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新时代红十字文化建设刍议………………………………………………………………池子华

【观察思考】

“一带一路”与中国红十字外交刍议……………………………………………………吴佩华

【历史研究】

民国时期工商业者慈善动因——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蔡勤禹

【专题研究】

“博爱家园”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的独特作用

——以贵州红十字会为例…………………………………………………………尹秋莲  陆丹

【图书评论】

《陆树藩：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先驱》简评…………………………………………………沈璐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傅亮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郝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新时代红十字文化建设刍议

池子华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此，对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红十字会而言，也不例外。在新时代，红十字文化建设要有新作为、新举措，以开创红十字文化事业繁荣兴盛的新局面。

红十字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系统规划。但由点到面，重点工程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这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应扎实推进：

一是期待红十字会国际学院早日建成。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奥委会都有自己的大学，唯独红十字会没有，这与习总书记所称红十字会是“全世界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动”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中国红十字会高瞻远瞩，将建设世界第一所红十字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列入十三五规划，重点建设，极具远见卓识。2017年10月总会成立了红十字国际学院筹建工作委员会，开始了前期的调研工作。目前该项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之中，希望能够早日落地。学院的建成，将把人才培养、干部培训、继续教育、科学研究、文化传播、国际交流、新型智库有机结合，构筑红十字文化建设的高地，堪称功德无量。这是红十字文化建设的大手笔，必将在中国以及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是构建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网络。建设上海、辽宁营口、贵州图云关、陕西延安4大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普及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红十字人道理念，弘扬红十字精神和文化价值。这是总会十三五期间确立的重点建设项目。不过，作为红十字文化传播平台，仅有4处，未免过少。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名称本身昭示其所具有的传播和教育“双核”功能。传播和教育，相得益彰，可以有效拓展红十字文化输出路径，增强红十字会的软实力，传播正能量，提升公信力。因此，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应该多多益善。当然，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的设立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条件的。这其中，有两个前提是遴选基地的决定性因素：一是要有红十字历史遗存且保存完好。基地不是空中楼阁，理应具备承载文化传播功能的起码设施。二是要有感天动地，至少也是动人心弦的红十字会历史“故事”，向世人诉说，感染人，教育人。确立了遴选标杆，我们可以发现，符合基地建设条件的地方不在少数。比如江苏常州是盛宣怀出生地，且盛宣怀故居保存完好。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成就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非凡业绩。作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他在中国红十字会创始、维持、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依托盛宣怀故居，创建常州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是可行的。再比如，山东临沂有罗生特医院。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是抗战时期通过红十字组织驰援沂蒙革命事业的典型代表，足迹遍布莒南、河东、沂南、临沭等县区，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位于莒南县的罗生特医院，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将罗生特医院打造成中国红十字会文化传播教育基地，把弘扬沂蒙精神与红十字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可能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发现”、发掘、建设。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希望总会动员各方面的人道资源，参与创建。当一个又一个国家红会、省市红会级别的红会文化传播教育基地“拔地而起”，形成网络之时，会产生多么强大的传播势能，是不可估量的。

三是不断推出理论研究新成果。这是红十字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红十字运动也是如此。历史需要总结，现实需要面对，未来需要思考，这些都需要理论研究的不断加强。令人欣喜的是，学界业界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总会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通志》，江苏、浙江等省级红会出版的红十字会志、苏州、南京、常州等地市级红会出版的志书，上海、江西、山东、云南、山西、青岛、上海嘉定、江苏盐城盐都、浙江湖州、广东中山等红会出版的研究成果，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会每年都有一批研究课题招标立项，总会也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若干课题的招标。尤其是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下，出版“红十字文化丛书”70余部，填补了很多空白。特别是，由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主持，池子华、徐国普、杨红星、吴佩华、郭进萍博士共同参与的《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自2016年正式入选国家“十三五”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以来，进展顺利，并联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申报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得以批准立项。这部8卷本总字数超过300万字的皇皇巨著，将全面再现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以来百余年的风雨历程，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值得期待。凡此说明理论研究的氛围正在形成，但还远未蔚然成风。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为贯彻十九大精神，不断推出理论研究新成果，希望总会十三五规划中的成立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会以及依托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巩固和建立若干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基地的设想，尽快“着陆”，这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的时代要求。

四是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上日程。档案是红十字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存凭留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如何有效开发利用档案，服务于红十字文化建设，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理应提上日程。应该看到，与中国红十字会有关的档案资料，存量巨大，非常可观。这些档案资料，解放前部分主要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等，如贵州省档案馆藏有红会档案3260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红会档案3318件，贵阳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也都有大量红会档案馆藏。至于解放后国家及各省市县档案馆、各级红十字会档案室，所藏档案就更多了。目前红会档案虽然公布了一些，但星星点点，只是九牛一毛。绝大部分档案仍然沉睡在档案馆，无人问津，令人惋惜。如何整合人力、资源，对红会档案进行开发利用，是一个值得关注、探索的问题。总会曾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探讨合作整理出版红会档案的计划，但没有进一步推进。这是一项浩大的基础性工程，希望红十字系统及有远见的企业家加盟，共襄盛举。特别要强调的是，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也给我们以信心。据悉，救护总队档案非常完整，而且涉及国际援华医疗队所属多个国家对华人道救援资料，共40号全宗909卷，集中保存在贵阳市档案馆，此外贵州省档案馆也存有相当一部分救护总队档案。总会完全可以会同贵州省红十字会携手贵阳市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救护总队档案“打包”共同申报“中国文献档案遗产名录”及“世界记忆遗产”，以更好地开发利用，这对加强国际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也具有重要价值。

五是启动红十字文物文献的普查工作。《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与建设，其中有一项重点项目为“红十字文化遗产保护：启动红十字运动文物、文献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加强历史文化设施保护，开展史志研究，总会及有条件的省份建立红十字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这项工作，总会层面尚未启动。创建中国红十字历史博物馆，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文物文献普查与征集认定工作，应该及早启动，为红十字历史博物馆做好“储备”。为此建议总会成立“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负责该项工作的开展。征集的物品种类很多，一般来说，主要有文献、音像图片、实物三类，包括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题词、音像、出版物、图片、字画、各类奖章、奖牌、锦旗、会徽、会旗、条幅、纪念品、宣传品以及与红十字会活动相关的私人笔记、日记、书信、文稿、名人遗物等等，还有与红十字历史相关的遗迹、遗址、碑刻等。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一定会集腋成裘，达成梦想。

红十字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要务，绝不能若无其事。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事业发展的“源动力”，期望取得红十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带一路”与中国红十字外交刍议

吴佩华

2015年5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今后要“紧紧围绕国家外交大局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双边、多边人道事务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红会开展人道服务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红十字外交的新篇章。

一、红十字外交必将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4年8月，习近平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2015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年4月，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宣告“一带一路”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一带一路”汇聚共商、共建、共享的众智合力，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路径，是党中央、国务院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深远内涵和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摒弃制度模式偏见，超越意识形态藩篱，想的是自己要过好、也要让别人过好，信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这些理念与红十字会的“博爱、奉献”精神契合。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称，“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中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融入“一带一路”伟大战略。

