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疫后”红会工作的“适应性”改变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池子华

【观察思考】

跨越国界的人道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援助……………………………………………………………池子华

【历史研究】

廓清历史的迷雾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建会日期考证………………………………………………池子华

【图书评论】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十二辑）》评介…………………………………………商东惠

【他山之石】

国际舞台上的早期日本红十字会…………………………………………………………鲁秋兰

主办：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傅亮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郎元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疫后”红会工作的“适应性”改变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

池子华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全世界带来超乎想象的巨大冲击。“后疫情时期”，红十字会如何与时俱进进行必要“调适”，结合政府工作报告，或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拓展。

以社区为依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融入社区是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向。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区功能得到充分彰显，社区网格化防疫成为决胜新冠疫情的“中国经验”之一。在此过程中，红十字人作出了应有贡献。不过，社区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还不够强大，或者说存在短板，“缺位”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 这意味着“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要求我们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将触角延伸，深入基层，扩大覆盖面，在“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红十字会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只有扎根基层，才能“根深叶茂”，才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亲民”中赢得“民亲”，赢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

5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关于加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指导意见的出台，顺应了“后疫情时期”事业发展的需要。基层组织遍地开花，一旦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突发公共事件，红十字人可以更直接、更便捷、更有效的参与救助。

以志愿者为依靠加强心理救援队伍建设

2005年6月，黑龙江省沙兰镇中心小学突遇泥石流灾害，造成百余名学生遇难，针对家长和师生由此产生的严重心理压力和心灵创伤，中国红十字会首次组织心理专家开展了心理救援服务，尽管只是一种尝试，但却拉开了红十字心理援救的序幕。经过2008年汶川地震，红十字心理救援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正因如此，此次战“疫”中，不少地方红十字会组织心理救援志愿服务队，开展心理干预的志愿服务，受到公众认可和好评。如湖北省红十字会搭建疫情心理援助平台，无锡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逆行”湖北，廊坊市红十字心理救援志愿服务队通过“12320心理专线”、“微信群心理在线”和“热线延伸线”三个工作模式，在疫情中为各类人群服务，取得显著成效。

同时，也应该看到，红十字心理救援队伍还较弱且不够稳定，“后疫情时期代”，面对不确定风险和心理人道援助需求的日益增长，红十字会不仅要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开展广泛的志愿服务，而且要建立心理援助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并纳入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中，编制红十字心理援助近期和长远规划，使该项业务“常态化”。

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与应急保障机制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洪涝、火灾、地震等灾害防御，做好气象服务，提高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强化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应急保障机制。

此次战“疫”中，红十字会工作基本融入总体应急管理体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省级红十字会均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单位，但地市级红十字会有些是，有些不是。且红十字会属群团组织，市红十字会一般由市委领导分管，而应急指挥部设在市政府，政府联系红十字会工作的领导负责救治组工作，要求红十字会接收捐赠物资全部移交指挥部后勤保障组，后勤保障组要求红十字会全权负责捐赠接收分配工作。“政出多门”，衔接不畅。这说明应急管理和应急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

“后疫情时期”，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包括应急管理体制等；另一方面，红十字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权开展工作，应急保障机制应更加灵活，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战“疫”中捐赠方达成协议获得授权后，直接将捐赠物资发送受赠方，不必转来转去耗费时日。这种“牵线搭桥”的方式，在紧急事态下快捷、高效。虽然“零库存”，但功效立竿见影，值得进一步推广拓展。

建立广泛的合作联动工作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国计民生带来复杂而深刻影响。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那样，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取得了新冠战“疫”的战略性成果。

“联防联控”就是各方协作，合力应对的战略举措。在此过程中，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发挥了应有作用，也让我们看到了合作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在应对重大事故灾难中，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凝聚人道力量，以求救助效益最大化。尤其是2019年6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与应急管理部签署防灾减灾救灾联动工作机制合作协议，建立数据共享共用机制和信息通报机制；强化应急联动，建立统一指挥调度机制和资源协同保障机制；提升应急能力，重点提升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基层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并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参与国际救援。同时，双方加强日常沟通联络，开展应急管理、应急救护等联合培训演练，并推动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红十字会加强合作，不断健全完善地方各级防灾减灾救灾联动工作机制。

协议的签署，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引导社会救援力量参与应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后疫情时期”，如何建立更加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更加紧密的合作联动工作机制，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如与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其他群团组织及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的合作等，同样可以采取合作联动工作机制，这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共同的呼唤。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强化“网上红会”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红十字事业发展，同样应强化“互联网＋”。

近年来，“网上红十字会”建设有了较快进步，并在战“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筹款募捐、物资发放、信息公开等均有“上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前杭州市红十字会“杭州城市大脑·杭红捐赠平台”正式上线，这是全国红十字会系统首个网络物资捐赠平台，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公益”的优势，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一键快捷捐赠、全程透明可溯”，让物资捐赠全程可视、可跟踪、可体验，通过信息技术的驱动让捐赠工作更有温度。这是“网上红十字会”建设的新跨越。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毫无疑问会成为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新常态。可喜的是，5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数字化运营平台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上，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红十会总会捐赠一整套基于云架构的数字化运营平台，内容包括捐赠物资管理、数字物流管理、支出管理、捐赠人管理、数据分析、区块链数据公示六大系统。用友将结合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红十字会组织系统一体化的数字化管理与运营体系，实现对捐赠人的深度经营，保障捐赠资金收支透明、信息披露及时精准。这为“网上红十字会”建设提供了可贵的技术支持。

坚持生命至上构建生命安全教育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生命至上”“坚决守护人民健康”，体现出政府对人的终极关怀。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红十字运动的宗旨，战“疫”如此，“后疫情时期”也是一样。

