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2015：理论研究的新气象……………………………………………………………………池子华

【观察思考】

红十字会网络舆情应对研究………………………………………………………………朱金才

【历史研究】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临城劫车案”述论…………………………………………………夏  雪

【调研报告】

“郭美美事件”后高校大学生对红十字会信任度调查………李嘉芸  汪恺  朱梦然  张丽娟

【图书评论】

历史的眼光与现实的视角

——《贵州红十字运动研究（1916—2013）》简评………………………………………刘锦涛

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双重变奏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述评………………………………………赵  婕

【他山之石】

清代周庄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费艳红

近代中国残疾人救助事业——以盲聋哑学校为中心……………………………………袁海洋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丁泽丽  郝珺   

编辑：池子华  欧贺然  刘思瀚

投稿信箱：dingzeli1990@126.com;chizihua@126.com

2015：理论研究的新气象

池子华

盘点2015年，红十字理论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不仅总会主编的“红十字运动研究丛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新作迭出，而且有大量理论文章涌现，令人欣喜。除此之外，以下几个方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新气象”：

其一，研究机构的新设。一是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扩容”。9月25日，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贵州分中心在贵州省红十字会挂牌，为红十字运动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二是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会成立，并于11月27日举行成立仪式，这是第一家省级红会或红十字会自身独立创设的理论研究机构，为构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理论体系，推动理论研究和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激发了新的活力。

其二，嘉兴座谈会的成功举办。9月1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嘉兴市红十字会（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兴研究基地）承办的“‘依法治会’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50余人出席座谈会，收到的21篇交流论文，多侧面、多角度探讨了依法治会的思想内涵、方法路径以及“依法治会”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践探索和重要意义。中国红十字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郭长江出席座谈会，并就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势提出“两个转变”——由偏重历史的研究向历史与现实并重转变、由偏重国内的研究向中外比较的方向转变——的指导性意见。

其三，征文活动收获满满。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又是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年。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喉舌的《中国红十字报》，刊登征文启事，征集专题文章，并开辟“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学习‘十大’精神”专栏，集中刊发。红十字系统、理论界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几十篇文章的发表，为理论研究增色不少。

其四，总会领导率先垂范。总会领导集体，不仅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理论研究的开展，而且率先垂范，对关涉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索。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在《中国红十字报》理论版（第三版），郭长江副会长、王汝鹏副会长、郝林娜副会长等，都有极有分量的文章刊发，高屋建瓴，针对性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兼副理事长孙硕鹏、副理事长刘选国等，也都有多篇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也营造了浓厚而良好的理论研究氛围。

其五，重大项目的启动。作为全国红十字运动重要研究基地，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累计出版学术著作50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中心在迎来十周年华诞之际，启动了《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重大项目。据悉，《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共计8卷，2017年完成，约300万言，力争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再现中国红十字会110年的风雨历程和辉煌业绩。这将是红十字运动研究标志性成果。

过去的一年，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令人鼓舞，在新的一年里，也有新的愿景与期待。

一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成立。有不少省市，已经具备建立研究机构的条件，关键在于如何落实。上海的经验、贵州的做法，虽然各有千秋，但都可以借鉴。

二是希望期待多年的由总会牵头组建全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会能够“尘埃落定”。这对凝聚研究力量，整合优势资源，引领、推动全国理论研究的开展，至关重要。

三是希望举办一次大型红十字理论研讨会，交流成果，分享经验。自2009年在苏州大学举办“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这样的大型学术活动，至今没有举办过，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四是期待更多更优质的研究成果面世。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在业界、学界的积极参与下，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望突破，如在红十字历史与文化、红十字事业法制化进程、公信力建设、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等等方面的研究，可望取得新的进展。

五是期待集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干部培训为一体的红十字国际学院，能够在苏州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所这样的国际学院落户中国，不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势必成为红十字理论研究的“新高地”，令人憧憬。

总而言之，在总会的倡导下，在《中国红十字报》的推动下，开创2016年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是可以预期的。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红十字会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朱金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矛盾的凸显，新媒体的兴起，我国的舆论情况越来越复杂。舆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很好的传播一个组织或个人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又能置其于整个社会的误解和指责中。红十字会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必须要对当前的社会舆论情势有清醒的认识。学习舆论规律，树立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意识。这样才能更好面对舆论危机，提升自身形象，推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一、我国网络舆情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腐败问题日益突出以及各种国际争端的出现。社会环境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到人们的认识上来。矛盾的不断出现也激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危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立足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才能对当今中国的舆情有精准把握。“虚拟社会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国情决定网情，实情决定舆情。社会情绪和种种矛盾有可能通过网络形成民众意识上的聚集和互动，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传播技术的革新使舆论制造和组织功能空前增强。智能手机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方式的推广，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增加。这也为舆论的迅速形成以及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舆论背后是网民，网络舆论主要是网民的舆论。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网民有个清楚的认识是必要的。

首先，当今网民的主体多是80后、90后。他们的知识水平相对高，思维比较活跃，信息获取渠道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因此现阶段中国网民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更加强烈。

其次，现阶段网民对环境认知的需要，不仅表现为对新闻信息的高度关注，还表现在对“知情权”的高度重视。并且他们具有强烈的自由表达愿望，同时也把这种愿望在网络中付诸行动。 

结合网民的构成及其在网络中的表现。当今中国的网民思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质疑成为一些网民思维的基调。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社会普遍的诚信缺乏。其次质疑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反叛，也是一些网民个性表达的方式。信息的多元化，人们易于失去判断，质疑成为了一种必要。

其次，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这表现为他们对一些事物或人物的判断是建立在简单的价值框架上的。用“是”或“非”来评价一切。同时，他们喜欢用贴标签、符号化的方式来简化复杂事物。

网民的思维特点导致他们在对待一些事件时一方面会质疑权威，另一方面又会简单分类，一刀切。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各种矛盾突出，舆论危机不断发生，信息化的深入，新媒体的出现，以及网民的阶段性特点，中国的舆情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形势。因此，对于置身于舆论场的个人和组织而言，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的舆论大局，与时俱进，采取切合实际而又行之有效的策略，化解危机，传播自己。

二、红会网络舆论危机应对建议

（一）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机制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十分迅速。舆论的形成、传播到扩大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因为受众容易受到初始信息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的影响。所以，对于涉我信息一定要及时监测，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应对不及时，会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做好舆情监测十分必要。

舆情监测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自我监测。通常的手段包括浏览新闻、即时通讯、微博、微信、贴吧、新闻跟帖等来发现涉我网络信息。亦可以使用智能搜索软件自动适时抓取。

第二部分是委托监测。也就是委托专业技术和舆情监测机构代为监测本组织的网络舆情。通常这些专业机构都有比较先进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测理论体系、工作方法、作业流程和应用技术。因此监测结果会比较全面和科学。

目前市场上网络舆情服务机构有如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北京托儿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复旦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等检测机构。

网络信息监测收集后还要进行分析和判别。既不能草木皆兵，更不能麻痹大意。这就需要我们要具有网联网思维以及专业的知识水平。因此，红会建立专门的舆情监测机构是必要的。

（二）建立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在互联网时代，面对舆论危机，简单的堵或者不闻不问已经不适合了。所以，在舆论危机出现的时候，必须要有专门的机构去应对和引导。如果应对不当或者处理失误就很有可能火上浇油，使我方处于更加不利地位。

网络舆情日趋复杂，舆论的引导需要有专业人员和正规的应对机制。因此，红十字会的舆论引导机制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三）树立及时应对，解决问题的观念

在新闻传播中有这样一个规律，即第一手信息对受众的影响非常大。一件事情在网络上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热点，并且迅速传播。如果我方应对迟缓，那么谣言就有了广阔的市场。