在2015年1月15日举办的“2014中国慈善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提出，“慈善事业要成为实施大国战略的有效补充”。他认为，“慈善是跨越种族、民族和国界最美好的语言，开展民间公益慈善活动始终是大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慈善事业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慈善家、慈善机构走向世界，向全球传递中国人民的爱心奉献，展现大国形象。”红十字会的工作内涵远远超越慈善工作，具有“国际性、普遍性、创新性”，故红十字会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非一般的慈善组织可比肩。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肩负圣神的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发挥好人道外交的作用” 。该次大会随后通过《中国红十字事业2015—2019年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中国红十字会肩负的神圣使命，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战略任务。

中国红十字会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必将大有作为，关键时刻，定能发挥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更好地展现中国大国形象与风范。

二、中国红十字外交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中，“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涉及到包括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65个国家（中国包括在内）。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差异很大。

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人道危机与恐怖主义、能源、气候、环境等问题相互交织，人道需求不断增长，红十字组织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定的“一带一路”区域范围，无疑给中国红十字外交带来巨大的挑战，当然，更多地还是开拓创新的机遇。

2015年10月，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全球磋商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邀请来自各国政府、人道主义、学术界等领域的近千名代表出席，联合国副秘书长杨•埃里亚松，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紧急救济协调员奥布莱恩，世界人道主义峰会秘书处主席杰米拉，瑞士联邦外交部长布尔克哈尔特等人出席会议。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也应邀出席。会议代表就保护人的尊严、加强国际人道法对人们的保护、加强社区应对灾难和危机的恢复力、推动建立多领域伙伴关系以及为人道主义行动的需求资金保障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此外，“近期的欧洲难民潮、移民问题、人道主义与‘2015后发展议程’的联系、人道主义与人权的关系、气候变化对人道事业的影响等话题一度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可见，国际人道需求仍然非常广泛、仍然非常迫切。

2015年12月8日，第32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也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了发言，“呼吁各国政府和红会在日内瓦公约精神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当前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美好愿景共同努力”。陈竺强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我们看到唯有发展，才能消除贫困和冲突的根源，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全球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希望为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做出贡献。‘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仅是政府间的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与合作，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重要助手，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争取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源，探索与其他沿线国家红会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双赢模式。” 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在国际大会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一带一路”为指引，积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国际人道需求。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有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并主持了领导人圆桌峰会。高峰论坛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一带一路”“为全球化发展带来了中国方案，对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国际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中，人道需求必将进一步拓展中国红十字外交空间与外交领域。

近几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结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围绕国家外交大局，服务和服从国家总体利益，和相关国家红十字会建立友好关系，改革创新工作模式，不断加强国际人道合作，开展交流与合作项目，通过资金、技术、人员培训、派出紧急救援队、在国外社区开展‘博爱家园’项目等多种渠道，积极活跃地开展了对外工作，形成多层面的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人道挑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开展的深入基层、让民众受惠的外援项目，受到普遍欢迎。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援助能力不断提高，对外交往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积极发挥了民间外交重要渠道的作用。

红十字运动的箴言是“人道获致和平”。红十字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动。“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信、包容和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是原则，前提是和平友好。这就要求中国红十字会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融汇中国元素或中国特色，实行外交转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好先行兵、民间亲善大使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心相通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人道外交、民间外交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展示人道和博爱的国际形象，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展望红十字外交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国家不断对中国和平崛起进行“妖魔化”，最典型的当属美国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的“中国崛起并将导致战争”的预言。“一个崛起的中国必须不再重复过去西方崛起的陈旧逻辑，这是中国在21世纪的重大使命”。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如何加入国际竞争？如何参与世界博弈？如何展示中国热爱和平的国家形象？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后不久，《中国红十字报》陆续刊发了几篇文章，对民间组织国际化、中国海外援助等进行了分析，这无疑对加强和拓展中国红十字外交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2015年5月22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了美国环保协会主席费雷德•克虏伯的文章《“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民间组织国际化之路》。该文作者提出，“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作为一个文明积淀深厚的国度，作为一个实力日新月异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社会组织对世界的影响还远远不够”。7月3日，该报发表了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系主任王建伟的署名文章《中国海外援助的两个转向》，该文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大国，必须认真面对国际责任问题。中国用何种方式回馈国际社会，是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但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可能物质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精神或者道义上是否也准备好了？这是一个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红十字会，该如何更好地提升其在世界的影响力，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确实值得认真思考。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对进一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作出明确部署。随后，陈竺会长在上海外事工作会议上对中国红十字会人道外交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一是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对沿线国家的分析和了解，确定人道外交的方向和重点；二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红会的交流，在学习其专业能力和先进经验的同时，借鉴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援助和人道外交的做法和经验；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道交流和项目支持，促进‘民相亲、心相通’；四是进一步发挥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规则制定、重大议题讨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增强话语权；五是进一步加强外事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为更广泛、更深入的‘走出去’、‘请进来’夯实基础。”

结合《中国红十字事业2015—2019年发展规划纲要》和陈竺会长的讲话精神，完全有理由认为，今后红十字外交工作需注重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联合开展红十字理论文化研究。

2013年，马来西亚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出“中国融入世界的能力问题”，很尖锐。他说，“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融入世界的能力。内部的问题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但是外部世界里，你必须要别人来与你合作。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向世界展示和解释自己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展示自己‘有钱’——有钱可以买到东西，但买不到尊重。很多西方国家现在跟中国交好并不是因为尊重。中国是否有明确而长远的与西方、邻国及中东非洲交往的战略呢?大国常常出现的一个毛病，就是迷失在自己的问题里。美国也是如此。我认为外部世界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面对世界上新的广泛的人道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如何融入其中以更好地来应对这个“真正的挑战”呢？

这就需要红十字会及早提出如胡永泰先生所说的“理念”作为旗帜，以凝聚广泛共识。众所周知，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2008）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受此影响，舆论普遍认为，“在当今的媒介环境里，国与国之间的抗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理念上的冲突和竞争”。无论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都穿越几个不同的文明区域。当务之急，中国红十字会应积极与各国红十字会、红十字国际组织联合开展红十字理论文化的研究，寻找红十字文化与各国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最大公约数”，提出中国红十字外交的“理念”， 探寻中国红十字外交的新范式，为中国红十字会畅行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理论指引，进而从侧面奠定崛起后中国国家的正面形象。

国际红十字运动迄今已有150多年历史，国际红十字运动不仅有195个国家承认并签署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作为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同时还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议事规则、标志规则以及灾害救援行为守则、欺诈和腐败的预防与控制政策、企业界伙伴关系政策等一整套丰富完备的法规体系，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红十字文化。今后，应加强对国际趋势和红十字运动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和调研，加强对红十字国际组织所出台的重要政策文件的研究，积极找寻中国红十字会的切入点，搭建好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国主张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提倡各国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我们还要研究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研究红十字文化的普适性，也要研究红十字文化与各国各地区文化融合的独特性，站高点，看远点，更好地凝聚共识，积极促进民心相通，提前为政府间的合作创造条件，使政府间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和务实的操作性。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在积极筹建红十字国际学院，筹设“一带一路”智库，搭建平台，积极培养和凝聚联合开展红十字理论文化研究的人才，亦为更好地开展国际联合研究做准备。

