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红十字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写在“红十字国际学院”诞生之际……………………………………………………池子华

【调研报告】

2019年苏州纪念“世界红十字日”活动概述………………………………………………冯燕

【观察思考】

人道教育：中国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池子华

【学术综述】

罗生特研究综述……………………………………………………………………………商东惠

【图书评论】

一部探求红十字运动本源的力作

——简评《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郎元智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傅亮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郝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红十字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写在“红十字国际学院”诞生之际

池子华

2019年8月31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参与发起，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苏州大学合作共建的红十字国际学院（以下简称国际学院）在苏州正式挂牌成立，毫无疑问，这是红十字运动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人道教育事业新的里程碑，值得庆贺！

时代的呼唤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建会以来，改革创新，砥砺前行，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国内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红十字会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人道组织，成立110多年以来不断发展”，“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在重大灾害救援、保护生命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对红十字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作为一个庞大的人道救助组织，红十字会没有一所人才培养基地，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事实上，昔日的中国红十字会较为重视人才培养。早在1908年，中国红十字会就面向社会招考医学生，由总会出资，送入上海同济德医学堂学习。“委托代培”的同时，积极筹建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1910年夏，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建成招生，这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第一所培养红十字人才的专门学校。1912年9月医学堂“提档升级”为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办学”，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1922年6月，“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开学，聘请总会总医院护士长伍哲英为校长，培养护理人才。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十字会长期挂靠卫生部门，再没有自己专属的人才“摇篮”，这与中国红十字理顺管理体制“自立”后的事业发展极不适应。振兴人道教育，可谓时代的呼唤。

从国际上看，众所周知，红十字会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三大国际组织。联合国有联合国大学，奥委会有多所奥林匹克学院，唯独拥有190多个成员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高等学府。习近平指出：“红十字组织是全世界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红十字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动。”这两个“最”，分量之重，可以感知。因此，在中国率先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不仅可以弥补缺憾，而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跨界融合的新模式

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党和政府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群团组织，红十字有着纵横交织的网络系统，覆盖全国，从业人员规模可观。最新统计，全国红十字系统有13000余名专职工作人员，且每年15%以上的更替率，另有14000余名兼职干部。他们需要不断“充电”以适应“学习型社会”对复合型人力资本的现实需要。正因为如此，业界、学界不断发出创建红十字学院的呼声。但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由红十字会单独创建一所高等院校，并不现实。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跨界”选择与高校合作达成创建目标，无疑是一种策略选择。

应该说，地方红会和有关高校，对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充满热情，上海、安徽、河南、江苏以及一些企业家，积极争取，令人感动。但创建国际学院，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求有比较深厚的研究基础，否则“空中楼阁”，无法达成愿望。选择苏州大学正是总会综合多方面因素所做出的慎重决策。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古城苏州，是国家“211工程”、“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2011计划”首批认定高校，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苏州大学始终秉承“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精神；坚守“学术至上，学以致用，培养模范公民”的办学理念；传承和弘扬“自由开放，包容并蓄，追求卓越”的优良校风和“博学笃行，止于至善”的优良学风；努力培育兼具“自由之精神、卓越之能力、独立之人格、社会之责任”的创新人才。目前，苏州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2大学科门类的具有相当规模，基础较为雄厚，办学效益显著，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同时，苏州大学是全国第一家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所在地，在总会的支持下，红研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来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得到总会领导集体及学界、业界的一致认可，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与苏州大学共建国际学院，开创了跨界融合新模式，即融合业界“实操经验丰富”和高校“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各自优势，相互激荡，互利共赢，产生1+1>2的效应。这种与高校联合办学的跨界融合模式，符合人道教育事业的现实需要，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未来发展也具有借鉴价值和“示范”意义。

国际学院的功能

国际学院是一个综合体，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一是人才培养。这是人道教育的本质要求。根据人道需求，培养专业人才，是国际学院的基本职能。国际学院站位高，起点高，人才培养自然走“高端路线”，每年面向全国招收一定数量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同时，开办“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修班”，面向红十字会系统招生，为提升红十字会青年干部的学历层次创造条件。通过高端人才的培养，使学院成为红十字系统的“黄埔军校”。

二是继续教育。它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能力提高的一种高层次追加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杠杆。对红十字人而言，只有不断“充电”，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完善自我，才能适应人道救助事业发展的要求。作为红十字会的“干部学院”，国际学院理应依据红十字事业“供给侧”，分期分批开展干部培训，包括中期培训、短期培训以及在线学习。除此之外，学院也将配合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国际培训业务，力求建立面向全球的人道主义教育网络。