以郭美美事件为例，因为应对不及时，方法不得当，致使红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如果当初能够及时应对，有效解决问题，那么事件的走向和结局绝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面对突发事件，不仅要及时发声，而且要树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信息源的增多，网民对信息公开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舆论危机发生后试图堵截信息是不明智的，这样会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才能从根本上引导舆论，否则会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对于能够马上做到的事情，则要马上解决，这样不仅可以引导舆论，而且可以反败为胜，树立高效透明，负责任的社会形象。对于无法直接解决的问题，则要以公开承诺期限解决的方式，缓和情绪，平息舆论事态，并尽快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承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要对问题的主要矛盾予以解决。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才能彻底杜绝危机的再次出现。红会要想避免一次又一次的舆论危机，必须解决出现问题的根源。否则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应接不暇。

（四）有效利用新媒体，团结意见领袖

郭美美事件后，红会的社会形象遇到了严重的挫折。面对这样的困局，如果继续固守传统的宣传方式的话，对红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

传统的媒介如报纸、电视、广播的影响力日趋衰弱，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影响力则越来越大。红会可以利用这些新媒体进行自我宣传和舆论危机应对。要避免宣传成为呆板乏味的公示栏，应该根据现今网络舆情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在当今的网络舆论中，意见领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今网民对权威一方面对抗，不信任。另一方面，又推崇那些能够代表他们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一方面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网民的心声，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网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因此，对意见领袖，决不能等闲视之。一方面，红会可以借鉴意见领袖的宣传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意见领袖来发布信息，击退谣言，传播自身的价值观。

三、结论

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各种矛盾突出，舆论危机频发。信息化不断深入，新媒体影响广泛。我国网民现阶段的思维方式具有习惯性质疑，简单化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网络舆情也呈现了新的形势。面对网络舆情，红会必须紧跟时代，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应对舆论危机和宣传自身价值。因此建议红会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机制，树立及时应对、解决问题的观念，同时还要有效利用新媒体，团结意见领袖。

打铁还需自身硬。红会还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只有红会自身越来越透明，而且所采取的行动越来越合理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走出舆论危机。否则，只会对接踵而来的危机手忙脚乱。当红会的改革成效让大家看的到，当红会的行为让民众信服的时候，广大的民众就是最好的舆论宣传者，他们也是最好的舆论危机应对者，这才是根本，也是红会最应该考虑的地方。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临城劫车案”述论

夏雪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编号为406的美制国际联运蓝钢皮列车在津浦铁路上风驰电掣般行驶着，当列车行至山东省界沙沟站，快到临城时，孙美瑶匪部上车持枪轰击，掳去中国游客71人，外国游客39人，这就是喧嚣一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本文在史料钩沉和整理的基础上，对“临城劫车案”中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进行考察。

一、救护筹备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中外游客被囚禁于抱犊崮，嗷嗷待脯，苦不堪言，惊悸成病者有之，奄奄待毙者有之。鉴于此种情形，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组织救护队，并致电各方保障救护队的人道救护，同时筹款募捐，为救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后援支持。

第一，筹组救护队。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闻被劫掳游客因饮食失宜，天气渐热，蚊蝇太多，多患疾病，在理事长庄得之的主持下，选派精良之医士、熟悉之看护、机警之队员、耐劳之夫役，组织救护队，筹备一切救护需用药品器具，并同时电知历城分会嘱其就近派队前往救护。5月25日《申报》载：“凡属救护需用药品器具，亦已准备完善”。26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医院医务长牛惠霖率救护队，随带赈品、药物等11箱，乘沪宁快车出发，奔驰往救。

第二，致电各方协助。为保证救护队的顺利抵达和开展救护工作，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各方给予协助。23日致电交通部，请发免票凭证。25日再请交通部，要求速发免票，头等票1张，二等票8张，三等票2张，“以资遄行而免延误”。致电南京齐督军、山东田督军及熊省长、临城苏段长，请求接洽保护救护队。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庄得之致电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本会特派医队携带药物前来营救。该医生往来时，搭枣庄临城支路火车，均带有本会救护队佩章，务乞验明准予免费为感。” 24日致南京红十字分会，希望当救护队经过下关时，妥为照料。而各方凡能效力之处，无不竭尽全力。红会救护队，在多方支持下，终于于27日早七时半到达临城，下午顺利抵达枣庄及中兴煤矿公司。

第三，呼吁各界同胞伸出援手。因救护费用繁多，需要陆续接济，从5月27日到6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连续在《申报》上刊登《中国红十字会吁告同胞》，呼吁各界热心捐助，希望借助众人之力“使此次得竟救护之全功”。

二、救护行动的展开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一到枣庄，立即投入救护工作：在火车上设临时医院，特分二小队随带药品帐篷设法入山进行探视，派救济队办理被掳华人救济事宜，将食物、药品、衣物等送入匪巢接济被掳华人，医务股、枣庄医队、临时医院不分外人、华人及匪徒，病患者一体诊治，如此等等，为缓和谈判、促进人质早日释放尽绵薄之力。具体情况如次：

一、接济物品。5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即派救济队办理救济被掳华人事宜，与军务帮办郑士琦接洽商议后，遂将饼干、罐头、肉食、水果、面包、药物、衣服等物送入匪巢接济被掳之华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红会接济股每日入山送去物件多种，据载仅6月2、3日这两天就送去毛巾8打、鞋子50双、罐头菜32罐、衣裤40套、饼干一大箱。由此可见红会尽心尽力，量力接济。

二、全力医治被掳旅客、匪徒及其他人员。5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一到枣庄即在火车上设临时医院，迅速投入医务工作。30日、31日两天，临时医院共诊治20余人，其中也有矿局和铁路人员。因天气炎热，药品放置火车上容易受损，6月1日临时医院全部迁入中兴公司城外新医院，定名为上海红十字会临时医院，每日上午八时开诊，至下午六时半止，急症随到随诊。6月2日，有外国人、华人各四名出山，其中华人蒋理二年仅15岁，系半年前的老票，因病留在临时医院诊治。同日晚，土匪4人因患疾病来临时医院医务股救治。其中，王某患红眼，由倪承方诊治，丁某患伤风咳嗽病，由焦医生诊视，土匪大头目济某，患花柳口角炎，由二医共诊视，并给予药品嘱其带回应用。因此，匪多感念红会，颇欢迎医务队入山。6月7日山上匪首送来书函，认为红十字会“原以济世为心，活人为急”，祈求红会医务队大发慈悲，不辞辛劳，于一两日内进山“速展仁术，扶危就难”，将不甚感激之至。但红会医队屡次尝试入山医治，皆被当局禁阻。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致济南田督军电和枣庄军务帮办郑士琦，言辞恳切言明红会之性质，阐述救护之急切，请求“验明本会救护证书，立刻放行，俾资诊治，而重人命。”郑帮办言之凿凿，以“一般奸人每假慈善为名从中煽惑，事败垂成者屡矣”为借口，只允许救济队接济食品，红会医队不准入山。直到6月13日，被掳外人全部释放，临城劫车案得到初步解决，防军才不再拦阻，医队才得以入山救诊。期间，因医队所带药品数量有限，不敷应用，救护队之一部，与总商会代表一齐回沪，准备各项药品，续寄枣庄医队。

6月14日，红会医队医生张丹卿携看护员杜易即进山视诊，于下午二时到达后随即设帐篷诊治病人，从下午四时至八时共诊40余人，15日上午又诊治了40多人。巢云观中仍滞留有临城劫车案中被掳国人15人，因天气甚热，易感染疾病，被难人同具书函请红会医队前往“俾资看护”。于是医队于15日午后到巢云观诊视，除少数人无病外，大多数患炎症，但病情尚轻，医队人员均给服药，不日即可痊愈。红会医队除诊治新票数十人外，老票及匪徒多人均一体诊治，登记在册的共计百人。

