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池子华

【调研报告】

苏州市应急救护现状调研报告……………………………………………………………课题组

【历史研究】

从北大校长到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的传奇人生……………………………沈璐  池子华

【珍稀史料】

陆树藩生平拾遗…………………………………………………………………刘思瀚  徐桢基

【图书评论】

江南家族慈善文化的历史重现

——《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述评……………………………郭进萍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傅亮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郝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

池子华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红十字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其实，纵观红十字事业110多年的历史发展，不难发现，一部红会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改革，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改革即改变与革新，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晚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这种自我完善的过程，除了“文革”十年组织机构被撤销之外，没有停止过。

1904年3月10日，为救护日俄战争中的伤兵难民，中英法德美5国联手创造性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诞生。中国当时没有独立自主的红十字会组织，仓促间也不可能建立国家红会，借助“外力”显然是明智的选择。正是这种“变通”，才有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横空出世，成就了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慈善事业遂开亘古未有之局”的佳话，也才拉开红十字事业改革的序幕。

日俄战争救护使命完成，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之路，而要自立自强，必须奠定事业发展的基础。为此中国红十字会以兴办医院，造就人才为抓手，进行改革。1909年由沈敦和经手在上海徐家汇路购地10余亩，设计“建造高大洋房一所”作为总会总医院。一年后的1910年春医院落成（今华山医院），医院设施之完善，在上海首屈一指。当年，医学堂在总医院旁拔地而起，中国红十字会有了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顺应时局的变化，红十字会加快改革步伐。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2月28日，内政部为中国红十字会“立案”确立了其合法地位。5月7日至17日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次走出国门，“亮相”国际舞台，引人瞩目。把握国际国内有利契机，中国红十字会先后于9月29日、10月30日召开首届会员大会、统一大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实现规范化管理；建立常议会完善会内运作机制；首次聘任国家元首担任名誉会长并使之成为制度性安排；因地制宜总会设于首都、总办事处设于上海。这些改革举措，保证了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组织建设得以快速推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分会达到464处，10多万会员。

事业的发展，要求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1934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取消了原来的常议会，由理事会、监事会取而代之。理事会是红十字会的最高执行机关，监事会是最高监察机关，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监事会”的设置，是红十字会在治理结构上做出的重大改革。执行、监督，双管齐下，驱动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因时制宜，进行非常时期的“非常改革”，一方面，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集合旅沪各国名流发起组织了国际合作性质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设立南市难民区，收容救助数十万难民，这一模式并在南京、汉口等地推行，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做出巨大贡献，1949年修订《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就以南市难民区作为范本。另一方面，1938年初专门组织成立“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的救护总队部，以“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林可胜为总队长，统筹全国各战区的战事救护，救护总队部所在地的贵阳图云关，成为全民族抗战救护的中枢。中国红十字会还订定《外籍医生服务办法》，凝聚、整合包括白求恩、柯棣华以及“西班牙医生”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友人，投身到红十字抗战救护事业之中。

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工作重点转移，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确定改革目标为“使本会一切之事业，变消极性为积极性，变慈善性为社会性，变局部性为普遍性，成为划时代一大转变。”要达成改革目标，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1947年11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南京举行理事会，通过“请政府颁布《红十字会法》以崇体制案”，第一次明确表达依法建会的愿望。虽然《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草案）》（共8章40条）因时局原因“胎死腹中”，但在中国红十字事业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切都在向新的转变”，有着45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也面临着新的抉择。1950年8月2日至3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协商改组”本身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而且在诸多社会团体中，中国红十字会是惟一被“改组”而不是“接管”的，因为她是国际性人道组织，在战争救护、灾难救济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府对其充满期待。改组的目的在于“使其组织健全，工作加强，以适应新的需要。”经过协商会议的努力，完成了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改组工作，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的理事会；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亲笔修改的新会章，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改革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了新的生机，这是她“转向新生的开始。”根据“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以及“动员和组织人民实行自救助人”的救济福利方针，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各级人民政府，面向人民大众，宣传、推广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在国际国内工作中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然而，“十年动乱”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灾难，中国红十字事业受到冲击，国内工作完全停顿，总会国内工作各部门和地方各级红十字组织机构被撤销。改革进程由此中断，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红十字事业获得了新的机遇。对红十字会而言，要改革，必须首先重建组织，恢复国内工作。1978年4月10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报告》，至年底有广州、长沙、天津、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京、沈阳、西安、南宁等11个城市重建红十字会组织，迈出改革的“初步”。

