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2015年第3期·总第40期）

目    录

【理论园地】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

——关于学习贯彻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的思考………………………………………郭长江

【观察思考】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解读与探讨………………………………………………王  萍

【纪念世纪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

试论抗战时期的中共红会特支……………………………………………………………丁英顺

【历史研究】

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联合救济行动——以江浙战争救护为例…………钱楠

【图书评论】

贝海拾珠：《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1904—1949）》评介………………………………崔龙健

【珍稀史料】

一个红十字代表的1947年欧洲之行

——汤蠡舟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等活动纪实…………………………………………汤章城

永远难忘的日子……………………………………………………………………豆兴林（代笔）

【他山之石】

二战期间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培训…………………………………………………………陈馨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丁泽丽  郝珺  

编辑：池子华  欧贺然  刘思瀚

投稿信箱：dingzeli1990@126.com;chizihua@126.com

【理论园地】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

——关于学习贯彻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的思考

郭长江

最近，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等作出重要指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刻阐释。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中国红十字会要深刻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化责任意识，全面贯彻落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

一、坚定道路自信，明确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群团工作领域的具体展开。他强调，要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坚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服务群众的工作生命线，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坚持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中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织部分。学习贯彻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首先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对党的群团工作发展道路的重要指示，坚定道路自信、明确发展方向，即：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这既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惯例，更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重要成员。《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战略》明确指出，各国国家红会是其本国公共当局在人道领域的辅助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这是国际惯例。当今世界各国有各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各国红会的体制模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因此《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规定，国家红会依据自身的章程和本国立法从事符合运动任务和基本原则的人道主义活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5日在接见出席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时明确指出，“我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这支力量”。新形势下，要更好地发挥中国红十字会的作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实践相结合，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与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相结合，突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时代特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领导，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代主题，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广泛弘扬人道精神，动员人道力量，努力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为民造福，为国奉献，促进人类和平进步。

——要坚持党的领导。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党的领导地位，设置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领导基础，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党的领导的宪法保障体制。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红十字组织有别于其他国家红十字组织的根本特点。

——要坚持发挥红十字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红十字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同时，这项事业也惠及千千万万暂时困难的群众。红十字会联系的群众非常广泛，既包括她所服务救助的困难群体，也包括红十字会会员和广大志愿者、捐赠人。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红十字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把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主张变成广大会员、志愿者的自觉行动，把党的关怀送到有人道需求的群众中去。这是党赋予作为群团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使命。

——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人道领域开展工作，这正是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部分而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必然要求。偏离中心、远离大局，会使红十字事业走进尴尬的境地。

——要坚持服务群众的工作生命线。服务困难群众是红十字会的天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明确要求各国红会支持政府为满足各自国家人民的需要而开展的人道主义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中国红十字会必须把服务困难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价值所在。

——要坚持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国红十字会“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依法履行职责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要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中国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红十字会111年的历史，就是在改革中生存、在创新中发展的历史。没有不断的改革创新，中国红十字会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必须与时俱进，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步前进。

二、“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为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行动指南。

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群团组织要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四个全面”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力作为，积极行动。

各级红十字会要深刻认识到，做好红十字会人道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最终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幸福。同时，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戮力同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人民群众是小康社会的受益者和建设者，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重于泰山。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传播人道精神，弘扬正能量，引领新风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

要深刻认识到，做好红十字会深化改革工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影响其他领域，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配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系统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其中明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对社会建设领域特别是社会组织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必须自觉投身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和完善红十字会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强化民主决策机制，提高组织执行能力等深化改革的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

要深刻认识到，做好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做出了全面具体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组成部分，红十字会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要求。

要深刻认识到，做好红十字会党风廉政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红十字会的会风关系到党风在人道领域的体现，红十字会的党风廉政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

总之，各级红十字会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意义，将红十字会各项工作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全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并立足职责定位，立足所联系的群众，寻找工作结合点和着力点，推动红十字事业与时俱进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三、切实加强党对红十字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发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毫无例外，毫无疑问，毫不动摇。涉及中国红十字会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必须服从服务于党中央的工作大局和战略部署。

中国红十字会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各级党委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各级红十字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随着市、县两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不断推进、红十字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各级红十字会应必须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各级红十字会党组织，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红十字会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各级红十字会中的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通过将红十字会组织建设和红十字会党建工作结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构建红十字会党建新格局，加强党对红十字会的领导。

四、切实保持和增强红十字会的先进性

切实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先进性，是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的重要精神和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广泛组织团结动员广大会员和志愿者，在深化红十字会改革、改善和保障民生、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中建功立业。特别是要完善应急动员、志愿服务、筹资劝募等工作机制，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提升备灾救灾水平，健全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提高群众性自救互救水平，在抢险救灾、保障重大任务、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不可或缺的助手作用。进一步加强同香港、澳门红十字会和台湾红十字组织的交流合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要充分发挥民间外交重要渠道作用，加强红十字会多边、双边交往，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积极同各国红十字（红新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组织建立和发展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友好合作的关系，不断增进我国红十字会同世界各国红会的相互了解、友谊与合作，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促进持久和平。

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红十字精神。红十字会既是人道行为的实施者，也是人道精神的传播者。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倡导社会包容和非暴力、和平的文化，传播人道法，弘扬红十字精神。特别要将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与继承发扬孝慈仁爱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人道事业中积极发现典型、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学习典型，发挥先进楷模的示范带头作用，形成中国的、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合力，在全社会传播正能量，引领新风尚。

五、切实保持和增强红十字会的群众性

“群团组织必须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切实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各级红十字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从群众需要出发，努力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要坚持在群众所急、党政所需、符合宗旨、红会所能的领域持之以恒地开展人道工作，深化拓展红十字会人道救助项目，着眼于改善基层卫生服务条件，完善城乡红十字健康服务网络，兴办康复、养老等与红十字人道宗旨相符的社会公益事业，不断扩大人道服务受益面，加大对贫困人口集中地区人道救助力度，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人道救助工作，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承接政府委托的服务民生的职能，协助党和政府守好民生底线，把红十字会所联系的群众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坚持社会化、开放式办会方针，广泛动员人道力量。红十字事业不仅仅是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工作者的事业，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参与和支持。中国红十字会有200多万名志愿者，活跃在灾害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器官捐献、人道传播等各个领域，是中国红十字事业依靠的主要力量。各级红十字会要尊重志愿者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开展相关工作要以志愿者为中心，让志愿者当主角，改进服务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提高理事和会员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提高志愿者和基层一线红十字工作者在理事会中所占比例，让志愿者和基层一线红十字工作者切实参与决策，进一步强化民主决策机制。结合社会公益领域和社会组织发展趋势，将红十字会建设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对群众自组织进行培育、引领和示范。红十字事业既要成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奉献爱心、促进社会和谐的平台，也要成为广纳贤才、培养人才、让人才在人道领域有所作为的平台。同时，各级红十字会要坚持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并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最后，还要切实加强红十字会干部队伍建设。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支热爱人道工作、富有奉献精神、带头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干部队伍。各级红十字会要争取党委支持，不断优化红十字会领导班子结构。广泛吸纳各类专业人才加入红十字会干部队伍。各级红十字会要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提高红十字会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广大红十字会专、兼职工作者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科学内涵，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

【观察思考】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解读与探讨

王  萍

2014年2月2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自2014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本文就《办法》出台的背景、主要特色以及如何“落地”等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一、《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出台背景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构成部分，是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具有基础地位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内民国生凋敝，满目疮痍。中国政府积极行动，对城乡失业群体以及灾民、贫民进行救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上议程，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涵盖医疗、教育、就业、扶贫开发等其他专项救助制度为补充的综合性社会救助制度初具雏形。

为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与国家发展实际相适应的社会救助制度，自1994年开始，便将《社会救济法》先后列入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5年更名为《社会救助法》，由“济”变“助”，虽只有一字之差，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救助事业态度的微妙变化，体现了积极的救助取向。

2008年，民政部公布了《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并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9年11月和2010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针对法案进行审议。国务院法制办和民政部针对有关问题对草案做出进一步修改后，列入2011年全国人大立法工作计划。2013年12月2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强调“社会救助是向特定困难群众提供及时必要救助的托底性保障制度，是保基本中的基本制度，要下决心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部门职责整合，把目前分散的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救助措施统筹起来，加快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逐步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使救助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会议审议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草案)》。2014年1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就《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经过长时间的调研、论证、咨询和深入讨论，2014年2月2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自2014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统一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明确了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政府责任，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法制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跨越，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办法》主要内容及特点

   《办法》以行政法规对我国社会救助进行全面规范。全文分总则、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共13章70条。第一次正式以官方文件形式发布，明确社会救助制度的内容以及政府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责任，强化了部门职责，加强了监督管理，为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提供了实施依据，构建了一个分工明确、相互协作、政府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新格局。主要特点如下：

（一）以明确的政府行政规定，规范社会救助活动。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网底”，其工作内容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求，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体现了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职能，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现实意义，迫切需要运行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办法》的颁布，以行政法规形式，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具体规范，在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史上可谓是第一次。针对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对象、实施范围、制度功能、制度定位、操作程序等做出细致规定，填补了国家层面救助制度的空白，为下一步全面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社会救助事业长远发展提供了立法准备。