三是科学研究。国际学院之所以能够建成，关键在于前期的研究基础。同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依然是重心所在，所谓“教学与科研”，正是一所高等院校安身立命之本。国际学院也不例外。它将以同时挂牌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院”以及国际学院下设的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研究中心、南丁格尔护理研究中心、人道资源动员与传播研究中心、应急管理与备灾救灾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为支撑，凝聚科研力量，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使之成为红十字理论创新中心和智库平台，使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现实的“执行能力”，推动红十字会工作的开展。也期待通过创新性理论研究，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健康发展。

四是文化传播。国际学院不仅是一个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同时也是文化传播基地。科研成果的转化，教学内容的输出以及势必建设的“网上红十字国际学院”，为红十字文化传播开启多扇窗口，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同时，国际学院还将积极创造条件，创建几代红十字人“梦想”的中国红十字历史博物馆，珍藏历史，开创未来。博物馆除了满足教学需要外，免费对外开放，使之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

五是国际交流。红十字是一个“命运共同体”，193个成员，同构共存于红十字运动的大家庭之中，不能也不可能不相互交流。国际学院本身就体现出它的国际性，国际交流自然而然成为其基本赋能。这就意味着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府。国际化办学原本就是一种国际交流，同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将国际学院建成民心相通的桥梁和人道外交的重要管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新征程新起点

从性质上说，国际学院不是单纯的公立学校，当然更不是私立学校，而是一种“公办民助”性质的学校，即依托苏州大学“公办”，先行参照苏州大学二级学院进行管理，而办学经费主要取之于社会，体现“民助”旨趣。“公办民助”机制灵活，适应性强，是办学模式上的一种创新，符合现时代人道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创建国际学院，毫无疑问，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大贡献，对全球人道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上的新起点，办好国际学院，自然成为学界、业界共同的期待。2018年5月6日，陈竺会长在视察调研苏州大学座谈会上指出：“一方面用理想和未来的前景来吸引人，包括师资、学院资源；另一方面，要使学院将来培养的人才，切切实实能为我们国家的红十字事业发展培养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有用之才。也就是说要接地气，人才培养要和事业的需求、国家发展的需要相结合。”这是基本要求，也是国际学院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遵循。

要做大做强人道教育事业，尽管面临的挑战很多，但使命使然，理应有所担当。祝愿国际学院不辱使命，奋发有为，成就辉煌。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2018-2019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2019年苏州纪念“世界红十字日”活动概述

冯燕

5月8日为“世界红十字日”，全称为“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各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共同的纪念日。世界红十字日代表着红十字运动的国际性以及红十字人道工作不分种族、宗教及政治见解的特性，具有非凡的意义。自1948年，经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同意，确定以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为世界红十字日后，一直延续至今。今年是第72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为“爱心相伴，‘救’在身边”。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纪念活动，苏州红会也积极响应，苏州大市范围内围绕着本次活动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纪念活动，传播和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纪念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

其一，举办主题讲演，宣扬红十字精神。

5月8日前后，苏州各地围绕“爱心相伴，‘救’在身边”主题，举办讲演活动，宣扬红十字精神。五八当日，苏州市红十字会在市民健身广场举办主题纪念活动，活动过程中志愿者向人们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传播红十字精神。红十字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了“我是红十字人”的主题宣誓，同时16名志愿者展示了实用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号召现场观众学习。昆山市红十字会也在当天举办广场纪念活动，举行了新会员入会仪式和志愿者服务队授旗仪式，志愿者带来的急救科普小品《火灾来了》，让现场的观众观摩火灾来临时如何进行自救互救及如何处理伤员。除了线下举办，线上主题活动也同时开展。5月8日，苏州市吴江区首期红十字应急救护电台系列专题节目在吴江电台动感89.1调频正式开播。这是吴江区红十字会关于本次世界红十字日的一次特别策划，节目设置了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有奖竞猜及培训招募等环节。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众多听众纷纷参与。这一系列精彩的主题活动，使苏州市民更好地了解救护知识，扩大了红十字的社会影响力。

其二，开展志愿服务，进行人道救助。

志愿服务是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一，这不仅是红十字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红十字会作为群团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苏州红会就在世界红十字日期间开展志愿服务，组织人道救助。例如，为提高社区居民对红十字事业的知晓率，高新区华通四区邀请通安卫生院进行世界红十字日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介绍红十字法规以及“三救三献”知识，更正了居民关于献血危害等认识误区。同时，现场也提供便民义诊、健康咨询等服务；姑苏区虎丘街道红十字会联合金阊医院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在现场金阊医院医生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手工艺志愿者为居民修剪刀、理发，红会工作人员现场演讲，宣传红十字知识；张家港红十字会开展“博爱在港城，人道一元捐”活动，区镇学校等基层红会纷纷宣传，捐款的爱心人士源源不断，筹集了大批善款用于人道救助；昆山市震川办事处红十字会联合震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户走访了辖区17户困难家庭，送上了急救包、健康包等健康用品。这些活动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红十字宣传氛围，同时也汇聚了人道力量，促进苏州红十字事业更好发展。