1979年2月20日至24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大会，是贯彻国务院指示精神开创红十字会工作新局面的大会。大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就是“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结合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竭尽所能，把红十字会的作用，在人民外交和人民救护事业中，充分地发挥出来”，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经过几年的努力，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急救和输血工作、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也都成效可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红十字事业的改革也向纵深推进，“四大”的召开就是一个新的转折。1985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以实行人道主义为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努力发展群众性的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事业，积极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努力“把中国的红十字会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正式拉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的序幕。以组织建设为重点，深化体制改革，尤其是将红十字会从单纯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确定为“人民卫生救护、社会福利团体”，这种性质的拓展，使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领域里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是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上的重要节点。年初出台《中国红十字会九十年代工作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描绘了宏伟蓝图。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实施，开始了依法建会的新时期。这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围绕贯彻《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在会务、业务诸多领域进行改革创新，逐渐形成以“博爱系列工程”（救援工程、生命工程、爱心工程）为基础的建设目标和主打品牌，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不过，体制问题的困扰越来越突出，长期以来，红十字会由卫生部门代管，与《红十字会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法律规定背离，红十字会职能的发挥、人道外交的开展均受制约，如何破解发展难题，理顺管理体制至关重要。这是改革的焦点、重点、难点所在。经过不懈努力，1999年12月26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出中编办字（1999）136号文件，就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做出明确规定，“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在此基础上，理顺管理体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目前仍在推进之中。

改革，收获事业发展“红利”

改革激发活力，促进发展。红十字事业之所以生生不息，得益于改革的“红利”。

“变通”中组建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所属战区各分会，救助日俄战争，历时三载，使46.7万人脱离苦海。他们的业绩，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也使红十字更加深入人心。“自立”后以兴办医院、造就人才为抓手的改革，奠定“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使红十字会在1911年辛亥革命救护中大显身手，中外瞩目。

进入民国后，改革使红十字会救援能力大大增强，在灾难救济和战争救护中，如1917年对皖北水灾及河北、北京水灾的救济，1929年对西北、华北大旱灾的救济，1931年对长江大洪水的救济，1913年二次革命的救护，1916年护国战争救护，1927年北伐战争救护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26人的医护队扬帆东渡，首次开展大规模的国际人道救援，受到日本朝野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因应全民族抗战救护需要改革救护体制组建的救护总队部，组织医疗、医护、医防、急救、X光等队，遍设全国各战区，在各大战役中，红十字会几乎无役不从。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外科方面：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内科方面：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灭虱人数792148人次，灭虱物数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可谓业绩辉煌，“其伟绩宏效，历八年抗日战事而益显”，历史不能忽视，在抗战史上，红十字会“贡献于国家者殊大”。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1945年蒋梦麟会长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前身）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深感本会在国际间之地位，业因抗战艰苦光荣之贡献，已具增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中国红十字会面目一新，事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国内工作：医疗服务广泛开展，无论在城市、在乡村，还是在治理淮河等重大工程的工地上，都活跃着红十字医防服务队的身影，而在国际历史舞台上，红十字会更为耀眼。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国际红十字协会第二十一次理事会在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城召开，出席的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共57个。中国等12个国家红十字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使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鲜明地飘扬在国际会议的会场上；1952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十八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大会承认新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惟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而恢复了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七支国际医防服务大队共666人，在朝鲜战地救死扶伤；1954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在团长李德全会长率领下，对日本进行了为期13天的友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1972年9月中日关系正常化，红十字会的“破冰之旅”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3年《红十字会法》实施后，红十字会以依法建会为遵循，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和人道需求，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事业发展成绩斐然。“三救”、“三献”亮点纷呈，人道外交领域捷报频传。特别在重大特大自然灾害救助方面，更显示出人道的力量。比如，汶川特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募集款物总额199亿元，共援建了18万户民房，2000多所学校，5000多所医院和卫生站；重建了康复中心、敬老院、福利院及备灾减灾设施。它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红十字会在重大灾害救援、保护生命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善事。”

