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携手“天府”  共谋西部红十字事业发展

——西部大开发中的红十字会协作实践与体会

江苏苏州市红十字会   四川内江市红十字会

 

　　江苏苏州市和四川内江市红十字会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于2000年12月2日缔结为友好红十字会。双方在合作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中国红十字会“七大”和“八大”会议精神，积极探索在红十字人道主义领域如何共谋西部发展的新课题。五年努力，喜获成果。

　　建立友好关系，全面启动合作

　　早在2000年6月，苏州市红会郝如一秘书长途经四川成都，时任四川省红会副秘书长吴志诚将内江市红会寻求合作与支持的想法及该市红会工作状况向他作了介绍。同年10月，郝如一借赴重庆参加健康报记者会议之机，顺道内江进行合作方面的考察。他返回后即向苏州市红会常务理事会汇报内江之行的感受，提交了合作意向草案，形成决议后即予实施。此举目的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本着东部支援西部大开发的精神，通过与内江市红会缔结友好关系的方式，支持他们的工作，谋求西部人道救助事业的加速发展和双方红会的共同进步。

　　2000年12月2日，时任苏州市红会副会长张应忠率团一行10人，来到内江出席两市红会缔结友好关系签约仪式。两市以弘扬人道、倡导奉献；相互学习、优势互补；沟通信息、协作交流；支持提高、增进友谊为指针，实施全方位友好合作：一是互通信息，交流经验。主要包括双方编制的文件、简报等均抄送对方；举办培训，召开会议，研讨工作，根据需要互相派人参加；为内江创造条件建立互联网站，加快信息传递。二是实施对口支援，除两个地级市外，苏州所辖昆山市、张家港市、吴中区3个县级市（区）分别与内江所辖资中、威远、隆昌3个县实行对口支持。三是在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救助中，优先给予对方援助。四是利用双方自然与人文资源优势，组织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五是不定期安排双方红会专职干部赴对方挂职，锻炼素质，帮助工作。

　　时任中国红会副秘书长汤声闻受王立忠常务副会长的委托，在两市签约仪式上说：苏州和内江红会的友好合作，既符合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又体现了两市红会的进取精神。总会支持这一合作！

　　2001年是苏、内两地合作的第一年。应苏州市红会的邀请，内江先后于4月和10月分两批，由担任红会职务的市领导赖庚云和李国江带队，赴苏州考察红会工作。4月5日，赖庚云带领的15名红会干部赴苏州学习取经。他们重点考察了苏州市红会机关办公现代化、市红会创办的博爱医药发展公司、老年康复医院、收治脑瘫儿童的博爱学校，以及苏州市一中分校、昆山市一中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及其规范化管理，还参观了无偿献血、街道红会工作等。双方围绕2001年度工作目标以及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举办慈善事业、实现办公现代化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苏州市红会还对2001年援助内江市的8个项目予以确认，并决定于6月份赴内江组织实施。内江市红会赴苏考察的全体人员深感“百闻不如一见”：苏州同行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务实创新，真诚奉献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赖庚云在考察结束时，即兴赋诗一首：交真诚兄妹之心，联东西红会之情；续世纪永久之缘，结博爱奉献之果。