其三，吸纳新会员，增强红会力量。

会员是红十字会的组织基础，也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基石。本次世界红十字日期间，苏州各基层红十字会吸收了众多新会员，增强了红会力量。世界红十字日当天，昆山市红十字会为昆山市13家新成立校红十字会的幼儿园进行了授徽及新会员入会仪式，吸收新会员977名；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举行红十字会新会员入会仪式，191名新会员在老会员带领下，庄严宣誓，成为了“小小红十字人”；苏州金阊外国语学校也在五八当天举行新会员入会仪式，三年级的207名学生加入红十字会，志愿为红十字事业做贡献。新会员的加入壮大了苏州红十字队伍，增强基层组织力量，为苏州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其四，开展救护培训，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开启“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苏州红会将世界红十字日与全国防灾减灾日结合，开展救护培训等多样活动。5月8日，姑苏区金阊街道双虹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组织开展地震疏散演练，辖区卫生服务站、民警、居民代表等80余人参加了演练，通过演练提高了社区居民自救自护能力。昆山巴城镇红十字会在临湖社区、阳澄湖社区、君子亭社区和阿法拉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开展救护培训活动，83名参训人员受益匪浅，基本掌握正确的救护步骤和方法。吴江震泽镇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进校园系列活动，震泽初级中学、八都学校初中部、震泽镇实验小学都接受了急救培训，震泽初中还开展了红十字逃生演练，6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加强了校园安全意识。

纪念活动具有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讲“红会故事”。红十字文化传播，载体多样，形式多样，其中“讲故事”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苏州红会在世界红十字日期间，通过讲“红会故事”打动了许多苏州市民。金阊区白洋湾街道为庆祝世界红十字日，举办了首届寻找身边“最美红十字人”活动。活动现场，“献血达人”姜华明、遗体捐献志愿者许耀斌父子、乐于助人的人大代表周小凤的事迹引得居民们连连称赞，同时也拉进了居民们与红十字的距离。常熟红十字会对先进的集体、个人、爱心企业和志愿服务组织进行了表彰，向常熟市民讲述了常熟最美红十字人谭万强积极投身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和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连续十三年倾情人道事业的故事，用“小”故事讲出了“大”真情，展示了人间大爱，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是活动具有联动性。五月为“红五月”，有青年节、护士节、母亲节、防灾减灾日等等，苏州红会将世界红十字日活动与其他部门联手，举办了很多活动，实现资源共享。例如，常熟市碧溪新区红十字会就联合聚和融爱事务所、和融碧溪义工协会为博爱家园因病致贫家庭和计生特扶家庭举办了“爱在春天里芬芳”母亲节公益宴会，10多名志愿者和30多位妈妈相聚一堂，聊天谈心，共度佳节。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太仓市金港镇红十字会联合市二院、沙洲医院及保税区特勤消防中队等单位，现场为群众普及救护知识，讲解火灾应对方法，社区医生为现场群众开展健康咨询及义诊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多部门联动，不仅克服了红十字组织势单力薄的现状，还将红十字元素渗透到其他部门工作中，扩大了影响力，为日后赢得更多部门和单位支持打下基础。

三是重视宣传工作。宣传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保证，苏州红会在世界红十字日活动期间，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宣传方式多种多样，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苏州红会不仅在线下进行宣传，进广场、社区、学校、企业开展活动，在线上也是进行全方位宣传。以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为例，该区红十字会紧紧围绕世界红十字日主题，积极利用辖区34块电子屏幕、12个短信平台、14个微信公众号等媒介资源进行覆盖式宣传。苏州红会善于运用全媒体，放大效果，使得更多人了解了红十字，扩大了红十字的社会影响力。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人道教育：中国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

池子华

2019年6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苏州大学、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京签署创办红十字国际学院合作协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出席签字仪式。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一件盛事，是人道教育事业新的里程碑，也是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的重要举措。

“设想”的由来

人道教育是为红十字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业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红十字事业要取得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毫无疑问，人才培养乃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人道教育一开始就与医疗卫生联系在一起，这与红十字起源于战地救护的“本源”密切相关。早在1898年8月，“治修医学堂”就在《申报》登出招生广告，决定培养红十字救护人才，并拟联合各省“善人医士，创成中国红十字会”。虽然开展人道教育没有下文，但作为一种“设想”，还是具有远见的。

