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创新发展：引领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池子华

【观察思考】

2016年湖北洪灾中的红十字人道救援………………………………………………………龚超

【历史研究】

中印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吴佩华

【专题研究】

贵州红十字会“绿色家园行动”的路径选择与现实维度……………罗治雄  戴斌武  匡传益

【图书评论】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曲”中发现人道的力量

——《红十字运动：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述评…………………………………………李欣栩

追根溯源：《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三辑）》简评…………………………………阎智海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四辑）》评介……………………………………………欧贺然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丁泽丽  郝珺   

编辑：池子华  欧贺然  刘思瀚

投稿信箱：dingzeli1990@126.com;chizihua@126.com

创新发展：引领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池子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被视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党和政府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红十字会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促进事业发展。在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过程中，同样应该把创新发展摆放到“核心位置”。对红十字人而言，牢固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理念，至关重要。

首先，没有创新理念，就没有创新动力。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即缺乏创新发展理念，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新发展。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时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一个社会组织来说同样如此，没有创新理念，没有“头脑风暴”，就没有生机与活力。只有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才会有创新的“源”动力——动力之源，在“第一动力”引领下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其次，没有创新发展理念，就没有创新的自觉行动。创新理念就是打破常规，开拓进取，敢为人先，敢于挑战，追求卓越，谋求发展的思想境界。创新的本质特征在于革故鼎新。没有源自内心的创新驱动，当然不可能有创新的自觉行动，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因此，也只有牢固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理念，并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才能不断激发事业发展活力。

再次，没有创新发展理念，就无法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创新发展为“龙头”的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贯彻，标志着“创新时代”的来临，“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样的新时代，同样要求红十字会与时俱进。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以“第一动力”为引领，才能取得事业的新发展。

又次，没有创新发展理念，就无法在竞争中胜出。随着《慈善法》的实施，社会公益组织势将迎来大发展的繁荣局面，红十字会曾经的“一枝独秀”早已渐行渐远，代之而起的是“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红十字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要在竞争中不断胜出，也只有以创新理念增强发展动力，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如习近平所言，“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毫无疑问，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理念，是红十字事业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创新发展理念带来创新发展方式的转变，落脚点在创新行动上。那么，如何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或者说创新发展的路径在哪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四大创新，标识出我国发展的创新思路、创新方向，对红十字会同样适用。

理论创新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对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进行新的理性升华。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创新是践行创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红十字会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七项基本原则”、“两论一动”等，都是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概括。理论创新属“脑动力”创新，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理论创新与理论研究密不可分，而恰恰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重视不够，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导致理论创新能力不强。值得称道的是，总会将“成立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会，加强理论研究队伍建设，推动理论研究制度化”，作为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纳入《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之中。倘能达成目标，对提升红十字会理论创新能力，必将产生积极影响。事实证明，一旦红十字人“脑洞大开”，就会有思想火花的闪耀。盐都区红十字会出版的《盐都红十字事业》、嘉定区红十字会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红十字青少年理论与实践》，都是理论探索的结晶，值得全国红十字系统学习借鉴。

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所在。2011年被红十字会确定为“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的能力建设年”，这本身就是创新之举。制度建设是一种能力建设，是制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盘点”一下可以发现，近年来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基本制度、一般制度、专项制度、岗位制度建设上都有新的突破，但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形成覆盖各项工作、各个环节的制度体系，是否适应“创新时代”的新要求，还需要实践来检验。制度创新属“原动力”创新，是持续创新的保障，有利于形成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在理论上是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制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追求“更好”的制度，应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技创新被视为“主动力”创新，是全面创新的重中之重。科学技术领域，看似距离红十字会较为遥远，其实近在眼前。如何充分利用科技力量，推动红十字会事业发展，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事实上，红十字会已经尝到科技创新的甜头，如建立院士专项基金，探索科技力量与人道力量的结合，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捐赠信息平台建设、各类APP软件的开发上线，如嘉定区红十字会、盐都区红十字会推出的微信捐赠平台，都显示出科技的能量。在这里，互联网+成为汇聚人道力量的重要纽带。打造“智慧型”红十字会，已成大势所趋。这就要求红十字人在科技融入、科技创新上有更大作为。

文化创新本质上是“软实力”创新。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就红十字会而言，强化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提升“软实力”。文化创新不仅包含红十字精神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还包含各种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品牌”的打造、理念的创新以及学习能力、研究能力的提高等。应该承认，“软实力”建设一直是困扰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短板”，重视不够，创新不足。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对提升软实力建设有所加强，不仅有成立中国红十字人道传播学院、建立研究基地的举措，而且将“建设上海、辽宁营口、贵州图云关等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普及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红十字人道理念，弘扬红十字精神和文化价值”、“启动红十字运动文物、文献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加强历史文化设施保护，开展史志研究，总会及有条件的省份建立红十字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作为重点实施项目加以推进，凡此说明红十字会在文化创新领域已经有所行动。文化是灵魂，是驱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应该常抓不懈。

唯有创新才能发展进步，创新发展理念实为引领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围绕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定会开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湖北洪灾中的红十字人道救援

龚超

2016年6月18日起，湖北省入梅后连续遭受六场暴雨洪水袭击，局地暴雨强度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湖北省减灾委于6月19日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Ⅲ级响应，7月2日又根据灾情变化将响应等级提升至Ⅱ级，７月28日12时终止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Ⅱ级响应。至７月１９日，前五轮中洪涝、风雹等自然灾害已造成湖北省17个市（州、直管市、林区）94个县（市、区）1962.03万人次受灾，死亡77人、失踪16人；因灾倒塌房屋4.3万间，不同程度损坏9.2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759.1千公顷，其中绝收419.2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54.7亿元。7月20日后随之而来的第六轮强降雨又造成湖北省13个市（州、直管市）52个县（市、区）323.28万人受灾，死亡16人、失踪3人，紧急转移安置34.22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14.77万人；因灾倒塌房屋6956间，严重损坏房屋1.74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96.6千公顷，其中绝收42.9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95.06亿元。

水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湖北省红十字会立即做出反应，向湖北受灾地区积极展开人道主义救援。

一、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援工作

针对湖北省严重暴雨洪涝灾情，中国红十字会快速反应，于６月20日启动四级灾情应急响应，向灾区调拨628个家庭包、4500件夹克衫，下拨紧急备用金10万元，用于为受灾群众采购大米。7月2日，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持续发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先期救助47.5万元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追加调拨家庭包1000个、夹克衫3000件，另下拨10万元紧急备用金，用于为灾区群众采购急需用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也紧急启动湖北暴雨洪涝灾害应急响应，发起“天使之旅——湖北行动”，派出第一批救灾工作组驱车奔赴灾区一线，并紧急安排6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购置“赈济家庭箱”，为受灾家庭提供灾后一周生活所需。同时，中国红基会积极联合腾讯微公益、新浪微公益、支付宝、轻松筹开通网络众筹平台，为救灾行动定向募集“赈济家庭箱”。根据灾区需求，总会向湖北追加救助棉被8000床，单帐篷650顶，划拨紧急救灾备用金10万元用于在当地采购急需物资，总会会同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向灾区提供3000个家庭救助箱，追加救助款物总价值246.38万元。根据灾情和各地需求，救灾物资主要发往武汉、黄冈、荆州、咸宁、孝感、潜江、天门、鄂州、荆门等重灾区。

总会领导也高度重视灾情。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深入武汉市新洲区、黄陂区受灾群众安置点，冒雨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以及奋战在一线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红十字志愿者，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省政府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甘荣坤，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宋悦明，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张钦等领导一起陪同慰问。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7月6日，总会将湖北灾区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总会救灾工作组继续在湖北开展工作。王海京在一线指挥救灾，与省红十字会共同研究救灾方案。7月7日，王海京带领总会及湖北省红十字会救灾工作组前往武汉市蔡甸区、江夏区两地灾区，详细了解受灾群众安置情况，督导红十字会物资发放，慰问现场参与物资发放的红十字志愿者。

针对湖北的洪涝灾情，总会在前期救助的基础上，追加调拨单帐篷400顶、棉被2000床。至7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向湖北灾区调拨救灾款物四批次，累计价值496.56万元。