面向未来，红十字改革再出发

红十字会的历史是不断改革发展的历史。历史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红十字会的今天。同样，没有改革，也不会有红十字会的未来。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2015年7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以及2017年5月8日新版《红十字会法》实施，要求红十字会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在人道领域做出新贡献。

适应改革创新的现实呼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即将下发，这是新时代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的新举措，必将续写红十字事业改革史的新篇章。

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到自身建设、会务、业务的方方面面。面向未来，作为改革主体的红十字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应有如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要有改革意识和改革精神。改革意识是对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对事业发展促进作用的理性认识，没有改革意识，就没有改革的自觉行动和持久动力，改革无从谈起。有了改革意识，就要付诸改革行动，就需要一种改革精神，敢于面对事业发展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瓶颈，敢于“啃硬骨头”，甚至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百折不挠。改革精神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要明确改革目标。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道需求。目标明确，改革就有了方向感。在红十字事业发展中，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凸显，就目前而言，人道资源动员能力不够强，人道救助和服务能力不足，专业化人才缺乏，组织建设比较薄弱，公信力建设有待加强，会员管理会费收缴问题有待改进，志愿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如此等等。这其中很大程度上跟体制机制有关。找准症结，突出重点，从实际出发，以“依法治会”为指导，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加以破解。

三是对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挑战性，艰巨性，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攻坚战”、“持久战”，是改革进程中的“常态”。就拿理顺管理体制来说，自启动至今，将近20年了，仍有超过30%的县级红会没有理顺，至于其中的艰辛与曲折，更是一言难尽。再如新版《红十字会法》实施后，增设“监事会”作为完善自我监督体系的重大改革举措，要求各级红会依法设立，但在落地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作为改革者，一定要树立、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出席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对红十字事业寄予厚望，“希望中国红十字会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增强责任意识，推进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开展人道救助，真心关爱群众，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红十字人提出的时代课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深化改革，红十字组织才有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才可望实现健康持续发展，更好地“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北大校长到红十字会会长

——蒋梦麟的传奇人生

沈璐  池子华

在中国教育史上，蒋梦麟的名字如雷贯耳。他是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任北京大学校长将近20年，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正是这位著名的教育家，有着与红十字会不解之缘，1943年，他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开始了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蒋梦麟时期”。

实地走访，展博爱恤兵情怀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191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并协助孙中山制定实业计划。1919年代理北大校长。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出任首任部长。1930年受蒋介石之聘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直到抗战胜利前夕。

（蒋梦麟）

作为教育界名流，蒋梦麟对红十字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早在1936年底，总会在北平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经济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时，蒋梦麟受聘为委员，“筹募救护经费”。西南联大组建后，蒋梦麟时刻关注人道救护事业。1941年他和学生带着美国红十字会赠送的药品到后方视察。在贵州的壮丁收容所中，蒋梦麟从与广州来的壮丁谈话中得知，从曲江动身的700名壮丁，现在只剩下17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缺衣少食，加上卫生条件差，大部分人死于路途。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广西等地，经常可以见到野狗争食被丢弃壮丁尸体的惨剧，令人毛骨悚然。这简直就是人道灾难！蒋梦麟忍无可忍，上书军事当局，要求查办。蒋介石派人前往重庆某壮丁营调查，印证了蒋梦麟陈述的事实。主持役政的兵役署署长程泽润被执行死刑。

“救死扶伤，博爱恤兵”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宗旨。蒋梦麟用行动做了诠释。

共同发扬“博爱恤兵”的伟大善业

1943年1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改组，蒋梦麟出任会长。他对红十字会的认知得到升华：“参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之职，对于红十字会的事业，更有清楚的认识。红十字会的事业愈发达，对人类的贡献愈大！”蒋梦麟说。

虽然公务繁忙，但作为会长的蒋梦麟，尽心尽职。1943年5月1日，视察重庆医院、沙坪坝诊疗所；11月13日，再度视察重庆医院；11月15日，到昆明指导红十字会工作；1944年5月23日，到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勉励工作人员“提高服务热情，以期完成使命”；5月25日，在贵阳举行茶会，招待新闻界记者，希望媒体为红十字救护事业推波助澜；5月27日启程前往桂、湘一带视察前、后方救护工作；6月15日视察贵州镇远俘虏收容所；1945年前往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6月20日回国。旅美期间，“曾向美国有关各方报告本会会务，颇获佳评。”他忙碌的身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蒋梦麟签发的聘书）

