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会”管见

池子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堪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专门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毫无疑问，《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同样也是指导红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对红十字会而言，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贯彻《决定》的着力点，就在于“依法治会”。

什么是“依法治会”？笔者认为，“依法治会”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导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所赋予的人道使命，履行职责，全面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理念与行动的总称。《红十字会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依法治会”也是“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为什么强调“依法治会”？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除了顺应“依法治国”的时代呼唤外，根本原因还在于“依法”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固然《红十字会法》颁布20年来，我们提倡依法建会、依法兴会，也的确取得可观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宣传传播的力度不能尽如人意，以至于修订《红十字会法》提上日程时，有学者竟惊呼红十字会“居然还有一部《红十字会法》”。学者如此，一般公众的“知晓率”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郭美美事件”的发生，也才有肆意抹黑红十字会、“污名化”红十字会现象的屡见不鲜，使红十字事业惨遭摧残，公信力一落千丈，教训可谓刻骨铭心。毋庸讳言，红十字系统也存在法治观念淡薄有法不依的情况。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不得不将“依法治会”摆放到红会工作头等重要的位置，一以贯之，只有这样，红十字事业才能获得健康发展。某种程度上说，“依法治会”是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那么，怎样实现“依法治会”？路径很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是主要的：

首先，牢固树立法治思想，以“法治思维”统领红会工作。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把法治的基本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思考方式。它要求凡事以法律为准绳，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进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要求的那样：“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红会工作也是如此。无论是“三救”工作，还是“三献”工作，还是其他事务，都要求红会人在法律的框架中开展，从而营造“依法治会”的良好环境。所有这些，没有“法治思维”，是难以想象的。这就要求红会人牢固树立法治思想，在“法治思维”主导下开展人道主义工作。这是实现“依法治会”的基本途径。

其次，完善法治体系，优化运行机制。

红十字会所依之法，《宪法》之外，首推《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法》自1993年10月31日颁布实施以来，给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带来强大动力，其深远影响不言而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情、世情、民情的变化，红十字事业面临新的挑战，有些内容已经不合时宜，有的尚属空白，诸如红十字会的法律地位问题、性质与定位问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总会与分会职责、治理结构问题等等，规定得不够具体、明晰，亟待修订、补充、完善。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已将修订《红十字会法》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并交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相信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一定会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红十字会相关规章制度，相应进行调整、优化，从而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体系，为“依法治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再次，重视“普法”，用行动诠释法律权威。

宣传、普及《红十字会法》，为“依法治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氛围，应该成为红会人的日常工作、“核心业务”，为此建议将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颁布之日定为普及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日”，不断提高《红十字会法》的知晓率，使更多的人知法、用法、守法。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违法行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行动诠释《红十字会法》的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会”的宏图，中国红十字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为“依法治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池子华，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红十字精神在高中历史教育中的发扬

郝夏颖

红十字精神宣扬“人道为本、博爱为怀、奉献为荣”的理念，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追求[1]，体现了关注人、具有博大胸襟去包容万物、尊重和敬畏生命、乐于奉献的精神。这与教育心理学中罗杰斯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德育思想中强调一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处事准则相交融。同时，在推进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红十字精神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又与“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这一新课改理念和“以促进学生的发展”的教学目标。因此，红十字精神在历史教育中尤其独特的作用。

一、红十字精神的内涵及在教育心理学中的体现

红十字精神强调“人道、博爱、奉献”。所谓“人道”，它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奉行的七项基本原则之首。“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是各级红十字会工作的一贯准则”[2]。而在辞海中，“人道”既是尊重人、爱护人的社会准则，又是为人之道，即做人的道理、规范[3]。由此可见，“人道”一方面强调以人为本，另一方面也注重如何处世与做人。“博爱”则强调对不同身份、不同层次、处于不同情境中的人都要有爱心，这种爱是更加广博的爱，要求以宽广的胸怀去对待世间万物，这种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甘愿奉献的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就强调的传统美德。“奉献”则是个人在自己所在岗位和领域中有所付出，倾注自己的心血去完成工作，不求索取和回报。红十字工作也是如此，从社会所需要的各个方面进行人道救助，甘于奉献。

红十字精神体现在教育心理学中，则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教育学中的德育思想相契合。罗杰斯人本主义的学习观提倡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动机和自我成长，其核心即要求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真正帮助者和促进者，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思想主张，把尊重人、理解人、相信人提到了教育的首位。红十字会在中国诞生至今，虽然其发展曲折，但在实践过程坚持贯彻人道主义救助的原则和精神，以弱势群体利益为重，积极进行救助。红十字精神对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教育中以学生为本的具体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可启发教师在实践层面更好地做到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将红十字的奉献精神贯穿到历史教育中，即是教师对学生不求索取的付出。

另外，在教育学原理中，强调德育的思想，而德育思想的内容中明确规定了集体主义教育、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正确人生观和科学世界观教育。这对培养学生在学习活动、以及在未来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为人处世、进行人际交往，特别是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行为规范，使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重要影响。而对于高中生德育思想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历史教育中的，包括培养学生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人道主义、社会公德教育等，这与红十字精神的“人道、博爱、奉献”有相通之处。因此，历史教育有必要将红十字精神渗透其中。

二、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弘扬红十字精神

在具体的历史教育中，红十字精神应渗透到历史课程标准的理念和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为此，历史教育者需要在情感领域对学生进行有效地引导，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传递，从而达成情感共识，使学生产生一定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需要教师联系红十字精神所涉及到的相关历史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因此，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弘扬红十字精神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必要性

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课程的基本理念强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参与性”[4]。其中鲜明地突出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这与人道主义中尊重人的理念相吻合，也为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弘扬红十字精神提供了一定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人道主义还在实践层面有具体要求，也启示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关心爱护学生，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动机和兴趣。

红十字精神至今仍不失其独特性和普世性，它经过历史的积淀，在现代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体现出它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人们思想浮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乃至在教育领域中，教师和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也变得功利。教师的历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物质层面的干扰，单方面追求学生的升学率和学期成绩考评，教师本位思想严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要求教学回报，这种导向使教师严重迷失教学方向。在学生层面，为了高考升学，重点按照考试说明中的知识点选择性地记忆历史知识，被高考的指挥棒所束缚，使历史学习过程变得单一和僵化，失去对历史的兴趣。由此，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互通产生障碍，影响了历史教育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有效传达。因此，红十字精神作为目前社会所保留下来的对人类美好心灵的追求，在现代化功利的社会中也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

（二）可能性

在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涉及到培养学生德育思想的历史教学内容加以引申和强调，并在不影响正常的历史教学目标完成的前提下，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下加以扩充，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1904年红十字会在我国成立，为了救助在日俄战争中被困的中国难民。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号召全民族抗战，但是学生只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却突显不出普通民众和社会团体在抗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教师通过讲解红十字会在抗战中的人道救助活动向学生说明红十字会在伤兵难民救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对学生进行情感的升华，使学生更全面地了解历史，更深入地理解“全面抗战”的内涵，即在全民族共同的坚强抵抗下胜利完成的，这其中既有中共正确的领导，又离不开人民大众和民间团体的支持。此外，还可引导学生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历史，即用人道的理念去解释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本质，传达出中华民族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愿望。再如，博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爱”，《礼记》中强调的“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等，无不宣扬博爱思想。教师在讲授这些思想时，需要与当今的社会行为相联系，创设生活情境，使学生理解“人道、博爱、奉献”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启示学生尊重生命，热爱生命，胸怀宽广，乐于奉献。

三、对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发扬红十字精神的几点建议

针对红十字精神在高中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性，并结合在历史课堂中如何具体操作，将其落到实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在历史课堂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渗透红十字精神。由于情感目标的发展与结果的直接性有关，情感目标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平时的历史课堂教育中逐渐渗透。精神层面的传达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通，只有教师自身带着浓厚的情感去讲解历史，展现历史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才会使学生得到更好地情绪感染。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历史课堂中的互动就变得至关重要。教师通过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将历史内容与生活相联系，从而增加情感体验，促进情感目标的有效传达。

针对红十字精神如何在历史课堂中有效的传达，可对《抗日战争》一课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设计如下：1、了解红十字会在抗战初期的战事救护工作，理解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2、理解不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普通民众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感悟抗战的胜利是在全民族的共同抵抗和努力下所取得的。

在红十字活动中，“正是这种对人类苦难关切、同情的精神力量，超越时空，无远弗届。这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吸引亿万民众广泛参与，在国际社会获得极高声望，并不断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区别于其他公益慈善组织的显著特点”[5]。由此可见，红十字精神对于提高人们道德素质有重要作用。在平时的历史课堂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根据教学内容，预设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通过历史事件感知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在历史课堂中完成德育的目的。

其次，扩展教学内容，讲述近代以来红十字运动中的感人事迹。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注重对学生历史思维的培养，启示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看待问题，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如在讲述中国抗日战争时可增加红会对战争中伤员的救助，从另一个侧面突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在讲述世界大战内容时，可增添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人道主义救助，从而也反映出世界人民倡导和平和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和侵略的心声。总之，通过扩展教学内容，讲述历史中红十字会的感人事迹，讲解历史上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学生在情感方面体会到世界和平的来之不易，从而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热爱生活，做一个有爱心、乐于奉献、有正义感的人。与此同时，高中生历史思维能力逐渐得到训练和培养。

    最后，在思想史领域中贯穿中西、融汇古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彰显红十字会精神。思想史是高中历史的必修内容之一，对学生情感领域和历史思维认知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教师在思想史的讲解过程中注重对中西活跃的思想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实质的传达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异常活跃，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思想与红十字所宣扬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形成了完美的契合。再放眼近代的西方，18世纪的法国也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启蒙运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所传递的博爱思想也反映了红十字精神的内涵。红十字精神无国界，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面对现代社会人们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缺失的尴尬境地，“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教师应在思想史领域的讲解中贯穿中西，兼收并蓄，凸显红十字精神实质。

简言之，目前师生所面临的应试教育的困境导致了历史教育的机械化和功利化，历史教育中的人文教化功能也在逐渐淡去。因此，红十字精神在高中历史教育中的渗透是必要的，它对高中历史教育在实践层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培养学生做一个知性的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观察思考】

