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视频）在京召开。大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隆重表彰全国红十字系统为抗击疫情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志愿者，并向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人颁发奖章奖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作了视频讲话。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先进集体代表、上海市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和青少年部部长周小杭与广东省红十字会社会赈济部副部长陶中权，先进个人代表、江苏省红十字会赈灾救济部部长聂城，优秀志愿者代表、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石文静等作典型发言，分享了他们及战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道行动。本版摘录刊登，以飨读者。

战疫伊拉克  建功红十字

广东省红十字会   陶中权

时间回到今年3月初，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形势向好的时候，我们7名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队员受总会委派，逆行伊拉克援助当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从3月7日到4月27日，我们在海外坚持抗疫50天。我们积极承担责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伊拉克政府和人民一道，共同携手抗击疫情。期间我们举行了18场官方会谈，会见了200多名各级官员；组织了27次新冠肺炎培训，培训了1000多名医务人员；举办了15场中资企业防护知识讲座，普及到全部11000多名中国员工；8次到当地定点医院查房指导，跑遍全国9个省和11家中资企业营地现场指导防控工作；并帮助首都巴格达建起了1间现代化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和1间新冠专用CT检查室。

50天来，我们始终发挥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作用，团结协作，共战疫情。3月8日到达当天团队就成立临时党支部，4名党员身先士卒、模范带头，起到了很好的主心骨作用；3名“90后”青年也是好样的，勇挑重担、担当大任，援建核酸检测实验室和CT检查室。

在伊拉克期间，强大的祖国始终是我们的后盾。从国家联防联控指挥部、总会、广东及各省市红十字会，到外交部、商务部、机场、海关、新华社、央视、高校、企业等庞大的后援队伍始终在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协调各方事宜，排除后顾之忧。

援外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位队员都为今天的祖国感到骄傲，也为我们是来自中国红十字会的专家而感到自豪。

4月5日，使馆为我们专家团队专门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异国上空冉冉升起，大家心情格外激动。我想，我们一定要不负重托，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们把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红十字会捐赠的物资、设备奉献给伊方，帮助他们制定了联防联控计划，实施了更严厉的防控措施，医院的检测诊断能力提升，临床治疗水平加强，民众的防护意识提高，当地疫情蔓延得到有效控制。伊拉克红新月会会长阿巴斯对我们说：中国专家帮了大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是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经历过援外抗疫后，我们对这一论断更是深有体会。今天我们红十字事业也迎来了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新的时代我们都是亲历者，我们都是领跑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用实际行动践行红十字人的初心和使命

江苏省红十字会   聂城

我是江苏省红十字会赈灾救济部部长聂城。总会授予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感到很荣幸。这份荣誉属于江苏省红十字会赴武汉工作组全体成员，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代表我们工作组7名同志与大家一起分享几点体会。

一、牢记初心和使命，勇当急先锋。今年春节，新冠肺炎袭来，全国上下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月初，江苏省红十字会紧急行动。我们工作组一行5人在会党组领导下，按照总会和省委省政府要求，仅用5个小时就完成了工作交接、方案编制、人员集结、保障准备等一系列出征前准备，连夜赶赴武汉。很多朋友知道我去武汉了，纷纷打来电话、发来微信，有的说我刚接手赈济部工作还没满月，就冲到情况不明的一线，太傻了，我只是报之一笑。但更多的朋友给予的是支持和关心，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回来。我没有多说，只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六个字——疫情消，君自回。

二、牢记初心和使命，敢啃硬骨头。驰援武汉，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厘清物资信息，协助武汉市红会尽快把物资发放出去。50天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有时为了核实一条捐赠信息，要来回查阅几千个数据，进行匹配、核对，从一点一点的信息中找到相对应的关联项。每天面对千万条数据，又连续熬夜，有的同事出现烦燥现象。作为组长的我，心里非常清楚，必须冷静，连夜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统一思想，稳定情绪，再议思路。最终，协助武汉市红会基本理清了捐赠物资信息，先后形成台账23份、制表280多个，处理数据条目11.3万条。

三、牢记初心和使命，永保高斗志。“我身虽撤，心却犹在。”这是我们工作组撤离武汉时留下的一句话，因为我们知道武汉那边的物资虽已全部发放出去，相关信息也整理出头绪了，但后续工作还有很多。回来后，我们坚持慎终如始，继续关注、支持武汉市红会完成后续工作。回到单位，虽已春暖花开，但疫情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复工复产复学全面启动。按照会党组提出“抢抓时间，推进年度工作落实，助力复工复产”的要求，我未加休整，即带领部门同志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和助力复工复产工作，迅速调集资源，紧急采购消杀设备，组织救援队深入学校、社区、企业、车站开展疫情防控消杀和心理援助，连续两个季度绩效考核卫冕全会第一名。

四、敢于乘风破浪，方显责任担当。总会派出工作组驰援湖北，为全国红会吹响了勇担当、善作为的号角，有道是“千磨万击还坚劲，越是艰险越向前”，大灾大难是对我们责任担当的最大考验，我将化荣誉为责任，化激励为动力，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血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气概，继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为助推“六稳”“六保”贡献红十字人应有的力量。

当好“生命摆渡人”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石文静

我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也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

肩负人道使命，白衣执甲驰援武汉。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2020年春节的祥和与欢乐。抗击疫情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战争，得知自治区红十字会正在紧急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古队，赴武汉执行重症患者转运任务时，我没有一丝犹豫，马上主动请缨加入队伍，成为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2月11日晚，作为内蒙古队第二批14名队员之一，我带着组织的嘱托与期盼、亲人的支持与叮咛，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出发前我们集中在自治区红十字会，面向党旗，一群白衣战士庄严宣誓，喊出了心中的铮铮誓言。

扛起责任担当，夜以继日摆渡生命。转运队一到武汉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我们5名护士和5名驾驶员，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承担重症患者转运任务。我们以救护车为家，一天中的大半时间都在车上度过。负压车内气压低于外界，还要在车上完成各项操作，狭小的空间里动作稍大就会把防护服刮破，还要克服晕车带来的恶心、缺氧、眩晕等症状，但是我们必须一一承受着。2月18日，我们接到的任务是转运一位91岁的骨折新冠患者。老人不能活动，患者电梯封锁，看着老人病情逐渐加重，我们决定用担架从步梯抬下去。瘦小的我抬着160多斤重的患者，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气力。把老人安全送到目的地时，我一下瘫坐在地上，防护服里的衣服全湿透了，护目镜一片模糊，靴套里都是汗水。为了避免感染，我们会想尽各种方法，把自己武装得严严实实。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牵着许多人的心来的。

3月10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我代表内蒙古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参加了习总书记赴武汉考察的视频会议。在武汉奋战的40天里，我和23名战友共出动车次1144次，行程超过15000公里，转运患者3683名，与时间赛跑，用车轮承载着生命的厚重，完成一次又一次生命摆渡，实现了转运零事故、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被人们誉为“生命摆渡人”。

弘扬志愿精神，牢记使命服务社会。3月20日，我带着队员们一个不少的平安回到内蒙古。在武汉的日子里，我们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在我们的身后有亲人朋友的思念与鼓励，有国蒙医院坚强的后援与支持，更有总会和自治区红十字会全面有力的服务与保障，还有红十字会领导和同志们每天的关心问候。返回工作岗位后，闻听内蒙古成立红十字救护转运车队，参与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人员转运工作，我再次递交请战书，希望凭借在武汉积累的工作经验，为家乡抗击疫情再做贡献。

志在、愿在，作为红十字志愿者，我们用爱坚守初心、用奉献坚定力量，投身红十字人道事业，在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全力以赴，将抗疫进行到底

上海市红十字会   周小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市红十字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总会要求，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全力以赴、迅速行动。

一、通过多种渠道，动员多方力量，筹集各方善款

疫情发生后，我会第一时间开设专项捐赠项目，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募集款物支援疫情防控一线。我会心系湖北、武汉，全力支持抗疫工作，党组明确要求定向捐赠湖北、武汉的款物必须及时划拨。与此同时，按照市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在做好本市防疫工作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主动宣传，引导更多企业和市民将更多的爱心捐赠向湖北、武汉倾斜。除上海市民以外，我会还积极动员在沪港澳台资企业和个人向湖北、武汉捐款捐物。1月29日，台湾企业家林瑞阳先生捐赠2千万善款用于湖北武汉抗疫，这是上海市红十字会向湖北武汉划拨的第一笔捐款。截至目前，所有定向湖北、武汉的款物均已划拨。

二、想尽一切办法、竭尽最大努力，募集抗疫物资

疫情就是命令，为支持湖北、武汉疫情防控，我会主动承担了一系列特殊任务。2月10日晚上，我会与瑞金医院和各大供应商紧急协调，在最短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募集了1.5吨、可以装备10部救护车的车载医疗设备以及640套防护装备，由老兵联盟车队驱车23小时连夜送达，为中国红十字会重症患者救护转运车队工作的开展解了燃眉之急。2月24日下午，接到总会要求紧急运输抗疫物资到武汉的任务后，我会第一时间协调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运输，紧急派遣3名机关工作人员驾车随行，承担相应的协调和联络任务，满载抗疫急需药品的冷链车连夜出发，于第二天上午11时运抵武汉，交到了一线抗疫人员手中。

三、力求最快速度、争取最短时间，组建援鄂队伍

2月8日，接到总会要求派员赴武汉执行重症患者转运任务后。我会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从上海市红十字医疗急救中心100多名提交请战书的人员中，精选8名党员驾驶员，紧急协调上海铁路局，连夜赶赴武汉执行重症患者转运任务。在武汉的40天里，累计转运患者2626人，零感染、零事故。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组建援鄂医疗队的工作要求，积极配合市卫健委，第一时间在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中协助开展动员工作。作为上海市唯一一家以红十字命名的医院，上海市红十字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在接到援鄂任务后，仅用1小时就组建起一支156人的医疗队伍，带着上海市红十字医院的旗帜“整建制”支援雷神山医院。

与此同时，我会紧急协调卫生、疾控、外事、交通、海关等部门，在24小时内迅速组建全国首支志愿专家团队前往伊朗参与国际抗疫，此时距伊朗公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仅10天。在伊期间，专家团准确把握政治原则、外事原则和宗教原则，用最大诚意、最大努力，配合伊朗开展抗疫工作，获得了各方充分肯定。习近平主席在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交流中先后两次提到了专家团，并强调专家团为中国首个援外医疗专家组。同时，按照总会部署，完成赴意大利、伊拉克等援外团队人员、物资的通关协调任务。

上海市红十字会抗疫工作得到了总会领导的重视和肯定。下一步，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中，201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为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它开宗明义地明确了发展慈善事业、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保护慈善参与者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的立法宗旨，为慈善事业的全面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慈善法实施四年来，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的慈善意识和参与热情，促进了大众参与的社区慈善与网络慈善，推进了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的不断规范，提升了包括款物捐献与志愿服务在内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也开创了各种新型慈善活动形态及其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等相融合的创新性局面。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少数人参与走向大众化，证明了慈善法的制定与实施具有特别重大的时代意义。

然而，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总体上还处于发展滞后状态，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数量比较有限。全国从事慈善及公益活动的社会团体数以十万计，但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只有7169个，不到总数的1%。二是慈善资源动员能力有限。全国每年接收的捐赠款物额仅有1000亿元左右，以慈善捐献为表现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体现比较微弱。三是应急协调能力有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慈善领域暴露出来的信息披露不足、款物处置迟缓、协调机制缺乏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影响了慈善事业正常功能的充分发挥。

慈善无国界，但慈善事业有国界。一方面，慈善事业建立在社会成员自愿捐献的基础之上，只有尊重所在国家的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才能产生社会共鸣、达成社会共识，进而使慈善事业成为大众参与的社会事业。

另一方面，慈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公益事业，关键在于它不再是零星的、传统的爱心善意，而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不断成就的有规模的、专业化的社会资源配置行为，因此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有效支撑。包括财政、税收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均会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如果这些制度对慈善是接纳与鼓励的，则慈善事业必定能够得到发展。反之，慈善就只能停留在零星的慈善活动而不可能成为自发的社会事业。

有鉴于此，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需要依托“两个尊重”：尊重现代慈善事业的客观发展规律、尊重中国的国情。不能以规律为由脱离国情，也不能以国情为由扭曲规律。现代慈善事业的客观规律主要表现在志愿性、公益性、平等性、社会性以及法治与自治相结合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则主要表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并具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各具特色的制度安排。要促使我国慈善事业获得大发展，必须将这两个尊重有机地融合起来，再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合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中国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在国家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确立自己的定位并发挥自己的独特功能。只有如此，才能走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路，才能持续不断地促使慈善事业发展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宏伟的社会事业。

一是要明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合理定位，即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慈善事业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决定》还强调，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可以说，慈善事业是一种立足于第三次分配基础之上的混合型分配机制，能否在再分配调节机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至关重要。

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保障或民生保障制度的有机内容。众所周知，扶贫济困、养老哺幼、助残恤孤、服务社会和助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这决定了慈善事业作为一种自愿的共享机制，与作为强调性的共享机制即法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与功能几乎具有一致性。如何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及特殊群体权益维护有机结合，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治理制度的有机内容。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需要有参与社会建设并发挥作用的途径，慈善事业是十分有效的桥梁与载体。能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担当起相应的责任，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是要明确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方向，即是加快完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和高度重视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的发展。

如果对慈善事业的上述定位具有共识，就应当为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在这方面，有两个重要方向值得努力：一是将慈善法中的促进政策具体化。慈善法中许多条文需要有具体的政策才能真正落地，如房屋捐赠、慈善信托、慈善服务、税务支持、财政购买服务等，均需要明确的、具体的、便捷的政策规制才能落地。二是加快完善明确的慈善监管政策。慈善法的根本宗旨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政府监管的职责重在服务，评价慈善监管的核心指标应当是慈善组织的发展情况与慈善资源的动员能力以及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满意度。因此，需要进一步确立依法监管、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原则，强化监管队伍建设与能力提升，改进监管中存在的损害慈善组织自治权益等不足，真正构建积极的监管制度体系。此外，还需要将提供公共服务纳入慈善监管范畴，真正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慈善组织自主发展的活力。唯有如此，蕴藏在我国民间潜力巨大的爱心善意才能持续不断地释放出来，慈善事业对于国家现代化才能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近几年来，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主要体现在社区慈善、网络慈善和以慈善信托为代表的家族慈善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特色。

社区慈善得到快速发展。社区是社会的根，人离不开社区，社区慈善往往与基层政权建设和群众自治组织有机结合，不仅符合中华邻里互助的传统与现行体制，而且畅通了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增进了社会团结，进而可以为国家治理奠定稳定的根基。因此，我国应当将社区慈善作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大力培育社区型慈善组织，鼓励社会慈善机构直接抵达社区或者透过社区慈善组织直接服务于社区居民。

高度重视网络慈善的发展。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及水滴筹等日益活跃的线上慈善组织表明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有效载体，其代表的是公众参与慈善的广度与深度，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及服务来促使网络慈善持续发展。

重视促进家族慈善的发展。家族慈善符合中华传统，而家族慈善基金会与慈善信托将是适合家族行善代代相传的合理选择，应当认真研究中国的家族财富发展轨迹与传承文化，为家族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

建设好以慈善总会为代表的枢纽型慈善组织。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慈善行动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就是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枢纽型慈善组织的带动。如中华慈善总会到各地慈善总会，都是既能募捐又直接提供服务的综合性慈善组织，它们与政府主管部门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更形成了上下左右联动的合作机制。这次抗疫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等机构就得益于这种平时建立的合作机制，对善款善物给予了及时、高效的处理，并得到了公众和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因此，应当总结这类经验，以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慈善法的实施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与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积累已经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慈善事业的定位，找准发展方向，并据此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

（作者：郑功成 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天津外国语大学红十字工作创新探索及实践

● 课程化发展，建设多元主题课程矩阵：开设多门公共选修课和综合素质实践课，融入新生适应性教育、志愿服务团队建设、人际沟通能力提升等多元主题。

● 项目化管理，拓展志愿服务深度广度：走出高校，关注中小学生群体的需要；深入社区，聚焦老人、儿童等易受损人群；走到基层，为教师、社区干部等人群提供健康知识与技能培训。

● 项目化管理，拓展志愿服务深度广度：充分挖掘红十字运动内涵，推动大学生走向更广阔国际舞台，收获来自全球各地的人道伙伴。

“人潮汹涌的火车站，一名男士突然晕倒在地，呼吸心跳骤停，急需救护！”这是一个设定好的模拟场景，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红十字主题教室，6名急救员用中英双语进行应急救护演练，流利的英文解说与专业精湛的技能赢得阵阵掌声。

多年来，天津市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天外”）红十字会依托学校国际化办学特点，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将红十字会工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合，不断推动课程化发展、项目化管理、国际化育人，实现红十字工作有制度、有作为、有成效、有影响，形成颇具特色的“四有三化一融合”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新思路。

立意：生命健康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相融合

天外红十字会动员师生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应急救护培训、防艾主题宣传、青年同伴教育、青春善言行（YABC）、“探索人道法”等活动，爱心力量和志愿精神延绵不断地传递生命的希望，提升学生自救互救能力，关注、尊重他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将生命教育融入学校思政教育。

学校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中外求索，德业竞进”的校训精神，通过打造红十字特色“主题教室”，营造润物无声的浓郁校园文化氛围。在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和人道精神的同时，从改变自身言行开始，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带动和影响身边的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真正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成长、担当、受益，建设诚信友善、文明互助的良好班风、校风，引领校园社区营造善言善行的和谐氛围，不断拓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立足“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一致性，校红十字会在市红十字会指导帮助下，依托学校国际化办学特色，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将红十字工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合，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红十字会工作“天外模式”。

在2020年初疫情抗击战中，天外充分发挥外语院校专业优势，第一时间组建志愿翻译突击队，前往机场、海关、隔离点等提供应急语言服务，共派出174人次、51批任务，累计工作时长达1370余小时，完成4210余名服务对象的保障工作。

做法：推动课程化发展、项目化管理、国际化育人

课程化发展，建设多元主题课程矩阵。2015年，天外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红十字应急救护与YABC同伴教育》公共选修课，成为全国试点单位，课程还吸引了来自天津大学的同学参加，获得了学生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大学期间最有意义的课程之一”，学校成为“青春善言行”项目全国试点单位。

2019年起，校红十字会依托学校陆续开设《“青春善言行”同伴教育理论与活动体验》《走进大学生人际交往》等4门综合素质实践学分课程，融入新生适应性教育、志愿服务团队建设、人际沟通能力提升等多元主题。

项目化管理，拓展志愿服务深度广度。校红十字会通过项目管理提升专业化水平，主动探索志愿服务新模式：走出高校，关注中小学生群体的需要；深入社区，聚焦老人、儿童等易受损人群；走到基层，为教师、社区干部等人群提供健康知识与技能培训。

2014年，天外“撷异国精华，行公益使命，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急救进社区项目获得全国红十字青少年社会实践立项，短短一年，受益人数突破3000人。2015年，该项目获评“天津市市级志愿服务项目”。

2017年，“安定流动心灵，阳光益路童行”项目从全国27个省报送的7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以全国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全国红十字青少年社会实践立项并获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志愿服务项目重点培育一类项目，“‘青春善言行’（YABC）同伴引领互助育人精品项目”获批天津市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立项并顺利结项。

项目化管理，拓展志愿服务深度广度。红十字运动是国际组织，天外红十字工作蕴含突出的国际特色。每年，天外都有数十名留学生参与无偿献血、加入中华骨髓库。

中外学子在京津冀三地“彩虹计划”活动中，绘制世界地图、编排创意节目为血液病患儿送上祝福欢乐。活动结束时，一位留学生动情地说，这是她来中国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一天。天外的师生志愿者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收获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人道伙伴。

2014年，校红十字会指导教师作为全国9名代表之一，参加亚太地区红十字青年峰会，和120余名来自亚太、中东地区代表共同制定全球青年宣言；2016年，应邀前往蒙古国开展7天同伴教育培训，成为天津市首位YABC国际培训师资；学生骨干杜鹏瑶、宣雯丹连续多年担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红十字骨干国际培训营导师，并于2019年作为首批中国大学生代表团成员赴日交流学习，担当中外友好交流使者。