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费和会员，征求会员、募集基金便成为红十字会“核心业务”，特别是在抗战时期。1940年总会迁重庆后，通过举办“红十字周”进行征募活动，蒋梦麟会长多有推动。1943年10月第三届红十字周开幕，蒋梦麟在《大公报》上发表《回顾与瞻望——为第三届红十字周而作》，呼吁各界爱心人士积极投身红十字事业，“希望全国的亲爱同胞，与本会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共同来发扬‘博爱恤兵’的伟大善业。”1944年10月第四届红十字周开幕，蒋梦麟特地从外地赶回重庆出席10月5日在青年会举行的茶话会，报告会务，指出总会的会费全仗各方捐助及会员会费，收入微薄，“殊为拮据”。在蒋梦麟以扩大征求十万会员的号召下，各地红十字会进行了热烈的征募竞赛，盛况空前。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全力以赴，开展卓有成效的人道救护，“救治军民达一千六百万人，其贡献于国家者殊大。”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功不可没。1945年他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第一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本会自成立以来，国际地位推此时为最隆著。”

审时度势，力促红十字会转型

抗战胜利，中国红十字会“复员”时期。红十字会顺应新形势，将工作重心转变为“服务社会，博爱人群”。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梦麟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红十字会的任务还远远不止于战地救护。他说，“红十字会的工作，无论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的超长特殊的任务。救护工作只不过红十字会的工作之一种。”战后红十字会应积极参与更加广泛的福利事业，服务社会。

1946年1月，为指导新时期的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制定了《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初步工作实施计划纲要》，蒋梦麟会长将其工作目标概括为两点：“一、打定会的基础；二、促进社会安全。”前者指健全组织，刷新会务，后者指增进社会福利事业。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有机体。要“促进社会安全”，必须“打定会的基础”，而“打定会的基础”，为的是“促进社会安全”。红十字周继续举办，服务社会的新举措如流动服务站、儿童营养站、红十字青年服务团、图书阅览室、乡村服务站等等，异彩纷呈。

为展开广泛的社会服务，蒋梦麟还特别制定了“服务信条”八条，强化会员的服务意识以及会员所应具备的能力、资质：“策社会安全、增人群幸福”是红十字会所应发挥的功能，红十字人必须清醒认识自己的使命；“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就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配做人道工作；“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确效率”，要求红十字人应有创新意识、创新技能，要有未雨绸缪的理念和行动，要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和高效的工作效率。如此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其丰富的内涵，直到现在仍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分别是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南家族慈善文化的历史重现

——《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述评

郭进萍

国学大师、无锡人钱穆先生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家族无疑是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在对家族众多面向的研究中，家族慈善是块引人注目的领地。袁灿兴博士所著《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以下简称《华氏义庄》），日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首次对历史上的无锡华氏义庄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一

《华氏义庄》全书27万余字，分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正文凡七章，依次为：义庄的历史演变、华氏家族述略、华氏义庄的变迁、功能、运作、华氏义庄与传统社会、义庄与传统及近代慈善机构，对华氏义庄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考察。附录主要为一些华氏族人的传记、墓志铭、家规、华氏义庄的创办缘起、经过、管理规条等内容，均为第一手原始资料，分量厚重，可与正文相互参照。

首先，扼要梳理义庄的发展历史及无锡华氏家族的源流、家风、文化成就及仕宦。指出义庄是随着宗族宗法的发展而形成的，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中走向瓦解和消亡。（第一、二章）

其次，集中考察华氏义庄的变迁、功能和运作。在爬梳明清两代无锡华氏族人先后多次创办义庄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华氏义庄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祠堂祭祀、义田助困、义塾助学、义冢助葬、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并从管理、经营、分配、维持等角度透析了华氏义庄的运作实况。（第三、四、五章）

再次，深度探讨华氏义庄与传统家庭、宗族、地方、官方及役田的关系，并就义庄与传统及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近代慈善机构的关系加以审视。（第六、七章）