（二）各部门行动协调统一，加强信息共享。《办法》明确提出，各地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要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建立各部门救助信息共享机制。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建立以来，工作开展一般是由民政部牵头，多部门协调进行。《办法》的颁布，从实际工作内容上，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框架进行了统一设计，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确立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思路，即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涵盖特困人员供养、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援助、住房救助、临时救助等多项内容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强调针对容易陷入困境的社会弱势群体分类施救，同时对各救助项目的鉴别和审核做出明确规定，保证制度实施的公平性。

（三）保障水平多层次、有针对性。《办法》将“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作为社会救助工作的基本准则，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明确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受各种自然或者社会因素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的个人和家庭，是对社会救助实施效果、实施方式的新要求和对社会救助功能的再深化，旨在通过“救急难”有效防止遭遇急难的家庭陷人绝望无助的境地，既要做到应助尽助，又要将救助资源集中使用，用在最需要的社会群体中。

（四）强调社会性参与，政府、民间慈善组织、社会力量结合，共同推动社会救助事业工作。《办法》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做出了支持性的政策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中，国家要从税收制度、财务制度等方面给予优惠减免，积极调动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第二，建立多样化的社会救助渠道，积极鼓励个人、民间和各类社会慈善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的捐赠、帮扶、援助、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投入到社会救助工作中；第三，社会救助工作社会化，可以利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集中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向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购买，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和工作效果。

（五）责任主体明确，操作性强。《办法》首次明确了社会工作在社会救助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对救助对象提供帮助的过程中，加强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体现了发展型的救助思路，工作更加专业、科学、规范。这是社会救助方式的新发展，也是落实党中央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决策的部署要求，体现出社会救助工作由单一的物质救助，向精神慰藉、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相结合的发展型综合救助服务的转变。

三、《办法》“落地”的思考与展望

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防范社会风险、改善公民福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颁布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为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探索。但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办法》转化为行动任重道远。

（一）从《办法》到“立法”，法制化建设仍需努力。

目前，我国社会救助法律仍未出台，法制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自2005年开始，《社会救助法》开始起草，但是前后历经9年，虽多次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但均未通过。《办法》的颁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立法工作前进的一大步，但相对层次低，规定性弱，“暂行”二字体现了社会救助的改革和法制化建设任重道远。

（二）城乡差异导致社会救助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既有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也有极端落后的贫困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而且这种情况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较低，一般是县级统筹，地区利益与行业利益的分化，使社会救助事业的实际工作存在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如资金筹集途径、部门关系协调不顺，与社会救助的社会化、持续化、协调化发展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三）从《办法》到“做法”，人员、机构建设的权责分配问题。

在我国的社会救助工作实践中，民政、卫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为社会救助主体，法律上统一称为“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多头管理的最大困境在于权责分配，加上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协调缺乏、力量分散不均、专业化队伍缺乏等原因，会使社会救助工作陷入“九龙治水”的尴尬状态。

（四）在社会救助制度推进中需要坚持“统放结合”和“官民结合”。

社会救助工作是国家工程也是地方工程，它既需要用中央的原则指导以确保新规定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也需要以地方政府为直接责任主体来推进社会救助的发展，这就要求在社会救助工作的改革进程中，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职责，让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原则框架下，获得社会救济制度改革一定的自决权，并分担社会救济工作开展的供款责任。政府应当充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大力推动民间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薄弱，导致其在社会弱势群体发展的工作中，未能形成合力，发挥的作用有限。

（五）在制度目标上应当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主要特色。

就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总体而论，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府取向是正确的。但社会救济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在于努力创造并维护公平。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规定的。社会救助作为一种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应当体现公平；社会福利子系统中的无偿性福利待遇同样要体现社会公平，部分收取低廉费用的福利项目则体现着公平与效率的适度结合；社会保障强调公平与效率相结合，但仍然是以公平为建立这一制度的基本出发点；补充保障与互助性保障也应体现公平原则。因此，没有效率的公平难以持久，同样，没有公平的效率也非社救助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新的社会救济制度的设计，必须要寻求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互促进，推进社会救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建设发展型导向型社会救助制度。在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中，必须要明确国家开展救助与弱势群体自身努力摆脱困境之间的关系，弱势群体真正摆脱困境并不断上升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其自身。骗助者可恨，而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救助对象则是可怜又可恨。如何增强弱势群体的生活信心，推动其努力拼搏，力争实现自我救助、自我提升、自我发展？通过合法劳动和认真经营获取收益，满足个人和家庭生活需求，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次摆脱贫困状态，这才是从根本上帮助了弱势群体，改变其面临的社会困境，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设性目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同时也是灾害频发的国家，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和受灾人口，决定了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开展面临的困难之大和任务之重。作为整个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是政府和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办法》针对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开展已做出规定，下一步就重在落实，变《办法》为“行动”，把已经确立的工作标准，转化为各级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实际工作内容，发挥社会救助制度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支持作用，维护救助对象的生活权益，促进社会公平。

（作者王萍：阜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纪念世纪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

试论抗战时期的中共红会特支

丁英顺

抗战爆发后，抗日烽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起。中国红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中“救死扶伤，博爱恤兵”，成为战场救护的最重要力量。为了适应战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抗战时期唯一的规模最大的“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简称“救护总队”），培养、组织了大量优秀的医护人员，派遣了一百多个医疗队，奔赴各大战区进行战地医护服务，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红会这段永载史册的抗战岁月中，隐藏着一支鲜为人知的中共秘密特支。她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随救护总队几经迁徙，历经风雨，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医疗运输和救护工作，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本文就抗战时期的中共红会特支进行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匡正。

一、武汉：与八办建立联系

随着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中国红十字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为了更好的组织和协调各战区的战地救护和医疗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习惯称为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由新加坡爱国华侨、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林可胜担任红十字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是一个民间性的组织，其工作人员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总队长林可胜出身华侨，热忱爱国，不分党派，思想开明，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早在救护总队筹办之初，林可胜就密切关注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的医疗救援工作。1937年底，他应周恩来的请求，首批派出第7、23、39三支医疗队开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底秘密成立于汉口，栖身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撤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十分重视，决定由公开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林可胜建立联系。林本人也主动来到武汉八办，要求中共派人到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进行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双方不谋而合，叶剑英亲自出面，介绍中共党员毛华强（又名毛维如）、冯骥（又名方纪）、黄群三人，以非党员社会流亡青年身份入班受训。训练两月毕业后正式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五十八队。这个队属于教导队，其任务就是负责辅导训练班学员学习。毛、冯、黄三人以生活指导员的身份在学员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经常举行抗战时事演讲和时事座谈会，不定期开展读书、歌咏等救亡活动，极大调动了学员们的抗日热情[②]，也为以后成立红会支部创造了条件。

二、长沙：创建红会支部

1938年6月，日军越淮河南下，连下合肥、安庆、马当，进逼武汉，救护总队随即迁往湖南长沙。在长沙，救护总队与内政部卫生署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进行短期医疗救护卫生训练后，编成医护卫生队（每队20至30人不等），派赴全国各战区担负救护伤兵及民众的工作。

此时救护总队内已有来自不同途径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救护总队的领导，发展壮大抗日力量，1938年夏，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以下简称“红会支部”）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郭绍兴任支部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郭绍兴当时任救护总队的视导员及卫生人员训练班的教员。支部成立后，上级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是在红会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壮大力量；积极动员红会的医务人员投入各大战区救护工作；组织和动员医务人员输送医药物资到抗日根据地。

由于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氛围浓厚，支部工作在红会中顺利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广泛宣传，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很快发展了党员10余人，民先队员20余人[③]。当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史沫莱特女士从江西新四军据地来到长沙，初访救护总队，详细介绍了新四军将士缺医少药的情况，请求林可胜拨运药品，尤其是治“打摆子”（疟疾）的奎宁丸（即金鸡纳霜）和针剂。林可胜知晓后不仅拨发了药品，还派出两个救护队到新四军战区从事医疗救护工作[④]。此后，史沫莱特又两次造访救护总队，与红会支部党员进行联系，公开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三、贵阳：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长沙震动，救护总队奉命撤出，西迁至祁阳、又开拔桂林，次年春来到贵阳图云关“安家落户”。自长沙撤退时，徐特立就与中共长沙市委决定，红会支部随救护总队后撤，此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

抵达贵阳后，支部书记郭绍兴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吴奚如写的组织介绍信，通过贵阳读新书店的沈静芷，找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请求恢复党组织关系。袁超俊即向南方局汇报。收到报告后，周恩来十分重视，批准恢复红会支部的组织关系，并将其交由袁直接领导，不与贵阳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以确保红会支部的安全。他还亲自指示袁超俊，“中共红十字会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由你直接负责联系，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⑤]。

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1939年四五月间，袁超俊假病住进图云关红会医院，秘密主持了红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后报经南方局批准）改组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会总支”），郭绍兴任总支书记（1939.5—1939年底），高忻、毛华强、章宏道（又名章文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美大使），下分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部，分别由郭、高、章兼任分支书记。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红会总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继续团结、争取总队长林可胜和红会内部的专家学者，如公共卫生专家马家骥、客启容、X光专家荣独山、医学专家陈朴、卫生工程专家过祖源，郑恒兴等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救护总队先后动员组织和派遣了20余个医疗队以及大批外籍医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除了人力动员外，还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来自国内外的医药器材。1939 年夏，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亲自到图云关救护总部申请医药卫生器材，尤其是奎宁丸(即金鸡纳霜)，林可胜按单加倍给与。最曲折的一次是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了一批较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于1939年冬，自贵阳出发。林可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的名义委派驻西北视导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纳，并帮助该团经宝鸡把物品运抵西安，再由郭绍兴秘密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联系，共同与巴吉尔团长商谈。并对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官蒋鼎文、胡宗南及兵站少将卫生处长姚典进行周旋，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使这批医药物资在几经波折后，大都运抵延安。[⑥]