成效：有制度、有作为、有成效、有影响

工作有制度。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高度重视红十字会工作，不断完善红十字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青少年活动制度、年终评比表彰制度等。

2017年，天外与天津市红十字会达成基地共建合作伙伴关系，获评天津市红十字青年同伴教育研究基地和高校红十字实践育人示范基地，定期会商共同推进天津市高校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建设。

工作有作为。校红十字会领导班子坚持改革创新，勇于开拓进取，成立1个“青春善言行”工作室，建设3间主题教室，开设5门公共选修课和综合素质教育实践学分课程，先后6个项目获评全国和天津市志愿服务项目、精品项目等，承办并组织开展“我与红十字的故事”纪念2018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讲活动、天津市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示范交流会等大型活动，师生骨干为天津市、京津冀、全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骨干开展培训，辐射受益人群达15000余人。

工作有成效。涌现出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一年24次成分献血的“献血哥”董伟，13名天外学子校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生命（含天津市首例对港同胞捐献），占天津市的十八分之一，3000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近500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师生荣获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全国五星级志愿者、天津市优秀志愿者、全国优秀红十字志愿者等荣誉，校红十字会荣获天津市红十字公益事业“爱心大使”、天津市优秀志愿服务团队等荣誉。

工作有影响。师生代表先后11次受邀在全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培训班、京津冀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交流活动等进行经验分享，相关工作15次被中国教育报、光明网、天津电视台等媒体报道。2016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哈吉·阿西、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彭玉美等赴学校观摩红十字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2019年，天外红十字会负责人作为基层红十字会专兼职工作者代表赴京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2018中国红十字事业思想汇

编者按：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这是支撑理想信念大厦的恒久基石，也是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的根本遵循，需要广大红十字同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红十字理论研究这个“牛鼻子”，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入研究红十字会性质和特点，准确把握红十字会核心职能，进一步构建和丰富红十字理论体系，增强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更好地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思想指引方向

中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有力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红十字会首先要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委的沟通协调，推动落实县级以上党委将红十字会建设纳入当地党委党建工作总体格局。

——王世涛  《推动新时代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架好“四梁”，就是构建和完善新时代红十字宣传工作总体框架，建立健全新时代红十字宣传工作四个体系；立好“八柱”，就是结合红十字会实际，遵循红十字宣传工作规律，构建和完善新时代红十字宣传工作的八项工作机制。搭建形成红十字宣传工作“四梁八柱”，在新时代红十字宣传工作改革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姚立新  《搭建“四梁八柱”，全面推进新时代红十字宣传工作》

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任何行业、任何事业，都需要经历优化、调整、转型、升级的并行过程。红十字是百年品牌，其内涵也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如果不能把握大势、看清局势，不能理清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脉络，感知不到时代的律动和节奏，红十字事业的新时代进程就会处于混沌之中，甚至落后于人。

——冉茂琴  《红十字事业发展“势”与“局”》

信息化是提高工作透明度的重要手段，标准化是现代社会科学管理的基础。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工作运行程序规范，工作质量标准客观，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根基才能更加坚实，联系服务群众才能更有底气，工作成效才能更经得住公众推敲。

——李全太  《“双轮驱动”推进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红十字事业要实现新的发展，就必须抓住关键，树立起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思维方式，进一步推进红十字文化传播。这也是红十字文化宣传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张浩亮  《如何进一步做好红十字文化传播》  

当前，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要完成一份怎样的答卷，交出一根怎样的接力棒，需要从更深层次去谋划新时代红十字事业发展蓝图，化挑战为动力，化机遇为胜势。

——周海涛  《化挑战为动力 化机遇为胜势》

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广大红十字工作者应该自觉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工作，明确红十字事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理清红十字各项工作发展思路，进而履职尽责、奋发有为。

——胡晓强  《把准方位 理清思路 奋发有为》

目前，红十字会组织化程度得到极大提高，但地区差异化也十分明显，发展不均衡情况普遍存在。“底盘”不稳，向下推进的“抓手”功能就不强，各级红十字会要强化法治思维，注重因势利导，依法拓展人道内涵来吸引社会参与，依法开展特色活动，发挥红十字会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调和作用。

——陈海高   王金海  《以法治化思维“赋能”红十字》

改革擘画蓝图

改革是摆脱困境的必为之举，创新是开辟新路的必然之选，必须坚持打开“心门”，推开“山门”，用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接受一切变化的胸怀，不断推进红十字事业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冉茂琴  《莫道春山远 草木已蔓发》

所谓“问题导向”，说白了就是以解决问题为指南。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面对，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实现的。红十字事业也是如此，那些困扰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问题”，就是红十字会深化改革的“方向”。

——池子华  《红十字会改革的“问题导向”》

意识决定行动，行动导致结果。具有品牌意识是走向品牌之路迈出的第一步。事实上，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一个组织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其不仅仅是一个商标，一种标识，更是一种刻在人们脑海中的烙印、一种凝聚力；同时还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信仰。

——毛荣志  《编织一根线 珍珠串成链》

“巧实力”是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系统或组织目标的一种能力。 其中，“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二者之间的构成比例是动态的，需因时因势而变。

——孟纬鸿  《提升红十字事业发展“巧实力”》

深化红十字会改革，既要大处着眼，更要从细处入手，特别要着眼于固本强基、服务大局、扩大影响、公开透明，在理顺管理体制机制、提高人道动员能力、精准融入中心工作、加快推进公开透明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张春中  《立足“四个着眼” 实现“四个突破”》

强“三性”是红十字会组织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发展动力,去“四化”是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红十字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要坚定理想信念，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

——刘波  张妍  《增强凝聚力 激发内驱力》

人道资源是红十字事业的富矿与动力源，人道资源动员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只有下活人道资源动员这盘棋，才能有力助推红十字事业发展。

——涂文涛  《下活新时代人道资源动员这盘棋》

5A级基金会标准是行业主管部门委托专家学者在中国基金会实践基础上提炼的行业发展指南和量化管理体系，通过参与评估，可以使一个基金会明确改进方向，发现不足，弥补缺陷，从而提升管理水平。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聚焦人道使命 铸就卓越品质》

研究提供支撑

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有两个层次：一是法律规定的底线；二是慈善组织为了追求卓越追求更高的标准。红十字会除了依法披露财务信息外，治理结构的设置是否体现红十字会与受托人的委托代理责任，慈善项目的设立是否遵从捐赠意愿，业务活动的执行是否经过程序审批，财务和业务基础数据的来源是否准确真实，也需要对外披露。

——邱宁  《红十字会内部控制规范化建设研究》

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和精准发力，是红十字会开展人道救助工作的一条主线，是红十字会进一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内在要求。只有深入群众、深入调查，才能真正在施策过程契合群众需求，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提供精细化、个性化帮扶，建立精准发力的工作机制，在红十字会具备优势的领域做深、做透。

——苏映红  《一位驻村干部的扶贫调查》

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转变以募集和分发款物为主要方式的传统人道服务模式，借鉴相关人性假设及需求层次理论，在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关怀人、尊重人、帮扶人的基础上，科学洞察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需求，找准红十字组织进行人道服务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陈爽  《人道服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和需求分析》

群团组织发展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最核心的是脱离群众问题。脱离了群众，群团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推进群团组织改革，需要加大对特殊群体、流动人口和底层农民的关注，更好地组织动员群众、教育引导群众、联系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创造力。

——上海嘉定   奉贤红会  《强“立会之本” 固“事业之基”》

实践检验真理

易地扶贫搬迁是提升特困地区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生计保障和后续发展工作，是贵州省红十字会“博爱家园”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最有效的实践路径。

——尹秋莲   陆丹  《彰显新担当 实现新作为》

人道资源的争夺战每天都在上演，每家爱心企业、每位爱心人士都是能够开花结果的“种子”。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一场看似热闹的网络众筹“嘉年华”，更是一场争夺人道资源的、看不见硝烟的“种子战争”。

——石泠   周倩  《新时代的“种子战争”》

“红会通”APP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将红十字组织搬到网上，把救护培训、业务咨询、证照管理等纳入统一平台，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新模式，让市民加入红十字会、参与红十字活动“最多跑一次”，促进“红十字”与“互联网+”的有机融合。

——金先军   江琴平  《“互联网+红十字”的融合与创新》

红十字组织的法定职责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德治”高度契合，与“自治”相互促进，与“法治”有机统一，特别是“三救”“三献”与“三治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构成了红十字组织参与城乡基层治理的重要依据和条件。

——郑杰  《红十字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社区中的作用，有助于推动红十字会扎根基层、服务基层，深入落实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做好老百姓的“贴心人”。

——杨秋瑾   赵曙虹  《“红十字+社会组织”的社区实践》

创新是王道，项目是渠道。江西省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宗旨，着眼扶危济困，立足事业发展，精心设计筹资项目，建立专项基金，创新筹资方法，提升工作质量，主抓“四个”筹资项目，实现快速高效发展目标。  

——袁才华   朱晓玲   李莹凯  《创新驱动 项目带动 机制促动》

养老院建设（G）、养老服务培训（T）、养老服务志愿者（V），分别代表养老服务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机构、行为、人”。三者有机结合，互相补位，互相促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尊”。

——金桥  《立足职能定位 拓展服务内容》

“酶促效应”，是指生物体内的一种化学反应。博爱家园项目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红十字会以项目资金为催化剂，以产业扶贫为支点，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项目建设，成为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生物酶、催化剂。

——马慧  《减灾加减贫 生计促发展》

理论坚定自信

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都希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红十字运动的人道价值观更能为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和接受。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念和价值观能获得如此广泛认同，红十字成为引领全世界人道主义运动的旗帜是历史的必然。

——张立明  《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和长远动力》

红十字运动是红十字精神的根源和原点，没有红十字运动就不会有红十字精神。按照“红十字运动——红十字文化——红十字精神”的逻辑推理，只有将红十字运动作为红十字精神逻辑推理的根源和原点，才能发掘其“独特性”。

——何校生  《红十字精神从何而来》

“红十字学”的创建以及学科地位的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甚至需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有了明确的方向，就可以一步步接近目标。

——池子华  《“红十字学”为事业发展注入“动员剂”》

文化自信不是一个开关，不是一个按钮，不可能自动获得，需要长期培养和习得。一项事业的自信塑造起始于积极态度，形成于本源的思量，发展于对自身和外界的精准判断，体现在组织建设与社会贡献、精神传播与物质文明、文化——制度——实践等多维度的良性循环。

——杨方方  《论红十字的文化自信》

历史启迪未来

不忘来路，方知去路。改革开放40年，伴随着成就的，还有经验与教训、苦难与辉煌、磨砺与意志，这些都是财富和宝藏，是中国人不能忘却的记忆。回眸这段荡气回肠又曲折艰难的历史，总结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也能让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清醒坚定、更加自信从容。

——冉茂琴  《潮涌东方四十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来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法宝，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红十字事业今天的成就。

——何校生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即改变与革新，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晚清时期、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这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从未停止。一部红会志，就是一部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

——池子华  《在深化改革中砥砺前行》

40年来，中国红十字会从恢复国内工作起步，历经风雨沧桑，从“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到“人民卫生救护、社会福利团体”，再到“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明确定位聚焦主责；从“卫生部代管”到独立设置，坚持依法治会，依法兴会；创新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等工作，扎实推进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道需求，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彰显大国红十字会责任担当。可以这样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红十字事业的今天。

——本报编辑部  《见证·改革开放40周年》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浅谈红十字会系统深化改革的战略与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已由国办印发，各省级红十字会的改革方案也在酝酿出台中。如何以这次深化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活力，释放新一轮发展动能，是各级红十字会面临的重大命题和现实考量。笔者以为，深化红十字会改革，既要大处着眼，更要从细处入手，特别要着眼于固本强基、服务大局、扩大影响、公开透明，在理顺管理体制机制、提高人道动员能力、精准融入中心工作、加快推进公开透明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着眼于固本强基，在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上实现新突破

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喊了这么多年,但理顺体制工作进展不大，特别是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推进困难，甚至遭遇“瓶颈”。截至目前，全国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理顺率仅为67.3%，“基层无腿、底下无人”成为红十字会最大的“体制性尴尬”。

在工作机制方面，红十字会同样面临“百年老店、初创阶段”的尴尬。一方面，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有待完善，红十字会系统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主要来源于卫生部门，渠道过于单一。另一方面，干部交流不畅，出口不多，“能进不能出”问题突出，有的地方形成了干部交流“死胡同”。此外，相对于其他群团组织，红十字会许多工作机制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一要继续矢志不移地推进理顺管理体制工作。一方面，以这次红十字会系统的改革为契机，依法推进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使县级红十字会从卫健部门脱离出来，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在乡镇、街道、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积极发展红十字基层组织。鉴于基层人员较少、事务较多的实际，乡镇、街道、社区可以以“红十字工作站”的名义开展工作，高校和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可以设立“红十字会”。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做到有热心红十字事业的带头人、有稳定的会员和志愿者队伍、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稳固的服务平台、有红十字特色活动，更广泛地联系和服务基层群众。在推进理顺体制工作中，既要发挥各级红十字会主要负责同志的主观能力性，更要发挥各级名誉会长、会长的重要作用。为加快理顺步伐，总会还可以通过加强督查、邀请全国人大开展执法检查进行推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要加强红十字会工作机制建设。参照工青妇等其他群团组织和同级党政部门的运行模式，健全完善红十字会工作运行机制，使之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譬如，《改革方案》中提到的“挂职干部”，要纳入当地组织部门的挂职工作中，由组织部门统筹考虑实施，不能搞成红会系统内部华而不实、自娱自乐的“挂职交流”。要健全红十字会干部交流渠道，首先要拓宽“入口”，除卫健部门外，要更多的从其他党政部门特别是从“在一线工作过、有丰富社会工作经验”的党政领导中选拔干部担任红十字会的领导职务。譬如，选拔开拓干事能力较强的“副县长或常务副县长”担任市级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选拔同级部门副职领导或优秀正处级领导干部到省级红十字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等等。其次要打通“出口”，积极推动红十字会系统干部“走出去”，到其他部门、人民团体、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任职，享有与其他部门干部同样的交流权利，激发干部活力。

着眼于服务大局，在精准融入中心工作上实现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党和政府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红十字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围绕中心”中找定位、在“服务大局”中谋发展。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改革的要求。

一要助力“一带一路”和脱贫攻坚。围绕党委政府支持、广大百姓关心的民生等问题，巧打“融合牌”，弹好“协奏曲”，把红十字工作和元素渗透和体现到“一带一路”“脱贫帮扶”等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发挥其在资源动员、国际交流、志愿服务、人道传播等方面的作用和优势，优化人道服务供给，增进社会公众福祉，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红十字会交流与合作，展示红十字会在“一带一路”建设和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为。

二要助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团审议时，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深刻阐述，着力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在推动“五个振兴”方面，红十字会都有作为的空间。譬如，在产业振兴方面，红十字会可以通过脱贫帮扶、众筹扶贫大赛、“魔豆妈妈”创业扶贫等方式切入，带动和促进产业振兴；在人才振兴方面，可以依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开展的“万名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开展乡村医生培训。山东省红十字会建立“山东省红十字会乡村医生培训基地”，目前已对省派“第一书记”帮扶村1000余名乡村医生进行培训,有效提高了乡村医生在“第一现场”的应急处置能力，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

三是善于借助平台。由于工作职能的原因，红十字人几乎每天都在做善事、好事、实事，都在与各种好人打交道。如何把这些“好人好事”包装好、推广好，对红十字人来说既是课题也是难题。显然，仅仅通过自身的宣传平台远远不够，还要善于利用各级党委政府“道德模范”“杰出青年”“感动中国”等社会关注度、知名度高的评选平台，积极推介展现红十字精神的先进事迹、先模人物，实现宣传工作由“体内”向“体外”循环，使“红十字故事”“红十字人物”跻身各类主流媒体、走进千家万户、逐步深入人心。

着眼于扩大影响，在提高人道动员能力上实现新突破

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赋予红十字会九项法定职责，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充满期待。红十字会人员较少，单纯靠红十字会专兼职干部推动红十字工作，势必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因此，提高人道动员能力、吸引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到人道事业中来，借势、借力、借脑推动红十字工作，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红十字人的必然选择。

一要加强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首先，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平台，规范做好红十字志愿者登记注册、服务记录、表彰激励等工作，提高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的规范化水平，特别要加大对优秀红十字志愿者、志愿服务队伍、志愿服务项目、志愿服务社区等先进典型的表彰力度，使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其次，要加强红十字志愿服务能力建设，按专业领域制定服务标准，提升专业化水平，打造一支素质过硬、服务规范、形象良好、群众满意的志愿者队伍。第三，要将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纳入国家和当地文明办的志愿服务体系之中，使红十字志愿者成为国家和社会志愿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工青妇和其他部门志愿者一道，为社会进步和人道事业做贡献。第四，大力在青少年中发展志愿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联合教育部门恢复开展“全国红十字模范校”评选工作，以此为抓手，鼓励引导青少年参与红十字运动，为红十字事业发展培育种子、积蓄力量、开启未来。

二要推动理事常“理事”。红十字会理事会成员来自方方面面，充分发挥理事作用才能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兴旺发展。在发挥理事作用方面，各级红十字会还做得不够。理事不“理事”或不经常“理事”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因此，要依据红十字会法和章程进一步完善理事会制度。首先，各级红十字会要做好对理事的服务工作，结合每位理事的特点，制定能够充分发挥理事作用的工作计划，主动了解理事关心的问题，组织好理事的相关调研活动，为理事参与红十字会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其次，要扩大决策民主，保障与红十字会改革发展相关的重大事项，在决策前能够充分听取理事意见，尊重理事会决议，使理事当好红十字形象的“代言人”、红十字精神的“传播者”、红十字事业的“参与者”。第三，要建立理事评价机制，通过健全完善理事工作制度敦促“理事真理事、理事办实事”，尽快达到每位理事“真理事”、常务理事“常理事”的目的。

三要调动会员的积极性。会员是红十字会群众性的重要体现，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些年，我们关注志愿者，但对会员关注度不够，没有很好的将这两个群体统一起来认识。而且，在会员发展、管理、统计、使用等方面也做得不够，会员服务跟不上，会费收缴不经常，有的地方甚至根本不缴会费。因此，会员管理问题要借这次改革契机认真研究解决办法。首先，要尽快修改《中国红十字会会员管理办法》，进一步把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清楚，使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能够得到充分体现，给群众一个愿意加入红十字会、成为会员的理由。其次，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管理会员，通过研发、下载手机APP等方式，实现会员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管理。再者，要畅通会员自愿进出渠道，既随时可以加入，也随时可以退出；既要积极发展热衷于红十字事业的新会员，也要及时清理长期不履行义务、甚至忘记会员身份的“僵尸会员”。第四，要规范会费收缴，建立健全下级红十字会向上级红十字会缴会费制度，强化会员职责意识；要坚持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学校红十字会会员采取自愿缴纳会费原则，对自身经济条件较差的会员和其他交纳会费确有困难的会员，可以减免会费。

着眼于公开透明，在推进“网上红十字会”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公开透明是红十字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是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因此，加强网上红十字会建设，打造充满活力、影响广泛、触手可及的网上红十字会，加强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是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实事求是地讲，红十字会系统互联网思维欠缺，对新媒体、新技术掌握和运用的远远不够，有的甚至排斥互联网技术。譬如，网上已经对某一个社会热点炒作的沸沸扬扬了，部分同志却还沉浸在现实世界中一无所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强化互联网思维至关重要。要及时学习掌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学会并善于通过大众媒介、网络媒体、人际沟通等方式传播人道理念、开展人道工作，运用互联网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把社会各界关注的红十字人道服务、资源动员、捐赠款物使用情况及时发布到网上去，在互动平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通过高效的信息公开、真诚的沟通互动，与网络空间中的公众建立连接、构筑信任。

二要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信息化是现代管理的基础。打造信息集成、数据共享、平台统一、标准一致的信息化系统，在统一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是红十字会法的基本要求。关于信息化建设，国家有要求，总会有考虑，关键是如何尽快落地落实。要整合资源，下大气力解决“信息孤岛”和“家家投资建设、户户点火冒烟”的信息化建设发展现状，按照国务院政务信息整合共享的有关要求，整合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信息资源，使各级红十字会都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发布捐赠信息、社会公众通过同一个平台查询捐赠款物去向，让捐赠人真正享有持续知情权。譬如，山东省红十字会目前已经依托中国红十字会信息化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的互联互通，在实现全省红十字会系统捐赠款物在统一平台公示的基础上，目前正在开发捐赠款物去向查询系统，2019年1月将上线运行。在推进信息化建设这一问题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加强顶层设计，尽快突破“开户行不统一”这一“银行壁垒”，研究开发符合全国红会实际的财务数据导入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广、使用中国红十字会信息化系统。