三、积极参与交涉，争取释放人质。5月29日，红会医队与各公团联名给匪首去信，告以“带有被服、食物、药品多种，拟来贵山救护”，请求孙美瑶等派人接洽商议。匪首孙美瑶、孙桂枝、刘清元等复函，感谢红十字会的厚云高情，并对红会的仁爱表示敬佩。31日，红会派温、陈两位队员同安迪生等十余人进山安抚，匪首许诺6月1日准放8名外国人下山，大概一星期被掳游客均可放出，交涉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事与愿违，直到当日下午6时，并未有旅客被放下山，医队人员担心横生枝节又请电红会。6月12日八时，枣庄红会医队焦医生、腾泽士绅六人、北京商联会一人、上海总商会一人与山东同乡会一人共同入山，经交涉，于13日晚8时，释放出被掳旅客12人，至此外人已全部释放。红会积极参与并配合各方，努力与匪方交涉，匪徒多感念红会仁爱，极大地缓和了谈判的氛围，促进了双方愿望的早日达成。

三、结语

1923年6月12日晚，临城劫车案中被掳外人全部释放，24日新票15人也完全释放，持续月余的这场震惊中外的劫车案终告一段落。随着临城劫车案的接近尾声，因中兴公司除旧有医院外，新建医院已经准备完毕，救护事项可就近办理，奔赴枣庄的红会救护队医生倪承方于6月16日回沪，1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将驻枣庄救护医队正式撤回上海，“以资结束”，至此中国红十字会在临城劫车案中的救护任务圆满完成。中国红十字会在临城劫车案中，用救护行动，诠释了红十字人道理念和博爱精神。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郭美美事件”后高校大学生对红十字会信任度调查

李嘉芸  汪恺  朱梦然  张丽娟 

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政府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助手。红十字会组织体系完备、群众基础广泛、运作规范、公信力强^]。然而“郭美美事件”后，红十字会面临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在此背景下，针对高校大学生群体，我们展开了关于大学生对红十字会关注度与信任度的调查。此次调查发放问卷共3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76份 ，问卷回收率为92%。调查样本中，男性占47%，女性占53%，其中本科生占比为83%，研究生占比为17%。

一、“郭美美事件”后大学生参与慈善活动的现状

1、高校大学生参与红十字会慈善活动热情有所下降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绝大多数高校大学生都关注过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其中，71.72％的人群“关注过，知道有这么一回事”，17.62％的人群“十分关注，并了解事情的始末”，不清楚的仅占10.66％。

在参与活动方面，“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在总样本中有93%的高校大学生参与过红十字会组织的活动，并且种类繁多：参与为困难群众捐款等社会救助活动占比68.5%；参与无偿献血宣传推动工作，占比39.8%；参加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占29.2%；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占比23.1%；开展应急救护和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及培训工作占比16.7%；推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并开展艾滋病预防控制活动占比10.6%；备灾救灾捐款，参与灾后重建占比9.3%；另有2.8%的人群参与其他活动。

而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后，高校大学生参与红十字会活动的比重下降至81.7%，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郭美美事件”对高校大学生参与红会活动的热情带来冲击，降低了高校大学生对红十字会的信任感，其中高校大学生参与为困难群众捐款等社会救助所占比重下降幅度最大，下降至33.2%；参与无偿献血宣传推动工作，比重下降为28.4%；参加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比重下降为22.5%；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比重下降为19.7%；其他诸如开展应急救护和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培训以及推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并开展艾滋病预防控制活动、备灾救灾与灾后重建等活动比重没有较大变化。

关于“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会社会信任度的负面影响， 66.9%的调查样本显示为影响很大，28%的人群表示影响程度一般，仅有5.1%的人群认为没有影响。这意味着高校大学生参与红十字会活动的热情有所下降。

2、高校大学生转变与拓宽参与红十字活动的途径

尽管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大学生参与红十字会活动热情下降，但这并不代表该群体对慈善热情的消退。在“郭美美事件后，您是否会继续参与慈善活动”一题上，选择会的高校大学生占比为90.8%，这表明了当代大学生昂扬的公益热情。在“您今后如果参与慈善活动，会倾向于哪些慈善机构”一题中，选择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占比47.5%；选择中华慈善总会的占比为44.9%，选择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占比为39.9%，选择中国红十字会的占比为27.8%，选择其他慈善机构的占比为8.2%。但是由于近年来各种慈善危机事件的发生，慈善组织没有及时有效地管理善款，缺乏信息公开环节，致使善款流向不明。 “在捐款活动中”，更多的高校大学生偏向于点对点的捐款方式（也可称为一对一捐助）。 

二、从高校大学生角度探讨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原因

 对于我国慈善组织存在的不足，35.3%的大学生认为是红十字会组织内部信息不公开、不透明；22.5%认为红十字会运作不规范，导致信任危机；12.4%认为红十字会商业化经营问题严重；11.0%认为政府过度干预红十字会组织管理；9.1%认为红十字会回应质疑不诚恳；9.7%认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以上这些是对红十字会组织存在不足的分析，总体而言，红十字会面临信任危机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信息不公开不透明

提倡信息公开，明确资金流向，对公众来说至关重要。信息公开透明，一方面是指慈善组织主动向社会公布相关数据和财务情况，另一方面也指公众能通过大众途径获取和得到善款运用状况。做好信息公开是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所有慈善组织内部管理的重要环节，组织信息公开度越高，其所获得的公众信任度也越高，二者成正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的财务审核由其执行委员会执行，但并未规定其财务必须公开。红十字会受捐数额及捐款使用情况，均依据一套内部的财务流程，不对公众公开。这就与信息公开透明两个方面的原则相悖，成为红十字会社会信任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2、组织管理专业化程度较低

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组织的专职人员管理经验不足，专业水平尚待进一步加强。如红十字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丑闻揭示了该组织中部分工作人员缺乏从事公益事业的责任心，导致弄虚作假、利用慈善活动谋取个人利益现象的发生。简而言之，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专业化程度较低，存在着内部结构不完善、活动执行力不够、专业人员短缺及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行业内部的自律机制仍需加强。

3、政府干预较多

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较为陌生的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双重身份——官方组织和独立的民间组织。这给红会染上一定的行政色彩。红十字会组织行政化过度会削弱其独立性，限制其功能的发挥，更使其缺乏信息公开的压力和动力。

4、监督不足

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以及审计方面，还不能尽如人意。 

三、红十字会提高信任度的对策分析

1、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透明是红十字会生存的社会基础，只有加强红十字会的透明度，才能获取公众信任，而公信力的来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信息的透明度。首先，要建立信息公开平台。我们正处在大数据时代，网络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我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应当努力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国红十字会信息工作平台，根据相关要求公开财务信息和费用执行报告并且做到及时更新。通过信息公开，解除广大公众对红十字会资金运作的疑惑，从而最大程度去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其次，确保信息平台管理的规范化和细致化。例如香港红十字会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详细呈现。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负责壹基金的审计，每年要出具五份财务报告(四份季报和一份年报)。在做好信息平台规范化的同时，也要注重细致化建设，这点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红十字会。日本红十字会网站每天都会公布捐款的最新数字。比如，截至2015年8月4日，共收到239万多项通过银行汇来的捐款，金额是2594亿287万5483日元，精确到1日元。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能够拥有高度民众信任感，与其将善款信息透明到毎1日元的细致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2、提升红十字会组织的专业化程度