二是积极提供对外援助。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GDP排名仍旧靠后，中西部和城乡差距大，发展不平衡，但国际上对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寄予厚望，红十字国际组织也一直期待中国由受援国转变为捐赠国，非洲、东南亚、中亚地区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薛力的研究，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重也明显偏低” ，可见，通过红十字会扩大对外物质和经费等援助仍有提升的空间，亦可更好地服务外交战略。

历史表明，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灾害，不仅威胁到全体社会的福利，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就十分重视世界范围内的防灾减灾。作为国际性的人道组织，红十字会历来也十分关心和注重防灾减灾，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的内容十分丰富，援助的方式、手段亦十分灵活，从中国红十字会以往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非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来看，一般以物质援助和经费援助为主，“对外援助已成为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抓手” 。

从援助的区域来看，中国周边，即亚太地区，是中国红十字会重点援助区域。实际上，“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常发生灾害的地区之一。2004年至2013年，有近一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一区域，”亚太区域遭受灾害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因此，通过红十字会继续加强对亚太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义。

从援助的目标来看，普遍认为，“要重视快速应对紧急人道危机，更应重视支持解决长期人道危机。具体而言，既要做好冲突、灾害与事故的事中、事后的处置与善后，更要努力摆脱总是事中处置、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将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从源头上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努力，解决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性问题，从根本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帮助受灾国实现从紧急救助到长期发展的顺利过渡。”这就是说，援助不仅要讲求实效，更应着眼于长远，援助方式更应该灵活多样。2013年，中国对菲律宾“海燕”的援救展现了“中国样本”，应以此为开端，加强研究与实践，争取做到国际救援的“中国样本”。对外援助要真正做到“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还需进一步吸取“博爱家园项目”的成功经验，更好地借鉴“中非论坛”的模式，灵活多样，务实高效，选取合适的项目，形成多层面合作机制，积极拓展红十字会对外援助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提升中国红十字会的影响力，进而更好地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尤其是在一些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冲突地区，在一些政府层面不便进入的领域，可以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组织的特殊作用，通过人道援助和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使红十字会成为‘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和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促进者”。如中国红十字会正在配合中巴经济走廊、中缅项目建设，积极行动，值得期待。

援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总体目标应该是“让受援国真正感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人情和温暖”，自觉“承担着自身探索、转型和消除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任务”， 还要探索中国未来作为成熟大国后的红十字援外模式，即真正成熟的中国红十字会援外的“中国样本”。

三是要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话语权、主导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在其《中国外交新高地》一书中谈到，中国外交事业已经一步步走向“新高地”。所谓“新高地”，指的是中国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在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不断上升的位置。“站在新高地上的中国外交，一定要有好的心态与新的立足点。”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在对外方面，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因此，站上新高地的红十字外交，也必须要有“新的立足点”。

冷战结束后，红十字会——作为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之一——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参与制定相关规则，掌握话语权，保障国家利益，我认为，这就是今后红十字外交的“新的立足点”。

2013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当选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2017年1月28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近卫忠辉正式向世界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宣布：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正式担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现有190个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成员，该组织共设五位副主席，除来自瑞士的“当然副主席”外，分别由来自非洲、欧洲、美洲和亚洲区域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代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是代表亚洲区域担任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再次担任这个重要国际组织的领导者。这既显示了中国红十字会在该组织中的地位，亦为中国红十字会更好地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与机会，以利进一步扩大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注意加强与世界各国红十字组织的友好往来，不断夯实友好交往的基础。近几年来，中国红十字会还积极鼓励相关经济发达省份红十字会与外国地方红十字会之间的友好往来于合作，为地方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当地“一带一路”建设架桥铺路。如，为配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外交流工作总体部署，落实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外交流工作要求，2016年10月，江苏省红十字会应邀率团访问白俄罗斯红十字会戈梅利州分会，并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为江苏省政府与戈梅利州签订《关于共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框架合作协议》落地生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再如，北京市红十字会从服务国家外交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要出发，自组团、参团分别赴捷克、匈牙利、瑞士、意大利、日本、巴勒斯坦等国和地区出访交流，已先后与13个国家首都红十字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及有关领导多次表示，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框架下，加强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事务和议程设计，广泛开展多边交流，努力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陈竺会长在接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白良（Jacques Pellet）时坦言，“为非战乱国家设立国家个人特使职位在国际委员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表明国际委员会尤其是彼得•莫雷尔主席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抱有很高期望。”陈竺会长表示，“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重要助手，中国红十字会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工作。国际委员会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许多国家开展人道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红十字会希望能够分享这些经验与技巧，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红十字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工作的步伐。”白良亦表示，希望“推动中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乃至世界人道领域的影响力。”

2017年5月，国家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李源潮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阿西，表示中国愿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加强交流合作，在沿线国家合作开展人道项目，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阿西坦言，“一带一路”的愿景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相契合，愿与中国红十字会携手合作、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莫雷尔期待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辟人道主义之路，与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有更多合作。

要提升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话语权、主导权，还离不开人，即：中国红十字会应当向红十字国际组织派驻更多的人员，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内部活动，深入了解组织内部运作与外部协调，以便更好地参与并引领红十字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向国际组织派驻了多少人员，尚不清楚。但从公开资料来看，199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次聘任中国红十字工作人员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部副部长任浩）。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第八届亚太地区红十字与红新月大会期间，国际委员会亚太地区合作代表Allan与中国红十字会接触，希望中国红十字会派出2—3名工作人员前往国际委员会短期工作。可见，在国际红十字运动组织中，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员仍然还是很紧缺的。

总之，“一带一路”必将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必将进一步拓展其外交空间。中国红十字会应顺势而为，奋勇开拓，充分运用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舞台，发挥好大国红十字会的作用，谱写好“中国梦•红十字篇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贡献力量。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

民国时期工商业者慈善动因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蔡勤禹

工商业者是多重组织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同乡组织到同业组织，从慈善团体到社会团体，他们的多重角色显示了其在社会中地位的重要，而这些组织又是慈善事业的主体之一，因而工商业者参与和组织慈善活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民国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工商业者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极大提升，从传统的谈商色变、商为四民之末到热衷谈商、商为四民之首，工商业者成为各地慈善团体的核心和领导者。工商业者走向社会中心，并热心参与慈善事业，一方面说明社会观念发生巨大转变，另一方面表明工商业者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因发生变化。本文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研究，主要是上海是民国时期工商业发达地区，也是工商业者参与慈善最活跃地区，以上海为中心来考察工商业者参与慈善的动因，也可以旁观到民国时期整个工商业阶层的行善动因，这种动因带有较强共性，地区差异性虽然存在但本文所研究的几点动因，基本上都可以包括。通过这种对行善者动因的考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慈善行为背后复杂的因素，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有针对性地推动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经济动因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以同善会和惜字会为代表的慈善机构的“儒生化”是士人借慈善来重塑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那么，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可以称之为“商人化”，工商业者成为慈善主力。一般地认为，工商者是以营利为目标的资本所有者，从事非营利的慈善事业不应是工商业者的工作范畴。事业上，工商者在民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四民结构，还推动了工商者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动力。

