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新媒体与红十字文化传播…………………………………………………………王萍  池子华

【观察思考】

红十字会救援古巴“艾尔玛”飓风述略……………………………………………………程楠

【历史研究】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慈善活动浅析………………………………………………毛震宇

【专题研究】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法治化”为红十字会组织“增能”

——以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为例……………………………………………陈海高  王金海

【图书评论】

关于抗战时期红十字救护研究的几个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评介………………………………李欣栩

《微言浅语：红十字会工作笔谈》简评……………………………………………………钮雅雯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郝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新媒体与红十字文化传播

王  萍  池子华

文化传播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纽带，以手机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个高效而开放的参与式传播平台，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传播方式。在复杂而多元的新媒体公共话语空间中，如何做好红十字品牌塑造和文化传播，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新媒体之新

新媒体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莫衷一是，一些学者倾向于用比较的概念去理解新媒体，在这类语义环境中，新媒体主要是指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移动社交媒体平台，相对于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的传播媒介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发展概念，是一种新的媒介传播形态。也有学者认为，基于手机客户端的微信、微博、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媒体之所以称为新媒体，是因为相对于报纸、电视、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来说，它们具有非常强的互动性特点，正是这种互动性的特征，区别了传统的单向输出式传播，把人们的使用习惯和需求考虑其中，是一个开放的交流、传递、分享的平台。可以看出，新媒体作为目前对人们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具有数字化、网络化、参与式、互动性的特点，是一种软件和硬件的更新，也是一种新的媒体服务方式。

“人人都是编辑，个个都是记者，谁的手里都有麦克风”，新媒体推动文化传播进入了新时代，为红十字文化提供了广泛参与、便捷高效的传播途径，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具有强大的潜在推动力量。利用新媒体传播红十字文化，促进了人道事业的发展，也在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通过新媒体的多渠道传播，实现了线上线下的结合，突破了地理、文化、社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成为连接红十字文化与人道事业实践的纽带。新媒体给用户提供了体验式、互动性的活动参与方式，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可以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人道公益事业。

新媒体之优

新媒体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改变了以往的传播环境，提升了民众在社会事务中的参与度，是信息技术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的新成果。在新的传播场域中，任何个体都可以利用微信、博客等渠道发布信息，同时也能最广泛地接受信息,新媒体的传播优势突出。

（一）技术优势明显，覆盖范围广

1994年我国被国际承认为少数拥有互联网技术的国家，1995年普通群众开始享受互联网接入服务，截至2017年6月底，在短短的20余年的时间里，我国拥有移动电话用户总数13.6亿，手机上网用户突破11亿，其中4G用户达到8.88亿，可以说实现了新媒体全民覆盖，以新媒体为媒介的文化传播，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今日头条”运用新闻自动聚合技术，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最大的话语平台之一，日活跃用户超过2亿，充分体现了技术优势的强劲力量。

（二）传播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强

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渠道，是基于熟人朋友圈的群体，信任度高，可以使红十字文化能够有效获得民众的支持与理解。在微信朋友圈中，项目在发起之后，基于对发起者的信任感，对活动本身也有了信任，而便捷的支付渠道和参与方式，也为民众参与红十字活动提供了简便的方式，参与之后还能及时获取反馈信息，实现良性互动，从而调动了更广泛的参与力量。比如，今年10月17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全国红十字系统首届众筹扶贫大赛”在江西南昌圆满收官。本次大赛从7月5日启动，共计22个省、市、自治区228个项目参赛，137个项目进入初赛线上筹款，最后有50个闯入半决赛的项目上线，两周总筹款277万余元。本次大赛是红十字系统主动拥抱互联网、创新人道资源动员模式、积极推动社会筹资渠道的一次有益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活动成效显著。

（三）传播成本低，渠道便捷

在新媒体的参与之下，公众通过手机可以实时与红十字组织之间实现双向互动。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的高速发展，使红十字文化传播进入了黄金时代。免费的微信软件使用，极大地降低了红十字文化传播的成本，克服了软件、运营商、硬件等诸多技术和经济壁垒，在项目推广的过程中，无需专门建设和维护一个网站，就可以达到同样的传播效果，有利于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红十字事业。在新媒体迅速发展形势下，各地红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为提高宣传人员的业务素质举行专题培训，积极推进红十字文化传播工作，以人道事业发展为使命的红十字文化传播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新媒体之困

新媒体给予民众更多的舆论宣传自主权，在文化传播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但是新媒体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使用不当，任何问题都可能在新媒体的助推之下，演变成一场舆论风暴，使组织的文化品牌受损。正视问题、用好新媒体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一）新媒体应用范围有限，部分人员缺乏相关意识和实践能力

作为当前受众最广泛的传播空间，新媒体也是多种文化和思想交流的重要阵地，对技术水平和作品内容要求高。一方面要及时迅速采集信息素材，另一方面要对内容进行快捷和恰当处理，需要复合型、专业化的传播人才。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多红十字基层组织在积极探索有效的新媒体运行方式，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并借助新媒体进行普法宣传和活动推广，普及红十字文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一部分红会干部对于什么是新媒体、如何使用新媒体了解有限，不懂、不会、不学、不接受，利用新媒体开展工作的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媒体在红十字文化传播中的工作效果。

（二）新媒体迎合民众需求易使其忽略社会责任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时期，个体既是受众也是传播主体，民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被放大。越惊悚、越离谱的说法，反而越吸引眼球，而事实真相则往往被甚嚣尘上的网络舆论所掩盖。在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强烈冲击的情况下，传统媒介传播方式与新媒体之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市场导向之下，媒体迎合受众，用夸张和劲爆的讯息来吸引眼球，忽略了自身的社会责任，而受众的低俗化倾向又加剧了媒体的市场屈服，弱化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每个人对于信息的理解能力、辨别能力、分析能力高低不同，网络乱象频繁发生的舆论生态是红十字文化传播需要克服的难题。在国家严格管控之下，“假新闻、标题党”现象仍然屡禁不绝，损害红十字会组织的品牌形象，不利于人道精神的传播。

（三）信息来源多元，更新速度快，分散了传播效果

文化传播效果一方面受到舆论力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个人的志趣和价值观的影响，受众的旨趣反过来会倒逼传播主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每天发送的信息用“海量”形容绝不夸张，在如此多的信息面前，谁能够占据手机屏幕，吸引用户的注意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海量的信息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虚假信息，造成了网络环境的污染。在红十字文化传播过程中，新媒体对于速度和效率的追求，使得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对事实真相呈现不足，话语的主动权极易丢失，在网络舆论场的角力中陷入尴尬境地。

借力发力，顺势而为

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红十字文化，可以突破人与自然的障碍性因素，提升红十字文化的感召力。针对当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趋势，努力打造“可读性强、可信度高”的红十字文化传播品牌，对红十字文化传播要求日益提高，要将新媒体与传统传播形式结合，形成“开放、互动、信任、自觉、主动”的传播新态势。