优秀专业的人员和完善的管理是推动红十字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培养一支专业化队伍迫在眉睫。红十字会应招聘大量有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加强团队建设。在人才的选拔上要公平、公正、公开，严格按照招聘制度进行，完善功绩考核，重点培养一批优秀的、专业的，具有社会公益心和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人才。另外还要对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专业化培训、业务考核、绩效评估等，以提升团队和组织的专业化能力，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科学管理，为塑造红十字会公信力打下坚实基础。

3、理清与政府的关系

我们知道，红十字会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政府对红十字会工作有引导和监督作用。但随着红十字会的发展，政府并没有及时理清责任区间，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制约了红十字会发展，混淆了红十字会公信力和政府部门公信力的关系，不利于红十字会公信力的提升。政府必须拿捏好尺度，不缺位的同时，也不越位。例如，政府应该减少干预，下放权力，推动红十字会自主发展，归还红十字会组织应有的人事任免、业务安排和财务管理等自主权，让其承担起作为民间团体应有的责任。其次，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和角色，政府不应是强势组织者、直接参与者和全权控制者，而应正确定位为引导者、协调者和监督者三位一体，及时转变角色，从直接主导向间接引导转变。政府通过宣传正确的人道理念，制定相应的帮扶救助政策，引导公众参与其中，协调好组织之间、捐赠者和受助对象之间、慈善组织和捐赠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相对应的信息公开平台，引导全社会投身人道事业的发展，提升公信力。

4、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目前红十字会遭遇到的诸多问题，与现有法律相关规定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有关。在社会大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需要及时对已颁布实施20多年的《红十字会法》进行修订，在善款募集方式、救助对象确定、资金使用监管和信息公开等方面，都应制定严格而细致的规范：应将红十字会捐赠公开作为修法的核心，将红十字会组织必须全面公开捐赠使用情况纳入法律当中，并对公开捐赠的方式与途径作出具体的规定。这样有利于增强工作的透明度，更好地呵护与激发公众的爱心与捐赠热情。

5、完善监督机制

首先，加强自身内部监督。为此，红十字会要对自身的专业化管理予以重视，学习国外的红十字会组织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人员培训、管理、约束和财务监督体系，提高内部监督的有效性。其次，重视行业监督，民政部门应结合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融合各方的整改意见，制定出适于我国公益慈善组织操作且利于监管的行业规范，如职业道德、人员管理、活动运作和行为评估等。以此作为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内部监管的标准和参照，实现行业内的普遍监督。此外，政府可以利用其特殊地位，对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的活动、红会善款的管理和使用、信息公开义务履行进行有效规范。最后，还需要扩大公众监督。公众作为活动的参与者，对善款的使用有知情权。公众只有深入了解、认知，才能更好地激发热情，真正投入到人道事业中。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图书评论】

历史的眼光与现实的视角

——《贵州红十字运动研究（1916—2013）》简评

刘锦涛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曾指出，“评书也是一种‘智力较量’”，“要懂得这个领域的‘行情’”，“是一个‘博学家’”，否则，撰写不出“到位的书评”。余自我掂量，深感相距甚远。但如尝食好的食品后，在回味之余，总有感官评价的冲动一样，我拜读完罗治雄会长与戴斌武博士后合著的《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后，在折服“战地红十字故事”底蕴深厚、内涵丰富，贵州红十字组织建设与工作承袭传统、不断推陈出新之余，亦有评述一番的冲动，大有不吐不快之感，遂为之。该书作为池子华教授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2015年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40余万言。窃以为，《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不仅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之作，更是研究红十字运动史的一部力作，完整地梳理了贵州红十字运动史的基本脉络，厘清了贵州红十字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回溯了2013年前贵州红十字会的组建、演进与创新，弥补了贵州红十字研究工作中的许多空白。

其一，研究视角新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犹如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视角视之，总会有不同的景观。正因为此，所以“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了一起。”《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前篇注重梳理历史脉络，后篇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把贵州红十字的过去与现在很好地连在了一起，不仅用纪实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抗战时期贵州“红十字的光辉”、“写真”、“实录”与“历史断面”，重现了那段充满血与泪、情与仇的烽火岁月，还用务实发展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当代贵州的“红运”发展状况，无论是对贵州红十字组织施行的“救援工程”、“生命接力工程”、“爱心救助工程”的介绍与凝思，还是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绿色家园行动”、“红十字文化传播”等的回顾与思忖，皆勾勒了当代贵州人对“红运”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研究新颖的视角拓展了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视域。

其二，研究内容详实。《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选择研究薄弱的西南一隅——贵州为研究区域，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高度，以抗战时期与贵州红十字会组建以来为研究时间维度，在占有大量丰富、详实、原始的地方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沉思与现实审视两个视角，系统论述了贵州红十字运动的产生与初步发展，贵州各级红十字组织在扩建分会组织、筹措资金、征求会员、战地救护、灾害救济、医疗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抗战期间贵州红十字运动的辉煌成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红十字运动历经曲折，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红十字事业的飞跃发展等内容。创新之处有三：一是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会史的高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贵州红十字运动创立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地再现了历史全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二是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高度，立足贵州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深入研究了救护总队演变与发展，科学地说明了其对中国抗战胜利的贡献；三是站在历史传承的高度，深入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红十字会的发展与实践，承袭救护总队“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崇高理想，展现贵州红十字会创新“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做法与面貌。

其三，占有资料丰富。史家傅斯年先生曰：“史学即史料学”，此观诚然有偏颇之处，因为“史料毕竟是静止的、沉默的。要让‘史料’说话，还必须有‘史观’的存在”，但凸显了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史学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为要探究和展示过去未曾关注的人与事的真相，势必要尽可能穷尽所能占有的资料。余拜读完《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一书后，深感著者在这方面倾注了不少功力，无论是整体性的勾勒轮廓，还是细密的陈述细则，皆有大量档案、报刊、数据、统计表及历史文献等原始资料佐证支持，而且讲求历史学实证方法，注重更深入地讨论史料背后的人物和事件。作者通过时空的回溯，按照时间流动序列，剥丝抽茧、细致入微的梳理，将尘封在历史档案里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讲述一段应被国人永记的故事。

其四，行文可读性强。鲁迅先生评价司马迁之《史记》时，称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史记》的可读性予以了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史学专业的研究者，我以为如果说资料翔实是历史论著的灵魂所在的话，那么可读性则是历史论著能否存续的命脉所在。原因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只有可读性强的历史论著方能使读者能品读下去，甚至爱不掩卷。读罢罗治雄会长与戴斌武博士后合著的《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一书，不难发现，作者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书中人物形象（如林可胜）之论述真切饱满，历史情节之描绘曲折生动（如“救护总队各区域抗战救护实录”、“第9大队与四次湘北会战”、“抗战时期贵州红十字运动的历史断面”等），谋篇布局合理、逻辑连贯、文笔清新流杨。更可贵的是，作者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秉笔直书，有史有论，其中有些内容鲜为人知，值得阅读与深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张玉法先生曾指出：“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也就是说，书评的终极旨归或要义在于挖掘书的特有价值，否则就会有“欺骗”之嫌。对此，我心亦向往之，唯恐不能至。然而，尽管自己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一直很关注，但终究涉猎有限，有见木不见林的窘态，又非“科班”出身，研究难谈深入，加之自身天资愚钝，品读水平差强人意，因而难免存在“不了解一书的价值”之事实，相应评介可能会存在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不足等问题。然而，余以为，若拙评能引起读者对《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一书予以极大关注，起到知识导航作用，唤起读者的购买欲与品读欲，引起有志于此研究者的争鸣讨论，活跃学术空气，则足矣。至于挑瑕、纠谬与质疑等事，读者自便可也。

（作者系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治安系教授）

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双重变奏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述评