红会总支还成功发起成立了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站”，向分散在各战区的医疗救护队输送《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红会总支党员也迅速发展到数十人，分布在湖南、桂林、救护总队运输股、图云关总部和训练总所中。 

1939年冬，郭绍兴在南方局的指示下，被救护总队委派为第七十队队长，赴陕、晋、豫第一、二、十三个战区做军队卫生工作。经袁超俊同意，红会总支领导工作先后由毛华强（1939年底——1940年夏）、章宏道（1940年夏——1941年底）负责。章利用其担任运输股代理主任的有利条件，加强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安置和招募了一些思想作风较好的进步青年，使运输股在以后地下党组织的疏散转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1940年开始，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红会总支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救护总队的监视，派人搜查了运输股汽车大队和汽车修理厂，抄走一批进步书刊，并当场抓走汽车大队副队长张世恩（未暴露身份）和几名青年，后经林可胜保释出来。

鉴于形势日益恶化，红会总支按照南方局的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袁超俊的指示，立即停止公开活动，有效地疏散党员，使红会总支免遭破坏。

四、重庆：完成历史使命

红会总支在救护总队活动频繁，林可胜“左倾颇甚，且有利用交通工具，阴助延安情事”[⑦]的密报也自然呈递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的关注。1940年9月7日，林可胜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一个多小时，由宋美龄当翻译（林汉语不好，一直使用英文）。蒋责问林可胜为何派医疗队及送药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新四军，林回答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蒋厉声道，这是在中国[⑧]。回到贵阳后，林“又被军统局的人弄走，后来是通过陈诚把他保出来”[⑨]。此后，林可胜因为“左倾”嫌疑一直受到国民党掣肘，最终于1942年辞去总队长职务，盛极一时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也由此逐渐衰落下去。

在此背景下， 时任第七十队队长兼视导员的郭绍兴于1942年初向总队辞去一切职务，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陪都重庆。他利用自己工作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先后进入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和行政院卫生署工作。与此同时，原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也于1941年1月离开贵阳调回南方局任周恩来秘书。接上组织关系后，根据中共中央重新登记党员的指示，袁超俊、郭绍兴二人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于1942年冬至1943年初对原红会12名党员（党的关系早已转出或个别与党失去联系或自动脱党的除）进行考察后重新登记，并将名单上报南方局组织部。红会特支为党在抗战时期团结争取卫生医护人员，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大后方地下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后期的疏散转移工作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至此，红会党组织完成了它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⑩]。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

【历史研究】

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联合救济行动

——以江浙战争救护为例

钱楠

1924年，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在江浙地区展开混战，史称“江浙战争”。战争给江浙地区造成严重破坏，“战区附近，胥属繁盛村市，烽烟所至，死亡枕藉，庐舍为墟”[①]，种种流离悲惨的情形，让人目不忍睹。面对江浙战争，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红十字会成为救援中坚力量。其他慈善公益团体也纷纷加入，与红会联手展开救援，形成合作互助的救助模式，在拯救受伤士兵、安顿流离难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携手战地救护

为应对战争带来的重大伤亡和救助难民，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人道救护事宜。与此同时，红十字会的救护事业得到了慈善公益团体的配合，协助展开各项救助活动。

其一，派遣救援队赶赴战地。战事发生后，各慈善团体及时与红十字会联系，组织救援队前往战区救护伤兵。上海仓圣会拟组队出发前往黄渡、方泰地区救护战地伤兵，并致函护军使何丰林请愿救护。何丰林复称：“贵会热心慈善，殊堪嘉尚……该处已在火线之内，照章只能由红十字会救护，以免分歧”，如果热心慈善，有意向办理收容所，“即请与红十字会接洽” [②]。之后仓圣会立即与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接洽一切，共同参与黄渡方泰的战地救护。黄渡旅沪同乡会也曾派员10名持红十字会旗帜赴黄渡实行救护；同时恳请红会给予凭证，前往家乡地面，“检取寒衣余粮，以免冻馁”。安亭处双方交战枪弹集中之地，“被祸尤烈”，同乡会集体商议组织红十字会救护队，“即日雇舟前往救援”[③]。松江灵学会函请中国红十字总会派员前往战地救护，并会同红会“租船十艘出发松江石湖荡等处”，实施救护[④]。

其二，设立临时医院收治伤兵。江浙战争期间，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而设立了诸多的临时医院、医药局。与此同时，一些慈善团体也设立临时医院，如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曾暂为临时救护所，伤兵运到，即在俱乐部稍加包扎，依据伤势再决定是否转院[⑤]；红十字会沪城分会救护队出发后，闸北联益善会也组织为临时医院，容纳数百名伤兵[⑥]。值得一提的是，与同类团体相比，上海新普育堂在战争救护中功效卓著。新普育堂作为临时医院，与公立上海医院、时济医院等在战地救护伤兵方面不遗余力，接纳治疗战地伤兵人数一直保持在一百左右，沪城红会在战地救出伤兵“一并送新普育堂，分别妥为医治” [⑦]。

二、共同收容难民

江浙战争致使被灾难民无数。为此，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地方分会在各界臂助下，建立多处收容所，颁布《中国红十字会救济妇孺收容所简章》，为妇孺难民提供救助。各慈善公益团体在红十字会的感召下，也极力协助收容难民。

一是协助红十字会开展难民收容工作。战事相持阶段，上海慈善团联合闸北联益善会等机构设立施粥厂、提供收容场所、组织临时医院，广收逃难到沪的战争难民。作为上海地区收容难民的代表性团体，同仁辅元堂慈善团曾经红十字会商准，在必要时“以南大门外施粥厂等处为收容所”[⑧]。新普育堂是“民国时代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的设施” [⑨]，战争期间成为红会收容难民的重要阵地。嘉定红十字会在危难之际，也请求白十字会“设法放船前往，救济难民”，由白十字会安置于暂留所[⑩]。此外，红会还将灾民直接送往济生会收容所及商界联合会与育伦会所办理的收容所留养。

二是在红十字会支持下自发收容难民。在红十字会的协调下，慈善组织积极开展收容难民工作。济生会派人赴松江救济难民，“运沪收容，以免流离失所”[11]。上海女青年会鉴于各处避难来沪妇女颇多，“特开放宿舍，以资容纳”，并添开该会女体育师范校舍为临时宿舍，该处可收容200余人，无论妇女及其家属凡经人介绍均可寄寓[12]。另外，红会预备旗帜给慈善团体悬挂，比如闸北大统路慈善团、闸北普善路总和栈房、普善路吴江会馆等[13]，方便慈善团体建立临时难民收容所。嘉定旅沪同乡维持会购“面粉一百袋，送往接济”难民，并帮助红十字会收容的难民寻找亲友投靠或安置收容所。旅沪嘉定树德善会积极救助同乡，将无依无靠者送“怡和栈房安置”。南翔同乡会则与中国济生会接洽，救援南翔难民，之后同乡会职员又利用红会旗帜护照散放粮食，“以济灾黎” [14]。慈善团体的救护活动得到社会的肯定，正如时人所说，每遇到灾难，灾民流离困苦，慈善团体“救他们出险”，并“帮他们想出善后的法子”[15]。

三、配合掩埋遗体

掩埋遗体是战事救护中的重要环节，妥善处理遗体，可防止瘟疫疾病的发生。为此，红十字会组织掩埋队，“收死尸，葬棺材”[16]。而平时就致力于办理施棺代葬的上海联益善会、闸北普善山庄及同乡会等慈善团体自然就成为配合红会掩埋尸体的得力助手。它们不仅主动为红会提供棺木等物质支撑，还配合红会组织掩埋队，协助搜罗并掩埋尸体。

一方面，战事发生后，赶赴战地掩埋死尸。江浙开战以来，上海联益善会就组织埋葬队备棺收敛，妥为埋葬，“一则藉安骸骨而慰幽魂，一则免尸气酿成疫疠，以谋安全” [17]。沪城分会掩埋队收埋战场遗尸时，联义善会提供了许多棺木[18]。红会救护队商准沪城慈善团同仁辅元堂各绅董，“拨派五千一百三十四号救护汽车”，装运“棺木十余具，运往前敌收敛阵亡各兵士。”[19]在嘉定，旅沪同乡会为配合红十字会的掩埋工作，至1924年9月29日，“由沪运嘉之棺材百余具，因连日掩埋已死人民兵士……已用去一百二十八具”[20]，因所剩不多，为此设法购置，以备使用。除了在战地收埋死尸外，红十字会收治的伤兵若不治身亡，亦可由联益善会提供棺木、从事殓葬。如江浙战事发生后，红十字会收治的部分阵前伤兵不幸身故，红十字会派员前往上海联益善会“请为给材殓葬”，联益善会“当即给材二十具，饬令扛夫运往天津路及海格路两院收殓，妥葬塚地”，主任陆文中组织埋葬队专司其事，并赶制棺木以备所需[21]。