（一）互动共享，做好红十字文化宣传工作

在红十字文化的传播工作中，“一报一刊”是主阵地和载体，要结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将新媒体平台与“一报一刊”相结合，一方面借助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庞大的忠实受众，另一方面要发挥新媒体的传播迅捷和互动共享优势，做好文化宣传和舆论引导，积极拓展红会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渠道，实现多维度、全覆盖、立场客观、公信力强的有效传播。除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还要做好“线上线下”的结合，一方面在新媒体平台不断推出热点活动，吸引受众的注意，另一方面还要将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相呼应，在宣传中行动，在行动中宣传，提高人们对红十字文化的理解水平，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将红十字文化宣传变成公众内化的自觉行动。

（二）以人为本，打造红十字文化传播专业队伍

在红十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科技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推动要素，而科技创新必须要有人才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逐渐变化，对文化和审美的要求日益提高，因此在红十字文化的传播中必须要能够有效地运用新媒体，不断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对工作人员队伍的要求也随之不断提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一方面要懂得新媒体的特性，熟练掌握媒体话语方式，熟悉读者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熟知红十字文化的精神内涵、熟悉红十字会的发展历史、掌握红十字的工作实践，将新媒体技术与红十字事业特点结合，将技术优势转化成宣传优势，才能更好的弘扬红十字精神，推动我国人道事业的发展。

（三）完善法制，加强媒介管理的制度化建设

2016年9月20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布，从具体法则上细化了电子证据的形式，并确认了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这既是遏制网络谣言和舆论暴力的重要举措，也为新媒体管理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众所周知，制度建设本身强调社会意义的规则和秩序的稳定性。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状态下，红十字会的媒体管理方式选择需要制度性的保障，必须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体制内，依据制度的安排，在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保证传播活动有序且有效。

新媒体使红十字文化传播得到了常态化发展和广泛性参与，给红十字事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媒体本身也是现代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十字文化传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活力和有效的动力。借助新媒体平台，将进一步推动红十字事业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对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全面而综合的呈现，也为人道事业研究寻找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模式和途径。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阜阳师范学院教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红十字会救援古巴“艾尔玛”飓风述略

程楠

艾尔玛，是加勒比海上超强飓风的代号，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大西洋上的最强飓风。2017年9月9日，“艾尔玛”飓风登陆古巴，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古巴政府对此迅速采取救援措施。为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古巴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支持，彰显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我国政府紧急启动了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机制，决定向古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应古巴政府请求，我国政府决定向古巴提供价值约8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国际救援队，协助中国政府执行此次救援任务。本文对此次救援行动略做考察，以分析中国红十字会在应对国际性的重大灾害面前所展现的责任与担当。

一、古巴共和国概况与灾情简介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墨西哥湾入口，由古巴岛、青年岛等1600多个岛屿组成，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全境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仅西南部沿岸背风坡为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25℃。除少数地区外，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古巴岛是大安的列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国土面积约109884平方公里，人口1123.9万（2016年）。古巴是世界上现存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9月28日，中古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古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商业贸易伙伴。

2017年9月6日，飓风“艾尔玛”登陆加勒比海地区，横扫多国。8日至10日，飓风袭击古巴中西部地区。伴随飓风而来的强降雨使得古巴不少房屋被淹，电力设施受损严重。截止到12日，据古巴民防组织宣布称，飓风已导致该国至少10人死亡，首都哈瓦那80%地区断电，市区水深及腰，洪水涌入住家，电力中断，100多万人被迫撤离。

二、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古巴救灾分析

“艾尔玛”飓风重创古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灾情发生后。应古巴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古巴提供价值约8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国际救援队，协助中国政府执行此次救援任务。这是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第四次受我国政府委派承担国际救援任务。

2017年9月19日晚，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正式启程，搭乘20日凌晨航班赴古巴飓风灾区开展国际救援行动。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由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李庆华任队长，总会赈济救护部灾害管理处处长吴宏军、青海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海涛、云南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番林、备灾救灾中心王燕辉、楚雄州红十字会林鹏，宁夏红十字会业务处副处长赵景春、主任科员张立宁、雍辉共9名队员组成。当地时间9月20日14时40分，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展为期10天的救援工作。

（一）培训当地救援人员

救援队在古巴红十字会总部就灾区安置点设置与管理和救灾帐篷搭建等内容开展救灾骨干、志愿者培训。截至25日，来自政府部门、医疗、艺术、法律等多个行业的63人接受培训，今后他们将在古巴应对自然灾害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来自古巴政府救援部、古巴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哈瓦那社区志愿者骨干，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西班牙红十字会派驻古巴救援官员等37人参加了培训，我驻古巴大使馆经参处秘书张叶娜全程参与了培训的组织与协调。

在灾区安置点设置与管理知识培训中，救援队通过理论讲授、经验分享及案例分析、互动提问等方式，就安置点的概念、分类及建设的理念、流程、管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授课内容以及中国的灾区安置点建设和管理经验引发了参训人员的浓厚兴趣，他们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不时就关注的问题与救援队员进行互动交流。培训过程中，参训人员对我国援助的救灾帐篷赞不绝口，认为设计合理、质量优良、搭建简便、结实耐用。他们说，古巴和中国有着良好的传统友谊，“艾尔玛”飓风灾害发生后，中国的援助物资和救援人员很快来到古巴，不仅给予了物资援助，还提供了技能培训，使他们真切感受到中国对古巴人民的情谊。

（二）捐赠与安置救灾物资

古巴遭受飓风袭击后，中国决定提供10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和多批次紧急物资援助，由货运包机分四次运抵古巴。中国政府还将于年内紧急发运六批次大米，其中第一批预计于１０月中旬抵达哈瓦那以西的马列尔港。当地时间9月22日13时10分，满载着我国援助古巴飓风灾害首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国航波音747货机降落在哈瓦那国际机场，中古双方举行了物资交接仪式。仪式上，我国驻古巴大使陈曦致辞，他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关注古巴“艾尔玛”飓风灾情。飓风过后，习近平主席第一时间致电劳尔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古巴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与此同时，为表达对古巴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中国政府紧急制定了一揽子资金和物资援助计划，并派出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协助古方对相关物资的分发和安装使用等进行指导。中古是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中方相信在古巴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古巴人民的团结奋斗下，古巴人民一定能够尽快克服飓风带来的暂时困难，继续在国家发展和建设道路上不断前行。交接仪式受到了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拉丁通讯社、格拉玛（党报）、古巴广播、古巴新闻TV、起义青年报以及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到场采访，全程播报此次援助物资交接仪式。救援队队长李庆华接受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部分外媒的采访，介绍了我救援队抵古后有关工作开展情况。