赵婕

代华博士所著《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近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20余万言，从中国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响应入手，探究灾害救护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蕴含的深沉的政治内涵，透视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救护中的互动关系，为认识关东大地震提供了新视角。

一

该书结构清晰，资料翔实，主要由绪论、正文、余论、参考文献、附录等几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作者选题的缘由、前人的研究成果、该课题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以及作者对该书的自我评价。正文部分则涵盖五章内容：

第一章“1923年：中日关系不同寻常的一年”，由“灾变前的中日关系考察”、“关东大地震灾况概述”两节内容构成，主要介绍关东大地震前的中日民族关系及地震造成的灾害情况。如在论述灾变前的中日关系时，作者分析了自中日交往以来不同时期的两国关系，并重点阐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1923年日本反对废除“二十一条”以及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导致两国关系充斥着血腥与暴力，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报刊舆论的响应：对关东大地震的评析与反思”，由“关东地震后的舆论评析”、“关东地震后的舆论反思”、“对报刊舆论反应的评析”三节内容构成，主要阐述了我国报刊舆论对关东大地震的评析与反思。如在分析关东地震后的舆论评析时，作者列举了《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报纸对日本灾情灾况的评析，它们或刊载日本灾况与救灾的信息，或对震灾本身进行评述。结合这些时评、评论，作者论述了与关东震灾相关的政治、经济、教育与科学等问题。

第三章“官方的响应：对关东大地震的援助与‘利用’”，包括“官方对日灾的同情慰问”、“官方对日灾的援助”、“官方对日灾的利用”三节内容，主要论述了官方对日灾的应急举措。如在论述官方对日灾的援助时，作者既分析了中央政府的援助行动，也分析了地方势力如广东革命政权、东三省当局、段祺瑞等对日灾的积极赈救行动。在分析官方对日灾的利用时，通过介绍“开弛米禁”以及“加征海关常关附加税”两项政策出台后的社会反响，揭示北京政府欲借赈济日灾之“名”而行搜刮之“实”。

第四章“民间的响应：对关东大地震的赈济”，包括“民间各界赈济日灾活动”、“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赈救日灾”、“广东筹赈日灾总会的募款活动”、“红卍字会对日灾的赈济”、“游日同人筹赈会的捐募业绩考察”五节内容，此章主要论述了民间对日灾的赈济情况。如在分析民间各界赈济日灾活动时，作者介绍了部分在救灾过程中设立的赈灾组织、救灾款物的筹集方式、赈济日灾的具体内容。此外，作者还具体论述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广东筹赈日灾总会两个赈济日灾组织以及宗教性社会救助团体红卍字会赈济日灾的具体行动。

第五章“中国红十字会的响应：人道救援行动的个案研究”，主要包括“红十字会援救日灾路径”、“红十字会援救日灾行动”、“红十字会援救日灾的社会效应”三节内容，此章细致地探究了中国红十字会亲赴日本灾区的救护活动，比如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救护医疗队赶赴日本，医救伤病灾民，并将筹措的款物送至日本，遣送难侨归籍，这些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余论部分则再次讴歌了赈济日灾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作者对中国各界赈济日本关东大地震过程的详细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没有因为尖锐的民族矛盾而放弃赈救行动，也没有因为赈救日灾而放弃合理的民族诉求。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救灾中的互相交织，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理性、包容的道德情操与扶危济困的人道情怀。

二

该书内容翔实，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视角独特。日本历史上的地震与灾荒问题早已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地震灾荒的研究主要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处于灾害预防与工程建设等问题的现实需要而展开的。民国时期，我国学者对关东大地震的研究主要是灾区实况的介绍，属于浅层次研究。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者都是叙述灾害情形、分析灾害原因及救护情况等，对关东大地震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社会各界的赈济行动上，其他方面几乎很少涉及。该书从中国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响应入手，既分析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灾情，也详细论述了中国民间各界对日灾的反应及行动，以此探究日灾赈济过程中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互动关系，挖掘深层次的政治内涵，可以说视角独特，丰富和拓展了学术界对关东大地震的研究。

第二，史料翔实。作者运用大量报刊、历史文献等原始资料，注重对史料的甄别分析，努力还原历史面貌。首先，该书引用大量近代报刊的时评、社论、论评等。尤其是在该书第二章中，为了论述报刊舆论对关东大地震的看法与态度，作者引用了《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中华新报》、《新闻报》、《苏州晨报》等众多报刊杂志上的内容，这些报刊上的相关社论、时评等内容直观反应了时人对日本震灾的态度。作者不厌其烦，整理分析报刊资料，筛选出代表性资料作为论据，说服力强。其次，该书还引用了大量档案资料，例如在分析山西阎锡山、山东督军田中玉、洛阳吴佩孚等人对日本震灾的态度时，作者引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国援助1923年日本震灾史料一组》中的资料；在分析红卍字会对日灾的赈济情况时，作者引用了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中的《红卐字会缘起》。此外，作者还借助《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游日同人筹赈会征信录》、《中华民国史料》、《民国大事日志》、《顾维钧回忆录》、《段祺瑞年谱》等，为论证提供史料依据。

第三，研究方法多样。作者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使内容更具可读性。首先，以历史实证法为主，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比如在论证分析报刊舆论、官方以及民间三方对关东大地震的响应时，引用大量报刊杂志上的社论、时评等文章，作为论证的实例。其次，采用了计量分析法。如在探究关东大地震的灾况时，作者采集了诸多统计数据，如关东地震中一府六县人员伤亡数量、东京府罹灾人数等，并将这些数据绘成简洁明了的表格，以便进行计量研究。此外，还采用了比较、整体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法。如在论述中国对关东大地震的响应时，作者既整体分析了中国各界对震灾的反应与行动，又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个案分析其响应情况，使该书内容既有“面”的广度，又有“点”的深度，突显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性与独特之处。

三

该书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价值，以下几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拓宽了研究视角。该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丰富了关东大地震的研究。作者从政治视角入手，从报刊舆论、官方、民间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响应，使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灾难本身以及救灾情况的简单再现，而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阐述，拓宽了关东大地震的研究视角。比如在介绍中国报刊舆论对关东大地震的反应时，作者不仅分析了报刊舆论的评析及反思，自己也对报刊舆论的反应做了一个整体评析，首次探究报刊舆论与关东大地震二者之间的独特互动关系。此外，由于报纸逐日报道社会新闻，记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存了大量的社会信息，如同历史资料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分析报刊舆论的评析与反思时，作者不仅梳理了近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报如《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还整理一些地方性小报如《苏州晨报》、《新周庄报》等报纸，运用了大量的报刊资料以充实自己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视角。

第二，启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作者对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灾况以及造成巨大损害的缘由的分析研究，让我们不禁想到现实问题。近年来，全球进入地震活跃期，各地强震不断，中国汶川8.0级地震、所罗门群岛7.2级地震、海地7.3级地震、青海玉树7.1级地震、尼科巴群岛7.6级地震……这些震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伤害。回顾日本关东大地震，一方面可提醒世人：地震除了会造成房屋倒塌、交通瘫痪、人员伤亡外，还有可能引发火灾、海啸、瘟疫等次生灾害，我们必须增强民众的抗震防灾意识，制定地震灾害的应对措施、进行城市抗震的规划与设计、制定并颁布防灾抗震法规；另一方面，可为当今抗震救灾和国际援助提供经验借鉴和道德示范。日本关东大地震爆发后，中国各界纷纷对日灾表示同情与惋惜，慷慨解囊，解衣节食，踊跃捐助，积极赈济日灾，是对救灾恤邻这一古训的伟大实践。