　　2001年6月4日，苏州市红会郝如一秘书长一行5人赴内江，运用多媒体幻灯教学方式开展国际人道法传播培训，内江红会56个基层组织的100余名红会干部参加了培训。苏州方面所制作的多媒体幻灯片内容丰富、生动直观。通过看幻灯、听讲解、做试题，学员们普遍反映很有收获和提高，进一步理解和加深了对国际人道法、国际红十字运动起源与发展、红十字会的七项基本原则的认识。这次培训还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苏州红会的各项活动，使内江同行从中体会到东部支持西部在红十字事业发展中体现出的意义。苏州红会还向内江红会提供资金，购买现代设备，帮助对方改善宣传、教学和办公条件。苏州市红会为内江市16名初中、高中、大学特困生给予一次性22，000元资助，这些学生分别可领到800-1600元帮困助学金。张家港市红会对口援助项目是帮助威远县红会从制度上、管理上、经营上办好红十字医院，并给予威远困难学生给予4740元资助。昆山市与隆昌县重点在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上加强合作与交流。昆山国际外国语学校每学期向隆昌云顶镇小学捐赠2000元，云顶镇成立学校红会时，第一学期的首批捐助费发给了10名困难学生。苏州市吴中区红会以一个家庭认扶一名孤儿的形式，为资中县49名孤儿和贫困学生捐资助学。吴中区红会秘书长仰惠娟、区教育局干部汤晓敏不辞辛劳，深入山村，与帮扶对象逐个见面调查，了解困难状况，给予小学生每学期200元、初中生300元、高中生400元的资助，共计每年资助资金近2万元，协定时间为5年。

　　2001年8月19日，内江市资中县、威远县、东兴区多次发生洪灾及山体滑坡，给百姓生活造成严重的损失。市、县红会干部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并及时向苏州市红会呼吁援助。对方立即汇来3万元救灾款，内江方面用来购买大米6000公斤，棉被100床，棉衣626件，援助了746户，2000余名灾民受益。

　　深化对口支援，增进友好往来

　　2002年是苏州与内江缔结友好红会第二年，援助项目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加强。苏州市红会副会长汪雪麟、李冬川、秘书长郝如一及苏州所辖各市区红会秘书长、教育局分管红会工作的领导，于2002年7月中旬再赴内江，推动援助项目年度进展与落实。苏州为加大对内江援助力度，由下辖11个市、区对口帮扶内江5个县、区（即二帮一），具体是：昆山市、太仓市对口支援隆昌县；张家港市、沧浪区对口支援威远县；吴中区、平江区对口支援资中县；常熟市、金阊区对口支援东兴区；吴江市、虎丘区、相城区对口支援市中区。

　　针对内江红十字新闻宣传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红十字志愿服务尚未开展的现状，是年7月苏州红会送来了丰富经验和相关资料，并以多媒体幻灯介绍了他们考察西欧国家、台湾地区红十字志愿服务的见闻。苏州红会影像中心的张炳德传授了怎样拍摄、收信、整理、保存红十字专题照片方法；昆山市红会刘超英秘书长介绍了推进自愿捐血的经验。这些培训内容，使内江红会系统50多名专兼职干部和志愿者骨干受益。苏州红会还按协作计划，派张炳德同志留在内江帮助工作20天，他深入内江各县（区）基层红会及项目点，收集、整理、拍摄扶贫帮困等资料，辅导内江专职干部掌握学习多媒体幻灯制作技巧，帮助建立红会文档和图片资料库，并为援建内江红会网站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苏州对内江贫困学生的帮扶也进入第二年。7月中旬，苏州及下辖市、区红会秘书长、教育局分管红会工作的局长等深入内江各县（区），交流学校红会工作经验。为支持内江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开展，苏州方面决定增加助学帮困的对象，即吴中区红会对资中县49名学生的捐助款19700元到位后，再扩大对资中县特困艾滋病患者子女20人的资助；常熟市教育局分管红会的冯恩同副局长表示，对东兴区100名特困学生实施帮扶，每人每年400元。10月25日，4万元扶助款由常熟市红会秘书长张伟怡带到内江，并举行捐赠仪式。苏州市红会还为帮助内江市二院派员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血液专科，进而为在内江建立血液层流病房，培养血液病专家提供了方便。2002年夏季，内江资中、威远等地又遭水灾，苏州市红会得到呼吁后，再次捐赠5万元。