另一方面，战事停止后，持续进行收殓残骸。战火平息，但各受灾区域暴露在外的尸体仍然很多。10月底，沪城红会接到联益善会信函，商量共同前往浏河掩埋尸首，红会掩埋队队长腾克勤与联益善会所派方筱兰为掩埋队队长会同前往[22]。不久，沪城红会派出掩埋队全体队员，协同联益善会所派掩埋队，携带棺木多具，前往浏河掩埋尸骸。“尸骨狼藉，惨不忍睹”，队员们“自晨至暮，分投各处搜寻尸首，妥为掩埋”[23]。与此同时，普善山庄派遣掩埋队向嘉定、黄渡、方泰等处埋葬，红十字队员帮同料理。在青浦一带，据该山庄调查员赵宗普报告，“早经随地掩埋，惟恐偏僻之处，耳目难周”，请求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遍贴布告，以免出现遗漏，并且与红十字会协同办理，“异常出力”[24]。此外沪城红十字会掩埋队在松江也得到了当地慈善机关“掘土掩埋”的帮助，间或有尸体被犬拖出，队员重新掩埋，“加土掩盖，以重卫生”[25]。

四、其他救护活动

除组织救护队、设立临时医院、合力掩埋尸体外，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公益团体还联手开展其他一些救助活动。

战争除了给江浙两省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工商业无形停顿……市面甚为萧条” [26]，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绅商召开临时会讨论地方事宜，请示维持地方秩序办法。为了便利商业流通，“商号出入证已由各商联会自行加盖钤记发给各商店配用”，并商定择日发给各织袜厂女工工资。但仍有工厂“以银根艰窘，延不发给”，当地士绅代表联合各慈善团体，“拟组织联合办事处，共策地方进行事宜，维持地方治安”，稳定人心[27]。再如娄塘地区，军事发生后，地方人士人心惶惶，大多避往他乡。为了在战乱中得以保全，当地红十字会与在沪慈善团体士绅筹款接济，极力维持商业秩序，“劝令各店铺照常买卖”，并派相关人员雇船输运实物，购置柴碳、碗盏器具等等[28]。

为稳定红十字会收治的伤兵情绪，一些慈善公益团体努力为伤兵提供物资支持和精神鼓励。如伤兵住院后会被解除武装及制服，缺乏衣物，上海女青年会“特为缝制衣服数百件，送往红会医院”。除各会员共同合作赶制外，还号召女性积极支持，“如有热心女士愿为服务者，可赴该会领制”[29]，并呼吁各界捐赠布匹及钱款。上海青年会也不甘落后，派成员郝伯阳与红会接洽，每日派12人分别前往红会临时医院，“演讲道德劝化伤兵”[30]。

综上所述，江浙战争期间，在红十字会的主导下，江浙地区的各慈善公益团体展开联合行动，在战地救护、难民收容、掩埋尸体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因如此，战争平息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特别发表声明，对施予援助之手的慈善团体表示了感谢和慰问，称各团体“乐善好施”，“共襄义举，建兹功德” [31]。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联合行动，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在江浙战争救护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书写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图书评论】

贝海拾珠：《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1904—1949）》评介

崔龙健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源地，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中国红十字走过的11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上海红十字运动始终扮演着重要的“人道先锋角色”。有鉴于此，上海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课题研究，包括学术专著和资料整理两个部分。通过近三年的共同努力，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因此被评选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14年第一期出版资助项目。《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先于2014年11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1904—1949）》（3卷本，以下简称《长编》）则于2015年7月亦由东方出版中心精装推出，这是继《〈申报〉上的红十字》（4卷本）[①]之后又一极具分量的大部头红十字史料类书籍。

一、《长编》及其特色

《长编》共分为四编，以年份先后为编排次序，加以分门别类，计有综合、专题、函件、纪事、杂俎五种，共辑录史料达130余万字之多。第一编为晚清时期（1904—1911），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和开办的各种函件、章程为主；第二编为民国前期（1912—1930），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学堂、护士学校和总分会章程、函件、成绩报告等；第三编为抗战时期（1931—1945），主要辑录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分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章程、管理条例、各项报告、以及会员代表大会和征求会员征信录、理监事会议纪录、抗战救护近讯等；第四编为复员时期（1946—1949），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海分会为对象，有关会议录、工作近况、医疗卫生服务等内容均有收录。

《长编》资料翔实丰富，编录有序，诚如编者所言，“系将搜集到的资料精挑细选，汇编而成的”，有诸多可称道之处，兹就史料内容对其特色稍作评述。

其一，辑录时间前移，力求内容全面。

《长编》在时间上始于1904年，到1949年为止，然而史料辑录具体操作时，编者有意将时间放宽至1874年，即全书收录的第一份史料——《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源于1874年9月7日《申报》。据此，全书实际收录时间比名义上提早了30年，编者冠其名为“启蒙时期”，其力求全面呈现中国红十字运动起源的意图十分明显。1904年为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的时间，若从1904年开始辑录史料就显得有些突兀，无法将中国红十字运动起源的缘由述说清楚，于是将辑录时间向前追溯也就顺理成章。

中国红十字运动并非没来由的就开始了，也不是日俄战争一催化就诞生了，这其中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必然因素。编者所择录的史料也颇耐人寻味，辑录的“启蒙时期”史料除善款募捐启示、牛庄、营口等地红十字医院开办及救治伤兵事之外，还有诸多与西医东渐有关的内容，西医东渐似乎和红十字运动登陆中国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不然。国际红十字运动肇始于1859年索尔弗利诺战役，战事救护由此成为红十字会的天职，战事救护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战地救护伤兵、难民出险，二是护送伤者至医院疗治，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批医护人员，而中国风气未开，数量本就缺少的中医又无法胜任，所以西医必然伴随红十字运动东渐，才能为红十字运动的登陆创造条件。

其二，史料类型多样，来源较为广泛。

中国近代史料庞杂纷呈，远远超出古代经、史、子、集的范畴，一般分为“档案、文集、全集、类书、丛书、方志、报刊、实物、口传、小说。文集类再细分为：论说、信札、日记、笔记、传记、诗词”[②]。作为浩瀚纷繁的中国近代史料中的沧海一粟，近代中国红十字史料也可划分为以上几种类型。《长编》所录，大抵以档案、报刊、文集为主，有报告、广告、日记、电文、会议录、诗词、函件等多种，类型较为丰富。另外，史料除红十字档案之外，还摘录自《中国红十字月刊》、《红十字月刊》、《申报》、《外交报》、《中西教会报》、《协和报》、《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临时政府公报》、《江苏省公报》、《民立报》、《兵事杂志》、《时事汇报》、《慈善近录》、《内务公报》、《海军公报》、《振务月刊》、《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等多种书刊，史料来源相当广泛。

其三，摘录详略有别，避免重复收录。

《长编》旨在揭示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在上海和上海地方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情形，因而与此二者不相关的史料应当予以剔除，这是《长编》中多处出现“节录”、“略”等字样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避免重复收录。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一直重视红十字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先后推出了《〈申报〉上的红十字》、《〈大公报〉上的红十字》[③]、《〈新闻报〉上的红十字》[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辑）》[⑤]，后续史料整理工作也在进行之中。而上海作为红十字运动的登陆地，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上述史料书籍中大部分史料与上海有关联，为保证《长编》的内容质量和史料价值，史料的删减是很有必要的。

二、《长编》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有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⑥]所以，《长编》辑录的不仅仅是红十字史料，更是红十字运动在上海留下的历史年轮。透过《长编》，近代上海红十字运动45年的风雨征程历历在目，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轨迹也在其中彰显，显示出《长编》极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后，在上海茁壮成长。上海长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所在地，“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试验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集散地、全国红十字运动的中心。”[⑦]毫无疑问，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代上海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不单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发生、发展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红十字运动本身。在众多东渐的西方文明中，红十字运动中国化属于一个较为特殊而又鲜明的案例，上海在这一过程中就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何是上海，而不是广州、天津或其他沿海城市？池子华教授在分析上海何以成为红十字进入中国的“窗口”时，归因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主要有三点：第一，上海是首批开放的商埠城市。上海对外开放之后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全国对外贸易、工商、金融、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心。第二，上海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西方科学技术在此汇聚，发达的传播业和西方先进文化的巨大承载力，为新式慈善理念的传播和消化吸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第三，上海具有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和慈善获得皆发达于其他城市，为红十字运动嫁接提供了良好的土壤。[⑧]

基于以上三点因素，就不难理解，催生中国红十字会的日俄战争爆发于东北，而却诞生在相距千里之遥的上海。日俄战争使东三省成为战火纷飞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遂成为殃及的池鱼，生灵涂炭，流离载道，情形极惨，但晚清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为援救难胞出险，沈敦和等旅沪绅商积极奔走呼号，联络英、法、德、美组建万国红十字会，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万国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人道主义救援作用，得到晚清政府的支持和肯定，如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十日发北洋大臣袁世凯电称：“本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熹皇太后懿旨，前据外务部奏万国红十字总会请旨画押一折，业经批准，敕谕张德彝画押。此会医治战地受伤军士并拯救被难人民，实称善举。现经中国官绅筹款前往开办，深惬朝廷轸恤之怀者，颁发内帑银十万两以资经费，传旨该员绅等尽心经理，切实筹办，钦此。”[⑨]于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成功实现转型，建医院、办学堂，中国红十字运动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然而，独立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辛亥前夕，盛宣怀奉旨出任会长，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为大清红十字会，易名之举使沈敦和愤而抛开大清红十字会，在上海另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并开展辛亥战事救护。也正是在这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成立，开启了上海红十字运动新的时代。民国肇建，中国红十字会面临再一次转型，旋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准予立案”。《临时政府公报》第25期公布案文如下：