二、湖北省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

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统筹指挥部署之外，湖北省红十字会也立即开展救灾行动。洪灾发生之后，湖北省各级红十字会紧急调拨抗洪救灾款物，及时深入受灾严重地区开展救灾活动。面对洪水灾情不断加重的情况，6月21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启动救灾应急四级响应，立即向受灾严重的黄冈市下拨价值11.1万元的家庭救助包300个（每个含毛毯、蚊帐、防水席、T恤、袜子、毛巾、碗筷、医疗盒等生活用品）、多功能地席300个，价值22万余元的500件夹克衫和由香港红十字会捐赠的628箱高温家庭包（每个含短裤、短袖衫、毛巾被、毛巾、卫生巾、香皂、餐具、有盖水桶 、手摇电筒、雨衣等生活用品），全力应对灾情。７月2日下午，根据灾情的变化，湖北省红十字会紧急启动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呼吁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为灾区群众奉献爱心。为了确保物资及时有序规范发放，湖北省红十字会还组织了5支赈济救援分队前往灾区开展核灾救灾工作。武汉市、新洲区两级红十字会迅速启动救灾应急预案，核查灾情，并根据受灾群众需求迅速下拨价值18万元的救助物资，包括矿泉水10000瓶、方便面10000盒、饼干400箱、面包400箱。７月3日下午，湖北省红十字会再次召开执委会，研究第四批救灾物资发放情况，向黄冈、荆州、孝感、随州、武汉、恩施、荆州、潜江、黄石、鄂州、咸宁、十堰、襄阳、仙桃、天门等受灾地区下拨价值214万元的救灾物资。当日下午，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联合工作组赴黄陂区前川街指导救灾、发放物资。湖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张钦、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赴灾民安置点油冈小学看望受灾群众。至７月８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已累计下拨495万元的救灾物资用于全省灾情救助，包含大米、方便面、矿泉水、夹克衫、毛巾被、毛毯、蚊帐、防水席、T恤衫、内裤、拖鞋、牙膏牙刷、洗衣皂、碗筷、卫生纸、医疗盒、手电筒和防水手提包等救灾物资。

为了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的赈济家庭箱及时发放到灾民手中以及解决受困百姓的卫生安全问题，襄阳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机构，组成小分队，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6名志愿者，携带近4万元药品、大米、方便面、纯净水等救灾物资，于6月21日中午抵达受灾最为严重的蕲春张榜镇，参与应急救援；鄂州市红十字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批红十字志愿者，把装有20种生活用品的赈济家庭箱搬上小船，挨个送入被洪水包围的灾民安置点，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荆州市红十字会和洪湖市卫计局工作人员先后深入到万全黄丝村、螺山渔业新村、滨湖茶坛渔场、船头嘴渔场、太马湖渔场等受灾群众安置点，将爱心物资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此次捐赠物资分别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捐赠的家庭包550个，家庭包里配备有蚊帐、水桶、毛巾被、雨衣、餐具等生活必备品，另外一部分是荆州市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捐赠的大米、食用油和防暑药品，价值五万多元。

7月18日，省红十字会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等多方平台，共同举办《万众一心 风雨同行——2016湖北省抗洪赈灾新闻大直播》，直播结束后通过各方渠道累计收到捐款捐物价值2.53亿元，募捐款项和物资计划全部用于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此外，全国各地的湖北企业家高度关注灾情，并积极通过省红会向家乡伸出援手救助灾情。从湖北洪灾开始至8月中旬，省红十字会接收到各地湖北籍企业家的款物已突破3000万元。对于这些款物，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宋悦明代表省红十字会做出承诺，“作为受托人，省红十字会将引入第三方监督核查机制，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将款物发放到受灾群众和参与抗洪抢险救灾的官兵手中。”截至2016年8月22日，省红十字会总会共接收2016年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捐赠款物2513.71万元。其中，实际到账捐款1387.40万元，直接接收捐赠物资折价1126.31万元。面对这次严重的洪灾，省红会采取的行动及时有力，筹集了大量物资，为灾民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经验总结

在这次湖北洪灾的救援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人道主义组织充分发挥了政府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作用，在第一时间发起一系列紧急救援行动，各级红会积极募集钱物，调拨物资，支援灾民，尽到了人道主义组织的责任。回顾此次救助行动，有三点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一，行动迅速，配合得当。面对灾害，中国红十字会能立即作出反应，统筹全局，总会与分会之间协调有力。洪灾发生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启动了灾难应急响应，从备灾救灾中心调拨物资进行支援，积极为灾区募集救灾款物。湖北省省红十字会也迅速启动救灾应急响应，呼吁并动员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并全面展开救援工作。这些对湖北的抗灾与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红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努力工作与奉献。中国红十字总会领导和湖北省红会领导都亲自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进行慰问、发放救济金。因为有了广大红会工作人员和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努力与无私奉献，救援资金的募捐和物资才能迅速及时地发放到受灾群众的手里。

三，红会的筹款方式多样化，筹资能力提高。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呼吁社会各界向受灾地区奉献爱心，捐献款物，与其他爱心慈善组织联合与电视台合作筹集善款，并通过银行转账、邮局转账、现场捐赠、支付宝付款、网络微公益等多种方式进行募捐。此外，全国各地企业也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这些都为湖北的洪灾救助与灾后重建提供了物质帮助。多种捐款方式为社会各界奉献爱心救助湖北灾情提供了多种渠道，大力增强了红十字会的筹款能力。

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救援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充分诠释了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和奉献精神，说明红十字会已日渐成恢复其公信力与社会影响。但是要想达到“郭美美事件”之前的影响力与地位仍需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中印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吴佩华

1962年中印战争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和痛心的事情”，它不仅影响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有关中印关系、中印战争的研究较多，但是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研究阙如。本文拟对此做一梳理，抛砖引玉，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受资料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不到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中印两国山水相连，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以来，两国曾深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都具有反帝反殖的共同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很快就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是1954年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创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先河。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共同为亚太、印度洋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贡献。正如当时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亚洲和平的关键”。

5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逐步缓和，苏美两国也逐步朝着和平竞争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大的国际环境下，印度倡导不结盟，并使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和地缘优势，使之成为苏美两大国极力争取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扩大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声望。而此时，中国却面临着咄咄逼人的安全形势。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北部沿中苏边境部署百万雄兵，时刻威胁着中国的安全；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新边疆政策的指引下，酝酿逐步扩大对越南的侵略，从南边进逼中国；在东南面，台湾欲在美国的支持下借大陆自然灾害影响之机反攻大陆；在东边，中国自1958年撤回在朝鲜的志愿军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因旅日朝侨的归属问题逐渐显现，日、韩、朝之间矛盾不断，处理不当，又会使东北亚地区陷入动荡的境地。在中国国内，经历大跃进后又遇天灾，经济尚在逐步恢复之中，由国内经济问题进而引发了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围绕中苏关系、国际形势等问题，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正是在中国内困外忧之际，印度充当了反华的急先锋。

中印边界问题本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两国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加以合理解决。然而，印度尼赫鲁却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衣钵，“不断进行蚕食乃至武装侵占”西藏。1959年西藏叛乱后，印度加大执行“前进政策”，擅自提出“边界线事实上已经划定的论点”，以“争取国际支持”。至1962年，印度认定此时正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遂挑起了中印战争。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向中印边境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多次打退印军的进攻并进行了反击，歼灭了部分来犯之敌，顺利收复了部分失地。10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希望双方都要克制，“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既要尊重历史，也要正视现实，共同合理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印度却拒绝谈判。

鉴于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鉴于中印在近代共同的历史遭遇和面临的现实任务，鉴于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因而，通过民间外交途径寻求中印之间的和平、团结与友谊便成为一种策略选择。

二

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在国际上极力制造恐慌气氛以博取世界的同情，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战争期间，印度先借战俘问题大做文章，企图利用国际红十字组织扩大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

印度在没有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同中国协商合理解决被中国边防部队俘虏的印军的情况下，擅自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求助”，诬蔑中国方面“决心”把被俘人员当作“人质”，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插手印俘问题。随后，印度于1962年10月23日晚通知中国方面，“印度已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关于在中国人手中的军事和非军事俘虏的情况”，还说“印度没有（中国的）俘虏”，并要求“早日运送御寒的衣服、毛毯和药品”给印俘。显然，其目的一方面是污蔑中国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违反人道主义，借国际反华“大联唱”之机把事态扩大化，故意丑化中国的形象，即“企图把自己扮成是一个受害者和愿意谈判者，把中国说成是一个侵略者和顽固不化者”，为国际社会插手干涉中印边境问题铺路；另一方面利用国际红十字组织为其在国内肆意迫害华侨张目。

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睦邻友好，是新中国对外交往原则，且中印友好关系源远流长，虽然因为边界问题两国发生了冲突，但广大的印度人民、印度官兵只是印度当局扩张政策的执行者，他们本身没什么过错。战败被俘，受到宽待，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必然，符合新中国对外交往原则，更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1950年中印已建交，虽然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但外交关系并没有断绝，两国红十字会之间仍可以自由交往，战俘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两国红十字会来解决。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考虑到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愿望，中国红十字会受中国政府托负责遣返印俘有关事宜。