　　2003年，苏内两地红会友好合作继续深化。10月，苏州市及所辖市、区红会组成的41人代表团在郝如一秘书长带领下，赴内江进行第四次考察交流。内江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会见苏州红会一行。苏州同行本年度出访内江的工作内容有以下几项：一是向内江受灾地区、贫困优秀学生捐款捐物：苏州市红会向内江市红会捐款3万元用于添置更新办公设备；昆山市红会向隆昌县红会捐款51200元，衣服100套，折合人民币7800元；常熟市红会向东兴区红会捐款4万元；张家港市红会向威远县红会捐款4740元，以上均为助学款。二是苏州方面向内江市及县（区）红会干部介绍工作经验和出访考察日本、韩国红会情况，传授骨髓捐献的运作方法及苏州在骨髓捐献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体会。三是苏州及所辖市（区）红会干部分赴内江各对口县（区），深入农村、学校、卫生院及部分贫困优秀学生家中调查、核实帮困助学效果，并对内江各对口县、区红会工作进行辅导交流。四是苏州方面对3年来援助内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通过这次考察交流，苏州方面不仅决定继续加大对贫困学生的助学力度，加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上的对口合作，而且表达了增进苏内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间的合作（包括免费进修、设备援助等）意向。

　　2004年，苏州红会对内江的援助项目又有扩大，援助资金也有增加。是年早春，沱江上游遭受严重化学污染，苏州市红会非常关注内江人民的饮水安全，及时给予5万元援助。截至是年底，苏州市及所辖市、区红会对内江各县（区）助学帮困学生已达500多人，资助款达46.5万元。中国红会总会非常重视两地的合作与交流，将此列入中国红会“百件实事迎百年”专辑。

　　应苏州市红会的邀请，是年4月内江市组织了各县（区）红会会长（政府分管领导）、秘书长，教育局局长、部分中小学校校长、医院院长40余人赴苏州考察学习红会社区服务、无偿献血、捐献骨髓、学校红会工作，以及医疗工作及卫生改革情况。通过考察，内江红会一行普遍反映感受深，获益大，达到了开阔眼界，转变观念，学习经验，寻找差距，增进友谊，巩固成果，扩大合作的目的。苏州吴江市和虎丘区红会同意给予内江市中区红会救灾、扶贫、助学及改善办公条件等方面的援助。常熟市、昆山市卫生部门还分别为东兴区、隆昌县免费接受两地中心卫生院医务进修学习，并同意向内江方面捐赠当地更新换代下来的医疗设备。

　　2005年苏州，除继续上年内容对内江的援助外，又为内江资助救灾款4.5万元。截至今年上半年，苏州援助内江的总金额达万元。

　　合作注重实际，援助讲求质量

　　在双方合作中，内江方面受益更大，体会更深，效果也更明显。这里仅从内江的角度来衡量合作与援助的成效。

　　1、加强机关基础建设，提高了工作效率与质量。2001年前的几年，内江市红会工作重心放在办实体建设大楼上，机关内部基础工作却相对薄弱，缺乏科学、系统、规范的管理。对上级文件不能及时向各县（区）提出贯彻的指导性意见；年终工作总结写不好，文章缺乏逻辑性，阅读起来也费劲；机关工作程序不规范，公文质量差，甚至文件与简报混淆；积累的图片和录像资料散乱存放，加上办公设施差，无法归档备查或存入电脑等。内江红会在与苏州同行交往之初，感到工作差距很大，从观念到思维，从方式到效率，都不如苏州，加上内江红会工作还有一些项目是处女地。两地合作后，内江在工作中大量借鉴苏州的做法，取得了很好效果。例如从2001年起，工作总结突破了以往的写作程式，结构创新，条理性强，紧扣主题，突出重点，阅读起来流畅，让人一目了然。这份总结报时任市红会名誉会长、市委书记黄小祥同志后，他在批示中予以好评。苏州方面在帮助内江建立和完善机关基础工作中，将内江建会以来所有图片、录像等各种资料分类整理。输入电脑后不久，正赶上内江市卫生局创最佳精神文明单位需要收集各处室大量图片和各类资料，结果红会办的资料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最规范、最齐全，最引人注目，受到好评。2002年9月27日，是日本政府援助内江红会项目的最终报告时间，日方对文字和图片资料要求非常高，内江严格按要求整理出来，准时送交日本驻华大使馆，获得日方好评。随着内江红会工作的推进，上报省红会的材料也更加得到重视和引用，为促进全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文字材料。4年来，苏州红会还为内江提供5万余元援助用于改善办公条件，购置现代设备，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