对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新特点的思考

周吉

作为国内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救助团体，我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是国家应急救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红十字事业逐渐成熟，红十字会在救援领域的时效性、规范性和救援行动质量均有所增强，行动逐渐趋于专业化，其监督与评估系统在探索中日趋完善。同时，我国红十字会在与国际人道救援的合作方面也有明显加强，这些新特点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我国红十字救援行动取得的长足进步。笔者结合近年来我国红十字会多次救援行动，简要概括其救援行动展现出的新特点，并对如何完善我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进行初步探讨，为其在救援领域的行动展开提供参考。

一、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新特点

（一）专业性加强

（1）时效性与规范性加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地震，这对我国红十字会救援队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日，红十字会立即启动了一级灾害应急响应，下午四时就向灾区发放物资，募捐活动也在当晚迅速开展。在随后的雅安地震、云南地震等较大地震灾害，以及2014年5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频发的洪涝、风暴灾害中，红十字会能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将各地备灾救灾中心的物资运往灾区，应急救援队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统一而有效的指挥和行动体制，以及各地备灾救灾中心的建立，大大加强了我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时效性。201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对我国建立红十字会应急救援体系和综合监督体系等方面做出明确说明，为加强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规范性奠定了制度基础。近年来，红十字会在救援行动中，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内容涉及捐赠物款和物资的接收、物款的使用、物资的发放等方面。在国外，我国红十字会接受相关国际组织以及国际舆论监督。一整套全面而科学的综合监督体系正在形成和发展，这大大加快了我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规范化的步伐，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

（2）救援队伍能力提高

此前，红十字会“大而全”的发展模式不仅使组织失去特色，还严重影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和服务的专业化水平[①]。因此，近年来我国红十字会着力培养特色救援队伍。在此次云南鲁甸地震中，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员和多支红十字专业救援队以队员零伤亡的记录出色地完成救援工作，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许。此外，据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相关消息称，我国首个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组已经成立，成员于2014年7月参加德国ADAC公司专业航空救援培训课程。红十字会救援队伍专业技能的提高，必将从整体上加强我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专业性。

（3）愈发注重救援行动质量

按照人性化指导标准对救援行动进行整体统筹规划是我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又一个新特点。来自《南国早报》的报道称，在云南地震灾区救援行动中，中国红十字（广西）赈济救援队分批开展救援工作。“按照救援队工作流程，为确保队员能在最好的生理及心理状态下开展工作，到灾区一线工作7—10天左右即需进行轮换。”[②]按照救援队员生理和心理状况而采取分批轮换工作制，这在保持救援队员专业技能稳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证救援行动质量，对挽救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二）救援行动评估系统发挥作用

有学者提出，在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会组织各方面专家，联合组成评估小组开展评估工作，共同决定项目[③]。我国红十字会救援工作也越来越注重救援评估工作，以全面了解灾情和需要，快速有效地部署和展开救援。2012年，云南省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志愿服务队在香港红十字会资助下到达禄劝县甲乌村，通过查看当地居民饮食、用水、卫生等日常生活情况，对彝族妇女生活环境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报告，云南省红十字会对当地妇女健康教育工作展开全面工作计划。2013年7月，四川省平武县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受灾严重。灾情发生后，四川省红十字赈灾救援队到达灾区，队员们在走村入户慰问灾民的同时查看道路和房屋受损情况，紧急开展灾情和需求评估，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2014年10月8日，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发生6.6级地震，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普洱市红十字会就紧急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查看灾情，了解需求，为展开救援工作做细致评估。普洱市红十字会将评估结果及时报告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会据此紧急安排救援。救援工作每进行一个阶段就要重新对灾情和需求进行评估，在救援工作结束前，普洱市红十字会也要求救援队对救援工作成效进行评估。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红十字会救援工作越来越重视对灾情和需求的评估，评估系统在红十字会整体救援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三）多方合作增强与国际救援增加

（1）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多方力量加强沟通与协调

“中国红十字会改革的核心不是所谓‘去行政化’，而是寻找并在动态中保持社会性、行政性、国际性的合理平衡。”[④]自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以来，我国红十字会开始向非政府慈善组织拨款，以支持我国非政府组织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和慈善事业。随着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救援系统中的参与度逐渐增高，我国红十字会在重大灾情救援行动中尝试与众多非政府组织合作，着重于心理创伤治疗以及灾后家园重建等项目，使得我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愈发彰显效力和人道博爱精神。同时，参与政府救援决策系统也是我国红十字会努力方向之一，只有平衡好红十字会与政府和民间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才能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保障和多方力量支持。

（2）国际人道救援增加

据有关资料分析，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形式可以分为政府名义、红十字会或人民团体名义、驻外使馆名义三类，也有政府名义与非政府名义相结合的情况，其中，单独以红十字会或人民团体名义捐助的比例最高[⑤]。2011年10月25日，130多名来自政府、区域组织、联合国、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聚集在日内瓦展开关于如何在救灾活动中加强伙伴关系的探讨[⑥]。近年来，我国红十字会多次参与印度洋海啸、非洲埃博拉疫情等国际救援行动，其中对印度洋地震和海啸的救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红十字会参与的最大一次国际救援。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通过向灾区派送医疗物品、进行义诊、捐助医疗设备、加强医学合作等方式中彰显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精神，展现我国红十字会的出色救援能力以及良好大国形象。

二、基于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新特点的思考

（一）推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专业化进程

（1）努力参与政府救援决策体系，促进我国红十字会救援队伍能力建设

一方面，由于我国红十字会是政府支持的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在实现非营利组织功能前提下把握好与政府的关系，是我国红十字会能否展开有效救援行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组织救援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完善救援队伍软硬件设施，促进队伍专业化建设，是提高我国红十字会救援队伍能力的重要措施。

（2）建立长期救援项目，拓宽救援行动领域

我国红十字会可以考虑在心理救援、医疗救援等方面尝试以项目形式为基础，以社区等基层组织为单位，逐渐发展成长期救援项目，形成救援持续机制。这种持续性救援行动应当在当前及未来的救援行动中得到实践和推广，使红十字会救援功能最大化。目前，我国红十字会救援领域涉及心理辅导、医疗、卫生以及食物等多方面，但救援行动领域仍然有限。因此，评估灾区需要，丰富救援形式和内容，是值得我国红十字会救援队伍长久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综合监督和评估体系

香港红十字会建立“三级外部机制”是大陆红十字会构建综合监督体系的优良示范。首先，社会福利署和廉政公署联合对红十字会的服务表现、筹款活动以及财务情况进行监督，称为政府监督；其次，通过形成公共监督文化、促进成功人士参与慈善机构以及推动媒体关注等方式对红十字会进行社会监督；最后，开展第三方评估，让具有合法资质、公信度好的中立第三方，对红十字会定期进行资质、财务状况、信用等级评估并予以公布，以确保捐款的使用去向高度透明，此为行业监督[⑦]。由此，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我国红十字会综合监督体系建立的重要标准。形成基于政府、社会、行业等方面的综合监督体系，才能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从而保障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有效性。此外，构建救援计划评估体系对于我国红十字会开展救援行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普及红十字文化和救灾知识，加强人道主义国际救援

红十字文化是以红十字组织为重要依托的文化支脉，倡导的是救生慰亡，救死扶伤[⑧]。红十字会救援行动不仅仅依托专业的救援队伍，更需要深入人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红十字文化的支撑。完善我国红十字会救援工作应注重普及博爱精神，为其开展救援行动提供持久的信念支撑，同时加强宣传自救与互救知识，为红十字会进行救援营造积极的环境氛围。此外，在政府主导下，支持红十字会参与国际救援行动，对外展现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感和道义，对内则极大地提升民族自豪感。两种措施并行既能促进我国红十字会的形象建设，又有利于我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取得长足进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14年国际红十字运动新动向

池子华  李欣栩

2014年，国际局势发生诸多变化，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及其它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进一步考验着国际红十字运动应对人道需求的能力。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武装冲突日益升级，人道救援组织面临的挑战也越发严峻。为应对各地的人道需求，国际人道组织与各国红十字会加强合作，展开多方谈话，携手应对困难，共同开辟人道事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坚持不懈，组织人道活动

2014年，地方性暴力局势仍在继续，与此同时，自然灾害、飞机失事、埃博拉疫情等突发性事故和灾害无不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为此，国际红十字运动着力开展一系列人道主义的救灾救护活动。

一方面，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障难民基本生活。2014年，武装冲突在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等国仍较频繁，为难民提供食品、医疗卫生、安全用水及探视监狱等人道行动持续进行。1月至8月，ICRC与叙利亚红新月会一直在叙利亚不断增加应急食品援助，平均每月散发44万份口粮，共有超过350万人得到援助。[32]在阿富汗，在发生冲突、逮捕、暗杀和袭击地区，为保障平民安全，ICRC与阿富汗红新月会一起为缺乏安全用水和医疗服务的社区提供支持，帮助因冲突而离散的家人重建联系，援助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社区，探视被拘留者。[33]除了人为的武装斗争，国际红十字运动还要应对各种突发性自然灾害、交通事故、传染性疾病等。6月，索马里南部的基斯马尤发生严重洪灾，当地约23000名居民获得了由ICRC和索马里红新月会分发的应急援助，包括提供现金补助、基本生活用品、医疗服务，以及帮助恢复洁净水供应。[34]7月17日，MH17坠毁后，ICRC及时与乌克兰相关部门联系，请求提供遗体处理方面的服务，同时提出法医学建议，并为国际法医专家前往坠机现场提供便利。[35]