（三）实地考察受灾地区，慰问当地灾民

当地时间9月26日，救援队赴哈瓦那市东区哥吉玛（COJIMAR）镇，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并与当地受灾民众进行交流。哥吉玛镇是此次古巴“艾尔玛”飓风重灾区之一，飓风造成少部分民房和防浪堤、小码头、街心花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当地政府有序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少数房屋受损严重的民众已由政府转移至邻居、亲友处安置，并与政府工作组对受损房屋进行修缮加固。同时，政府组织施工企业在对损毁严重的防浪堤、小码头进行修复重建，派出园艺工人对毁坏的街心花园进行绿化恢复，并设置了受灾群众生活用品供应点和医疗服务点，灾区整体生产生活秩序正常。救援队随后与受灾群众和当地干部进行了交流。74岁的当地居民奥根多女士家，是四世同堂拥有18位家人的大家庭，此次灾害造成家庭房屋受损，房门被冲走，房屋支柱受损严重，部分院墙倒损。得知救援队来自中国时她说：“我们很爱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讲人道的国家，是非常愿意帮助人的国家，我非常爱中国！”维多利亚女士代表受灾民众向救援队表达了对中国的感激之情，她激动地说：“中古两国休戚与共，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对古巴飓风灾害保持关注，并第一时间提供援助。此次灾害很多国家也对古巴提供了援助，但中国的援助更快更有效。希望救援队向习近平主席带句话，中国对古巴的援助物资和深情厚谊我们都收到了，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中国！”

三、结语

纵观此次救援古巴“艾尔玛”飓风行动，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的工作出色。全体队员克服水土不服、气候炎热等不利因素，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协调和配合，顺利参与协助我国援助古巴救援物资交接、与古有关部门商榷救援队工作计划、培训古巴救灾骨干志愿者等，圆满完成了既定的阶段性任务，得到了我驻古使馆和古巴相关部门的认可和肯定。在培训中，参训人员也说到，古巴和中国有着长期良好的传统友谊，“艾尔玛”飓风灾害发生后，中国的援助物资和救援人员很快就来到古巴，不仅给予我们物资援助，而且还提供了技能培训，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对古巴人民的情谊。通过培训，不仅传授了知识，提升了能力，更增进了两国民众对中古传统友谊的认识，每次培训结束合影留念时，参训人员都自发高呼“中古友谊万岁”！在承担此次救援行动后，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的救灾经验更加丰富，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在日后的国际救援中必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影响力更进一步提升。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慈善活动浅析

毛震宇

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将英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以慈善活动为桥梁，中产阶级的女性从家庭领域，走向了公共领域，开始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就此问题略做考察。

一、中产阶级女性从事慈善活动的原因

（一）社会危机的存在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19世纪的英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随着海内外市场的开拓，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对财富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首要目标。虽然社会财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但是在财富的分配问题上，却处于滞后的状态，公平有效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形成，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大部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却只占有少量财富。工人辛苦劳动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甚至有些人因无法找到工作而没有收入，然而受到战争、农业减产等方面的影响，包括粮价在内的日用品的价格却在不断地上升。大约800万人每周所得不到25先令，他们“住的差、吃不好、穿不暖”。如“艾尔德莱有个手织工，一家七口人，妻子和两个大孩子都工作，全部收入扣除房租工具等只剩下每星期2先令，要供应七口人的吃穿。当被问及你们怎么能靠这么点钱过日子呢，那不是太离奇了吗？回答说：过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假如你这么叫的话，不过我们只有往下挨吧。又问：那你们吃什么呢？回答说：早上喝粥，中午土豆拌盐，晚上也是一样，要不然来一点麦片稀饭。”低廉的工资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的物质生活需要，工人们经常入不敷出，忍饥挨饿。

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加之失业现象严重，英国出现大量的贫民以及流浪汉、乞丐、孤儿、妓女等，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开始以偷盗、打劫为生的人也大大增加。这些人的出现不但破坏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对于中上层有产者所拥有的财富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很多的中上层人士希望通过慈善活动来救济穷人，以防止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因中产阶级女性受过教育，加之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柔、善良的品质而成为慈善活动主要的参与者。

（二）闲暇时间的增加

19世纪的英国女性作为“家庭天使”的形象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英国的中产阶级中，家庭秩序能否得到维护是男性可否受到尊重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男性要以事业为主，在家庭中的精力减弱。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家庭成为女性展示其道德素养与涵养的场所，他们的责任就是将家庭变成一个舒适的殿堂和温暖的港湾，让外出回家的丈夫有一个宽松、舒适的环境，在道德上帮助和教育孩子。达到人们理想中的家庭的目标，即“和平的处所，一个不仅用以躲避一切伤害，而且藉以排除一切恐惧、怀疑与分裂的庇护所”。

在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完全有能力、有财力来雇佣仆人为他们服务，因此，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很少会直接参与到繁琐的家务劳动中去，他们只需要指导和教导他们的佣人，让佣人去完成家务即可。在更多的时间里中产阶级的女性多是做绣花、弹奏乐器、聚会、与孩子们做游戏之类的娱乐或者休闲式的活动。所以，这些女性的空闲时间相应的就会增加，甚至有些女性会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感到无聊，他们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充实自己。

（三）单身女性的增多

在当时的英国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未婚女性。在1851年的的人口统计中未婚女性占到了总人口数的8.9%。这些女性未婚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很多男性忙于事业会选择晚婚，因此女性在适龄阶段可以选择的愿意成婚男性较少。另外，受阶级观念的影响，女性往往不会接受比他们地位低的男性。再者，男性的数量低于女性。英国1851年的人口调查报告显示男性的数量远远低于女性，男女比例失调。

未婚女性往往会被歧视，认为他们是多余的。因为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家庭中的天使”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妇女幸福的来源就是家庭事务，女性的责任就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照顾好家庭，接受家庭的束缚，处于男性的控制之下。

未婚女性与已婚的女性不同，他们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理，所以，有经济头脑的女性会用自己的财产进行投资和经营活动，例如，购买政府的债券、购买保险、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的商业活动等来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且，他们“喜欢做低风险的投资，而不喜欢投资高风险的企业”，以此来保证他们资产的增值。女性在得到财富以后除了养活自己，让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以外，他们还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来从事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举办晚会、开店、进行慈善活动等。慈善是他们经常参加的活动，包括为慈善机构捐助，拜访底层民众，甚至是独立的创办慈善组织等。

单身女性参与慈善活动，受到了人们的支持，因为关爱底层民众实际上是女性在社会大家庭中履行其在小家庭中责任的一种表现。另外，女性投身慈善将精力放在照顾弱势群体的方面，在其他方面也减弱了对男性的威胁。

二、中产阶级女性从事慈善活动的概况

（一）间接参与

19世纪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慈善活动在英国展开。这些活动多是私人开展的，而且多是中产阶级开办的。一方面，受到资产的影响，能够举办慈善活动的只能是富有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而贵族阶级在当时有些已经开始没落加之贵族人数有限，所以，从事这慈善活动的多是中产阶级人士。

然而中产阶级作为成功人士，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事业方面，所以，举办慈善作为他们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在这方面他们付出的心力是有限的，因此，这一时期，家中的女性就开始发挥作用。