结语部分聚焦义庄在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独特贡献，以古鉴今。

通览全书，发觉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以下几个方面尤值得称道。

其一，宏观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作者的研究旨趣在于以无锡华氏义庄为个案，进而管窥中国传统家族慈善事业。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拉长考察的视野，将整体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跳出庐山看庐山，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比如，对义庄历史演变和义庄与传统及近代慈善机构关系的考察就属于整体研究。在对华氏义庄的功能和运作开展考察时，作者并未囿于华氏义庄一隅，而将视野放宽至整个义庄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探寻义庄的通用功能和常规运作方式，再以华氏义庄作为佐证，强化论证的可信度。

其二，史料多样，平实叙事。傅斯年有言：“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史料上，作者多采撷原始第一手资料加以考述，囊括古籍、档案资料、地方文史资料汇编、近代报刊杂志、社会调查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论著在内的大量文献，为分析论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对华氏家族的考察中，作者不厌其详地对华氏家族进行溯源，将其宗谱沿袭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对华氏家族家风、文化成就和仕宦情况进行梳理，使读者在平实的叙事中感受到华氏家族的绵延繁盛。而一个大家族能世代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内在的精神支持，也就是家风。作者对华氏家族“尚德乐善、忠孝友悌、惠济乡里”家风的考察，为读者了解华氏家族多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义庄的创办打开了一个解密的视角。在对华氏义庄功能的研究中，作者通过铺陈大量的史实，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祠堂祭祀、义田助困、义塾助学、义冢助葬的多向度图景，丰富了读者对义庄的想象和认知。

其三，寓论于史，多有创见。本书立足丰富翔实的资料，钩沉索隐，多有建树。在对华氏义庄与佃农关系的考察时，作者观察到义庄在面对佃农拖欠田租时，常处于两难状态。“义庄义字当头，自然不能做出过度逼迫佃农之事。可佃农所缴纳的田租，又关系到义庄的经营维持，关系到族人的赡养，却是不能拖延的。”（第122页）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义庄一方面设置“恤佃田”，对于提前或按时交租者予以打赏或折减，对于延期交租者以加重租额的惩戒；另一方面，对于佃户的抗租，义庄虽不主动出门逼缴田租，但会选择“送官严追”，求助官府保护。据此，作者敏锐地指出，义庄的存在，造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义庄奉行“义”，以赡养穷困族人为定位，可义庄的运作维持，却以来于佃农的辛苦劳作；又由于“义”，义庄不能过度收取地租，甚至设有补贴佃农的“恤佃田”，其所收取的租米也低于其他土地占有者的田租（第125页）。这种考察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在对政府与义庄关系的考察时，作者指出义庄与官方之间存在着默契。在官方，就是制定法律保护义庄财产；在义庄，则是于义庄规条中保证完纳国税。在司法权力上，官方做出一定的让渡，由宗族享有部分司法权。义庄在官方与社会之间起着沟通作用，恤孤贫、施教化，填补官方统治的空缺，维持社会秩序。作者还进一步强调了秩序和安全在义庄创办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义庄的存在，在主观上建立了以宗族为范围的族权统治；在客观上对官方而言，起到了集中政治权力的效果。（第158页）这种见地基于史实，颇有可信度，也为义庄涂抹了厚重的社会控制底色。有学者指出，义庄制度有很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特别反映了配合中央政权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渗入地方，因此不能以单纯的救济机构视之。余新忠也认为，乡绅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其四，立足历史，关照现实。周谷城先生有言：“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经世致用历来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华氏义庄》的研究也灌注着这一旨趣。该书依据历史积淀，旁征博引，以期尽可能重现华氏义庄的风貌，彰显其现实借鉴价值。诚如作者所说，该书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涉及华氏在历史上的诸多善举，又探讨在当今社会如何提高社会治理及慈善的效果。（第9页）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是作者倾注在该书中的一大亮点。结语部分，作者专门探讨了义庄对传统社会的贡献，“最根本的在于使国家政权认识到了社会的基础性作用，而且透过民众资质实践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组织、制度，实现了乡村自治。”据此，作者指出，再现华氏义庄的历史，目的是探讨、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用历史上诸多先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养文明乡风，让优秀的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第189页）这种认识无疑是恰逢其时的，彰显了深沉的时代价值。

二

义庄是中华优秀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新时代，如何对义庄这一历史遗产加以扬弃？如何使义庄绽放出新的时代风采？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