第三，彰显人道主义精神。本书着重阐述了中国各界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反应：或发慰问函电以及到日本使馆慰问；或发起成立赈济日灾组织，筹募善款；或筹办赈灾物品，及时运往灾区；或派出慰问考察队和医疗救护团。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关系极度敏感的历史时期，中国各界在坚持合理的民族诉求的同时，秉承救灾恤邻的理念，一致积极、热心地向日本灾区捐款、捐物、助医，充分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

四

上述可知，该书有其特色与价值，但并不代表该书无可挑剔：

第一，有些专有名词的表达、标点前后不一致。例如该书第二章中对“《向导》周报”的表述有时是“《向导》周报”，有时却是“《向导周报》”。在该书的第二章中，在列举《新闻报》言论对各学科的教学意见与建议时，采用的序号格式为“（一）”“（二）”，然而在该书的第四章中，在列举《游日同人筹赈会简章》的七点内容时，采用的序号格式却为“（一）、”“（二）、”。前后不一致，因此文本格式尚待进一步规范。

第二，该书史料翔实，诚为一大特色，但似有继续深挖的空间。如一些日文原始资料、档案与日记资料等，此外还有今人的研究著作等等，若能充分利用，定能锦上添花。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深挖日文原始资料，探究当时日本政府及民间对我国积极援助日灾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中日关系的新的期待和政策的调整，以体现我国各界积极赈济日灾的影响与意义。

第三，本选题涉及多种学科知识，如能综合运用新闻学、心理学、灾害学、外交学等理论加以考察，无疑会增强论文的学理性。比如，在介绍日灾灾情时，可以结合灾害学理论进行分析；在介绍报刊舆论对日灾的响应时，可以适当增加新闻学理论；在介绍官方对日灾的响应时，可以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中央政权及地方军政势力的的态度及反应，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当然，瑕不掩瑜。该书再现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中国各界的回应情况，使人道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既为研究关东大地震提供了资料与新的视角，同时又启发读者对现实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他山之石】

清代周庄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费艳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导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早在西周时期即已设立专门官职“地官司徒”，其职责主要是“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慈善事业自先秦萌发以来，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初兴及隋唐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随着因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不仅出现了一些新的官办慈善机构，而且自明末起民间的慈善活动也渐趋活跃起来，善会、善堂纷纷林立，义举不断。在此大背景的影响下，位于江苏元和县的周庄也设立了诸多慈善机构。本文以清代周庄的社仓、保婴会、接婴所、怀善局、惜字局以及陶公义渡、义冢等慈善事业为例略作考察。

一、社仓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相差悬殊，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自然灾害极为频繁，秦汉时期约为375次，魏晋南北朝时期304次，隋唐时期515次，两宋时期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总计超过4713次，年平均2次以上。且越到后期，灾荒次数越多，灾发频率越高。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为此政府在灾前预防、灾中救助及灾后补救等各个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周庄也在清朝设置了社仓作为备荒仓储机构以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社仓系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始创。“因乡民谋食维艰，朱熹与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商议，府给常平米六百石，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一所。因它不立于州县而建于乡社，且由本乡本社土居官及士子数人共同掌事，故称社仓”。明嘉靖八年，迫于日益严重的灾荒，明政府指令各地抚按办理社制，创办社仓，社仓开始逐渐兴起。至明后期，社仓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在城居者，或社仓于祠堂以周宗族，或社仓于近境以济邻人；在乡居者，或各堡创设之，或一都合力为之。”清代社仓的建设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雍正、乾隆年间，兴盛一时。周庄的社仓即建立于乾隆年间。

周庄的社仓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是年里人黄建中以备荒积谷为由，在周庄镇镇北篾竹埭建仓屋五间，立沈文渊、计士登二人为社长管理事务，正式设立社仓，采用春借秋还的方法救助贫民。至清末，“仓屋已圮，谷久无存矣”。周庄的社仓虽只存在一段时期，但却为周庄的备荒仓储、救济百姓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保婴会、接婴所的兴起与发展

弃婴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顽疾。早在汉唐时期，由于“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资分始少”，民间已有溺男婴之事。至明清时期，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弥漫，溺女婴的习俗于明清之际达到极盛，形成陋俗。与溺婴问题相对而言，政府与民间为拯救婴儿而设立了各种育婴组织，周庄的保婴会即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保婴会、接婴所发端于道光后期，是针对民间溺婴风气并补育婴堂之不足而出现的新的育婴机构。由于乡村地区的经济实力较差，缺乏建立育婴堂的必要财力，因此江南广大的乡村地区通常设立保婴会、接婴所以弥补城镇育婴堂的不足。保婴会、接婴所由此于同治、光绪年间在江南广大乡村普遍设立。

周庄的保婴会、接婴所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是年，里人王承浩与戴起曾倡导结集同志20人于周庄镇澄虚道院设立保婴会以弥补苏州育婴堂的不足，不久又于郑长龄家设立接婴所，将送来的婴儿稍加喂养之后送入苏州育婴堂继续抚养。保婴会、接婴所创立之初，由于当地处于乡村地区，溺婴风气严重，“举行保婴者尚少”，又有一部分婴儿是从邻镇莘塔、芦墟送来，距离远，因此一年收养的婴儿仅一、二十名左右；光绪年间，随着各乡镇保婴会的设立，周庄镇保婴会、接婴所收养的婴儿更少于创立之初收养的婴儿。

周庄镇曾于同治十年创设崇德堂，亦是育婴机构的一种，它的职能也是收养遗婴弃儿，以补充苏州育婴堂的不足。不久由于诉讼等纠纷，周庄崇德堂“归莘塔镇副贡生淩泗承办”。周庄虽是一个小镇，但在育婴方面亦做出了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与贡献。

三、怀善局的兴起与发展

对于广大百姓来说，丧葬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在中国古代，贫苦的百姓众多，他们基本没有钱财购买棺木，暴尸山谷无以入葬的事例比比皆是。尽管官府与民间善人施以棺木助人入葬，广行善事。但贫户人数众多，仍需普遍救济，因此施棺助葬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一项重要的内容，明清两代统治者均非常重视施棺助葬类慈善机构的建设。

丧葬善会在明清两代已非常普遍，如明代盛行的“掩骼会”、“白骨会”，清代天津的掩骨会、桐乡的葬会等等，无疑都是典型的丧葬善会。与此相伴生的是，明清两代更多的是成立了具体的执行机构——善堂，像锡类堂、思豫堂、不忍堂、恻隐堂、体任堂、怀善堂等等。这些善堂虽名称不一，却都以施舍棺木，掩埋尸骨为专责，他们助人收埋义葬，是典型的施棺助葬类慈善机构。

    对于周庄怀善堂建立的原因，《周庄镇志》这样记载：“吾里贞丰离城僻远，江湖环其四面，烟火聚乎千家，岂无桑下饿人仓黄瞑目，亦有芦中穷士漂泊捐躯，黄金谁布地而施，白玉不从天而降，生难糊口，没且暴骸，雨雪飘零，冰霜刻画，即过客犹酸心而欲涕，岂居人忍袖手而旁观？”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周庄怀善堂“借设在中市澄虚道院”，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由迮廷镒创捐施棺，设于永庆庵文昌阁下，进行施棺代葬；后渐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由里人陶秉信偕同志重整怀善局局务，移设澄虚道院，增置义冢葬船，按时掩埋路人；道光初年，局事就替，由“陶煦之父陶迈宗及褚允玉、沈人骥相继承办”；咸丰七年(1857年)好施之士“同修将废之规，复添办收敛路毙浮尸，并于永庆庵侧架屋三楹为公所，增义冢，而田捐数亩”，扩大了怀善堂的规模，重修规约；同治三年（1864年）周庄奉府谕修举善堂，陶煦担任怀善局董事，继续助人施棺代葬；光绪元年(1875年)，刻有“朱同仁怀善局施棺序”略记是局始末。可见周庄怀善局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周庄慈善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惜字局的兴起与发展