另一方面，增加项目和资金投入，帮助灾民恢复生计。灾害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平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秩序，为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国际红十字运动在部分地区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生产生计等方面的项目投资。1月至3月，ICRC在也门阿比扬开展以工代赈项目，改造灌水渠，为500多人提供临时工作机会。[36]4月，为解决黎巴嫩的供水基础设施压力，ICRC开展水与居住环境项目，升级改造卢西（Loussi）泵站，大大改善了当地供水状况。[37]9月，面对高度的营养不良率、持续的流离失所以及压力巨大的医疗机构，ICRC将在南苏丹的年度预算增加至1.3亿瑞郎。南苏丹由此成为ICRC全球行动规模第二大的地方，仅次于叙利亚。[38]在缅甸若开邦，ICRC实施了14个医院重建项目，并为来自各乡镇的医生组织创伤急救培训。此外，还捐赠了太阳能冰箱，用于支持在若开邦开展的全国免疫项目，并继续向当地卫生部门捐赠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实兑和其他乡镇的医院及流动卫生站使用。[39]

上述表明，在博爱精神引领下，国际红十字运动积极组织各类突发性灾难的应急救援。同时，进一步加大物资投入，保障和维系灾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协调合作，展开人道对话

随着各地区人道需求不断增加，国际红十字组织与政府部门及其它社会团体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在坚持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上，就当前的人道需求积极展开多边对话。

其一，与相关国家管理部门展开对话，以保障平民的基本权利。2014年，ICRC先后与秘鲁国家监狱管理局、科摩罗国家司法部等国召开圆桌会议，探讨监狱过度拥挤问题及相应的应急措施。其二，与冲突双方以外的第三方社会机构或团体进行对话，以整合力量共同应对人道需求。3月，ICRC主席彼得•毛雷尔访问梵蒂冈期间会见了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双方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主要行动的某些地区（例如叙利亚、伊拉克和哥伦比亚）的人道局势，以及拘留和移民等相关问题进行交流。[40]其三，与冲突双方进行交流，以保障冲突地区人道行动顺利推进。7月，作为中立调解者，ICRC与冲突各方保持双边对话，以便以色列国防军与哈马斯就立即疏散加沙城的伤病员达成协议。[41]

为应对日益多样和无法预测的局势，毛雷尔指出，加强与国家红会及各国政府等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联系至关重要。[42]因而，除了以现实人道需求为基础的对话外，国际人道组织之间、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联系也越发紧密，各国的红十字建设正朝着国际化道路稳步前进。2月17至20日，由中国红十字会和加拿大红十字会共同举办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能力建设培训班”在京举行。此次培训讲授了红十字运动紧急人道救援原则、操作流程（SOP），介绍了国际联合会的救援体系，分享了加拿大红会ERU（国际联合会紧急救援队）管理经验。此次活动为中国红十字会下一步顺利参与国际人道救援行动提供了知识和能力储备。[43]10月，第九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大会开幕。会上，国务委员王勇强调，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需要各方面同心协力，携手应对人道危机与挑战。[44]

由上可知，作为人道团体，国际人道组织与各国红十字会不仅同各方进行对话，减轻无辜受难者的苦难，而且还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共同谋求人道事业的发展。

铭记历史，推广人道法则

当今社会，文化建设逐渐成为衡量红十字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为此，加强红十字基础知识的普及、加强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及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等方面的红十字文化建设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必要内容。

首先，开通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中文网站。2013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官网上线，有法语、德语和英语三种语言版本。2014年7月30日，该博物馆的中文网站正式开通（www.redcrossmuseum.ch/chi）。网站包含参观博物馆所需的所有信息，重点展现新的常设展览“人道历程”，还介绍了博物馆及其藏品的情况。[45]

其次，加强对红十字运动历史的研究。5月，在世界红十字日来临之际，ICRC和瑞士巴塞尔大学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两个机构在历史和人道事务领域的科研合作。至2015年1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向公众开放1966-1975年的档案。这不仅便利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查阅ICRC所开展活动及工作（或仍在开展工作）的地区档案资料，而且有助于新文献的出版，并利用过去的研究成果更好地理解当今的现实。[46]

再次，组织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为提高青年学生对人道法的兴趣，各地的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3月，第十二届亚太区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在香港大学和香港高等法院举办，参赛评委包括香港和亚太地区的知名法官、律师、法律学者以及ICRC的国际人道法专家。比赛案例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内战，在冲突中死伤的平民，攻击有红十字标志医疗设施的行为、无人机和集束弹药的使用等问题。[47]

复次，开展人道法培训与研讨活动。4月，在尼泊尔举行的第五届南亚地区国际人道法年度会议主要探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性暴力问题，让与会者了解各国为推广和实施国际人道法所采取的措施，并探讨该地区最近的发展及挑战。[48]10月，为打造东南亚国际人道法专业人才，国际人道法地区培训课程在菲律宾马尼拉启动。此次培训对象是国际法及相关政策的教师、相关领域工作人员或需要应对人道问题的人员，以期增强人们教授和传播人道法知识并将其用于决策的能力。[49]

作为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回应，具有110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也开展了多项学习人道法的活动。如1月，由ICRC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北京市红十字会承办的探索人道法（EHL）项目培训班开班，标志着探索人道法（EHL）项目正式在北京启动。此次培训就“人道视角”、“对武装冲突的限制”、“人道法在行动”、“确保正义”和“应对武装冲突的后果”五个单元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进行讲授，旨在培训项目研发团队和项目学校教师，使其全面了解“探索人道法”项目内容和使用方法。[50]

国际红十字运动围绕红十字知识的传播和人道法的宣传开展活动，加深了人们对红十字运动的理解，提升了对人道法的认识，对推动国际人道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鼓励青年，传承人道文化

青年人道主义者是红十字运动的未来和希望。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后备军，青年人道主义者的人道活动受到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极大支持。

2014年8月，IFRC参加了在中国南京举行的青奥会文化与教育项目环节，借此向青少年运动员传播人道主义观念、道路安全和急救等方面的知识。[51]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出冯鑫等4名红十字青年志愿者，作为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文化交流代表入驻奥运村，在整个青奥会期间，以红十字特色的文化活动为青奥会增光添彩。此次红十字文化教育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展台（booth），有五个类别的系列活动，从8月14日一直持续到8月28日；二是工作坊（workshop），从8月17日至25日隔天开展一个主题活动，主要内容为“青春善言行”（Youth as Agents of Behavioral Change）[52]。所有的活动设计集互动性、创意性、教育性于一体，充分体现青年主体、青年参与、青年受益的特点。活动倡导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团结信任相互尊重的品质以及青年参与的责任担当，努力提升青少年对奥林匹克价值观、紧急救助、非暴力沟通、多元文化、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问题的认识，以青年自身的积极改变共同推动世界团结、人道主义事业和可持续性发展。

国际红十字组织还积极组织活动，加强青年人道主义者间的交流。10月19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第二届亚太地区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100多名来自亚太和中东地区的红十字与红新月青年代表以“青年人道主义者在行动”为主题，就青年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交流探讨。此次峰会旨在重组和加强青年网络，并提交一个更具体的行动计划，指导青年代表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依照《青年参与战略》开展相关活动。峰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青年网络，将其打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智库、传播工具、资源中心和分享观点的平台。在随后的闭幕式上，会议起草委员会报告了第二届亚太地区青年峰会成果——《北京青年承诺》。报告指出，为了做得更多、更好、更广，青年代表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将从多个方面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尊重红十字标识，确保志愿者和他们行动的安全，并为各自国家的人道外交做出努力；支持社交媒体和交流技术的使用，以提高服务水平，增进相互交流；在国家红会制定或修订青年政策和青年参与战略时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家红会的所有程序和服务中设计青年领导计划；参与到青年领导力和青年领导战略的全球工具包发展，以培育青年参与决策网络；参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全球进程；和国家红会代表一起准备和参与地区和国际会议；和国家红会一起继续组织青年会议；为跟进并执行第九届亚太地区大会所签署的文件做出贡献[53]。这次会议为不同国家青年志愿者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旗帜下，拯救生命、改变观念，应对人道主义挑战、改善易受损群体生活境况创造了平台。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未来发展有赖于青年人道主义者的行动。加强对青少年红十字工作的支持和引导成为2014年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点工作之一。为此，国际红十字运动围绕青少年群体展开各项活动，弘扬红十字精神，传承红十字文化。

分享荣耀，直面未来挑战

红十字组织不分地域、民族和种族，广泛开展各种人道活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其博爱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其行动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4月，ICRC荣获2014年“更美好的孟加拉国基金会”奖，该奖项表彰其在1971年孟加拉国冲突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出色的表现。[54]5月，罗斯福基金会将2014年国际四大自由奖颁给ICRC主席彼得•毛雷尔及IFRC副主席弗朗切斯科•罗卡，以此表彰ICRC和IFRC成员、志愿者和支持者为“保护战争和自然灾难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所表现出的“巨大且始终如一的奉献精神”。荣耀的取得既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也对未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7月，ICRC新的指导委员会正式上任后，新的领导层规划了未来四年的工作议程，表示需要寻找创新的方法来援助更多受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不利影响的人，推动对国际红十字行动的支持并促进人们更好地遵守保护被困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之人的法律。[55]

但是，从2014年的实践不难发现，未来的人道事业仍将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人道工作者及其活动的安全问题仍无较大好转，违反人道法致使人员伤亡的消息屡见不鲜。2月，明显标有保护性的白底红新月标志的叙利亚红新月会卡车满载人道援助物资进入霍姆斯老城时，却在该地区遭到步枪和迫击炮攻击。[56]再如，武器的转让和使用仍令人堪忧，全球每天都有数百万人经受着武装冲突的恐怖和苦难。虽然2015年《武器贸易条约》的生效将对武器供应施加严格控制，但武器转让仍存在人道忧患。[57]《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具有国际法约束力15年以来，杀伤人员地雷仍在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迫使各国在6月的《禁雷公约》第三次审议大会上探讨实现无雷世界所面临的挑战。[58]正如IFRC副主席弗朗切斯科•罗卡表示：“当今世界仍然充满了脆弱、贫穷和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我们所服务的社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不断增长的移民潮、攀升的失业率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我们必须做好改变的准备，调整我们的行动，以继续在快速变化的人道局势中发挥作用”。[59]