“坚持生命至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编织生命安全保护网，其中构建生命安全教育体系尤为重要。一方面加大生命教育体验馆的建设，面向公众和中小学生免费开放。目前，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建立的这类体验馆，数量还不够多，覆盖面还不够广，内容也有待于充实，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规划，有序推进。另一方面，推动高校普遍开设应急救护知识、救护技能的公选课程，并将应急救护技能的培训列入新生军训的“必修课”，使大学生都能够掌握自救救人的本领。

构建生命安全教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从多方面去探索。“坚持生命至上”理念，相信红十字会一定能够为“守护人民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跨越国界的人道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援助

池子华

全球抗疫中，中国红十字会不仅竭尽全力应对国内疫情，而且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对伊朗、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多国提供人道援助，受到广泛赞誉。实际上，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百余年来，对外援助成为一项传统业务。

十大外援行动掠影

首次外援指向美国：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旧金山是华人集中的城市，“华侨三万余人，产业全毁。”惨祸发生后，全国上下纷纷筹款募捐，向海外赤子伸出援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立即行动，“筹凑银二万两，又由各绅商凑集银三万两，寓沪粤商凑集洋五千元，购美金电汇。”

扬帆东渡驰援日本：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2级强烈地震，14·3万人死亡，20万人受伤，50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医护队共26人，由理事长庄箓、医务长牛惠霖率领，携带现款2万元及药品器具90余箱，8日扬帆东渡，直到10月6日返程。与此同时，总会还特请医药学会会长侯毓汶一行5人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慰问。

救护总队“远征”缅甸：1942年3月12日，日军攻占缅甸仰光。16日中国正式组织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迅即抽调医护人员，组成3支救护医疗队，原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林可胜亲自率领，随军救护。1944年缅北战役，救护总队第十大队所属各支队随军开展野战救护。滇缅反攻作战，救护总队部又加派6支手术队增援，直到抗战胜利。

抗美援朝再出发：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理所当然成为新生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中心工作。为此，中国红十字会先后组织了七支国际医防服务大队共666人，开赴前线，救死扶伤。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被朝鲜人民赞为“高贵的生命之恩人”。

援非募捐全国联动：1984年，非洲有36个国家遭受严重旱灾，有1.5亿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1985年3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发出通知，号召各级红十字会募捐救助。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响应。“为了非洲的旱灾灾民”募捐活动共募集人民币1387万余元，不仅援助了非洲，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美誉度。

救援印度洋海啸：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近海发生8.7级地震引起的巨大海啸，波及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多国，近30万人死亡，超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各种方式募集捐款44307万元人民币。2005年3月，总会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向 11个受灾国和国际红十字组织提供援助。2008年4月，中国红会援建的友谊村9个，永久性安置房1487套以及医院、学校等项目全部完成。

海地地震救援：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7.0级地震，损失惨重。1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做好援助海地的准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积极响应，决定提供1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款。各级红十字会也纷纷行动起来。1月29日，总会收到各界捐款1583万元。与此同时，中国红会继续筹款募捐，支持灾后重建。

日本地震海啸援助：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超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惨重生命财产损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中方愿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帮助。中国红十字会发动募捐，并于3月12日、15日、29日三次向日本红十字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500万元、2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用于支持日本红十字会抗震救灾。

海燕风灾救援：2013年11月8日，第30号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菲律宾总统表达诚挚慰问。中国红十字会除提供10万美元紧急赈灾现汇外，20日首批17名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携带价值200万元人民币救灾和医疗设备抵达马尼拉，12月5日第二批，28日第三批救援队携带款物开赴菲律宾，参与人道救援，被誉为“最专业、最勤奋、最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国际救援队。

尼泊尔地震救援：2015年4月25，尼泊尔8.1级地震发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发出慰问电。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响应号召，迅速而有序的展开赈灾救援行动，在紧急救援阶段向尼泊尔地震灾区提供500万元人民币和50万元港币的人道援助。随后共向地震灾区派遣救援队员28名，对尼泊尔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上所列，只是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行动的几个侧影，其他如2016年斯里兰卡洪灾、厄瓜多尔地震，2017年古巴“艾尔玛”飓风，2018叙利亚战乱等，历次重大灾难，中国红十字会都提供了可贵的人道援助。

“救灾恤邻，本为天职”

“救灾恤邻系本同类互助之精神，而红会责任所关，尤应尽此天职”，这是各国红会应尽之义务，因为“红十字会是国际慈善法团，宗旨是救灾恤邻，博爱恤兵，就是要不分畛域的用戢天灾人祸，消除人间痛苦，至低限度也要赈救灾害，以减少人类的不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保护“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成为红十字运动的宗旨。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大家庭成员，中国红十字会秉持这一宗旨，援手相施，乃顺理成章之事。

在中国红十字会看来，“救灾恤邻，博施济众，乃本会之宗旨”，因而尽其所能，在他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伸出援手，给予人道援助。

纵观中国红十字会援外行动，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互助性。对日援助就是如此。1911年辛亥革命救援中，日本赤十字会（红十字会）曾派出由34名救护队员组成的“救护团”，漂洋过海，来到武汉，“救护清国各军，及地方民之伤病者”，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当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虽然中日关系趋于紧张，但鉴于日本赤十字会曾经给予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本着“互助”精神，中国红十字会还是毫不犹豫派出救援队，并希望借以缓和中日关系，照红会史书的话说，“仁者当仁不让，一视同仁；义者见义勇为，以义为利。天予吾以发表仁义之良好机会，以展同舟共济之怀，俾东邻袵席同登，以收他日亲善之果。”此次新冠疫情，守望互助精神，有目共睹，同样得到传承与弘扬。

二是关联性。旧金山地震、关东地震救援，与救助华侨华人关联，如关东大地震，“救援灾侨，也就是救援日本”；救护总队“远征”缅甸、国际医防服务大队开赴朝鲜，是与中国远征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关联，同时为当地军民提供医疗服务。这种关联性，使中国红十字会的对外援助行动，具有了双重使命。