梁其姿认为：“惜字本身虽然与济贫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实际上经常配合着其他济贫活动，也自然地被认为是清人善堂之一。”惜字会，或称“文昌会”、“惜字局”、“惜字社”等，“它主要是通过募捐筹得善款来雇人定时收拾废弃字纸，或建烧纸的惜字炉。”惜字会的兴起与明清时期儒家士大夫对于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善书的流传有关。明清时期，《文昌君阴骘文》、《了凡四训》等劝善书渐渐流传，书中劝喻弟子要行善积德，于是多数儒士便开始笃信文昌惜字积德之说。惜字社开始出现，并迅速得到普及。

周庄的惜字会设在东庄地桃花庵内，康熙年间由桃花庵僧了能募缘创设，他“从焚课之余拾弃字以投篮，向街坊之侧觅废纸以归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夏，桃花庵进行重修，了能之徒了然继之；雍正十一年（1733年）始惜字局捐置饭僧田五亩三分；嘉庆初年，剩余圩田二亩五分，为人所窃卖，仅存严字圩田，“生息既微，局事渐废”。道光二年（1822年）春，里人纠一文愿重为整顿，四年赎归原田，又增置父字圩田二亩九分；道光七年夏，惜字会之处为原主赎去，资金又少，于是将惜字会并入澄虚道院文昌社以共同发展。同治五年（1866 年）又起百文愿增置局田，即属郑长龄经理；同治八年刻有征信录以记之。

五、其他慈善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除以上慈善组织外，周庄还存在其他一些民间慈善活动，现以陶公义渡与义冢为例略作描述和分析。

陶公义渡在周庄镇镇北急水港大王庙前，由于急水港水深港阔，处于重要地位，来往的船只非常多。康熙初，里人陶唐谏设舟以渡，救人性命于危境之中；后行人复捐田三亩五分以食操舟者，至今尚存。

义冢属于官置公墓，主要是掩埋暴尸沟壑的死者。周庄镇义冢的规模亦非常庞大。镇之严字圩有一百九十六坵，官田二亩八分九厘二毫；同治八年（1869 年）又于严字圩旁置一百九十五坵，官田二亩三分。

六、结语

慈善救助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慈善关爱、怜悯救助的道德观念，自先秦出现以来，中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受儒、释、道等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一些地区早已浸润人心，并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所遵循的善行之指导。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团体、个人，其慈善救助活动从未断绝。清代元和周庄就在官办慈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仓、保婴会、接婴所、怀善局、惜字局以及陶公义渡、义冢等慈善机构，为周庄乃至元和县的贫苦人士提供了赈济粮食、庇佑幼儿、施棺助葬、爱惜纸字等必要的救助，扩大了民间慈善团体的影响，弥补了清代官方慈善事业的不足，发挥了一定的力量。

由于明清时期天灾人祸不断，社会弱势群体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对于如此庞大的人群来说，以周庄慈善事业在内的民间慈善事业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存在诸如制度不完善、难以维持、善款不到位等问题。尽管如此，清代周庄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从人道主义精神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在灾害频发的清代，为无数贫苦无依、流浪无家的百姓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及生存途径，慰藉了无数脆弱者的心灵，稳定了社会秩序，对于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近代中国残疾人救助事业

——以盲聋哑学校为中心

袁海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盲哑救助教育思想和措施逐渐传入中国，我国开始出现专门的盲哑学校。作为残疾人救助事业的载体，盲聋哑校的教学宗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也逐步走向健全。但受各种因素影响，盲聋哑学校的发展缓慢，存在数量少、地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教育成效受到制约。本文就此问题略做考察。

一、盲聋哑学校的创办背景

（一）中国社会进步之需要

盲聋哑人属于残疾人范畴，残疾人群体则存在于任何社会。1912年张謇在《筹设盲哑师范传习所之意旨》中指出：“考西国人丁册之调查，每千人中有盲哑二人；以此衡之，中国四万万人中，不将有八十万之盲哑耶？”1931年全国盲哑教育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盲哑人口总数约为98万人。照此估计，旧中国盲聋哑人数应超过百万。他们“不但本身可怜，而且是国家社会的消耗者，更易引起社会上种种不良不幸事件发生。”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很早就针对残疾人群体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不论是出于儒家思想的“仁义学说”，还是君主为树立“仁政”形象，我国历代王朝大都对残疾人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近代有识之士认识到残疾人教育的重要性。1917年赵广河指出：“对此盲人教育，实以为中国当务之急之事业，盖中国教育而不至真普及之地，则中国永不能强。” 1935年吴燕生指出：“教育为促进世界闻名之最大动力”，“凡对于聋哑者有养无教之国家，其生产能力必大受影响”，“使既贫且残之儿童由受教育，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仅由消费变成生产分子，即其精神奋发向上，影响与家庭社会间亦至为宏大用。” 换言之，中国存在大量盲聋哑人士，若不对其进行教育，他们中的大部分将成为废人，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对残疾人进行教育，传授其文化知识和谋生技能，一方面可以减少其痛苦，提高其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其生产能力，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盲聋哑教育的出现和发展实属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

（二）欧风美雨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盲聋哑救助教育的思想和措施开始传入中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各国救助盲聋哑人的相关办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派人出洋考察和游历，这些出洋者在其游记、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关于西方慈善救助事业的内容。光绪初年任法兰西使馆参赞的黎庶昌对巴黎“教养幼瞽学堂”印象深刻，薛福成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时，称“西洋各国教民之法”十分兴盛，即使是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

除了国人自发的认识，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化”中国民众的目的，或参与主办各种慈善事业，或编写中文书籍、创办中文报刊、翻译西方书籍，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各国残疾人救助的思想和方法。受此影响，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中国应仿照西方，设立专门救助残疾人的机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提出,要在中国“兴跛盲聋哑院”，还应“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指出,泰西各国的善堂不胜枚举，其中训哑院及训聋瞽院是“有残疾者能令其识字知书，就其所能教以工艺”，如果中国官绅都能仿照实行，这实为天下残疾人之福。陈炽指出，对于泰西规制精详的善举，中国应仿效施行的有八类，其中便包括“养瞽堂”。晚清时期的报刊杂志中也曾刊载类似文论。这些论说指出西方聋哑学校的现状与种种好处，为近代残疾人救助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盲聋哑学校的出现与发展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内在需要和受西方先进盲聋哑教育救助思想的影响，专门的盲聋哑学校开始在华出现并逐步发展。

（一）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盲聋哑学校

传教士除了通过书刊宣传西方盲聋哑教育救助思想外，也创办了不少盲聋哑学堂。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和第一所聋哑学校均是由外国传教士所创办。光绪十年（1874）年，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威廉·默里先生在北平创办中国第一所盲童学校——瞽叟通文馆，后在英籍教师戈登库明女士热心扶植下，学校规模得以扩大，1920年改名为北平启明瞽目院。院内分设学校与工厂，学校教授文化、道德知识，工厂则男女分别学习一些工艺技能。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传教士梅耐德女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启喑学馆，1907年改名为烟台启喑学校，是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梅耐德还自编了一部中国早期聋校的教科书《启喑初阶》，这本书为当时国内一些聋校所选用。此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纷纷设立盲、聋哑校。光绪十七年（1891）英国长老会传教士甘雨霖在台湾创立训瞽堂。光绪十八年（1892），美籍女教士马西在广州创建明心瞽女学校和上海法国天主堂圣母院聋校。英国圣公会分别于光绪十九年（1893）、二十二年（1896）、二十六年（1900）在福建创办福州灵光盲校、古田、建宁盲人学校、福州女子盲童学校，并于二十七年（1901）在香港九龙创办盲人学校。宣统二年（1909）成立的杭州聋哑学校和保定盲聋哑学校、宣统三年（1910）成立的美以美女校聋哑女生班，1926年创办的上海福哑学校，亦均由传教士创建。这些机构的出现，从现实层面为中国人自己创建盲聋哑学校提供了经验，促进了中国盲聋哑学校的兴起。