跨国威胁的增多，政治、军事和人道目标的日益模糊，以及人道工作者难以接触受害群体等因素，给人道行动带来了很多风险和挑战，合力应对挑战成为当下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话题。1月，比利时布鲁塞尔研讨会以“在武装暴力局势中为医疗服务提供法律保护”为主题，汇集20多个国家的代表，确保每个国家的国内立法都能为医疗服务提供保护。[60]3月，非洲联盟委员会和ICRC共同举办研讨会，探讨在为地雷、集束弹药或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致伤者提供援助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寻找解决办法。[61]5月，第一届科威特人道工作者国际论坛“公开讨论人道工作当前和未来的状况，以及妇女和青年在这一领域的作用等问题”，“满足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受害者日益增长的需求”。[62]

为应对未来人道工作的全球性挑战，亚太地区红十字组织努力创造交流的平台，谋求共同解决问题。10月22日，第九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大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国际红十字组织和54个国家红十字会代表出席会议。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力、影响力、行动力：开启亚太新时代”，针对区域灾害的新特点、新趋势，围绕创新灾害管理理念、提升灾害管理专业化水平、加强区域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破解灾害管理难题。与会者共同分享和交流经验，并最终形成《北京创新呼吁》，用于指导未来几年亚太地区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北京创新呼吁》指出，“当今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我们应接不暇。它又如此连接你我，使我们不仅共担风雨，又必须分担各种日益复杂的挑战。如何跟上发展、适应现实，将是我们未来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发展的要义。”为此，未来四年，将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通过积极筹措和匹配资金，以创造性的方式在社区中开展创新试点工作，分享和展现我们的创新成果。二，通过扩大志愿者队伍，以及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保障、让他们的工作更加安心并且利用好他们各自的优势，推动规模化、本地化的志愿者社区服务。三，通过可参与、成体系和能创新的灾害管理、气候响应、公共卫生、避难场所和民生项目的发展，更好的提高社区恢复力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城市化、各种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灾害的风险。四，通过利用国际联合会资源和体系，发挥亚太各国红会在备灾和卫生应急经验，与各方齐心协力，更好地应对大规模流行病和紧急医疗危机。五，通过实施《青少年政策》和《青少年参与战略》来加强青年的参与，特别要使更多的青年参与到议事和决策当中来，并支持各国红会的青年人道项目。六，通过发展多样化、有意义的伙伴关系，和自给自足的本土化动员，来提供更贴近群众的长期人道服务。七，通过创新性地运用各种交流和媒体手段，来扩大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管理的水平并实现资源共享。八，通过提高自身能力，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助手作用。进一步明确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军民关系。九，通过采取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模式，来加强联合会的协调能力，以期更好地实现各种合作。十，通过定期高层工作评估，并有力执行运动的政策、标准和手段，使我们成为在各个层面上都诚信负责、公开透明的组织。同时，以2014年为基准，《北京创新呼吁》还提出了10个指标用来评估未来4年的工作，即：一，在社区工作中，开始了或已经采用了创新性方法的国家红会数量。二，制定并实施政策来加强志愿者管理的国家红会数量。三，更新灾害管理计划并切实为《亚太灾害管理和恢复力战略2015-2018》作出贡献的国家红会数量。四，采纳《青少年政策》和《青少年参与战略》，并在国家红会领导层和出席法定会议代表团中吸收青少年成员的国家红会数量。五，与国内外形成新伙伴关系和地区间形成新型红会关系的国家红会数量。六，向联合会数据报告系统提供七项数据，并且志愿者数量切实增长的国家红会数量。七，参与《组织能力评估和认证体系》（OCAC）的国家红会数量。八，制定军民关系战略及相关操作规程的国家红会数量。九，接受年度外部审计并提交年度财务报告的国家红会数量。十，进行年度理事会工作评估的国家红会数量。[63]

这次大会，是亚太、中东地区及全球其他国家红会分享先进理念、相互借鉴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各国红会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灾害应对水平，进一步提升红十字运动的影响力，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2014年，尽管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人道救援方面不遗余力，但违反人道法、人道工作者安全受到威胁、武器的规制与使用不当等问题仍然存在。国际红十字运动面临的挑战越发复杂严峻，未来的人道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郭美美事件”再反思

郭进萍

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有一个绕不开的伤痛就是“郭美美”，由一个女孩的炫富所挑起的这场信任危机迅速弥漫了全社会，红十字会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时隔三年，这场闹剧伴随郭美美世界杯期间涉嫌赌博被行政拘留而尘埃落定，但它对红十字会所造成的伤痛却未曾平息。在纷扰的舆论落幕后，再次审视“郭美美事件”，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面镜子，反观社会的文化生态。

一、媒体职业操守和伦理道德的缺失

众所周知，郭美美的“火”源于她的炫富以及她所挑起的各种话题。从炫富到不雅视频再到涉嫌赌博犯罪，明明是一系列拜金、丑恶的行为，却在网络上吸引了一波波看客的围观。而且这种越骂越红的网络“红人”，如凤姐、干露露等，近年来却呈现批量产出之势，这无不折射出一种病态的社会文化生态，即羞耻感丧失、价值观混乱和潜规则横行。而将郭美美这样一个价值观扭曲的平民女子炒作成所谓的“看点”，一些媒体和公众平台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的3年多时间，不少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不遗余力地聚焦她的言行，放大她的丑态，以作为吸引眼球的卖点。这种对郭美美丑闻与谣言的追逐，“是对民众窥私欲的迎合，是社会责任与理性思考的丧失，是对郭美美们依靠坏名声出名的推波助澜，更是对恶俗文化的助推和纵容。”[1]它反射了中国互联网的不成熟和媒体的不负责任。郭美美背后的网络推手立二拆四直言，“郭美美事件”是一起成功的网络炒作事件。“网民的心态是影响网络炒作的决定性因素，像我这样的网络推手也只能根据当前网民心态和热点现象进行炒作。郭美美为什么能那么红，就是因为慈善系统自身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因此郭美美这一事件差点就击溃了整个慈善体系。”[2]他更坦言自己从事网络炒作的目的，是经济利益使然。这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加之互联网从“审美”到“审丑”的转变合力推动了郭美美的走红。

没有围观、没有追捧，那些低俗的东西自然就失去了蔓延开来的渠道。媒体作为社会的良知，担负着引导、纠偏的责任。基于此，媒体就不能是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酱缸”，“必要的筛选、舍弃，以及对于似是而非的话题亮出自己的观点，都应当是媒体守住的‘底线’。否则，就会成为混淆善恶的负能量、颠倒是非的坏导向。”[3]在2014年夏爆发的“棉被风波”中，红十字会再一次被部分媒体肆意歪曲，口诛笔伐。背后反映的仍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即避重就轻，围观看热闹的心态。不关注红十字的人道主义，不关注红十字会提供的大量紧迫而必要的急需物资却热衷关注和放大负面新闻，缺乏理性的判断和公共责任意识。长此以往，红十字会要走出舆论困境必定会任重道远。

二、“红十字”的光环与阴影

郭美美的走红除了媒体的推波助澜，更与她扯上“红十字”这三个字眼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红十字”标志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性标志，也是红十字会的专用标志。它的存在和正确使用，对于执行人道主义保护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十字标志是为了对红十字发祥地瑞士表示敬意，调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其中不含有任何政治或宗教因素。红十字标志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标明性，表明与红十字运动有关的人或物。二是保护性，表明一个受国际人道法保护，不应受到攻击的人或物。红十字作为救护团体应有的识别标志，本身具有神圣性。但由于法律的滞后，红十字标志本身所具有的光环使它很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谋取身份地位上的庇护和虚荣感。郭美美利用的就是这一点，尽管事后证明，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毫无关联，但红十字会因郭美美躺枪以致迅速卷入舆论风暴确实也与红十字会自身的弊病有关。比如个别人的官僚化、人浮于事；捐款信息及流向不够公开透明；一些慈善公益机构与商业组织牵缠不清等等。这些弊病集中通过郭美美这个宣泄口一并排泄了出来，刺痛了民众的善心，从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三、转型期红十字事业该向何处去？

一起普通的炫富事件却引发了整个慈善界的地震，这种现象颇值得反思。它不仅折射了青年人价值观的错位、媒体职业操守和伦理道德的缺失，更折射出了慈善组织本身制度建设的缺位及公众对不透明、不规范的慈善行为的不信任。危机也意味着转机，如何大刀阔斧地改革以提高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方面，加强法制化建设能力是红十字事业改革的题中之义。

作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积淀的人道组织，红十字会的荣枯直接系于公信力。因此一定要加强红十字品牌保护和公信力建设，对于滥用、冒用、盗用红十字名义的不法行为必须严惩。 “郭美美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遭受巨大的名誉损害，缘何红会对郭美美的侵权行为却束手无策、不去追究其法律责任？个中缘由之一在于法律的滞后。

其一，加强法治化建设能力，科学立法是关键。

“红十字会法”自1993年实施以来，已经20余年了。面对前所未有的剧变和挑战， “红十字会法”亟待修订、补充和完善。笔者此前曾撰文对“红会法”的修订提出若干建议。这里重点要阐明的是第四章“标志”中，应赋予红十字会应有的权利主张。在“郭美美事件”中，红十字会不仅名誉遭受重创，而且捐款大幅缩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虽对此类滥用红十字标志的行为有相关处罚办法，但肇事者仍逍遥法外，“红十字会法”也无可奈何，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堪称悲剧。红十字会如何主张权利，对盗用、滥用红十字会名义、标志而使红十字会遭受伤害者绳之以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在“红十字会法”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作为社团组织，红十字会没有执法权，因而在修订“红十字会法”时实现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无缝对接，显得至关重要。^[4]否则仿效“郭美美”以博取社会大众眼球的类似现象还会层出不穷。

此外，我们要通过立法推动红十字会的公开透明，建立健全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纠错问责机制，通过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全面推进会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其二，加强法治化建设能力，全民守法是核心。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大力普及有关红十字的法治教育，使全民知法、守法，不滥用红十字的标志，以保持红十字的纯洁性和神圣性。郭美美只不过是互联网上的一个闹剧制造者罢了，但她却掀起了一波波的话题和围观，不得不说，那些追捧和盲目起哄的人在这出闹剧中也或多或少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诚如《人民日报》所评论的：当“欠下2.6亿元赌债被以讹传讹时，当‘红十字会’事件不断发酵时，又有多少人冷静质疑过传言的真实性？不得不承认，每一次戏谑的转发、每一个不加思量的点赞，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会中，作为旁观者的广大网民更需要保持一份冷静和理智，知法、守法，否则也在无形中参与制造着假丑恶的一系列闹剧。