首先，中国红十字会按照《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在交通受阻的情况下，分五批将所有印俘名单、通讯处和健康状况通知印度政府和印度红十字会，并且协助他们同家人建立通讯联系，传递了印方送给他们的包裹。

其次，按人道主义精神善待战俘。1963年4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小组访问了西藏一座俘虏收容所，了解到收容所食物种类很丰富，按印度传统习惯制作，印俘很爱吃；宗教生活完全与印俘过去一样，每天祈祷三次，收容所当局还供给他们敬神的灯油；医疗条件很好，被俘人员的健康有充分的保证。证实了中国方面对于印军被俘人员的待遇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的规定。难怪战俘们见到红十字小组时，都异口同声高呼：“中印人民友谊万岁！”并表示“这里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兄弟般的情谊，我们非常感激”。 

第三，按照《日内瓦公约》的精神遣俘。1962年底，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印度红十字会，并通知印度驻华使馆，中国将于1962年12月5日、12日和13日分别于邦迪拉、梅楚卡、德让宗、瓦弄等地先后释放200余名印度俘虏，其中含12名伤病人员、3名随军修路人员，另骨灰一盒，要求印度红十字会按时到指定地点进行交接。在交接时，中国方面人员向印方人员介绍了这些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的抢救、治疗和生活情况，并将每人的病历表一份和伤病人员总名册一份交给了他们。印度红十字会派来接运这些伤病人员的医生，对于中方给予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的治疗情况表示满意。1963年4月、5月间，中国红十字会受托分批将所有印俘分别遣送完毕。这些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对于中国边防部队给予积极治疗和细心护理，十分感激。在达旺地区发动进攻而受伤被俘的几个印军士兵，对为他们精心治疗的中国边防部队医务人员说：“永远不忘中国军医的人道主义。”一个被俘印军连长还说，他的“左手和左腿负伤，左臂骨折断了，得到了中国军医良好的治疗和照顾，表现出中国人的友好态度”。另一个被俘印军校级军官对西藏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管理人员说：“你们对我们的友好态度，完全像对待朋友。我们的伤病人员被俘后走不动，你们的士兵还背着他，这种事从前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部分印度军官要求到中国内地参观的愿望，同时也为了表达中国方面争取两国友好和解的诚意，中国红十字会接受政府委托，安排以达尔维准将为首的印军27名校级以上军官到武汉、南京、上海、杭州、无锡、北京参观。为照顾他们的自尊心，中国陪同人员向他们保证不报道，不拍照，不派记者采访。这些军官过去对中国有一些了解，但也听到许多歪曲宣传。在参观中，他们发现中国各城市街上无乞丐，无妓女，交通秩序良好，并没有任何鼓动反对印度的宣传。对此，他们表示惊讶。后他们还提出想经香港回国，也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但是印度政府出于维护面子和担心他们到香港后会扩大此事的影响，反对他们继续旅行，经中方同意后，决定在昆明予以遣返。中国不仅按照国际有关公约宽待善待俘虏，而且还给予他们如此高的礼遇，这在中外遣俘史上实属罕见。

中国红十字会对待这些被俘官兵的宽容与关爱，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步明白了是由于印度政府实行错误的“前进政策”，破坏了边界现状，才使中国方面不得不进行反击。在所有遣俘的过程中，印俘都热烈和中国方工作人员握手、拥抱，高呼：“中印人民是兄弟！”“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我们之间兄弟般的关系，永世长存”。“感谢中国政府！”这无异于对印度当局蓄意歪曲的有力回击。

中国红十字会按照《日内瓦公约》精神善待战俘，并“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是中国政府为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三

战俘问题之外，印度当局还在阵亡将士的尸骨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在战争进行中和战后对冲突另一方军人的尸体进行掩埋处理，符合通常的国际惯例和《日内瓦公约》的精神。中国边防部队甚至在西段中印边境冲突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尽可能地掩埋了一部分印军尸体；在冲突停止以后，立即进行清查，并且掩埋了全部印军尸体。中国方面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然而，印度却歪曲事实，试图利用阵亡将士的尸骨问题煽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对此，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有力的回应与反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进驻德让宗和打陇宗地区后，在普冬村附近清扫战场时，从被俘的印军士兵中了解到，印军尸体中有一具是印军步兵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随后，中国边防军找出了这具尸体，并在尸体身上发现了贴有照片的身份证、两个准将臂章、两个领章和帽徽，从而证实了死者的身份。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把这具印军准将的尸体用毛毯裹好以后，埋葬在坦加帕尼河上普冬桥北头约二十米处，在墓前竖立了写明死者姓名和职位的标志。霍希尔·辛格准将是在战斗中死亡的。由于战场上双方部队都在迅速移动，因此很难断定他死亡的确切日期。然而，印度当局却以怨报德，其报业托辣斯却于1962年12月14日说，辛格准将是在向中国边防部队投降时被枪杀的，其实这是“无耻的造谣和诬蔑，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制造仇恨，煽动反华”。中国红十字会经查实，将发现印军旅长辛格尸体经过如实告知印度有关方面，及时澄清印度“恶意的诽谤”，并指出，中国方面对辛格准将尸体的处理是仁至义尽的，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任何了解和尊重事实的人都会看出，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所作的指责，完全是恶意污蔑”。

在中国方面宣布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四个半月之后，印度方面却提出要派人进入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的非军事区来“收集”印军尸体。在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后，印度又污蔑中国“不顾涉及宗教仪式的问题”，“故意不让”印度人对这些尸体进行火葬。此外，印度竟然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决定印方人员进入中国境内的时间、地点和使用的交通工具等等，要中国方面在它指定的地点、时间接待印方人员，意欲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保卫”他们国家而牺牲的“卫国英雄”举行“宗教仪式”，态度蛮横之极。众所周知，这些印军死亡人员是为执行印度政府武力侵华政策而殉难的，并非其所称的“卫国英雄”。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无非想乘机钻入中国境内，制造紧张，为重新挑起冲突做准备。

鉴于印方一再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委托，不畏险阻，派遣工作人员进入有关地区清理和焚化印军人员尸体，然后把骨灰和一部分尸体交给印方，由印方领回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处理。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友好作法，是对印方的破格照顾，表现了中国方面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中国方面维护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印度被俘人员中，有20余名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中国红十字会认真负责地将他们的死亡诊断书连同骨灰或尸体一起交给印方。对这些人留下来的钱财、手表等个人物件，也一一进行登记，交印度红十字会转给死者家属。对于中方的这些行动，印度俘虏颇为感动，他们说：“中国真是最人道的国家。”印度红十字会的代表也感慨万千，认为这在各国战争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中国红十字会通过主动送还这些印军的尸骨，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四

近代以来，印度曾为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印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与维护世界和平。印度与中国有相似的经历并怀有共同的愿望。中印之间不应该发生冲突，而应该是好邻居、好伙伴。实事证明，中国红十字会这些外交努力，有理、有利、有节，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充分表达了中国希望中印两国人民能秉承几千年来友好交往的传统共同维护双方建立起来的友谊，共同努力，和平解决存在于彼此之间的历史矛盾与纠纷。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也确实教育和团结了许多印度人民。如有些印度俘虏被释放回国后，著书立说，向世人讲述中印边界冲突的真实情况，证明中国并没有侵略印度，边界问题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后患，中国与印度应该携手合作，以和平与发展事业为重，边界问题可以进行谈判、协商，友好解决。

中印战争爆发，引起一些亚非国家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希望中印双方能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勿使边界冲突扩大危及世界和平。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妥善地解决与战争有关的诸如战俘、尸骨等问题，使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印战争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从而为中国拓展同这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从此后中国同许多亚非国家扩大交流与合作便可得到证明。曾参加过中印边界战争的印度陆军师第4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坦言：“中国人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舆论上也是胜利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对此评论道：中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结束了对抗，使任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都无法再帮尼赫鲁什么忙”。

总之，新中国红十字会奉“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持“人道获致和平”理念，受中国政府委托，通过善待印军战俘并协助遣返、送还印度阵亡将士的骨灰等外交行动，避免其它国际势力插手、干涉中印战争，涵养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助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改善中印关系、宣传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贵州红十字会“绿色家园行动”的路径选择与现实维度