此外，总会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人道传播项目”评选，为推进红十字工作线上线下相结合进行了有益探索，重庆市红十字会推出的“红心侠”和江西省红十字会打造的“江小红”更为“网上红十字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但要看到，攥指成拳聚合力才更有冲击力。总会要加强对人道传播项目的整合提升，避免品牌“满天飞”现象，对成熟的人道传播项目，通过打造包装，使之成为全国红十字会系统的品牌，使其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为推进“网上红十字会”建设做贡献。

（作者:张春中 系山东省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红十字会大事记

编者按：风起云天，潮涌东方。以1978年为起点，古老的中华民族开启了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与改革开放同行，与时代发展同步，过去40年，中国红十字会不断推进改革创新，适时拓展业务范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值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报披阅纷繁历史，特意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红十字会大事记”，以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写好“改革”这篇大文章，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1978年4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国发63号文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批转卫生部、外交部《关于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报告。

◇ 1979年2月20日至24日

中国红十字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修改《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开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征程。

◇ 1981年10月4日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钱信忠发表谈话，表示“愿意与台湾红十字组织携手，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出力”，并提出四点建议。

◇ 1983年7月11日

第29届南丁格尔奖章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颖超为我国首位获奖者王绣瑛颁奖。

◇ 1983年9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批准加入1977年6月8日通过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同时宣布对第一个附加议定书的某些条款持保留态度。

◇ 1985年12月28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在学校中积极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通知》，正式启动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 1986年6月7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颁布《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募捐和接受社会捐助暂行条例》，规范募捐工作。

◇ 1986年10月15日

《中国红十字报》创刊，赵朴初、钱信忠、谭云鹤等为创刊号题词。

◇ 1987年2月20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卫生部、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商务部、国家民航总局、国家旅游局下发《关于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护训练的通知》，在各行业普及开展救护培训。

◇ 1987年8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民政部联合下发《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用，做好社会福利工作》的通知，规范人道救助工作。

◇ 1987年10月31日

台湾当局公布台胞赴大陆探亲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过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的间接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查人转信工作，开启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交流合作新篇章。

◇ 1988年2月23日

广东省中山市红十字会第一次举办“中山慈善万人行”活动。

◇ 1988年6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发《学校红十字会工作暂行规程》，联合开展学校红十字会工作。

◇ 1989年10月21日至27日

第七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谭云鹤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人首次担任副主席职务。

◇ 1990年9月12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在金门签订《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有关海上遣返协议》，成为两岸关系的“破冰之举”。

◇ 1990年12月7日

首届中国红十字影视节在北京开幕，创新人道传播形式。

◇ 1991年7月2日

全国第一所由中国红十字会命名的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华山医院揭牌命名仪式在上海举行。

◇ 1992年3月14日

“中国非血缘关系骨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中华骨髓库前身）成立，为濒危血液病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 1993年10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主席江泽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施行。中国红十字事业驶入依法治会快车道。

◇ 1994年4月23日

中国红十字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家主席江泽民被聘请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聘请国家主席担任名誉会长。

◇ 1995年3月25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启动总会机构改革工作。

◇ 1996年1月29日

李鹏、江泽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第194号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

◇ 1996年12月20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平、赵朴初、钱正英等领导出席大会。

◇ 1997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性红十字会。

◇ 1997年7月7日

《中国红十字会募捐接受捐赠工作条例》施行。

◇ 1998年8月16日

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主办“98抗洪赈灾义演大型文艺晚会”，接受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6亿元，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 1999年2月2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首次开展春节送温暖救灾特别行动。

◇ 1999年12月20日

澳门红十字会正式脱离葡萄牙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大家庭一员。

◇ 1999年12月26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中国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启动。

◇ 2000年1月1日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联合制定财税字〔2000〕30号文件，规定“企业等社会力量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准予全额扣除”，为红十字会更广泛筹募人道资源提供法规保障。

◇ 2001年2月24日

《中国红十字会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救助规则》正式实施，进一步规范救灾工作。

◇ 2001年5月1日

新制定的《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施行，规范会费管理工作。

◇ 2001年8月24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交通部、卫生部等14个部门联合下发《中国红十字会关于广泛深入开展救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在各行业深入开展救护培训工作。

◇ 2001年12月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立“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为数以万计的血液病患者带来福音。

◇ 2002年2月21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学校红十字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 2002年12月16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通知》，启动红十字服务进社区工作。

◇ 2002年12月18日至19日

中国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彭珮云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 2003年5月8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举行“抗非典献爱心——红十字在行动”大型募捐活动。截至9月18日，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接受捐赠6.68亿元。

◇ 2004年5月8日

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红十字百年纪念”套装银币。

◇ 2004年11月26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工作意见的通知》。

◇ 2005年1月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印度洋地震、海啸灾区募捐救灾活动，募集4.43亿元捐赠款物，对11个遭受海啸灾害影响的国家提供紧急救助和灾后重建援助，彰显大国红十字会责任担当。

◇ 2005年9月23日

中宣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卫生部、中华护理学会联合举办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先进事迹巡回报告首场报告会。

◇ 2006年9月6日

全国首届“社会公益示范工程”评选结果揭晓。中华骨髓库荣获“社会公益示范工程”十佳称号。

◇ 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

中国红十字会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座谈会在河北召开。彭珮云出席会议并讲话。

◇ 2007年2月26日

“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举行，青岛红十字会推出的“微尘”爱心团体入选。

◇ 2007年3月16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北京奥组委在北京举行《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标志着红十字参与奥运正式启动。

◇ 2007年11月6日至8日

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在广东珠海召开，同时出台《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管理办法》《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2007—2010年发展规划》，规范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

◇ 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

中国红十字会首次筹资工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 2007年12月16日至17日

全国红十字应急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举行，将红十字救护培训作为参与国家应急体系切入点。

◇ 2008年1月7日

中国红十字会、教育部在杭州联合召开全国红十字模范校表彰大会，对100所红十字模范校予以表彰。

◇ 2008年3月

中国红基会首次获评“全国5A级基金会”，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 2008年3月28日

“中国红十字会全球艾滋病行动同盟计划”在北京启动。

◇ 2008年4月14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天使计划”荣获2007年度“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这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首次荣获“中华慈善奖”。

◇ 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紧急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共筹募善款约199亿元，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 2008年8月8日

北京奥运会开幕，8万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服务奥运。

◇ 2008年10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荣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 2009年4月30日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台湾红十字组织负责人陈长文在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合作备忘录》。

◇ 2009年8月12日

中国红十字会为遭受“莫拉克”台风袭击的台湾受灾地区捐款1500万元，帮助受灾同胞度过难关。

◇ 2010年3月2日

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进入新时期。

◇ 2010年5月1日

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式开园，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馆开馆运营。

◇ 2010年7月21日

中国红十字会与青海省人民政府签署《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备忘录》，中国红十字会向青海省提供23亿元项目资金，支援玉树灾后重建工作。

◇ 2010年9月1日

首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决赛及工作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 2010年9月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款1000万元，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淘宝公益基金”，推动“魔豆爱心工程”以项目制运作长期开展。

◇ 2010年10月9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在北京市顺义区揭牌，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备灾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初步形成。

◇ 2011年3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央文明办联合发文，开展“红十字关爱生命志愿服务活动”。

◇ 2011年4月6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标准（试行）》。

◇ 2011年6月12日

首届海峡两岸红十字博爱论坛在厦门举行。

◇ 2011年7月6日至7日

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会议向社会承诺“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制度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

◇ 2012年3月1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央文明办联合发文开展“学雷锋——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

◇ 2012年7月10日

国务院以国发〔2012〕25 号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方向。

◇ 2013年8月10日

中国红十字会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关于救助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备忘录》。

◇ 2013年11月20日

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赴菲律宾开展“海燕”风灾救援行动，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向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国家派遣国际救援队先河。

◇ 2014年2月28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修改事宜，正式启动红十字会法修法工作。

◇ 2014年9月2日

中国红十字会举行中国红十字备灾库授牌仪式，向辽宁、浙江、湖北、广东、四川、云南、山西、新疆八个省（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库授牌，进一步提升备灾救灾能力，优化备灾救灾体系和战略分布。

◇ 2015年1月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库容突破200万人份，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大骨髓库。

◇ 2015年5月5日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全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

◇ 2016年1月1日

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启用灾害管理信息系统，备灾救灾工作插上信息化“翅膀”。

◇ 2016年1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出台《关于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2020年），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工作。

◇ 2016年2月27日

12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同捐款发起“院士博爱基金”，成为我国首个由两院院士发起成立的专项公益基金。

◇ 2016年6月14日至16日

中国红十字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助力扶贫攻坚——博爱家园现场会”，吹响了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助力扶贫攻坚行动号角。

◇ 2016年6月28日

中国红十字会举办2016人道资源发展研讨会，探索新形势下人道资源动员新模式。

◇ 2017年2月20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丝路博爱基金”在北京成立，迈出红十字与“一带一路”同行步伐。

◇ 2017年2月24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 2017年4月6日至7日

中国红十字会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启动培训会在南昌召开，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全面参与养老服务工作。

◇ 2017年5月8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施行，为红十字会依法履职，提升公信力，推动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

◇ 2017年9月5日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监事会选举产生，成为全国红十字会系统第一个依法选举产生的监事会。

◇ 2017年9月22日

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抵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执行为期两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派出医疗队执行长期援助任务。

◇ 2017年10月17日

首届全国红十字系统众筹扶贫大赛决赛在江西南昌举行，开创中国红十字会互联网筹资工作新局面。

◇ 2017年10月18日至19日

全国人道资源动员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江西南昌召开，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道资源动员模式和渠道。

◇ 2017年11月6日至8日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第21届全体大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陈竺当选新一届国际联合会副主席。

◇ 2018年1月5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关于加强人道资源动员工作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加强红十字系统人道资源动员工作提出要求。

◇ 2018年7月27日

全国“魔豆妈妈”创业扶贫大赛决赛在北京举行，探索“互联网＋扶贫＋人道公益”扶贫攻坚新模式。

◇ 2018年8月7日至8日

“红十字99公益日总动员”活动培训会在京举办，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互联网人道资源动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 2018年8月16日

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大型多功能移动医疗单元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交接。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对难民社区开展综合性人道援助。

◇ 2018年9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作出全面部署。

◇ 2018年11月8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改革工作动员会，强调抓好改革方案的贯彻落实是红十字会当前一个时期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凝聚改革共识、采取有力措施，务实高效地推动改革方案落实，为推进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 2018年12月17日

中国红十字会在京召开全国红十字系统改革推进会。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中国红十字会破局攻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往事

理顺管理体制，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工作，也是一项艰难的改革。

1999年12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理顺中国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通知》，开启了中国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的大幕。此后十年，在第七届、第八届会长彭珮云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将理顺管理体制作为破解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按照“理顺一个，巩固一个；理顺一批，巩固一批”的原则，五年内理顺31个省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十年内推动90%以上的地市级红会、40%以上的县级红会理顺了管理体制，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99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彭珮云接任钱正英，履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职务。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已经六年，明确“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却仍由卫生部代管，全国只有9个省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事业基础可谓薄弱。

“百年老店，初创阶段”，彭珮云对红十字会面临的形势做出精准判断，决定把理顺管理体制当作破解红十字会发展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同年，也是第四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深化之年，“精简机构、压缩编制”成为改革共识。如此“背景”下，红十字会想要理顺管理体制，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彭珮云依然选择了从最艰难处破局，“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长期由卫生行政部门代管，既不符合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社分开的原则，也不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要求，更不能满足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她的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开始了体制上的“大象转身”。

向最难处攻坚，克服“三个不愿意”

上任伊始，彭珮云走访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顾英奇，听取意见建议。得知彭珮云有意将理顺管理体制作为任期内第一件大事，顾英奇直言不讳地告诉她，理顺管理体制之所以难，因为有各种利益关系羁绊。

彭珮云赴浙江调研，时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告诉她：“红十字会是社会团体，相对独立是应该的。但是要从卫生部门单列出来，恐怕不利于工作开展。”

“要理顺管理体制，就要克服‘三个不愿意’。”彭珮云很快就弄清楚了理顺管理体制的困难所在，“一是许多地方领导不愿意，因为红十字会单独列支，就要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二是许多卫生部门不愿意，他们已经把长期使用或混用红会编制、经费视为常态，不愿意‘分家’；三是许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不愿意，惟恐失去长期倚靠的卫生部门这棵大树”。

但是，改革就是要走出舒适区，打破阻碍思想的篱笆、束缚行动的壁垒。顺应浩浩汤汤的改革大潮，中国红十字会终于迎来了新的契机——1999年12月，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管理体制的通知》，“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

这份仅有一页纸的通知，是上届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班子通过不懈争取，为下一届领导班子留下的重要“遗产”。按照通知精神，彭珮云带领第七届执委会开启了理顺各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的大幕。

2000年1月31日，彭珮云主持召开中国红十字会七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落实中编办通知。会上，执委会成员反映，各省红十字会普遍要求中编办针对省（区、市）政府再发一个“红头文件”，“有了‘尚方宝剑’才好办”。

对此，中编办三司司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肖小堂表态，省级红十字会有必要理顺管理体制，但中编办只管总会一级，“理顺地方各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需要红十字会系统自身努力”。

“红头文件”要不来，怎么办？彭珮云当即指示，“我们要一个省一个省、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执委会成员都要下去跑一跑，了解困难在什么地方？争取在地方机构改革中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等到明年再说”。

会后，按照彭珮云的指示，总会抓紧行动，以执委会名义向准备上报变更管理体制方案的省级红十字会发函，通报已变更管理体制的省级红十字会的工作开展情况，为他们增强信心；以总会名义给未理顺的省级红十字会会长发函，请他们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

“克服‘三个不愿意’需要时间，需要从上至下、先易后难地解决。可以先理顺省级，再理顺地市级，最后推动县级红十字会理顺。”她为大家鼓劲，并指明方向。

“一家一家拜访”，争取理解支持

“理顺管理体制，是为了把红十字会建设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密切联系群众、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救助团体，为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工作奠定坚强的组织保障。”在红十字会的各种会议上，彭珮云向大家反复讲解理顺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三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不遗余力地推进该项工作。

彭珮云德高望重，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职务的时候，还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很注意利用这个身份来推动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珮云先后和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领导会面，商谈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问题，介绍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情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对于在“两会”期间来不及当面商讨的省区领导，彭珮云到各地调研时“一家一家拜访”。

广东经济发达，但省红十字会一直挂靠在省卫生厅，各项工作得不到有效开展。为此，彭珮云多次到广东调研考察，不仅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宣传理顺管理体制的重要意义，请他们关心并配好红十字会领导干部，还亲自做卫生部门的工作，请他们予以支持，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甘肃省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相对滞后，常务副会长一直由省卫生厅副厅长兼任。2003年11月，彭珮云亲自带队赴甘肃调研了解情况，请省委省政府予以支持。12月，甘肃省红十字会即从省卫生厅代管，改为省政府领导直接联系。

写信也是彭珮云做工作的一种方法。她给海南省委书记、省长和安徽省委书记写信，请他们帮助解决两省红十字会在理顺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海南，2001年省编委就下发了省红十字会“三定”方案，但只有5个编制、1个领导职数（专职副会长，处级），常务副会长都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党组。彭珮云给省里主要领导写信后，这些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

彭珮云清楚，越到基层，红十字会工作越“边缘”，理顺管理体制的工作更难做，也更需要她用心指导。她提出，对县一级红会理顺管理体制，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可以首先理顺人口大县、灾害频发县红会的管理体制”。

当时，在第四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环境下，解决红十字会人员编制是一个难题。她认为，各级红十字会要独立开展工作，就应有必要编制，“但刚开始时，不宜提过高的要求，地县两级可以先配备几个干部，把工作干起来。工作有了成绩，事业发展起来了，党和政府自然就会提供更多支持”。

“最重要的是，要配备一名热爱红十字事业、有奉献精神、有做社会工作能力的干部来主持红会的日常工作。”她叮嘱大家，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如果只是配备了干部，工作却不能很好地开展，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福建省宁德市红十字会在政府发文数年后，徒有“理顺”之名，没有配备常务副会长，也没有独立办公场所。2009年6月，彭珮云得知这一情况，利用赴宁德考察调研的机会，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详细解释，请他们予以关心支持。三个月后，宁德市红十字会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独立”。

河北省红十字会2000年理顺体制后，到2004年全省没有一个地市理顺管理体制。受邀出席该省红十字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时，彭珮云在大会讲话中明确表示，“希望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积极支持、抓紧理顺市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并利用多个场合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进行宣传。被彭珮云的耐心宣传“说服”，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很快作出决定，下发文件，理顺市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对此，时任河北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淑琴深有感触：“要不是彭会长亲自关心、亲自做工作，我再干五年都不一定能完成这项工作。”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充分暴露出地市级特别是县级红十字会人员少、机构不健全、缺乏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与繁重的工作任务极不相适应的矛盾。彭珮云抓住这个契机，充分激发各级领导干部的紧迫感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大力推动地市级和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深入总结和推广各地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与做好工作的经验，以事实说服人们支持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

一级一级抓，一层层落实，截至2008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时，全国已有88%的地市级红会、36%的县级红会理顺管理体制，实现了有编制、有专人、有经费、有独立银行账号、有必要办公场所、有健全的理事会制度，真正成为能依法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社会团体法人。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慈善法实施两周年十大进展报告解读

编者按：2018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实施两周年。慈善法的出台，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使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新时代。值此契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合发布“慈善法实施两周年十大进展”报告，本报记者结合慈善法相关条文予以解读，以期为各地红十字工作者提供参考，为新修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在各地的宣传贯彻落实提供借鉴，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再上新台阶。

进展一：慈善捐赠达历史较高水平

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我国2016年、2017年慈善捐赠总量分别为1458亿元、1558亿元，明显高于2015年的1215亿元，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三十五条明确，捐赠人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

第三十六条明确，捐赠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

第三十八条明确，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接受捐赠票据的，慈善组织应当做好相关记录。

第四十一条明确，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并明确了受捐方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的条件。

解读：慈善捐赠资源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的基础与保障。慈善资金不足，慈善事业发展就会缺少源头活水。两年前的慈善法，厘清了慈善捐赠的界定问题，有效激活了社会各界的慈善资源，带来了慈善资源“大井喷”。

如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也已颁布实施一年有余。但一年来，红十字会筹募的人道资源是否取得了理想增速？各地红十字会理应看到差距，加强对红十字会法的普及宣传，做好与慈善法的有效衔接，为扎实做好新时代红十字人道资源动员工作夯实基础。

进展二：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2017年6月，《志愿服务条例》经国务院第175次常务会议通过。同年7月，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上线。根据该平台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志愿者注册人数达9566.7万，志愿团体总数为49.8万，志愿项目总数为150.2万。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六十一条明确，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服务，可以自己提供或者招募志愿者提供，也可以委托有服务专长的其他组织提供。

第六十三条明确，慈善组织招募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需要专门技能的，应当对志愿者开展相关培训。

第六十五条明确，慈善组织应当对志愿者实名登记，记录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内容、评价等信息。根据志愿者的要求，慈善组织应当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第六十八条明确，慈善组织应当为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提供必要条件，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慈善组织安排志愿者参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慈善服务前，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解读：志愿服务是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一，不仅是一项具体工作，而且是渗透于红十字会各项工作和活动中的一种原则和力量。当前，随着慈善法的颁布和《志愿服务条例》的出台，志愿服务迎来最好的发展时代。各地红十字会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绝不能将红十字志愿服务从广义的志愿服务范畴中孤立出来，要主动做好与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与各地志工委密切沟通，申请将红十字志愿者的登记、记录、表彰、评优等纳入当地志愿服务工作整体规划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吸引、动员和组织更多人支持和参与人道主义事业。