“郭美美事件”的迅速发酵和扩散也折射出网络社会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漏洞。立二拆四坦言，他所从事的网络推手行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灰色行业”，“往后缩一点，可能达不到炒作的效果，往前走一点，可能就触犯法律了。”加之“网络的虚拟性、高效性让有些人认为政府部门找不到他们，所以行为更加放肆。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可能因为技术上存在限制等原因，所以执法观念比较懈怠。”[6]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完善互联网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样才能防微杜渐，有效压缩“假丑恶”的生存和传播空间。

另一方面，打造透明慈善是红十字事业改革的终极目标。

红十字会因郭美美炫富事件被卷入舆论漩涡，两次三番声明与郭美美毫无瓜葛，但仍难以止住传言,甚至激起更猛烈的质疑。事实上一直以来，在各类纷纷扰扰的爆料背后，红会的声音始终显得苍白和无力。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公共机构在面对负面新闻和信任危机时，似乎有太多难言之隐。“主事者受到各种利害关系羁绊，未能充分依法公开维护自身所代表机构的权益，其欲语还休往往错过了正本清源的最佳时机。”^[7]红十字会作为公益机构，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如果仅有‘声明’而无法‘证明’，仅有辟谣而没有自省、改进，就可能引起更大的失信。”^[8]“郭美美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名誉侵权案，尽管“红会法”对此类侵权行为束手无策，但《民法通则》却有明确规定。社监委委员刘姝威在微博中直言，“既然已认定郭美美违反了法律，为什么红会至今不起诉她？”这的确令人疑窦丛生。据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委员王永透露，关于有人提出的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仅获得了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委员支持，只有两票赞成。最终，社监委认为，关于对“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还有待进一步征集实证。^[9]红十字会迟迟未起诉郭美美，以致坐等起诉时效过期。红会对郭美美的宽容进一步加重了公众的质疑。事实上，在“郭美美事件”中，中国红十字会面对公众质疑，唯一的良策就是积极回应，主动晒出账本，公示捐款去向，“提高透明度——好事要出门，坏事要讲清”。一方面，向网民清楚解释筹集善款的具体运作模式，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另一方面，对慈善运作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主动认错、曝光，化解敌意，重树形象，并进一步提出公开透明的有效监督举措。^[10]若做不到公开透明，反而左支右绌，必然适得其反。总之，透明慈善是化解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最有力法宝。

随着郭美美被捕拘禁，民众对郭美美的“审丑追捧”终会淡却，但对于红会的信任危机却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事实证明，在谣言和炒作面前，不透明的结果很可能被污名化。只有阳光才能驱除阴暗。“郭美美事件”为红十字事业的改革提供了契机，是时候站出来破旧立新换新颜了，也是时候规范程序完善监督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绿色慈善”了。

（作者单位：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

中国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刍议

舒苹

在我国，频发的自然灾害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此，加强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为积极响应国家应急体系建设，加强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考察。

一、中国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现状

    做好备灾救灾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中国红十字会的重要职责，加强备灾救灾中心等“硬件”建设，是做好备灾救灾工作的基础保障。中国红十字会在救灾工作中，十分注重“第一时间救助”理念，要求红十字救灾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到达灾区考察灾情，物资必须在第一时间送到灾民手中。为此，中国红十字会不断健全和完善备灾储备机制。

2010年10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在北京顺义区正式揭牌落成，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个国家级备灾救灾中心，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备灾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初步形成。新落成的备灾救灾中心占地88亩，建筑面积16491平方米，由4个物资库和1个管理中心构成，并配有直升机停机坪和清洗消毒车间。其中，技术最先进的全自动立体库智能作业，可实现收发作业机械化、库房物流自动化、存储单元立体化、信息传输网络化。根据规划，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备灾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备灾救灾物资的采购、收储、分发。

多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根据救灾工作需要，结合我国地域和灾害特点，分别在沈阳、杭州、广州、成都、孝感、西安共建设了 6 个区域性备灾救灾中心，安徽、湖南、江苏、云南等 15 个自然灾害频发省份的省级红十字会也都建立了备灾救灾中心，另有 30 多个地（市）县级红十字会建立了备灾仓库，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基本形成[1]。现有的备灾救灾中心，多数具备仓储、转运和培训等功能，增强了红十字会的灾害应急能力，提高了红十字会的应急反应速度。

二、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建设，形成遍地开花、欣欣向荣的美好局面。但在建设过程中由于目标不够明确、经验不足、信息沟通不畅和缺乏监管等原因难免会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一）备灾救灾中心盲目建设现象比较严重，造成资源浪费。在提高红十字会应急救灾能力方面，备灾救灾中心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一味地通过扩大备灾救灾中心建设的规模来增强其救灾能力，更主要的在于资源整合能力的培养。不能盲目进行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而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建设数量与规模。在建设前，若没有对备灾救灾中心进行全面地认识，就无法形成一个详备的建设计划。如某些地区在建设备灾救灾中心之前，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工程项目小组，没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全面论证，包括选择项目建设的地址，编制项目建设资金预算，制定完备的项目建设计划等。在备灾救灾中心建设过程中，也没注意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没能密切监督工程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做出补救从而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返工损失。在备灾救灾中心建成后，也忽视了根据设计方案、施工合同、技术标准等对工程项目进行严格的验收，因而在投入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而后再进行返工，造成人、财、物的浪费，也影响了红十字会备灾救灾物资储备网络的建设。

（二）备灾救灾中心的能力建设存在不足。这里的能力主要包括与其他备灾救灾中心的对接、协调能力，备灾救灾物资的筹措、储备、转运能力，招募、培训志愿者的能力，备灾救灾信息网络建设能力等。各地备灾救灾中心在兼顾以上能力建设过程中，会因资金、人才、信息等条件的限制，偏废某些能力的建设，造成备灾救灾中心的功能不齐全，影响其救灾能力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备灾救灾中心的信息网络建设，是一项复杂程度高、技术要求严、成本投入大、建设周期长的系统工程，因此某些地区在进行此项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致使备灾救灾中心对仓储救灾物资的品种、数量无法做到心中有数，无法根据救灾的实际需要，准备和接收应需各类救灾物资，及时调进、调出所需物资，往往容易因信息沟通不畅、滞后或是不明造成救灾物资的损耗和不匹配损失，使备灾救灾中心的救灾物资仓储、运送、投放工作无法在实际救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增加了救灾物资在物流过程中不必要的损失和无效用功，降低了救灾物资救助效率。

（三）备灾救灾中心的应急联动效果不够理想。联动，顾名思义即联合行动，指多个相互依赖的个体或组织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而一起工作的过程。造成应急联动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因为面对突发重大灾情时，未能及时统一部署、统一组织、统一调度，形成全国联动效应；也可能因为全国备灾救灾中心建设数量较多，造成各备灾救灾中心信息传递速度慢且容易失真，信息沟通反馈延迟，影响了应急联动效果的实现。

（四）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缺乏有效监管。近期有媒体披露，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将国家斥资1.17亿元打造的备灾救灾中心的部分仓库挪作他用，通过“阴阳合同”、“以捐代租”的方式，以每年9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了“中讯誉华”公司。而后者转手再次出租，“空手套白狼”般获利数百万。对此红会给出的回应却是：“国家没有给予足够政策的支持，如果不这么做，备灾救灾中心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2]这种含混的回答其实经不起追问。实际上，发生这样的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11年湖北武汉红十字会也曾被曝以每年10万元的价格将其“备灾救灾仓库”违规出租给一家公司。然而，3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武汉市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仓库仍由其他公司对外招租，一点“备灾救灾仓库”的影子都没有[3]。此类现象的出现，正是缺乏有效监管所致。

三、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合理规划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掌握适度原则，确保建设质量。首先，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众多的人、财、物资源，因而要统揽全局，掌握适度原则，严格控制其建设规模，把握好其建设质量。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即要合理布局备灾救灾中心，根据实际需要以及各地的地域特点与受灾情况，适当进行取舍，关键着眼于其能力建设。其次，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应基于缩短抵达时间和缩小急救半径的原则，根据各地区灾害事件的频发率和类型、人口密度、年龄构成、交通、医院的专长和分布，在制定防灾计划时优化组合而定。再次，备灾救灾中心在建设前必须进行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制定详细的建设计划，在建设中按照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要求，对其建设质量进行严格监督控制，竣工完成后，要按照合同要求、设计方案、技术标准等对备灾救灾中心实施审查验收。最后，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应符合国家应急体系要求，应与政府的应急物资储备中心相结合，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与政府物资储备中心形成优势互补，为党和政府开展应急救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要突出重点，大力加强备灾救灾中心的能力建设。首先，备灾救灾中心的能力建设是重点，提升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水平。我们可以充分将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无线通信(WAP)与互联网技术(WEB)集成一体,利用GPS、GIS、RFID技术搭建信息平台,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实时跟踪,实现缩短作业流程、增大配送中心的吞吐量、信息的传递更加可靠等目标,帮助备灾救灾中心在民用GSM网络和Internet不可用的情况下,快速调拨救灾物资,制定最佳路线和组织紧急救援。其次，红十字会应当抓住时机，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即把应急救灾能力建设作为基础和主线，以灾后恢复重建为突破点，着力完善备灾机制体制建设，从而推进备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的全面发展。应急救灾工作是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和主要职责，在现阶段应当摆在更突出的位置，需要集中资源、凝心聚力，把应急救灾能力建设作为红十字备灾救灾体系建设的中心，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推动红十字会多领域介入、多头并举的社会服务工作局面的发展，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道职责和独特作用。

