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找准“结合点”  开辟“新渠道”

——关于拓宽红十字会法传播渠道的思考……………………………………………池子华

【观察思考】

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历史责任和现实意义……………………………………秦红梅

【历史研究】

救护济善之路——记汤蠡舟在贵阳图云关的日子里……………………………………汤章城

【专题研究】

增强法律意识  构筑红会防线——《红十字会法》宣传活动回顾……………………钮雅雯

【图书评论】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六辑）评介……………………………………………丁泽丽

制度建设：诠释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新角度

——《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评析……………………………………………崔龙健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郝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找准“结合点”  开辟“新渠道”

——关于拓宽红十字会法传播渠道的思考

池子华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已于5月8日正式施行，宣传传播红十字会法，成为各级红十字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心工作。如何寻找“结合点”，开辟传播“新渠道”，对实现多方位立体传播红十字会法至关重要。

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重要文件的宣传相结合

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点赞”红十字会，尤其在会见“十大”代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我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这支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对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红十字事业的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为红十字会工作专门下发的第一个文件，这种前所未有的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红十字事业的重视、关怀与支持。

红十字会法将这种重视、支持“法制化”，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宣传传播红十字会法，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有机结合起来，是必要的。

与世界红十字日相结合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何时正式施行新版红十字会法征求红十字会的意见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议把5月8日作为施行日期，得到了法律委员会的赞同。这样的安排非常睿智，也为红十字会法的宣传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氛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是红十字会的盛大节日，各地红十字会会举行各种活动，弘扬红十字精神，传播红十字文化，展示红十字运动成果，以纪念“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将红十字会法施行日期与之有机结合起来，宣传普及效果倍增，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还应该强调的是，1948年世界红十字日确定以来，并没有统一的主题，自1961年以后，国际红十字协会才每年提出纪念活动口号。直到1996年，各国红十字会在本国公众活动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主题，给予世界红十字日一个新的方向，赋予“世界红十字日”全球性的意义。历年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有“保护人类生命和人类尊严”“保护战争受害者”“人道——团结起来共御灾害”“人人享有尊严”“红十字在行动——关爱生命”“捐献骨髓 关爱生命 展示人道力量”“处处为人人”等。今年，不少地方红十字会以“红十字会法与你同行”为主题，作为活动主题口号，产生了一定的放大效应。这在以后的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中，可以进一步吸收借鉴。

与“两微一端”相结合

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在红十字会法宣传传播过程中无疑扮演重要角色，不容忽视，但新媒体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的优势，日益受到青睐，其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微信、微博和客户端，应用广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将红十字会法传播与“两微一端”结合起来，可以有效拓宽传播路径，提高知晓率。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令人欣喜，但不可否认，目前红十字会法的传播范围多局限在红十字会系统内，“体内循环”现象突出，社会关注度不高。如何让红十字会法走进千家万户，关键在于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创新，这是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把“两微一端”做得更好。

日前，全国首款红十字主题游戏——“指尖上的红十字”正式登陆上海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这是上海市红十字会借助时下流行的微信平台，进行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的一次新尝试；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借助微信公众号于5月4日至8日共同举办“五八世界红十字日首届最酷小红人挑战赛”，设参与奖3333名，把红十字会法与红十字运动知识传播融汇到一起，超过5万人参与挑战；不少地方红十字会通过微信推出有奖问答等形式，传播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普及同样可以借助这样的新形式，为宣传传播插上翅膀。

与业务工作相结合

红十字会法赋予红十字会9项职责，依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本身就是对红十字会法的传播与实践。

红十字会可将“三救”“三献”作为载体，将红十字会法的宣传传播贯穿其中，以加大传播力度，扩大影响范围。比如“三献”工作入法，是新版红十字会法的一大亮点。红十字会法明确规定，“红十字会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工作”。我们在传播过程中，至少要让公众知晓这只是红十字会法定职责之一，红十字会也不是“三献”工作的主体，而是“参与者”。宣传、推动、协调、见证、表彰，是红十字会担当的“角色”，从而使公众对红十字会法有较深入的了解。

与文化传播相结合

不少地方红十字会成立了宣传传播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新闻与传播工作委员会、新闻传播志愿服务队等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十字运动知识，传播红十字文化，红十字会法自然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这些团队组织宣讲团的做法也值得借鉴，总会组织了专门的宣讲团，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同样可以组织。这些宣讲团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广泛宣讲红十字会法，可以大大提升公众知晓率。举办知识竞赛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借助《中国红十字报》以及新媒体，举行大规模的红十字会法知识竞赛，建立激励机制，对优胜者进行表彰奖励，同样收到了可观的效果。

文化传播的渠道很多，我们还应不断挖掘、构建更多的传播介质，所谓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就是要创造多样化的传播载体，助力红十字会法的传播。比如重庆市红十字会4月26日开出的“新红十字会法宣传专列”就很有创意，在重庆主城1号线、2号线、3号线和6号线等5条轨道交通干线，每列轨道车车厢内的横幅广告、海报栏、吊旗等位置都贴上了“新红十字会法”公益宣传的海报，效果显著。

与典型案例相结合

新版红十字会法的亮点之一即新增“法律责任”一章，规定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抑或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只要违反红十字会法中的相关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红十字会法由“软法”成为真正意义的“硬法”。

不过，应清醒地认识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有违法现象的存在。红十字会法的宣传传播，可以结合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

如2005年，西安光中影视公司制作的电视剧《红十字背后》，未经授权片中多次使用红十字标志，而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告上法庭。2006年经法庭调解达成谅解，《红十字背后》改名《背后》播出，并赔偿中国红十字会人民币1元。光中影视公司负责人赵安在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以1元钱赔偿，主要是希望引起大家对滥用红十字（标志）的重视，我们也愿意声明，希望该剧不会对观众有所误导。而且为了维护红十字法和红十字标志使用权，我们特别捐出1万元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通过典型案例的剖析，可以使公众知法、懂法、用法，自觉维护红十字会法的权威与尊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违法案例依然存在，希望红十字会会同法律界人士进行追查，消除负面影响。

知法、守法、用法、护法，为红十字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红十字会法宣传传播的目的所在。只要各级红十字会群策群力，上下联动，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历史责任和现实意义

秦红梅

2017年2月24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红十字会法修订案。2017年5月8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修订案明确：红十字会“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红十字参与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一时成为两会热议的焦点和媒体关注的热点。

一、红十字参与器官捐献事业的历史沿革

器官移植是20世纪医学领域的重大成就，是挽救终末期脏器衰竭患者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唯一有效手段。21世纪以来，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迅速发展，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在2010年以前，我国还没形成健全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分配和管理体系，尤其是曾对死囚器官的使用，一直被国际社会垢病，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

 2010年3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赋予的职责并接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以下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开展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积累了经验，探索建立了人体器官捐献的组织机构、工作机制、规章制度、工作队伍、信息平台、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逐步形成科学、公正、高效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促进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更好地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

仅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市红十字会1997年就开始参与宣传和推动本市的遗体捐献工作。2004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员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施行《重庆市遗体捐献条例》，2016年5月1日《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正式实施。

从历史数据来看，在红十字会没有参与宣传推动之前的最初几年，每年接收遗体人数仅为几例、十几例、几十例不等，根本无法满足医学教学和临床科研的需要。而在红十字会参与宣传推动以后，仅在2016年，就实现遗体（角膜）登记1628人，实施捐献遗体（角膜）485人，角膜救治人数281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重庆市红十字会已在全市设立53个遗体器官捐献登记站，全市共登记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16047人，实施遗体角膜捐献3369例，其中实施角膜捐献1665人，让2236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就不可能挽救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倡导和推动器官捐献与“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红十字会宗旨相一致。器官捐献者大爱奉献，体现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精神契合。器官捐献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无偿献血液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捐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传统的组织优势和工作优势。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强化了我国开展这项事业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总量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16年我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约13000多例。但据国家卫计委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约有50万登记透析的病人，估算有移植适应症的应该在30万左右。其中在国家器官移植分配系统中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万多人，等待移植的患者并以每年净增长4000到6000例数量递增。在等待移植的患者中，平均每月有36名患者因为等不到器官而离开人世，其中包括 2名儿童等待者。面对如此大的供需矛盾，如何才能让公众理解、认同、支持器官捐献，自愿在逝世后器官捐献，挽救他人生命？ 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器官捐献事业与红十字人道宗旨高度契合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大爱的体现，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造福人类，是“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体现，是崇尚科学、移风易俗的文明行为。这也是我国让红十字会介入器官捐献的根本原因，为了落实无偿原则，需要由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组织在捐献者与移植医院、接受者之间建立互盲机制，从而遏制器官买卖或变相买卖，让器官捐献成为阳光事业。