较为成熟的人道教育理念，应该说始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陆树藩。他在1900年9月为救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伤兵难民，在上海发起成立具有红十字性质的救护组织“中国救济善会”，不仅遵循“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而且旗帜鲜明打出“中国红十字会”旗号。战争救护使命完成后，陆树藩提出两大设想，一方面“筹创中国红十字会”以为永久之计，为此他起草了《中国红十字会例条》（章程）8条；另一方面就是兴办医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为此他提出创建“救济中西医学院”，并且起草了《章程》14条，对招考学生、修业年限、教师延聘、教学管理及医院、诊所、药房等方面的设施均有明确规定。在陆树藩看来，医学院不仅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而且可以成为红十字会立足之本。第一大设想，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得以实现，那就是当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联手发起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第二大设想，直到日俄战争人道救援行动结束后才提上日程。

艰难的起步

1907年7月，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局终结，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兴办医院、学堂作为“自立”的重大举措，开始实施。

实际上发展人道教育培养救护人才早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先驱者鲰生在1904年3月5日《申报》发表《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大声疾呼，要使红十字“照耀于中国”，就应该“首设医学校”，故“欲兴此会，必先创设医学堂。”王熙普在1907年7月5日《申报》发表《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的文章，提出“设立红十字军医学堂”、“设立收生学堂及看护妇学堂”的呼吁，也振聋发聩。

不言而喻，医学堂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不久，沈敦和等中方办事董事就于1904年6月15日特函中国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先驱、日本赤十字社特别社员孙淦，就创办医院、学堂事宜，诚意救助，称：“日本总会之医院、医学堂，均在东京，其规制房屋及安置医车之屋，有无印成之图？敝处急欲快睹，以便仿照。”急切之情，跃然纸上。

虽然终于日俄战争救护结束，兴办医院、医学堂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初心不改。在沈敦和等苦心经营下，经过几年的努力，1910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落成，几个月后，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在总医院旁拔地而起，多年的夙愿终于变成现实。这所医学堂，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最早的专科学校，由此拉开了红十字人道教育事业的序幕。医学堂当年招生，学制5年，首批招收18岁以上、具有英文基础的学生20人，“专授医学”。学堂特聘著名西医柯师、峨利生、亨司德及王培元为教员，“用最新学术教授专门医科”，“务使学生学识精深，确有实习，成为医学名家，此本会之厚望也。”总医院近在咫尺，便于实习。学习条件可称上乘。

“借船出海”的培养模式

虽然因医学堂之设，红十字人道教育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但总会医学堂承载能力有限，不成规模，如何才能适应事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不能不拓展培养渠道。采用“借船出海”的灵活方式，不失为一种选择。当时，德国医生宝隆在上海设有同济医院德医学堂，“意在昌明医学”。德国医学素称发达，沈敦和因有“遴选聪颖华童之粗通德文者，分班送至该学堂附习”之想，于是恳请宝隆，“委托代培”红十字会所需人才（分两期20人）。宝隆曾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的获得者，对中国红十字会之请，极表赞成。同济德医学堂，于是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教育基地。

1908年8月31日、9月4日、7日，中国红十字会连续在《申报》刊登广告，面向社会招考医学生，送德医学堂学习，学业8年，学费、食宿等费用，全部由红十字会支付，毕业后听从红十字会分配，“薪水从优。”为了红十字事业的未来，红十字会可谓不惜血本。第一期额定招生人数为10名，实际招收12人。对于他们，红十字会充满期待，“如是，则本会医才或免缺乏之虞欤！”

“借船出海”原本是一种很好的培养模式，但1910年5月军谘处审核《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时提出质疑，认为8、9年才造就20名人才，“未免播多而获少”，提出全国军医学堂扩容，学制5年，中国红十字会如有需要，尽可每年选送10名学生入学，“不必舍近就远”派到德医学堂。质疑归质疑，但由军医学堂“委托代培”，依然是“借船出海”的培养模式，认可其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借船出海”，时断时续，从未中断，学费也都由红十字会给付。

探索“合作办学”的新路径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中国红十字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人道教育何去何从，成为红十字人所关切的“根本大计”。媒体报道说，9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开学。这个高等医学堂，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升级版”，同时也是合作办学的新尝试。

原来，1912年美国哈佛大学拟在中国设立分校，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附设的医学堂，有良好的基础，“一切设备适合医学堂制度，请与合办，以成一完备之大医校”。沈敦和副会长征得常议会同意，与哈佛签订了7年的合作协议，哈佛每年补助银9万元作为经费，院长由哈佛胡登医士担任，“驻院管理校务医务”，沈敦和担任副院长。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与上海哈佛医学堂虽然称呼各异，但是一回事。

相对“借船出海”的人才培养模式，合作办学，不言而喻，具有开创意义，对改进办学条件，促进事业发展裨益良多，1914年9月6日《申报》发表评论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自“与哈佛医学校合办以来，力求扩充，所有医药、仪器、课程等事，均经分别添置，近又添建院屋”，扩大规模，“学生倍增”。很可惜，1916年医学堂因故停办（总医院在7年合同期满后又与安息会合办，1921年收回自办）。未毕业的10位医学生由美国煤油大王医学基金资助分别派往美国及北京协和医学校、福州医学校、上海约翰大学继续学业。