三是协同性。从外交层面上看，中国红十字会援外行动是民间外交的一部分，而民间外交往往与国家外交同频共振，相向而行，具有鲜明的协同性。无论对邻国及同属亚洲国家的人道救援，还是对“天涯若比邻”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行动，都与国家外交的指向协同一致，符合红十字会“人道领域助手”的定位和“身份”。

同舟共济，走向未来

总体来看，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多为雪中送炭，可谓情暖人间。

古语云，“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一次次“行道”——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不仅赢得受灾国民众的高度赞扬，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而且展示了大国红会的责任担当，提高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影响力，“有福”——美誉度的提升，势所必然。

全球战“疫”仍在继续，未来也不可避免遭遇这样那样的风险与挑战，给人类带来生存危机。面对人道灾难，中国红十字会理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爱心力量，一如既往“走出去”，履行人道使命。

一是设立常态化的“国际人道援助基金”，提供国际人道援助的坚强后盾。在当下的全球抗疫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统一部署，设立了“抗疫国际人道援助基金”，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募集资金和防护物资，驰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良好效应，并将继续发挥作用，直到使命完成。希望“国际人道援助基金”能够继续存在，形成品牌，以应对“后疫情时代”国际人道需求，做到未雨绸缪。

二是加强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他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的合作，共克时艰。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人道灾难，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单打独斗，各自为战，势单力薄，无法形成合力。只有确立纵向和横向的合作关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国际援助行动才能走得更远，现在如此，“后疫情时代”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领率、协调作用不可或缺。

三是进一步发挥红十字人道外交的独特作用，为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红十字精神跨越国界、种族、信仰，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国家层面通过红十字会开展对外援助，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信任，或有助于避免别有用心的政客借以抹黑中国。战“疫”中，中国红十字会医疗专家组的伊朗、意大利之行，就是成功的案例。有鉴于此，全球战“疫”的当下以及“后疫情时代”，更好更充分发挥中国红十字会优势，不失为一种策略选择。

命运与共，这是全球战“疫”中形成的最大共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才能尽快走出阴霾。作为全球认同程度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人道救助组织，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宜应加强合作，相互扶助，共同引领、推动全球人道主义运动健康发展。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廓清历史的迷雾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建会日期考证

池子华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创会时间为1924年。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常熟分会诞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是辛亥革命时期经中国红十字会认可的第一批分会之一。成立时间为1911年11月6日至12日之间，具体日期虽然不得而知，但谓常熟分会成立于1911年11月，则是可以确认的。由于民国建立后，常熟地方相对安靖，常熟分会的活动逐渐销声匿迹，出现了十多年的“空挡”，直到1924年江浙战争的爆发，适应战争救护的需要，才重新组建。一般史书将其创会时间确定为1924年，可以理解，但只能视为“重建”或“复会”，而不能视为常熟分会的创会时间，创会时间或其“源头”，理应为1911年11月。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建会日期；江浙战争；辛亥革命

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现常熟市红十字会）成立的时间，《常熟市志》认为，“民国13年（1924年）9月26日成立，会长张鸿，会员590余人。”这一见解，当源自1933年编印的《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在“序”中，时任常熟分会会长的张鸿追溯了常熟分会诞生的历史，谓“吾邑之红十字分会，始于甲子兵祸，救护防疫，赓续不绝。”即把常熟分会的创会时间认定为“甲子兵祸”即1924年的江浙战争。这一说法，一直延续至今。

的确，江浙战争救护中，常熟分会有不俗的表现。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后，适应战争救护的需要，9月26日，常熟分会在石梅图书馆组建，张鸿任会长，张玉、宗舜年为副会长，张建铭为理事长。共有会员590余人。以“救济民众之困苦颠连，尽力为社会服务”为宗旨。战争中，常熟分会协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展战地救护，同时设立难民收容所10余处，留养难民2000余人，堪称“非常尽力。”

但是，常熟分会的源头，也就是其建会的时间，并不是1924年。事实上，常熟分会诞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是辛亥革命时期经中国红十字会认可的第一批分会之一。主要依据有三：

其一是《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

1911年11月26日《民立报》、11月27日《申报》相继刊登了《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称得上是中国红十字会史上的重要文献。全文如下：

（第一届报告九月廿六日止）。

驻沪医队医院总医院（徐家汇路七号）、分医院（天津路八十号）、事务所（三马路十八号）医士：哪咸亨司德、江苏侯光迪、安徽黄子敬、宁波徐生棠、广东王吉民、广东关日襄、浙江陈家恩、广东邓祥光、湖北周光松、英国士美女医士。看护：江苏邵莹珍女士等十人。武汉战地医队：医士英国柯师、丹（麦）国峨利生、英国班纳、江宁王培元、广东杨智生；会计员杨仲言；医学生曹洁卿、朱恒璧、约瑟、王锡炽、郑咏春、方景和、周赓诗、蒋士焘、王耀、曾松龄、曹晨涛、朱恪臣、朱寿田、郁廷襄、李其芳、王翕、曹省之、章子玉、邱仁高、孙国镇、陈鲁珍、王韬；救护队长盐谷铁钢（前日本陆军医队）；看护妇丹国克立天生女士（本会医院看护）、日本细谷松子女士（日本赤十字看护）、英国李安登女士（沪宁铁路医院看护）、袁增瑛女士、徐祉君女士、傅光宇女士、范孟园女士；调剂看护人林春山、陈玉麟、曹桂卿、陈侠毅、俞鸿昭。

武汉分会医院：武圣庙普爱医院英国普富医士、英国魏女医士；同仁医院美国马医士、美国梅医士；普济医院美国雷盛休医士、美国雷盛休夫人；仁济医院英国吉立生医士、孟医士；天主教医院英国汤医士、英国艾医士，看护英国富女士，帮看护英国克迪女士。