工商者慈善动因则较为复杂，他们通过捐资兴办慈善事业，都有着某种利益性动因使之所然。“商人群体通过捐资兴办慈善事业，在维护并巩固自己在地方事务中的支配权力的同时，也通过这种施善行为来为自己声誉的提高和慈仁形象的树立创造机会，为自己获得一种潜在的无形资源；反过来，这种资源又为自己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有力的支持。”这种利益性动机首先表现为经济性动机，以营利性为目标是工商业者的基本利益诉求，这是公司行号作为经济法人的内在要求。他们在捐资行善中，带来社会形象提升，反过来，这种良好的社会形象为自己的经营开辟新的路径和市场，从而使得以“散财”为目标的慈善和以“聚财”为目的工商业产生依存关系。学者考察1930年上海慈善团体的资产构成，发现不动产收益成为善款主要来源，占资金来源的绝对份额，众多慈善团体大都以房产、地产增值收益作为运作资金的主要支撑。上海新普育堂1932年不动产收入占22%；上海元济善堂1933、1934、1935年不动产收入分别占94.8%、95.5%、96.2%；上海仁济善堂1930年至1937年的不动产收入占50—80%；上海慈善团1937年不动产收入占84.8%。

不动产作为慈善资金来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不动产通过出租方式将获得的收益用于慈善，从而可以保障慈善资金不会大起大落，因而有实力的慈善团体会多拥有不动产，而民国时期各地对于不动产用于慈善等公共事业则有税收优惠。1927年7月江苏省政府制定《江苏省征收房租条例办法》，规定对于善会、善堂等慈善公益组织的房屋免征房捐。上海在1929年8月修正公布《上海特别市征收房捐规则》中规定，慈善机关经中央或本市主管部门注册立案者，其房产系完全用作教育慈善或公益之用的，房捐减免。对于土地用于慈善和公益事业用地，在《土地法》中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而用于公益事业，其用地得减免赋税。这样，一些有实力的工商业者可以将其部分资产转化为慈善团体不动产，既可以减免捐税，又可以通过出租不动产获得免税收入用于慈善经费，这种慈善投资是工商者所具备一种投资方式，它们将慈善作为公司企业一样来经营，可以提升慈善的运行效率，也为自己赢得良好名声，这种行善与经营实业的相辅相成，可以更好地促进慈善发展。

二、社会动因

工商者行善利益性动机是其作为商人所具有特征，这种将慈善以商业化或公司化的方式来筹资，使慈善运作赋予商业化特征，也是工商业发达和工商阶层社会地位提升后的一种新现象。慈善组织通过购买基金、出租房产、购买股份和募款等带有商业化运作方式筹集资金，使慈善基金筹措多元化，具有了鲜明时代特征。这种利益性动机无法解释一些工商业者将慈善当成一项事业来终生不渝地坚持的行为。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是工商者行善的另一重动因。随着工商阶层在社会中地位上升，工商业者不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经济地位，而是更希望在社会事务中获得一席之地，他们追求自觉、自主、自立意识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意识明显增强。可是，传统的政治制度因不能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而崩溃，新型的现代政治制度又难以适时地建立起来以有效地整合社会，工商阶层便以慈善作为关注社会利益和公共议题的新的途径和平台，于是，他们组织慈善组织和其他各类社会团体，在慈善救济、社会改良、妇女解放、教育救国、城市管理、乡村建设、发展实业等诸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工商阶层掌握着相对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使其有能力慈善事业中扮演核心角色，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工商业者也认识到“维国治之道必先强化治安，然欲强化治安必先安定社会，而安定社会尤必自推广救济，……救济事业于社会之安宁影响殊甚。”因而，他们很多人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从各地慈善组织的理事、职员的履历表中，都可以看到当地工商名流的名字。他们在为自己赢得名声同时，以财富、时间和热情投入教育、济贫、赈灾等慈善事业，体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推动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工商者财富观也影响着行善行为。行商讲求“商道”，工商业者的行商之道一般理解为公平、诚实、守信，上海著名实业家、曾任上海商会会长的慈善家王晓籁在日记中对“商道”另有一番理解：“三十岁以后，……弃商业而致力于商道，举凡公益慈善、教育文化及社会公团，一切事业无不积极参加。”这种对商道的解释显然超出了人们对商道的一般理解，实际上他是将经商作为一种“业”，而将行善作为 “道”，从商是为行善之“道”。王晓籁曾自撰一副对联，作为座右铭。上联是：“为国家，为社会，为此为官为商，皆为人作嫁衣，莫问到底为什么。”下联是：“不爱钱，不惜财，不但不贪不吝，且不顾生计，恐怕将来不得了。”对联反映了成功后的王晓籁对于钱财的态度，为国家和社会捐赠，豁达而又超脱，许多像王晓籁一样的工商业者抱着工商聚财、行善散财、不散不聚的观念从事慈善事业。上海另一个著名实业家、慈善家虞洽卿也本此意说：“人类自利之心，根于天性，自不待言。欲达此自利之目的，断不能离群孤立，以营经济生活必相资相辅，然后能各得其利，而自利之目的乃能达到，社会之富亦因以日进。”他在70岁时还说：“所抱定主旨，仍以先为公共利益，若公共均有利益，则个人利益当然联系。”虞洽卿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将惠己自利与惠人他利有机结合起来，为自己创造了更多财富，也为社会捐献了更多财富，两者相互促进，使其事业发展壮大。善士王一亭家训写到：“贫者入一钱，出不及一钱，虽贫亦富。富者入千钱，出浮于一千，虽富亦贫。”富者多捐钱才能实现真正的精神和社会地位的“富有”，赢得社会的尊重。南洋兄弟公司简照南平生热心慈善事业，曾谓：“金钱者，多取为厉，须能聚能散，自社会取之，当为社会之用。”著名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行善几十年，“慷慨输将，或办公益，或作善举，或助建设，或资抗战，达千余万元之巨”。他的财富观是“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他说：“前者敝堂每年中提取赢利，以作慈善，教育等公益者，仅为百分之二十五，今后则将提取百分之四十，以备资助各种社会事业之用。鄙人之意，人生朝露，转眼即逝，黄白之物．既不能与生俱来，复不能随生偕逝。其与我人相聚集，正如朋友之偶然结识，终难免于离散之一日。彼为子孙作牛马，斤斤于个人之私蓄，而不顾群众之福利者，固非智者所屑为。……敝堂药业，赤手经营，幸赖国人之爱护，得有今日差堪立足之地位。……今后所求，惟能有余力，济物利群，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胡文虎的“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财富观念，是其慷慨疏财的不竭动力。这种理性的财富观体现了民国工商业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三、政治动因

民国时期是中西交融深化时期，也是民族抗争和奋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任人宰割的残酷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使工商业者在以工商救国发展民族实业同时，也以慈善方式重塑民族自尊和自爱。江南绅商在清末“丁戊奇荒”中采取“跟踪赈济”方式来与外国传教士相竞争就是不甘居人后的民族性表现。如果说清末的民族性尚带有对西方的抵触和排斥心理的话，那么，到了民国时期，以熊希龄等一干人为代表创立“世界红卍字会”则是希图将这种民族优越感放在世界维度来比照。作为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要会员的团体，其建立于中国，但已经不满足只在中国本土行善，其要拯救世界，要将中华文化引领世界。之所以出现从自卑向自信转变，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国人出于对西方物质文明绝望有关系，中国出现过一股以标榜“救世”和超越堕落的物质文明为特征的“新宗教”思潮，世界红卍字会就是代表。他们希图用“五教合一”来包容世界主要文化，将慈善作为推行的动力，在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及东南亚建立总分会，从2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还在海外活跃。在民族危机时候，商民以此来号召人们捐款爱国。