翻阅本书，不难窥见义庄在传统社会治理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它融“养”、“教”功能于一体，“教养兼施”。创办义庄，使慈善成为经常性的行为，“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

在社会调节、缓和矛盾方面，义庄恤孤济贫，予族人以米钱粮，在物质上进行救助，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存权，设置义冢使穷人得以体面下葬，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基于宗族和睦的考量，义庄规定本族人不得佃租义田，以免追索拖欠钱粮时“损伤族谊”。对待佃农，义庄设置恤佃田予以奖劝，并采取一定的减租措施，以缓和彼此矛盾。此外，义庄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各类社会公共工程以服务地方等。

在社会教化和文化传承方面，义庄内附设义塾，开展助学活动，不仅对族人进行精神塑造，而且惠及地方人士。值得一提的是，华氏义庄还顺应时代潮流，创办华氏私立果育学堂和鹅湖女子学校等新式学堂，开风气之先，培养了包括钱穆、钱伟长等在内的一大批人才，在无锡文化教育史上书写了闪光的一笔。

由于义庄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治理上的不足，历代政府大都对义庄采取了保护和支持的政策，实则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彰显了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扩张。

以义庄为代表的传统家族慈善，脱胎于农耕社会和宗法文化，受宗族救济观念的制约，施救往往以家族的利益为考量标准，具有内敛性和封闭性。时移世易，传统社会在剧烈的变动中走向近代，继而急速步入现代。以当今的观点审视，义庄必然有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与现代慈善形成鲜明的张力和冲突，我们姑且称之为消极因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功利的行善观。

从行善动机而言，对义庄的举办和捐助均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与中国入世、功利的传统慈善文化密不可分。儒道的“积善修德”和佛家的“因果报应”都是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因之，“中国之为慈善者，皆先以祸福之酬报为心，而慈善之事业实为此祸福之刍狗者也。” 据学者考察，作为社会救济制度，义庄有两个主要的限制：其一为它们主要的目的并非纯粹的济贫，而是维持家族的生命与声望：例如义学是为了训练科举的人材，以便增加家族成员当官的机率，借此加强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声望；为救济寡妇而设的义田是为了避免她们改嫁而辱及族门，也是为了争取更多朝廷旌表的机会以光宗耀祖，炫显阊里，进一步取得在地方上的领导地位。换言之，多种物质上的救济方式，都是基于受益者以后对家族有直接回报这个原则之上。限制之二，家族的义庄制度涉及的人有限：受益的人主要是有相当社会资源的大家族的部分成员，就算在宗族制特别发达的地区，义庄也只救济了少部分的人，即族中主要房的的成员，而非所有族人。而事实上谁是族人也难有具体的定义，家族的自我认定通常都以它的持续性及声望作为主要的原则。该书中展现的范仲淹请求认祖归宗、改回范姓的曲折历程即为一明证。

书中字里行间均流露着华氏义庄在行善动机上的功利性。如华氏义庄在对族人救助方面，有两条倾斜的政策，一是对节烈妇的照顾，二是对读书人的扶持。节烈妇关系着家族的声望，是名门望族的“标配”，而孤子的抚养、读书人的培养则关系到家族的传承、长远的发展（第127、142页）。又如从族人捐田的缘由来看，没有子嗣、得到义庄帮助、对宗族的感情、希望获得声望等等。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捐置义田，既能带来现实的回报，更能被视为积累功德之举（第131页）。此外，捐置华氏义庄的主体，既有官员，又有大量绅商。对于官员而言，捐置义庄，是为子孙积德，期望后死科举能有所得。绅商捐置义庄，则可以提高在地方上的地位，获得声望，即以财富换取声望（见第112页）。再如从义庄创办者的动机而言，尽管书中未做明确的析解，但行文中却有多处表露，如华氏家族“尚德乐善”家风的浸染，对秩序和安全的需求，义庄与祠堂常被视为宗族势力兴盛的标记等等。又如创办义庄，对于华氏族人而言，具有很多回报，如官方的旌表、科举上的突破、物质上的回报等等。在地方上，华氏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常主宰地方事务，控制族人，处理各种纠纷（第112页）。显然，通过慈善活动，可以为自身和家族赢得多方面的利益，进而扩大“社交圈”，联系多种社会力量，“把自己的影响幅射到更多的社会层面”，而且也是提高政治地位的一条捷径。事实也正如此，通过创办义庄，华氏不少族人获得朝廷嘉奖和授予功名。如在1705年山东灾荒中，华进思捐米80石救济灾民，得到官方嘉奖，被授予监生资格，可以参加选官（第63页）。后又于1746年，被钦选为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县丞。这无疑是从事慈善活动的一个“衍生品”，进一步激发了义庄创办者的热情。此外，清代各个望族热衷于创办义庄，除了因为义庄可带来诸多好处之外，还因为义庄所拥有的义田另有其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当族人犯罪，被查抄家产时，义庄义田不受影响（第134页）。透过义庄这个载体，传统国人朴素的恩报观念被一一映射了出来，或基于祸福观念，或基于家族利益。概言之，义庄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其二，偏狭的施善观。