一方面，在英国早期社会，为了让穷人顺从和安定，贵族的妇女会赠与穷人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并对生病的穷人进行照顾。因而，由贵族女性对穷人进行照料在英国是一种传统。另一方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会更加的和善、细心、温柔、敏感，他们更能够体会到下层民众的苦楚，从而尽力地帮助他们，来缓解他们的苦难。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家庭仍然是女性的主要活动场所，而且这些慈善机构是男性所设立的，一切都在男性的控制之下，所以女性在慈善机构的活动也都是要以男性马首是瞻，附属于男性，间接地参与慈善活动。

（二）直接参与

在女性直接的参与慈善的过程中，汉娜·莫尔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娜·莫尔是一名虔诚的福音教派的信徒，她认为慈善对女性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慈善不仅仅是对穷人的施舍和救助，更重要的是要在品质上对穷人进行救助，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让他们远离罪恶才是慈善的重要意义。

中产阶级的女性因承担着对家人道德上的榜样和教化的责任，所以，女性如果要通过慈善事业对社会下层民众进行道德上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安定，这就需要女性自主地来安排他们的慈善活动。另外，莫尔还通过写作以及联合其他观点相仿的人进行宣传，认为女性应将慈善作为一种职业，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为女性解放思想，走出家庭，自主地组织慈善活动创造了条件。

受到莫尔的鼓舞，更多的女性开始投身慈善活动，到“19世纪中期，有成千上万的英国妇女走出家门，将他们的道德影响力扩大到家庭以外的范围内。”为了集中力量，这些女性开始组织慈善机构并通过缴纳会费或者慈善义卖、慈善晚会等为慈善机构的活动筹集资金，对穷人帮助、施舍。“1827年，在科切斯特的一位银行商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大型义卖活动，妇女们的为医院筹集了大约700英镑的资金。”

19世纪中期由女性直接成立的社团逐渐增加，女性开始逐渐摆脱了男性的束缚，直接组织参与慈善活动，从慈善事业的幕后渐渐崭露头角，走向台前。

三、中产阶级女性从事慈善活动的影响

（一）女性自身意义的实现

慈善事业是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的桥梁，女性不仅是家庭中的“天使”，通过帮助更多的人而成为社会领域中的“天使”。

慈善事业的进行与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女性不再是家庭的花瓶，女性也可以在社会领域发挥他们的才能，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的中产阶级女性，出于强烈的宗教信仰以及善良的本心，通过慈善活动帮助穷人，发挥自己的才能，“1818年成立的多卡斯社团，他们在一年内向穷人分发了其成员缝制的600件衣服。”越来越多的穷人得到他们的帮助、感受到他们的温暖，正如约翰·拉斯金所说“对一个高贵的女性来说，家可以在他周围得到延伸……为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带来暖意及安全感。” 

慈善事业使得中产阶级女性的“抱负”得以施展，感到作为女性他们也可以在社会领域中做出贡献，实现他们的人生意义。昔日里的那种无聊与自卑感被一扫而空，他们在慈善活动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自信，获得了成就感。

（二）阶级矛盾的缓和

慈善活动对英国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尤其是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矛盾的缓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阶级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穷人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了缓和矛盾，中产阶级开始举办慈善活动。

通过慈善活动的举办，一方面，继承了中世纪以来贵族对贫民进行帮助的传统，实现了英国中产阶级“向上看”的愿望，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虚荣心。另一方面，通过对穷人的帮助，解救他们于苦难之中，缓解了他们在物质上的贫乏与身体上的痛苦，减小了他们群起反抗沦为暴民的可能性，也减少了他们道德堕落沦为危险分子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中产阶级的女性以其特有的身份以及女性特有的品质，成为中产阶级慈善活动的主要力量，他们深入底层社会拜访贫民窟、济贫院、监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贫民苦难的生活，继而对贫民产生同情与怜悯的感情，所以，他们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帮助穷人减轻苦难。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份子，这些女性就成为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既可以将底层群众的苦难生活反映给中产阶级，改善中产阶级对穷人的看法并推行一些能够帮助穷人的措施，例如，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改善福利等，又可以作为中产阶级的使者，来安抚缓和底层民众的情绪，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女权运动的兴起

慈善活动的参与，使得女性能够在社会领域内发挥才能、做出贡献，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他们以慈善事业为基础，在这一领域获被认可的职业后，开始把目光投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力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力。例如在医疗卫生领域与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女性成为教师或者是护士，不仅能教书育人缓解别人的病痛，实现个人的意义，而且，在获得职业以后女性也获得了工资，在财产上对男性的依赖程度也开始下降。

慈善事业作为介于家庭领域与国家政治领域之间的社会事务，使得女性在社会领域中出现的程度越来越频繁，他们的众多活动使得他们对政府的行动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倡导改善贫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改善医疗卫生状况，以及加强对公民的教育防止他们走向堕落等，这些倡导以议案的形式交给政府，对政府在改善社会管理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女性发现他们在社会乃至政治事务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激发了他们想要参与政治事务，争取女性权利的信心。

另外，女性在组织慈善活动的过程中其组织和管理的能力得到了训练和加强为他们能够在以后有序的组织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

总之，慈善活动使女性改变了其作为“家庭天使”的形象，使得女性认识到他们可以在不受男性的控制，依附于男性的情况下，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以慈善事业为基础，新型的女性形象得以出现，女性不仅在帮助底层民众解除苦难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在为争取女性权利的道路上也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法治化”为红十字会组织“增能”

——以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为例

陈海高  王金海

在法治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特别是红十字会有普遍的要求，那就是顺应发展形势和社会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又要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要强化责任担当，更要在法制化轨道内，通过界定工作职能、健全治理结构、完善监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来提升公信力、扩大影响力，从而更有利于激发社会动能、凝聚各方力量，增加组织在公益性、群众性、民间性领域科学配置资源和有效提供服务的贡献份额。

时下，红十字会组织的作用发挥是有口皆碑的，事业发展整体是规范健康的。但在属地管理、服务地方的要求下，受发展程度和工作模式等不同因素影响，不少地方红十字会组织工作标准不同、重点业务有异的现象客观存在，所以更需要深入学习和领会新修订并于2017年5月8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结合实际，将“法制思维、红线意识、一线状态”挺在前面，求大同存小异，补齐短板，用好政策，发挥优势，集中力量塑造好“党政需要的助手、群众认可的帮手、共建和谐的推手”品牌形象。

一、坚持正确导向，凝聚思想共识

1、固守社会主义法制和核心价值观。不仅以前，在如今乃至未来很长时间，天灾人祸都是难以避免的，贫富差距也是客观存在，慈善公益组织有很大的存在与规范发展空间。中国的红十字会组织和其他官方及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形成并发展的、体现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尊重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传承和推广、践行和保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优良传统，尽力减轻和消除灾难、意外、疾病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与困难，促进社会的和平稳定和人的平安发展的思想理念和道德精华，与我国的宪法精神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而更为细化，符合时代发展、符合中国法治思维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其宗旨和行为准则，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更好传递友善关怀大局中形成牢固的思想和价值共识一致。从中国红十字会百年的发展历史看，无论是成立初期和战时的赈灾恤难、救护伤兵，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改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从综合到越来越专业的服务工作，不仅围绕宗旨，更体现时代进步精神，与国家与社会主流价值同频共振。