（二）国人自办的盲聋哑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学部时，有人提议设立盲哑学校，与一般的小学校、师范学校同时招生；同年山东师范学堂教习君樾生创办盲哑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绅商沈敦和在上海创办“聋瞽哑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广东、江西分别提请学司，创办训盲学堂、盲哑学堂；宣统二年（1909）和三年（1911），江苏、山东请求仿照福建灵光学堂振兴盲人教育。民国建立以后，国人自办的盲聋哑学堂得到进一步发展。1913年周耀先创办杭州哑童学校。1916年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狼山盲哑学校，在学校设立之前，张謇还设立师范传习所，培养盲哑教育的师资。1919年杜文昌创办私立华北聋哑学校。1920年上海群学会附属聋校成立，1920年北平私立聋哑学校建立，1924年辽宁私立聋哑职业学校成立，1928年南京市立盲哑学校建立，1929年雷静贞创办古田聋哑学校，1931年龚宝荣建立杭州吴山聋哑学校，1934年建立北平市立聋校，1936年建立长春聋哑学校，1937年昆明义光聋哑学校成立，1940年无锡惠喑学校成立，1944年上海光震聋哑学校成立，1947年江都聋哑学校成立，1948年济南聋哑学校成立，1949年嘉兴聋哑学校成立，等等。除此之外，不少地区的救济院也附设盲、聋哑学校，如1929年苏州吴县救济院成立盲哑学校，1933年绍兴救济院设立聋哑学校等。

但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存在不足之处。1931年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国有盲人教育机构12所，学生929人；聋哑教育机构有9所，学生346人。而这些盲哑者多从事打字、织布、传教、手工技师、推拿、教员、缝级等工作。1934年的调查显示，当时全国有盲校34所，其中机关（公立）的5所，私立的有6所，教会设立的有23所，共有学生1128人。哑校16所，其中机关设立4所，私立7所，教会设立的5所，共有学生619人。1936年刊登于《教育季刊》上《全国盲哑教育概况》一文指出，全国办盲人教育的有江苏、湖北、湖南、河北、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陕西、南京、上海等15个省市；办聋哑教育的有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山东、福建、四川、南京、上海、北平等11个省市。其中盲人学校22所，共694人；聋哑学校18所，共735人。1939年有人指出，全国共有聋哑学校23所，其中上海6所，江苏3所，浙江3所，山东2所，北平2所，天津、福建、四川、辽宁、湖北、湖南、广东各1所。1939至1949年间，全国又新创办的聋校（盲聋合校）约有28所，其中上海3所，江苏6所，浙江5所，山东2所，广东2所，武汉2所，辽宁2所，山西、河南、贵州、安徽、吉林、香港各1所。不难发现，盲、聋哑校的发展主要有三个特点或不足：一是教会创办的此类学校仍占一定比例；二是此类学校主要分布在中国沿海、沿江或比较发达地区，其中苏沪浙更为发达；三是相对于适龄人群，这些学校的数量还太少，远远不能满足 “残疾学生人人有学上”的需求。

三、盲聋哑学校的运作形态

——吴县救济院盲哑学校的个案考察

关于盲聋哑学校的运营形态，可以依据1934年《吴县救济院盲哑学校校刊》（以下引文均出自该刊），对该校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等进行个案研究，以见一斑。

吴县救济院盲哑学校设立于1931年，是由吴县绅士张仲仁捐款1000元设立的，附属于吴县救济院。

（一）吴县盲哑学校的规章制度

该校宗旨是以实施盲哑教育，授以相当之智识技能，俾得自立。学校分为盲科与哑科两部，由于经费不足，设备不全，先办哑科，待有成效且经费充足、时间充裕，再办盲科及高级班。同时，盲科（后期招生）、哑科按计划各招收30名学生，不分男女，只要是8至16岁，且无其他疾病的盲哑儿童，在有保证人填写志愿书后即可入学，若学生超过规定人数，需“暂侯补入”。

起初学校规定学制为四年，后改为六年制，初级四年，高级二年；还规定初级毕业后给予修业证书升入高级肄业，高级毕业后给予结业证书，若有志于深造者，可由本校咨送他处中等学校肄业。

入学者每学期缴纳学费洋10元，寄宿者另缴纳洋2元；书籍用品之类的缴2元，由学校代办，学期末进行核算，剩余的将返还；图书馆、娱乐会各缴洋0.2元；餐费则是洋30元，其中午餐是15元，均需预先缴纳。但这所学校毕竟属于慈善机构，所以也有减免或免费规定，凡家况清贫无力缴费者，由学校调查属实后，将可减免学费，或经正式机关出具公函证明，午餐费可减半收取，而其他各项费用仍需如数缴纳。据统计，1933年该校津贴贫困生膳食费55.62元，总支出达2267元。

该校手续方面依然要求严格。凡来校学生须与有正当职业并得到学校认可的保证人陪同，待填写完保证书与志愿书，缴清费用后才能随班上课。若有学生中途退学也需保证人来校开具声明，但所缴费用概不退还。

每学期学校举行两次测验，期末会将成绩单送交给家长或保证人；住宿生由舍监看护，如有生病者送校医院诊治（药费自理）；如有品行不端、不听话且屡教不改者，报告家长训诫，若再犯者即刻退学。放假参照普通小学的规定斟酌办理。

（二）吴县救济院的课程设置

1931年学校刚刚建立时，课程暂时包括音乐、党义、国语、文字、常识、数学、图画、体育、工艺等。1932年汪永寿任校长后，增加国术、艺术两门课程，并添图书阅览室，“为养儿童活泼之精神”，“达锻炼身体之效”，又开辟乒乓球室，并教授太极拳。1933年冯公湛任校长，决意加强职业训练以备将来立足社会，因而增设打字、雕篆、缝纫、烹饪、洋机等课程。相比建校之初，此时课程明显增多，足有29门之多。而且增加的多是“各种生产技能”课目，如缝纫、刺绣、烹饪、染色、簿记、速记等，这些课目增加的目的就在于“养成自立”。这正与该校信条“我们深信盲哑不是废人”、“能以教育的力量使其独立”、“能以教育的力量使其自谋生活”，“不靠别人养活终身”相符。该校校歌歌词也体现出这一点，所谓“特殊教育本多方，可使废材献其长”、“励学勤工谋自立，复兴民族好国强”。这也与当时政府的提倡有关。1928年国民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设立救济院，救济院规则中就指出，应根据救助对象的能力，教授合适技能，令其从事劳动。因此，吴县救济院盲哑学校格外强调要使盲哑人掌握生存技能，从而自力更生，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值得注意的是，缝纫、刺绣、烹饪、洋机、染色、簿记、速记没有规定课时数，属于选修课程。按照规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和特长选修课程，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学生的意愿，又因材施教，教育效果得以强化。

虽然不能以吴县救济院盲哑学校来代表当时全国的此类学校情况，但至少可以看出盲聋哑学校的设制逐步走向健全。

总之，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人对西方盲聋哑救助事业认识的加深，以及外国在华传教士的宣传与实践，盲聋哑教育问题逐渐引起了国人关注。专门的盲聋哑学校于晚清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年间更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学校的创办使得不少盲、聋、哑者能够接受学校教育，有利于日后自食其力，不再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就此而言，盲聋哑学校的设置和发展值得肯定，尽管这类学校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