基于“双赢”与哈佛大学建立的合作关系，虽然没有持续下去，但与国外名校联手办学，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对当代人道教育事业也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护理教育的奠基

医学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而“看护人（护士）亦为救护所必需”，这是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所决定的。因此，医生和护士的培养，都是红十字人道教育体系题中应有之义。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曾遴选“天资灵敏之侍者廿人，分派于（沈）敦和所办之各医院，学习看护”，造就护理人才。民国建立后，中国红十字会5大医院支撑起上海医疗卫生的“半壁江山”而护理人才短缺。作为红十字人道教育体系中的一环，护理教育亟待强化。

1922年6月，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箓与总会总医院院长牛惠霖发起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后改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护士女学校、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正式挂牌，总会总医院护士长、被誉为“中国护士之母”的伍哲英女士出任校长，招收18岁以上的女性，学习护理。学校“特聘欧美毕业医士教授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小儿科及临床看护”。当年招收学生23名，其后每年略有增加。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培养护理人才的专门学校。虽然招生规模不大，但丰富了人道教育的内容，为造就护理人才提供了平台。

1934年，中国红十字会制定《设立医院储备救护材料及造就救护人才详细计划书》，决定拓展护理教育，创设更多的护士学校，但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没能如愿，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设于上海、西安、重庆的护士学校，汉口、长春的助产士学校，才渐有起色。

除此之外，一些分会也在人道教育方面贡献一己之力，如1922年中国红十字会广东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以“博采世界文明医学、造就高等完备医材，以利国福民”为宗旨。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朝阳分会医学校挂牌成立。虽然分会医学校不成规模，但对人道教育事业的发展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抗战时期人道教育的“非常之举”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开始了全民族抗战救护的伟大事业。依托大城市办大医院附设医学校培养救护人才，已不合时宜，而抗战“非常时期”也是对人才需求最迫切最急需之时。这就对红十字人道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简称卫训所）就是这样一个“综合体”，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教育事业的非常举措。

卫训总所的前身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年6月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创办于长沙，不久长沙大火，救护总队部先迁祁阳，再迁贵阳图云关，卫训所一直紧跟其后。为军事需要，训练所又改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以培训军医为主，有看护士兵班、军医尉级班、军医高级班及军医分期教育班。图云关成为“军医的摇篮”。

卫训所自迁图云关后，适应战时需要，相继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卫生训练分所（自有分所之设，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更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各分所利用较为完善的设备和教育系统为所在战区不断培训医护人才，并对各战区医护工作给以就近指导。卫训总所与分所，构成了一个网络式的人道教育体系。

卫训所内分学员大队和学生大队两个体系。学员大队为在职军医进行复训和提高，为短期训练性质，每期培训3到6个月后回原单位工作。学生大队则为养成教育，有分期军医教育班、高级护士教育班、初级护士教育班等，学制也较长，如分期军医教育班，招收初中毕业及高中肄业学生，学制为八年，在校学习两年后，分配到军队见习一年，再回学校学习两年，再返军队见习一年，最后两年在校学习和留医院实习，“如此反复培养训练，既掌握理论知识，又有了实践经验，这样可达到医学院毕业水平。”

在图云关人道教育系统中，实习医院也是不可或缺的。为配合教学，林可胜创办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1944年改称“贵阳陆军医院”），高级医务人员均属卫训总所编制。这所综合性教学医院，既是卫训所的实习基地，同时也是设备先进，人才济济的正规医院。

卫训所由军政部所管辖，但培训费用的大部分，则由救护总队筹措，培训计划、教学管理等，均由救护总队统筹安排，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同时兼任卫训所主任，救护总队主要医疗技术人员“同时又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主要教师，又是贵阳陆军总医院各科室的一些负责人。各单位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很难予以截然分开。”实际上救护总队与卫训所就是“二合一”的关系。

卫训所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总所连同5个分所，“共训练将近两万人，泰半服务于前方，深入各部队，具有图云关旺盛服务精神，再配合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医务队技术支援，形成一种新生力量”，不仅为抗战救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储备了有生力量。

新时代对人道教育事业的呼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经历了1950年的“改组”，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红十字会依附于卫生部门，从前红十字会主导的医护人才培养，已与红十字会剥离，渐行渐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及2017年修订实施以来，红十字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国内、国际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十字会一直没有自己的人才“摇篮”和培养基地，这是与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极不适应。