就施善原则而言，义庄的慈善救助活动根植于深厚的血缘背景，呈现出一种有差等、分亲疏、推己及人的特点。有学者将之称为“差序慈善文化”。即以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自助和家族互助为重点，辅之以邻里互助与亲友相扶，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差序慈善格局，向受助者提供生产辅助、物质支持、精神慰藉、情感疏导的功能。这种文化充溢着浓厚的亲族色彩和乡里情结，流淌于义庄施善和运作的整个过程。义庄在实施救济活动时，有着鲜明的原则和特征：以直系血亲为救济对象，以济贫为救济目标，以本地族众为救济范围，以孝悌、节义为先。在义庄的管理上，以该族贤能者主持义庄事务。在义庄收入的分配上，依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对族人提供帮助。

义庄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浓厚的宗法血缘基因。这种基因构筑了中国熟人社会，也形塑了差序慈善的格局。因此，我们在称道宗族救济温情一面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偏狭性。诚如学者指出的，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阻碍公共精神的发展，造成民众的“闭锁心理和自我抒困解难意识”。受这种心理的影响，“人们的施恩路径是狭隘的、封闭的、内敛的，往往表现为亲帮亲、邻帮邻、熟人帮熟人的互济互助模式，很难得惠及陌生人。”因此，梁其姿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庄的主要意义仍应在宗族制度发展方面，而不是在广义的社会福利方面。家族救济制度的限制，使得大部分的小百姓基本上并不能依赖这类制度来帮助他们渡过生命中的难关。”

其三，封闭的财富观。

就财富观而言，受中国传统文化“入世”和“功利”的濡染，嫡亲和血缘组合一直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生命单元，无论权力、荣誉、财富的获取、积累与转让，还是其他资源的继承、交换和重组，都被严格限定在这个狭窄的单元内进行。中国的世俗社会极为重视家产的继承和守护，主张“肥水不流外人田”。任何一点财富的流失都会被视为“不孝”、“不才”和“愧对祖宗”。这种财富观决定了国人对待资产的态度趋于保守、自闭和内敛。在传统社会，土地被视为传家之本。义庄“只许买进不许卖出”的准则，即是国人财富观的鲜明写照。即使行“散财”之义举，也多出于功利的心理，或为满足一种家族式的虚荣，图个好名声，或为子孙积功德，祛祸免灾。书中写道，华察七十大寿时，文坛领袖王世贞劝他“减产树德”，于是他卖田3000亩赈济孤贫。作者称华察此举，主要是忧虑儿子成名过早，容易被人嫉妒中伤，散财为儿子积功德（第164页）。

长期以来，以义庄为代表的传统家族慈善一直充当着官办慈善的“补充”角色，焕发着不息的生命力。但随着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家族慈善所裹挟的功利行善观、偏狭施善观和封闭财富现与现代公益慈善的矛盾日益凸显，且多生阻力。有学者指出，差序慈善的熟人特征和“圈子性”，限制了慈善救助对象的范围，违背了现代慈善事业的普适价值。此外，避风港式的差序慈善减少了个体向社会寻求支持的可能，压缩了民间慈善机构的生存空间；关系圈式的邻里、熟人互助成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强化了中国求助关系的封闭性和内敛性，均背离了现代慈善的公平、平等和开放诸原则。