九万里风鹏正举，各地红十字会要抓住契机，主动作为，倾力打造“党政支持、群众需要、红会特色、专业服务”的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增强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尤其要在红十字青少年群体中多下功夫，充分发挥红十字运动所长，根据大、中、小学的不同特点，组织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培育百年红会接班人。

进展三：互联网募捐平台依规运营

2016年9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13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2018年6月，公布第二批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首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总筹款额超过35.7亿元，有98.2亿人次网民关注和参与。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二十三条明确，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第二十七条明确，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对利用其平台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进行验证。

第八十八条明确，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活动，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

第一百零一条明确，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未履行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验证义务的，由其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

解读：互联网公益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出现的公益慈善新业态。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借助互联网持续发力，不断创新，互联网公益开始向精细化、全民化、广覆盖式发展，极大地降低了捐赠门槛，为未来公益慈善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想象力和解决方案。仅在今年“99公益日”，就有超过2800万人次参与活动，募捐总额共计8.3亿余元，彰显了互联网公益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红十字会法强调，红十字会可以依法进行募捐活动，募捐活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规定。互联网公益已成为当前慈善资源募集的最重要渠道。而从目前来看，红十字会在线下募捐中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开展网络募捐，还只是个“初生儿”，与一些早早进入互联网拼搏的弄潮儿相比处于弱势阶段。对此，红十字会理应发挥其独特优势，尤其是在组织、文化、品牌和志愿者方面具有较强优势，转变思维，将线下募捐与线长募捐结合起来，力求在互联网时代取得新的突破。

进展四：慈善组织有序发展

截至2018年8月31日，全国慈善组织总量达到4373家。其中，省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认定慈善组织数量为2885家，基金会类组织数量3403家。全国已有49.6%的基金会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八条明确，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第十条明确，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

第九十二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慈善行业组织进行指导。

解读：慈善法的出台，为慈善组织的登记成立进一步松绑，带来了全国慈善组织行业的“大洗牌”，中国公益慈善行业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这个“春天”，对于红十字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红十字会拥有百年历史，建立了遍布全国城市乡村的组织网络，上至庙堂，下至市井，红十字精神已有广泛影响。

但是，百年组织更需与时俱进，更要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的潮流与发展。对此，全体红十字人需要保持更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危机感，绝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能躺在政府的“财政襁褓”里，要“既让政府夸，又要百姓信”，做“不畏竞争、敢于竞争”的红十字会。

进展五：慈善信托创新发展

2018年1月，民政部发布《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中国社会组织网开始对失信社会组织名录进行更新。2018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民政部等4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明确“诺而不捐”“诈捐”“骗捐”等危害慈善公信力的行为将受罚。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三十三条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第九十七条明确，国家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以及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

第一百零七条明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解答：一个组织的声誉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容不得半点轻慢。当前，红十字会法已经明确，对冒用、滥用、篡改红十字标志，利用红十字标志和名称牟利，制造、发布、传播虚假信息损害红十字会声誉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各级红十字会要重视起来，让该项规定落到实处。

进展六：多省布局落实慈善法

2017年12月，江苏省人大通过《江苏省慈善条例》，成为慈善法后首个省级层面落实上位法的地方法规。2018年3月，《安徽省慈善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后，浙江、陕西等地纷纷公布相关实施办法（草案）并征求意见。北京市则对《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进行修订，公布草案征求意见稿。多个省市正逐步推动慈善法在当地的有效落实。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六条明确，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国慈善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慈善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解读：一部法律的落地，需要各地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推进，需要各地出台具体实施细则配合落实。如慈善法，颁布实施短短一年后，江苏省即率先出台《江苏省慈善条例》，安徽省、浙江省、陕西省等各省（市、区）也紧随其后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充分证明了党和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视和关注。

红十字会是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红十字会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如今，新修订的红十字会颁布实施已经一年有余，除河北省外，其余各省（市、区）相关实施办法还在酝酿之中，理应进一步提质提速，推动相关办法尽快出台。

进展七:配套政策接连颁行

两年来，中央层面积极探索和推进慈善法律配套政策建设，出台《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多部与慈善法密切相关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此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八条明确，本法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

第五十条明确，慈善信托的设立、信托财产的管理、信托当事人、信托的终止和清算等事项，本章未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四条明确，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进行投资的，应当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投资取得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慈善组织的重大投资方案应当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政府资助的财产和捐赠协议约定不得投资的财产，不得用于投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在慈善组织投资的企业兼职或者领取报酬。前款规定事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制定。

第六十条明确，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以外的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等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的原则制定。

解读：贯彻落实慈善法，必须带动相关配套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才能成为一部“活法”。红十字会法的贯彻落实，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法律已经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大方向的前提下，具体如何去做，又有哪些标准，需要做进一步考量。

进展八：税收优惠规定政策细化

201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修订企业所得税法，首次纳入捐赠支出超过限额可以结转3年的内容。2018年，财政部、税务总局相继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优化相关税收优惠规定。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个人所得税法作如下修改，使得个人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的相关规定升格到法律层面。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七十九条明确，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八十条明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第八十一条明确，受益人接受慈善捐赠，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一百零三条明确，慈善组织弄虚作假骗取税收优惠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由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解读：对慈善事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也是慈善事业各种激励机制中最为有效的杠杆。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对与慈善相关的税费减免优惠提出了原则性的系统规定，内容涉及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捐赠人向慈善组织捐赠实物、有价证券、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关联很多税种，初步搭建起了慈善税收优惠的整体框架。去年2月公布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今年8月进行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都对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红十字会法第五章第二十条明确，“捐赠人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红十字会事业的鼓励与支持。各地红十字会要充分用好这一支持，发挥捐赠减免政策在红十字人道资源动员工作中的撬动作用。要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交流，为捐赠企业、爱心个人享受捐赠减免政策提供便捷通道。要加大对红十字人道资源捐赠优惠政策的宣讲力度，做到烂熟于心，能够随时随地讲得清、道得明，进一步彰显红十字会的专业性，为培育红十字会长期、稳定的捐赠客户群夯实基础。

进展九：慈善中国等信息公示平台上线

2017年9月，依据慈善法要求建设的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正式上线。慈善组织基本信息及年报、慈善项目、公开募捐方案备案、慈善信托等信息实现一键查询。中国社会组织网也上线大数据平台，逐步实现社会组织信息可视化。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六十九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和发布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统一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息，并免费提供慈善信息发布服务。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平台发布慈善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第七十一条明确，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信息公开应当真实、完整、及时。

第七十二条明确，慈善组织应当向社会公开组织章程和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信息以及国务院民政部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告须经审计。

第七十三条明确，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第九十八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其中第5项为“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解读：“让慈善在阳光下运行”，是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行业的普遍期待。强化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一方面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让慈善组织通过信息公开的力度来比一比、赛一赛，扩大公众的选择权，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让民众选择那些更令人放心的慈善组织，加强优胜劣汰，有利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各级红十字会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各地要将红十字会的信息化建设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提升红十字会的科学管理和信息公开水平”。

目前，各地红十字会在信息公开方面有不少新动作、新进展，但与群众期待、社会关注相比仍存在差距。慈善法颁布后“慈善中国”等信息公示平台的上线，或可成为红十字会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参考，通过大数据系统，逐步实现红十字会组织信息可视化，进一步提升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打造“立得住、过得硬、信得过”的网上红十字会。

进展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体系逐步建立

2018年1月，民政部发布《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中国社会组织网开始对失信社会组织名录进行更新。2018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民政部等4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明确“诺而不捐”“诈捐”“骗捐”等危害慈善公信力的行为将受罚。

相关条文：慈善法第三十三条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第九十七条明确，国家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以及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

第一百零七条明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解答：一个组织的声誉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容不得半点轻慢。当前，红十字会法已经明确，对冒用、滥用、篡改红十字标志，利用红十字标志和名称牟利，制造、发布、传播虚假信息损害红十字会声誉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各级红十字会要重视起来，让该项规定落到实处。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写在中国首个医师节和第10个世界人道主义日之际

8月19日是中国首个医师节。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医师节，与其说是对一个职业的尊重，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畏，或者是人类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化。这一天还是第10个世界人道主义日。将人道主义与医者链接起来，不是今天，而是150年前。

150年前，国际红十字运动发轫时，人类还没有严格意义的公共医学，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现代护理。医者本为人类最忠实的伴侣，是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几乎每一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华佗”和“希波克拉底”，否则人类的文明不可能支撑到今天。但是，150年前的医者只能算是一种职业或者谋生的手段。真正让医生和护士崇高起来，是因为这个职业植入了人道主义理念，行医的目的开始超越名利、财富，甚至国家、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将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伤兵、战俘和平民纳入救死扶伤的范畴——发轫于战地救护、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红十字运动让公共医学与现代护理破土而出，也让医者升华为人道主义工作者。

150年过去了，我们享受着医者护佑、享受着医保制度的完善、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遭遇了种种扭曲的医患关系。无从考察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共医学重新沦落为谋生的产业，亵渎着救与被救的互信，让一些医者实施着种种冷漠的过度性医疗、防御性医疗。无从考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攻击的对象转向护佑生命的医者，医者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的代名词，甚至一线的医生成为了打骂杀伐的对象。

医者是有温度的职业，他们看见每一个濒危的伤患，都会点燃怜悯之心，伸出无私的援手。为了救死扶伤，他们敢为战场上唯一不拿武器的战士，不仅救赎战友，也拯救放下武器的敌人。为了消灭种种威胁生命的疾患，他们敢于挺进血吸虫、麻风病、艾滋病、非典、埃博拉死亡营，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而换回别人的生命。因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懂得，人类是一个整体，即使是医生，也终有一天会成为患者，人类就是在彼此的护佑中得以生存和繁衍——人道的底线是不冷漠。

不冷漠，不仅是人道主义者的素养，也是每一个人的良心。中国目前有医师319.1万人，每500人才有1名医师。中国以占世界卫生总支出1%的比例，为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着医疗卫生服务。人道供给的失衡、救与被救的矛盾，让中国的医者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承载了太多的负累。医患关系的重塑，根本上需要制度的支撑，更需要人道精神的滋养。敬畏生命与尊重医者同在，才能使医生安心，患者放心。

不冷漠，不仅仅限于医患之间，更放大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界人道主义日源自人类对救赎者的杀戮，中国医师节的设立某种程度上也为消弭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是一个拒绝冷漠的节日，不能设想只爱一己之命而无视他人生死的人，有怜悯之心；不能设想只算计一己、一家、一国得失而无论他人安危冷暖的人，有恻隐之怀。

人道的星空，眷顾每一个荒芜的角落，只有内心不冷漠的人，才能享用人世间的每一处温情。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寻找初心之旅

“此次英山之行，加上不久前我参与的上海红色之旅，让我作为理事越来越有归属感，同时感受到红十字运动尊重、开放、进取的创新文化。”8月1日上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联尚星盟（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董事翁团伟在中国红基会扶贫工作（英山）座谈会上如是说。

此前一天，翁团伟与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一起走访了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南河镇大屋畈村红十字博爱卫生站及瓦寺前村“博爱家园”项目。此次探访活动中，中国红基会共邀请16名理事（含授权代表）和2名监事带队，分为12支访问组分别深入全县12个乡镇和2个林场区进行项目督导调研。

7月3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英山召开。“我们在英山召开理事会的目的是让理事们开展一次返乡寻根之旅。”孙硕鹏表示，总会对口支援英山后，中国红基会已连续两年组织全体员工来英山调研落地扶贫项目。“今年，我们首次组织理事和监事来英山。通过英山扶贫之旅，切实感受到我们的心虽然离父老乡亲很近，但脚步却渐行渐远。这次重归乡土，回到父老乡亲身边，督导、调研、推进扶贫项目落地，发现问题、检讨得失，助力中国红基会更好融入决胜阶段脱贫攻坚战。我们将其视为寻找初心的历程。”

挺起“我要脱贫”的精神脊梁

“扶贫是精准的，也是多维度的。”翁团伟的说法赢得了所有参会理事的赞同。分组走访之后，大家的共识是“扶贫先扶志”。

英山县委书记陈武斌介绍，英山是国家级贫困县、革命老区。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7337户104980人，贫困发生率为30.78%，重点贫困村78个。

家住桃花冲森林公园附近的李定元一家四口享受着美丽风景，生活却一点也不轻松。李定元的妻子2015年患鼻咽癌，先后花费医疗费逾20万元，将一家人的生活拖入困境，“当时的想法很悲观，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到处筹钱，借到无处可借了，就盼着政府今年救济我10万，最好明年再给我20万”。

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在当地并不鲜见，部分贫困户“晒着太阳盼脱贫，等着政府送小康”，享受着政府脱贫利好政策，缺乏行动起来、靠自身奋斗赢得未来的动力与行动。

成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之后，李家获得扶贫政策支持，妻子的病情有了好转，李定元也有了思想上的转变：“等是不够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立起来。”依托桃花冲景区，夫妻二人开起了农家乐，经济条件终于改善。

“此次行动最令我感动的是刚刚脱贫的那些人们的崭新精神面貌以及对未来的自信和憧憬。”中国红基会理事、幸福天使基金管委会主任、中国邮政未来邮局局长张旭东在走访李定元一家后不无感慨地说。

在此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基会的“博爱家园”等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让贫困户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关键是让他们有‘获得感’，为贫困户赋能，才能让他们化被动为主动。而如何让他们有获得感，则是‘博爱家园’等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孙硕鹏总结。

2017年，中国红基会在英山县援建10个“博爱家园”项目，包含基层组织、软件培训和硬件建设等内容。该项目是中国红十字会借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经验，以社区为平台，设计、实施并自主管理的综合性发展型项目，从灾害管理角度切入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抗灾能力和灾后恢复力，促使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英山县杨柳湾镇笕冲垸村，中国红基会理事、上海敬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贝晓超看到了村委会保存的“博爱家园”项目资料，逐一审核了村民自己绘制的社区资源图、历史线、农事历、灾难分析等图表，这些图表和评估分析汇集成最符合村里实际情况、最能解决问题、获得大多数村民认同的评估报告和减灾方案并招标实施。

“这种工作方法让村民亲身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通过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努力为村子的未来做出决定，让自己从中获得实惠。”贝晓超说，“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收获了一份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想点子找渠道，打通产业扶贫链

中国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的家乡就在英山“隔壁”的罗田县，他已不是第一次来到英山。“英山云雾茶十分有名，作为家乡人，我早有耳闻。遗憾的是，因交通不便、信息传播渠道匮乏，英山茶叶的销售很成问题。另外，因为产品都是初加工，附加值低，运出去也卖不出价格。”

此次走访，刘选国带队去了位于吴家山森林公园内的脱贫户叶小阳家。之前，叶家因地处交通极不方便的景区内，靠种地、种茶为生。但因为缺技术，缺门路，守着山青水秀的吴家山，却无法满足一家8口的生活所需。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他们有了更多商品意识，更加自信了。引进了炒制红茶的先进技术，一斤茶叶的价格超过千元。”刘选国描述了自己在叶家的所见所闻，说：“可见，扶贫还需扶智，帮助贫困户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方便快捷的销售渠道，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贝晓超表示已经看见农村产业发展带来的益处，“我们看到有很多能人返乡创业，带动农民工回乡就业。人回来了，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有人管了，老人有人照护了等等”。

在南河镇瓦寺前村，村委会努力引进了一个联营鞋厂，将大企业生产的半成品代加工为成品，带动了100余名村民在乡就业。村支书王水泉介绍：“仅一年，留守儿童的数量从100余人下降到40余人。”

“博爱家园”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每个项目点预留15万元生计发展基金，用于支持脆弱家庭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家庭“韧性”。生计金本金循环滚动，期望实现可持续发展，让更多脆弱家庭受益。

中国红基会在英山县援建的10个“博爱家园”项目都已完成易受损性与能力评估（VCA）调查，硬件设施建设正依据调查报告有条不紊的开展。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好生计基金发展产业，让更多农户受益。

新当选理事、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第一次参与红十字相关活动，对“博爱家园”生计项目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据闻全国‘博爱家园’项目点数量已逾千，相信其中总能发现一批效果较好的典型案例。下一步，如果能把他们的经验总结提炼出来，传播推广出去，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应该能找出一条恰当的生计和产业扶贫的路子。”

缺乏想法和创意，是贫困人群在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路上遇到的第一只“拦路虎”，“销售渠道”则是第二只。

中国红基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工作报告提出，“万物互联，工具迭代，跟不上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最致命的痛点”，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这些贫困农户是最有可能被时代落下，被排斥在竞争之外的人群。如何让他们跟上时代潮流，发展出自己的竞争力是脱贫攻坚的一个关键问题。

参与此次英山之行的多名理事不约而同地提出“互联网+”概念。“靠山吃山是必然，山货出山是难题。目前，农村电商是农产品外销不可替代的渠道。”

李洪洋理事是中国餐厅食材 B2B电商——“美菜网”副总裁，他表示，美菜网每天要向全国200万家餐厅配送新鲜蔬菜、蛋肉、米面等食材，英山农户的农产品完全可以纳入电商配送网络，“我们希望互联网企业能够为助力精准扶贫贡献一份力量”。

此前，英山县委县政府依循“电商+”拓展产业市场的思路，发展农村电商服务站290余家，实现村级全覆盖，2017年实现线上交易额逾11.6亿元，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

新当选理事、阿里巴巴政策研究室主任、沃启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朱卫国建议：“红十字博爱家园生计金项目可以适当向电子商务倾斜，带动扩大农产品销售，为周边农户增收服务。”

“两位新当选理事都来自阿里巴巴，对电子商务有深入研究。他们将为中国红基会未来的信息化、平台化建设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让红十字事业紧跟社会发展潮流。”孙硕鹏说。

抓住健康扶贫“牛鼻子”

此次英山之旅，12个督导调研小组共走访了22个贫困家庭，其中有16个家庭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驻英山县方家咀乡四棵枫村“第一书记”曹橙介绍，2017年四棵枫村新进11名贫困人员，有10人是因病致贫。历年数据统计显示，80%的贫困户是因病致贫。

张灏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另一位派驻英山的挂职干部，担任英山县委常委、副县长，他向理事们介绍，2015年英山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发生率是58.27%，2016年是42.94%，2017年是31.47%，2018年第一季度是12.15%，“发生率虽逐年减少，但数字依然十分庞大”。

因此，中国红基会在工作报告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健康扶贫”概念和中国红基会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分为儿童大病筛查和救助、建设“红十字博爱卫生站”、乡村医生培训等几大方面。

中国红基会理事、原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高级副总裁付小明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中国红基会抓健康扶贫，就是抓住了精准扶贫的‘牛鼻子’。”

2015年，中国红十字会在湖北省援建6个博爱卫生站，其中1个落户英山县雷家店镇阮基冲村。2016年5月，中国红基会发起“天使之旅——英山行动”，在英山开展精准扶贫调研。调研结束后，在捐方上汽通用五菱的大力支持下，出资援建了10所博爱卫生站，每所援助款10万元，计100万元。2017年追加每所卫生站1万元设备款。目前，10所卫生站硬件建设基本完成，乡村医生已入驻，2018年年初，卫生站正式开张为周边村民服务。

走访了南河镇大屋畈村红十字博爱卫生站之后，翁团伟直言不讳地说：“房子建得很好，里面却空荡荡的，设施很简陋，需要进一步完善。”他查询了近期卫生站的接诊日志，一个月只有20余例，多数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常见病患者因头晕等症状前来就诊，“乡村医生没有处方权，不能给病人输液、打针，能做的只是卖点常用药，他们能发挥多大作用，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村医是健康扶贫最重要、最薄弱的一个群体。他们的问题是培训不够，学识、经验积累跟不上医学发展的速度。”通过网络连线远程参与理事会的中国红基会理事、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

2006年，中国红基会联合中国乡村医生培训中心等国家级医疗培训机构及关心中国农民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企业共同推出“万名乡村医生培训计划”，一期期延续下来，没有停止过。

在大屋畈村红十字博爱卫生站服务的乡医王云在武汉参加了中国红基会组织的第64期乡医培训。她毕业于原英山县卫生学校，今年36岁。“毕业多年了，在工作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自己积累不够，欠缺的地方很多。我期盼着能参加更多更进一步的培训。”王云说。

在社会飞速发展和国家大力发展农村医疗的前提下，在英山，患者的就医半径已缩小到20分钟就能跨过几级基层医疗机构，到县医院就诊。“这时，我们的博爱卫生站和乡村医生要怎么发挥作用？其一，是开展疾病预防和体检筛查工作；其二，扩充卫生站服务功能，将其建成集医疗、志愿服务、卫生健康宣传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服务点，提高卫生站的使用率。”翁团伟说。