南京联合会医院：金陵医院（汉西门）、贵格医院（螺蛳湾）、基督医院（鼓楼）医士：美国施尔德、美国包医士、刘仲□（字迹模糊）、相又新、汤润生、章雨农、高映轩、茅拔、杜耀峰、沈镜吾、许竹君、孙龙翔、陈召恩、张维新。

常熟分会（医院在陶家巷）：周惠莲女医士、周晋麒女医士，看护孙志英。

厦门分会：医士史惠敦。

无锡分会：普仁医院李克乐医士。

苏州分会：天赐庄齐门外福音医院魏医生等二员，博习医院英国柏乐文医士等三员，看护（人名续刊），通商场广仁医院意国白医士等二员。

长沙分会：英医李福而，英医许谋，英医刑医士。

宜昌分会：医院地址、医士衔名续刊。

安庆分会：美国□（字迹模糊）荣华医士，美国铁楼医士。

杭州分会：广济医局美国梅藤根医士。

芜湖分会：美国赫怀仁医士。

九江分会：经理员饶敬伯法政博士。

吴淞分会：经理员张玉墀，医院广义善堂旧址，医士曹文贵，医士陈森如。

沪宁铁路协赞会：南京车站红十字专车、上海铁路医院。

南昌分会：经理员饶敬伯法政博士。

上海城内分会：医师顾宾秋等二十员。

福州分会：耶稣联合会会长戴勒医士，会计梅教士，书记何教士，西医四员。

扬州分会：红十字医院左卫街，经理员袁体仁。

清江分会：经理员龚少渤。

显而易见，辛亥革命中，常熟分会成立，并在陶家巷设立医院，由周惠莲、周晋麒两位女医士主持医务，孙志英为看护（护士）。这三位显然是常熟分会的发起人。

其二运作良好得到认可。

常熟分会并非有名无实停留在《一览表》中，而是以其人道行动证明她的存在。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常熟分会在周惠莲女士的主持下，积极筹备，随时接纳伤兵，特别是“金陵光复时，伤兵之返常熟者，均由周女士医治之。”不言而喻，常熟分会在辛亥战时救护中，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三统一大会参会分会代表名单所透露的信息。

按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而中国红十字会，虽然自成立以来，具有全国性，但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其“惟一”性随时可能受到挑战。事实上，只要需要，谁都可以创建红会组织或借用红十字旗号。辛亥革命中这种“不统一”的局面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如广东就有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毫无疑问，这是国人慈善热情高涨的体现，本无可厚非，如沈敦和所言，“民军起义于武昌，战祸蔓延于全国，热心救济之士，投袂奋发，争先组织慈善团体，救死扶伤。或以赤十字会命名，或以红十字会命名，不下数十起，其博爱恤兵之大旨，与本会如出一辙，于是普通人民，始知红十字会关系之重要与其立会之精义，会务发达，遂有一日千里之势。”但“宗旨相同，而手续互歧，间有以本会名义设立分会而迄未与本会接洽者”，造成很大程度的混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沈敦和所说，红十字会作为“世界万国唯一慈善事业，民国成立，一切政治机关莫不革故鼎新，期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则此重要之慈善团体，亦安可不正厥名义，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为此，1912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特开统一大会，联合政府及各省分会，共筹进行。举凡对内对外之关系，与夫本会事业之必要，一一详加讨论，列为条件，俾共遵守，冀他日事业，可与万国红十字会相辉映。”

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黎元洪副总统代表，奉天都督代表，江苏都督代表，外交部、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代表及总会代表外，还有部分分会的代表，名单如下：

厦门分会：许嘉斯

常熟分会：孙志英

安东分会：王星五

南昌分会：谢邦庆、张寿慈

烟台分会：孙元福

广东济群红十字会：黄宝坚、罗星舫、麦吉甫

庐州分会：黄锡侯、杨栋臣

重庆分会：廖换庭

济南分会：刘恩驻、陈宪镕

保定分会：沈同禄（禾青）、郑诚（名轩）

天津分会：卞荫昌（月廷）、刘家桢（兰轩）、杨宝恒（少农）、刘孟扬（伯年）

广东大汉红十字会：黄石棠、黄传纶

芜湖分会：赫怀仁、李葆林、胡召南、谭明卿、霍守华

颍州分会：伏格思、王庆远、杨怀臣、叶际明

滁州分会：师古德、黄厚裕（伯敷）、宋家驹（千里）

广东中华红十字会：郭慎之、李育才

北京幼幼会：臧幼宸

粤东红十字会：熊长卿

吉林分会：梁九居（三宫）

潮州红十字会：程冀云

江阴分会：王完白

九江分会：胡蕴岳、吴永焯

黄县分会：邢国珍（聘三）、赵家珵（黻廷）

武昌赤十字会：赵俨葳（伯威）、张福先（次野）、王利用（巽伯）、江忠业（味农）

成都分会：彭少卓、陈凤石、杨国屏

西安红十字会：陈伯澜、王林生、吴子敬

广西梧州红十字会：许瑞芝、梁印生

广东肇庆红十字会：鲁国光、冯秀甫

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何兆熙、崔柳坡

南京分会：于少彰、宋培之、王济川、陈仁山

奉天分会：姚启元

安庆分会：吴守耀

绍兴红十字会：谢培民

以上名录涉及分会21处，其他12处，共计33处。分会即中国红十字会分会，其他如绍兴红十字会、广东肇庆红十字会、广东大汉红十字会等，是“统一”大会之前的名称，不够规范，但都与中国红十字会建立联系，参加“统一”大会就表明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归属与认同，因此完全可视为“分会”。