1932年10月，由上海商会为主发起成立的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发起月捐运动。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月捐运动宣言》指出：“嗟乎！自去年九一八以来，我东北同胞，受暴日荼毒，亦已极矣……夫中华者，吾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也。东北既为吾中华之一隅，东北之得失，既为吾全民族生死存亡之绝大关键，我内地，我上海民众，忍熟视而若无睹耶？忍充耳而若不闻耶？……用集各界同志，举行月捐活动，有力者移消闲游宴之资，固多多而益善；无力者节日常衣食之用，虽少许而何妨？……积月成岁，积少成多，各发天良，各完天职。嗟乎！人而不欲行善则已，苟欲行善，救死扶伤，此是最大之行善；人而不欲报国则已，苟欲报国，国破家亡，此是最后之报国。吾全国同胞共起任之，吾上海同胞率先任之。”而海外华侨在行善过程中，这种张扬民族性、追求民族的体面和尊严表现的更为充分。胡文虎在海外对华人行善颇多，他谈到救助海外穷困侨胞时说：“此等可怜侨胞，其在家乡毫无亲故者，固无论矣，如果尚有依靠，可度残生，有家难归，欲归无力者，又岂可任其飘零海外，乞丐为生，贻笑外人，侮辱国体，而不加以手乎”。他为此租船将无钱回国侨胞送回国内。他又说：“做人要有志气……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因痛心上海往前(租界)公园及虹口游泳池，禁止华人与狗入内，吧城游泳池只准白种人及日本人参加，特在本坡自建游泳池，只准华人游泳，无非为国家争回些少体面”。胡文虎救助同胞的慈善行为，带着顾全国体因素，表明他所具有的浓厚民族自尊心。

可见，工商业的政治动因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行善来行救世，一是通过行善来救同胞危难，反映了近代中国工商业者在危难中奋起担当的责任和追求。

四、文化动因

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充满了行善积德的教诲，无论是儒家的“仁爱”还是道家的“善恶”观，都对生于斯的国民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一般通过家训族规体现出来。上海许多工商业者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家教。徐乾麟在《自省录》中将“孝友”放在第一位，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事父母孝顺，对兄弟有爱，即为善的本源。他行善50年，并告诫子孙：“为善人人应为，只须量力施助，一粥一文，尽是好事。”虞洽卿从小“事母极孝顺，凡母所命，无不尽力办到”。其母是一位乐善好施、口碑载道的民间医生，她对年少的虞洽卿说过：“你大了之后，如果发财，应该做些对乡里有实惠的事，不要专为自己享受着想。”以后，虞洽卿成为上海著名慈善家，践行着他母亲的教诲，正可谓“母之教而善，则其成立也易；母之教而不善，则其成立也难”。家庭善恶观的教育和良好的家风熏陶对个人的成长影响深远，上面列举的两位大慈善家关爱他人的道德情怀和扬善止恶的道德的诉求，也是支撑着其他众多工商业者行善的内在动力。

民国时期，许多商界精英喜欢皈依佛教，佛教在上海工商业者中影响最大。在上海总商会的会董中，有半数以上工商会董为佛教徒，或倾向佛教者。徐乾麟是佛教徒，他母亲告诫他：“拜佛诵经乃是正心养性，并非妄事求仙，超度祖宗是子孙诚意，静坐炼气是修身之道。”他笃信佛理，期许“兴道德行善，消灾弥劫”，并在1935年与张静江、王一亭等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1942年与丁保福发起成立戒杀护生推进会，向社会宣传戒杀护生、善恶轮回的因果道理。聂云台写有《保富法》，书中讲到：“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佛法不相应。”上海的佛教界净业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核心成员多为工商业者，当时沪上著名的工商界精英居士代表人物有王一亭、周舜卿、聂云台、简玉阶、简照南、穆藕初、玉慧观、方子藩等，是这两个组织核心成员。他们既然皈依佛教，从事慈善的宗教动因就起着作用。他们在传统佛教慈善“积善行德”内在信仰动机和大乘佛教“慈悲无我”的精神引导下，向建立“人间净土”、“服务社会”的目标转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世界三大传统宗教都曾经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压抑个人，以个人逃避对社会的责任而获得归宿。近代宗教慈善教育文化事业则恰恰从个人寻求自我解脱或拯救出发，以宗教热诚投身上述事业而关注社会，不断扩大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通过这些社会活动与事业，也扩大了宗教的社会影响。”这一观点用以解释民国工商业者的慈善动因是十分恰当的，它说明了工商业者宗教思想已经不是停留在传统宗教的封闭性、保守性与自养惰性上，而是融入社会，以宗教的信念和热忱去行善积德、服务社会。

工商业者慈善动因是复杂的，有经济、社会的、政治的、宗教、家庭的、心理的、民族的、观念的等因素综合激励的非常复杂的原因，每个慈善者会受到一种或多种因素支配而从事慈善。研究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学者伯灵格指出的：“利他主义并不是界定慈善的唯一动机，它也不是理想的运作动机。如果解释慈善行为只强调一种动机（利他）而排除另一种动机（个人野心），那就不会有成果，因为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当慈善行为发生时，两者同时在起作用。”这一观点说明了中外行善者都有多重因素在影响着其捐赠行为。不论何种动机，其结果是对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起着推动作用，这是中外学者所公认的。因此，在研究慈善时，不能理想化地把慈善行为拔高到“公而忘私”的纯粹的道德高度，应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慈善动因，这样才能体现出人们思想的多样性。条条大道通罗马，出于不同目的的善心善行汇集到一起，形成浩荡的慈善洪流，激荡着慈善事业发展。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红十字文化与公益事业研究中心教授）

“博爱家园”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的独特作用

——以贵州红十字会为例

尹秋莲  陆丹

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随着脱贫攻坚向深度贫困地区推进，全省“十三五”期间计划将200万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且全部城镇化集中安置，将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市（州）所在城市、县城和中心集镇，按照新型社区要求建设1000多个安置点。贵州省是“博爱家园”项目的发源地和探索试验地，“博爱家园”是贵州红十字会结合省情创新扶贫模式倾力打造的公益品牌，以“推动社区治理、提升社区能力、促进社区发展”为目标，以“防灾减灾、健康促进、生计发展、人道传播”为主要内容的人道公益项目。红十字精神引导的力量和组织的力量在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头号工程中如何发挥其独特作用，让“博爱家园”成为贵州脱贫攻坚战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是贵州省红十字会面临的新时代课题。

一、“博爱家园”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机遇

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区市脱贫攻坚和“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将这部分人搬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一场聚焦1000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易地扶贫搬迁战役全面打响。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随着脱贫攻坚向深度贫困地区推进，全省“十三五”期间计划将200万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并集中在近三年全面完成，搬迁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紧、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贵州红十字会抓住易地扶贫搬迁机遇有效推动博爱家园项目，是真正架起红十字人与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博爱家园成为服务大局、关爱群众、精准施策、化解矛盾、传播精神、践行价值的品牌工作的最好机遇，也是让红十字会借力易地扶贫搬迁成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的最好机遇。