红十字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积极参与器官捐献体系的建设，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的创新，与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保护生命与健康”的宗旨高度契合，使之成为一个公开、公正、公平、阳光的事业。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红十字会建设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发挥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作用，也是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实践。不仅体现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思路、新要求，也反映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创新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8月，陈竺会长在北京会见了国际伊斯坦布尔宣言监管组织（DICG）主席、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前任主席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先生一行时，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先生对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在中国器官捐献工作体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充分认可。  

2016年10月17日，2016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高度重视，我们探索建立的以红十字会为第三方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的中国模式是积极有效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大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高度赞扬中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进展，她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按照严格的政策要求，积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见证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三、红十字参与器官捐献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中国红十字参与推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具有法律和政策依据。

一是有国务院法规授权依据：国务院第171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自2007年5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第一章第四条明确规定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

二是有国务院政府主管部门授权依据：2010年1月25日《卫生部关于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有关工作的函》，明确了红十字会“5+2”的工作职责，即：负责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缅怀纪念、救助激励；负责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队伍并负责开发和维护国家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建立国家人体器官捐献者资料数据库；负责设立并管理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等。

三是有国家政策依据：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积极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能，加强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遗体、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探索在省级以上红十字会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为捐受双方提供必要的人道救助。要充分尊重捐献人的意愿，按照公平、公正、科学的要求，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捐献人及法定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有国家法律授权：即将于5月8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修订案明确：红十字会“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自此，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明确为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

五是有机构职责授权：2010年9月起，总会和卫生部共同向中编办申请，积极推动成立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尽管国家目前严格控制机构设置，考虑到这项全新工作的重要意义，经过多方协调，中编办、财政部还是给予了大力支持。2012年7月6日，中编办印发《关于设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12〕151号），同意设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要负责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励、缅怀纪念及信息平台建设等相关工作。目前，全国已有、18个省市出台了遗体器官捐献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1个省（区、市）红十字会成立了省级管理机构，17个省（区、市）红十字会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国务院《意见》中将器官捐献工作明确为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之一，为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并且国家层面上也成立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这些都充分说明国家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同时也显示着，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四、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1月以来，经过卫生计生委和红十字会的积极配合和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科学可持续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在普通公民中初步建立起器官捐献的理念，大大提升了我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国际形象。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3月12日，公民志愿捐献登记223807人，已见证成功捐献10850人例，已救治器官衰竭患者29850人。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数量已位于亚洲首位，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和巴西，位居第3位。

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器官捐献的广泛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2015年4月15日在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器官捐献传递了人间真情，彰显了美德善行，本身就是提倡和弘扬核心价值观。中办、国办2013年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号召党员干部带头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对于宣传和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器官捐献具有特殊的精神文明属性，宣传动员工作非常重要。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建立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开发网站和公众微信号，在全国建立了10个宣教基地，5000余人的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伍。重庆市红十字会也在开展器官捐献社会宣传方面做出了一些创新和尝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2016年10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云南水富成功举办“为爱奔跑•生命接力”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主题宣传活动和“讲生命延续的故事”主题晚会。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工作负责人，器官捐献协调员、志愿者等300余人组成宣传方队参加赛事；央视制作器官捐献公益广告宣传片《妈妈的心跳》感动全国，传递器官捐献理念；重庆市红十字会也加大对器官捐献公益宣传广告的投放力度，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投放公益宣传片和公益广告节目，在城市公共交通如公交车身、轨道交通站台等投放大量公益广告，积极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器官捐献者感人的故事，组织开展器官捐献公益摄影采风活动，引导器官捐献宣传进街道、进社区、进学校、进医院、进区县。

红十字会积极履行捐献登记和协调见证的职能。目前，红十字会共举办全国性协调员培训班24期，培训2000余人，编印培训教材，培训内容包括政策法规、红十字运动和志愿服务、器官捐献与移植基础知识、潜在捐献者评估和维护、器官获取、伦理、心理以及COTRS、登记系统使用等知识，通过加强协调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已逐步打造形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协调员队伍。

通过这支队伍的奋力开拓，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不断攀升，从2010年登记人数为1087人，到2016年登记人数为104538人，各种渠道报名登记器官捐献志愿人数，比2015年度增加了三倍多，器官捐献完成例数、志愿登记数和社会的知晓度与公众支持参与程度明显提升。遵循政府授权，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见证过程，从家属意愿的沟通协调到家属告别仪式和捐献手术前的默哀，以及捐献手术后的遗体的善后处理等等环节，处处体现了对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尊重，担任“捐”“受”双方的联系，传递了关爱。

红十字根据器官捐献中人道救助的客观需求，建立了人道救助机制。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只有美国的个别州规定，给捐献者家属300美金的补偿，其余国家的器官移植立法一般不会提到金钱补偿的问题。我国的国情比较特殊，据目前器官捐献案例分析，器官捐献者95%以上都是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每个捐献者家庭或多或少地都面临着巨额医疗费的负担，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等等实际的生活困难，有一定的人道需求。

以重庆市这几年来开展的160多例器官捐献者家庭状况分析，90%以上的捐献者及其家属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包括巨额医疗欠费、子女抚养和教育，老人赡养和治病，特别是失去青壮年劳动力的农村家庭，经济支柱突然倒塌，整个家庭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规定，探索在省级以上红十字会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为捐献者家庭提供必要的人道救助，既符合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也是对捐献者家庭在失去亲人、家庭遭受重大变故的人道关怀，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器官捐献的人道救助不是器官买卖，也不是补偿，更不是有偿，体现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器官捐献者家庭的人道关怀。这个工作只能由红十字会来实施，不能由移植医院直接跟捐献者家庭谈救助和补偿，从根本上杜绝了器官违法交易和买卖的行为。

积极开展对器官捐献者的缅怀纪念工作。从2013年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每年都会在清明节前后组织举办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缅怀器官捐献者。目前，全国有26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建有纪念馆、纪念园、纪念碑、纪念树、纪念林等，捐献者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碑上。

在清明节、5.8世界红十字日期间，全国红会系统都会组织捐献者家属、红十字志愿者等到现场进行追思缅怀和祭扫活动，表达对捐献者的崇敬之情。2016年3月，重庆市红十字会发起“博爱山城 纸鹤传情”网络祈福活动，仅半个月便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以及香港地区的志愿者通过网络发来的祈福，还有来自加拿大、法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葡萄牙、孟加拉、韩国、迪拜、越南、新西兰、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发来的祈福，活动参与人数逾10万人，收到千纸鹤8万余只。这些千纸鹤从四面八方被悉数送到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园，用于2016年4月1日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日当天的纪念活动现场。

为了更好地为器官捐献者提供殡葬服务，重庆市红十字会联合爱心企业签署了公益殡葬战略合作协议，为捐献者提供了一些免费殡葬服务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联合成立了全国首支为遗体和器官捐献者提供殡葬服务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在红会的积极争取下，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免除人体器官捐献人基本丧葬费用的通知》（渝民[2016]161号）。《通知》明确了该项惠民政策的对象为重庆市行政区域内自愿、无偿捐献人体器官、角膜的捐献人。对符合条件的，按照免除基本丧葬服务项目，捐献人可以享受1500元以内的基本丧葬免费服务。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说过，“器官捐献是爱心奉献，捐献的器官是稀缺的公共资源，要促进阳光公正，让器官捐献与移植从第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都充满人性的光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修订案明确遗体和器官捐献成为红会的法定职责，这是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既是对红会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今后工作的最大支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和快速发展时期，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也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使命和“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引领我们开展的“三救三献”核心业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我们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用发展的眼光、国际的视野，包容的心胸，敢于担当、敬业奉献，努力提高红十字会在全社会的认知度和公信力。   