（三）完善全国备灾救灾中心的应急联动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协同效应。首先，中国红十字总会备灾救灾中心要按照统一领导、资源整合、指挥科学、管理规范等原则，全面整合现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建立协调统一的应急指挥调度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层面、区域和基层的三级联动机制建设，完善预警和应急救援联动机制，落实联席会议、年度工作会议以及应急信息联络员、应急救援工作督查等制度，不断提高应急联动水平。其次，以红十字总会的备灾救灾中心为基点，根据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整体思路，结合具体需要与各地实际情况，合理布局各地区的备灾救灾中心，严格管控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数量与建设规模，加强各备灾救灾中心的信息网络建设，使各备灾救灾中心之间信息沟通顺畅、及时、高效。最后，中国红十字会应改变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努力使自己向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变，因为扁平化组织结构中间管理层级少，缩短指挥链条，便于信息纵向流动；充分利用现代网络通讯手段，加快了信息沟通速度，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资源和权力下放给基层，使各级备灾救灾中心能够根据周围突发灾情，迅速做出响应，有效提升了其应急救灾的服务质量；实行目标管理，更容易使各备灾救灾中心为实现共同救灾目标，相互合作，齐头并进，形成协同效应。

（四）加强对备灾救灾中心的监管，增强其透明度。一方面，红十字会系统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完善内部监管机制，及时公布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或运行情况，提高其公开透明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监督，这里所谓的外部监督不是指类似于红十字会自己出面组织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那样的专家咨询机构，而是应该由民政部门发起的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对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督。在外部监督中，还可以通过网络监管和外部审计两种方式加强对备灾救灾中心的监督，促进其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和公开透明化。

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是开展应急救灾工作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应急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因此，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应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红十字会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借鉴和汲取国外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我国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水平和管理质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历史研究】

浅析陈鹏年的社会救济政策

——以“治理苏州”为中心

岳梦影

陈鹏年（1663–1723），字北溟，号沧州，湖南湘潭人。他于康熙三十年（1691）考中进士，历任浙江西安县知县、江南山阳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江宁府知府、苏州知府、河道总督，政绩显著。为官期间，陈鹏年始终坚持“立足民情、以民为本”的思想。康熙四十七年（1708），陈鹏年任苏州知府之后，针对当时苏州地区水旱灾害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慈善救济方式，如粮食救济、疫病救助、捐建义学等，为当地慈善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粮食救济

据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十七年（1708），苏州地区水旱灾害严重，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现象层出不穷。针对当时严重的民生问题，出任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救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设厂煮赈。设厂煮赈可谓是最为直观和有效的救济方式，它能够满足百姓对粮食的一时之需，缓解短期内的灾情。但是，灾情的发展使得清朝政府难以支撑越来越多的灾民数量以及逐渐增加的粮食需求，如“自十二月初一日始，至二月终止，共煮赈三个月，计每县米数不足三千石，每县每日饥民各厂三、四万人，为期三月之久，实难周边。”[①]为此，陈鹏年“设法劝捐，赖各绅衿义民，踊跃争先煮赈” ^[②]，即采取劝捐的方式，利用绅衿义民的富余之便来继续维持粥厂，满足受灾百姓每日对粮食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天气愈加炎热、人员数量不断增多，散粥厂被迫停止，改以分发每人一定数量的粮食，来弥补粥厂停供的不足。与前人不同的是，陈鹏年采取多种方法交替并用来分派粮食，并不仅仅局限于粥赈、米赈中的任一种方法，减少了水旱灾害后的再生灾害。

其次，平抑米价。就这一措施而言，陈鹏年并不是利用政府之权来强行控制米价的上涨，而是通过改变供需关系来达到平抑米价的目的。对于灾民来说，清政府和富商义民所捐赈的粮食只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不能作为长久之计。陈鹏年指出：“详请给批令，商民自贩，咨邻省免其阻勒，轻其关钞，苏州发批一百八十余张，陆续贩来米三十余万石，令其流通浙省，照价买卖，毫无阻滞。是以米商云集，目下楚米在枫桥者，止价一两三钱五、六分，较之从前似觉稍平。”[③]换言之，陈鹏年利用百姓对粮食的供需关系，进行自觉调节粮价高、粮源少的问题。这一做法通过行省之间的商贾买卖、政府的有效调节，不断提高粮食的供应量，达到粮价得到平抑、粮食来源不断充足的效果。

再次，力促积贮。水旱灾害严重破坏苏州府的粮食收种，极其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陈鹏年指出：“其真正穷民未经种莳者，量力赈助，仍押令插完，计不下二千余金。各州县势难遍及，亦令设法多方救援。今苏属麦虽歉收，稻已布插十分八九，未种者亦渐次告完。”[④]“恪勤公”[⑤]主张通过强制督促和帮扶栽种两种方法促使百姓完成粮食的种植量，重视灾后粮食的种植，认为不能错过稻粮种植的最佳时期，避免出现因今年灾荒而影响来年收成的现象。虽然粮食栽种及时，但是仍不能解决荒年米粮短缺的问题。因而除了主张及时种植，他还提出以积贮之法弥补助民插莳方法的不足，指出：“由六月以至秋成，遥遥数月乏食，穷民尚觉度日如年，万一再加亢旱，则江南数百万生灵尽填沟壑……为今之计，惟急急讲救积贮之法，止有开事例可行。”[⑥]

“民以食为天”，陈鹏年对于粮食救济，采取了多渠道、多方法交替使用的方式，改变了以前单一的粮食救助模式，注重发挥商民的积极性，利用他们对粮食的贸易需求来完成区域间粮食的调配，可谓粮食救助方式的创新之处。

二、疫病救助

江南地区严重的水旱灾害不仅仅导致了受灾地区的米粮短缺，还引发了许多次生灾害，“阴雨连绵，二麦朽坏，疫病流行。”[⑦]疫病的流行，进一步导致了受灾区“十室九空”、百姓“鸠形鹄面”的现象。为此，陈鹏年在担任苏州知府之时，多次主张设立医药局，防治疫病的传染与蔓延，如“今吴郡自饥馑之后，复遭疫气，虽无道殣相望，亦有溝壑堪忧，欲拯阽危，莫先医药，兹以郡城内外，广设医药局，多延国医俾病者，有所资而求者，无不应此。”[⑧]再如，“奉宪设立药局，府城内圆妙观及六门共七处。”[⑨]广设医药局，遍及城厢内外，从时间上、空间上保证了百姓就医的可能性与及时性。

同时，陈鹏年还主张派人深入民间，采取流动式医药救助方式。陈鹏年“恐乡村贫病之民无力插蒔，分遣幕僚、教职杂员，携带药饵钱米，沿村查察”[⑩]。对于那些身在偏远乡村、无力支付医药费和路费的灾民，陈鹏年或支派幕僚、或倚仗绅衿义民，携带药物，深入穷乡偏区，沿村查勘，试图以流动排查的方式，完成对偏远地区村民的疾病医治，弥补医药局的设立在空间上的不足。对于患疫病较重者，或协助掩埋遗骨，或设法救治，最终“死者十分二、三，又设法掩埋，今疫病亦渐痊可矣”[11]，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医药局的设立，虽然多是奉皇帝之命，但是清朝中央政府的资金毕竟有限，无法支持庞大的医药开支，这就需要各地政府开源节流。“节流”集中体现在疫病救助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而“开源”则体现在如何扩大医药资金的来源。陈鹏年在秉承皇帝旨意的基础上，极力游说、倡导富户义民、乡绅义士致力于医药捐助、资金帮扶，如“自五月初一日起，至六月终止，以两月为期，每日计费四、五十金，共需费三千金。止据各宪协捐银八百两余，据士民捐助。”[12]再如，“亦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义也，但为费甚重，独立维艰，今蒙上游倡捐于前，更望好义诸君乐助于后。”[13]可以说，士民捐助是防治灾民疫病的重要经济来源，所获资金之多则可归功于陈鹏年游说之力，而固定地点医治和流动查勘方式的相互结合，更是陈鹏年在疾病防治上的创新。

三、劝建义学

自古以来，江南人文荟萃，注重文化传承。陈鹏年尤重教育，“然吾之所期于沈子者，则更有进焉。士不唯无文之患而学，行不修品节，不立其祸，遂中于人心、风俗而靡有底止。心术之外，无文章也；人品之外，无风雅也。”[14]虽然吴郡的传统风俗足以满足百姓人性、品格的基本养成，但是却无法满足诸子义学的传授、诸生鸿途之志的展现。陈鹏年指出：“诏郡国立义学，盖虑家塾难徧，父兄多不能率其子弟，而又贫者，无以为读书之资，聚之于义学，以造就之。”[15]况且，“吴郡自子游倡学，东南文学甲于天下。然俗多柔靡，往往以可成之才而卒至无用。甚且不士不农，毛贼乡里，毋亦义学旋兴而旋废欤？”[16]由此可见，吴郡义学的兴建得益于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在陈鹏年的倡导下，吴郡义学特征明显，尤为值得称道。

其一，募置膳田，为义学的长久维持提供了物质基础。义学的正常运转只有建立在保证衣食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仁义之学的传授。正如陈鹏年指出：“彼夫舌耕笔耘之士，以及负笈担簦之徒，欲使之枵腹燥吻，从事于横经，不可得已。”[17]膳田的设置，为义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今夫孝友睦棩，同里之所愿见也；弦歌雅诵，邑人之所乐闻也。不设学则暴慢之行，兴而邪僻之音作斯。见非所见，而闻非所闻，学而无膳，犹无学也。膳而无田，犹无膳也。苟相率而合锱，累黍购田置产以归诸学，则以其岁入，供其廪饩。庶使教者、学者朝虀暮盐，有所常继矣。如是则邑之子弟，孙业收威之后，皆将磨砻迁革以化于善。”[18]义士募置膳田的义举，为后人推行善举提供了范例，具有先导作用。