二、贵州红十字会“博爱家园”的优势资源

（一）成熟的平台。贵州省博爱家园项目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每个项目内容为“5+X”，预算45万元，一般情况硬件工程建设不超过15万元，生计发展不低于15万元，各项资金构成比例根据项目地评估确定的实际需求合理分配。5个一：建1个红十字组织，成为涉及该区域的红十字项目、会员和志愿者发展、红十字精神和文化知识传播、人道救助及防灾减灾工作、卫生健康知识宣传的实施主体；建1个红十字服务站，成为村级红十字组织工作、红十字精神传播、提供便民服务、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开展备灾防灾减灾的主要阵地；建1个红十字健康文化广场，成为群众健身、文化娱乐、应急避难、红十字精神和文化知识传播的主要场所。建1个爱心互助金，成为解决群众急需困难、实现精准扶贫、培育互助互爱、传播红十字精神、发扬村民自治、完善红十字组织运行机制和建立长效救助机制的可循环滚动、持续发展基金；建1个励业帮扶示范基地，成为带领群众致富、产业带动、科技培训、电商平台、发展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传播红十字精神的重要基地。“X”项目（群众自选项目），采取群众民主自治的方式确定，主要以防灾减灾工程、村级公共基础设施、公益项目、关爱留守儿童各类公益活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等为主要内容。

（二）成功的经验。“博爱家园”是贵州红十字会结合省情创新扶贫模式倾力打造的公益品牌工作。贵州省是“博爱家园”项目的发源地和探索试验地。2008年，为改变简单送物、送钱这样的“输血式”和“经常扶”人道救助方式，创新探索人道救助的“造血式”和“扶长远”，立足省情实际，在国家级贫困县长顺县进行试点探索，策划推出了“绿色家园行动”。该行动通过试点总结出“长顺模式”，并得到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华建敏同志高度肯定和力推，总会于2011年进行总结和提炼有关经验为“博爱家园”在全国推广。通过探索实践，目前主要结合“贫困面大、无灾不成年”的省情实际，致力于“减贫、减灾”，以村寨或社区为单位，采取“5+X”模式进行实施。贵州红十字会把“博爱家园”作为参与全省“大扶贫”战略行动的主要抓手和载体，出台了以“博爱家园”为核心内容的红十字助力脱贫攻坚十五项行动计划，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募集4亿款物开展人道扶贫，让200万群众受益。

（三）完善的机制。贵州红十字会新一届党组2015年10月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从与全国红会一盘棋统一叫“博爱家园”开始，抓好顶屋设计，卓有成效地快速推进博爱家园项目工作。一是建立政策保障制度，打通人道资源输送渠道。争取陈竺会长2次到贵州调研红十字工作，并1次在北京专题听取贵州省工作汇报；争取中国红十字会助力扶贫攻坚博爱家园现场会在我省召开，陈竺会长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明确把贵州作为“博爱家园”试验地和示范区；争取总会出台了对口支援贵州红十字事业发展文件和制定全国红十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细化了帮扶贵州的措施，尤其是突出“博爱家园”支持措施，去年援助了400万元建10个项目，2016年成为王海京副会长的项目责任联系点并援助40万元再建1个项目；争取省级财政支持，纳入政府购买服务体系每年支持450万元援建10个项目。二是签署对口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实现人道资源整合最大化。同上海、辽宁、广东、浙江、山东、江苏6个对口帮扶省区和上海、大连、广州、深圳、杭州、宁波、青岛、苏州8个对口城市红十字会分别签署了对口帮扶合作框架协议，明确把博爱家园项目作为帮扶的核心内容，目前广东、辽宁先后援助了105万元建3个项目；争取欧盟、香港红会援助360万元建10个“社区为本”的博爱家园项目；加大同澳门红十字会交流合作，双方签署了2017—2020年合作框架协议，今年对方确定援助225万元建5个项目，并于今年9月将邀请我会项目有关人员赴澳进行培训。三是改善项目执行管理机制，逐步走向规范化轨道。撤消原来临时机构“项目办”，把“博爱家园”作为核心业务工作，纳入本部门、本系统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内容；成立红十字基金会，建立项目筹资、管理、运营等运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健全省、市、县、乡、村“五位一体”项目管理机制，特别是让项目村实现留下一笔可循环救助的发展基金、锻造一支善于群众工作的队伍、建立一个可持续运行的机制。四是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扩大项目品牌影响力。亚洲部分国家红十字会、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代表团以及香港、江苏、广东、江西、四川、内蒙古、哈尔滨等省区红十字会先后到我省考察学习博爱家园项目，特别是在全国博爱家园现场会期间，有关情况被全国和境外305家媒体给予了报道和转载，得到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赞许；在总会十届三次理事会上，贵州红十字会以“一个基层干部眼中的博爱家园”为题交流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有关情况报告还得到了省委书记、副书记及政协副主席的重要批示，并责成省委党校派专家来总结经验，将按照陈竺会长要求拿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推广；该项目获得省直机关目标绩效考核“创新奖”；贵州红十字会博爱家园项目办在总会“十大”获全国先进集体表彰，项目办负责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

三、“博爱家园”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是提升特困地区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生计保障和后续发展工作，是贵州红十字会“博爱家园”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最有效的实践路径。

（一）开辟公共服务场所。“博爱家园”可以按照建设新型社区的要求，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建红十字服务站和红十字健康文化广场。红十字服务站是安置点社区红十字组织工作、红十字精神传播、提供便民服务、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开展备灾防灾减灾的主要阵地；红十字健康文化广场是群众健身、文化娱乐、红十字和文化知识传播、应急避难的主要场所。提升安置地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真正解决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将安置区打造成和谐幸福新社区。

（二）创建社会治理模范社区。“博爱家园”可以按照新型社区的要求加强安置点的社会管理，形成“红十字会服务站在小区、志愿者在楼栋、会员在单元”的组织管理架构，使红十字会的基层组织、居委会都覆盖到每一个移民安置点，为搬迁群众提供良好的保障性服务。针对搬迁群众绝大部分世居深山，文化程度低、见闻少，融入社会能力低等实际，开展“亲情”互动活动，增强搬迁户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加强多种形式的搬迁群众教育培训活动，引导搬迁群众重视社会治安、转变生活方式，逐渐融入城镇新生活。

（三）设立爱心互助金。在每一个安置点设立爱心互助金，成为解决群众急需困难、培育互助互爱、传播红十字精神、发扬村民自治、完善红十字组织运行机制的可循环滚动、持续发展基金。把“爱心互助金”确定为可循环滚动、可持续发展的非盈利性基金，通过红十字会募集10万元作为底金，动员搬迁群众自愿向互助金捐款，互助金主要通过借款用于该安置点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借款群众在归还借款时，不需交纳任何利息，但必须根据互助金对其发挥的作用自愿向互助金捐款，使互助金不断壮大。各安置点互助金按照“放得出去、能够发展、收得回来、诚实守信”的原则，结合社区民约，制定互助金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制度和流程，采取连户担保、签定协议书、张榜公示等方式，规范和约束搬迁群众的行为，引导搬迁群众自愿参与、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真正通过互助金在当地建立起长效的救助机制。