罗治雄  戴斌武  匡传益

贵州省红十字会作为红十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重要助手。贵州省红十字会自2003年独立开展工作以来，积极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结合贵州省情实际，在人道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氟砷麻”（氟中毒、砷中毒、麻风病简称）项目、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始终走在全国红十字会前列。尤其是2008年7月启动的“绿色家园行动”，既为红十字会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改善民生、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子，有效解决和化解农村各类问题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绿色家园行动”作为贵州省红十字会倾力打造的一项新的公益品牌工程，为社会团体在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参与农村和谐发展和社会管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贡献和经验价值。

一、“绿色家园行动”的动因与背景

2008年以来，贵州省红十字会连续遭遇了2008年初百年未遇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特大地震、5·26贵州洪涝灾害等，救灾救助工作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历练。在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情后，如何针对贵州“欠开发、欠发达”及自然灾害频发、地方病凸显的省情实际，如何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如何广泛动员人道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改善民生，有效开展人道救助工作，大力弘扬传播红十字精神；如何让红十字事业因地制宜，实现科学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十分困扰和让贵州省红十字会必须要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

在具体工作中，贵州红十字运动主要遇到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红十字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救助团体，其救灾救助工作仅仅依靠被动接受捐助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搭建一个长期的，有影响力的救灾救助平台，探索一种常态、高效、迅速的救灾救助方式，才能从容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情，做好人道救助工作，做到有所为。特别是贵州经济欠发达、财力欠充裕和“无灾不成年”的省情以及喀斯特地貌等自然条件，决定了贵州是人道主义需求最大、强烈的地区，是群众需要得到支持帮助最多的地区，但在本地区人道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吸引和整合却是最少的，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一对矛盾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是贵州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需要政府和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是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在生态脆弱、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全省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问题多发凸显。面对这些问题，红十字会作为政府人道领域的重要助手，怎样去积极发挥作用，动员社会力量解决问题。

三是怎样解决此前日常救灾救助工作只是简单送大米、送衣服、送棉被，但往往是“发点大米吃完了就完了；发点救助金，钱发完了穷依旧”，“年年扶贫年年贫”，反而让受助群众养成了等、要、靠的思想，帮助他们找的自力更生、发展致富的路子，从而实现人道救助由“输血”式向“造血式”、由“经常扶”向“扶长远”的转变。

四是贵州是农业大省，最需要得到人道救助的群体在农村，但农村红十字事业发展最薄弱，怎样加快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发展，解决有人开展工作、人道救助工作内容和方式单一等问题，实现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建立良性运转机制，从客观上加强党和政府在基层权力上的巩固，促进红十字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学院找到新的工作抓手。

五是怎样解决在开展人道救助工作中争取党和政府、各种团体、社会机构及全社会的支持和认可，解决部门、团体之间的社会排他性，通过价值认同、理念导入和品牌力量，增加工作的包容性、兼容性，争取整合更多的人道力量和社会资源。

六是怎样解决红十字会在履行“弱势群体救助者”的同时，履行好“人道精神传播者”的职责，动员企业和引导富裕群体积极投身社会捐助事业、培育和增强社会公众的功德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最终实现人道及社会捐助事业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的事业。

为此，针对以上问题，在认真梳理总结今年来的救灾救助工作的基础上，贵州省红十字会于2008年月策划推出——“绿色家园行动”。该行动“弘扬人道精神、传播人道价值”为核心理念，以事件化、活动化、项目化推广的方式，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打造品牌，动员和吸收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以“灾后重建、生态文明、励业帮扶、助弱济困”等为重点的绿色家园建设，推动全省救灾救助工作上层次、上台阶，实现人道、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化、规模化。持久化，为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二、“绿色家园行动”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全省80多个县中有50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发生率16.5%，远远高于全国4.6%的平均水平，且“无灾不成年”，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脱贫致富成了最大的民生问题”。因此，贵州省红十字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组织的生命力要找到扎根的地方”的工作思路，即“把党的中心工作与红十字自身特点结合起来，把红十字工作与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并决定把“绿色家园行动”试点工作放在了这个主战场，为探索一种常态、高效、迅速的救灾救助方式，解决好本地区群众人道需求大与吸引、整合人道资源力量小的工作矛盾；建立一种基层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良性运行转变机制，实现人道救助由“输血式”向“造血式”，“由经常扶”向“扶长远”转变；传播一种人类共同认同的价值和理念，营造全社会都关心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作了大量探索和实践工作。

（一）长顺县试点内容与成效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长顺县的发展条件和现状，可以说是贵州“欠开发、欠发达”省情的真实写照之一。全县总面积1565平方公里，自然条件恶劣，喀斯特面积占93.9%，石漠化面积占77.9%，土地贫瘠，耕地破碎，交通区位差，不沿交通主干线。矿产资源较为匮乏，基础设施滞后，产业结构单一，属典型的传统农业县，贫困程度较深。全县17个乡镇有13个是扶贫开发重点乡镇，全县25.83万人，贫困人口有5.62万人，且大多生活在深山区、石山区和石漠化等集中连片地区。

2008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了解到长顺县长寨镇竹子村的贫困状况后，作了重要批示：“要探索因地制宜，开发扶贫的新路子”。贵州省红十字会把“绿色家园行动”试点工作放在总书记重点关注的长顺县，扛起了长顺县扶贫工作和行农村建设的大旗。

1.援建“健康新村”

以行政村、自然村或社区为单位，着眼于改善贫困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按照“选择一个点、建设一条线、师范一大片”的工作思路，结合新农村建设，坚持整合资源、整体规划、整村帮建，组织各级红十字会在贫困农村地区建立人道救助帮扶点，实施“健康新村”项目。“健康新村”建设内容包括：红十字服务站、红十字健康文化广场、红十字书库、红十字宣传栏、博爱卫生院（站）、博爱学校、通村（寨）公路、博爱新居、博爱超市、改炉改灶、改水改厕、以家庭为主的小水利工程等项目。至2010年，已通过“绿色家园行动”募集资金330万元在长顺县援建“健康新村”11个，规划建设了涉及6个乡镇的“绿色家园行动——健康新村”示范带，改善了2万多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

种获乡沙子关作为“绿色家园行动”在全省实施的第一个“健康新村”，两年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村民住地多是木房子，遇到雨季，经常暴雨。村子里的道路是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2008年历史罕见得凝冻天气侵袭，让当地村民遭受灾害的重创。为了帮助沙子关受灾群众开展灾后重建，“绿色家园行动”先后募集资金15万元修建博爱新居，10万元修建串户路，5万元建博爱卫生站，5万元建成红十字健康文化广场，15万元进行励业帮扶，发展“果——猪——沼”立体生态农业，解决了群众居住难、出行难、看病难、发展难等问题。如今，走进种获乡沙子关“健康新村”，使人眼前豁然一亮：蓝瓦、白墙、木窗、漂亮整洁，错落有致；串户路、卫生室、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养殖场、令人目不暇接。“‘绿色家园行动’好啊！给我们带来了大实惠。”村民周心良坐在自家门口，与人聊起他家的变迁。“以前，我们一家挤在木瓦房，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小平房。看病有博爱卫生室，休闲有文化广场。”一年前，他只花了1万多元就住进了幢5万多元的新居。

2.援建“生态新村”

针对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贵州省红十字会以自然村寨为单位，结合贵州乡村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改善生态环境、村庄整治、环境保护项目和社区备灾减灾项目，不断改善生存和生态环境，增加当地的备灾减灾和自救能力。“绿色家园行动”在长顺县广顺镇石板村投入60万元，对当地具有4000多年的古银杏树群进行了保护，对常受灾害的26户农户进行搬迁建新居和村庄整治，该村已成为当地旅游开发的重点，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样板村。

3.创建“励业帮扶示范基地”

贵州省红十字会着眼于帮助恢复灾后重建和生产，开展励业帮扶项目和培养专业人才，开展再就业技能培训，扶持再就业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围绕提高贫困群众的基本素质，积极创建“励业帮扶示范基地”，针对困难群众广泛开展励业帮扶服务活动，既弘扬“大爱互助”的文化理念，又激发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自我发展”致富信心；既为困难群众提供全方位、全时段的脱贫致富信息服务，又组织懂技术的红十字志愿者，定期开展有关适用技术培训活动，使受到帮扶的每一位困难群众都能学到1——2项适用技术，帮助提高困难群众发家致富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长顺“绿色家园行动”励业帮扶试点重点放在了典型的石漠化重灾区——长顺县长寨镇竹子托村至中坝乡茅山村、翁拉村已带，其贫困状况，用原长顺县委书记杨永英的话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用当地村民的话说则是，“庄稼种了几面坡，收成还不够一锅”。针对这一线地处深山区、石山区、石漠化严重，土地高投入低产出，“绿色家园行动”以创建励业帮扶示范基地为载体，着力推动“两个逐步转变”，即把对贫困群众长期的单纯的生活救济方式逐步向扶持发展产业转变、推动贫困山区传统的低效的农业生产模式逐步向立体的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把“绿色家园行动”励业帮扶、灾后重建、助弱济困项目与石漠化治理及扶贫开发项目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共投入励业帮扶资金近150万元，购买核桃苗及种羊、种鹅等，对励业帮扶户采取“借种还种、滚动扶持”的方式，积极探索“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模式。短期扶持农户发展种草养鹅、林下养绿壳蛋鸡，确保当年见效；中期扶持农户发展种草养羊产业，确保三年大见成效；长期以草地套种优质核桃为主，确保五年大见成效。通过长短结合，使群众能够在3至5年后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基本走上稳定脱贫致富的道路。