（作者系重庆市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副部长）

救护济善之路

——记汤蠡舟在贵阳图云关的日子里

汤章城

    1942年9月5日，由于林可胜多次请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职务，总会派已任救护总队部副总队长的汤蠡舟由重庆前往贵阳办理交接，并由总会常务理事王晓籁自昆明往贵阳监交。此后，林可胜专任远征军军医视察总监，负责中国远征军的救护工作。当时，暂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潘小萼兼代总队长一职。

    1943年4月8日，由时任中国红十会总会秘书长的胡兰生兼任救护总队部总队长，同时设副总队长3人，由汤蠡舟、倪葆春、朱润深担任。

（汤蠡舟夫妇在贵阳图云关）

    根据救护总队部编制表设计，救护总队设总队长1人，由总会秘书长兼；副总队长2 - 4人，其中有2人以兼任本部驻外办事处主任任用。当时，兼任总队长的总会秘书长胡兰生多数时间在重庆办公，倪葆春常驻昆明，朱润深常驻柳州，救护总队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常住贵阳的副总队长汤蠡舟主持。 从1943年10月开始出版的《救护通讯》中可见此状。我们家也就此结束了几年来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分居各地的生活，定居于贵阳市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汤蠡舟是从一名基层的救护队长，逐步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领导责任的。 

    1932年初，第一次淞沪会战期间，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第7救护支队队长及其伤兵医院院长；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医务组副组长，第十一救护医院院长，后转驻松江改为第一重伤医院院长；1937年10月，已经由南京西迁至湖北汉口的中国红十会总会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他担任中路西线的第14队队长；1938年6月，救护委员会迁至长沙后，救护总队部成立，他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第9中队中队长。

    1940年秋，王晓籁的视察报告中提到“江西吉安为第三大队部所在地，大队长汤蠡舟。汤大队长为人中正和平，其所辖各队，人事纠纷尚少”。对于各大队的状态分析“各大队情况，以第三大队为最佳，第四大队次之，第二大队又次之。”1941年9月，他被调往四川重庆，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1942年8月，汤蠡舟开始担任救护总队部副总队长。   

    1943年10月开始，直到1945年6月，共计40 期的《救护通讯》，以及汤蠡舟撰写的工作报告概括性地反映了他在图云关期间的主要经历。根据他的“救护工作第八年”一文，救护总队部的主要工作可以总结为医务、材料、运输等三个方面。医务方面包括：加强救护设施、派遣医师入印（指远征军-作者注）、成立战区医院、发展俘虏卫生、辅助军阵防疫、普遍保健示范、检诊出国军人、协办社会福利等；材料方面包括：充实材料贮备、努力制药生产等；运输方面包括：提高运输效率、力谋燃料自给等。

一、救护队调配

    救护总队部最重要的工作当是根据战场形势的千变万化，及时调整救护队的配置和调配救护人员前往战线最需要的地方去。到1942年，基本上已经形成每一战区配属一个大队，每一大队配属五个中队，每一中队下辖两个区队，贵阳置预备大队一个，暂编十个中队的格局。视各战区大队任务之需要，适时拨归使用。西南战区，为反攻缅甸以通国外路线之基地，开辟远征军救护领域，于昆明设办事处，并增设大队，由副总队长倪葆春兼任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指挥，积极配合远征军之部署。

    每期《救护通讯》开篇就是“救护设施”栏目，专注报道战局的变化以及各医疗大队、中队和区队的调配。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正处于从战略防御的相持阶段后期转而进入战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1943年12月下半月，自常德大捷以后，仍侧重于长江南岸及滨湖一带，第六大队所辖原设湖南桃源的医疗区队，在桃源失而复得后，又随军跟进桃源原地设置。第九大队所辖原设江西三地的3个医疗区队都调赴长沙集中。1944年2月底开始，为加强救护作业，并提高医疗效率，于每一战区成立巡回医疗示教队一个，择其成绩优良之医疗中队予以改编，以增进观摩之效；为配合空军救护之需要，经饬第六、第八大队酌调医疗队，分设湖南芷江和四川新津。1944年4月，敌寇近自关东抽调军队集结华中，似有伺隙窥企图，经饬第四、第六、第七、第九大队，密切注意敌情，严密部署，遂行战地救护之任务。1944年5月，中原鏖战日酣，本部配设第一战区各医疗队，正奋勇随军进行战地救护，其中涉及设在河南叶县、洛阳西宫、湖北均县等地医疗区队的动态。1944年6月上半月，中原战场，滇缅反攻，以及第四次湘北大战再起，敌寇复有窥视粤北企图，一时情况紧张。第九大队现移设湖南衡阳，并于湘潭设置前进指挥站，担任指挥湘北前线救护事宜。1944年7月，湘北方面，我军确实抑制敌人攻势，敌屡以强大兵力，猛扑衡阳，历经月余，迄未得逞。粤北方面敌亦徒劳无功。滇缅方面，我军续有进展。而中原方面，敌人无力再战，渐趋沉寂。缅北方面，本部原经派往印缅工作之外籍志愿医师10人，仍协助盟军，进行极艰苦之野战救护。1944年10月，近来国内战事重心，渐集中于湘桂路。第九大队部原设湖南长沙，嗣转进至衡阳、东安，现移设广西桂林，担任湘桂线救护之指挥工作。1944年11月，桂境战事剧烈，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本部所属医疗队现正棉密配备于黔桂、湘黔两线，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第四大队部设广西河池，指挥黔桂线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调前移贵州独山第九大队部转往湖南芷江，指挥湘黔线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1944年12月，湘桂战事渐向黔境推移，敌骑自宜山、串河池、下南丹、扰六寨、陷独山、逼都匀，攻势极锐，旋经我军反攻,一如风卷残云,于是独山、六寨、南丹相继克复，攻抵河池。当此一进一退之间，派设黔桂线工作第四、第九大队所属各医疗队，始终随军进退，进行极艰苦之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未离岗位一步，损失虽巨，精神一贯。至滇缅方面，我军迭获进展，第十大队配设该线医疗队及手术队，均随军推进，积极开展工作。1945年1月，国内战事重心，转趋粤汉路，广东曲江，湖南柳州同时展开巷战，配在粤汉线第七大队所属8个医疗区队，均随军配合军事，进行极艰苦之救护工作。现第七大队部及其所属医疗队，正向江西大庾一带转进，继续展开工作。1945年3月，滇缅方面我军收复腊戊，本部所设该线工作第十大队所属各医疗队及手术队，均密视军情，随军进展。1945年3月下半月，豫南鄂北剧烈战斗，第五大队部设湖北均县，并于鄂北方面由第六大队部就近抽派医疗队协助工作。粤赣边境战事已趋沉寂，本部原设广东曲江第七大队，现已移转设置湖南汝城。正集中所属各医疗队，重新配备，分派工作。1945年5月，医疗队开始实施裁编，在不妨碍救护之范围内，酌于栽减单位，充实固有机构，以期增进工作效率。第三和第七两个大队合并，共裁去10医疗区队；第四和第九两个大队合并，共裁去7个医疗区队；第五大队撤销；第六和第八两个大队合并，裁去医疗区队4个；第十大队裁去医疗区队3个；预备大队裁去医疗区队2个；第三和第六战区医院撤销。湘西鏖战,敌全面溃败, 第九大队设湖南晃县，该方面医疗队始终配合军事需要,进行战地救护,并办理难胞医药救济,为配合大陆反攻，救护总队正进行编组流动手术医院，加强战地救护，此项计划，呈经核定后，即付实施。1945年5月，为配合我军大陆反攻，经重新调整医疗队部署，并决定于全国设四个医疗大队，以任指挥，第一大队设云南昆明，任西南区救护之指挥；第二大队暂设湖北恩施，任西北区救护之指挥，准备向平汉线及黄河岸推进；第三大队暂设福建邵武，任东南区救护之指挥；第四大队暂设贵州独山，任中区救护之指挥；预备大队仍设贵州贵阳，控制医疗队若干个，以资策应。1945年6月，经湘西大捷后，我军续以桂北桂南获得辉煌战果。桂南克复南宁，桂北收复金城江。现有南越宾阳、迁江，北攻宜山，两路直下柳州之势。本部为配合善后救济总署之计划，办理收复区民众医药救济，业经派6个医疗区队，前进至广西南丹一带，积极开展工作。其中两个医疗区队，正跟进至宜山途中。本部为策及战后工作之开展，当我军大陆反攻至前夕，依照以下工作方针，努力进行。1、战地前进救护；2、收复区民众救护；3、各大城市红十字会分会诊疗所之设置等。东南沿海，自我军收复福州以外，浙江瑞安、温州亦相继收复，第三大队现正督饬所属各医疗区队，密视军情，配合作战部队进行战地救护。