翁团伟与王云面对面交流，他提出建议，乡村医生不能仅等着患者上门，而是应该走下去，到村民中间去开展疾病预防、筛查，健康宣传等志愿服务。

在乡医培训方面，汤敏力主推动中国红基会乡医培训模式创新，他的建议是尽快引入“互联网+”培训模式，让乡医通过互联网获得更优质的培训师资、更丰富的培训内容、更便捷的培训方式。梁春晓也表示赞同：“如果能实现网络培训分享模式，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资金成本，进一步扩大受训乡村医生的范围。”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红基会理事长郭长江在座谈会上总结，此次英山之旅，一方面让理事们了解英山县实际情况，了解中国红十字会在英山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理事们来自社会各方面，都是各自行业内的知名人士，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为红十字助力精准扶贫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丰富的资源。

“今天中国红基会以各位理事为骄傲，明天各位理事一定会为红基会自豪。”郭长江说。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核心提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高度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科学性，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实践出发，围绕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这一问题，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问题、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的中国方案。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核心内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解决的人类社会共同问题以及发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中的引领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客观全面辩证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红十字会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核心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中确立了科学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人类共同体理想，并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现实路径，实现了全世界无产者“阶级联合”思想和“自由人的联合”思想辩证统一，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所实际确立的价值观是阶级性质的国际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这两种价值观反映了世界历史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过程长期性。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不同民族和国家所认可的共同价值准则和共同利益追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要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立场考虑问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想实现自己发展，就要帮助别人发展，中国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要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和谐共处。这些原则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渊源。

国际秩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认规则。习近平指出：“从360多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基于这些原则，世界命运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国际事务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分享，这些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国正当利益的辩证统一，由交往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自然观五个方面构成。

关于交往观，要打造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世界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奉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关于安全观，要构建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干戈为玉帛。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

关于发展观，要创造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世界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要坚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关于文明观，要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本然状态，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要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容并蓄，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

关于自然观，要建设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敬畏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解决的人类社会共同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着那些必须予以解决的共同问题呢？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有五方面的问题。

在政治领域，西方模式弊端突出。尽管当代早已不是冷战时期，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有些西方国家在思想上还停留在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这些西方国家强行向目标国家推行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企图让非西方国家走西方所谓的“民主化”道路，将非西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现“全球西方化”，结果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战乱不止，难民如潮，经济不可持续，社会动荡不安。与此同时，这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品尝到强势输出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模式的“恶果”，难民潮就是其一。

在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世界各国面临着各种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安全范围由传统安全扩大到非传统安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海盗、环境污染、艾滋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世界各国应该通力合作，携手共进，以人类共同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的出发点，坚持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实践的行动准则，摒弃对抗和遏制等冷战思维，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加强交流合作和国际规则建设，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合作共赢。

在经济领域，存在三大突出矛盾。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世界经济增速降低，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下降。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不佳，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尚在推进。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国家经济力量对边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但是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突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不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极具等问题。三是全球发展失衡。据乐施会2017年1月发布的《99%民众的经济》报告称“全球最富有的8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相对贫困的那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收入分配不平衡、发展空间不平衡日益严峻。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在文化领域，西方文化价值观推行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现实矛盾凸显。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强行向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霸权主义行径与全球文化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基本特征，更是交流、革新、发展的源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是保证人类应对各种挑战，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持文化活力的前提。文化发展规律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既存事实，超越民族国家利益，放眼世界和人类未来，达到拯救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自觉，而不是大打文化战争，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和教育交流，实施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渗透。

在环境领域，气候变化等问题对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提出要求。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应对自然环境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巴黎协定》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广泛共识，是全球环境气候治理必须遵守的国际公约，然而美国却罔顾国际利益，单方面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拒绝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大国责任，这种逆合作共赢、共商共治共享潮流而动的行为，是与全球气候治理发展不合拍的行为，必将进一步加剧人类与自然的不平衡状态。

发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中的引领作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要主动发挥引领作用，充分估计国际格局演变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长期性，我国周边环境不确定性，务必做到六个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致力于内外兼修，内圣外王，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要通过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要一如既往地为“世界和平安宁”“世界共同发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

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中国实力的增强。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要创新合作模式，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使中国与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推向新的历史高度。要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联通建设。

坚定不移运筹好大国关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大国关系无疑是主要矛盾。中美关系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图景。与美国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要求，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断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和分歧，确保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要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把双方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实际成果。与欧盟着眼历史变革趋势，抓住发展机遇，共同努力建设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具全球影响力。

坚定不移打造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础，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作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拓展，打造最广泛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网络。针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落实正确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非洲，要按照真、实、亲、诚四字箴言，强调合作的互利共赢性质，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拉美，建立中拉合作论坛，在此框架下落实各项务实合作；对中东，建设性参与解决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积极提出政治解决建议，扩大参与经济重建，力所能及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坚定不移构建国际话语体系。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中国话语权全过程。坚定不移地做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着眼本国人民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按照责任、权利、能力相一致的原则，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建设性参与政治解决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应对全球性挑战，争取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积极参与全球发展事业，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世界繁荣进步。

（作者：刘德锋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999人道救助热线探析

7月初，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发起“天使之旅——999人道救助热线探访营活动”（以下简称“探访营”），11支小分队先后前往黑龙江、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实地探访了49名打进电话的贫困大病患者。该活动成为热线开通后中国红基会回应求助者、核实求助信息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后续为求助者提供实际救助行动的开端。

日前，本报记者就探访营活动及999救助热线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试图解析999热线为大病患者服务、满足其人道需求的模式和机制，探寻未来发展方向。

连成一条线，沟通各方面

5月31日，010-999红十字人道救助热线正式开通，为家庭贫困的大病患者铺设了一条新的求助渠道。

“彦彦从小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也好，奖状挂了满满一墙，一直是我们夫妻的骄傲。女儿突然病倒了，我们感觉天都要塌了......”

“爸爸为了这个家，打了一辈子工，受了一辈子苦，现在他生病了，我想要救他，可是医疗费太贵了……”

热线开通后，每一个接入的电话后面都有一个辛酸而感人的故事。

谈起开通热线的目的，孙硕鹏表示，这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和反复推演论证后做出的决定，为的是满足贫困大病患者的人道需求。他说：“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应对多样化的大病救助需求，普惠的阳光不可能照到每一个角落。包括中国红基会在内的公益组织和机构应找准位置，有所作为，动员社会，精准应对。”

这样的思考和探索发端于2009年。2岁白血病患儿小瑞因在车站偶遇总理而获得公众关切改变命运的故事家喻户晓。不为人知的是，小瑞同病房的病友家长曾找到中国红基会求助，声泪俱下。他的孩子病情更为严重而复杂，为救孩子已倾家荡产，却看不到希望。“你们能救他，为什么不能救我家小孩”的质问一直回荡在所有在场人员的心头。后来，中国红基会千方百计联系上一家爱心企业，为这位患儿个体救助5万元。

当年，中国红基会“小天使基金”白血病患儿救助项目尚未获得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每年仅仅200余万元的资金投入要求“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许多像小瑞一样的白血病患儿被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

当获得国家彩票公益金投入并逐年提高后，小天使基金逐步放宽救助范围。如今，所有14岁以下白血病患儿都能获得救助。但是，超过14岁的患者怎么办？其他病种的大病患者怎么办？可以置之不理吗？

开通999人道救助热线、开发智能救助系统，为所有不限年龄、不限病种的贫困大病患者提供便利的求助渠道，让他们方便地找到求助机构。现在，这样的设想得以实现。

孙硕鹏说：“我们要建设的不仅仅是一个救助平台，或新救助模式，我们要打造一个全新的链接体系，直接联通捐赠方和受助者，联通参与救助的多方面的合作方，联通上下各级红十字会，联通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将占有人道资源的各方编织在一起，共同为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服务。”

“因链接而美好”是中国红基会为999救助热线拟定的宣传语。

热线开通后，先期对接中国红基会小天使基金（救助贫困白血病儿童）、天使阳光基金（救助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嫣然天使基金（救助贫困唇腭裂儿童）等人道救助项目，并与轻松筹、蚂蚁金服公益、腾讯公益、新浪微公益、水滴筹、公益宝等网络互助平台合作，为“不限年龄，不限病种”的贫困大病患者开展线上线下全方位救助行动。

从此，“010-999”的这根电话线，将为全国贫困大病患者带来重建生活的契机。

联通互联网，带来一束光

“互联网救助”是中国红基会为超出救助范围的大病患者设计的普适性求助渠道。

在社会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互联网成为触及社会各个角落、各种人群、包括易受损人群在内的最有效渠道。此外，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个人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参与公益的社会伦理获得广泛推广，互联网也成为“人人传播”“人人公益”有可能实现的最重要手段。这是轻松筹、水滴筹等互联网救助平台得以出现并日益成长壮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互联网救助应该是未来公益的必由之路。”孙硕鹏说。

但是，不是每个互联网救助案例都能获得公众支持，并为求助者解决实际问题。此前，中国红基会复盘了曾经引起网络热议的“罗尔事件”及“小凤雅事件”，探求互联网救助的“胜负手”。

在那些引爆舆论的救助反例中，“患病-求助-募捐-质疑-反转”链条反复出现，严重打击了社会公众参与互联网救助的积极性。孙硕鹏将其形容为“互联网救助的一股寒流”，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网络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每每成为引发公众质疑的缘由。

中国红基会开通999救助热线，以5A级公募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为求助者背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必须确保线上求助信息真实、可靠。不久前的探访营活动只是中国红基会为核实信息做出的一次尝试。

此次活动中，中国红基会出动了各部门和各项目中心维持机构基本运转之外的所有人员，探访了49名地域上相对集中的求助者。与该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探访营小分队出发前的6月22日，999救助热线共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61通电话；经过一一电话回访排查，共有300余名符合条件的贫困大病患者正迫切等待救助；此后，拨打999电话求助的记录还在以每天30余条的速度递增，等待救助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对比之后，不难得出结论，因人力物力所限，探访营并不能成为999救助热线信息核实的常规模式。

孙硕鹏的设想是，发挥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的组织网络优势，动员红十字志愿者资源，让地方红十字会工作者、红十字志愿者和医疗社工参与进来，随时核实患者求助信息，保障每一例救助的有效性。

该模式除有可持续性之外，还有一个优点在于把最贴心、全面的服务送上门，“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大病患者或家属都会有网络”。

此次探访营活动便发现了类似案例。家住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十八盘乡刘坡村的罕见病患者陈然娃和丈夫潘淘气都不识字，也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对于互联网救助，他们一无所知。探访营小分队帮他们一一确认救助申报材料，填报互联网求助信息，并逐一调查核实信息真实性。

“经过实地走访，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因此，我们必须有‘泥土意识’，坚持走群众路线，走到求助者身边，‘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他们，才能真正为有人道需求的求助者带来光明和希望。”孙硕鹏说。

日前，孙硕鹏所说的“带来光明”有了更为具体的行动体现。探访营活动结束当日，中国红基会在互联网平台发起第三期“LIGHT（光明）行动”，拟救助200人，给予每一位患者不高于5万元的资助，筹款目标额度为500万元，中国红基会配捐100万元。“LIGHT行动”作为一个群体救助项目，为那些隐藏在网络背后，无“朋友圈”自筹能力的大病患者筹集医疗费用。

让需求显现，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红基会带来的这束“光,”最大作用是“让需求显现”。“让陷入大病困境，又处于社会保障和媒体、互联网、社会公众视线之外的困难家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孙硕鹏对999救助热线的迫切期待，“我们要主动出击，链接和网聚需求。有需求就能生成供给，热线将成为引领人道资源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探访营黑龙江小分队探访的脑瘫兄弟小文超、小梓贺在当地红十字会的帮助和联络下，被县电视台采访报道，迅速获得了多方关切。县人民医院为兄弟二人免费提供3个月治疗药物，后续还将为其免费做一个疗程的康复训练；即将上线的专门筹款活动计划为两个孩子筹集20万元治疗费用，缓解其家庭艰难的生存境况。

探访营重庆小分队在南川区民主镇先心病患儿小楷锐家探访时发现，小楷锐病情确诊后至今没有进行手术治疗，原因是家长误信传言，认为手术治疗费用将高达100万元。虽然靠一家小酒坊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但家长依然“没敢带孩子去医院”。小分队成员马上向患儿父亲普及了先心病手术新农合报销后自付费用的常识“如果治疗及时，自付只需3万元左右”，建议家长抓紧时间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并为他们对接申报天使阳光基金先心病儿童救助项目。

“帮助新显现的大批贫困大病患者解决困难”，在中国红基会工作人员眼中不是新增的工作负担，而是职责所在。“而且，当下的医疗救助也需要不断转换观念，紧密跟踪新时代、新需求。”孙硕鹏逐一分析。

首先要积极应对相对贫困问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求助者以前并没有处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有很好的物质基础，有平静的生活。一场疾病改变了一切。“求助者遇到的困难是多样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家徒四壁’就将其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科学的做法是，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水平、积累余量、负债水平，计算家庭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考量其是否入不敷出等等，来确定其是否发生了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否遭遇了相对贫困。

其次要转变“救助就是给钱”的观念。缺乏治疗费用可能是大病患者遇到的普遍问题，但捐钱并不是唯一满足患者需要的途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人道需求是多样化的，除生存和治疗之外，还有教育成长、心理抚慰、科普宣传、改善生活质量等多方面。为他们提供求助辅助，联络医疗和教育资源，提供陪伴和护理等志愿服务都是满足需求的方式，“这也是中国红基会乃至红十字会系统在为患者募捐之外可以做到的多样化工作”。

“说起脱贫攻坚，大家常常以为再大干、苦干两年时间，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救助需求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大误区，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是要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我们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人道救助没有完成时，999人道救助热线将永远开下去。”中国红基会，或链接联通的所有公益组织、救助平台等需要做的是永远不忘初心，找准定位，当需求出现时，“为每一位患者竭尽所能”。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读朱文奇新版《国际人道法》

朱文奇教授最新版的《国际人道法》，是我读到的介绍国际人道法理论和实践的最好著作，值得向所有从事红十字工作和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推荐。

深入浅出解读国际人道法要义及原则的专业著作

朱文奇教授是我国资深的国际法专家之一。早在1984年，他就曾专程去瑞士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从事国际人道法研究，是我国在该组织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个专业研究人员。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朱教授负责外交事务中的国际人道法问题，代表中国参加了大量与人道法有关的双边与多边外交活动。1993年，联合国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他应聘通过考试后被录用，先后任法官特别法律助理、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及上诉检察官，负责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两个国际刑事法庭的上诉案件，其中主要是关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案件。

2002年，他从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和中国外交部辞职后，赴中国人民大学专职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国际法人才，出版的著作包括《现代国际法》《国际刑法》《国际刑事法院与中国》《战争罪》《国际刑事诉讼法》和《国际人道法》等。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国际人道法》，是他在1997年香港出版、2007年人民大学版基础上，结合最新国际局势观察和战争冲突研究的最新专著。

该书最突出特点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国际人道法要义和原则，把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晦涩的法律语言转换成公众易懂的词汇和语句，深入浅出地解读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概念、发展历程、基本原则，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保护机制及其案例。同时，特别善于通过最新的国际战争与冲突、法律实施应用案例来解读枯燥的法律条文，让读者加深对国际人道法基本规则的理解。

该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国际人道法概述”，把国际人道法的概念、发展演变历史，尤其是日内瓦公约体系与海牙公约体系的发展和融合过程，联合国组织对国际人道法的贡献，还有他们的法律渊源阐释得特别清晰；逐一介绍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战时行为原则里的区分原则、避免不必要痛苦原则、比例原则、禁止报复原则，实施人道法基本原则，军事需要原则，还有特别重要的“马尔顿条款”原则等。这一部分的介绍和梳理，让读者对国际人道法的主要内容和整个体系有了基本了解。

第二部分“国际人道法的保护机制”，先介绍监察及保护国体系，展开描述了日内瓦公约与第一议定书的共同条款、保护的特别机制、红十字运动的三个标识及其来历。接着按照日内瓦四公约发展历程，从保护战争伤病员和遇船难者、保护战俘、保护平民及其财产到保护文化财产的顺序，分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

第三部分，进一步深入阐释了国际人道法的一些重要法律问题，包括作战方法与手段问题，除了介绍日内瓦公约关于作战方法手段的基本原则、法律义务外，还介绍了联合国制订的《常规武器公约》等系列公约，对国际人道法在当前反恐战争法律问题中的辨析应用、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异同比较等，向读者提供了大量国际人道法知识和概念，让我们有了从国际法大视野看国际人道法知识结构的机会。

最后一部分，主要介绍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及惩治，分别介绍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纽伦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联合国特设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让我们了解了大量国际人道法实施过程中的案例以及法律实施惩治的现状。

基于朱教授对国际人道法实施惩治历史情况的了解，其解读国际人道法理论精髓，评析当前国际战争冲突事件，理论清晰，剖析深刻，见解独到，令人印象深刻。如在讲述国际人道法在反恐战争中的应用，他介绍评析了“哈姆迪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美军古巴军事基地关塔那摩监狱拘禁阿富汗战争俘虏的案件，美军认为这些被俘人员属于“非法战斗员”，因此不享受日内瓦公约的战俘待遇。作者引用大量国际人道法条款进行分析，得出了“即便是反恐，也得遵守人道法中有关战俘方面的规定”的结论。如在讲述国际特别法庭作证问题，介绍了审判斯密奇案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争取作证豁免权的过程。这种案例的剖析，让读者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殊地位和严格的中立地位有了进一步深刻认识。

国际人道法原则在中国古代军事教育中初现端倪

作者还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人道理念进行梳理，对中国军队遵循国际人道法的实践进行了评述。作者认为，人道具有普遍性，国际人道法的源头一般认为是从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救护战场伤兵产生人道理念开始的，但实际上“国际人道法的起源，远比他们认为的早”。

中国古代的军事教育从夏朝就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不追逃敌、不用诈术、不伐丧、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等，都属于国际人道法中的最基本要点。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老百姓“秋毫无犯”都与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区分原则”等最基本原则相近似。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体现了中国军队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对国际规则的守信。

正如作者所言：“国际人道法，主要是关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行为规范。战争本来是你死我活，残酷无比，但居然还讲法律，还有规则，且还是所有国家及交战方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也正是人类理性闪亮的一面。”作为一本介绍国际人道法这样一个偏冷门学科的书籍，很可能会让一般读者感到晦涩枯燥，但因作者善于用通俗平易的语言来表述，又通过人物、案例和事件的描述，让这本介绍枯燥法律条文的书，读起来既有严谨的理论性，又有故事性、趣味性。

今天的中国红十字工作者，幸运地处于和平年代，远离战争，鲜有机会参与战地救援，应用国际人道法。但红十字组织存在的基石是日内瓦公约，这些法律条文背后是红十字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终极价值，也是这个组织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性。因此，在和平年代，我们在参与救灾救护和公益慈善事业时，不能忽略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工作者最应当掌握的法理和核心使命：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中国作为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在平时及在武装冲突时，尽可能广泛地在各自国家内传播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特别是将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学习包括在其军事教育计划内，并鼓励平民居民对各公约和本议定书进行学习，以便这些文档为武装部队和平民居民所周知”，这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作者：刘选国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中意加三国红十字会纪念亨利·杜南和诺尔曼·白求恩人道精神研讨会发言摘录

编者按：索尔弗利诺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发源地。159年前，亨利·杜南和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并肩行动，点燃红十字运动的微茫星火；80年前，沿着国际红十字运动通道，诺尔曼·白求恩的孙子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抗战救护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今年6月23日，中国、意大利、加拿大三国红十字会重聚索尔弗利诺，共同举办纪念亨利·杜南和诺尔曼·白求恩人道精神研讨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意大利红十字会会长弗朗西斯科·罗卡主持研讨会，介绍了亨利·杜南及红十字运动在索尔弗利诺的起源，强调不仅要缅怀他们的光辉事迹，学习他们的伟大精神，更要着眼未来，付诸行动，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不断发展。会上，各方代表也做了精彩发言，本版予以摘录（题目为编者所加），以飨读者。