兹准黎副总统电开，鄂省自起义以来血战数十日，尸骸枕藉无算，幸赖中国红十字会在武汉设立临时医院，救治被伤兵士并施掩埋。兹查该会已由赤十字社长松元（方）侯爵特派法学博士有贺长雄来沪商榷修改会章，复承介绍，得邀万国红十字联合会公认该会为中华民国正式红十字会。此次民军起义，东西南北各省均设立分会，共五十余处，所费不资，其功甚巨，如此热心慈善事业似不可不特别表彰，伏恳准予立案，揭诸报章以资提倡而重诚等因。前来查该会热诚毅力，殊堪嘉尚，应予立案，以昭奖励，合就令行该部仰即查照可也，此令。[⑩]

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联合会。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首届会员大会，由沈敦和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推举施则敬等34人为常议员，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总裁，选举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江绍墀为理事长。“首届会员大会的召开，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结束了万国董事会解散后出现的无正副会长、无理事的‘虚脱’状态；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使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步入了正轨；完成了董事会制向常议会制会内运作体制的转变；特别是通过《京沪合并章程》，化解了京会、沪会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合并’，这有利于红会事业的协调发展。”[11]

由此，中国红十字会日趋完备，在癸丑之役、二次革命、日本关东大地震、两次江浙战争、抗日战争等天灾人祸中都展开了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是抗战时期整个救护体系的核心。”[12]同时，国民政府的强力介入，使中国红十字会一再改组，逐步失去民间团体的独立性。更为遗憾的是，随着战事的深入和淞沪会战的失败，上海沦陷而成为“孤岛”，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不得不辗转香港，继而迁至重庆。至此，上海与中国红十字运动这段不解之缘也随而宣告结束，中国红十字运动和上海红十字运动都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上海和中国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45年，通过《长编》中这一篇篇史料展现在世人面前，跌宕起伏的“剧情”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史料的魅力，也是《长编》的价值所在。

三、《长编》的学术价值

史料价值，是《长编》本身具有的禀赋，有些不易寻获的档案等珍贵史料还有相当的收藏价值。然而，《长编》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局限于此。《长编》的问世，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史料所直接表现的是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13]。如上所述，《长编》中的文字能够使过去的红十字往事重现一些鲜活的片段，但这些画面仍然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若要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轨迹，就必须对史料进行学术上的解读。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就是对《长编》解读的结果，该书15章内容，43万余言，从红十字文化进入中国说起，囊括了“中国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组织以及赤十字会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在上海区域范围活动的红十字组织、类红十字组织及其重要人物、历史事件等……希冀尽可能全面再现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背景、起源、过程和红十字运动在上海地区的多元与多样性，揭示上海市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14]。正是基于《长编》中丰富翔实的史料，《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一书才显得如此厚重，所谓“史籍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立论的主要依据，犹如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数据”[15]。如果没有《长编》的支撑，《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就不可能书写得这般饱满，里面的诸多史实和结论也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据。

史学研究就是要通过爬梳史料，拨开层层历史迷雾，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一过程也说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是由研究历史的人所决定的。”[16]《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的率先面世，足以佐证《长编》的学术价值。也正如著者在“前言”中所言，上海红十字运动内容丰富、背景深厚，绝不是一本书所能窥见全貌的，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必然不会以该书的完成而结束，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长编》也必然会在未来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彰显其作为史料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

《长编》还说明，红十字史料学学科建设也应提上日程。分析《长编》可知，红十字史料是有限的、零碎的、不成体系的，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离不开史料的支持，红十字史料建设关系甚大。目前尽管学界已相当重视红十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但红十字史料学学科建设这一项课题尚未提出，笔者也在此呼吁学界予以重视，红十字史料学的构建，对于红十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都将具有指导性意义。

综上所述，《长编》在史料和学术上的双重价值是勿庸置疑的。当然，《长编》也并非是完美无瑕之玉，其在编录方面尚有很多不足之处，譬如错字错词、收录不全之类，于此不再一一指出。总之，推出《长编》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和上海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珍稀史料】

一个红十字代表的1947年欧洲之行

——汤蠡舟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等活动纪实

汤章城

我有一个朦胧的记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贵州、四川回到了上海。当我6岁的时候，父亲汤蠡舟（1896—1957）曾经离家去欧美参加会议和考察活动，时间长达大半年。父亲在世时，我们子女没有机会刻意要求他讲讲这段经历。父亲去世后，他这次出国经历的详细情况也就无从知晓了。十年前，我曾经前往安徽省档案馆查阅过他的资料，由于他过世已经近五十年，又历经数次运动，因而留下的档案资料只有寥寥几页。 

（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的会刊）

    2014年下半年，有一次在互联网上查询汤蠡舟的资料时，偶尔发现他的一篇“欧美游踪”连载在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的会刊《校声》（后更名为《东南医讯》）上。随后，我有幸从旧书网站上购得仅有的三期该校刊的复制件。可惜的是该三期还没有刊登完“欧美游踪”的所有部分，仅仅只有欧洲部分，而且，第二期有缺损，恰恰丢失了“欧美游踪”的内容。所幸的是最主要的活动，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的情况有所描述。

一

    在长达8年严酷的抗日战争期间，汤蠡舟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始终投入了战地救护工作，从上海开始，转辗在浙、皖、赣、鄂、湘、桂等一大片战区，担任过中国红十会救护总队的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副总队长、总队长等职务。直到1946年5月，救护总队奉命解散后，他改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民国政府卫生部医政司司长。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作为政府专家被派往瑞士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会议。

    他在“欧美游踪”的一开始就写道：“三十六年（1947年——本文作者注）三月中旬，奉派赴欧出席日内瓦之政府专家会议，讨论修改红十字公约，匆匆于四月初由沪起飞，经安南、印度、埃及、北非而至巴黎，街道之整洁和市面之繁荣已不减于战前，祗是食粮缺乏，仍行配给，币制贬值造成黑市”。当下，人们都知道从上海飞往日内瓦，中转一次，现代喷气客机快的只需花16个小时左右。那时却要经过东南亚、南亚、北非、绕道法国，才能到达瑞士的日内瓦。老式飞机慢，路途又遥远，需数日之久，可见当时从中国去欧洲有多不便。这次汤蠡舟以双重身份被派往日内瓦，主要参加旨在修改《日内瓦公约》的政府专家会议。

    《日内瓦公约》是１８６４年至１９４９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１８６２年，瑞士人，“红十字会之父”，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亨利·杜南目睹了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中的惨状，为了让世人能够对战时救护伤病员有足够的重视，倡议各国建立救护团体。１８６３年，创立红十字会组织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提议在战时和战场上伤员和医务人员应受到“中立化”待遇。１８６４年８月，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１２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这一公约曾于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２９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等两个公约。

    1929年，要对《公约》进行又一次修订时，红十字会组织曾力图让各国采纳针对平民的保护性条款，但是未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明显地看到，由于飞机和大炮的不断发展和普遍使用，使得轰炸和炮轰远距离和大面积的敌区成为可能，已经难分前线和后方，由此而受到伤害的平民数目必然超过了士兵受到伤害的数目。1929年修改过的《日内瓦公约》虽包含有关战俘待遇的条款，但不包括有关平民待遇的条款。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组织和开展保护和援助战俘的一些活动，但是对于平民，特别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平民，所能进行的工作就显得苍白无力。1945年2月，当二战接近尾声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布了要争取修订《日内瓦公约》，来弥补现存条约中这一不足之处的考虑。为做好基础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46年和1947年召开了国家红会和政府专家参与的会议。

    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汤蠡舟才有此行。对于参加这次国家红十字会和政府专家会议，汤蠡舟在“欧美游踪”写道：“（四月）十四日赴日内瓦出席会议，我国代表共三人，余二人由国防部与外交部就近在欧洲指派，故在会前三代表先行讨论一切，该会议共分三小组，第一组讨论各公约之原则问题，由外交部代表出席；第二小组讨论战俘待遇问题，由国防部代表出席；第三小组讨论平民保护问题，由笔者出席。最后二日开大会，修正各小组记录后，制成草案，送各国政府研究，约于三十七年八月间，开外交会议签订条约，遂于二十六日圆满散会。计集合八国，实到中英美法等十五国，缺席苏联等三国。美国代表团有三十余人为最多，印度等代表祗一人为最少”。由此可见，在这次会议上，代表我国红十字会和政府参加了平民保护问题讨论的专家是汤蠡舟。

    1948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17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会上各国对修订公约的基础达成共识。瑞士政府正式召集了下一年的外交会议。修改《日内瓦公约》两年多以后，1949年4月21日至8月12日，签署公约之６３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外交会议，订立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将原来的两个公约扩充为四个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四公约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生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形成包含了汤蠡舟的工作和努力.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包括4个部分，159条。第一部分：总则，1-12条；第二部：分居民之一般保护以防战争之若干影响，13-26条；第三部分：被保护人之地位与待遇，27-141条；第四部分：本公约之执行，142-159条。第三部分内容尤为丰富，分为：第一编，对于冲突各方之领土及占领地之共同规定；第二编，在冲突一方领土内之外国人；第三编，占领地；第四编，被拘禁人待遇规则；第五编，情报局与中央事务所等。