    从救护总队部上述报道可知,战役或战斗的特点是时起时伏，地域不定。因而，医疗队的配置，依流动为原则。前方的医疗队，在战斗期间，视设在伤运集转地之兵站医院及军部野战之需要，临时由大队部调遣设置，以办理检伤、急救及实行手术为主。非战斗期间，协助部队办理医疗、防疫及指导环境卫生为主。总队部在技术室专设“视察”一职，有2-3人，专司巡视各方医疗大队、中队和区队的调配和工作情况，督导各项救护和救济事宜。黔南收复部分地区以后，汤蠡舟专门去独山、南丹和都匀，经过上司、下司、马尾、六寨等地。会晤当地的救济主管，参观医院和卫生院，检查救护总队所属医疗队的工作情况。回贵阳后，著文“踏上济善之路”，回顾此行的见闻和体会。

    西南战区，为反攻缅甸，打通通往国外的交通路线，以便获得国际援助，我国组织远征军开辟这一战线。因而，配合远征军的战斗，实施战地救护就成为救护总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救护总队于昆明设办事处，并增设大队，由副总队长倪葆春兼任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指挥，积极配合远征军之部署。1943年12月中，由倪副总队长葆春负责指挥，第十大队部设昆明，滇越线医疗区队分别设在河苷、建水、开远、文山和砚山等地；滇缅线医疗区队分别设在保山、镇康、顺宁、楚雄、安宁等地；军医学校7个志愿手术队赴昆明；其它医疗队的分布，如新运第六医疗队在保山和云南驿，新运第七医疗队在砚山，英国公谊第三医疗队在下关，公谊第四医疗队在文山，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在漕涧等。并随着战线的变化，随时跟进。1944年1月中，胡兼总队长兰生专程由重庆飞往昆明视察，并于本部倪副总队长葆春会商远征军救护设施。在此期间，外籍医疗队和医生发挥了积极作用，派赴印度的外籍志愿医师陶维曼等10人，冒恶劣气候，出入丛林之间，进行密支那一带野战救护。1944年6月，英国红十字会配属昆明办事处指挥之医疗队队长韩正义，在职积劳病故，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褒奖。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昆金碧别墅，召约本部倪副总队长葆春晤谈，对本会参加远征军最近各项救护工作的情况，垂询甚详。1944年12月底，滇缅方面，我军迭获胜利，军事日有进展，本部为配合军事需要，于该线配设手术队、医疗队、随军进行救护。如第五手术队从云南猛撤进到芒市，英国公谊第三医疗队进入腾冲，第四手术队等设云南龙陵，英国公谊第六医疗队设云南磨黑，第九手术队设怒江附近唐习寨，第011医疗区队由保山渡过怒江。

    救护总队还关注空军的救护。1943年11月中，航空委员会卫生处以衡阳、芷江、恩施等地，须有救护空军设备，经饬本部各该地医疗队，密切注意情况，妥为布置，并尽力协助空军救护。1943年11月底，本部为谋空军人员安全救护起见，特注意流动救护，凡驻在各地医疗队或诊疗所在截获情报半小时内立应出动救护，以资迅捷。10月29日，盟机一架，因机件障碍迫降广西柳城，当有柳州第四大队朱兼副总队长润深获报后，亲驱救护车及人员，偕同空军上尉顾林驰往救护，经救护轻伤五员。1944年2月底，本部为配合空军救护之需，经饬第六、第八大队酌调医疗队分设湖南芷江和四川新津。1944年春间，本部协助航空委员会及四川省卫生处担任川西某种特殊型工程之医疗工作，兹此项工程也已完成，即为川省发动50万人力，修筑之多数广大机场，并以由此机场，建立飞往轰炸日本本土、九州等地之奇功。现仍派2个医疗区队担任该地医疗和空军救护工作。

二、防疫与卫生

    上世纪40年代初，处于非常落后状态的我国，特别在动乱的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卫生或环境条件都极差，加上日本侵略军违反国际公约，非人道地实施细菌战，因而疫情在战区不间断地发生，甚至流行。因而救护总队另一项重点就是日常的，特别是在战斗间隙期间的防疫和卫生工作，任务同样繁重。

    1943年冬，东南闽粤浙赣四省鼠疫为患甚烈，邵武、福州、南平、泉州、云和、鹰水、碧湖等地鼠疫流行，驻福建邵武三大队分别指定第20医疗中队、第35医疗中队等，配合地方卫生机关，进行防治。同时，粤北前线疟疾流行甚剧，由第七大队部督饬所属各医疗队，协同部队卫生机构进行防治。

    1944年初，估计到疫菌经冬眠，雨季过后，势必卷土重来。第三大队密切注意疫情，决定春季种痘计划，定购100万人使用的疫苗，包括天花、霍乱、伤寒，并协助部队防治鼠疫、回归热、痢疾等流行病。设计绘制防疫图表和编印防疫手册，以备前后方工作之医疗队分别采用。同时，浙江于潜已经发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蔓延甚速，第331医疗区队协同地方卫生机关努力防治，供给磺胺类药物。当年春季，湖北南章、钟祥、恩施、秭归；安徽太和、界首、临泉、阜阳；江西上饶等地也流行脑脊髓膜炎，第三、第六大队督饬所属各部，协助地方和部队卫生机关进行防治。同时，贵阳市区斑疹伤寒流行，波及图云关，图云关地处黔桂路之冲要，时有出国过境部队宿营，以致本部员工亦有染及，曾达7人，治疗经过良好，均已向愈。因而，扩大灭虫运动，过境出国军人实施集体灭虱，积极预防。江西上饶还发现真性白喉，驻地311医疗区队协助地方防治。1944年1-3月，对过境部队诊疗27799人，灭虱2480人，防疫预防接种86882人，包括天花、鼠疫、霍乱、脑膜炎、斑疹伤寒、破伤风等。

    1944年夏季，各战场战斗进行剧烈，地区日益扩大，普遍实施预防霍乱注射，以防战后疫病流行。此时，印度孟加拉省霍乱流行，天花、疟疾猖獗，本部派往印缅工作之外籍志愿医师，协助军中防治。我国桂林、独山、马场坪、贵阳一带，均有霍乱发现，医疗队配合地方进行防疫。1944年秋，黔桂、湘黔两线，难民过境频繁，霍乱、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不断发现。各医疗队加紧防治。

    1945年春，贵阳、昆明、重庆、永安各地流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严密防治。贵阳市还流行斑疹伤寒及回归热，扩大防治，驻图云关人员注射预防斑疹伤寒疫苗，办理灭虱。

   防治疫病，以防为先。1943年10月，就开始制定全国性各战区部队灭虫实施办法，以及采取与部队合作办理为原则，首在远征军方面开始实施。11月，部队灭虫工作开始实施，并择定原有灭虫设备之19个医疗队，先行举办，至分布区域，已及之西南战区及第三、第六、第九等战区。

    1944年春,推行环境卫生工作,以预防肠胃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从饮水卫生、改良厕所、清除垃圾及灭虫等着手进行。过贵州部队感染斑疹伤寒及回归热者甚多，渐次波及贵阳市民。与贵州省卫生处、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联合进行防治。同年6月，昆明办事处，曾于滇缅路行军线上，经常设置灭虱站3所，昆明、楚雄和下关等地，由设在该地医疗队主持，担任该线灭虱工作。

     在防疫和卫生工作中，各医疗队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在实施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因地制宜的，简易的土办法，如酒灶式灭虱器、饮水消毒箱、淋浴器、渗水坑等等，受到官兵们的欢迎，效果明显。