出席统一大会的分会，都是在辛亥革命期间成立的，为了“统一”的需要，出席大会共商发展大计。常熟分会发起人之一孙志英出席大会，也证明常熟分会成立于辛亥革命的大潮中，获得了总会的“资格认定”。

毫无疑问，常熟分会成立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期间经总会承认的“第一届分会”（第一批分会之一）。至于成立的具体时间，没有资料明确记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现有资料做出判断。据《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记载，“苏沪光复后，常熟女医士周惠莲君，驰函总会愿设临时医院，义务医治伤兵。”就是说，常熟分会的建立是在“苏沪光复后”、11月16日《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登记截止日之前。革命军“光复”苏沪的时间是明确的。上海的“光复”是在11月4日，两天后，也就是11月6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驻地苏州出任江苏都督，宣布江苏（苏州）“光复”。这就意味着常熟分会组建的时间在11月6日至16日之间。

其实，11月16日《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登记截止日之前，不一定就是16日当天，应该早于16日。事实上也是如此。据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在《申报》发布的启事称：“武汉血战，伤亡极众，敝会业已组织甲乙丙三医队，由英医柯师领队，会同峨利生、班纳德、王培元、杨智生诸医博士暨男女看护三十余人，驰赴战地，普救两军受伤兵士及被殃人民……他如南昌、九江、清江、扬州、无锡、常熟、苏州、吴淞等处，亦已相继组织分会。”这里专门提到常熟等地业已组织分会的事实。“启事”发布的时间是1911年11月12日。换句话说，成熟分会在11月12日之前已经成立。

结合以上事实，可以判定，常熟分会组建的时间在11月6日至12日之间。具体日期不得而知，但谓常熟分会成立于1911年11月，则是可以确认的。

由于民国建立后，常熟地方相对安靖，常熟分会的活动逐渐销声匿迹，出现了十多年的“空挡”，直到1924年江浙战争的爆发，适应战争救护的需要，才重新组建。一般史书将其创会时间确定为1924年，可以理解。但只能视为“重建”或“复会”，而不能视为常熟分会的创会时间，创会时间或其“源头”，如上所述，为1911年11月。

（作者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合以上事实，可以判定，常熟分会组建的时间在11月6日至12日之间。具体日期不得而知，但谓常熟分会成立于1911年11月，则是可以确认的。

由于民国建立后，常熟地方相对安靖，常熟分会的活动逐渐销声匿迹，出现了十多年的“空挡”，直到1924年江浙战争的爆发，适应战争救护的需要，才重新组建。一般史书将其创会时间确定为1924年，可以理解。但只能视为“重建”或“复会”，而不能视为常熟分会的创会时间，创会时间或其“源头”，如上所述，为1911年11月。

（作者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十二辑）》评介

商东惠

任何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都离不开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有鉴于此，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推出大型资料汇编《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自2014年《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辑）》面世迄今，已出版发行10余辑，内容包罗中国红十字事务发展之万象。本书是这一系列中的第十二辑，由池子华、刘思翰主编， 2019年9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内容概况

作为红十字运动史料整理的新成果，《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十二辑）》（以下简称《选编（十二）》）在时间上上起1943年，下迄1944年3月，在内容上以《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以下简称《会务通讯》）为主，辑录该刊自13期至26期的资料精华。全书35万余言，据内容分为会务简讯、工作报告、统计表格、人道文苑、杂俎5部分。简述如下：

“会务简讯”的内容可分三类：一为红十字会的战时工作，主要包括分会的组织建设、救护工作的开展、救护物资的筹集；二为红十字会的平时工作，包括红会医疗机构的建设、总会对各地分会的业务视察、各分会灾害救济工作的开展等；三为红十字会日常工作纪要，收录了1942年10月至1943年12月间的纪事，其中内容多可与其他部分简讯相映照。

“工作报告”在《选编（十二）》中所占篇幅颇巨，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一。依据辑录的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总会、分会及其隶属的各医疗救护机构的工作报告，二为红会成员的救护参与记录。其中，以救护总队部业务报告数量最多，约30余篇。其内容包括救护设施、防疫概况、材料供应、运输动态诸方面，救护总队部工作之情状一览无余。

“统计表格”部分，既有医院、诊所各科病别人数之统计，又有会费收支、药品消耗之详绪。具体包括：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系统、会员人数变迁统计、红十字周期间会员征募情况、药品统计、分会诊病人数统计、分会事业调查及会计统计。抗战时期，随着红十字会业务的扩大，支出愈发浩繁。从统计中可见一斑。 

“人道文苑”收录数篇时人所著红十字会相关短文，其内容主要有：（1）宣传红十字周，弘扬红十字精神。沥陈红十字会“博爱恤兵”之工作，鼓励同胞积极参与红十字事业。（2）红十字会战后工作安排，如“中国红十字会战后工作意见”、“战后救护工作之趋向”、“红十字会的复员工作”，反映出时人对抗战胜利的乐观情绪。（3）红十字会人物小传，包括“红十字会创始人南丁格尔女士小传”、“前固始分会会长曾介孚先生传”等。

“杂俎”部分内容较为单薄，仅有四篇文章。包括重庆分会筹建历史的个人回忆录、对日军袭击红十字救护船只之暴行的斥责、对红十字会监事穆藕初的追悼以及时人对红十字的联想。

二、特色简析

《选编（十二）》所辑录的资料，时间跨度虽仅一年有余，其内容却并未局限于此，不仅全面翔实，而且时代特征显著。

（一）内容翔实，编排有序

《选编（十二）》借助上海晚清民国数据库、大成老旧数据库之资源，主要辑录了《会务通讯》的内容。编者依照其具体内容将之划归五个专题，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布。