长寨镇竹子托村农户杨佐清，在未收到励业帮扶前，经济收入仅靠种植玉米、打临工为主，一家年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2008年“绿色家园行动”励业帮扶项目在竹子托村实施以来，杨佐清通过“借种还种”的方式，在镇红十字会借了8只母羊和2只公羊，同时领取了60株核桃苗，种在自己的责任田中，并在种植核桃苗的土地空隙里，种上黑麦草和百三叶，供山羊食用。然后通过“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方式脱贫致富。杨佐清算了一笔账，每只母羊一次可产2只羔羊，一年产仔2次，8只母羊一年可产羊羔32只，一年内就可以把借的10只羊全部还清，还剩22只羊，每只成年羊可售600元，第一年仅22只羊就可带来收入13200元。2009年得到“绿色家园行动”励业帮扶项目的中坝乡翁拉村村民徐小红感慨道：“过去是烧一坡、种一坡，收成不到一背篓，现在养只羊就胜过开荒半匹坡。家里的地全种上了草、核桃和扶手瓜，帮扶给的28只羊已有5只受孕，要不了多久将有10多只羊崽降生，将来的好日子就靠它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同志在长顺调研后总结说：“长顺县通过‘绿色家园行动’发展三棵植物（核桃、苹果、烤烟）和三种动物（羊、鹅、绿壳蛋鸡）的立体种植方式，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试点两年后，依旧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景象。在该县“绿色家园行动”励业帮扶产业示范带，到处可见“山地织绿毯、岩石变林园；满坡牛羊壮，遍地鸡鹅肥”的景象。通过“绿色家园行动”励业帮扶项目的帮助，竹子托村、翁拉、茅山等产业带群众人均纯收入从1320元增加到2060元，在安居的同时，实现了乐业。同时，还在该地区残疾人群体中实施“绿色家园行动——残疾人培训项目”，开办了残疾人培训班，通过联系香港爱心基金会，为他们提供制作书包、毛衣的就业机会，由香港慈善机构收购后再将书包、毛衣捐赠给贫困学生或群众，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救助机制的同时，也让当地残疾人掌握了一技之长。残疾人吴大友感慨：“红十字会让我们残疾人感到，我们能自己生存了，有尊严了！”

贵州省红十字会通过打造这个“绿色家园行动”励业帮扶示范带，已创建励业帮扶实践培训基地5个，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1个，培训人数8000余人次，带动连片种植牧草1600公顷、核桃1133公顷，养鹅3.1万只，羊存栏8.8万只，绿壳蛋鸡20余万羽。

4.设立“爱心互助金”

贵州省红十字会在实施“健康新村”项目上积极拓宽贫困群众的基本增收路子，设立“爱心互助金”。即以帮扶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寨为单元，通过“绿色家园行动”平台募集启动资金和动员村民发展成为红十字会会员，收益者并自愿捐赠，依托乡村红十字会和工作服务站（点），按照“放得出去、能够发展、收得回来、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引导村民自愿参与、自主管理、自我服务，既为部分村民提供无息创业资金，也向部分特困户提供无偿救助，努力创建贵州省农村红十字救助帮扶的新路子。种获种获村设立“爱心互助金”后，互助基金募集到105000元，发展了红十字会会员211名，资金来源于省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会员会费、村民捐助、乡政府扶助等，资金由村红十字会互助金执行委员会进行管理，重点是解决群众性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截止2010年，共发放互助金75000元。村民张刘军、朱文华、周小平、蒋良学等25名群众先后得到了帮助。村支书刘帮权动情地说：“现在村里有了红十字‘爱心互助金’”，群众解困救急又多了条救助渠道。

长寨镇竹子托村部分村民得“爱心互助金”的帮助后，为发展种草养羊、种核桃、扶手瓜等产业在生产管理中临时缺资金解决的燃眉之急，村民们在道德精神和功德意识上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原来扶贫队拉着扶贫物资给村民，自己抬回家都要向扶贫队要下车费。现在，知道“爱心互助金”借还后虽然不收利息，但必须凭良心感受“爱心互助金”给自己帮助的大小来捐赠爱心款，让“爱心互助金”不断壮大，以帮助更多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同时，更让人兴奋的是2010年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后，村红十字会向村民进行募捐，共募捐了735.4元善款。这有力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变化，原来都吃不饱饭需要救济更不要说捐款了，村民的口袋里有积蓄了；二是村民的意识发生了变化，以前等、要、靠思想没有了，一种发展要自力更生、生活要互助互爱，受恩要学会感恩、做人要乐善好施，和谐要合作共处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两年来，贵州省红十字会通过“绿色家园行动”先后向印尼、香港、澳门等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省区红会，募集了近900万元的项目资金投入长顺开展试点探索工作，惠及了长顺县10多万群众。其中：650万元援建了11个健康村，涉及改造博爱新居159户、建博爱卫生院1个、博爱卫生室5个、博爱小学2所、红十字服务站11个、健康文化广场11个、红十字书库27个、通村（组）串户路30公里、饮水工程44个，创建“励业帮扶”实践培训基地5个、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1个，设立村级“爱心互助金”5个，形成了涉及6个乡镇的“励业帮扶产业示范带”1个、涉及5个乡镇“健康新村示范带”1个；为群众送去价值225万元的耕地机、抽水机、拖拉机、大米、食用油等生产生活物质及22万元的学生助学款。

（二）长顺县试点做法与经验

 1.注重价值理念导入

“绿色家园行动”中“绿色”象征和平、希望、生命，“家园”从物质家园到精神、心灵家园的建设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等价值理念，首先被长顺党委、政府高度认同，即通过红十字会把“绿色家园行动”的价值理念同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重大部署结合起来，并以“绿色家园行动”价值理念为核心，制定了全县的长远发展规划和近期实施目标。“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县上下都对“绿色家园行动”价值理念有了认同，各方项目、资金资源都愿意纳入“绿色家园行动”项目建设中来，形成了以“绿色家园行动”推进农村大发展的实践行动。“绿色家园行动”使当地党委、政府找到了解决发展和社会问题的主导方向，各部门有了合作的渠道和平台，新闻媒体找到了宣传的兴奋点，创造了社会各界爱心公众参与的新“共振带”，党和政府的和中心工作同广大干部群众产生了共鸣。用“绿色家园行动”的设计师——贵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罗治雄的话来说：“不是谁的钱多就让谁主导，而是要把价值理念引入，才能获得多方认同形成合力，这也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2.发挥项目引子作用

“绿色家园行动”原则捐助1个“健康新村“40万元，其中：30万元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10万元设立“爱心互助金”或创建“励业帮扶示范基地”，但这些资金只是个“药引子”，主要是以此为基础整合其他的建设资金，共同打造绿色家园。据长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红十字会会长郭兴文介绍，“绿色家园行动”在长顺的救助以“最困难、最需要”为准则，但这些救助对象往往是极贫困户，由于救助的资金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容易形成1＋0＝0，造成资金注入后“落水不响”，“钱花光穷依旧”。为避免这种“撒胡椒面”现象，长顺县注重发挥“绿色家园行动”项目的“药引子”作用，充分整合其他项目资金，“同炒一盘菜”，发挥资金的聚合效应。

在健康新村项目中，整合了危房改造、雪凝灾害、深圳对口帮扶、一事一议、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项目资金；红十字文化广场整合了农民文化家园、农村健身场所建设等项目；博爱卫生院建设整合了农村卫生室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博爱小学建设整合了其他社会团体援助的项目；励业帮扶加入了扶贫、种草养畜、石漠化治理等项目资金。通过“绿色家园行动”搭建的平台，整合资源、打造品牌，动员和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绿色家园建设，实现了“救济式”扶持与“造血式”扶持的结合，有效实现了“绿色家园行动”捐助项目的效益最大化。