其二，延师分科教授，月考其艺。在教学方法上，义学采用分科授课，布置更加细致。陈鹏年提出：“大府因选委王生董其事于督课，文艺之中为饬躬励行之学，并延社师分科教授，群蒙王生朝提夕诲，鼓其怠而谨，闲其不率，月呈课艺，余阅之。”[19]不难看出，这种分科教授不仅恪守分科的原则，而且还讲求“延社师”，有效地督促学生学习。同时，陈鹏年通过亲自考察学生的“月呈课艺”，来达到督促学习、保证学习质量的效果，避免了传统义学教授的弊端。另一方面，改变泥古的教学内容，重在变通。陈鹏年指出：“然泥古则迂远，而寡效顺俗则便，易而有功。故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义学者，亦学校之变通也。’”[20]他要求义学教学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照搬传统和古之遗风，而应注重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实现教学内容上的变通与创新。

总而言之，康熙年间，陈鹏年作为江南一方之父母官，为官清廉，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他在施政过程中，不断完善粮食救济、疫病救助、捐建义学等方面的具体实施方法，较之以前的社会救济行为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创新。这不仅代表了清朝地方贤良廉吏在施政过程中的巨大贡献，而且还促使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改革和创新，对当代慈善事业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图书评论】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辑）评介

丁泽丽

史料的整理出版，无疑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基本建设”。尽管之前出版了《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申报>上的红十字》、《<大公报 >上的红十字》、《<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等，但对深化红十字运动研究而言仍远远不足。有鉴于此，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整合人力资源，陆续推出大型资料汇编《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该书为这一系列中的第一辑，由池子华教授、崔龙建博士主编，于2014年7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共计46万字。该书的整理完成是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集体劳动的结晶，也是“红十字文化丛书”的新成果。

一、内容概要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辑）（以下简称《选编》）由《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以下简称《纪念册》）辑录而成。《纪念册》是中国红十字会于1924年为纪念该会成立20周年编辑成册，“印成十万部，发行东西各国及本国二十二行省”[①]，“全书五百余页，有华英文合璧，内容丰富，又□铜版图画一百四十帧，祥尽各省前后救灾之事，并各界名人题词，书法精妙，万国红会联约及海陆军条约之注释全载，中国红会及各医院防疫、救护、看护、学校、一切章程及慈善近录，又有名人列传论说，特文小说俱有趣味”^[②]，“分条约、纪事、章程、近录等十六门”。[③]因篇幅所限，《选编》未将“题赠”、“图画”、“题词”等5部分录入，其余基本照录原文，为便于读者阅读方便特添加序号。根据该书辑录的史料性质可分为史学资料和文学资料两类。

史学资料囊括七部分。第二部分“纲目”，以纲目体的形式，呈现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及救灾、救护、救疫的人道活动，包括中国红十字会20年大事纲目及中国红十字会固始分会12年大事纲目两部分。中国红十字会20年大事纲目的录入不可或缺，之所以选择固始分会，或因固始分会成立于中华民国成立之时，选择一分会作为个案说明民国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情况。总会与分会“并驾齐驱”，可从中窥视20年间整个红十字系统的发展概貌。第三部分“条约”，包含《万国红十字联合会规约》、《日来弗红十字约推行于海战条约》、《红十字条约解释》，说明红十字会作为国际性组织于战时救护中应遵循的国际约法。第四部分为“奏折”，辑录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上奏清廷，陈述中国须设立红十字会的原因及如何运行的条陈。第五部分“章程”，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市医院章程》、《上海吴淞两口防护染疫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学校暂行简章》、《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出发救护队临时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简章》及《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章程》，是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结晶。第六部分“分会”，涉及《中国红十字会分会通则》及全国22省分会建立情况。第七部分“纪事”，以纪事本末体的形式陈述20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经历的重大事件。第八部分“近录”，为该书的核心内容，所占篇幅近半，收录20年来总会与各分会的往来函电，如分会请求总会支援救灾，分会报告总会救护中遇到的突发情况，分会函告总会本年的施救情况及总会复分会函电等。

文学资料包括四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颂词”，由各省市红十字人将20年来中国红十字会从事的救灾、救护等人道活动以诗词的形式描述下来，语言精练，感情真挚。第九部分“列传”，收录红十字会运动史上贡献突出的人物，中外均有涉及，如南丁格尔女士、峨利生医生、唐露园先生、欧灵生先生等，以列传的形式沥陈其奉献红十字事业的突出成就。第十部分“文苑”，收录中国红十字会成员在救护、掩埋、放赈、医院等方面所著诗文，分会描述灾荒、灾民情况的诗文，中国红十字会发布的募捐启事、征信录、刊物发行情况，追悼红会领袖人物的追悼文等。第十一部分“小说”，以此呈现中国红十字会20年间的三大主要活动，即救疫、救灾、救护，通俗易懂。

二、价值突出

首先，史料价值颇高。史料是治史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史学研究深入的基本保障。该书为史料汇编，无疑史料是其最大的贡献。第一，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基本建设”添砖添瓦。如前所述，虽然资料建设颇有建树，但对深入红十字运动研究而言，仍较为薄弱。该书辑录中国红十字会于1924年发行的《纪念册》，弥足了已刊资料的不足。第二，史料珍贵。红十字运动研究早期资料较为缺乏。《纪念册》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纪念20周年编印的书册，载有大量珍贵史料，其发行已有90年，发行之时虽有10万册，然在战祸连绵，硝烟滚滚的社会环境下，幸存较少。《选编》以其为蓝本，将颂词、往来函件、奏折等珍贵的一手资料编辑整理，编印成书，呈现于世，可谓追寻其早期历史足迹的重要依据，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第三，真实性强。《选编》为史料汇编，在保留《纪念册》原貌基础上进行整理。如此，既保留了史料的完整性，又避免了断章取义之弊，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其次，内容全面，拓宽研究视角。第一，从内容的量上看，该书分“颂词”、“纲目”、“条约”、“奏折”、“章程”、“分会”、“纪事”、“近录”、“列传”、“文苑”、“小说”11个专题，几乎涵盖红十字运动的方方面面，从建会立章到国际救援的重大活动，救灾、救护、救疫等基本活动，红十字人的颂词，红十字突出贡献人物的列传等无不涉及，内容丰富。第二，从内容类别上看，《选编》载入史学资料的同时，亦将文学性材料纳入，如“列传”、“文苑”、“小说”等，可谓该书内容上的一个特色。

丰富的内容，且以专题形式呈现，为研究者提供思路。就研究内容而言，以往主要集中于救灾、救护活动两个层面，救疫活动虽有涉及，但不够深入。从《选编》展示的专题中可以启发我们，规章制度、医疗机构、突出人物等不失为可拓展的研究内容。就研究方法而言，该书中辑录大量的诗文、小说等文学材料，值得珍视，张仲民先生指出，“文学材料不‘真实’，只有档案、日记类的材料才‘真实’，才有利用价值，这样的史学观念早已成为陈之刍狗，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这样的问题正在被史家重新反省和检讨”。[④]将文学材料运用于史学研究中的“以诗证史”，即“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之古典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的掌握历史真相，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正真同情及了解”[⑤]的研究方法，早已被史学家运用于其它领域的研究中，红十字运动研究也值得尝试。《选编》有关所载诗文，都是很好的素材。

最后，体例清晰，方便查询。整体上看，该书分11个专题，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中国红十字会前20年的丰功伟绩，研究者可根据其研究对象有选择的翻阅资料，方便快捷。从各专题上看，体例虽然多样，但仍便于查询。如第二部分“纲目”，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时间跨度大，事件繁杂，无论采用纪事体抑或编年体都略显凌乱，《纪念册》采用纲目体，用“纲”书写严谨的提要，用“目”详其内容，“纲欲谨严而无脱略，目欲详备而不烦冗”[⑥]，前后脉络通贯，读者如不欲详读，只须看“纲”便可了解大概。《选编》保留其原有的纲目体，以编年贯穿通篇，每一年下以纲目注明事件，简洁明了。再如，第七部分“纪事”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形式，以重大事件为中心，每一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完整地反映整个事件的全过程。研究者若欲了解会员大会、救济日本地震详情等只需查阅这一事件即可。可见，全篇体例因专题需要而设，极大地便利了研究查询。

三、美中不足

该书作为史料汇编，其史料之珍贵，内容之丰富，体例之独特无疑值得称赞，但亦有不足之处。

第一，史实错误未能纠正。该书几乎完全按照《纪念册》辑录，只是酌意分段添加标点，虽保留史料原貌，然其错误之处一仍其旧。首先，已订误之处尚未修正，该书第二部分“纲目”，可谓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最重要、最权威的文献资料，然囿于资料或限于时间，其中错误之处不少。池子华教授针对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载录《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纲目》，将其中错误史实考证更正，特著文《<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订误》，指出其中存在17处错误[⑦]。此次辑录时，如能添加注释予以更正，更有利于研究者使用。其次，其它错误，如该书第67页，中国红十字会固始分会十二年大事纲目（附录），“第一年：壬子，中华民国九年。”此处显然错误，民国时期壬子年实为1912年即民国元年，再则，其后的第二年为中华民国二年，第三年为民国三年，亦可说明“民国九年之误”。

第二，为了保留《纪念册》全貌，《选编》照录，不可避免造成与已出版的资料重复，不少资料，如“中国红十字会大事纲目”、“红十字条约解释”、“本会开创时之奏折（一）（二）”、“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各省分会一览表”、“中国红十字会救日本震灾纪事本末”，就与1993年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重复，虽然情有可原，但不够完美。

第三，英文资料完全省去，似有不妥。《选编》辑录了《纪念册》11部分的内容，《纪念册》中的赠词、图画因录入不便省去尚可理解，然其英文部分特别是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简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且可为外国研究者提供方便，直接略去不录，有些遗憾。

尽管该书尚存在些许不当，然瑕不掩瑜，对深化红十字运动研究意义重大，也为后续史料整理出版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近代上海红十字运动的多元呈现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简评

刘思瀚

上海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也是中国红十字会诞生地。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与“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多年来，学界针对上海红十字运动的专门研究并没有实质性地开展起来，成果寥寥，这与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独特地位极不相称。2014年11月，马强、池子华主编的《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下文简称《上海》）一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弥补了这一缺憾。