三、自力更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工作、生活条件是十分艰难的，救护工作必需的绝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燃料、运输车辆及零配件等都需要从外部获得。在日本侵略军占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后，切断了我国西部后方从海上接受外部国际援助的通路。当时，我国西南地区通往缅甸新筑的滇缅公路和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中航线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前者在日本侵略军攻占缅甸时，也受到了威胁和阻断，物资供应一度显得非常紧张和匮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救护总队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部分必需品，开展自助。

    救护总队的所有物资、医疗队员和伤病员都需要依靠汽车来运输，来往于前线和后方。因而总队部设有运输股，每个医疗大队配有车队，共有数百辆汽车，汽车燃料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但是，时有供不应求的情况发生。1943年10月，救护总队部的酒精厂装设完竣，试验成绩尚佳，报请总会核准，每月产量暂以二千加仑为基准。11月份起，正式开工生产，以解决一部分燃料的自给。酒精厂的建设是成功的，可惜的是，到了次年的1月，小型酒精厂因醸料无来源，仅仅只生产了3个月后，不得不中止酒精的生产。在百姓缺衣少食的年代，哪还有富余的食物可以作为生产酒精的醸料。

   救护总队部材料总库有自己的制造组，制造一些小的药物专用容器和药剂，如制造组的“制瓿”、“制锭”两部在1943年11月已经开始启动，生产的产品可以供应救护总队部及其所属救护队医疗作业之需要。

    救护总队的生活待遇和条件一直是很差的，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以及外部资助，后者又完全是用于采购必需的医疗救护物资。为此，人员情绪受影响，工作状态不稳定，时会发生人员流失的现象。1944年初开始,为了改善救护总队部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状况，在贵阳图云关驻地还提倡和组织员工及眷属开展种植蔬菜和喂养家禽的活动,以补助生活。

四、难民和战俘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大量难民的形成和迁徙是不可避免的。根据1943年的估计， 中国境内非沦陷区人口二亿二千万人，沦陷区内人口约二亿，难民四千万。沦陷区中百分之三十人口需救济，难民中百分之六十需救济。合计八千四百万。

    1943年底，欧洲战局有了明显的好转，德、意法西斯开始走向败退。我国也开始考虑战后的安排，确定了战后复员期间的救济计划。明确救济对象包括：以返乡还籍民众为主，因其在中国境内受战争影响之敌友侨兵，承政府之委托时，以中立性团体之立场，亦同予救济。救济人数：估计4000万难民人数，其中百分之六十需救济，2400万，红十字会将承担百分之五计，120万难民。分3期实施，每期40万。救济方法包括：衣、食、住、行、医药以及到达家乡后最低生产之资金。救济机构确定为红十字会总会。1944年10月，黔桂、湘黔两线战事又起，时值将进入冬季，对于难胞的救济，首选制备棉背心1000件，及时运至难民站分发。

    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战俘，根据国际公约，要给于战俘人道主义的待遇，管理和检查战俘营的战俘健康和卫生状况也是救护总队部必需承担的职责之一。1944年5月下旬，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的蒋梦麟到达贵阳，6月中旬，在副总队长汤蠡舟陪同下，专程前往贵州镇远视察日本战俘营——“和平村”的情况，汤蠡舟并担任全程翻译。在“和平村”举行了欢迎会、游艺会、个别谈话等活动。

    在欢迎会上，日本战俘的代表在欢迎词中提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尤觉病痛为最大之威胁，从前年起陈队长以及各位常常很热情很亲切地来替我们治疗，因不待言，尤其在恶疫流行的时候，替我们施行预防，还替我们请求其它适当的处置，使我们大感心安，此较各位救护员没设此前，死亡率锐减，这完全要感谢中国红十会之所赐”。

    在个别谈话中，战俘认识到“日本政治家与军人却有甚大之野心，但把中国吞并下去亦不可能”，“日本果用帝国主义的方法必归失败”，“日本虽名为现代国家，但仅具外形，而无民权的改进，明治维新亦不过略具皮毛，有识分子，都知如此，但不能改进者实受军阀之压迫及利用，更致生此不幸事件，深觉惭愧”！

    在游艺会上，日本战俘演出认真，演出了日本军阀与财阀的压榨，与日本各地派遣军的厌战。演员中有东京舞蹈学校的教授、日本的四大舞蹈名家之一。这些战俘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他们的言行也表现出了有所感化，有所惭悔。 

五、总队部的活动

    加强救护总队的对外宣传，扩大其影响，争取更多的国内外支持，这是救护总队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要接待各方来访者。在抗战胜利前的2年多时间里，在贵阳图云关接待过外国红十字会和援华机构代表，如美国红十字会代表高理文、杜乐文、施尔慈、美国医药援华会董事林语堂、联合国救济总署专家史泰雷和陶森、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纽约总会干事甘霖格、罗氏基金委员会驻华医社社长傅克纳、英国红十字会代表严斐德、莱特、英国红十字会医务主任黎乐来等等。接待过外国记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如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菲斯女士、美国战地记者兼美国红十字会访员黎乐来、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昆明专门约见常驻昆明的救护总队副总队长倪葆春。国内要员也多次访问救护总队部，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蒋梦麟、社会部长谷正纲、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立法委员吴经熊、中央委员会张道藩、军医署长徐希麟、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第六战区军法施行监冯庸等等。

    鼓舞职工士气，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工作效率, 练好内功是救护总队出色完成重任的必要条件和内在因素。救护总队部非常重视教育工作。1943年10月，于救护总队部门首花圃以内树立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殉职员工纪念碑”。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兼救护总队长的胡兰生撰书碑记：“丁丑之秋，倭寇荐侵神州，妄蓄开疆辟土之谋，阴使盗窃掠夺之事，狼烟所起，万姓成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本博爱恤兵之怀，当救死扶伤之任，左袒一呼，裂裳千里。墨君树屏等，天与拳勇，闻义能涉，或沙场救护或挽车引辎，未睹功靖，身已先死，芳徽倬烈。爰有救护总队部汤副总队长蠡舟，糜卫生员雪亭，捐资建碑，永立兹丘，用崇彰德报功之盛，益利同仇敌忾之风。于戏，急病攘夷，为义之先，图国忘身，乃贞之大，愿斫坚珉，假辞纪美，英风永在，望慕无穷！”碑记中提及的墨树屏等人仅仅是殉职的红十字人中的一小部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救护总队殉职的中外医护人员以及司机、工人等就有40多人，其实，从整个抗日战场来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以白求恩医生为代表，牺牲在战地救护岗位上的医护人员可能是40多人的数十倍，数百倍。

    为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倡业余进修，专门组织医护助理人员补习班。为保障员工健康，成立了服务于内部的员工疗养室1所，内设病床15张。为了解决职工子弟的就学问题，开办了图云关子弟小学，在救护总队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时，可有数百学生来宾到场。适时举行文体活动，如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大礼堂举行劳动大会，全部节目，均有救护总队部工友及汽车修理厂技工担任，其中尤以川、鄂、湘等地戏，武术翻杠及大套魔术等，最见精彩。又如1945年2月27日晚，在救护总队部的部博爱堂，举行“春节晚会”，同时举办秘书室秘书江晦鸣和刘孟分等的联合婚礼，到来宾四百余人，礼堂布置瑰丽，无线电音乐悠扬，并表演文化相声，歌唱，末殿以改良评剧《新小放牛》，一时灯烛辉煌，通明如昼，益以节目精彩，诚属盛况空前。在8月夏天的夜晚，举行联合营火会，到会可达500余人，报告湘北和滇南救护工作，并表演街头剧、小歌剧、独唱、黑白舞和土风舞，全场空气，极为活泼、热烈、紧张。

增强法律意识  构筑红会防线

——《红十字会法》宣传活动回顾

钮雅雯

2017年2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六十三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2月24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公布，自2017年5月8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的修改、实施，将更好地保护红十字会的权益，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红十字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促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方分会都高度重视《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普及工作，纷纷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本文拟对此次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活动做简要的回顾。