《会务通讯》是抗战时期红十字会工作颇具影响力的机关刊物，由刘云舫先生主编。1941年1月在重庆创刊，1945年8月停刊，共出34期。主要栏目包括：会务纪要、法令转载、公文摘录、医药新闻、文艺、工作报告、分会消息、法规辑要、人事动态、会计工作报告、总会琐事纪要、分会诊病统计、队务通讯、特载、人物小志、会员征信录等，同时选登重要新闻图片，使刊物图文并茂。作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重要史料，《会务通讯》刊发了抗战时期红十字会方方面面的讯息，从分会建设到人员变动，从工作视察到战地救护，从卫生防疫到赈灾救济，皆有资料可查。选编（十二）》既辑录该刊自13期至26期的资料，内容益因循原刊而显翔实。

《选编（十二）》在遵照原文的基础上，根据现行规范进行分段、添加标点符号，使原文更符合现代的阅读习惯，大大减轻了阅读的难度。此外，编者还将《会务通讯》原有栏目进行筛选、合并、调整，根据具体内容进行了新的专题排布，从而使得全书体例更为整齐划一。

（二）时代特征明显

史料不是冰凉的，它载有特定时代的温度与印记。《选编（十二）》作为一部史料集，不仅仅呈现了中国红十字会在1943年前后的工作开展情况，亦勾画出一幅时代简图，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救护总队在战时救护中作用显著。1943年至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护活动也达到新的高度。在伤兵救护方面，以救护总队部为代表的红十字救护组织，深入各战区，或协助野战救护、兵站医院、军医训练、俘虏卫生等战时卫生勤务工作，或开展民众疾病治疗、防疫注射事宜。1943年10月，滇缅战事复起，救护总队随远征军入缅服务。其奉献牺牲，在史料中亦有体现，如《抚恤入缅救护殉职工友》即是。

第二，红十字会经费支绌。《选编（十二）》中，以“红十字周”为主题的宣传材料，数量颇为可观。1941年1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首届红十字周举办。自此开始，举办红十字周成为征求会员、募集资金的主要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共举办4届红十字周，在《选编（十二）》中有所展现的就有第二、三、四届，相关资料涉及总会及各地分会筹办、开展红十字周之各端。频频举办红十字周，实际上反映了红十字会内部经费紧张的尴尬局面。蒋梦麟会长在《蒋会长梦麟告全体同仁书》中述及此，“抗战以来，本会的一切经费与药物，都由海内外各界人士所捐助，而尤以英美邦人士及各地侨胞为多。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首先南洋各地的侨胞宣告断绝；继因滇缅路的梗阻，影响到外来物资的运输。以今日形式言，本会的仰赖外助力量，已不如一九四二年以前的优越。”在一些其他的材料，如《三十二年告全体工作同仁书》、《胡兼总队长于本年四月四日总队部举行国父纪念周讲词》、《三届红十字周小言》中，亦不乏红十字会经费短缺的记录。

第三，中国红十字会工作重心逐渐由战时救护向社会化服务倾斜。从1943年到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抗战胜利的局势渐趋明朗。时人对于抗战胜利的乐观情绪，在《战后救护工作之趋向》、《红十字会的复员工作》等数篇材料中都有所体现。在此期间，各地重建分会的讯息盈于报端，医院、诊所的设立亦数见不鲜。开展社会化服务，成为该时期红十字会在发展会员、强化组织建设之外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此外，1942年至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事件在《选编（十二）》中亦有所体现。1942年，河南大旱。发展至1943年，已成为一场全省范围的特大饥荒。处于抗日战争最前线的河南，外临强敌，内遇奇荒。《选编（十二）》收录的多篇简讯如《泌阳分会吁请赈灾》、《南阳分会成立灾童教养所》、《莆田分会捐赈豫灾，监场训练班节食捐助》、《固始分会赈灾三万元》等皆对河南灾荒有所反映。对河南灾荒救济研究，此类资料亦可资借鉴。

三、价值与不足

《选编（十二）》的出版，一方面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也为普通读者了解1943年前后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救护工作状况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途径。在抗日战争的最后时期，面对天灾人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会及其附属医疗机构充分发挥“博爱”精神，救护伤兵灾民，从滇缅域外救护到河南灾荒救济，书写了红十字救护又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正如“人无完人”，本书亦有些许不足之处。首先，资料来源较为单一。相较于在《选编（十二）》前出版的几本资料辑，本辑资料来源显得单一，笼统计算，仅有四种刊物来源：《会务通讯》《德华月刊》《游艺画刊》及《云南省政府公报》。其中又以《会务通讯》为主。其次，仍存在疑误之处，譬如《第六大队成立征求队》一则中，先述“以总会定十月一日至十月十日举行第二届红十字周”，继而又云“十月十日起开始征募”，前后不一，疑为“十月一日起开始征募”之误；再如，本书资料来源之标注似有不妥之处。《会务通讯》自第11期起便改全称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本书既辑录13期至26期资料，在标注来源时仍照《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之称，似可再议。

总体而言，《选编（十二）》作为一部史料集，虽因编辑中的疏漏而略有瑕疵，其史料价值、学术意义仍不容置疑。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国际舞台上的早期日本红十字会

鲁秋兰

日本红十字会从成立之后，就一步步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博爱社到获批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员，到最后成功举办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红十字会议，前后不过50余年的时间，在当时欧洲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红十字会，能有如此成就，实属不易。

一、红十字国际大会和日本红十字会

亨利·杜南在其撰写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主张大力发展国际公约从而为在战场上受伤的人以及救护人员和战地医院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这个倡议后来得到认可，最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是1863年2月成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63年10月欧洲各国的有志代表36名齐聚日内瓦，并订立《赤十字规约》。该规约的第一条就是在各国组织中央委员，以备战时进行救护活动，这就是各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863年12月，在符腾堡王国设立红十字会后，以欧洲为中心的各国纷纷成立红十字会。在这样的潮流中，日本博爱社也在1877年成立。在“赤十字会规约”中，第九条规定“不同国家的伤兵救护委员会及各分会可组织召开国际大会，以便交流经验，共同探讨为了公益事业所应采取的措施”。然而红十字国际会议不只是各国红十字会交流的场所，它还是做出必要决议的场所。