从盐都看，1915年就建立起红十字会机构（仁济堂），1918年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盐城分会，1947年后逐步停止活动，1987年恢复建会。1993年在全市首家建立教育系统红十字会，开展富有成效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2005年5月在盐城全市县级红会首家理顺管理体制。一百多年来，盐都红十字人紧跟时代潮流，初心不忘，始终行善，用凡人善举诠释人间大爱，以人道博爱传递着悲悯情怀，谱写了一曲曲团结互助的赞歌、传承美德的赞歌、人间真情的赞歌。

2、延伸好人道价值观“半径”。红十字运动尽管发端于欧洲，但其核心要义与中国传统“向善”价值取向或说价值认同相同相通，其拒绝私利与诱惑，对众生特别是易受损害或陷入困境的人深切同情、关心、爱护的包容思想，及在人道、博爱情操下出于内心自愿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而无私付出的奉献行为，是包括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全体国民在内的全人类共同的道德高地和精神财富。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不断发展，更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积德行善的社会传统与慈善文化的与国际接轨的成功范例。随着199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到2017新修订版，从依法办会、依法管会和依法兴会角度注重将红十字运动优秀成果转化为“中国制造”和“中国供应”的集中体现。新法明确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并将运动宗旨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贯彻与落实需要主动传播党和政府的好声音，在人道主义信仰中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编制事业发展规划更要彰显中国价值，利用“三救三献”核心业务助力主流思想和道德高地建设，使红十字运动更多地注入和融入“中国元素”，是人道价值观“半径”在中国得到依法延伸的规范性遵循。从盐都看，红十字组织与红十字人，以及在人道价值观感召下的社会各界人士，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共赴国难、直面维艰、赈灾恤难，书写了许多多人篇章。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盐都红十字组织、红十字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体现人道价值前后接力，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取得了可圈可点的的成绩。

3、强化监管同建人道供给“服务区”。中国红十字事业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入了事业发展的瓶颈期和改革攻坚期，急需要切实增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感，舍我其谁、敢于担当的责任感，着力推进依法建会、依法兴会、依法治会，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践者和推动者。2017新修订的红会法，共七章三十条，有18条涉及重要修改或补充，还有一些文字修改和条款调整，重点明确了治理结构，强化了财产监督，增加了法律责任。这部法律贯穿运用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开展红十字工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红会工作要纳入地方党委工作全局，争取党委政府加强和改进领导，为红十字会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相对完善的会务管理基础上，在财产与监管、法律责任等方面明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第三方以及公民个人参与红十字相关业务、拉长监管链条、落实责任要求，指导和推动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以及相关方面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韧劲，推动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群策群力，业务实做、规范坚守，把人道团体“服务区”建设引向深入、做到实处，推动人道事业大步前进。

从盐都看，红十字会一直注重贴近群众、团结群众、赢得群众，服务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一历史使命，从过去重点强调常态化为百姓排忧解难，到现在建强基本队伍，落实岗位制度，全程强化监管与自律，做好人道活动和各项服务工作，“服务区”范围在扩大，标准和要求在提高，全系统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

    二、强化依法管理，体现过程责任

一是依法做好制度安排与落实。依照新修订红会法，各级红十字会组织首先要通过具体、实在、有效的各项对应的制度，不折不扣地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等根本制度，做到按期换届、定期报告工作，真正实现依法治会。要牢固树立法人意识，依法依章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探索和完善监事会制度，通过会员代表大会授权，对理事会和执委会形成有效监督。并健全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从而增强“涉红”人员做好红十字会工作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机遇意识、问题意识、改革意识，让他们依法的要求，根据制度的安排，挑起担子、迈开步子、走进基层、融入群众，保持和增强红十字会的人道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从盐都看，红十字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2005年理顺管理体制后，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优化操作流程，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管物，确保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光明而成功的过程。

二是要夯实好人才基础。依法做好工作，关键在人。尤其是地市、县区级红十字会部门小、专职人员少，服务群众工作多，社会动员能力要求高，依法办会、依法管会和依法兴会的重担需要狠抓他们的思想和业务素质，更需要在工作面日益扩大、要求不断提高的新时期，重抓现有和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保障事业发展“后继有人”。需要主动搭建平台，培养坚守正道、弘扬正气，模范遵守规章制度，遇到困难想办法、谋出路，对待困难群众如亲人，愿为群众办实事，“肯做、乐做、会做”人道工作的“苗子”，在条件成熟时依法依照程序择优选调、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要通过政府购买公益岗位、招聘项目工作人员多种形式，不断充实红十字会。要积极引进筹资、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积极培育骨干会员、核心志愿者，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保障和发挥红会的职能优势，营造和谐社会氛围，帮助困难群众增加克服困境的内生动力，不断创新公益共享平台，提高老百姓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从盐都看，也正因为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具有坚定理想的信念、公而忘私的政治品格，爱岗敬业、争先创优的价值追求，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崇德向善、爱心奉献的高尚情怀，善于学习、肯干工作、能接地气的专兼职红十字会干部和骨干志愿者，才夯实了“领先全市、率先全省、争先全国”的基础。

三是要强化考核管理，强化纪律约束。由于互联网科技带来的海量信息输入和社会存在问题的透明，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祸事似乎离我们近了很多。社会可以近距离观察到他人的痛苦，也获得了采取行动和发表评论的空间。原本这一空间应是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散发光芒的场所，但在太多情况下，很多人变成了业余侦探和道德评判家，特别容易在人道慈善公益领域纠缠。红十字会站在人类道德的高地，开展的是良知善行工作，禁不起世俗尤其是业内人负面行为的冲击。新修订红会法与时俱进，充分考虑与把握社会舆论，不仅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和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涉及红十字会相关工作方面的法律责任，更细化了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从法制层面体现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内涵，明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组织要强化考核管理，强化纪律约束，特别是本着对公众负责、对组织负责的态度严肃财经纪律与监管，明确相关类型对应的处分，通过问责倒逼，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及时把集结的爱心、募集的善款、整合的资源，高效率地进行配置，供给最有需要的个人或群体，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预期。在盐都，红十字会也是依法加强考核管理，强化纪律约束，让所有专兼职干部坚定组织信念、增强大局意识、坚守责任担当、守纪律讲规矩，在传承博爱文化、服务民生改善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始终坚守正道、弘扬正气，用实际行动忠诚于事业、忠诚于人民，保障和规范组织与个人依法履行职责。

三、注重因势利导，拓展人道内涵

新修订的红会法聚焦人道领域、强化责任监督、注重部门协作、明确多重覆盖。红十字会各级组织和人员学习和执行，重点是要强化法律意识，筑牢守法防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对接社会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动员能力，重点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在应急救援、应急救护、健康关怀、心理援助、社区服务、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和器官捐献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充分利用志愿服务工作优势，积极拓展人道服务渠道，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增进与其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和谐，实现同频共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目前，红十字会组织化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地区差异研究范畴明显，部分省份一些县（市、区）也没有解决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瓶颈问题，乡镇（街道）一级红会组织“触角”延伸数量和工作质量不一，发展不均衡情况还普遍存在。不少地方对基层指导不够，基层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不大，核心业务不强，品牌影响力不够，“底盘”还不稳，向下推进的“抓手”功能不强，在组织学法用法过程中，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类公益组织不断涌现的新形势下，需要强化法治思维，注重因势利导，依法拓展人道内涵来吸引社会参与，依法开展特色活动，发挥红会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调和作用。