（四）建励业帮扶示范基地。“博爱家园”项目可以在每个安置点建1个励业帮扶示范基地，成为群众带头致富、产业带动、科技培训、发展会员和志愿者、传播红十字精神的重要基地。各安置点结合产业发展、地域实际，引导搬迁群众发展各自特色的励业帮扶基地。

（五）建便民微田园。“博爱家园”项目可以结合实际，采取统一规划、红十字会资金补助，在安置区附近流转一定面积的农业生产用地，划块提供给年纪较大、依恋故土、依恋农耕生活和难以在非农领域就业的搬迁群众，解决他们的日常所需。

（六）关注搬迁群众就医。“博爱家园”项目可以充分调动医疗资源，为搬迁群众建立健康信息档案，建立动态监测管理制度，满足搬迁群众最基本的看病就医需求。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到安置区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提高对搬迁群众的医疗服务质量。

（七）实施红十字传播行动。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结合扶贫攻坚行动，树立扶贫先立志、先持智的思想，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开展一轮红十字知识宣传培训、印发一批红十字知识资料、树立一批具有红十字元素的宣传标志、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示范点等形式，把中华民族孝慈仁爱的优良传统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把传播红十字精神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把红十字事业与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结合起来。要大力弘扬红十字、感恩、互助互爱等精神，千方百计解决好“富”脑袋的问题，帮助受益群众树立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念，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通过勤劳开源、节俭积累，带头致富、早日脱贫。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传播正能量，促进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九）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特点，向社会发出倡议，组建各层面的红十字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志愿者队伍，广泛动员和招募有爱心、有能力、有时间的志愿者、义工加入红十字加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行动中来，科学策划各类活动和积极开展人道救助工作。充分发挥各级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作用，积极参与反映民生诉求，充当“调节剂”和“润滑油”，当好政府、社会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协助政府兜住最困难群众的底线，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情发生。

四、“博爱家园”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时代价值

“博爱家园”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立意对于新时期红十字组织充分发挥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重要助手作用，以新的导向方式、新的动员方式、新的组织方式、新的实践途径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无疑具有厚重的时代价值。

（一）时代价值一：遵循红十字会是一个特殊的群众团体的发展规律，把行动作为“一个组织的生命力要找到扎根的地方”的思路和一项品牌工作定位，而非简单的一个项目，通过行动实施广泛在易地扶贫安置点社区建立基层红十字组织，并探索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推动红十字事业在社区、基层、群众中发展。

（二）时代价值二：围绕党政工作大局，把行动作为红十字会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改善民生的主抓手定位，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

（三）时代价值三：以做群众最期盼的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博爱家园”作为红十字会帮助群众解决根本性发展问题的新举措定位，通过改变服务方式，建立“造血式”和“扶长远”的救助机制，确保项目效益最大化，增强群众自救互救、长远发展的能力，彻底改变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境况。

（四）时代价值四：立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博爱家园行动”行动红十字会参与化解安置区社区社会矛盾、促进社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定位，通过调动和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来搞好各项工作和社会建设。

（五）时代价值五：以营造人人都来关心和参与人道、慈善、公益事业作为最终目标，把“博爱家园行动”作为价值导入改变受助群众意识、培育感恩文化并积极参与人道、慈善、公益事业，活得有尊严、被认同、有价值的重要渠道定位，通过爱心互助金的运作，让红十字精神具体化、物化，让公众尤其是受助群众潜移默化接受并传播红十字精神。

（作者分别是贵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贵阳学院副教授）

《陆树藩：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先驱》简评

沈璐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组织，目前已有190个成员国，中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红十字会如何“登陆”中国并“落地生根”？对此问题，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中国红十字运动早期历史发展中，陆树藩为救助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北方难民而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被忽略了。有鉴于此，湖州市红十字会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开展了“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课题研究，以期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下文简称《陆树藩》）一书，就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本书由吴康丽、池子华主编，合肥工业大学2017年出版。本文简评一二。

一

《陆树藩》一书，共40万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主要论述了陆树藩创办救济善会的“前因后果”，具体内容分为四章。

第一章集中论述了救济善会成立的背景及其过程。作者认为，救济善会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必然一环。在此之前，红十字文化已在中国有所传播，这为救济善会仿照红十字会进行战地救援提供了可能。同时，清代江浙地区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与陆树藩父亲陆心源的言传身教又构成了陆树藩创立救济善会的客观与主观条件。而在梳理救济善会成立的过程时，作者指出陆树藩最终得以成功创办救济善会，很重要的原因是取得了李鸿章的首肯。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在陆树藩等人受到济急善局同人质问时出面担保，调和两者的矛盾。应当说，最终形成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合作办理庚子救援的局面，李鸿章功不可没。

第二章对救济善会的组织结构展开分析，包括章程、机构、人员三个方面。在对救济善会所制定的各项章程做出深入分析之后，作者认为，救济善会各项章程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陆树藩等人在制定救济善会的核心章程时，由于“事系创设，头绪繁多”，兼之缺乏实际经验，难以对之后的救援工作做出具体而符合实际的规定。随着救援行动的不断深入，救济善会同人在切身体会了救援行动所面临的险恶形势之后，为了使救援行动更为合理，采用制定各项专项章程与分局章程的方式，对此前章程中的不合理之处做出修正，增补未曾涉及的工作内容。为了进一步揭示救济善会的实际工作情况，作者随后对救济善会在救援过程中创办的分支机构进行了论述，指出救济善会的分支机构可以分为救援机构与筹款机构两类。救援机构分设于天津、沧州、保定、济宁等地，负责当地的救援事宜。值得一提的是，救济善会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在北京地区设立救援机构，其具体的救援工作大多依托于晚清著名文人刘鹗主办的慈善会开展。筹款机构又可以分为两类：派出筹款机构与合作筹款机构。作者在分析两者的数量构成之后认为，“救济善会的筹款机构仅占所有筹款机构中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属于钱庄、票号、银号、协赈所”等合作筹款机构。结合对两者募捐款物数量的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救济善会的经费筹集工作主要依靠合作筹款机构，自设的派出筹款机构作用有限。在本章的最后，作者细致梳理了救济善会的人员构成，发现有众多的社会各界精英参与了救济善会的筹备与救援工作，这为救济善会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第三章中，作者聚焦于陆树藩北上开展救援行动的全过程，向读者展示了救济善会同人是如何在动荡不安的京津地区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平粜、掩埋、济渡等工作，最终得以顺利救回难民五千余人，救活当地难民无算。此外，作者还论述了救济善会的各项善后工作，使读者能够对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有全面的认识。