一、《红十字会法》宣传的主要形式

（一）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座谈会等形式进行学习和宣传

  《红十字会法》修订通过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红会纷纷举办《红十字会法》专题培训班来进行学习和宣传。2017年3月27日至2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苏州举办《红十字会法》专题培训班，对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进行深度解读，推动《红十字会法》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此次培训活动共有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红十字会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会上，王汝鹏副会长为培训班讲授第一课，强调了《红十字会法》修订的重大意义，介绍了《红十字会法》的修订过程，特别是将新法和旧法进行一一对照，对修改的主要内容进行重点解读，并对宣传贯彻《红十字会法》提出明确要求。培训班还邀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人卫体室副巡视员章武、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池子华等专家学者，就《红十字会法》立法情况、《红十字会法》与《慈善法》的关系、红十字事业的法制化进程等进行专题讲授。举办此次专题培训，是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的重要步骤。除了此次专题培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还将会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通过召开《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座谈会，编写出版红会法释义解读，组织宣讲团，举办普法培训班等系列举措，推动《红十字会法》深入贯彻落实，切实做到依法治会、依法履责。在总会的呼吁引导下，各级红会还将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宣传贯彻红十字会法的实施方案。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组织红会法宣讲团等多种方式，分期分批开展相关培训，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宣传格局。通过举办这些活动，对进一步提高广大红十字会工作者的法制意识和法治思维具有重要作用，为深入推进依法治会、依法兴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举办《红十字会法》知识竞赛的活动进行宣传

      2017年3月17日，为宣传贯彻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配合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宣传，顺应社会各界对我国防灾减灾、灾害避险与应急救护能力关注的诉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暨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活动。在总会发出通知后，各级红十字会纷纷响应总会号召，在“五八”博爱周期间，积极组织动员机关干部职工、各类学校学生、社会群众等参加红十字会法暨防灾减灾知识竞赛。如四川省南充市红十字会在“5•8世界红十字”日70周年纪念日当天，邀请参加活动的市民加入到现场知识互动的环节中，当地市民利用活动前在宣传展板上获取的知识，踊跃参与到《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运动的有奖知识竞赛问答中，整个环节气氛热烈，有效宣传和普及了红十字运动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2017年5月12日是我国第9个“防灾减灾日”，适逢《红十字会法》修订后开始正式实施。靖江市红会在5月11日邀请市健康促进中心沈永红讲师一起走进西来镇土桥初级中学，为初一学生开展了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暨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活动。通过此次竞赛活动不仅普及了《红十字会法》和应急救护的相关知识，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和熟知，而且增强了他们防灾减灾的意识和提高他们自救互救的本领，在今后遇到紧急情况时，青少年们也能够及时保护自己和帮助他人。各省及地方红会通过举办此次竞赛活动不仅有效宣传贯彻了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知晓率，而且也提高了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知识的普及率。

（三）以“5•8世界红十字日”为契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2017年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日”70周年纪念日，也是新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的实施之日。多地红会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促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主题，举办大型纪念宣传活动。在纪念日当天，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红十字青少年等参加“我是红十字人”主题宣誓活动，该活动不仅形式新颖，而且对于增强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从事红十字事业的使命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增强广大红十字人的精气神，树立红十字良好的社会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宣誓活动后，各级红会相继展开了《红十字会法》的普法活动，通过发动红十字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现场群众发放了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宣传手册，以及应急救护知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等方面的宣传资料，并认真耐心地为群众解读，进一步增进公众对红十字事业的认知。有的地方红会还充分利用当地黄金路段的LED显示屏滚动播放红十字会法宣传海报、红十字公益宣传片。活动当天，各地红十字会不仅开展了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活动，而且还通过举办文艺汇演、话剧演出、大型义诊等活动纪念“5•8”世界红十字日。活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紧紧围绕红十字会的工作，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也将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精神进一步深入到群众心中。

二、《红十字会法》宣传活动中的亮点

（一）利用轨道交通平台进行普法宣传

      在本次《红十字会法》宣传活动中，重庆市红十字会别出心裁，首次用轨道专列形式对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进行宣传。2017年4月26日，重庆市1号线、2号线、3号线和6号线4条轨道交通干线上的车箱内装饰焕然一新，横幅广告、海报栏、吊旗等位置都贴上了“新红会法”公益宣传的海报。宣传海报使用拟人的表现手法，分为两组，分别用象征着红十字人道力量的手和一组简笔画展示了红十字会在救援、救护、救助方面的法定职责；用“血液、细胞、器官”的画面表现了红十字会在无偿献血、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的职责；用五只象征着呵护意义的手和用象征着保护意义的盾牌的表现手法宣传了红十字标志和名称受法律保护。公益广告以一组“红十字‘救’在你身边”为主题的画面呈现给公众。画面色彩简洁、主题鲜明，红十字元素突出，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除了用宣传海报进行宣传外，重庆市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者及工作人员也登上列车，向乘客发放宣传材料，为咨询的乘客宣传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

    轨道交通干线是重庆城市的主要交通枢纽，客运量较大。这次开通的“红十字会法宣传专列”，利用轨道交通这一平台宣传“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这样的宣传方式在全国红十字系统中也属于首创。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使乘客在城市通勤出行中就有机会接触到红十字的相关知识，从而更好地增进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红十字会，更加清楚红十字会存在的重要意义，也为其他省市红十字会的宣传工作起到了很好地示范作用。       

（二）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进行普法宣传

  在当下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新媒体被称为“第五大传播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操作便捷、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新媒体作为当前最主要的宣传媒介，在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普及过程中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各地红十字会集中开展《红十字会法》主题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红十字会法普法公益宣传活动。例如，南京六合区红十字会利用微博微信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在《红十字会法》颁布时，第一时间就将《红十字会法》上传到微博微信上，并进行图文并茂地宣传，从而让基层群众对《红十字会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湖北省红十字会于2017年5月4日在武汉启动102小时“首届最酷小红人挑战赛”来宣传《红十字会法》，传播红十字文化、精神和理念。据挑战赛的项目负责人介绍，参赛者可通过扫描本次挑战赛专有二维码，或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博爱荆楚”或武汉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博爱江城”，即可在线报名答题，竞赛内容为相关的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运动知识。参赛者只需完成随机生成的15道选题，以正确率和答题时间进行排名，并且每人可多次参赛。像这样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形式进行宣传传播，不仅更接地气，拉近了红十字会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公众的参与度和热情，也提高了此次《红十字会法》普法宣传教育的吸引力，使得普法效果明显增强。

（三）通过组建专门的宣讲团等文化传播形式进行宣传

宣讲团在普法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好的宣讲团，不仅能起到宣传普法作用，又是普法过程中的咨询团和培训团，发挥了“一团多能”的作用。在《红十字会法》的宣传工作中，总会及地方各级分会通过组建专门的宣讲团进行宣讲和普法，宣讲成员在宣讲理论的同时，利用专业知识，开展调研咨询活动，为各部门、单位提供咨询、信息、对策等方面的服务。除了组织宣讲团进行普法宣传，各级红十字会还通过举办大规模的红十字会法知识竞赛以及与当地的主流媒体、各级宣传部门相配合，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运动的相关知识，传播红十字文化，弘扬红十字精神。文化传播的渠道很多，我们还应不断挖掘、构建更多的传播介质，所谓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就是要创造多样化的传播载体。在当今时代，我们既要利用好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型文化传播载体，也要发挥好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传播载体，两种传播载体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助力红十字会法的传播工作，提升红十字会法的公众知晓率。

三、结语

在《红十字会法》宣传活动期间，各级红会积极贯彻落实总会的要求，坚持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面向重点对象宣传和面向全社会宣传相结合、普遍宣传与深入解读相结合、传统宣传与新媒体宣传相结合，立体式、多元化地开展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普及工作。总之，宣传传播红十字会法，依然是各级红十字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各级红十字会要积极拓宽红十字会法的传播渠道，创新普法方式，深入推进依法治会，构筑红会的法律防线，为红十字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图书评论】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六辑）评介

丁泽丽

池子华、李欣栩主编的《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六辑）（以下简称《选编》），于2016年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近50万字。简评如下。

