943年10月，美国驻华红十字会代表就曾到贵阳总队部会商“战后复原期间红十字会工作问题”，12月12日，救护总队部参照当局颁布“党政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成立设计考核委员会，作为复员设计机构。该委员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胡兰生任主任委员，副总队长任副主任委员，由党政相关部门领导任常务委员、委员，共计15人组成。不久以后，救护总队部副总队长汤蠡舟等访晤江苏省政府秘书长胡嘉诚，商谈敌后游击区救护作业推行事宜。为了普及红十字会战后复员工作，救护总队部（国民党）特别党部还特别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战后工作计划”小组竞赛会，包括各区党（分）部党员都参加，汤蠡舟担任裁判之一。以计划的周密、切实、可行为评分标准。这无异于在救护总队内部对复员计划更为实际的、广泛的普及与动员。

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终于赢得了胜利。汤蠡舟指出，红十字会“当以善后救护为中心。凡返乡之人及复员之兵，其途中疾苦，皆为红十字会战后救护之对象。更当本万国红十字会之立场，对于战俘卫生及盟军所至各地之救护，皆需协助办理”，此后，红十字会“应以社会安全为中心。故需配合建国巨程，尽量发展各地红十字分会并建立分会各项事业之基础，使社会安全之大敌‘疾病’，赖红十字会之努力，得以预防与治疗，别公医以外，而有‘健康保险’之享受也”。救护总队解散之后，汤蠡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

    儿童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儿童福利工作成为“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总会和地方分会的重视。1946年元旦，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立第三处，专司社会服务工作，其中儿童福利工作则为七项中心工作之一。1946年7月起，红十字会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各地分署合作，办理儿童营养站，为12岁以下的贫苦儿童、贫苦孕妇及乳母提供服务。南京分会与行总苏宁分署率先合作，于南京中华路345号基督教堂开办第五营养站。营养站设顾问5人，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汤蠡舟、第三处处长陈蕙君、南京分会会长沈慧莲、中华路基督教会堂惠牧师及卫生署保健处处长施正信担任。

经过多年的战场救护，汤蠡舟深有感触“就医学教育而言，战前设施，完全为书本教育，实验教育，临床教育”，培养的医务人才“只知习于个人工作，不曾问闻社会动静，超然与世界相违”，今后应实施“计划的医学教育，使培养的人才能配合国家的需要，以谋求全民族健康全人类幸福为职志”。（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东南医学院1933编印；戴斌武：《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戴斌武：《笔尖下的近代中国历史断面》，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赵兴让：《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在太行山医护八路军伤病员》，《新沂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薛庆煜：《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闻声人员训练所》，《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池子华：《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李微：《试析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纲论》，《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吴佩华、池子华：《从战地救护到社会服务-简论抗战后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复员构想》，《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戴斌武、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述论——以武汉广州会战时期为中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尹青：《身份寻求与角色冲突-近代医生诊金问题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课题组：《南京红十字会的历史轨迹（1904-1949）》，《红十字季刊》2012年第2期；罗婉娴：《民国时期医药广告的宣传特色——以〈良友画报〉 (1926-1945年)的医药广告作研究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年；阎智海：《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战地救护述评》，《红十字运动研究》2013年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贵阳民革网、贵阳档案信息网、贵州档案方志信息网、中国人道网等网站资源，特此说明》）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