一是要发挥人道公益功能。要体现群团组织特点，不搞自弹自唱、自娱自乐，而是对内严格规范，对外开门纳谏，积极顺应互联网+潮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介，尤其是以网格化、信息化建设为手段开展红十字运动传播和社会动员工作，让社会大众认识、知晓、亲近红十字会组织，支持、参与和享受红十字会的感人暖心活动。在用品牌意识设计和组织好活动的同时，一着不让地依法建设好、指导好基层组织，发挥好基层红十字会组织“进入门槛低、传播速度快、联系群众好、动员途径多、覆盖范围广、传受一体化”的优势，重点在志愿服务动员、邻里困难互助、募捐筹资呼吁、应急救援响应、无偿献血发动等群众最有参与度和实效感的活动中彰显红会组织人道公益功能，提升组织社会动员水平和工作成效。在盐都，红十字会组织一直坚持并创新手段对困难群众进行人道救助，持续开展符合宗旨的人道主义活动，积极传播红十字文化，深入开展志愿服务和红十字宣传，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救护培训，切实加强社区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在区域内树立了公益组织良好的榜样。

二是要发挥道德规范功能。法制与道德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红十字会的工作受法律规范与保护，红十字运动所持续弘扬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工作载体也在发挥着道德规范功能。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依法形成并重点开展的“救援”(备灾救灾、应急救援等)、“生命”(保护生命和健康的各项工作)、“爱心”(社会救助、便民利民、志愿服务等)三个系列的红十字博爱工程，已成为人道公益的范式，在凡人善举诠释人间大爱的画卷中，以悲悯情怀和道德规范彰显了红会的社会净化和道德引领功能。各级红会组织要抓住机遇，将依法开展工作和传承红十字好传统、弘扬红十字动人精神、从道德高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促进“团结互助、扶贫济困”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促进“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构成，整体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在盐都，红十字会组织正是树立整体协同意识，依靠道德规范功能，凝聚更多有广阔胸襟、高尚站位，博爱情怀的力量共同推进地方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三是要发挥文化涵养功能。新修订红会法让各级红会组织有了共同遵循的工作规范，构成了红十字会依法建会、廉洁立会的法制文化源，红会组织更要将“扶危济困、救死扶伤、敬老助残、助人为乐”工作方针外化，发挥文化涵养功能，将之生成为凝聚人道力量帮助“最易受损害的人群”而整合资源的文化定向标。

在盐都，红十字会组织非常注重让人道奉献的精神、悲天悯人的情怀、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厚德盐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要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和志愿者感受红十字文化的精髓，让他们以自己的无私奉献行动诠释博爱文化；更要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在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上主动发声，为爱发声；要以博爱文化感染在校青少年学生，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培植事业发展支持主力；要让公务员尤其是新入职的公务员感受红十字文化，收到在岗位勤政为民、参与人道事业树形象的双赢效果；让企业界和社会爱心人士感受红十字文化并参与到红十字事业中来，开鑿人道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更要让各类困难帮扶对象在得到物质上资助的同时，更能在心灵上受到纯净的红十字博爱文化和精神的感染。

红十字会组织依法办会、依法管会和依法兴会的过程，法律蓝本和不断完善的治理体系是基础，坚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与弘扬红十字精神相结合，与传播博爱文化相结合，强化道德力量，强化人才素养，强化责任落实同步，必将助推红十字组织以崇高的人道精神、卓越的服务质量和显著的社会效益赢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广泛的社会赞誉。

              （作者单位：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

【图书评论】

关于抗战时期红十字救护研究的几个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评介

李欣栩

崔龙健博士所著《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近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推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作者在使用大量报刊和英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组织理论，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这一红十字组织的产生、发展至结束的全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和论述，包括成立缘起、组织发展与完善、经费募集与支配、救护工作及其成效等方面的内容。在全书近40万言中，作者通过爬梳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细密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观点。譬如在分析组织问题时，作者认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不断改进组织结构，完善救济功能，并且建立了对内、对外联络与协调的长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科层制引起的非人格倾向的负面影响；又比如在论述救护工作时，作者提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纯属战时临时筹备，没有人员和设施条件，但它通过合作和整合的方式，将与救护相关的资源集中起来，达到了迅速组织和开展救护工作的目的，等等。这些新观点的提出，不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抗战救护工作的了解。本文拟就此稍加归纳和总结，谈谈关于抗战救护研究的几点粗浅认识，并借此对崔著作一简单评介。

一、红十字与抗战救护准备

崔著在第一章第二节“上海各界的人道主义救护行动”中展示了一个不易为人所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救护工作是如何准备的。鉴于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初期的救护中，因临阵仓促准备而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效，故而在面对极有可能爆发的第二次淞沪战事时，上海各界提前进行了准备。

首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积极延揽医药团体及公团代表，组织成立了救护委员会，下设训练、供应、人事3个分委员会，分别负责救护人员培训及药品储备等事宜。至抗战全面爆发，已经培训及代为培训救护人员近千人。其次，上海各界闻人虞洽卿、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设立了训练进行委员会，专门培训救护人材。另外，上海市政府也召集各个慈善团体负责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准备战地救护及训练工作。

为推进和扩大准备工作，“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红十字会会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团体，将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改组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于沪战之前将其办事处迁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内，以期在红十字旗帜下，统一组织准备工作。

在淞沪会战前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还与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会、中国佛教会、上海青年会等联合成立了上海国际救济会，与中外人士一道共谋救护工作，以收群策群力之效。

由此可见，在1937年淞沪抗战救护准备的过程中，尽管上海各界积极主动参与，但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毫无疑问，中国红十字会是此次救护准备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过，崔著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只是分辨出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组织的分工协作，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主导了战地救护，而其他慈善团体则担负了后方难民的收容和救助工作。

除此之外，崔著在论述上海救护准备这一问题时，是从慈善组织变迁的层面入手的，不仅没有很好地揭示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护准备的关系，也未能就救护准备工作的开展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地展示，尚未深入挖掘出救护培训、经费募集、药品储备等问题的详细面貌，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遗憾。

二、战争环境下的经费筹措与支配

作为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经费问题历来是被关注的焦点，周秋光、张建俅等学者曾就此问题进行过相关讨论，他们分别重点关注了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与支配情况，但对于战争环境下如何筹措和支配经费未给予深入剖析。崔著对此稍有弥补。