　　2、加强了红会新闻宣传与信息工作。内江红会专职干部均未接受过新闻与信息培训，为此作为在全国红会系统中新闻宣传工作最出色的苏州同行将相关的培训班办到内江。甘华平常务副会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县（区）红会专兼职干部、市卫生局办公室及相关科室的干部、卫生系统搞宣传工作的同志参加培训。苏州市红会各种信息来得快、资料又丰富，他们随时为内江提供最新最快的工作信息。内江方面有急事需要苏州帮助提供资料都很方便快捷，有了困难也常能从苏州同行处得到解决的建议和方法。总之，通过上网、电话、传真、邮寄，通过文字、图像、软盘、光碟，苏州的宣传与信息常给以内江很大帮助。

　　3、提高了内江市红会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救助能力和规范程度。根据双方协议的条款和优先救助原则，4年来内江共接受苏州市红会救灾款15多万元，购买救助大米、菜油、棉衣、棉被、蚊帐、床以及孤老人和儿童福利院的儿童学习、生活急需品，共救助五县（区）2280户、受益的村民7118人，孤寡老人32人，儿童福利院儿童123人。在苏州同行的帮助下，内江红会的救助工作严格按照《中国红会自然灾害救助原则》实施。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来自苏州的援助，市委常务副书记李德元同志在2003年初，听取关于内江接受苏州红会援助的情况报告后，要求珍惜与苏州的友谊，认真学习对方救灾扶贫的工作经验，要把援助资金用在刀刃上。李副书记听说内江市红会将苏州的救助资金安排在春节前发放时，非常满意，他说：“这样可以与市委、市政府春节前送温暖活动的总体安排结合起来，既扩大了两地红会的影响，又提高了红会的知名度。发放现场一定要营造突出苏州市红会关心灾民和弱势群体的宣传气氛。要将发放现场的图文资料及时传送苏州，让苏州各级领导放心。”春节前夕，李副书记还亲自率红会与民政部门的同志，代表内江党和政府、也代表苏州红会，为359名灾民及特困群众送去了温暖与关爱。

　　4、促进了内江红会对帮困助学的规范操作。随着苏州对内江的助学帮困范围逐年扩大对象逐年增加，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某些有悖捐赠者意愿的现象，必须规范助学工作，严格助学纪律，让捐赠者放心，让贫困的优秀学生真正得到帮助。在苏州红会的提示督促下，内江红会联合教育局制定了《苏州市红会资助内江特困学生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十二项条款。另外，从有助于资助者与受助生相互了解和密切联系考虑，又设计了“一帮一”助学卡，做到受助生人人有助学卡，期期有受助生评语和成绩记载，校校有登记册，资助工作随时接受苏州红会及其捐献者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为了全面真实地了解掌握受助学生情况，内江红会会同市、县（区）教育局，深入山区学校对受助生家庭经济状况及生活来源、本人学习成绩进行了现场调查和走访。对有疑问的学生，再予复核，对确实不符合条件者则取消受助资格。

　　由于帮困助学工作有效地体现了红会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的特点，因而在内江很受欢迎与好评。东兴区永东初中校长吴德斌在发放来自苏州的资助款时，对全校师生说，我校学生全部来自农村，本地资源贫乏，经济十分落后，每学期开学能一次交齐学费的不足40%，多数家长要分四、五次才能交齐；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因家庭交不起200多元的学杂费而辍学，小小年龄就外出打工，过去在校学生三年巩固率不足50%。后来通过家访宣传，提高家长认识，又建立了由师生捐款构成的特困助学基金，三年巩固率逐步达到80%左右，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中途辍学 。今天，是苏州市红会送来的雨露，滋润了我校部分贫困生的心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单是感谢的话语，怎能报答恩人的情呢？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优异的成绩向恩人们汇报！