原长顺县委书记杨永英认为，“绿色家园行动”项目资金能在长顺发挥“药引子”的作用，关键在于“绿色家园行动”这项工作与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相一致，政府各部门才可“同炒一盘菜”，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化合作。“绿色家园行动的资金是‘药引子’，需要整合方方面面的统一。危房改造、新农村建设、地质灾害是几个县领导分管，需要他们共同配合，有的投资支持买羊、有的种草、有的种树，不分你我，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的建设，才能有根本的改观，才可最终脱贫致富。”

3.培育社会公德意识

“绿色家园行动”作为参与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载体和举措，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除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外，更要注重提高帮扶、服务对象的精神境界、道德意识和智力素质，增强发展的主动性、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自觉性，培育乐于助人、互助互爱的良好习惯。在长顺试点中，一是扶“志”，在提供人道救援的同时，积极培养群众“自尊、自信、自立”精神和品质，摒弃自甘落后的思想和“等、靠、要”的观念。同时，积极传播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弘扬“大爱互动”的文化理念。二是扶“智”，通过博爱学校的援建，为贫困山区的儿童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通过励业帮扶项目的实施，抓好适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绿色家园行动”的开展，提高了全社会特别是富裕群体把捐助贫弱作为自己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的认识，引导了富裕群体积极投身社会捐助事业，树立起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形象，以赢得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尊重和理解，化解贫困群体的怨愤情绪和不平衡心理，减少不稳定因素；动员了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使其由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到热心社会捐助事业，把对人的关爱和弱势群体的帮扶与追求企业利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最终让受捐助的贫弱对象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并积极参与到捐助事业中来。

4.激发基层创新精神

“绿色家园行动”在试点中，做到了总结实践经验和完善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建立起红十字会发起，相关各部门配合参与的工作机构，形成了社会发动、媒体推动、爱心互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运行机制。一是积极探索项目监管机制。先后出台了《“绿色家园行动——健康新村”项目管理办法》、《“绿色家园行动——爱心互助金”实施管理办法》及各试点的实施管理细则，从项目论证、申报、审批、实施、验收、审计到后期管护，都制定了规范的程序，重点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发挥效益。二是积极探索长期救助机制。通过设立“爱心互助金”，以村红十字基层组织为依托，以制定村规民约为主要手段，规范和约束村民的行为，实现村规民定、村事民议、村务民管，让基金长期有效解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积极探索工作运行机制。通过开展“绿色家园行动”，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关注和支持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配备必要的人员，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逐步实现省、市、县、乡、村红十字会项目工作五级联动；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基层红十字会组织的工作活动阵地、红十字文化传播平台，发展、吸纳“绿色家园行动”志愿者，成立多种类型的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相应的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发展壮大农村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队伍；四是积极探索动员激励机制。积极倡导城乡对口帮扶、社会单位赞助、企业认捐、设立专项基金、广大群众动手，实行整体联动。通过召开会议、组织参观学习、印制挂历等宣传画、组建慰问文艺队、利用新闻媒体进行专题报道、设置多媒体募捐箱、发放倡议书、建网站、编发简报等形式在全省范围内、全国各兄弟省区红十字会进行宣传发动；聘请奥运冠军、国际影视明星、著名演员歌手等为“形象大使”，通过他们积极参与并广泛宣传推广“绿色家园行动”；抓好“绿色家园行动”专项基金的筹措，先后接受捐款2000多万元设立了“绿色家园行动——助弱解困致残性骨病专项救助金”和“助医项目”；建立项目信息库，以推介“项目”求援助，以实施项目求拓展，以完成“项目”求实效；同时，建立了信息宣传、表彰奖励等激励机制，把开展“绿色家园行动”作为科学发展观解决突出问题的重要手段，纳入红十字会参与省直目标考核内容和对市（州、地）红十字会工作考核内容之一。

三、“绿色家园行动”的启示与价值

“绿色家园行动”在长顺县试点成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由此，“绿色家园行动”作为贵州省红十字系统的重点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推广试点工作，成为全国红十字系统农村与社区的工作亮点向全国推广，并极大地激发了贵州省红十字会深入开展“绿色家园行动”的信心和决心。“绿色家园行动”对推动社团团体参与新农村建设、动员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红十字会作为人道领域的社会救助团体，通过推广组织自身的核心价值，践行宗旨理念，结合本地实际，把符合自身的特色工作同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同社会关注的问题有效结合起来，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直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最盼望的事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以倡导人人平等和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为宗旨使命，在实践工作中取得成功。实践证明，从“三农”问题到巩固党和政府在基层执政地位的需要，从发扬红十字精神到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来看，社会需要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参与社会管理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绿色家园行动”在长顺试点成功后，贵州省红十字会就于2010年12月召开了全省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决定用两年时间在全省9个市（州、地）20个以上县(市、区)开展“绿色家园行动”试点推广工作，为全省全面实施“绿色家园行动”提供经验。

红十字会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社会团体，要有效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要通过价值理念的导入，增强工作的包容性和兼容性，尊重各方面的利益，最终实现多方社会化合作和共赢。

目前，从“绿色家园行动”价值理念和决策目标来看，其“绿色”象征和平、希望、生命，“家园”从物质家园到精神、心灵家园的建设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等价值理念，已经在长顺试点工作中，在社会目标、经济目标、环境目标找到了一种平衡和协调；从工作实践和决策行为来看，为当地党和政府、职能部门、新闻媒体、爱心团体及爱心人士、帮扶的贫弱群众等各个利益群体之间找到了大成某种程度的妥协结合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贵州省红十字会倡导推行的“绿色家园行动”的价值理念一定会被更多的人认同、接受和推动，并积极参与到行动中来。

“绿色家园行动”作为一项新的公益事业，要实现理性、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着眼于工作的长远发展，完善和健全长效运行机制。机制建设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是推进“绿色家园行动”的一个“内生变量”。在试点工作中，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和完善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充分尊重基层的大胆实践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探索、积累了一些“能够学、用得上、推得开”的经验和做法，推动工作在创新中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更是着眼于实施“绿色家园行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进一步挖掘“绿色家园行动”的时代内涵，认真总结前期工作中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把那些好的做法、好经验用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转化为经常性的工作举措，在组织领导、资源整合、协调服务、管理监督、评价激励等方面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罗治雄，原贵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戴斌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水电移民处处长；匡传益，现为贵州省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部长。）

【图书评论】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曲”中发现人道的力量

——《红十字运动：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述评

李欣栩

红十字会作为三大国际组织之一，对世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50多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各国红十字会按照“人道、公正、独立、中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七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其历史与影响引起了各界红会人的关注。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成为全国红十字运动的重要研究基地，在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作为中心的负责人以及资深的红会人，池子华教授更是为红十字运动历史研究与当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6年3月，池子华所著的《红十字运动：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已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窥探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脉络，是作者继《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红十字运动：历史与发展研究》、《红十字运动：历史回顾与现实关怀》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有关红十字运动研究的专题文集。

一

全书34万余字，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关于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部分成果，按照内容析分为“理论探讨”、“文化研究”、“观察思考”、“历史纵横”、“学术评论”及“附录”六部分，既是作者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又是其笔耕不辍、勤勉治学的体现。

首先，突出红十字运动的理论探究。理论与实践是驱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双轮”。在“理论探索”一章中，作者记述了自己阅读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心得体会，以及对“依法治会”的思考。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理事，作者对“十大”报告的解读颇为深刻，在认识到当前红十字事业迎来良好发展机遇期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要直面挑战，并对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创建研究基地、文化建设、改革与创新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其次，重视红十字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红十字会未来五年建设的“核心业务”，更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与之相应，红十字文化建设必将成为认识红十字运动不可或缺的窗口。在该书中，作者亦另辟“文化研究”一栏，评述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回顾与展望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过去与未来，提出“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应当完善文化传播平台”、“依托苏州大学打造理论研究新高地”、“以中国红十字理论研究会为纽带并以开放的心态整合人力资源”等观点。

再次，作者着力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组织学生开展讨论与调研活动，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的瓶颈及突破路径、2011年红十字会救援日本震灾及2014年的国际红十字运动进行多角度审视。例如关于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问题，作者不仅陈述自己的观点，还引导学生围绕去行政化、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改进募捐方式等问题各抒己见，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将其整理成文。

除了对当今红十字事业的观察与思考，作者还徜徉于历史长河中，注重对历史的追溯与探究。在“历史纵横”一栏中，即概述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日俄战灾、江苏辛亥革命中的红十字救援实践、抗日战争时期红十字会救护行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在“孤岛时期”的博爱之举、复员时期的红十字周及中国红十字少年运动等实践活动，探索长沙会战中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第九大队活动，剖析1911年红十字会的“舆论风波”等等。