    亲身历经了8年艰苦卓绝不屈不饶的抗日战争，汤蠡舟深切感到战争的残酷,战争对战士和平民，包括医护人员的伤害和摧残。早在1946年,他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修改《日内瓦公约》前,就在“日军危害中国红十字会的罪行”（《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1期）一文中严厉谴责了侵华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在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有40多名职员死于日军的残害之下，为国殉职。汤蠡舟特别提出中国红十会要把经调查日军侵害红十字会的罪行制成一篇血账。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曾谴责过一些国家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的行径。1952年2月28日，在当时的报纸，全国各地人民愤怒抗议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疯狂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一致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朴宪永外务相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声明。1947年曾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工作、现任东南医学院为副院长、皖北区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副主任汤蠡舟斥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可耻行为。他在1940年、1941年曾率领医疗队到日寇散布过细菌的金华、宁波、常德等地进行抢救工作，目睹被害者的惨状。他说：“我以‘日内瓦公约’第四次修改会议参加者的资格，愤怒抗议美国侵略者破坏‘日内瓦公约’的惨无人道的行为”。1953年冬，作为赴朝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到达过朝鲜前线。

二

    在欧洲期间，除了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会议外，还参加了一些有意义的会议。

4月26日，《日内瓦公约》修改的专家会议结束后，汤蠡舟在欧洲考察了一个月左右。他写道于：“五月下旬返巴黎，出席国际红十字会协会之执行委员会及特种问题之小组会议，无非是加强国际联系促进世界和平，修订红十字公约，通过预算等等。虽在主张人道之国际组织，也不无国际纠纷，某国代表不通英法语翻译亦非干才，每次争论总是坚持自己主张，虽经他人之辩驳及说明，仍是置之不理，说他自己的一套，常使听者辩者啼笑皆非，国际间之不协调有如是哉”。

随后，他写道：“六月初复由巴黎搭联运车西行，沿途二面满目疮痍，据说德军攻入时破坏尚小，由美军攻入时轰炸剧烈，几至全毁；近海边处，尚是炮弹深坑，遍地皆是。铁路及车站均是急修暂用，车站附近更为可怕，然车厢设备均甚完备而舒适。上车后即有海关人员随车检查行李，侨民局人员检验护照，还有财政人员检查币制，欧洲各国币制不同，但是均有规定，不准携带出境，同时外国钞币不准入境，凡初至欧洲者，无不左右为难，如说没有钞票则如何生活，如说有钞票则在护照上注明，何国钞票多少，临离境时尚需查明用途，盖防流入黑市扰乱经营也。渡陀佛海峡有舒适之快轮，且能购到两岸不易见到之糖果及水果，据说二国海关均不征税，故得走私上轮，自由买卖。船近英国，则见千仞峭壁人工造成岩上有哨兵。有岗亭，殊不易偷袭登陆，后搭车赴伦敦。抵英之第二日，搭车西行赴土开Torquay（托尔基——作者注）,沿途所见，遍地草坪，不事种植，只牧牛羊，查英人十分之九集中都市经营工商业，祗剩十分之一为农民，不能利用全部土地，所以食粮全恃国外输入。土开在英格兰之西南，海边为海浴场之风景区，类似我国之青岛。英国皇家卫生学会召开卫生会议，除出席英国各地卫生官及医学家二千余人外，招待外国医学家七十余人，代表二十余国。其主体讨论一九四六年国会通过之全国医药服务法案，根据该法案，凡是英国人民自一九四八年七月起，所有医药治疗全有国家担任，国立公立医院统由国家办理，除全国保险法案项下收入之费用扩充弥补总预算之三分之一外，其余经费概由政府负担，为医学上划时代之改进。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公家医师与开业医师之关系，开业医师如何协助新法案等问题甚多，均须各项专家作详尽之讨论，并有妇婴卫生营养问题，热带病精神卫生等之专题讨论，见到不少专家听到不少宏论，会期五日，会毕即返伦敦”。

早在1911年，乔治担任首相期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医疗保险法案，加强了自愿保险项目，建立为穷人提供医疗费用的机制，提供全科医生与处方药等的医疗服务项目。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相持阶段时，一份英国国民医疗服务计划的框架报告被全面提了出来，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勇气，并得到邱吉尔首相的支持。战后的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其战时的承诺。1946年，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法案经过国会通过，1947年6月，英国皇家卫生学会召开卫生会议进行细致讨论，1948年7月5日，法案被正式实施。

利用这次赴英国的机会，汤蠡舟还了解了英国的卫生管理体制和结构。他写道：“英政府，尚有Board of Control 成立于1944年，Board 共有五人，均由英皇任命，指定一人兼秘书长，即实际负责人，现为Dr. Rees Thomas 专管医药救济与管理全国医院，据说在战时，因情形紧急，医药救济不能普遍展开，备遭诽议；因此另设机构调度一切。关于今年七月实行全国医药服务法案后，将并为卫生部之一部分，此外尚有保险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Insurance，成立于1945年，见到该部之Chief Medical Officer Dr. Arthur Massey，知英国之保险制度远在1897年之工人赔偿法案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之后经1912之强迫健康保险 Compulsory health insurance 、1920年之非佣工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 1925年之老年寡妇、孤儿之辅助法案及其他各地之残废救济等集其大成，而为1946年之National Insurance Bill全国保险议案，亦经通过国会成为法案，即于1948年与全国医学服务法案同时实行，就是二法案互相配合，在保险法案之总预算项下拨出三分之一，交卫生部办理全国医学服务，不足之数由卫生部之法案项下拨付，务使人民老弱残疾有所养，疾病伤害有所医，以达到前理想之境界。保险部在各地有区办事处，驻有医官办理分配病人于医疗机关，于是每星期二部之医官会商，当时解决各种问题，各地医官之待遇与卫生部各地医官之待遇完全相同，惟劳逸不一，所以可以互相调用以资调节，并可明瞭二部之整个计划，而得互相协助，决无互相掣肘之弊”。

 欧洲此行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在比利时举行，汤蠡舟写道：“六月十五日在伦敦维多维车站，搭车至陀佛海口，改搭比国联络船横渡海峡，沿法国海岸北行，经英军由法撤退之Dunkirk(敦刻尔克—作者注)海边，此地为甚阔之浅滩，德军认为不适于撤退之海口，英军择此不适于撤退之浅滩，偏能完成其撤退之创举，其艰苦之情况不言而喻，沿海边尚有若干高楼，望之俨然，正视之只存残壁而已。至比境之Ostend(奥斯坦德—作者注)登陆，改乘火车之比京Brussels(布鲁塞尔—作者注)，市容整洁，并无半点战时遗迹，生活安定工作紧张，百货杂陈，应有尽有，且已取消配给制，对于旅客尤感方便。二十一日出席比国之医学年会开会式，在皇家学院举行，建筑极古，四壁均是油画，会场成长方式，如英国国会议场，二侧为贵宾席，其余座位双方于对发言者站在中间，因王□后出席主持大会，到女宾不少。会场中有极大之国徽，上插比、中、英、美、法国旗，而独无俄国国旗，在场之俄大使不无扫兴，出席外宾十余国，计二十余人，开会辞中均提名报告，演讲者均用法文，最后以比京大学教授讲巴斯德之科学精神。晚出席市府鸡尾酒会，并有跳舞，市府为十四世纪建筑，内陈古画古董甚多，内有古钟一座，其外壳绘有中国漆之中国人物，不知是何年代。医学会会场在比京大学医学院，内分四组，在四个教室开会，并有陈列室，陈列医药用品，同时大学医院名Hospital Saint Picre者开放各科，俾使参观。在外科开刀房正遇对于高血压病人施行交感神经切除术，在耳鼻科正在讲述听觉电测器之使用，并至郊外Hospital Brufmaun医院参观，规模甚大，各科设备齐全，此二院之主任均为医学院之教授兼任，比国一流之国手，均聚于此，比国之医院复原较快，研究方面虽无过人之处，但在欧洲并不落后”。

汤蠡舟的欧洲之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两个大事件，一是作为我国政府专家参与讨论修改了《日内瓦公约》，最后形成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二是旁观（听）了在英国有划时代改革意义的，至今实施的NHS（国民医疗服务）法案的最后讨论过程。

三

除了参加会议外，利用会议的间隙，安排了一些有关的考察活动，汤蠡舟切身体会到二战后欧洲国家的困难与恢复，医疗健康事业中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欧美游踪”中，他描述道：“日内瓦为瑞士南边之一市，频莱门湖，隔湖有法属之高山，常年积雪改名白山，山白水青相映成趣，湖中有罗素岛，铸有罗素坐像，盖日内瓦曾为罗素治学之所也。日内瓦向为有名之世界公园，不特街道清洁，风景宜人，并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实为世界之乐园。以前之国际联盟建有巨厦一所，至今为各种国际会议之场所，经常有一二个国际会议在此开会，中国各书馆在湖滨之威尔逊路，陈列中国新旧书籍不少，兼有新闻杂志等惟观者较少耳。