显然，转型期我国生态慈善建设，须扬弃传统慈善文化资源。该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华氏家族养教族人、惠济桑梓的和谐图景。以华进思、华鸿模为例，除捐出义田、创办义庄外，还从事一系列地方公益活动，如散发棉衣、修浚桥梁、建义仓等等。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传统家族慈善和现代公益慈善也是可以消弭冲突，实现融合的？当然如何推动传统慈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公益助力，尚有待进一步探索。总之，该书从本土意识出发，将义庄的功能与特点娓娓道来，为我们反观传统慈善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多有启发价值。

三

《华氏家族》一书当然也有一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如对一些资料的考辨可更细密审慎一些，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可更深入精当一些。兹例举于下：

资料上，多撷取原始第一手史料加以考述，较为客观真实。但传记和墓志铭资料因自身的特点，多带有“溢美”的性质，在引用时恐要加以甄选。

论述上，或囿于资料，对一些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该书在华氏义庄功能和运作的阐述上，从义庄的一般范式说起，未能凸显华氏义庄的特色和典型性，稍有遗憾。华氏义庄创办后，规定赡养族人“先于孝子节妇之穷困者”，那么在孝子、节妇的救助政策上有何倾斜？具体标准是什么？义庄与传统及近代慈善机构的关系如何？等等问题，未能加以细化呈现。据学者考察，家族义庄的成立到了明清交际(17世纪)之时有大幅度的增加，清后期(光绪年间)的江南地区又有另一次的增加。背后因素则语焉不详。如能对华氏义庄几次大规模创办的时代背景加以考究，或能对全国范围的义庄创办高潮现象有所解答。另据学者研究，义庄宗族保障的运行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严密的救助申办流程；（二）严明的钱粮领取纪律；（三）完善的灾荒应急机制。华氏义庄在这些方面有无体现？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义庄的近代化体现在何处？义庄消亡的原因有哪些？诸如此类问题，如能加以深度探析，定会推进华氏义庄的研究。

此外，若能通过华氏族人的“内心独白”或“现身说法”等方式，来展示其创办或扩展义庄的动机，或许更为真实、可信。若能对救济对象进行个案考察，则更能一窥义庄在慈善救助方面的局限性。如能对“华氏义庄经久不衰”和“近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加以缕析，或能更好地彰显对当今社会治理和慈善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

再者，某些论述或有武断之嫌。比如作者在考察义庄管理体制时，称传统社会中，各类宗族组织采用的带有血缘、宗法色彩的管理机制，是义庄能维系百余年、取信于族人的根本原因（第119页）。这未免有些武断，毕竟华氏义庄的消亡除了时代变迁政权更迭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这种人治的管理模式。据1950年土改调查资料显示，华氏义庄管理混乱，把持义庄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账目也不公开，常贪污中饱，分配赡养费时亦极不公平，有面子就有办法，懦弱者则可欺，像一只被蛀虫掏空的米窝（第137页），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消亡。又如，作者指出传统义庄看似保守的模式，却能使义庄延续数百年。而在近代，盛宣怀创办愚斋义庄，采用了新式的信托基金模式加以管理，只是这一套管理模式却水土不服，不十余年愚斋义庄即告解散（见第119页）。这里将愚斋义庄解散的原因归咎于新式管理模式“水土不服”，恐失之偏颇。

四

该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无锡华氏义庄的演变历史，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家族的慈善史诗，为中国慈善史研究再添新彩。家族慈善是构筑现代慈善绕不开也必须依仗的一块基石。该书从本土的问题意识出发考察中国的家族慈善组织，以期为现代社会治理和慈善文化建构提供借鉴和养分，这种学术自觉和追求尤为可贵。

义庄制度虽在中国大地消亡，但义庄的遗址却定格了下来。尤其在江南，坐落于大街小巷的义庄已成为一道标识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独特风景，它向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无声地诉说着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厚重与沧桑，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和价值。义庄在中国大地消亡后，不经意间时光的车轮已悠悠碾过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再回望义庄的发展历史，或许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其间的变化。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以期透析历史、理解现实，这也是《华氏义庄》作者写作的初衷及其意义。作者谦称，该书的写作只是其在中国传统慈善研究上的一个起点。我们期待着作者对传统慈善、华氏家族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期待着新的著作问世。

（作者系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