首先，关于经费募集，崔著是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由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是在战争爆发后仓促成立于交战地，因此面临着经费短缺和经费筹措困难的问题。对此，该会以民国外交元老施肇基为宣传与征募委员会主席，主持宣传和筹募工作，并提出募集法币1 000万元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该会策划了一系列募捐行动。国内主要是要求政府拨款、社会募捐和收取会费，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上海各救护团体和慈善组织均未开展有计划有规模的社会劝募活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也只举办过这么一次，该会之所以“破例”，主要还是想达到宣传的目的。作者认为，此次公开的劝募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得到了旅沪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但同时也留下了负面影响，即时常有不法分子假冒其名义诈捐。国外募捐，除了动员华侨慷慨解囊，主要是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完成的，其中美国红十字会赞助尤力，特别是邀请该会难民委员会主席法籍神甫饶家驹赴北美募捐，推动了“一碗饭”运动的开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经费支配方面，崔著认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没有发生负债情形，收支状况总体上处于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抛除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该会是入不敷出的。这其中难民救济费用占比高达63%，其中又以难民给养费用占了主要比重。另外两项较大的支出是拨赠其他善团经费和医药费用，而伤兵治疗和办公费用合占比重不足10%。说明在战争环境下，难民救济费用是最为令人忧虑的。

崔著对“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经费问题的探讨，虽不能以偏概全，但也基本呈现了中国红十字组织在战时募集和支配经费的具体状况，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崔著在具体的论述中有所偏颇，即对募集经费的过程叙述过多，对支配经费的论述相对较少，使读者无法全面了解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经费问题。

三、战地救护与伤兵医院的设立

一直以来，战地救护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中之重，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得以肇始的主要原因。中国红十字运动同样如此。从最初的日俄战争救护到辛亥革命及军阀混战救护，再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救护，都留下了中国红十字人的光辉足迹。目前学界就这部分内容有过丰富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红十字战地救护应由两个方面组成，即前线现场救护和后方伤兵救治，具体内容则包括救护队和伤兵医院两个部分。崔著在开篇就中国红十字会对“八一三”抗战的战地救护做了简单介绍，即将受过红十字救护训练的人员进行编队，分为救护队和急救队，并选择干练者委任为队长。同时，开办救护医院，并与当地特约医院合作，由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安排收治伤兵事宜。鉴于伤兵医院的收治能力有限，又在前线与后方之间设立了伤兵分发站，视伤兵伤势轻重分别处理，重者送入伤兵医院救治，轻者转送内地。

上述是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战地救护的一般情形，但崔著通过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研究又展示了红十字的另一种救护情形，即在无法开展前线现场救护的情况下如何组织伤兵救护工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鉴于当时救护形势，放弃了组织救护队开往前线救护的一贯做法，转而通过合作模式开办伤兵医院，这些医院原本是私人或团体组织的，由该会给予红十字番号、经费资助及人员指导。并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与上海租界当局沟通，协调与伤兵救护相关的事宜。在此，崔著特别提到，在某外籍医师的建议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设了一所残废伤兵医院，专门收治残废兵士，并授以职业训练。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创造，在战地救护史上也不多见。

四、难民救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

难民救助一项，在以往关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尚不多见，这主要因为红十字在战争救护中的工作重点在战地救护，而战地救护的对象主要是伤兵，所以伤兵救护是目前学界相关探讨最多的问题。崔著在论证中也提出，当时上海的救护活动主要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主导的战地救护，二是以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为主的难民救济。不过，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作为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派生的红十字组织，其救护活动还是偏向于难民救济，这是由其组织属性和当时战争形势、救护环境决定的。

难民救助工作可谓纷繁复杂，崔著主要从难民医卫、难民教育、难民收容所及难民给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首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构建了一个难民医疗救助体系。由于当时上海两租界内难民拥集，有引发疫疠之虞，而租界的防疫工作及药品储备均为缺乏。为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补助并增设了两所难民医院、开设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发起伤寒霍乱预防注射运动等，由此构建起一个以难民医院为主、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和专科医院为辅的难民医疗救助体系，基本覆盖了当时所有的上海难民。

其次，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统一了上海难民教育。该会鉴于难民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现状的混乱，决定委托当时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等人全力擘划，组织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持难民教育事宜，上海的难民教育状况也由混乱进入了统一。该会的难民教育工作主要涉及师资培训与聘任、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方面，其中组织了儿童教育考试、中等程度失学难童免费学额考试，还在新文字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再次，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协助解决了难民收容所相关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难民收容所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收容所因主管善团不同而存在设施、环境等水平不一的情况；二是发生了难民收容所迁让事件，使难民救助工作陷入被动。对此，该会先是调整组织结构，成立了专门负责难民收容所事宜的部门，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收容所标准化举措，督促和协助主管善团改善了收容所的设施和环境。另外，联络主管善团，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沟通，寻找场地建立新的难民收容所，解决了收容所业主强迫难民迁让的问题，避免了因工部局不想承担事件的主要责任而久拖不决，使难民流落街头等不利局面的出现。

最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难民给养危机。自“八一三”抗战爆发以来，上海各慈善组织关于难民救济费用均为自行筹措，但由于此项耗费巨大，终至无力维持的境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见此状况，便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全上海的难民给养工作，达十个月之久，使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该会为维持此项给养工作，采取了降低难民给养标准、组织难民生产等举措，完成了将上海难民救济工作由暂时的消极救济向长期的积极救助的转变。

从崔著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难民工作状况的论述中可见，难民救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涉及难民的衣食住等方方面面，其中又以难民给养为重中之重，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五、红十字国际援助与国际因素的区别

红十字国际援助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括经费、物资援助以及派遣援华医疗队等方面。前已述及崔著对红十字国际援助经费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红十字国际援助是维持中国抗战救护的重要力量。同时，崔著也提出了另一种概念，那就是中国红十字组织内部的国际因素，并且认为这一国际因素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产生、发展及衰亡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从积极方面来看，国际因素的作用体现在：一是推动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颜惠庆在建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是诸多外籍人士呼吁的结果；二是维持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高效运转，根据现存史料记载，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办事委员中，外籍委员达150余名，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总干事、财务委员会及难民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均由外籍委员担任；三是提高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话语权，由于该会外籍委员有多人曾在或正在租界任职，这为与租界当局的沟通和联络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消极方面，国际因素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由于中外办事委员在救济理念上存在东西方思维差异，所以当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遇到难民给养危机时，他们便产生了不同的难民救济主张。外籍委员提出降低难民给养标准，以维持长期救济能力，而中方委员则只考虑短期救济，他们主张施赈务必完备。中外办事委员因此产生巨大分歧，且这一分歧因总干事贝克的公开言论有不当之处而遭到激化，成为不可协调的矛盾。最终，在中外办事委员无法继续合作的情况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提前终止了救护活动，结束了会务。

由此看，国际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发展过程中，它既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崔著中的这一观点，是在以往研究中未曾提到过的，给人以深思。

上述几个关于抗战救护研究的问题，是崔著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每一个都可以另起炉灶进行深入研究，这是崔著提出的学术思考。但同时也说明崔著存在过于追求面的研究，而忽略了点的研究，导致研究主题不够明确，学理性不够充分。当然，崔著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档案中，梳理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发展沿革的前因后果，充分展示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辉煌业绩，已属不易；而对崔著留下的问题和线索，则待更多学人继续深究下去。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微言浅语：红十字会工作笔谈》简评