而且，放眼国际，无论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还是各成员国，都没有专设的人道教育学院（曾经在日内瓦设立的“杜南学院”即现在的杜南研究会，是一个民间的研究机构）。据统计，整个红十字运动的志愿者、会员和工作者接近一个亿，其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全球都有超过万人的专职工作人员，中国红十字会也有13000余名专职工作人员，且每年15%以上的更替率。一方面需要继续教育的跟进，另一方面需要专业化的人才补充新鲜血液，因此在中国率先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不仅有助于红十字会人才培养，助力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国际意义。红十字国际学院，说到底，就是时代呼唤的产物。

正如陈竺会长在签约仪式上所说，“中国红十字事业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红十字国际学院的创办正当其时，它不仅将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将为解决国际人道问题、促进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期待红十字国际学院早日建成，为人才培养、干部培训、科学研究、文化传播、国际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2018-2019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罗生特研究综述

商东惠

罗生特是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一名犹太裔奥地利医生。在1941年至1949年间，他先后辗转江苏、山东、东北多地，为中国战地救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陈毅誉为“活着的白求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罗生特鲜被提及。1992年，我国首部罗生特主题资料汇编《罗生特在中国》问世。此后十多年内，陆续有数本著作出版发行，相关文章也常见诸报端。但就总体而言，罗生特研究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不足之处十分明显。本文即尝试对目前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梳理，以期对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1952年，罗生特在探亲途中因病于特拉维夫逝世，其后数年一直默默无闻。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罗生特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果。迄今为止，共有六部相关著作问世。

《罗生特在中国》是出版最早的一部罗生特主题资料汇编。该书主体部分由28篇熟悉罗生特的老同志所写的回忆文章、4篇已在书刊发表的综合材料、10篇罗生特的遗作和战争年代报刊上关于罗生特的报道构成，书后附有罗生特年谱，较为全面的反映了罗生特在中国期间的言行风范，是资料建设方面的一部拓荒之作。

黄瑶、张惠新《一个大写的人 罗生特在中国》，使用大量生动形象的故事，塑造了罗生特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是国内出版最早的一部罗生特传记。在该书的基础上，出版了专门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罗生特的故事》。相较前者，该书在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上都更符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除对内容进行细化处理外，重点突出了罗生特与陈毅、罗荣桓、万毅等军内高级将领的交往。

格尔德·卡明斯基是国外最早研究罗生特的学者，所著《罗生特传》一书细致的考察了罗生特的生平经历，资料详实，行文严谨。在“罗森费尔德神话”一章中，作者简要梳理了中奥两国在罗生特研究方面作出的努力，探究了中国方面“罗森费尔德神话”的产生与发展，并认为这与中国“正名”的历史传统关系匪浅。这一观点对于辩证看待中奥两国的罗生特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此外，书中还收录了罗生特初抵上海时写给妹妹施苔菲的一批信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罗生特思想的发展变化，不仅弥补了已有资料的不足，也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期流亡上海的犹太人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

《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又名《罗生特与中国》）是格尔德·卡明斯基教授的又一力作。该书以罗生特的手记为主体，分新四军时期、山东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时期展开，真实的反映了罗生特生前在华行医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是研究罗生特的重要一手资料。同时，手记对当时中国农村的风俗习惯、中共军队也多有描述，对于了解当时百姓的生存状态、中共军队的内部情况以及中共获得最终胜利的原因等都颇具价值。在手记的基础上，作者还补充了详细的注解与分析评论，为读者进一步认识、理解罗生特提供了途径。

2005年，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王相连、孙建宏的《罗生特》一书问世，该书是继《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罗生特的故事》、《罗生特传》之后的又一部人物传记作品。相较于前述诸书，该书着重讲述了罗生特与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开展，重点考察了罗生特在山东时期的生平事迹。在写作方式上，仍旧延续了叙事史的风格，通俗易懂。

二

以1992年《罗生特在中国》一书的出版为界，相关文章的发表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据不完全统计，在1952年至1992年间的40年中，仅有5篇文章和3篇综合材料公开发表。而自1992年至今，相关文章已达40余篇。

1983年11月29日，王军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一纵队的首任卫生部长——回忆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一文，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一篇追忆罗生特的文章。其后邸文、黎风、王庭岳、李磊等人也相继撰文。在罗生特诞辰90周年到来之际，随着黄瑶、张惠新等旧日战友不遗余力的宣传及山东莒南县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开展，罗生特引起公众的关注，相关文章陆续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但就总体而言，2017年之前公开发表的文章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罗生特的生平事迹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叙事风格明显。在这一时期，罗生特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基本形成，但涉及其生平的一些时间节点至今也未有统一。相关研究“浮于事迹”，亟待进一步突破。

2017年4月，山东医专成立了罗生特研究中心，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罗生特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