第四章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作者试图从三个角度论证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的关系，彰显其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首先，作者分析了救济善会工作中所体现出的一系列红十字元素。从主观角度来看，以陆树藩为首的救济善会同人，有意识地在救援工作中践行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原则，而在客观事实上，其红十字性质也得到了当时国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可见，救济善会并非仅仅借用了红十字的概念，而是在救援过程中付诸实践。随后，作者论述了救济善会创始人陆树藩有关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系列设想与实践，补足了相关研究的缺憾。最后，作者论述了救济善会部分同人的红十字会经历。其中，着重介绍了曾长期主持中国红十字会医务工作，并担任过红十字会理事长一职的王培元。由此，作者认为“仅仅以救济善会的参与者与其后的红十字组织没有交集为由，便不将救济善会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源流之一，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明确了救济善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篇“陆树藩研究资料”，将涉及救济善会的诸多原始资料进行了整理，将其中的《救济文牍》、《救济日记》、《京津救济善会图说》以及《申报》、《中外日报》等多种核心史料收录，一方面方便有兴趣的读者得以深度了解救济善会的相关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得上篇的内容有据可查，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下篇“陆树藩年谱简编”，则对陆树藩的生平事迹做了简要叙述。或许是限于材料，内容略显单薄，令人颇感遗憾。

二

总体而言，《陆树藩》一书内容详实，颇有新意，以下几点尤为突出：

其一，条理清晰，形式多样。如上文所述，该书上篇共有四章，章与章之间的衔接自然，逻辑严密。不过，该书并不仅仅是陆树藩个人生平的介绍，而是研究陆树藩其人与中国红会之间的联系，因此将重点放在了陆树藩创建救济善会并且北上救援滞留难民的过程上，继而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救济善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以凸显陆树藩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先驱的身份。而在行文之中，作者除了使用文字论述，还适当的引用或绘制图表加以佐证，将一些繁琐的数据转化成清晰直观的表格，增加了文章的严谨性与可靠性。

其二，考证充分，用词严谨。纵观全书可以发现，该书十分重视对相关史实的考证工作。例如，作者为了说明陆树藩投身善举的主观原因，详细考察了陆树藩之父陆心源的生平。而在对救济善会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时，作者发现救济善会虽然曾在德州开办分会，但之后不久便因与济急善局达成“分头办理”的共识，将此前筹备的德州分局转交济急善局办理，可谓“有名而无实”，救济善会在北京所设机构的创建与发展过程同样如此。作者在对相关史料进行爬梳之后，认为救济善会在北京所设之慈善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实际上由刘鹗掌控，与救济善会其余的救援机构有相当的区别。以上两点，均对学界以往的研究有所补充，若没有作者的潜心钩沉，想必很难取得这样的成果。此外，作者的用词严谨也值得称道。如该书在探讨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之时，并未简单地将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相等同，而是指明救济善会尽管在主观上努力实践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在客观上也得到了当时中外人士的承认，但它仍与现代语境中的红十字会有着很大的区别。由此，既说明了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的密切联系，又努力避免读者产生误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其三，史料丰富，运用灵活。《陆树藩》一书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其中对报纸的引用尤多。近代中国报刊业发展非常迅速，时至庚子年间，报刊的种类与报道的内容，均已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不过，虽然报刊杂志具有十分宝贵的史料价值，但是想要从中提取相关资料却无异于大海捞针，而要有效的利用这些材料更是难上加难。而该书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颇有精妙之处，不仅使用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对报刊史料进行梳理，使得全书的论据充分；还利用常常被人遗忘的征信资料，对救济善会所属合作筹款机构的募捐情况做出统计，并将其换算为统一的价值单位，使得读者可以直观地比较各个合作筹款机构之间募得款物的多寡。作者对史料的灵活运用，为该书增色不少。

其四，观点新颖，力求突破。《陆树藩》一书在论述救济善会与陆树藩的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还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例如，在以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时，研究者常常从人员延续性的角度，将济急善局纳入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脉络之中，而将救济善会排除在外。作者对此则持不同看法，在仔细梳理救济善会各位董事的生平事迹之后，不难发现不少董事都曾或多或少的参与过红十字会的相关事宜，其中更有长期参与红十字会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培元。由此观之，此前学术界的观点，仍有探讨的余地。此外，在探讨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时，曾有学者认为陆树藩本人所制定的《救济会章程》“带有强烈的东南意识”，并以此提出质疑，认为救济善会并未践行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陆树藩》一书重新考察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尽管救济善会的组织者大多为南方士绅，在其所制定的《救济会章程》之中，也并未明确提及将北方难民救回南方的内容。但仅凭这两点，并不能充分证明《救济会章程》是其制定者“东南意识”的体现。事实上，《救济会章程》中有明确表示救济善会将对“北省居民”展开救援。而陆树藩在抵达京津地区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惠及当地居民的救援行动，更是救济善会“一视同仁”的明证。作者认为，之所以陆树藩等人在《救济善会章程》中并未明确表示将北方灾民济渡回南方，主要是出于救援行动便于操作的考虑，“相比之下，就地展开赈济，逐步让北方难民的生活重归正轨，无疑是效率更高、更合理、更人道的选择”。因此，所谓的“东南意识”，并不存在于救济善会的救援之中，以此为出发点的质疑，则明显属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三

如上所述，《陆树藩》一书展现了红会先驱者陆树藩一生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所做的种种贡献，对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源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而书中所引用以及中篇、下篇中所整理的史料，使得此书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此，笔者对于该书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几点浅见愿与大家分享。

其一，有助于红十字运动研究范围的扩展。陆树藩等救济善会精英分子的事迹在书中有了详细的描写，在天津设立火神庙、派轮船往返于津沪济渡难民回南方等等受到了当时社会各方的广泛好评，救济善会的章程中所体现的红十字会精神也得到彰显。目前，在学术界，红十字运动中的人物研究还不够深入，《陆树藩》一书或许能成为这一方向的突破性成果之一，为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同时，《陆树藩》一书有涉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尽管学术界对此已多有讨论，该书仍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表明红十字会源流问题依然值得深入探讨。

其二，增加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资料。该书有将近一半的篇幅为原始资料，将《申报》、《中外日报》中有关救济善会的史实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整理。时间跨度从1888年至1901年，这几年的时间看似不长，所整理的资料足足有百页之多。此外，《救济文牍》、《救济日记》、《京津救济善会图说》等研究救济善会的重要资料，该书也将其整理载录，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同时也可以使读者们对该书的内容进行独立思考，或许能启发后来者继续探索相关问题。

其三，有助于彰显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充分展现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影响。红十字运动兴起于欧洲，之后迅速向世界各地扩展，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兴起的虽然相对较晚，但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陆树藩等人在庚子年成立救济善会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自主创办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并且付诸行动，为国人自办红十字会做出了宝贵的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天灾兵燹，连绵不绝，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常常得不到保障。正所谓有需求才有“市场”，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的“登陆”绝非偶然。《陆树藩》一书对救济善会践行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的揭示，有助于大众进一步了解红十字会，从而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赢得社会认可。

当然，该书还有几点遗憾之处。首先，该书对陆树藩的生平事迹并未作充分的考察，上篇内容集中于考察陆树藩创办救济善会的前因后果，而下篇“陆树藩年谱简编”的内容略显单薄，让人意犹未尽；其次，尽管作者对救济善会募捐款项的情况已做出较为细致的分析，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救济善会的经费使用情况，不无遗憾；最后，作者在考察救济善会红十字性质之时，并未将其与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其他早期红十字会组织加以比较，缺少从历史变迁角度进行纵向研究的视野。不过，瑕不掩瑜，《陆树藩》一书的出版，弥补了中国红十字运动早期历史的不足，对推进红十字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