钮雅雯

    张孚传所写的《微言浅语：红十字会工作笔谈》（以下简称《微言浅语》）一书，将作者对红十字工作的深入观察和思考的39篇文稿辑录成册。该书11万余言，列入池子华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于2016年11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

本书是作者在工作之余发表的关于红十字工作的理论、体会文章的辑录。全书分为13个专题，分别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党的群团工作精神、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学习贯彻“浙江省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依法兴会、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公信力建设、参与社会治理、宣传传播、热点管窥、红十字文化之旅、报道文稿。本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丰富，既有宏观分析，又有个案透视

《微言浅语》一书，内容丰富，从本书各专题标题可见，文章内容涉及面广，既有学习国家和政府重要文件的心得体会，也有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个人见解，这些体会和见解中既有作者对红十字会工作宏观层面的思考，也有微观方面的关于红十字会工作的个案透视分析。例如，本书的前四个专题，都是从宏观方面，分析介绍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党的群团工作精神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等红十字会务方面的学习体会。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红十字会的工作，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作者提出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些会议精神，从而更好地指导现实的工作。在微观方面，本书的依法兴会、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公信力建设等专题是作者对红十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并积极总结所得出的理论积累。例如，在公信力建设这一专题中，针对近年来红十字会面临的公信力危机，作者论述了加强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公开透明是红十字会公信力的立足之本，要提高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必须在财务透明和引入第三方组织评估机制上下功夫，从社会理念和制度建设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二）文字简洁流畅，浅显易懂

     作者文风简洁流畅，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对于一些专业的概念作者能运用比喻，生动形象地进行解释，便于读者理解，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如在依法治会这一专题中，作者用造房子来打比方，将依法建会比作打桩、做地基；依法治会比作布钢筋、搭框架；依法兴会比作把房子造得美观、装修得精致。这一比喻，生动形象地向读者揭示了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之间的递进关系，便于读者对专有名词的理解。此外，全书还有多处这样的比喻，让深奥的专业概念变得浅显易懂，从而便于读者理解。

（三）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相结合

《微言浅语》一书集结了作者对红十字工作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审视。本书的前四个专题是作者对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党的群团工作精神、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浙江省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的学习体会及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而《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是建国以来国务院为红十字会工作专门下发的第一个文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红十字事业的高度重视与关怀，作者将这些会议精神与红十字工作相结合，既充实了红十字工作的理论研究也对更好地传播红十字文化，弘扬红十字精神具有重要作用。除了理论方面的探索，作者基于平时的工作经验也做出了一些总结。如在《对当前我省红十字救护培训工作的思考》一文中，作者基于浙江省救护培训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于做好救护培训工作提出了六个需要注意的方面。第一，要厘清职能处室和业务培训机构的关系，注重协调两方。第二，要兼顾好省级层面指导性和充分调动市、县级层面积极性的关系。第三，坚持一手抓重点人群取证培训，一手抓普通公众普及培训。第四，既要办好政府委托购买服务，更要大力开辟社会有偿服务市场需求，坚持两条腿走路。第五，在推进救护培训工作时，既要着力开拓培训市场，更要着力研究制定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体系。第六，可以以创办“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形式来具体承担救护培训工作，把公益组织的理念和社会企业经营者的思维有机融合起来。这六个注意方面的提出对今后浙江省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立足当下，关注现实

     作者着力于对当今红十字事业的观察和思考，基于当前红十字会遇到的社会热点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例如，“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一些负面报道严重降低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使红十字组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形象危机，而如何处置红十字组织的公众形象危机，成为当前红十字会面临的一个全新而紧迫的课题。针对这一课题，作者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公众形象危机，其次要认真分析公众形象危机产生的原因，最后作者还从新闻宣传角度探讨了处置红十字组织公众形象危机的途径。作者给出的对于如何挽救红十字组织公众形象危机的建议，对于红十字会今后面对类似的问题提供了很好地启发和借鉴作用。除此之外，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红十字会面临依法治会的热点问题以及在运作过程中，红十字会出现的制度建设问题、组织建设问题，作者都给出了自己的想法。纵览全书，可以看到作者在平时工作中能够立足当下，关注红十字会的现实情况，积极观察和思考，及时把实践中的经验思考记录成文。

二

该书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凸显人文关怀

     本书中多处提到了了浙江省各地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彰显了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如舟山市红十字会审时度势，主动服务“大岛建，小岛迁”的新渔农村建设战略，组建舟山群岛红十字渔民流动医院，为“悬水小岛”“留守岛民”提供医疗服务。再如，嘉兴市红十字会联合《南湖晚报》举办“红十字爱心屋”“爱心书架”活动，把点点爱心送到每一所新居民子弟学校。在本书报道文稿部分还着重记录了浙江省红十字会调研组到基层联系点江山市新塘边镇勤俭村进行走亲连心蹲点调研活动以及浙江省红十字会2007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综述。通过这两篇报道文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浙江省各级红十字会始终关心群众，通过各基层红十字会组织，把红十字工作扎根到群众中去，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凸显了人文关怀。

（二）拓展了研究视角，有助于启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该书内容详实，不仅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也给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该书作者作为一名在地方分会工作的红十字工作者，能利用工作之余对红十字工作进行深入地观察和思考，对红十字会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进行深刻地探讨，并把这些思考和探讨记录成文，令人敬佩。诚如本书序文中所言，红十字理论并非高不可攀、高深莫测的事物，理论研究也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任何一个红十字工作者，无论他在哪个层级，哪个岗位，只要善于思考，勤于动笔，对自己的工作经验不断地进行总结，也算是理论研究。因此，本书对于广大的红十字会工作者既有一定的启发也有一定的鼓励，每一个红十字工作者在平时的工作中，只要善于思考，勤于动笔，也能为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有助于推进浙江省及各地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本书中，作者针对红十字会面临的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有的是针对浙江省红十字会提出的，有的是针对全国各级红十字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的。例如，在热点管窥这一专题中，作者结合浙江省红会的实际情况，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提出了浙江省红会需要重点解决的10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浙江省各级红会做好今后的红十字会工作，推动红十字事业健康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依法兴会、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公信力建设等专题中，作者针对红十字会普遍存在的如何坚持依法兴会，坚持深化改革问题以及在现实工作中出现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均给出了深刻的见解。

三

    综上所述，《微言浅语》一书，有其特点与价值，但并不代表该书无可挑剔。比如，该书编排的专题较多，稍显杂乱，若能进一步将一些专题合并将会显得更精简。再如，本书涉及的专题虽然较多，但在有些专题理论上还尚有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的空间。

总体而言，本书瑕不掩瑜。该书收集的39篇文稿，充分体现了一名来自地方红十字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难能可贵。这些文章既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的研究资料，拓宽了研究视角，有助于服务现实，同时也为广大红十字工作者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