（一）日本红十字会获批和出席第四届红十字国际大会

博爱社的设立并不意味着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为了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员，日本政府有必要签订《日内瓦公约》，并引入白地红十字标志。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在1887年，即日本签订《日内瓦公约》，引入白底红十字标志，同年博爱社改称为日本赤十字社。博爱社派遣陆军军医监桥本纲常参加三次红十字会议，但由于没有被接纳为红十字会员国，所以不是正式代表。日本红十字会（赤十字社）正式出席红十字国际会议是在第四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会议召开的前二十天即1887年9月2日向日本发出正式承认日本红十字会的通知，同时允许其出席国际会议。日本红十字会从此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员。

在卡尔斯鲁厄，日本派遣了作为政府委员的陆军军医监石黑忠贞，以及作为日本红十字会委员的干事松平乘承出席大会。另外，石黑由陆军一等军医谷口谦以及森林太郎陪同。根据石黑的回忆，日本红十字会当时由于总部会址建设而资金不足，不能负担前往欧洲的出国费用。因此“必须有人自费去”，松平乘承便被派遣了。这件小事在表示创立第十年的日本红十字会实力的同时，也不失为一件在那之后日红会迅速发展的标志性趣闻。

在日本政府以及日红会首次参加的红十字国际大会上，日本代表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存在感。并在大会的十三个议题中提出了第十个议题即“欧洲各红十字会加入世界其他地区的正处于战争之际的伤兵人员救护”。加入了《日内瓦公约》终于登上国际舞台的日本代表，融入到以往受地理条件限定的国际红会的救护中，这确实令人意外。

（二）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和昭宪皇太后基金的设立

在第四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召开之后，对日本红十字会来说特别重要的会议是1912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副社长小泽武雄为团长，共计5名日红会委员被派往华盛顿参会。另外，政府的委员除却陆军省参事官秋山雅之介共4人。虽然红十字会是从紧急救护中产生的，但是平时救援的作用却渐渐增大了。这种倾向也反映在红十字国际大会的议题上。不管是在第七届圣彼得堡大会上，还是在第八届伦敦大会上，平时救护事业被越来越多地讨论。

在红十字平时救护被重视的趋势下，1911年，日红会会长松方正义向宫内、陆海军、外务各大臣提议将皇室的恩赐用于国际红十字平时救护事业的基金设置。然后，向宫内大臣渡边千秋提交了计划书，但是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小泽副会长在红十字国际大会举办前的1912年2月与宫内大臣会面，并对御赏赐金的情况进行了解。宫内大臣正式向日红会会长发出通知是在1912年4月20日，已经赴美的小泽，通过电报得知了这一通知。

会议第一天的5月8日，小泽做了《关于日本红十字会平时救护事业奖励基金的倡议》。此外，日本红十字会将皇后的恩赐十万日元作为“红十字会平时事业的奖金”，通过日红会向国际红十字捐赠，并要求国际红十字制定合适的基金章程。会议第二天，对皇后的奉谢文以全场鼓掌的方式通过了创设基金的决定。

确定基金章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第九届红十字大会决议，日红会拟定的章程，在各国红十字会的同意下，于1920年确立。章程的要点是：(1)基金的名称为昭宪皇太后基金；(2)基金的管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3)基金的分配中，充当基金的利息；(4)基金的分配每年一次，用于各国红十字会的平时救护事业；(5)希望分配基金的红十字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申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分配。

最初的基金分配是在1921年1月决定的。1912年到1920年间，原资十万日元的利息升至59710日元68分。获得分配的是匈牙利、丹麦、希腊、法国以及波兰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昭宪皇太后基金以后，从每年的利息中分配到各国红十字会的平时救援工作，一直到现在。

（三）召开东京红十字国际大会的尝试

对日本红十字会来说，申办东京红十字国际大会是多年来的夙愿。但是，这条路并不容易。第一代会长佐野常民在明治二十年代就已经以申办东京国际会议为目标。作为政府委员出席了第五届红十字国际大会(1892年在罗马召开)的后藤新平回国后，向佐野询问了是否准备在日本召开红十字国际大会。佐野也有申办国际大会的愿望，但由于当时日红会财力困难，日本在国际上也不如欧美国家的影响力，所以佐野的愿望没能实现。

日本实现申办红十字国际大会是在第九届大会召开的时候。在第八届红十字国际大会（1907年伦敦召开）上，日红会提出下次会议在日本召开的提案，爆发了“全场喝彩”。但是，这个提案的要求并没被通过，各国红十字会认为在日本召开太远，最终日红会也只能接受各国红十字会的意向。这个提案之后，美国委员向日本委员说了下次会议想在华盛顿召开的事，日本委员与之达成共识最后同意了这一点。

小泽接受了美国的提案，第九次红十字国际会议决定在华盛顿召开。可以说，从这样的经过来看，美国红十字会支持下一次会议在日本召开是很自然的。就这样，日红会在美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于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申办预定在1917年召开的第1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的提案。但是，日本的申办愿望还是没有实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会议的召开延期了。第1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是在大战后的1921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要实现红十字国际大会在日本的召开，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二、 第15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东京召开

（一）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德川会长的欧美访问

193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4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决定了东京大会的召开。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国际舆论不断变得紧张的情形下，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德川家达在1933年8月至次年4月这段时间，对英美等欧美主要国进行了访问，向红十字会的首脑们就召开东京大会的重要性进行了劝说。