王光荣的《罗生特医学人文精神及时代价值》初步从医学人文角度探讨了罗生特精神的内涵，并对其时代价值进行了分析。高树记《罗生特在战时医院和部队卫校建设中的贡献研究》细致考察了罗生特在华中新四军卫生学校、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及莒南陈家老窝中心医院建设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从红十字精神、工匠精神、革命精神、人文关怀四个角度概括了罗生特为抗日军民及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认为“罗生特身体力行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模范言行对当代医学教育和医德医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在《纪念傅莱和罗生特在新时代医学教育中的现实意义》一文中，高树记、刘欣追述了抗战时期援华的傅莱、罗生特两位奥地利医生的感人事迹，并从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树立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强医学生的人文情怀三个方面，阐释了纪念傅莱和罗生特在新时代医学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上述三篇文章，基本代表了当前罗生特研究的三个方向：罗生特与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建设、罗生特研究的现实价值、罗生特精神内涵，对于未来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三

自1992年以来，罗生特研究的热度不断升高，但其研究对象始终局限在生平事迹一个方面，直至2017年罗生特研究中心成立始有变化。已出版的文章书籍，大多是叙述性、通俗性的回忆录或人物传记，尚无一本成熟的研究性著述问世。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整个研究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不足之处值得我们注意与深思。

首先，资料考订与运用不充分。一方面，从已出版的著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涉及罗生特生平的一些时间节点，如考入维也纳大学的时间、初抵上海的时间等尚无统一标准，有待进一步考订。另一方面，尽管一些重要的资料已公开出版，但截至目前为止，大部分研究者对资料的使用仍表现为简单的“拿来主义”，并未对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探究。

其次，研究深度与广度不够。就目前公开发表的数十篇文章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对罗生特研究予以重视，但重视程度不够。一如《罗生特在中国》一书后记中所言，给罗生特出书的目的是“把他帮助中国人民革命的感人事迹宣传出去，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增进中奥人民友谊”，“使其国际主义精神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早期发表的期刊文章，其意图更多的集中在宣传层面，研究方式也以叙事为主。考虑到国家大力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这一做法无可厚非。但是，随着罗生特人物形象的不断成熟，发生在罗生特身上的故事愈发为公众熟知。研究者也应顺势将注意力从罗生特“面前”转移至“背后”，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加强薄弱环节。目前，罗生特与抗战救护工作的开展、罗生特精神的时代价值、罗生特精神的内涵研究刚刚起步，罗生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罗生特对抗战的宣传等也有待展开。

综上所述，罗生特研究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课题的研究才更值得挖掘和期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纪念活动的增多，罗生特的影响力得到加强，相关研究也慢慢进入学界视野。近两年来，一些学术性文章陆续发表，不失为罗生特研究的一个可喜趋势。期待有更多研究性文章发表，形成更加浓厚的学术氛围，将罗生特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一部探求红十字运动本源的力作

——简评《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

郎元智

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慈善组织。它发端于1859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由亨利·杜南所创。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了救助饱受战灾的东北难胞，中国红十字会由此创立。百余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谱写出一曲曲人道赞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苏州大学池子华教授所著《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日前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统梳理了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历程，集前沿性、国际性、可持续性和现实性为一体，它的出版有助于深化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研究，对拓宽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内容，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一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内容丰富，推陈出新。全书共八章三十节，30余万言。

第一章红十字运动的启蒙，主要论述了红十字运动的起源问题，晚清时期红十字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申报》等大众媒体在此期间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孙中山、孙淦及外国人士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启蒙阶段所起的作用。

第二章最初的尝试：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主要论述了陆树藩及其创立中国救济善会的尝试，中国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运动之间的联系，中国救济善会在“庚子之变”中所进行的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第三章“发轫于俄日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主要论述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成立和所进行的救援活动，沈敦和、施则敬和李提摩太创办上海万国红十字的过程和影响，回答了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首先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它城市的问题。

第四章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日俄战灾救援，主要论述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体的规章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以及在日俄战争期间所开展的救援活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第五章上海万国红会终结与中国红十字会“自立”，主要论述了日俄战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功成身退、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走上自立自主之路的历史进程。对于此期间各种社会力量间的较量博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几次易名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等带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考证辨析。

第六章“大彰于武汉之师”——辛亥战时的救护行动，主要论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动向，对京会、沪会的相互博弈进行分析，并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期间所进行的救护活动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七章中国赤十字会的辛亥救援，主要论述了张竹君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及其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战事救护活动。

第八章清王朝覆灭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转型，主要论述了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正式“立案”、首次派遣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召开首届会员大会以及统一大会的历史。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国红十字会完成了自身的转型。