二十八日搭车赴瑞士北边之百色（巴塞尔—作者注），为化学工业之重心，参观汽巴（CIBA—作者注）药厂，有极完善之研究所，不特对制成虽加以检定及研究如何改良而外，尚在研究各种新药。研究员中有医师、药师、化学师、生物学家、工程师等二百余人。研究室分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细菌病理、血清、组织培养等数十间。曾至最高层可望见德法二国之边境，盖百色适在瑞德法之边区也。制药方面有锭剂、片剂、安瓿等设备。在战前之机器均为德制，现均改为本国制，其包装瓶签等仍守旧规并无改进，一般言之，管理精细，检查严密，故出品优良而博得信誉也”。

    瑞士汽巴(CIBA) 是世界精细化工业的领先者之一。1884年，Bindschedler & Busch公司改为合伙制公司，名称变为巴塞尔化工公司（Gesellschaft für Chemische Industrie Basel），公司缩写为“CIBA”。1945年起，由于“CIBA”被广泛使用，就顺其自然成为公司的正式名称。汤蠡舟去参观时“CIBA”名称才正式使用2年多时间。如今该公司在28个国家设有79个分支机构，在12个国家设有24个精细化工相关的研究中心。在中国，汽巴精化有控股公司、贸易公司、生产厂，其北亚区域总部设在上海，覆盖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以及韩国。

“欧美游踪”中，汤蠡舟描述道：“五月初经巴黎而赴伦敦。伦敦在战时遭德飞弹之袭击，炸毁甚剧，惟飞弹散射并非集中区，虽已尽力修茸，终以区域太大，铁筋钢骨不易清除，所以还是到处伤痕，房荒之严重甚于各地，就是旅馆业是限制每人留住三天或五天不等，凡初到伦敦者，对于旅馆无不难以解决。食粮缺乏一如法国，而管制之严甚于法国，乳油是假的，咖啡是假的，惟当有食糖较胜于法国。衣着之管制亦较法国为严，根本无黑市可以购买，但是英人秉性沉着，咬紧牙关，束紧腹带，埋头苦干，所以一切均有进步。

笔者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之关系，得观英国红十字会之一切设备，在伦敦有一风湿病治疗所，已有数十年之历史，在医学界亦有相当地位，该所疗法完全用理学疗法，除各种电气电光按摩之外，多用水质疗法，就是用各种冷热不同温度之全身或局部水浴法，间有加入各种不同之盐类，增加其效力，且有极大之游泳池，同时可容十余人，利用水中浮力，促进被动之运动，待治疗稍有效果后，尚有配合各种筋肉运动之设备，练习某一种筋肉或某一群筋肉之运动，以恢复其原有之动作，惟每人之治疗时间约须一时半至二时，所有病人不论男女老幼，均是约日约时而来，虽有甚多之病人（年治一千四五百人），仍是次序井然。风湿原为难治之病，然经三月至半年之治疗后都成轻快状态，声誉甚好。

 得闲会至郊外滑铁卢Waterloo，为拿破仑所率之法军与英国联军之决战场所，留有不少古迹，且有圆顶之油画Panorama一座，演出当时之战阵，面目毕肖，布局生动，并有导游者说明当时战术之得失。又至第一次欧战时出名之Antwerp城（安特卫普—作者注），沿Scheldt河离海只五十三英里，而河面有三百八十五至六百六十码阔，水深有二十五至五十呎深，向为欧洲之良好通商岸，第一次欧战时为德人进攻之目标，损失极大，此次大战损失甚微，盖比王投降之后，德人不甚破坏。德人进攻极凶猛，然攻得后，绝不破坏，就是巴黎亦然，不若攻进柏林后几全毁，已无法恢复矣。又欧洲古画家派别甚多，而十七世纪之Flemish一派，即为Rubens所创导，而死（于）Antwerp，曾开有图画学校，故Rubens之古画虽散存于欧美各国，而留存于比国尤其是Antwerp为最多。

 六月二十八日由比返伦敦，悉已购到七月二日起飞之机票，原约参观之医院只得作罢，赶办一切手续，准于二日飞美，惟于五月二十九日美机失事数架，一日之间死伤九十六人之多，因向公司保险并将保单签字后，交大使馆保管，以防万一也。二日下午八时在伦敦西郊机场起飞，十时抵苏格兰Glasgow（格拉斯哥—作者注）之Prestwick办理过关验照等手续后，于三日晨一时北飞，因接近北冰洋，虽在夜间并不黑暗，飞行三时半至冰岛之首府Thingvellir，冰岛上并未结冰，只是一片荒岛，人烟稀少，六时许西飞，下午二时许抵纽芬兰岛之首府Gander（甘德—作者注），后再飞经波士顿等地而抵纽约之长岛机场。因有外交护照，过关验照均甚迅速而方便，就是八元美金之入口税亦未抽去，由汽车直送至领事馆所预定之旅馆。终算已经安抵美地，但是未曾乘到大西洋之富丽安适之客船，乃是憾事也”。

 当时从英国伦敦去美国纽约也非易事，要经停苏格兰格拉斯哥、冰岛、纽芬兰岛、美国波士顿等地。30多年后的198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被公派美国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那时，中美之间还没有直飞航线，必须从北京出发，先飞法国巴黎，然后从巴黎直飞华盛顿，巴黎至华盛顿只需花十几个小时，不需要中间停留。

从离开上海至离开欧洲，汤蠡舟花了大致有3个月时间在欧洲，有参加重要的会议，有考察与其专业有关的医疗机构和药厂，也有闲时的参观，体会颇丰。从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会刊记录来看，他是1947年11月下旬回到上海的，据我的印象他是乘船回国的。在美国的数月中，他的活动、收获和体会，由于后续的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会刊没有找到，很遗憾地无从知晓了。希望今后有一天能发现《欧美游踪》的后续部分，以弥补失去的珍贵记录。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永远难忘的日子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追思我的先人娄云鹤、娄家骥，我愿将所知道的情况说给大家。

近日我在网络上看到了，由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池子华教授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先生在网上发表的纪念红十字会先贤的篇章，我们家人看到后，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联系，求证并根据我89岁高龄的老母亲的回忆陈述，确认该篇文章所记载的娄云鹤、娄家骥（文章中为娄家骧）父子，就是我母亲的爷爷和亲生父亲。我的母亲娄氏（娄惠敏）现年89岁健在。

因这个悲惨的事件，给我们家的先人及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打击，致使终身难忘。这里面还夹杂着好多令人悲痛欲绝的回忆，我的老母亲到如今都不愿提及此事。对一个家庭来说，同一天殉难两个主事亲人男人，悲痛万分，可想而知。生活上致使整个家庭陷入窘境，四分五裂，亲人失散，有的到如今都没有消息着落。经过我们的多次劝说，老母亲才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另外还有我们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些资料介绍，我们的先人娄云鹤不到20岁，就参加了北洋直系部队，因智勇双全，德才兼备，敢于担当，由士兵一直晋升为将军，历任北洋军第八师师长，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1924年2月20日由北洋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任北洋军旅长，（驻湖北广水花园一带），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任北洋军陆军第三师步兵第五旅第九团团长，还授过少将（年月不详）。1924年直奉大战，因内讧，他所带领的部队在山海关地区战败后就回到正定老家，他也看破了世事无常，政局的混乱，更痛恨那无为的同胞手足之间的战争，更是惋惜在战争中失去的年轻生命，痛下决心，谁叫谁请也不去了。后在当地一些开明绅士、人士推荐选举，当上了正定红十字会会长，在此期间，为红会为百姓做了很多慈善工作。当时红会社会捐款少严重缺少经费，就自己出资为红会购买物资。家里整天找他帮忙的人络绎不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做生意缺钱赔钱的，逃荒逃难，乞讨要饭的，得病看不起的，天灾人祸，还为穷人在大街上舍过饭，什么事都有。他对谁也不厌烦，特别是穷人，能解决的当时就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说话和气好言相劝，解释明白，忠人之事。受他的影响，我的姥爷娄家骥，当时还在南京一所军校上学，三年的学期还没毕业，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我姥爷就说：“国家将亡，上学何用”，毅然由学校回到正定老家，参加了正定红十字会，在抗日救亡中，任正定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殉难时29岁(1908-1937)。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六日（阳历10月9日），在河北古城正定，日本侵略军攻进城后，见男人就杀，手段极其残忍，惨不忍睹，在攻城与守城的战斗中，时任正定红十字会会长的娄云鹤亲率红十字救护担架队，在抢救伤员中被日本侵略军围追堵截，同日军展开了肉搏，身中七刀血染城头，壮烈倒在血泊中……，时年56岁（1881-1937）。更显悲壮的是，这支救护队还有他的儿子娄家骥，时任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同时随父殉难，父子两个均为红十字会人，又同时为国殉难，当时这件事就震惊了世界红十字会，当地正定县为了纪念他们父子同一天为国殉难的壮烈事迹爱国恤民情怀，悼念英雄民族气概，还在正定县古城北门里立碑镌文，以此纪念。

我们还在继续收集相关的资料、史料，随时公诸于世，让世人铭记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

愿先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殉难的壮举、为红十字会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永垂青史，也让我们这些晚辈得到一个心理的安慰！

娄家骥的外孙豆兴林为母代笔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二战期间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培训