德川“为了尽可能的邀请尽可能多的有力代表参加国际大会”，在欧洲各国“尽可能的与各国红十字会会长及主要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接触充分的阐述了他的期望”。然后，在结束了欧洲的访问之后，在日美两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为了充分阐述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前来参加国际大会的意愿”，德川辗转到美国。

（二） 红十字国际大会在东京召开的实现

 第15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于1934年10月20至29日在东京召开。出席者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8名、红十字协会代表8名、54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的代表199名、45个国家的政府代表81名、国际联盟等团体的代表23名共计399名。尤其是美国红十字会，派出了78名代表，超过了日本红十字会及日本政府共计38名的参加人数。

大会以当时的人道问题为议题，在商议后通过了有关议题的48个决议，其中多数都是与红十字会日常活动相关的决议。如《国际救济联合》《红十字会的卫生及福祉事业》《路上救护》等决议。 但是，在东京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战时救护的准备与平时事业一样受到重视这一点不能被忽视。《针对化学及空战时对非军人的保护的国际委员会的事业》《有关敌方非军人的命运的条约案》等决议都被通过了。特别是第39条决议《有关敌方非军人的命运的条约案》，制定了在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中没有涉及到的针对平民时的处理方式这一点很重要。虽然不是军人，而是“处于在交战方领域或者被其占领地区的敌国国民”，但从保护平民的条约案被通过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个条约案本来应该在由瑞士召集召开的外交会议上提出，但是各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召开外交会议的必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交会议就没有举行过了。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否认该条约案作为有关保护平民的）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先驱这一点是事实。

（三）作为国家事业的红十字国际大会

红十字国际大会虽然是由红十字会举办的国际会议，但它也有国家事业的另一面。在10月20日的开会仪式上，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宫内大臣汤浅仓平、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五岛文夫、海军大臣长谷川清以及文部大臣松田清等都出席了大会。为了庆祝大会的召开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在当时，虽然遇到皇室的庆典以及国家性的庆典活动也会发行纪念邮票，但是仅仅为了一个民间团体召开的会议而发行纪念邮票这在当时是一个异例。铁道省向外国参会者发放了一等座免费乘车券，不仅如此，东京市营电车等地方性交通机关也发行了免费乘车券。

日本红十字会本部及支部也特意为了外国参会者安排了在会议召开期间或者结束后的旅行。在东京都，代表们视察了东京复兴的现状，在参拜完明治神宫及靖国神社之后，巡视了饱受东京大地震灾害的下谷、浅草及本所等地，并在旧陆军被服厂迹的震灾纪念堂进行了礼拜。另外，外国参会者前往镰仓、箱根、日光、京都等观光地时，都受到了当地官民的热烈欢迎。

三、 结语

日本红十字会主办东京国际大会，使其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大幅提升。1877年仅从38名会员开始的日本红十字会，在50多年后召开了邀请欧美红十字会首脑的参加的国际大会，的确令人瞩目。但这之后，日本红十字会在战争激烈的同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交流，但是与其他国家红十字会的联系中断了。而且，二战后，日红会处于被占领军占领状态，因此也不被允许出席红十字国际会议。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第15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于1934年10月20至29日在东京召开。出席者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8名、红十字协会代表8名、54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的代表199名、45个国家的政府代表81名、国际联盟等团体的代表23名共计399名。尤其是美国红十字会，派出了78名代表，超过了日本红十字会及日本政府共计38名的参加人数。

大会以当时的人道问题为议题，在商议后通过了有关议题的48个决议，其中多数都是与红十字会日常活动相关的决议。如《国际救济联合》《红十字会的卫生及福祉事业》《路上救护》等决议。 但是，在东京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战时救护的准备与平时事业一样受到重视这一点不能被忽视。《针对化学及空战时对非军人的保护的国际委员会的事业》《有关敌方非军人的命运的条约案》等决议都被通过了。特别是第39条决议《有关敌方非军人的命运的条约案》，制定了在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中没有涉及到的针对平民时的处理方式这一点很重要。虽然不是军人，而是“处于在交战方领域或者被其占领地区的敌国国民”，但从保护平民的条约案被通过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个条约案本来应该在由瑞士召集召开的外交会议上提出，但是各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召开外交会议的必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交会议就没有举行过了。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否认该条约案作为有关保护平民的）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先驱这一点是事实。

（三）作为国家事业的红十字国际大会

红十字国际大会虽然是由红十字会举办的国际会议，但它也有国家事业的另一面。在10月20日的开会仪式上，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宫内大臣汤浅仓平、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五岛文夫、海军大臣长谷川清以及文部大臣松田清等都出席了大会。为了庆祝大会的召开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在当时，虽然遇到皇室的庆典以及国家性的庆典活动也会发行纪念邮票，但是仅仅为了一个民间团体召开的会议而发行纪念邮票这在当时是一个异例。铁道省向外国参会者发放了一等座免费乘车券，不仅如此，东京市营电车等地方性交通机关也发行了免费乘车券。

日本红十字会本部及支部也特意为了外国参会者安排了在会议召开期间或者结束后的旅行。在东京都，代表们视察了东京复兴的现状，在参拜完明治神宫及靖国神社之后，巡视了饱受东京大地震灾害的下谷、浅草及本所等地，并在旧陆军被服厂迹的震灾纪念堂进行了礼拜。另外，外国参会者前往镰仓、箱根、日光、京都等观光地时，都受到了当地官民的热烈欢迎。

三、 结语

日本红十字会主办东京国际大会，使其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大幅提升。1877年仅从38名会员开始的日本红十字会，在50多年后召开了邀请欧美红十字会首脑的参加的国际大会，的确令人瞩目。但这之后，日本红十字会在战争激烈的同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交流，但是与其他国家红十字会的联系中断了。而且，二战后，日红会处于被占领军占领状态，因此也不被允许出席红十字国际会议。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