该书力图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在掌握丰富翔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厘清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红十字事业诸方面的拓展，把“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结合起来，立体展现红十字会与晚清社会的互动关系。晚清时期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沿革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由孕育、萌芽、创立、初步发展到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段历史对中国红十字运动整体的发展演进至关重要，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绝对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因此，对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展开专题研究，不仅对全面研究中国红十字运动史至关重要，且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裨益良多。

二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学术著作，《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有其特有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论点客观公正，内容全面系统。

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多灾多难，命运坎坷，中国红十字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要充分展示这段历史，不仅要厘清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的本源，即红十字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时人是如何了解和接受的，中国红十字运动是如何兴起的，还要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初期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其中既包括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的高潮，还包括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的低谷，这对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认识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至关重要。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在这方面的处理非常得当，如对孙中山、孙淦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启蒙时期的作用、陆树藩及“皕宋楼”事件、盛宣怀的大清情结、京会沪会的“正统”之争等问题的分析和评价，都能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此外，该书对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沿革的全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分析，指出发展过程中的高潮与低谷，将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历史上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与博爱恤兵、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红十字精神相结合，这样就使得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形象更加丰满鲜活，一个个历史上的红会人物跃然纸上。

其次，史料翔实，考证准确。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在史料的收集、挖掘、整理与利用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该书使用的史料涵盖了档案、史料集、地方史志、报纸、期刊、古今著述、外文文献等诸多种类，范围广泛，丰富翔实。其中，既有公开出版的史料，也有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交流使用的内部资料，更有时人的家谱、家书，不易获得，弥足珍贵。

丰富翔实的史料使得该书能够对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订正讹误，廓清迷雾，正本清源。如对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等带有争议性问题的考证辨析；1906年张德彝赴瑞士签押《日内瓦公约》的时间应为1904年6月29日，而非1906年7月6日；1912年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第九次国际红十字大会的应为“容揆”而非“荣揆”等以往史料中存在讹误进行订正，诸如此类的考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使得该书尤为显得严谨、扎实、厚重。

复次，方法多样，超越自我。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以社会史为基本研究方法，同时综合运用文化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传入、萌芽、初创和初步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爬梳透视，以多学科、多元化、全方位、多角度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多样，视野开阔，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作者着力探讨红十字会与晚清社会的互动关系，并聚焦考察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对红十字会组织的运作方式、运行机制，以及官方与民间、红十字会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进行透视，将整体性宏观研究与区域性微观研究有机结合，力争做到有广度、有深度、有力度地再现红十字运动的波澜壮阔场面和人道主义魅力。这种探讨，凝结了作者在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20年的深刻思考和领悟，所体现的思想魅力更值得学术界重视。

作者及其团队长期研究红十字运动，成果颇丰，但现有的一些著作对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许多问题尚未涉及或浅尝辄止。《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出版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缺憾，同时拓宽了新的研究视野，实现了新的超越。如对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变迁的宏观研究，对“庚子之变”、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等历次战争救护活动的详细考察，对“营口模式”广设分会的原因分析，对中国赤十字会等在战争期间救伤瘗亡活动的论述评价等。该书对于此类问题进入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没有拘泥于以往的传统观点，大胆突破藩篱，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认识，视角独特，新论迭出，从而超越自我，实现突破。

三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出版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该书是一部专门研究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著作，对于厘清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早期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于人们了解认识这段历史也是大有裨益。正本清源是开展红十字工作的先决条件，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尤其是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急需开展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工作和对群众的普及教育工作。该书将学术研究与成果普及完美的融为一体，不仅具有深厚的学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即是一部研究者的必备书，又是一部爱好者的选读书。

其次，中国红十字运动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被誉为“百年老店”，是一块最好的金字招牌。怎样讲好红十字故事，传播好红十字声音，是红十字运动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将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栩栩如生的讲述出来，在讲好红十字故事方面树立了好榜样。

复次，在中国历史上，民间慈善团体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方面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稳定器，中国红十字会更是其中的翘楚。然而，在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对于民间慈善团体的作用重视不够，支持的力度不足。该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红十字会与晚清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其中蕴藏的原因和规律，为当下如何处理政府与民间慈善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

该书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该书主要探讨的是中国红十字的整体历史探，对地方各级红十字分会的论述就自然显得较为薄弱；对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各地方分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早期卫生事业的内在关联也揭示得不够细致；对于中国红十字会与其它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对一些史实仍需进一步考证：诚如书中所载，1909年为兴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所购土地的亩数和辛亥革命期间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的人数均尚待考证；此外，书中的一些外国人名，由于红十字会文献中没有英文原文，所以无法在书中呈现，显得不够整齐划一。

该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精品力作，其所具有的学术创新性和现实指导性值得瞩目。该书凝聚了作者20年在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的思考，体现了作者近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总结，不管是在红十字运动研究还是新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迈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书的出版不仅正本清源，廓清历史，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更为当今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反思与体悟。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