一、内容概况

《选编》辑录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方面的史料。编者根据资料内容，将其分为组织建设、职员管理、物资筹措、会员工作、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日常规范、人道活动、资料杂俎9个专题，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组织建设：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地方分会及其附设组织的运行制度，如总会方面，包括其历次修正的章程、管理条例及施行细则，所设监事会、理监事会组织规程、办事细则，救护委员会下设的供应委员会、人事委员会、训练委员会、购料委员会简则及购料委员会附属的材料股、干事股、医务股、运输股办事细则，等等。分会方面，包括历次修正的分会章程及分会附设理事会、监事会办事规则。

职员管理：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内人员的任用办法、奖惩规则、考核办法、职员守则等相关制度。

物资筹措：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分会附设医院及所属机关的会计规程，会内人员出差旅费规则及资产管理办法、募捐办法等。

会员工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多次征求会员章程，会员入会的奖惩办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组织规程、训练办法及特殊会员如团体会员、纪念会员的征求规则等。

医疗卫生：为中国红十字总会所设的第一、二、三医院、时疫医院、防疫保赤机关、战时难民医院、伤兵医院、医疗服务队、诊疗所等组织的章程；分会医院的管理办法及其常设医院、临时时疫医院、贫民医院规则；红十字医事人员的服务办法。

人才培养：为中国红十字总分会所设的医学校、护士学校章程及战时临时救护训练班简章及训练办法。

日常规范：为红会人员衣帽服制的规定，红十字徽章标志的使用规则，总分会关防图记刊发办法、公文戳记刊用程式，会员章证补领办法，职员领用证章规则之类。

人道活动：为中国红十字会从事救护、救灾、救难等人道活动时颁布的规章制度，包括临时救济组织如救护医院船、临时妇孺留养院、难民收容所、灾童留养院成立简章，临时救护队、医疗队行动规则及其行动期间的运输办法等。

资料杂俎：这一专题可谓各项规章制度制定的过程辑录，包括红会修改会章召开的历次会议经过，红十字会直属行政机构颁布的修正红十字会管理条例的电文，红十字会规章制度的解读等。

总言之，这9个专题为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各项规章制度的内容及制定过程的方方面面。

二、特色评析

《选编》作为史料集，资料翔实丰富，编录有序，兹就其特色简述一二。

（一）专题内容  分门别类

资料汇编的前五辑在体例安排上，除第一辑全文辑录《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的颂词、纲目、条约、奏折、章程、分会、纪事、近录、列传、文苑、小说11个专题，第四辑按照资料来源排布外，其余三辑均根据内容，分为综合、专题、纪事、函电、杂俎五个专题。《选编》作为该套资料汇编中的一种，亦根据内容专题排布，但因其内容不同以往，专题分类自然也不尽相同。第一、二、五辑内容为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至1935年的史料，每辑时间界定明显，第三、四辑内容为固定期刊、报刊刊载的红十字资料，资料来源有限。《选编》以制度作为专题，年限为整个民国时期，不限来源。可见，《选编》的专题性之强，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五辑史料选编最显著的特点，因而其专题设定亦有别于以往。

（二）史料丰赡  来源广泛

近代中国史料庞杂纷呈，一般分为“档案、文集、全集、类书、丛书、方志、报刊、实物、口传、小说。文集再细分为：论说、信札、日记、笔记、传记、诗词”。《选编》内容特殊——制度由政府或红十字会自身制定，故其来源基本为档案及报刊。尽管如此，亦不能否认其史料丰赡，来源广泛的特色，因为近代中国档案、报刊浩瀚纷繁。就档案而言，《选编》辑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等所藏红十字档案。报刊更为广泛，包括《申报》、《新闻报》、《民报》、《文汇报》、《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红十字月刊》、《政府公报》、《行政公报》、《上海市政府公报》、《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中华医学杂志》、《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救济月刊》、《法令月刊》、《医学世界》、《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等众多报刊资料。

（三）翔实摘录  内容全面

《选编》辑录史料以遵照原文为基本原则，包括标题在内，仅按史料原意进行分段，按现行规范加标点符号，在“[ ]”中纠正错字，在“（）”中注明多字少字，以“□”说明某字无法辨认，不随意妄加揣测，以保证资料的原始性。此外，《选编》的9个专题基本包含了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所有内容，且每个专题内，详细辑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制度，体现了其演进的历时性。编者为保证《选编》的完整性，将部分已在《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申报>上的红十字》、《<新闻报>上的红十字》、《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二、五辑）等已出版的史料再次编入。尽管资料会有部分重复，但其史料来源多不同，二者恰好可以相互参照，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因为同一条资料多载于不同期刊，而编者选取史料的来源方式不同及校对严谨程度各异，内容上或有些许差异。因此，《选编》的史料处理亦是提醒研究者注意甄别使用，以尽可能保证研究的真实性。这一点亦是《选编》区别于其他5辑之处。

三、价值显著

《选编》以资料集的形式展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从侧面彰显了其制度建设的演进历程，具有显著的价值。

（一）体例明晰  拓宽研究思路

从横向上看，《选编》内含9个专题，各专题内编者按制度颁布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布，每个专题均呈现了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制度的一个视角。研究者可分别探究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制度、职员管理制度、物资筹措制度、会员工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人才培养制度、日常规范制度、人道活动制度等，分析每类制度的出台背景、演进轨迹及产生的影响等。从纵向上看，每个专题内部基本辑录了同一制度各历史阶段的内容，且按制定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从中可比较其内容的发展变化，分析变化的内在原因。如“组织建设”中，《选编》录入了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1921年《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分会章程》，将二者稍作比较，可发现前者总会章程中仅有总则、宗旨、会员、职务议会、分会、附则6章，后者则包括总则、名称及会所、总会及总办事处之职权、事业、财产、会员、常议会、会长副会长理事长、职员、大会、战时及灾害时之特例、分会、保护、奖励及惩罚、附则15章，前者分会章程5章且未列名称，后者则包括总则、职员、事业、惩罚、奖励、议事会、医院、救护队、附则等近10章。可见，随着红十字运动的发展，红十字会制度不仅仅是量的增多，内容的细化，更是其制度发展规范化、精细化的体现。无独有偶，《选编》编录了1913年至1936年《中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暨实施细则》5次修正后的内容，从中不仅可分析其修正的历史背景及修正内容的变化，亦可窥探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管理的强化。其他几个专题亦是如此。

（二）以史立论  服务学术研究

史料为史学研究之基础，梁启超曾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因此，《选编》是史学研究者立论之基础。尽管，当前史学界指摘史学研究多重实证，轻理论，须加强理论研究。但不论实证研究，抑或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佐证。基于《选编》，李欣栩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文章分为五章，10余万字，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演进有赖于人道需求的变化、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红十字会的自身发展需要以及国人对于红十字运动认识的不断加深，探讨了红十字会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组织运行、财务经费、会员管理、人道救助及标志使用，剖析了红十字制度立法过程曲折、内容不断完善、立足国内形势、融合国际制度等特征，阐释了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中囿于立法技术不成熟、战事政治军事形势动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思想基础薄弱等因素，以致红十字制度执行力不足，成效有限。该文可谓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开拓性研究，因为有关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几乎没有，为数可数的研究散见于一些宏观的论述。总之，李的论著呈现了《选编》解读的成果，相信《选编》出版，能成就更多学术成果，造福学界。

四、美中不足

尽管《选编》特色明显，价值突出，但亦有些不足之处。

一是史料不够完整。就时限而言，《选编》的史料仅选取民国时期。尽管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成果较少，但亦有几则，如1904年7月12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通过的《上海万国红十字暂行简明章程》，1910年出台的《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等亦应纳入其中。就内容而言，总分会明显失衡，9个专题内，总会制度数量占据明显优势，分会制度资料明显薄弱，仅零星几条。

二是分类略有不当。如“物资筹措”，该专题内部多为红十字会财物管理制度，有关物资筹措的资料似乎仅《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统一筹募办法》一条；再如如“职员管理”中《内政部派遣专员长期驻沪指导全国红十字会》为内政部职员的服务规则，与红会职员管理无关等。

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选编》的出版对于加强中国红十字会资料建设，深化红十字运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