另外，在第五专题“学术评论”中，作者从综合角度对红十字事业发展中的学术研究予以评论，包括“两论一动”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孙中山博爱思想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及对《吕海寰》一书涉“红”问题的评介和指正等。在整体考察学界同仁研究成果基础上，肯定了理论研究对加快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阐释了孙中山的博爱情怀，从中可见作者对推动今后红十字运动学术研究活动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附录”部分仅收录一篇《中国红十字报》记者的文章——《“故纸堆”中的“淘金者”——中国首家红十字运动研究机构诞生记》，在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对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成立缘由、发展过程作一简明记述。记者用“中国首家红十字运动研究机构”、“‘两论一动’的重要实践者”、“从困境到顺境的跋涉”三个赫然醒目的标题概括研究中心的发展，揭示了研究中心秉持人道博爱精神，攻坚克难，最终以累累硕果赢得社会关注和认可的过程。

二

本书作为池子华教授关于红十字运动研究成果的集萃，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中国红十字事业进行了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现实维度的介绍，并对国内红十字事业未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地反映了红十字事业发展要求。总体而言，本书特色鲜明，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称道：

其一，研究角度多样。该书名为《红十字运动：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不言而喻，书内所载内容既有对历史史实的考察，又有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纵览全书不难发现，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交叉审视中，作者还留心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发展，例如对浦东红十字会组织90多年风雨历程进行探寻。并且，作者还放眼世界，将研究视角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对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日本震灾救助活动以及当代国际红十字运动予以经验总结和客观评析，展现了以“博爱”为宗旨的红十字运动跨越民族界限而在当代国际社会引起的人道共鸣。

其二，观点新颖独特。该书是作者关于红十字运动的专著，其中不乏作者个人独特的见解。例如关于“文化建设”，作者认为要实现“三结合”，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要记录历史，编纂红十字运动通史；要培育人才，创建红十字学院；要启迪未来，创设红十字历史博物馆；要弘扬人道，摄制大型纪录片；要拓展传播渠道，开展征文活动。这些想法是作者多年从事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对当今红十字事业中的理论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其三，资料丰富。该书分六部分，从各专题标题可见，其文章内容涉及面广，有学习国家和政府重要文件的心得体会，有对历史问题的学术探究，有对现实问题的调研、反思和个人见解，有关于红十字运动学术研究活动的总体述评，还有作者和学生针对红十字事业进行互动的讨论记录。而且，作者还在文本中适当地添加部分人物或事件图片。与文字相比，图片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向读者展示所要陈述的内容。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汉口空袭救护”、“加入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等，图文并茂，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其四，叙述完整规范。作为一名学者，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注重表述的完整性、规范性。例如在第一专题中，作者将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与“十大”报告体会逐次列出，共分五篇，层次清晰，多而不杂，将自身对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与发展的所思所想完整地呈现出来，便于读者对其观点的深度解读。另外，在资料使用过程中，除了详细注明出处，更是精益求精，如对《吕海寰》一书在资料援引方面的错误，予以逐条纠正，展现了作者一丝不苟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专业素质。

其五，彰显人道情怀。在追述红十字运动具体事件、人物事迹的过程中，红十字的人道精神亦在作者的妙笔下徜徉，渗透于字里行间。例如，作者不仅追忆抗日战争中红十字会英烈们为国捐躯的光荣事迹，而且高度评价抗战中的红十字运动及其影响，认为红十字旗帜“代表一种崇高无比的理想，吸引无数正直、热爱和平的人们，渐渐地走向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这正是红十字的精神，彰显了跨越国界、种族、信仰的人道的力量。”而作者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历史的关注、对当今红十字事业的关怀，亦可谓其自身人道情怀的体现。

三

阅读该书，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学术研究之余，正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问题，对当今的红十字研究及中国红十字事业乃至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其一，对红十字运动研究具有启发性。一是对红十字问题的研究要有理论探究，也要有实践考察。作为一部红十字运动研究著作，该书不仅收录了作者对当代红十字事业的思考及对红十字运动历史的探究，还以高校学生为调研对象，在分析调研结果基础上对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作者立足于现状，通过调研了解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当今红十字理论建设启发颇多。二是对红十字人物的研究除了“精英”路线，还应关注普通大众。红十字运动传入中国后，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作者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运动时，除了沈敦和、林可胜等“大人物”，还提及许多“小人物”，如刘祁瑞、罗店四烈士等，记录他们的事迹，肯定他们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做出的贡献，让红十字精神在他们身上越发凸显。

其二，对红十字会改革创新有借鉴价值。中国红十字事业要直面挑战，也要抓住机遇。诚如“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正面临重重挑战：公信力建设任重道远、正本清源任务艰巨、对待理论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对此，作者条分缕析，针对不同的问题陈述个人观点，提出可行建议。例如作者从理论研究、红十字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角度切入，指出创建研究基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并认为基地运行应依托高校及科研机构、须以课题为导向的经费支持且每年要举行经验交流研讨会。再如，作者对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参与中国红十字事业以及当今国际红十字运动动态的关注，均利于引导中国红十字运动融入国际环境、走向世界舞台，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对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及社会和谐大有裨益。著名慈善家卢德之先生在谈及中国慈善事业与社会发展时，认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对国内而言，一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二是有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促进社会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就红十字会而言，红十字事业虽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事业有所区别，但其大爱无疆的人道品质对于组织善行、唤醒良知有引导作用，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消解。该书所收录的文章，既有作者独著而成者，又有其与学生、友人合作而成者；既有其对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独到见解，又有其研究团队尤其是学生的看法。且不说这些学生的看法是否合理，仅从参与写作、调研或讨论的角度说，这些学生在活动中难免受到人道精神的熏陶。这对于博爱精神、慈善观念在青少年中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推动“慈善共享”的有效实践。

总之，该书作为池子华及其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又一理论贡献，对中国红十字事业多有裨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四辑）》评介

欧贺然

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由池子华、阎智海主编的《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四辑，于2016年8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编纂者不辞辛劳，查阅晚清民国时期沪、苏、锡、渝四地报纸数种，辑录其中有关红十字会人道活动的资料，以期进一步丰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史料宝库，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发展。

一、资料来源

近代以来，中国的报业日益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有着全国影响力的报纸。上海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祥地，也是近代报刊业最发达之地，著名的《申报》、《大公报》等都创刊于上海。20世纪初，在上海报业的影响下，周边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地，先后创办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报纸——《吴语》、《锡报》、《新无锡》、《无锡新报》等。这些报纸在报道全国性事件的同时，其关注的重点更倾向于本地新闻，特别是对本地红十字会成立后开展的人道活动，报道更为细致详尽。

《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创刊于上海，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编。该报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以刊行新闻为主，针砭时弊，揭露君主立宪骗局，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满清政府，积极报导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反对南北议和，鼓吹北伐，介言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并发起社会主义的讨论，刊登了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等文。1913年，“宋案”发生后，率先公布袁世凯刺宋真相。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该报被迫停刊。

《吴语》，1916年10月在苏州创刊，总理马飞黄，总编辑胡秀龙。1920年以来，因戚饭牛、胡觉民等编辑协助，《吴语》的办刊风格有所改变，尤其是对本地新闻的报道迅速而详实。1928年，《吴语》更名为《吴县日报》，原报名《吴语》作为副刊，日出一张，由胡觉民任主编。《吴县日报》是20世纪30年代苏州销量最大的民办报纸。1937年苏州沦陷后，报社被毁，报纸停止发行。

《锡报》，1912年在无锡创刊，是民国时期无锡出版时间最久的一份地方性报纸。其前身为《锡金日报》，由秦毓鎏、孙保圻等集资创办。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锡金日报》由蒋哲卿、钱湘伯接办，并于次年改组为《锡报》。该报在办刊中曾两次停刊，第一次停刊于1913年8月，于1916年7月复刊，并由吴观蠡接办；第二次停刊于1937年11月，抗战胜利后由徐赤子接办，1946年3月再次复刊，1948年10月《锡报》最终停刊。

《新无锡》，1913年9月11日由杨寿杓在无锡创刊，李柏森为新闻部总主编，宋痴萍、吴观蠡为编辑。该报内容、形式均与《锡报》略同，注重刊载本地新闻，抗战爆发后，该报遂停刊。