陈 馨

    日本是东亚最早建立红十字会（日本称赤十字社）的国家，同时也是东亚最早开展红十字救护培训的国家。二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外侵略的战争形势恶化，对救护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为此，日本赤十字社在军部的领导下，改革救护培训制度，同时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控制。这一改革对战后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培训体系的建立有深远影响。

一、日本赤十字社救助护士教育制度的建立

日本赤十字社的前身是西南战争时期为进行战时救护而建立的博爱社。在西南战争对伤员的救助过程中，出现因救护人员不足而导致救护不力的现象，原博爱社社长佐野常民意识到建立救护人员培训机制的必要性，于1886年在东京麴町建立博爱社医院开展救护培训。起初救护培训的对象均为男性，然而留德归国的桥本纲常却“提倡效仿欧美推行女性救助培训”[①]。当时日本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女性从事救护活动并不被日本人所理解。因此，桥本纲常的观点一提出，就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广泛争议。1884年，博爱社派代表参加了第三届红十字国际会议，在充分考察欧美红十字会救助的实际情况之后，肯定了女性救护的重要性和可行性。1887年5月，博爱社正式更名为日本赤十字社，并于1890年“借用东京麹町陆军用地，开始正式推行女性救护培训”[②]。日本各县建立培训支部，扩大培训规模。

随着培训规模的扩大，救护培训制度也初步形成。《日本赤十字社社则》明确红十字社救护培训的目的是培养能够胜任日常医院看护工作和战时救助活动的救助人员。1889年6月14日日本赤十字社又制订了《日本救助培养规则》[③]，其中规定：参加救护培训的学生年龄在20-30岁之间，性格温和、品行端正，有基本的阅读、书写、计算能力；学习时间为三年半，一年救护理论学习，两年实习操作；主要的学习科目有解剖学、生理学、消毒法、看护法、包扎法、救急法、伤者搬运法等；学生学成毕业之后，有二十年应召救护义务。此外，在学生日常生活方面，“实行全住宿制管理，注重学生日常礼仪”[④]；思想方面，制订《救护人员十训》，将博爱亲切、诚实勤勉、克己、纪律、勇敢、温和、素质等美德作为救护救助行动的标准。1923年4月1日，日本赤十字社又颁布了《日本赤十字社救护人员教育要领》（以下简称为《救护教育要领》），“对日本赤十字社救护人员的培训方法进行细化”[⑤]，使培训更具有系统性和专业性。

二、二战期间救助护士教育制度的演变

日本赤十字社在建立之初就和皇室、军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赤十字社活动的经费多由皇室资助，其救护活动受海陆军大臣监督，军队纪律约束。1901年12月2日制定了《日本赤十字社条例》，后经多番修改，将日本赤十字社的活动基本上置于军部控制之下。而赤十字社救助培训也成为“整顿军队这一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二战期间，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推进，对医护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征集更多的救助护士，日本军部决定对当时施行的救护培训制度进行修正。

（一）救护培训方式日趋多元

（1）临时增加每年的招生次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之后，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赤十字社决定将每年规定的一次招生活动增加到两次。并对教学安排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减轻由于招生次数增加带来的救护教学压力。和正常招生的学生相比，临时招募的学生培训时间相同，但是在教学任务上则有所不同。增加了战时救助相关知识的学习时间，更加注重学生对战场、伤病以及瓦斯伤害等方面知识的了解。从中可以看出，临时招生的目的为了向战场输送救助人才，减轻战时救护压力。此项政策一直持续到1940年，之后被乙种救护培训[⑥]所代替。

    （2）开展短期救护培训。虽然日本赤十字社增加了每年招生次数，民众参加救护培训积极性也明显提高，但是当时日本赤十字社面临的救助护士征召困难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因为培训救护员需要三年半时间。因此，日本赤十字社自1939年起，紧急开展短期救护培训工作。这种培训主要是对拥有看护资格证的女性进行短暂培训，使其从日常医院看护转变为合格的战时救助人员。从《采用临时救护学生的有关规定》[⑦]中可知，培训时间为三个月，日本赤十字社在教导学生拥有熟练的战时救护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红十字精神以及团体协作能力。短期培训一次性可招收1500人，培训地点也不仅局限在日本本国，在朝鲜、中国东北、台湾等日本占领地区也均设立短期培训机构，指导学生在救护实践中学习，也可让学员尽快熟悉救护环境。然而医院日常看护和战时救护培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以短期速成的方式填补救助护士短缺的漏洞仅仅起到了救护人员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整体救护质量的提升。

（3）降低获取看护资格证的年龄条件，新增 “甲种”、“乙种”救护培训方式。日本赤十字社自1941年起将获取看护资格证的年龄条件由之前的18岁下调到17岁，1944年又再次下调至16岁。自1941年起，日本赤十字社将救护培训分为甲种、乙种两个类别。甲种培训的学员毕业于女子高中的高中生，通过三年的救护培训，毕业之后应召参军[⑧]。而乙种救护培训的学员则多为初中生或者是女子高中未毕业的学生，经过两年系统学习后毕业参军。甲种、乙种救护培训方式，培训科目大体相同，但乙种救护培训减少了公民科、心理学、体操、音乐、教育等学科的教学任务。这主要是考虑到乙种救护培训的学生一般学历偏低，有些科目难以胜任；而且乙种救助护士的培训时间较短，教学任务更为繁重，重视救助知识的学习被放置首位。同时甲种和乙种培训学生的待遇地位也不相同，两者明显是上下级的关系，参与甲种培训的学生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且可随意斥责乙种培训的学生。甲种、乙种救护培训是日本在二战期间重要的救护培训方式。整个二战期间共培养甲种、乙种救助护士2331名，其中甲种救助1342名，乙种989名。虽然甲种救护人数还是多于乙种，但是乙种救护的人数亦占到四成之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救护的救助水平在下降。

    （4）甲种救护培训的提前毕业。1942年中途岛战役日本战败以后，日本对外战争陷入不利局面，士兵伤亡人数不断增多，医疗物资短缺，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而赤十字社每年征召的救护人数远远低于预期，甚至出现1942年“派遣的救护数也仅能满足一半战事需求”的情况[⑨]。迫于战事压力，日本赤十字社不得不缩短救护培训的时间，将大批尚未完全掌握救助技术的学员送往战场。自1943年起，开始缩减甲种救护培训的培训时间，从原来的培训3年缩减到2年。伴随培训时间的缩减，各个科目的教学时数减少了200个小时。日常卫生（卫生学总论、学校卫生、环境及产业卫生概况等）以及教育、心理学等科目共计削减550个小时，而战时救助相关科目的教学时间却有不同程度地增加，实习的时间也由原来的180个小时增加到300个小时，其中重点增加了外伤、冻伤、防护毒气等学科的复习时间。乙种救助护士受其影响，培训强度增加，由原来的1240个小时增加到1510个小时。和甲种救助护士一样，增加了战时救助相关科目的实践教学时间。即便如此，还是弥补不了救护不足的缺口，1944年又进一步放宽救护培训的资格限制。同年发布《对女子初中毕业生的有关看护资格证的规定》，女学生可以在女子高中学习看护知识，合格者可以获得看护资格证。但是这项制度由于时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只在静冈县的18所学校以及广岛县的5所学校实行。因动员学生困难，实施的效果也并不明显，但是这项制度对日本战后看护教育影响很大。

（二）传授学生专业救护知识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赤十字社在建社之时，就开始对内对外宣传其“博爱慈善”和“报国恤兵”两大理念。在日本常年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报国恤兵”理念得到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在《妇人从军歌》中，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被塑造为“即为女儿身，亦可投身军队报效国家”的英雄[⑩]。

二战时期，“报国恤兵”思想的宣传达到巅峰。在1939年发布的赤十字社入社通知书中对无差别救护主义完全没有言及，日本赤十字社的根本使命也解释为救护为国牺牲者以及对日本各地民众的人道博爱救护[11]。1931年、1939年、1942年赤十字社先后对《救护教育要领》进行修改。其救护纲领部分由原来的“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培训以本社主义精神为基础”改为“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培训‘奉皇室仁慈之旨’、以本社主义精神为基础”。精神教育要求“提倡敬神崇祖的美德，注重团体观念”，救护培训“要紧随军部指示，战时协助军部搞好卫生勤务工作”。在对学生进行社史教学的过程中，对救护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学生以本国的传统文化为荣，强调举国一体，对天皇绝对尽忠，对军队完全服从，最终实现赤十字社精神和军国主义的结合。

三、结语

由上可见，二战时期，随着日本对外战争形势的恶化，日本对赤十字社救护培训的要求不断降低，培训质量也在下降。在军部和天皇的领导下，通过降低年龄条件、增加招生次数、提供短期救护培训、缩短教学时间等方式来增加救护人数，甚至到后期为满足战争所需，女子高中亦可进行看护培训。同时对救护学员进行帝国主义思想宣传，加强学员的思想控制达到巅峰。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到二战结束，日本赤十字社共对外派遣救助护士35785人，占其自成立以来总派遣人数的八成以上。日本战败后，那些滞留在被侵略地的救护人员继续在当地开展救助活动；美国占领时期，赤十字社对日本本土的战后救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后，随着民主化改革的推进，日本赤十字社开始实现自主运营，重新回归到“博爱慈善”的理念来，在日常救护活动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