继承诺尔曼·白求恩的人道遗产，加强应对未来的能力建设

加拿大红十字会原董事会主席 莎拉·约翰·芙勒

今天，我们在此纪念对人道主义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个人，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和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都是有远见的人 ，也是尝试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人道援助的先驱。作为加拿大人，我特别自豪能够站在这里讲述白求恩的故事。

白求恩是加拿大本土医生，1921年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开始他的外科职业生涯，随后在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工作，完善了他胸外科的技术并开发或改进了十几种新的外科手术工具。事实上，他最著名的医疗器具是白求恩肋骨切剪，至今仍在使用。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白求恩以外科医生服务一线并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遣，带领一支美加医疗队前往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在履行医疗服务职责时自豪地佩戴红十字徽章。白求恩于1939年在中国去世，被人们广泛认为是人道主义英雄，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倍受热爱。

但这并不是白求恩家族与红十字会的唯一联系。事实上，诺尔曼·白求恩的祖父，也叫诺尔曼·白求恩，在索尔弗利诺战役后，立即与亨利·杜南一起，自愿为受伤士兵提供专业医疗服务，从而支持了国际红十字运动最初的诞生。

这是一个独特而感人的故事！让我们铭记诺尔曼·白求恩作为红十字会的象征，并推动加拿大红十字会与运动中的其他合作伙伴更加接近，包括与中国红十字会之间兄弟姐妹般的密切关系。

过去30年来，加拿大红十字会一直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救灾和备灾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该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向最弱势群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例如，在2008年四川地震期间，加拿大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合作，在受地震影响的最边远地区实施重建项目。在后续几年里，我们的伙伴关系又扩展到了众多合作领域。

2013年，加拿大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建立诺尔曼·白求恩国际代表培训计划，形成了一个新的伙伴关系，重点是加强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工作中的能力。

该计划特意选择用白求恩命名，以继承其人道遗产，通过培训外派代表，在全世界出现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具体而言，该计划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建立国际外派代表库，并参加在加拿大的专业培训。该计划还将提高中国红十字会国家医疗应急响应小组的能力。项目的一些主要成就，加强了两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合作，包括 2016年两国红十字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再正式延长三年，继续致力于加强双方的能力建设和分享学习。

加中两国红十字会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代表了国际红十字运动中所有部分的独特合作。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多元化，遍及广大的会员，促进建立各种创新伙伴关系，利用彼此优势，加强合作，有利于更好地为受危机影响的社区服务，加中两国红十字会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例证。这也是再恰当不过的合作方式——通过继承诺尔曼·白求恩的人道遗产，加强应对未来的能力建设。

此外，当我们在这里纪念亨利·杜南和诺曼·白求恩时，也必须铭记，他们并没有独自完成他们的工作。事实上，这两个人都特别善于动员他人提供援助，特别是妇女和女孩，以支持最弱势群体。纪念英雄女性卡斯蒂廖内的纪念碑，就是在向索尔弗利诺战役中为受伤士兵提供援助的妇女和女孩致敬。这是一个重要提醒，妇女和女孩在全球人道主义背景下提供援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作为加拿大红十字会成员和国际联合会领委会委员，我认为，在红十字运动中，考虑性别和多样性至关重要，它能够让我们拥有更加多元化的成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社区和各个层面的弱势群体。在思考红十字运动的遗产时，我们应始终铭记这一点。

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为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王汝鹏

非常感谢意大利和加拿大红十字会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到著名的索尔弗利诺，得以驻足红十字运动的发源地，感悟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150多年前一个伟大设想的提出。今天，当我们从索尔弗利诺这个小镇放眼望去，红十字运动的火种已经遍及全球，红十字的旗帜飘扬在世界各地，红十字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国际人道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遵守……这一切，令人感慨万千。

当年，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弗利诺战场上，与亨利·杜南先生一起参与战地救护的，还有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外科医生，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和许多伟大的当地志愿者一起，诺尔曼·白求恩冒着危险主动参与索尔弗利诺战役伤员的救护，让人们在惨烈的战争中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光芒，同时也播下了人道精神的火种。

79年后，我们的目光回到东方——1938年的中国。国际援华医疗队中，也有一位名叫诺尔曼·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据考证，当年参与索尔弗利诺战场救护的诺尔曼·白求恩是来到中国并牺牲在中国的白求恩大夫的祖父。从祖父到孙子，从1859年到1938年，从加拿大、意大利到中国，人道精神在诺尔曼·白求恩家族的代际传承，充分见证了人道精神的伟大和红十字运动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

刚才，我们通过播放的视频短片分享了白求恩在中国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先生评价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位对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正是因为有了亨利·杜南和诺尔曼·白求恩这样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正是因为一代代高尚而有益于人民的人道主义者的前赴后继，红十字运动才在全世界赢得普遍认同和尊敬，成为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人道主义活动的光辉旗帜。

正如索尔弗利诺战役催生了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也起源于一场战争——1904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经过110多年的跌宕发展，从战争中走来的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人道组织。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中国红十字会与包括意大利和加拿大红十字会在内的各国红会广泛开展合作交流。中意、中加红会之间，高层交往密切，人员经常互访，合作成果丰硕。陈竺会长与弗朗西斯科·罗卡主席多次会见会谈，并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了双方合作。中加两国红会也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在灾害管理、救援救助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合作。加拿大红会还在中国开展了以“白求恩”命名的乡村医生培训、免费白内障手术、基础医疗设备配备等卫生健康项目，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好评。

2017年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时，赞扬了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关于成立人道主义组织、制定人道主义公约的伟大设想。习近平说，“经过150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面对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为身陷困境的无辜百姓送去关爱，送去希望”。习近平还曾引用了亨利·杜南的另一句名言，“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并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困扰世界的诸多问题，指出“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

行动是成功的开始。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更加明显，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人道危机与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全球人道需求持续增长。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红十字会愿同所有红十字运动成员一道，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积极传承亨利·杜南和诺尔曼·白求恩的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人道危机，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世界复杂多变，红十字青少年对人道使命的坚持不变

红十字青少年代表、东亚红十字青年网络主席   任   艺

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看到来自60余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红十字人，怀揣着相同的人道情怀，为了纪念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而聚集在这样一个充满热情和奉献精神的小镇，振奋人心。

我小学三年级就加入红十字会，成为一名红十字青少年。但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受益人角色，学习简单的急救和防灾避险知识。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在欧洲，有一个人叫亨利·杜南。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习了一篇课文，是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我知道了一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抗战一线救死扶伤的战地医生。长大后，我才知道白求恩先生与红十字会的渊源。这让我更加坚定地选择红十字运动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人道网络，成为其中一位志愿者，将人道精神传递下去，更加坚定地去践行七项基本原则。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到索尔弗利诺小镇参加火炬徒步纪念活动。让我十分骄傲和自豪的是，游行队伍中大部分都是青年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人道事业和红十字运动的关注，恰是红十字运动活力所在。

中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始于1919年，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我们一直秉承保护和激励这两大主题，围绕志愿服务、健康促进、增进友谊和人道传播四个重点领域，在传播非暴力文化、传播国际人道法、生命健康教育、提升社区恢复力、国际青年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中国红十字青少年会员已经占到会员总数的70%，数百万名红十字青少年成为红十字志愿者。

不仅在中国，在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全球行动和服务的1600余万名志愿者中，半数以上是青年人。这不仅意味着青年在为这个运动付出努力，也意味着青年像前人一样，承担着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责任。

目前，全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虽然总体呈和平态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局部冲突和暴力事件仍然持续不断，即使在和平地区，自然灾害、毒品、疾病等人道挑战也以不同形式时有发生。而在全球各个地方，青年人也积极通过不同形式和活动，去努力改善这个世界。

青年在应对全球人道主义挑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国际联合会青年政策的解释所说，青年肩负着多重角色，如创新者、社交媒体和新技术的早期使用者、跨文化沟通的使者、同伴教育者、社区动员者、行为改变的推动者和为易受损群体发声的社区倡导者等。

世界复杂多变，不变的是青年人对于人道使命的坚持。我相信，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到这项人道事业，发挥越来越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雨果先生所说，“今日之乌托邦，必将成为翌日之现实”。吾辈青年必将坐言起行，接过人道之火，代代相传，用我们的行动践行人道精神和七项基本原则。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和什么领域工作，我们都会心系红十字会，用人道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生命。也许有一天，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位红十字人，都有一名红十字志愿者。

让我们一起行动，一起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得更广，让这一天早日到来。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社会宣传和人道传播是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科学持续开展的重要保障。坚持讲好器官捐献故事，传播好器官捐献声音，就要要做到用心用情、主动引导、创意创新、借势借力。

用心用情，真正喜欢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做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对她有兴趣、内心喜欢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红十字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每成功实施一例器官捐献，就可以挽救几个人的生命，带给几个家庭以幸福。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这项工作更崇高、更有意义、更能带给我们成就感和获得感呢？

红十字人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传播人道文化的使者，坚守人道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人体器官捐献作为红十字会最有特色、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红十字人大有作为的重要领域之一，我们应该喜欢她、热爱她。

主动主导，大力引领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宣传，就没有捐献。面对器官捐献宣传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宣传，主导宣传，充分发挥宣传的引领作用、导向作用，大力营造器官捐献的良好舆论氛围。

新修订颁布施行的红十字会法，明确红十字会参与、推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牵涉多个单位，需要配合协作，共同努力。于红十字会而言，既处在工作前端——宣传动员和登记，也处在工作中端——捐献协调和见证，还处在工作后端——对捐献者的人道关怀和缅怀纪念。

那么，我们怎样参与、怎样推动？就是重视宣传，唱好主角,积极争取领导关心、部门支持、公众理解，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捐献事业。

目前，器官捐献工作现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器官捐献的社会知晓度尽管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各人自扫门前雪”，也是长久以来的现实。作为这项事业的推动者，我们要切实负起宣传主责，要清楚地意识到，宣传工作不只是宣传部门的事，更是业务部门的事，要让业务部门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主导作用，积极宣传吆喝，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占据舆论风口。

创意创新，引人关注

做好器官捐献宣传工作，使宣传有形有效，有吸引力、影响力，就要不断有创意、有创新，要有好作品、好品牌、好形式、好渠道。

注重宣传策划创意，不断增强号召力。不仅要主动宣传，而且要担当主力，会宣传、会吆喝，善于策划营销，创意宣传吆喝。2018年春节，我们想抓住这个节点进行宣传，但无论是讲器官捐献的意义，还是让人感动的捐献案例，在春节期间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招致反感和抵触。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动员移植专家、协调员、捐献志愿者、捐献者家属、移植等待患者、移植受者、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等，围绕器官捐献说出自己的新年心愿，开展“美好的心愿 温暖的祝福”春节送祝福活动，让公众感觉既有温度，又有温暖，达到了利用春节节点宣传器官捐献的目的。

注重品牌打造创新，努力提高影响力。去年，我们还推出器官捐献“心肝宝贝”系列公益广告宣传，海选4名阳光灿烂、可亲可爱的孩子为器官捐献代言，用孩子的蜡笔画和童真语言来表达等待器官移植患者的心声，邀请专业人士进行精心设计，最后投放到人员集中、流动量大的轻轨上，打造出了一辆阳光、充满希望的“器官捐献宣传专列”，受到一致好评，许多乘客现场掏出手机拍照留念，发布到微信朋友圈。

借势借力，合力推动

工作需要各方努力，宣传需要多方力量。红十字会宣传工作人少力弱，专业性欠缺，必须整合资源，借势借力。

突出针对性，争取领导支持。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有针对性地强化内宣，争取领导支持，借助领导力量，推动宣传，促进工作，往往事半功倍。去年5月，《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我们开展条例实施情况调研，在此基础上向市人大教科文卫委作专题汇报。今年年初，市人大组织力量开展条例实施情况调研。在部门调研座谈中，公安、财政、卫生、人力社保、民政等部门分管领导纷纷表态，支持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注重大格局，整合渠道资源。现实条件下，器官捐献的宣传和传播，光靠红十字会单打独斗是万万行不通的，必须整合各种渠道、各方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借势借力推动。2016年，我们与华龙网合作，开展“博爱之星”的评选和传播活动，去年又开展了“我是红十字人”专题宣传活动；与人民网合作，开展“这个冬天最温暖的故事”主题传播活动；与电视台合作，先后17次被央视媒体宣传报道，仅今年一季度就有4次上央视。

通过与新闻媒体的合作，重庆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出了“自弹自唱、自娱自乐”的宣传困境，找到了好喇叭，唱响了好声音。

（作者毛荣志 系重庆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浅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信力建设

任何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建设，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稍有差池，可能殃及全身。十多年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据笔者管窥所见，其奥秘就在于有一整套周详完善的公信力建设的体系，值得各方学习借鉴。

健全的规章制度

2005年，红基会完成换届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直接与公信力建设有关的制度主要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2005年9月），《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巡视员管理办法》（2009年7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信息披露办法(试行)》（2012年10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2013年11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物资捐赠管理办法》（2015年12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2017年3月）。

有些制度还要求制定相应具体制度、规则、细则或操作规范，如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制定内部控制、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审批、现金管理等制度。根据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各个专项基金都制定了各自的管理细则。在捐款信息公开方面，则制定了捐款公示、资助评审、捐款定向使用、受助对象公示等制度。这些制度，形成了实体性和程序性相配套的完整的制度结构，使公信力建设的每个方面、每个问题、每个环节都有制度可依。

严密的监督体系

一是切实发挥内部治理结构的职能。坚持重大问题由理事会审议决策、重要问题由理事长办公会讨论决定；保证监事和监事会充分履行各项监督和建议的权力；支持作为执行机构的秘书处日常运转。同时，通过党支部、团支部、工会等组织，畅通和保障职工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的渠道。

二是积极探索健全社会监督机制。2009年6月，红基会公开邀请25位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社会监督委员会，通过社会媒体公开招募13名社会监督巡视员，成立社会监督办公室。其中，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决策机构，社会监督办公室是执行及日常工作机构，社会监督巡视员是受社会监督委员会委派开展巡视的人员。慈善法出台后，红基会于2016年成立监事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虽然撤销，但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打下了夯实基础并积累了经验,监督巡视员及工作机制继续发挥作用。

此外，对凡是红基会与合作方共同建立的各项基金，均成立由合作方或捐赠人参加的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该项基金的最高决策、审议、审核机构。为保证公益资金使用方向的公开、公平、公正，还邀请社会有关人士和专家组成相应的资助对象、公益项目或招标评审委员会。

三是主动接受上级和审计部门、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等方面的监督。定期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汇报工作、接受总会考评及其委托的审计机构的审计。通过年审、参与基金会评估等方式接受民政部的监督。主动向新闻媒体通报有关活动或邀请媒体参与活动。对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予以积极配合。主动向新闻媒体通报捐赠和救助活动开展情况，邀请媒体代表参与资助评审或见证公益项目实施及其成果等。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红基会网站和刊物了解红基会各项工作、公益项目、捐赠款物使用等工作情况，捐赠者可通过网站查询捐赠是否到账及大额捐款使用的项目，求助者可通过网站提交申请。

严谨的操作措施

一是选择并实施好每个公益项目。红基会网站“我们的项目”中共有46个项目，除彩票公益金项目外，都是争取社会捐赠资助的项目。凡是资助某些特定困难对象的项目，在“基金主页”都有背景介绍、捐赠标准、捐助回报、基金管理规则的详细介绍，在“功能区”有申请表、已资助名单、提供资助服务的定点单位的公示；有新闻媒体对该项目聚焦报道的情况；有项目图库和视频。

对支持社区家园建设、教育卫生设施建设和文化传播的公益项目，则有具体项目考察遴选、计划审批、组织实施、绩效考评等流程以及已资助项目、案例分析和在全国的分布图等公布。每个项目及其每一阶段工作的确定和实施都经过调研评估论证。

“博爱卫生院（站）”是“红十字天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打开博爱卫生院（站）网页，在项目流程表上可以看到地方红十字会、项目管理部、红基会负责人、有关部门、捐赠者五方在项目申请、调研立项、方案审批、工程实施、审核验收等各个阶段、环节的责任和工作，还可以看到红基会与捐赠者共同进行选址调研和检查督促在建工程的情况。

此外，红基会还发布了15则《人道公益系列报告》，包括项目评估与战略咨询、需要救助对象现状的调研、项目论坛等，从分展示了项目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社会效益。

二是切实发挥社会监督巡视员作用。社会监督巡视员招募到位后，立即开始工作。2009年7月，对监督巡视员进行红十字工作、公益项目评估、监督巡视能力和方法等知识技能培训，社会监督办公室在资料提供、巡视提纲、问卷设计、人员配合、地方协调等方面做精心准备和安排。

监督巡视组深入基层，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实地察看问卷调查、座谈讨论等方式对红基会援建项目进行督查巡视，与当地红十字会、政府及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阶段性巡视工作结束后，红基会秘书处召开巡视情况汇报会，编发社会监督工作简报，对好做法宣传推广，对存在问题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合理建议积极采纳、改进管理。

精细的信息公开

全方位。打开红基会网站“信息披露”一栏，可见七个方面内容：信息披露制度、机构年报、年检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监督简报、理事/监事变动；每个方面都有详尽的原始而完整的甚至是逐年的资料，如审计报告可从2005年查起，社会监督工作简报从第1期（2009年9月）至第88期（2018年4月）均可打开，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评估可从2011年查起。

打开“关于我们”“规章制度”“政策法规”“加入我们”，对红基会组织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变动、人员招聘和有关政策法规等一目了然。

打开“公告公示”“人道记实”“人道身边”“天使足迹”“天使映像”“捐赠信息”，对项目发布和实施、人道救助活动、在线捐赠等各种情况介绍和映像资料应有尽有。

多渠道。上行，向理事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及有关部门报告工作；平行，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媒体网络平台、红基会网站、红基会刊物、社会新闻媒体发布信息；下行，通过腾讯公益、微博微公益等互联网平台宣传项目，筹人筹资。

多层次。对一个项目款物使用，既有整体总的数据，又有其中个体的数据；既有总会一级的，又有各地和项目点的数据。

多视角。既有向社会公布项目实施情况的渠道，也有向捐赠者报告使用情况和供捐赠者查询的平台；既有求助者申请求助通道，也有受助者情况公示平台（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

独创性。开发项目地图系统，所有公益项目按照地理坐标并匹配到捐赠人、受助方，精准呈现了捐、受双方的信息。

以“鲁甸地震”为例，属于“赈灾救灾”8个项目之一，点击该项目可以看到六大部分，涵盖救灾行动的方方面面。一是“中国红基会鲁甸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接收及使用情况一览表”，公布各捐赠者捐赠款物数额、已使用情况和使用计划；二是“鲁甸赈济家庭箱项目执行报告”，打开可见到21个报告，其中两个是分别是总会平台和腾讯乐捐平台接受捐款及使用报告，另外19个是分别向各捐赠者反馈其捐款执行情况的报告；三是“我们的行动”，打开可以看到红基会的救灾行动，也可看到家庭箱项目执行报告；四是“大家的行动”，打开可以看到社会各界支援灾区、救灾现场和灾民受到救助等情况；五是“每日一报”，打开可见8期救灾快报，反映总会、红基会和社会各界救灾和灾情变化等各种情况；六是在该项目网页右侧直通腾讯公益和微博微公益平台，可看到通过这两个平台捐款救灾以及红基会执行使用结果。所有家庭箱项目报告都详细公布接收捐款数额、分批发放的时间地点、受助者签名和反馈。所有报告都是图文并茂，印象直观，而且给捐赠者报告的照片中，家庭箱上印有捐赠者名称及其标志。这种公开透明、阳光操作，使红基会组织及其工作像处于阳光下玻璃缸中的鱼，从每个角度、方位都看得一清二楚。

严格的自律约束

自律不仅是自觉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还在于对自己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和要求，慎独慎行。

2007年，红基会对全体员工提出“五透明、五不准”的职业操守要求：财务管理透明，不设任何小金库；收益分配透明，不准以职务和工作之便获取工资以外的收入；物质管理透明，不准以捐赠物资为个人和机构谋利；资产运作透明，不谋求任何与结构相关的个人投资收益；资助管理透明，不准利用分配资助款的权力收受任何馈赠。