《无锡新报》，1922年9月1日创刊于无锡，由李柏森任社长兼主笔，冯云初为报社经理。其办刊宗旨为“贯彻社会教育、祛其旧染之污，而促之日新焉”，虽办刊时间较短，但是颇具地方特色。1925年，该报因针砭时弊，得罪豪绅，被迫停刊。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苏州、无锡相继沦陷，当地报纸也先后停刊。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全国各地的报业、报人也相继西迁，由此推动了武汉、重庆两地报业的发展。1938年，共产党在武汉创办了《新华日报》，后迁至重庆，该报系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该报宣传了中共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民主进步的主张，报道了大量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伟大史实，而且刊载了很多抗战期间红十字会的人道活动。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1947年2月28日，该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停刊。

二、内容概况

本书收录资料内容详实，再现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发展过程中在组织建设、战争救护、难民救济、募捐筹款、卫生防疫、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等方面的内容。

组织建设方面：首先是详录地方分会的筹建过程，使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推广过程跃然纸上。1924年8月，陈尔同、刘士敏等人，“因鉴于江浙风云日趋险恶，特将昔年已与上海红十字会磋议设立无锡分会之案旧事重提，倡议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无锡分会”。《新无锡》《锡报》《无锡新报》上均详细介绍了无锡分会成立过程的内容。其次，关注红会的组织管理，关于人事任免、建章立制的消息屡见报端。《新无锡》上连续刊载的“红会办事处记事”，对无锡红会的人员调动及主要职务详细介绍；“改选后之吴县红会”“外跨塘之现状”“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通告”等消息对吴县分会的建制过程多有记录。对任何团体而言，完善部门结构，健全组织运行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红十字会亦是如此。此外，还有对红会章程、细则的介绍，如“中国赤十字会临时章程”“中国赤十字会临时章程（续）”“中国红十字会无锡分简章”“中国红十字会分会通则”“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等。这些都反映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管理的民主化、规范化及公开化。

战争救护和难民救济方面：众所周知，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兴起源于战争，战地救护是红十字运动的重要任务。《民立报》《锡报》《吴语》等报纸通过对战争形势及红会活动的跟踪报道，记述了红会的救护过程，展现了红会人员的博爱精神。“武汉用兵，伤痍必惨”，张竹君组织中国赤十字会，出发战地，“尽女子看护救伤之职”。无锡分会会员蔡虎臣等人组织救护、治疗、救济、掩埋等队，“同尽救护义务，实践互助主义”。吴县还设立伤兵收容所，继续救助受伤兵士。江浙战争中，无锡分会救助嘉定、安亭、宜兴、太仓等地的难民，设立收容所，供给衣食、药品等，在战争结束后帮助他们重返家乡。抗战期间，武汉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难民起见，组织救护、担架、掩埋等队伍。红十字会创立的宗旨，最初是为救护战争中的伤者病者，但其后逐渐推广到战时、平时的灾难救济，包括天灾、意外等种种的不幸。红十字组织尽其最大的努力，帮助处于种种灾难中的人们，使他们摆脱困境，走向幸福。

募捐筹款方面：为克服资金、物资不足的困难，红会不得不通过开展各种募捐活动，吁请绅商各界慷慨解囊。《民立报》有大量关于募捐的报道，辛亥之役，“战状至惨”，中国红十字会前往战地，进行救护，但是“经费未充”、“药料、械具多未筹给”，故“望海内外大君子、大善人本恻隐之怀，发慈悲之愿，慷慨输捐”。此外，也有热心人士自发捐助，如“有迎贵茶园诸艺员热心义举，定二十一日晚间演剧，即以所售券资，除开支外，悉数捐给”。《民立报》连续刊登了43份红十字会收捐清单，对收到的捐款列以清单，刊登在报纸上；《吴语》不仅登载了捐款清单，还将民众所捐助的物资，如衣服、被褥、袜子、鞋子以及稻米、柴火等都详细介绍。一方面显示了捐款的公开透明，表示对捐款爱心人士的感谢；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激励社会各界慷慨解囊。

卫生防疫方面：红十字会以消减人类灾难，增加人类幸福为宗旨，卫生防疫方面的工作主要有灌输卫生知识、提倡公共卫生、准备药品等。1924年9月22日《吴语》刊载的“大可注意之劫后卫生”一文中写到：“一、劝红十字会将战地伤亡未殓尸身，务速会同当境善堂，刻日埋葬义冢……三、劝战地下游各境居户，宜食井水，少食河水，或多备水缸接受天水，俾作食料，以卫劫后余生。其熟食店铺，用水尤宜格外注意，又鱼虾蟹蛤等，均宜戒食”。此外，吴县分会为预防疠疫，设临时时疫医院，并设立分院六处，医药分文不取，不分昼夜，随到随诊。

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方面：近代以来，中国战争迭起，伤兵载道，难民遍野，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战争救护以及灾难救济刻不容缓。而对于战争救护，一方面政府准备不足，中国军医制度落后，医务专门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医药材料极度缺乏，运输困难，致使难以应对救护伤兵之工作；虽然中国红十字会在战初，即全力以赴推动神圣的救护工作，但其时仅仅为普通赈济机关，组织小，人员少，救护情形之困难不难想见，故中国红十字会需要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助。国际红十字组织秉持人道宗旨，着力于国际间的交流协作，相互扶持，不分畛域，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予中国大量援助，《新华日报》中有大量记录。如“社论——展开世界援华运动”“各国同情我抗战，协助中国防疫事业”“德红十字会运药来华”“美红会募款援助我国”“英法医生来华参加红十字会工作”等。《新华日报》中关于红十字会的消息，几乎都是关于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的，特别是记录了英美等国对华的物资、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既帮助了中国军民，提升了中国红会的救护能力，同时又加强了中国红会与其他国家红会的联系。

三、特点突出

作为集体劳动的结晶，该书内容详实，特色明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时代特征明显。该书在资料编排上以时间为序，这种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的排列方法，缕述20世纪初以来的与红会有关的历史事件，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勾勒出了中国红会和地方分会兴起、发展、成熟的过程。此外，该书内容较多涉及战争中的红会救助活动，凸显近代中国社会战争迭起、灾害频仍、疫病流行的特征。

其二，各报的侧重点不同。《民立报》既有对红会历史的介绍，也有募捐广告，但是其主要关注点还是社会各界对红会的捐助，该书中所辑录的《民立报》中的红十字资料大半是关于收捐清单的内容；《新无锡》《无锡新报》《锡报》的大量内容涉及无锡分会的战争救护和对难民的救助，突显了无锡分会的人道救助精神；《吴语》则是关于吴县分会的活动，介绍了吴县分会在战争救护以及时疫防治工作方面的突出贡献；《新华日报》侧重介绍各国红十字会对中国的援助情况，还有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员发展以及救护培训等内容。《民立报》和《新华日报》介绍的内容更加全面，涉及中国红会的全局，而《新无锡》《无锡新报》《锡报》《吴语》则是对地方红会的活动的刊载，所涉及的内容较为集中于某一方面，如战争救护、时疫防治。

其三，内容较为丰富。该书既有总会信息，也有分会信息；既介绍国内红会，也介绍国外红会；既关注战争救护、难民救济，又关注时疫救治；既有对内组织建设，也有对外交流等，从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红会的发展概况。《民立报》中还有关于女性的介绍，“大陆初秋——热血磅礴之女国民”，歌颂女性的爱国情怀以及善于从事红十字看护事业，对红十字会中的女医生、女护士和捐助红十字会的女艺人也给予了高度赞扬。

其四，注重学术规范。作为一本资料集，该书辑录的每条资料之后均注明原载各报的年、月、日。资料的标题按照原标题照录，尽可能不做改动，仅对原标题过长者做必要的精简。资料内容按原意分段，并按现行规范加上标点，纠正错字，标明多字或少字及无法辨别的字。辑录过程中对重大史实的考证和对相关人名、地名的考订严谨而精确，难能可贵。这一精益求精、讲究学术规范的品质，既体现了编者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又提高了该书资料的准确性，增强了其学术意义。

四、学术价值

该书所收录的每一条信息都与红会相关，如上所述。该书所辑资料内容较为广泛、全面，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资料。通过比较报刊中红十字信息数量的多少、时间段的分布、内容性质的差异、消息所涉及地区等因素，可以分析红会与大众媒体关系的亲疏远近、信息公开程度、不同地区红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等。

当然，该书亦有不足之处，如有些地方标点漏加，“红会新消息”（第138页）这则消息中，“所有各界热心慈善家认定”后要加逗号。该书章节体例上，是按照报纸分类的，如果按照内容划分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虽不是尽善尽美，但瑕不掩瑜，该书既丰富了读者对沪、苏、锡、渝等地方报纸的认识，同时又为研究红十字运动提供了史料，有助于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