一

《上海》一书，洋洋洒洒43万言，收录了自红十字会登陆上海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上海分会）、国际红十字组织、赤十字会等几乎所有在上海区域范围内活动的红十字组织、类红十字组织及其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全书凡15章，分别为：第一章红十字在上海“登陆”、第二章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与上海、第三章草创之初的中国红十字事业、第四章上海：辛亥革命期间人道救援的枢纽、第五章民国肇建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再次转型、第六章“癸丑之役”中的人道救援、第七章“二次革命”后的上海红十字运动、第八章江浙战争与上海红十字运动的高涨、第九章上海特别市设立前后的红十字组织、第十章抗战前期的救护行动、第十一章“淞沪会战”爆发前的调整与准备、第十二章“淞沪会战”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第十三章“战争中的人道”与创新、第十四章“复员时期”的上海红十字运动、第十五章红十字文化在上海的荟萃。

全书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再现了近代红十字运动的背景、起源、过程和红十字运动在上海地区发展的多元与多样性，内容全面而系统，其中以下几条线索格外突出：

其一，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红十字会创立伊始，经历了由“中外合办”至“国人自办”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借红会转向“自办”之机，加强了对红十字会的管控，不但成立红会要奏报朝廷，而且红会会长也由朝廷任命。此后，红会经历了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为大清红十字会的风波，由此造成“京会”、“沪会”的对立，这一局面直到民国初年才得以解决。民国建立后，红十字会召开首届会员大会与“统一大会”，化解了“京会”、“沪会”的矛盾，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章程，为红十字会不断成长壮大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北京政府意图加强对红会的掌控。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一经成立，即对红十字会进行“彻查”，理由是红会在北伐战争中救护不力，“积弊太深”。其实，这是因为红会在北伐战争期间忙于应付上海疫情，分身乏术，无力展开有效的前线救援。这一方面反映出红十字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诚如本书中所说，“即使红十字会没有所谓的置若罔闻，亦在劫难逃，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罢了”[8]。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完成政权替代，势必要对旧有的社会组织进行“整理”，加强对红会的管控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从《上海》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红会在上海诞生后，各个政府都没放弃将红会纳入管控的努力。每一次政权更迭，随之而来的都是新政府对红会的重新控制。这固然是乱世政权更迭频繁的伴生现象，但也体现了红会作为一个秉持中立与人道主义原则的社会救助组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红十字会秉持中立，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如何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从《上海》一书中或可得到启发。

其二，红十字会组织结构的演变。《上海》一书对红会总会与分会的关系演变作了详细的考察。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一样，中国红十字会也是因为一场战争——日俄战争而诞生，上海绅商创立红十字会的目的就是进行战争救护。而随着红十字会的不断发展，上海地区在辛亥革命期间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得到总会正式承认的分会——沪城分会，这也是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前身，“拉开了上海市本地红十字事业有序发展的序幕”[9]。不过，在上海以外的各个地区也都成立了许多打着红十字旗号的慈善组织，名目繁多，且与中国红十字会联系不强，可谓“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红十字会系统。只有“统一”中国红十字会的内部关系，理清红会的上下级结构，才能推动红十字事业的有序发展。有鉴于此，红会于1912年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明确了分会的权利、义务及其与总会的关系。规定所有分会统一命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某处分会”，并且要求地方成立红十字分会必须报备总会，批准后方能成立。《上海》一书认为，中国红十字至此确立了“一种垂直的关系，总会下设分会，分会就是基层组织”[10]，向规范化管理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而组织建设作为一条重要线索，贯穿于《上海》一书中。

其三，红十字会战争救护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红十字会因战争而生，战地救护可以说是红十字会当时的核心业务。毫无疑问，有关红十字会战地救护之举构成《上海》一书的中心内容。通过对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癸丑之役、二次革命战争、江浙战争、北伐战争、抗战前期、淞沪会战、上海沦陷等时期的战地救护进行详细叙述，重现了红十字会战争救护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本书中可以看出，红十字会战争救护水平的提高，不仅仅体现在救护规模上，更是救护人员素质、救护体系、救护方法与战前救护准备等各方面的综合提高。

其四，红十字会对社会服务事业的探索。虽说红十字会的主要任务在战争救护，但在20世纪上半叶有限的和平时期里，红十字人还是对如何做好社会服务工作进行了探索。《上海》一书中就多次提到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事业。早在1922年，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就于上海组织了马路救护队，配备多辆自行车，并统一着装，“一闻电话，立即出发施救”[11]，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随着红十字会实力的不断增强，其社会服务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时期，上海红会就开办了诊疗所，方便附近的居民就医。对于不便前往诊疗所的市民，红十字会还组织流动服务站和流动诊疗车，尽可能的扩大其服务范围。

其五，上海之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意义。《上海》一书的诞生，其实正从一个侧面映证了上海之于红十字事业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窗口，是东西文化交融汇聚之地。而红十字文化最早也是通过上海登陆中国，据《上海》所述，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申报》就对红十字“颇为关注”，连续刊登多篇文章，向国人介绍红十字会及红十字精神。随后诞生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后来的中国红十字会都将上海作为其总部所在地，此时的上海已然成为了全国红十字运动的中心。民国成立后，红十字会召开首届会员大会，将总办事处设于上海，更奠定了“上海红十字运动的优势地位”[12]。《上海》一书还对红十字会首先登陆上海的原因作了探析，认为上海拥有独特的地缘因素，在经济、文化和慈善传统上拥有其他地区所难以企及的优势。上海红十字运动的跌宕起伏，直接影响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进程，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变迁的风风雨雨。

二

《上海》作为一本区域红十字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颇具特色，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以时间为序，条理清晰。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全面再现了近代红十字运动的背景、起源、过程和红十字运动在上海地区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并以历次战争与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范围划定章节内容，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癸丑之役、二次革命战争、江浙战争、北伐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沦陷等时期的救护行动，勾画出红十字运动在上海的演进历程，让读者对此段历史有一清晰认识。这种谋篇布局，不但契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更能突显出红十字会的命运与战争紧密相连的特点。

其二，资料丰富，广征博引。作为一本叙述时间跨度达近半个世纪的专著，《上海》一书所征引的史料是十分丰富的，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本书的作者们，广泛搜求，整理出大量文献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外文资料等，多达数百万言，为著作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终成长篇巨制，没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支撑，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些资料将精选汇编为三卷本百余万字的《红十字上海——资料长编》，公开出版，必将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条件，值得期待。

其三，内容全面，重点突出。1904年至1949年，红十字会由草创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中的事件与人物可谓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上海》并没有尝试面面俱到的叙述方式，而是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在红会创立的早期，着重阐述红会建立的历史过程及其组织演变。而在战争时期，注重展现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则把重点放在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事业上。这样的编裁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各个时期红会工作的重点所在，让读者对红十字会的起源、发展、各个时期的工作内容都能有最本质的认识。本书在叙述方式上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注重个案研究，如对二次革命中的“大通”号救援行动、“淞沪会战”中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等，都有专门探析。通过这样的个案研究，能够使红会的救援行动更加丰富饱满，同时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使《上海》一书不仅有广度，更有深度。

其四，总分兼备，特色鲜明。《上海》所论述的对象是上海地区的红十字会，不仅仅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上海的历史足迹，还有上海本地红十字组织的成长之旅。不仅论述中国红十字会如何通过历次战争不断发展壮大，也对上海地区红十字组织的成立过程，以及如何在总会的关怀下发挥自身的作用做了详细叙述，如本书第六章就专辟一节，论述二次革命期间，刚刚成立不久的沪城分会的救护行动。此外，《上海》一书还对上海地区历史上除中国红十字会以外，曾出现过的特殊的红十字组织作了系统考察，第十三章所论述的上海沦陷后留沪人士（多为外籍人士）组织的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即为一例。《上海》一书还特别注意在红十字研究中，突出上海红十字组织的特点，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上海地区红十字会开展的社会服务事业和红十字文化宣传上，本书第十五章就是对上海地区红十字文化传播特点的系统总结。

三

《上海》一书的出版，填补了红十字历史研究中的诸多空白，更对思考当下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首先，《上海》一书廓清了有关上海红十字的相关史实。本书不仅为红十字研究提供了一个区域研究的范本，为此后对上海红十字运动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还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对上海红十字会的论述中，窥见20世纪上半叶上海城市的多个面相。笔者以为，通过红十字研究来把握某个地区的社会组织特征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一条可行之路。而《上海》一书至少可以为此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其次，《上海》一书提示我们重视上海在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如前文所述，上海之于红十字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红十字会传入中国的窗口，又是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之地，更是长期以来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所在地；又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战地救护的后方指挥所，有时还成为战地救护的最前线。由此可见，红十字运动史中的上海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即是红会活动的中心，又是红会活动的前线，无论对城市史，还是社会史，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上海》一书的出版，或能激发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再次，《上海》一书能带动区域红会的比较研究。《上海》已基本完成了对上海红十字运动的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已有的成果，能否进行区域间的红十字运动比较研究呢，值得尝试。在结合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的基础上，对不同区域之间红十字会的起源、发展与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其原因，可以加深对红十字运动在不同区域发展模式的认识。

最后，《上海》一书还能启发我们对红会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有新的思考。历史经验值得人们借鉴，红十字会史同样不列外。通过了解分析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我们或许对现实问题能有一个新的考虑。例如，晚清民国时期的红十字会，对于每一笔捐款，都在报刊上刊登鸣谢广告，一方面以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起到昭信社会的作用。这无疑对红会目前提升透明度问题有所启示，做法不一定照搬，但先辈红十字人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又如前文所述，上海市曾出现过一支由红十字会组织的马路救护队，对遭遇事故的人士予以及时的救护，甚至有记载表明，这支救护队曾经救助过饿晕在马路边的路人[13]。这种救助方式，无疑扩大了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力。红会秉持的助人为乐、服务大众的这种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相信有助于红会进一步提高公信力和美誉度。

《上海》无疑是一本成熟的学术专著，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由于是集体成果，各章节之间的衔接稍显拖沓，某些事件有重复的描述。此外，倘能增加一章对上海地区红十字会的特点加以总结、提炼、概括，当更显系统、全面。瑕不掩瑜，《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是一本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力作，值得研究学习。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