2017年修订员工守则，提出“14个绝不允许”：恪守红十字人道宗旨，始终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最易受损群体服务，对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决不允许置若罔闻，推卸责任；模范践行使命，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决不允许临阵脱逃；在困难困境面前迎难而上，决不允许逃避推诿；敬业爱岗，全心付出，决不允许拈轻怕重，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坚守政治底线，决不允许发生违反党的各项纪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慈善公益伦理，违反内部管理规章的问题；决不允许对合作伙伴搞利益输送；决不允许对服务对象吃拿卡要；决不允许做出有违红十字品牌形象的事；决不允许借红十字公益品牌谋取私利；决不允许对破坏红十字品牌形象的言行视而不见；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决不允许因一已之愤诋毁集体；决不允许因一己之利破坏团结；决不允许因一己之功斤斤计较，向组织讨价还价。这些规定进一步强化了预防警示和自律约束。

2012年，红基会在已经被民政部授予5A级基金会（2008年）和表彰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2010年）、被《福布斯》中文版排列为全国公募基金会排行榜第一名（2009年）、被胡润百富《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称为“富豪们最青睐的慈善基金”（2010年）等诸多荣誉、表彰的情况下，在我国社会组织和基金会中率先引入ISO认证（国际化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经过两年三个月的建章立制、评估、评审等环节，2014年12月，红基会首次通过认证审核，2015年3月成为国内首家获得ISO9001认证的5A级基金会。当年，组建若干个以产品为核心的项目中心，每个品牌项目都有相应管理手册，做到“一品一册”，使各项目及其每个环节都有制度管理和有章可循，更好地满足了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和社会公众等直接或潜在关联人的人道公益需求。

2018年3月13日，红基会再次通过ISO最新版认证，在标准化质量管理方面，向国际化、标准化、现代化基金会的目标又迈出一大步。

国家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费用可以达到年度总支出的10％，但是红基会始终力求人道救助和服务的最大效益，努力节约人员管理费用。据2008~2017年十年的审计报告，红基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年度总支出分别为0.64％、1.17％、1.25％、2.8％、2.83％、3.76％、3.1％、4.62％、3％、3.77％（总支出愈大比例愈低）。

收获和付出是对等的，红基会公信力建设上的努力付出得到了丰厚回报。2012年，红基会在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年度中基透明指数中获得满分129.4分的高分；2013年再次获评为国家5A级基金会； 2016年在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中基透明指数”再获满分。

与此同时，红基会的常态化社会募捐筹资持续稳步上升，2012年至2017年分别为1.17亿元、1.47亿元、1.64亿元、1.59亿元、2.61亿元、3.35亿元。2017年，红基会实现年收入5.7亿元，同比增长18%，创造了成立20余年以来的最好纪录，人道救助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作者：张立明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原党组书记、副会长）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回忆彭珮云坚决推进中国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往事

在全国范围内依法理顺县级（含县级）以上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是彭珮云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期间力推的一项重要工作。她认为，这是破解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也是贯彻落实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的关键所在，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组织保证。十年，经过她的大力推动，全国已有90%以上的地市级、40%以上的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为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99-2004：艰苦“创业”，打基础解难题

2003年3月，彭珮云卸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亦不再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转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此后，她的主要职务是继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彭珮云感觉，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将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主要职务，她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身于从少年时代起就特别向往的救助弱势群体的公益慈善事业，她会沿着红十字会的阶梯走完职业生涯。这是她晚年追求的事业。

将时光向前推溯。1999年10月3日，彭珮云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会长。她和前任会长钱正英互致珍重，表示要在任期内，根据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大家一道依法履行职责，努力工作。

此时，彭珮云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任全国妇联主席，又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工作十分忙碌。但每次到地方考察，她都会抽时间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她逐渐了解到，多年来红十字会为人民特别是为处于困难境况的群众做了大量好事、实事，受到群众欢迎。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红十字会知名度不高，缺乏应有社会地位，募集资金和实物很少，救助实力较弱；工作人员数量少，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各地红十字会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沿海省份红十字会工作也没有得到很好开展。

她对中国红十字会面临的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做出了一个精准判断：“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有百年历史，但在发展进程中有些曲折，在前进道路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还处于开创时期。”

同时，她又指出：“应该看到，红十字运动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无形资产；有几代红十字工作者探索总结的宝贵经验；有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有红十字会法的保障；有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干部队伍；有两千多万会员，几十万志愿者。我相信，只要我们不畏艰难，善于谋划，勇于开拓，就一定能够开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美好明天。”

“百年老店，初创阶段”，彭珮云这一确切分析和判断，帮助广大红十字工作者增强了忧患意识和攻坚克难、艰苦创业的决心和信心。也正是基于这一分析和判断，她带领七届执委会艰苦创业，积极作为，先后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了10余项支持和加强红十字会人、财、物建设的政策，开展了一系列打基础、解难题的工作，努力创业绩，树形象，求发展。

2005-2009：审时度势，夯实事业发展基础

2004年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适逢中国红十会成立100周年，各级红十字会广泛深入开展了以“办实事、迎百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10月，中国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到会讲话，肯定“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00年来，为祖国、为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给红十字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75岁的彭珮云在会上再次当选为会长。

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红十字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紧接着，中国红十字会在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国内外良好赞誉。

这一切，使彭珮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红十字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在2005年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她审时度势，要求红十字工作者珍惜“八大”以来的好形势，牢牢把握机遇，认真应对挑战，乘势而上，推动我国红十字事业健康、快速、持续向前发展。

通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彭珮云对于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逐步形成了明确思路。她强调要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切实加强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把红十字会建成符合自身特点、密切联系群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团体，按照社会化、开放式的运行机制，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红十字事业，把各项传统业务做得更好，不断开拓新的工作领域，更好地发挥红十字会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作用。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八届执委会在五年中相继召开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农村工作、志愿服务工作、组织工作、卫生救护工作、应急工作等全国性的会议及筹资、宣传、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专项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推动红十字会各项工作向着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持续发展。

五年中，红十字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募集人道救助款物价值约290亿元人民币，受益人数达1.2亿人次。其中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募集款物价值达199亿元，超过60年募捐的总和。建设博爱卫生院（站）5300余个、博爱新村近700个，受益农户达10余万，实施大病医疗救助近10万人次，援建博爱学校1000余个，中华骨髓库入库资料超过100万人份。

砥砺十年，攻克“三个不愿意”

两届红十字会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可喜成就，不得不提到彭珮云十年力推的一项重要工作——理顺管理体制。她把这件事当作破解红十字会发展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认为这是贯彻落实红十字会法的关键，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组织保证，并为此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第六届红十字会领导班子的努力推动下，1999年12月29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理顺中国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经报请中央编委领导批准，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

改变管理体制，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历程中是一次重大变化，也是一项艰难的改革。此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挂靠在卫生部，各级红十字会通常被视为卫生行政部门的附属单位，未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彭珮云担任国务委员时，分工联系卫生部，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的讨论，知道这部法律是发展我国红十字事业的根本保障。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由卫生行政部门代管的体制，既不符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府与社会团体分开的原则，也不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要求，制约了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改变体制有一个过程，由于存在惯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的工作进展不快，到彭珮云就任会长时，距红十字会法颁布已经5年，只有9个省（区、市）红十字会从卫生行政部门独立出来，7个省正在办理独立手续，还有近一半的省（区）在等待、观望。

彭珮云担任会长不久，即到浙江调研，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卫生厅厅长兼任）对她说，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组织，相对独立是应该的，但要从卫生部门单列出来，恐怕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彭珮云认识到，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需要克服“三个不愿意”：一是许多地方领导不愿意，因为红十字会单独列支，就要增加机构，而且人员要参照公务员管理；二是许多卫生部门不愿意，他们已经把长期使用或混用红十字会编制、经费视为常态，不愿意“分家”弱化自己；三是许多地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不愿意，他们大都由卫生行政部门派出，担心分离以后，红十字会实力“弱小”，失去了长期倚靠的卫生部门这棵大树。

但中国红十字会应该走到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同行的轨道上，如果再将红十字会列为卫生行政部门的一部分，既违反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也不符合政府机构改革中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社分开的原则。

同时，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编办）下发的《关于理顺中国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通知》也明确指出，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是“为了推动和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的贯彻实施”。

以此为依据，彭珮云带领第七届执委会开启了理顺各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的新征程。

锲而不舍，艰难改革终落地

2000年1月31日，彭珮云主持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落实中编办通知。

会上，执委会成员反映，各省红十字会普遍要求中编办针对省（区、市）政府再发一个“红头文件”，有 了“尚方宝剑”才好办事。

与会常务理事、中编办三司司长肖小堂解释，省级红十字会有必要理顺体制，但中编办只管总会一级，理顺省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需要红十字会系统自身努力。

彭珮云在会上表示，我们要一个省一个省、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执委会成员都要下去跑一跑，了解困难在什么地方。不搞一刀切，但要争取在地方机构改革中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等到明年再说。

根据彭珮云的指示，总会以执委会名义给准备上报变更管理体制方案的省级红十字会发函，通报已变更管理体制的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情况；以总会名义给未理顺关系的省级红十字会会长发函，请他们关心和支持此事的顺利进行。

彭珮云同时明确，消除“三个不愿意”需要时间，可以由上至下、先易后难，先省（区、市）、再到地（市），最后推动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彭珮云先后和15个省（区、市）党政领导会面，商谈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问题，解释红十字运动宗旨和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经她约谈，这些地方的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

对那些在两会期间还来不及当面商讨的省（区、市）领导，彭珮云到各地调研时逐一拜访。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德高望重，她不辞辛苦、苦口婆心，亲自为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找各省领导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问题迎刃而解。

2004年底，31个省级红十字会全部理顺管理体制。这是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省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顺畅了，增加了人、才、物的投入，有力推动了红十字事业发展。

在调研中，彭珮云深感地(市)一级红十字会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2002年12月，总会召开专题座谈会，彭珮云明确提出，各地红十字会同志要积极主动、锲而不舍地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争取编办、卫生等部门的理解与配合。首先要抓紧理顺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带动和推进其他地市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

为了推动上海市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彭珮云和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专程赴上海做工作，与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商谈，较好地解决了机构、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为区（县）红十字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至今，上海市有关领导和红十字会同志还念念不忘老会长在关键时刻对他们的帮助和指导。

2004年，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红十字事业五年发展规划，提出要在第八届任期内理顺地（市）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

2006年12月，总会又专门召开理顺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座谈会。根据调研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彭珮云指出，全国2000多个县，数量多，情况差异大，必须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积极稳妥地进行。要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上级红十字会要下大力气帮助县级红十字会学会如何开展工作，真正发挥应有作用，努力做到理顺一个、巩固一个，理顺一批、巩固一批。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充分暴露出地（市）级特别是县级红十字会缺乏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与繁重的工作任务极不适应的矛盾，这使各地干部深切地感受到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彭珮云要求各地抓住契机，大力推动地市级和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取得了明显效果。

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地市级、40%以上的县级红十字会理顺了管理体制。实践证明，依法理顺管理体制确立了红十字会应有的社会地位，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广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各项工作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写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

10年，断裂的龙门山又被一派苍苍覆盖。山下多了幢幢建筑，多了条条街市，多了熙熙车流。改道的绵远河依然奔腾，遍野的油菜花依旧绚烂。

10年，不忍提及，又难放下。

记忆中总有一片耀眼的油菜花，在破碎的田间，在断裂的山谷，在凌乱的人们无暇顾及的身旁绽放。

蜀地油菜花，花期很短，一般开在三四月间，到四月底就退去了。而10年前那个惨烈的五月，在绵竹汉旺，分明见到了她们桀骜的身影，顽强地开在破碎的田间地头。尽管行将凋零，仍显出颜色、发着暗香。

从那以后，每逢五月，每每想起汶川，想起绵竹，想起什邡，总有定格在2时28分汉旺镇的那幢钟楼和一片耀眼的油菜花。

10年了，生怕人们被眼中的油菜花迷乱，而忘却了孕育她的泥土……

10年前，一声山崩地裂，人们却毫无准备。

逝者，没有准备离去；

生者，没有准备活着；

过客，没有准备驻足；

路人，没有准备相逢……

然后，就是一声山崩地裂，所有的都改变了。

10年了，透过油菜花长出的土地，总难忘却那一抹凝固的温存。

——母亲蜷起臂弯，护着孩子；老师撑起脊梁，护着学生；医生扛起断垣，护着伤患；青壮举起预制板，护着家庭……这样的温存，凝固在黑暗中，冰冷，又有温度。

站在这组温存的群雕前面，时时会想起一个年轻的生命——她的双臂张开，头朝下，手搭在9个孩子的身上——25岁的生命最后定格在教室的讲台前。此前的她，一次次冲进教室，用柔弱的双手抱出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当她最后一次冲进去后，教学楼轰然倒塌。她是袁文婷，什邡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教师。我们去的时候，救援队拉起了一道黑底白字的条幅：“袁文婷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落款是辽宁朝阳抗震救灾队。想想这个比邻我的家乡的救援队，队员们的脸上一定满是泥灰，又满是泪水。这些见过无数次死亡的人们用文字展示他们内在的温柔，他们一定是为一位柔弱的生命倾倒——那道黑色的条幅至今仍清晰地横在我的眼前。

10年了，掠过油菜花飘香的暗夜，总能看见那一束耀眼的光亮。

——震后蜀道，成串的救援车灯与星空相连；伤患的绝望中，救护车在远处闪亮；堰塞湖在黑暗中积聚着水位，探照灯引着挖掘机轰鸣而至；志愿者衔着电筒，照亮了断裂的山道；一杆军用月球灯，升起在避难营的夜空……这样的场景，凌乱、匆忙，却格外悲壮。

在道道光亮中，时时会想起汉旺通往清平那条险峻的山路。当时，清平是最后一个没有去过救援队伍的乡镇，因为那是一个埋在重山河谷的绝境，即使没有地震，一般的人也很难抵达。可就在震断的路上，无数人向前走，肩上扛着药箱，腰上系着绳索，手里拿着电筒……迎面走来的还有一只队伍——逃生的人流，男女老幼，蹒跚前行。看见两个士兵搀着一个即将临盆的年轻孕妇，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孕妇两手叉着腰，身体倾力后仰，脚肿胀不能穿鞋，士兵用毛巾将孕妇的双脚缠了又缠，缠成了两坐白色的山丘，在乱石丛生的河谷中，分外耀眼，又显得厚实、温暖。我们与他们逆向而行，以后的事不得而知，但我深信母子平安。孩子今年满10岁了，是否知道自己不一样的前世今生？

10年了，穿越见过油菜花的人海，总想找回那一分青涩和果敢。

——不知谁吹响了出征的集结号，天南海北的人们顷刻间向这里聚集。正规的人们，穿上制服，带上设备，发动起成排的救援车辆；职业的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任务，背起行囊，冲刺般追赶最后的航班；更多的人从逼仄的写字楼里跑出来，从学校图书馆跑出来，从午睡后的被窝儿里爬起来，挂掉打不通的电话，合上信息已爆炸的笔记本，毫无准备，甚至毫无目的地挤上各种各样西行的交通工具。出征的人们，有很多瞒着家人，有的为自己留下了遗书，贴到卧室的镜子上，写到孩子的作业本上，留在邮箱草稿纸上。这样的时刻，激越，冲动，甚至盲目，却透着一种特有的豪情。

在茫茫西进的人流中，总想找到那几个大学生。当时，我们的车队开到绵竹体育场已到午夜，他们一拥而上，争抢着帮着我们搭建营地。一番忙碌，营地搭建完成，天空飘起小雨，队员开始往帐篷里安置药品和器械。突然想起了那几个大学生，走出帐篷——眼前是一片雨雾，空旷的体育场没有一处完整的建筑，只有红色的塑胶跑道是完整的。跑道上，看见那几个大学生背靠背地坐在一起，已经睡着了。他们头上没有一把伞，没有一块遮挡的布，就那样雕像一样地坐着、睡去了，任凭雨丝在头发上结成晶莹。他们背靠背地坐着，一定是彼此相拥取暖；他们在我们的帐篷外的雨中坐着，一定是不想给救援队添乱；他们身着单衣，没有任何保护性装备，甚至连伞和雨衣都没有，一定是毫无准备和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束青春的火苗，在被风雨浸湿的身上炽烈燃烧——“他们孤单地坐在跑道上等待着冲锋的黎明”。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在日记中写的一句话。至今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现在何处。

10年，不忍提及，又难放下。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10年，等于过去的万年。这个世界经历了太多，变化了太多。逝去的生命归于泥土，废墟上重新崛起家园，曾经的豪情在岁月的潮汐中慢慢老去。所剩唯一的期许，就是希望在这片黄花盛开的土地上，能保存些许由山崩地裂成就的独特基因。

——10年了，我们能否悟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珍视的是生命。家园破碎了，可以修复，生命消逝，永不再来。

一场山崩地裂顷刻间让8万人罹难，还有那些失联的人，无音无绪，成为烙在亲人心头长久的伤痕。至今还记得贴在汉旺街头电线杆的一则寻人启事，要找的是一个1岁的女孩儿，“穿一双白色皮鞋，腋下有一个小指甲大小的红痣，双手带有一对银圈”——穿着白色皮鞋，带着银圈的女孩儿一定非常可爱，她是否回到了妈妈身边，不得而知。每每想起那种生命消逝或失联的痛苦，总有一种莫名的心悸。我们无法让大地安宁，只能选择让附着在大地上的家园更加坚固，让防御和救生理念刻入观念和制度的肌理，植入哪怕再幼小的心田。要认识到威胁生命的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种忧患是理性的、长久的，容不得半点侥幸。

2013年3月，来到震后的雅安，看到耀眼的油菜花重新装点的灾后新村，随口吟出一句诗“又逢明年弄茶事，蜀地黄花一派春。”

——一个月后，“4·20”芦山地震发生，骤然觉出人间有诗意，更有危情。带着忧患生存，才能让生命长久保存。

——10年了，我们能否珍重那些看似平淡无奇、关键时刻却炽热如火的中国式亲情。

油菜花绽放的土地凝固了最壮烈的诀别，而失掉亲人的人们，仍要延续沉重的生活。震后的日子，我们开始关注那些重组家庭。震后10年，超过4000个重组家庭出现在5·12地震灾区。大劫过后，人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硬件的恢复，却忽略了家庭重建才是家园恢复的基石，而这种重建比硬件建设不知要艰难多少倍。2013年，我们见到了安县的李芸香，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带着婆婆嫁给失去前妻的林兴聪。这对新夫妇，每天要面对两组孩子，四方老人。他们就这样无声无语、有条不紊地打理着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每逢过年，两人要准备10份礼物送给不同的亲属。“老人就有五个，把这种关系处理好了，把几个娃娃的关系处理好了，这个家庭自然就好了”。林兴聪静悄悄地对我们说。

什邡的邓家全与张建钧在失去各自的亲人后准备走到一起，两个人还没有登记，邓家全又查出了癌症。邓坚决让张离开，“前一次守寡，木得办法，这次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再守寡。”但是，张建钧坚持不走，“他无依无靠的，这个时候正需要人陪伴。”就在邓家全接受化疗的日子，张建钧穿上婚纱与丈夫走到了一起。2014年4月30日，张建钧送别了第二任丈夫。至今，我们还保存着邓家全婚后写来的信，工整漂亮的楷书，说他亏欠了很多人、很多情……

站在黄花盛开的土地，不禁悟出，在这个东方古国，亲情才是生命的支点。劫难作为昨天的一部分，需要扛在肩上，更需要压进琐碎的生活，支撑起平淡而艰辛的日子。

——10年了，我们能否永久珍藏把这个世界凝聚起来的能量。

我们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链接和聚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而易举。我们可以用网络轻易勾连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刷一下，摇一摇，就会建构各种朋友圈，组织起各类社群。中国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近80万个，没有注册的圈子和组织则难以数计。不能不说，这是时代的进步。震后10年是人气的10年，组织的10年，却也是分化和分隔的10年。人们的链接和组织变得容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疏远。