制度建设：诠释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新角度

——《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评析

崔龙健

随着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事业的推进，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成为了推动当前红十字会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近期，苏州大学李欣栩博士所著的《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已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30万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包括中国红十字运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动准则以及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法律而制定的一系列规章。相应地，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涵盖了民国时期红十字总会及其地方分会为开展人道活动和自身建设而推行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定、颁布、执行和完善的过程。围绕这一问题，李著初步构建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体系，进而引出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制度改革问题的思考。

一

李著是在原有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首先在绪论中介绍了研究价值、学术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继而用五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体系构成、制度执行等问题。在此略作概述：

在第一章中，李著在阐明“基础性规章”“专门性规章”内涵范畴的基础上，分别追溯了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基础性规章的沿革，分门别类地对组织部门运行、人道灾荒救助、日常会务规范、会内人员管理等方面制度演变进行概述，使制度沿革的历史感跃然纸上。在整体掌握发展脉络后，通过对国内外环境、主客观条件等因素的考察，认为国际人道法及其他国家红十字会法的颁布、现实环境下人道需求的变化、红十字会自身长远发展、行政力量的介入、清末以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红十字运动的认识以及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熏陶都对民国时期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在呈现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体系时，碍于这一体系纷繁复杂，加上可考资料有限，相关论述无法面面俱到，如关于人事管理方面的援引资料多集中于国民政府时期，至于北京政府时期人员如何管理，其相关制度寥寥。不过，字里行间仍可看出，李著正尽力构建完整的制度框架，利用两章的篇幅对一些重要的制度进行详细论述，思路清晰。先从现代组织结构的共性出发，构建起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基本制度体系，包括明确的组织运行机制、严明的职员管理制度、财务工作和档案文书的保管等等；继而考虑到红十字会作为一个人道救助团体这一特性，对其人道救护、会员管理、标志使用方面的制度规范。这些制度的确立以遵循国家根本大法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中国红十字会推进制度化管理的时代缩影”。而李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思路较为明晰，从而避免了读者在该章节谋篇布局上的疑惑。

制度体系的构建源自对实践的思考，反之，实践又对制度体系的完善有推动作用。换而言之，制度执行是制度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即将制度内容付诸实践或按照制度开展工作的过程。为展示制度建设的成效，李著依据事实，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实践出发，以“中国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工作制度化的尝试”为问题着力点，考察红十字会制度执行情况。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诸项人道救护活动，虽然战地救护是其首要任务，但涉及难民这一群体时，李著不拘泥于战地难民，还囊括了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带来的流离失所的社会群体。通过界定“难民”这一概念，李著对难民救济规章进行分类，总结难民救济制度化的实践特征，重点探讨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开展人道活动中颁布的规章，揭示了动荡时期推行一系列行为规范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发展而言所具有的价值。此时虽未形成成熟的难民救济制度，但从这些“尝试”中亦可见红十字会推动难民救济工作制度化的雏形。

最后，李著从全局出发审视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建设，从立法过程、会员权利、现实需求等角度概括其总体特征。而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李著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规范对于树立红十字会形象、促进红十字运动发展、展现近现代慈善优越性等具有积极意义。当然，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一制度建设并不完善。受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李著对此也多有论证。

在简短的结语中，李著不仅概述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情况，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的价值，以及思考了当下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另外，附录以时间为序，并遵循制度发展脉络，对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中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梳理，为读者了解其制度建设的过程提供了参考。

二

作为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又一成果，李著内容详实，体系完整，特征鲜明。

其一，研究视角新颖。关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学术界已有诸多成果，但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不仅对于“红十字会制度建设”这一名词无统一的界定，而且对红十字会制度体系缺乏系统、全面的考察。在此之前，尚无一本以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出现。在探讨其他问题时或有提及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中的某部章程、某项制度，但也只是少数，主要是对民国初期颁布的红十字会章程条例、设立常议会的评议。而李著所述制度范畴广泛，既有成文的规章条令，也有约定俗成的传统惯例，从时间上说更是贯穿民国始终。由此说，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回顾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运动，注重各项制度的变迁过程，构建起相对完整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体系，评判其利弊得失，对红十字运动研究而言有着补遗添漏的作用。

其二，文章脉络清晰。如前所述，李著的基本框架为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其中，正文部分的结构层次清晰，包括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红十字会制度构成、红十字会制度执行、红十字会制度评析等内容。

其三，援引史料丰富。李著通过梳理与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相关的章程条例、政府公文、总统训令、报刊公告等资料，再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这些资料既有关于总会的，也有关于地方分会的；既有文字叙述的材料，也有很多表格和图片；既参考了国内资料，也援引了国外资料，其中有很多资料是尚未使用过的，为完整呈现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全貌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些散布在不同资料中的史料，除了在援引时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标明出处，李著还重在比较分析，钩沉索隐，从不同角度解读史料、诠释史实。

其四，重视人的地位。制度史研究除了研读规章条文，还需要重视与制度紧密相关的各种人物，这在李著论述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李著在追溯制度变革过程、评析制度建设特征及功能、局限时，尤为注意人的地位和作用。如在概述制度变迁过程时，李著不时提及红会人对于新章程、新条例的看法或修改意见；在论述会员管理时，李著指出红十字会章程中会员权利相对较少，义务较多；在言及制度建设总体特征时，亦指出红十字会制度强调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等等。通读全文不难发现，红会专职人员、会员、普通民众在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充当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均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有所体现。

三

李著系统剖析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建设，对当今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及学术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首先，该课题对认识历史和解决当代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制度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我们洞悉历史、辨明是非的又一方法。制度建设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适应社会环境、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今人看来，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建设折射了跌宕起伏的民国政治、军事局势，反映了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对于认识近代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迁，对于认清民国时期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关系的变革，对于了解近代以来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大有裨益。当然，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不仅要理清过去的问题，还应挖掘其实践价值，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众所周知，重建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是当今红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围绕这一任务，专家、学者对红十字会现行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运行、人道活动等方面多有反思，尤其颁布新红会法便是志在恢复公信力的重大举措。李著虽在论述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但在总结前文基础上不忘考察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发展现状，从完善制度学理论、处理红会与政府关系、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活动的制度规范、红十字文化建设这几个层面为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建言献策。

其次，史学研究应灵活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此处所谓的“灵活”即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时，要在理解理论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而不是生搬硬套。不可否认，正确、可靠的史料是论证某一问题的有力依据，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资料是李著的一大特色，具有较强的学科特征。但也应看到，李著在论述某些问题的时候，时有借鉴国际关系学、文化学、会计学、档案学等学科知识。如在探讨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功能时，李著通过国际政治学人对“国际制度和平论”的理解及对国际组织作用的界定，提出“明确国际运动统一规范，增进红十字国家间互动”，肯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对于促进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作用。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论述，亦可为自身观点增强说服力。而且，制度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有交叉。因此，在考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历史时，要综合考虑诸多外界因素的干涉，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分析运动史上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应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并实现网络价值最大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渐便利。在此背景下，历史学研究亦应融于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作，利用网络和现代先进技术加强对资料的处理和分析能力，从而实现资料搜集、运用乃至共享的过程更为便捷。李著指出，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借助于《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实录》及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出版的有关红十字运动资料的纸质文书外，还通过查阅“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上图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等电子资源，在线获取相关资料。如今，国家图书馆、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图书馆、“国学数典网”等诸多机构借助网络对外开放资源，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及时检索和下载与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另外，李著使用的资料中有很多表格和图片。运用“excel”统计表能客观呈现历史数据，而通过计算机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可帮助我们总结出数据中“隐藏”的信息，从而做到让“数据”说话。在这方面，李著或有欠缺，即只展现了数据而无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有些问题还可结合数据再做思考。对于历史研究中图片的运用，不仅再现了历史样貌，还增强了可读性。网络时代产生的信息量大面广，趣味历史风行于世。在此环境下，学术研究的方法需要严谨科学，但成果的展现不妨多采用图片、表格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研究成果。

制度建设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其实践活动是对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理论的检验；另一方面，制度内容的修正完善又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为新时期红十字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历史经验，这也是李著的学术价值所在。不过，李著在论述过程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在探究会员制度时，李著认为发展青少年会员与国民政府培养新国民有所关联，可惜未对此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留下意犹未尽之感。但总的来看，李著始终以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为中心，视角独特，主题鲜明，为进一步解读历史上的红十字会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深入了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成果。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