10年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4G网络，没有WIFI，甚至连手机和信号都没有，人们却没有丝毫的隔阂，那么多陌生的面孔集合在一起，天南地北，四海一家，不需要任何媒介、任何语言。每每想到这些，总能记着在绵竹露天机场转运伤员时，一位农妇说的话。农妇本身是灾民，却与村民一起推着小车把饭菜送给我们。跟在她身旁是自己七八岁的女儿，小手紧紧牵着母亲的衣襟，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们吃着的饭菜。两位护士随即把她揽在怀里，喂她饭菜，孩子一定是饿坏了，不到两分钟，竟连续吃掉了三个鸡蛋、喝下两碗粥——所有人都吃不下饭，农妇抽噎着不断解释:“你们吃吧，你们吃了饭能救人，她活下来就很幸运了……”每想起农妇的话，总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我们曾经是那样的紧紧相拥，今天为什么渐行渐远？难道非要再等一场山崩地裂才能重新找回过去的那种能量吗？

10年，不忍提及，又难放下。坚定地相信去过汶川的人们，从未怀疑过当初那一腔热血，也一定无悔自己当初的义无反顾。随着岁月的流淌，他们一定会时时想起曾经的青涩和果敢，也一定会感念日渐消失的纯粹和激情。

10年，更相信，我们是救援者，也是被救者。对比当初我们的点滴作为，那片黄花盛开的土地给予我们的救赎则更为深刻和久远……

10年，黄花开了又谢，谢了再开。蜀地黄花只是一片普普通通的花，每年短暂地盛开。因为有了血与泪的灌溉，在苍茫大地的背景下才展示出特有的绚丽。因为有了岁月与情感的灌溉，不仅在劫后的大地上，也在人的生命深处绽放。她们似乎在以灵魂般的傲放为逝者祈祷，为生者祝福。

衷心希望在黄花依旧绚烂的土地上，那种独特的命运遭际、心路历程、精神品格，能够积聚为一种力量，重新抚摸家园大地，抚慰故土亲人，抚育情感人生——也许这才是我们对汶川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08年5月作为中国红十字999救援队领队赴四川救灾）

（新闻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写在第71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

引言：新修订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在第一条中增加了“维护人的尊严”。尊严是庄重和威严的意思，是人的各种权利能得到社会及他人的认可、保障和尊重。红十字会以“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目标是“改善最易受损害者的境况”，因此“维护人的尊严”更注重的是维护需要保护和救助的弱者的尊严，主要体现在生命、健康、人格、隐私、荣誉、形象、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甚至死后处置等最基本权益的维护和保证。

国际人道法：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强化普适性和缔约国责任

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人道法，是保护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伤员、战俘和平民的国际公约，对保护这些对象的各种权利和人格尊严作了详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了解和学习这些规定，有助于加深对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七项原则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传播、践行和捍卫国际人道法的自觉性。

日内瓦四公约的第一、二、三条内容完全一样，在于突出和强化公约适用的普遍性和缔约国的责任。其中，第三条直接关系到对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的保护，包括： 对一切不实际参加战事的人员，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不论何时何地，不得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不得作为人质；不得损害个人尊严，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不得未经具有必需司法保障的正规法庭的宣判而判罪及执行死刑；对伤病者应予收集与照顾。

日内瓦四公约及附加议定书还有许多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条款，并突出强调了其重要性。

一、保护生命健康。所有伤者、病者和遇难者，一切未直接参加或已停止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在一切情况下，都应受到尊重与保护，应予以人道待遇与照顾；应尊重所有这类人的人身、荣誉、信念和宗教仪式；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都禁止对生命、健康和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暴行（如谋杀、虐待）等行为；不得将这些人供生物学实验；不得故意不给予医疗救助及照顾，不得造成使其冒传染病危险的情况；对于妇女的待遇应充分顾及其性别。

二、受保护的权利不可剥夺和放弃。各缔约国如要订立其他有关特别协定，不得对被日内瓦公约保护人所规定的境遇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得限制日内瓦公约所赋予这些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被保护人不得放弃日内瓦公约所赋予权利的一部或全部；被拘禁人有向管制当局提出有关拘禁情况的任何诉愿权，也应有权无限制地通过被拘禁人委员会或直接向保护国代表申述对于拘留情况的申诉。

三、对死者的尊重。每次战斗之后，各方应立即搜寻死者而防止被剥劫，搜集死者尸体上身份牌、遗嘱或对于其最近亲属具有重要性的其他文件、金钱及一般具有实质价值或情感价值的物品；除因卫生上迫切需要或死者所奉行宗教原因，尸体不得焚化，应保证死者得到荣誉的安葬，其坟墓应受尊重，妥为维护，并保证能认明尸体、便于运回国；依战俘要求及在一切情形下，在其死亡后应立即将其遗嘱送达保护国；一旦情况许可，缔约各方应立即订立协定，以便利死者亲属和正式坟墓登记处的代表前往墓地、永久保护和维护墓地、送还死者的尸体和个人用品。

四、对严重违反公约的界定。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及附加议定书，“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包括：故意杀害，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将被保护人非法驱逐出境或移送、非法禁闭，强迫被保护人在敌国军队中服务；故意剥夺被保护人依日内瓦公约规定应享受公允及合法审讯的权利；作为人质；无军事上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的方式对财产进行大规模破坏与征收。

“战争罪”包括：攻击平民居民或平民个人；发动使平民居民或民用物体受影响的不分皂白的攻击；发动对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的攻击导致平民生命损失、平民伤害或民用物体损害；使不设防地方和非军事化地带成为攻击的对象；将已知悉是失去战斗力的人作为攻击对象；背信弃义地使用红十字等保护性标志；占领国将其本国平民居民迁往其所占领的领土，或将被占领领土的居民驱逐或移送到其他地方；对遣返战俘或平民的无理延迟；以种族岐视为依据侵犯人身尊严的种族隔离以及其它不人道和侮辱性办法；攻击历史纪念物、艺术品或礼拜场所使其遭到广泛的毁坏；剥夺日内瓦公约所保护的人受公正和正规审判的权利。

保护更易受损害群体，从总体原则、住宿饮食衣服保障等九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由于战俘和被拘禁人（在交战区或占领区内因从事有关敌对活动而被拘禁的人）被限制自由，其尊严更易受到侵犯，因此国际人道法对保护这两类对象作出了详细规定。

一、总体原则。战俘、被拘禁人在任何时候需保证其受人道待遇，任何不法行为或因不法行为可导致其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必须禁止。应按战俘的国籍、语言、及习惯集中于各营或营场，对妇女应充分顾及其性别，并在一切情形下享受与男子同等优遇，未成年人应受到特别待遇。应尽可能依照被拘禁人的国籍、语言与习惯进行安置，同一家庭的人应使之居于同一拘禁处所，给予与其他被拘禁人分开的设备以及适当的家庭生活所需的便利。不得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或任何其它胁迫方式获得任何情报，对拒绝答复者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到任何不快或不利的待遇。

二、住宿饮食衣服等保障。仅能拘禁于陆地上场所而且具有卫生与健康的保证，应有充足的温度与光线（特别是在黄昏与熄灯的时间内），应有日夜均可使用的合于卫生的设备并经常保持清洁，应使战俘和被拘禁者能购买食品、肥皂、烟草及日常用品，其售价不得超过当地市价。应提供在量、质与种类上足够保持被拘禁者健康及防止体重减轻或营养不足的基本口粮，应给予战俘和被拘禁人烹调工具，以便他们自行烹调自有的额外食品，对孕妇、乳母及十五岁以下儿童应按照其生理需要给予额外食物。应充分供给战俘服装、内衣及鞋袜，并应顾及拘留地区之气候，保证上述衣物之按期更换与修补，对作工的战俘和被拘禁人应根据工作的需要给予适当服装（包括保护服装）。应免费维持战俘生活及给予其健康状况所需之医药照顾，采取保证战俘营清洁、卫生及防止传染病所必要的卫生措施。战俘和被拘禁人的医疗费用，包括维持健康需用之器具，应由拘留国负担。对战俘和被拘禁人的健康检查至少应每月举行一次。被拘禁人患病需要治疗的应送医疗机构，应受到的照顾不得低于一般居民所受待遇。

四、人格尊重。对所有战俘应同样待遇，不得基于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见、或根据类似标准的任何其它区别而有所歧视。除刑事与纪律制裁外，不得将战俘禁闭。只能因为安全原因才可取去战俘身上的贵重物品，取去的贵重物品应由拘留国保管，并应在其在俘期结束时原样归还。不得在供给被拘禁人的衣服及在其私有衣服上加有侮辱性或使其遭受嘲笑的标志。拘禁处所的纪律制度应与人道原则相符合，绝不得有包括对被拘禁人加以妨碍其健康的体力运用或致其身体上或精神上牺牲的规则。

五、纪律制裁。拘留国任何法律、规则或命令规定战俘所犯应受处罚的行为，如拘留国武装部队人员所犯同样行为则不受处罚，则该项行为应仅受纪律性处罚；在决定对被控战俘的处理应属司法性还是纪律性时，应保证尽量从宽，尽可能采取纪律性而非司法性措施；纪律性处罚绝不得非人道、残暴，或危害战俘健康。

六、劳动内容及报酬。战俘只得进行有关战俘营的管理、设备或保养工作、农业、冶金、机械与化学工业以外的生产或采炼原料有关的工业及制造工业；无军事性质或目的的公共工程及建筑；非军事性质或目的的运输与物资管理；商业、美术与工艺；家庭役务；无军事性质或目的的公用事业等活动，遇有超出这些范围的劳动，应准予战俘提出申诉之权利。必须给予适当的工作条件，尤其关于居住、饮食、衣着及设备。应保证在战俘工作区域遵行该国保护劳工的立法，尤其是安全规则。不得让战俘从事有害健康或危险性的劳动，不得派战俘担任拘留国本国武装部队人员所视为屈辱的劳动。应付给战俘以公平的工资。除非被拘禁人自愿，拘留国不得雇其为工人。

七、宗教及文体活动。战俘、被拘禁人应有履行其宗教义务的完全自由。应鼓励战俘、被拘禁人的文化、教育、娱乐、运动与游戏活动。应给予被拘禁人继续学习或研究新科目应一切可能便利，保证儿童及青年的教育，应许其在拘禁处所内、外的学校读书。

八、经济保障及来源。拘留国应当决定战俘可保有现金或类似款项的最大数目。拘留国应负责免费维持被拘禁人的生活，不得扣除被拘禁人应得的津贴、薪给。应准许战俘接受寄交个人或集体汇款，给予被拘禁人汇款于其家庭及其他依赖以生活之人的一切便利。被拘禁人可以接受其所隶属国家、保护国、有关组织或其家庭的津贴，以及按照拘留国法律自其财产所得的收入。

九、与外界联系。应准许战俘、被拘禁人收寄信件及邮片，应以所有最迅速的方法转递，不得以纪律理由而缓递或扣留。应准许战俘、被拘禁人接受邮递或依其它方法寄来的包裹，或集体装运物资。对于战俘、被拘禁人来往信件和寄交战俘、被拘禁人的物资的检查，应尽速办理，不得以检查困难为借口而延迟交付。应准许被拘禁人按一定时期、并且尽可能时常接见来访者，尤其是近亲，遇有紧急情形，尤其有亲属死亡或重病之情况，应尽可能准许被拘禁人归家。

遵循人道理念和国际红十字运动原则，做好救助弱者和改善民生等各项工作

被判有罪受刑事处罚的战俘和被拘禁人是最弱势、最易受损害的人群，为最大限度维护这些人的最基本权益和尊严，国际人道法同样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

一、司法权利和司法程序。被告人在一切情况下应享有适当的审讯及辩护的保障。战俘应只由军事法庭审判，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由不能保证独立与公正的任何法庭审判。对战俘不得加以精神或身体胁迫使之自认有罪，在战俘没有得到辩护机会及合格辩护人或律师协助前，不得定罪。被告有权提出为其辩护所需的证据，尤其是请求传唤证人，有权由其自行选定合格辩护人或律师，该辩护人或律师可以自由访问被告并有权享受准备辩护词所需的便利。对犯有罪行的人，除独立和公正的法院定罪宣告外，不应判刑和处罚。任何被控犯罪的人均应享有受审时在场权利。涉及死刑或两年及以上监禁之任何判决，应连同有关根据尽快通知保护国。

二、对被判有罪者的保护。战俘即使已被定罪，仍享有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利益。拘留国军事当局及法庭对于战俘判处刑罚，不得超出对其本国武装部队人员犯同一行为所规定的刑罚。战俘在受司法性处罚时，其所受待遇不得低于拘留国武装部队中相当等级人员因同样处罚所受待遇。在正式定罪后，对战俘所判处刑应与拘留国武装部队人员服刑者在同一场所，并在同样条件下执行。被判处刑的战俘，应保有享受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的利益，保障其收发函件、收取救济包裹的权利，能够获得其健康状况所需要的医药照顾及精神帮助。

被保护人犯有仅以损害占领国为目的的罪行，而此项罪行并非企图杀害占领军或行政机关人员的生命或肢体，亦不构成严重的集体危险，未严重损害占领军及行政机关财产或其所使用的设备者，应处以拘禁或单纯监禁。仅在被保护人犯间谋罪，或严重破坏占领国军事设备的罪行或故意犯罪致一人或多人死亡的案件，才可对被保护人处以死刑。凡被保护人犯罪时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和幼童的母亲不应执行死刑。

被控犯罪者被逮捕等候审判或处罚的时间，应从判处之监禁时间内予以扣除。凡涉及死刑或两年及以上监禁的判决的上诉期限，在保护国接到判决通知前，不得开始计算。从保护国接到确定死刑最后判决的通知或接到拒绝赦免及缓刑的命令的通知日起，至少六个月期限届满以前，不得执行死刑。对被判罪的人，应在判罪时告知其司法或其它救济方法以及使用这些救济方法的时限。在敌对行动结束时，当局应尽可能最广泛的赦免被拘禁或被拘留的人。

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制定、公布，虽然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时间愈久远愈加显示其人道主义的光辉。当今世界各种局部战争、武装冲突不断，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径甚至严重犯罪行为层出不穷，更凸显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传播和遵守是何等任重道远。而在和平环境下，学习和遵循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蕴涵其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和原则，对在全社会增强保护生命健康和维护人的尊严的意识、加强司法文明建设，对做好救助弱者和改善民生等各项人道工作、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同样有着现实而又长远的意义。

（作者张立明，江苏省红十字会原党组书记、副会长）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2018年4月24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在深化改革中砥砺前行——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百年红会志,一部改革史

改革即改变与革新，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晚清时期、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这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从未停止过。

1904年3月10日，为救护日俄战争中的伤兵难民，在仓促间不能及时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情况下，中英法德美五国联手，“变通”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时三载，帮助46.7万人脱离苦海。

日俄战争救护使命完成，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之路，而要自立自强，以兴办医院、造就人才为抓手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1909年，由沈敦和经手在上海徐家汇路购地10余亩，设计“建造高大洋房一所”作为总会总医院。1910年春，医院落成（今“华山医院”），其设施之完善，在上海首屈一指。当年，医学堂在总医院旁拔地而起，中国红十字会有了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为顺应时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加快改革步伐。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2月28日，内政部为中国红十字会“立案”，确立其合法地位。

5月7日至17日，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次走出国门，“亮相”国际舞台，引人瞩目。

把握国际国内有利契机，中国红十字会先后于9月29日、10月30日召开首届会员大会、统一大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实现规范化管理；建立常议会完善会内运作机制；首次聘任国家元首担任名誉会长并使之成为制度性安排；因地制宜将总会设于首都、总办事处设于上海。这些改革举措，保证了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组织建设得以快速推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分会达到464处，拥有10余万名会员。

事业的发展，要求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1934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取消原设常议会，由理事会、监事会取而代之。理事会是红十字会最高执行机关，监事会是最高监察机关，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监事会”的设置，是红十字会在治理结构上做出的重大改革。执行、监督，双管齐下，驱动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因时制宜，进行非常时期的“非常改革”。一方面，集合旅沪各国名流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设立南市难民区，收容救助数十万名难民，这一模式在南京、汉口等地推行，1949年修订《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就以南市难民区作为范本。另一方面，1938年初专门组织成立“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的救护总队部，以林可胜为总队长，统筹全国各战区的战事救护，救护总队部所在地的贵阳图云关，成为全民族抗战救护的中枢。中国红十字会还订定《外籍医生服务办法》，凝聚、整合包括白求恩、柯棣华以及“西班牙医生”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友人，投身到红十字抗战救护事业之中。

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1945年蒋梦麟会长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前身）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工作重点转移，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确定改革目标为“使本会一切之事业，变消极性为积极性，变慈善性为社会性，变局部性为普遍性，成为划时代一大转变”。

要达成改革目标，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1947年11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南京举行理事会，通过“请政府颁布《红十字会法》以崇体制案”，第一次明确表达依法建会的愿望，可惜因各种原因，最终“胎死腹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有着45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也面临着新的抉择。1950年8月2日至3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

“协商改组”本身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在诸多社会团体中，中国红十字会是惟一被“改组”而不是“接管”的，因为其是国际人道组织，在战争救护、灾难救济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府对其充满期待，改组目的在于“使其组织健全，工作加强，以适应新的需要”。经过协商会议的努力，中国红十字会顺利完成改组工作，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理事会；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亲笔修改的新会章，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中国红十字会面目一新，事业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在国内广泛开展医疗服务工作，无论在城市、在乡村，还是在治理淮河等重大工程的工地上，都活跃着红十字医防服务队的身影。

在国际历史舞台上，红十字会更为耀眼。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国际红十字协会第二十一次理事会在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城召开，出席的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共57个。中国等12个国家红十字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国际会议的会场；1952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十八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大会承认新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惟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恢复了其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七支国际医防服务大队共666人，在朝鲜战地救死扶伤；1954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在团长李德全会长率领下，对日本进行了为期13天的友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1972年9月中日关系正常化，红十字会的“破冰之旅”功不可没。

春雷一声响，风来满眼春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红十字事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该年4月10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报告》，至年底有广州、长沙、天津、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京、沈阳、西安、南宁等11个城市重建红十字会，迈出改革“初步”。

1979年2月20日至24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就是“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结合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竭尽所能，把红十字会的作用，在人民外交和人民救护事业中，充分地发挥出来”，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经过数年努力，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急救和输血工作、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也都成效可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改革也向纵深推进，“四大”的召开就是一个新的转折。

1985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以实行人道主义为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努力发展群众性的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事业，积极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努力“把中国的红十字会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正式拉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的序幕。

以组织建设为重点，深化体制改革，尤其是将红十字会从单纯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确定为“人民卫生救护、社会福利团体”，这种性质的拓展，使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领域里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是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上的重要节点。年初出台《中国红十字会九十年代工作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描绘了宏伟蓝图。

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实施，开始了依法建会的新时期。这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围绕贯彻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在会务、业务诸多领域进行改革创新，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不过，伴随着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快速发展，体制问题的困扰越来越突出，如何破解发展难题、理顺管理体制至关重要，成为改革的焦点、重点、难点所在。

1999年12月26日，经过不懈努力，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文件，就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做出明确规定，“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在此基础上，理顺管理体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2015年7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发布；2017年5月8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施行。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为中国红十字会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迎接挑战和实现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找到了方法、提供了保证。

改革不停顿，发展无尽期

历史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红十字事业的今天；同样，没有改革，也不会有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自身建设、会务、业务等方方面面。面向未来，作为改革主体的红十字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应有三点基本认识：

一是要有改革意识和改革精神。改革意识是对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对事业发展促进作用的理性认识，没有改革意识，就没有改革的自觉行动和持久动力，改革就无从谈起。有了改革意识，就要付诸改革行动，就需要一种改革精神，敢于面对事业发展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瓶颈，敢于“啃硬骨头”，甚至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百折不挠。改革精神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要明确改革目标。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道需求。目标明确，改革就有了方向感。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中，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凸显，如人道资源动员能力不够强，人道救助和服务能力不足，专业化人才缺乏，组织建设比较薄弱，公信力建设有待加强，会员管理会费收缴问题有待改进，志愿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其中很大程度上跟体制机制有关。找准症结，突出重点，从实际出发，以“依法治会”为指导，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加以破解。

三是对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挑战性，艰巨性，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攻坚战”“持久战”，是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以理顺管理体制为例，自启动至今，将近20年了，仍有许多县级红十字会没有彻底理顺，至于其中艰辛与曲折，更是一言难尽。再如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颁布施行后，增设“监事会”作为完善自我监督体系的重大改革举措，要求各级红十字会依法设立，但在落地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作为改革者，一定要树立、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红十字人提出的时代课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深化改革，红十字组织才有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才能实现健康持续发展，更好地“为国奉献、为民造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池子华）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