　　5、促进了学校红十字组织建设和青少年工作开展。过去内江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比较薄弱，活动也不丰富，成立红会的学校大都名存实亡。根据苏州的经验，学校红会在全市整体工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因此，苏州同行建议内江方面扭转现状。他们以援助学校贫困学生，作为帮助内江加强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突破口和推动力。这项举动在内江影响很大，激发了市、县（区）教育局，各中小学校成立红会并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重视。4年来，内江市已有307所中小学先后建立红会，发展青少年会员9.8万人。其中，和苏州昆山市对口合作的隆昌县，尝到了建立红会的甜头，建会积极性大增，学校建会率达98%。2002年秋，苏州红会通过从总会先期获得的国家教育部和中国红会“关于加强学校红会工作”的文件后，立即传真给内江同行。内江方面根据文件精神，学习苏州市开展学校红会工作的经验，会同教育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红会工作意见的通知》，这个文件明确了市、县（区）红会、教育局各自的职责和任务，规定了学校红会领导机构的设置及职责，规范了全市各级学校红会统一建立台帐资料的要求。市、县教育部门还将学校红会工作纳入学校目标考核之中。从2002年起，内江各级学校红会在苏州市红会的帮助指导下，各项活动蓬勃开展，成为教育系统学生素质教育和德育工作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6、建立了第一批红十字志愿工作者队伍。过去内江建立红十字志愿者队伍的计划多次落空，一是对此项工作缺乏理解，二是没有经验、措施和制度来管理这支队伍。通过苏州市红会2002年对内江开展志愿服务方面的培训，内江于9月建立了稀有血型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共23人。以后，又逐步发展到骨髓捐献志愿者、健身运动志愿者、抗非防艾志愿者、新闻宣传志愿者等共计200多人。在此基础上，内江红会成立了志愿者委员会，制订了管理办法。

　　7、在红会合作平台上拓展了帮扶领域。从2003年起，利用红会合作平台，苏州方面还为内江提供了医务人员培训进修的帮助。例如隆昌县先后派出11名中心卫生院内外妇中各科医务人员到昆山市一院和中医院免费进修一年，明显提高了综合素质。昆山方面不仅在业务上关心培养内江进修人员，还无偿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发给他们每月三四佰元奖金补贴。2005年下半年，苏州方面还打算为内江解决劳务输出问题，安排内江大中专学校部分毕业生到开发区的外企就业。目前已有一位得到昆山市红十字医院三年资助的隆昌县幼师毕业生（孤儿），在昆山市红会帮助下，被昆山市妇联旗下的一家公办幼儿园录用。

 

 

 

《百年红十字》简评

茅家琦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1904年3月10日，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堪称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民间社团。作为国际性民间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把“博爱”甘霖洒满人间。遗憾的是，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寥寥，微不足道，这与红十字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令人欣喜的是，由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合著的《百年红十字》一书，作为安徽省“十五”规划重点图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为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值得庆贺。

　　《百年红十字》一书共11章，60余万言，前卫生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钱信忠先生作序。通览全书，可称道之处甚多，尤其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次全面、系统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沧桑。该书从红十字“东渐”登陆中国起笔，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历时性”与“共时性”纵横交织，完整再现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演进轨迹，给人一种完整、立体的“全息”映像。

　　其次，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以社会历史学为基础切入视角，同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渊源、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功能实现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东关系进行多纬度、跨学科透视，这使该书视野开阔，视角独特，的确新人耳目，引人入胜。

　　又次，资料丰富，论据充分。该书资料丰富，诸凡档案、报刊、官修正史、稗官野史等，均有广泛搜罗，许多资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提高了解释水平，如提出中国红会首任会长并非“众所周知”的吕海寰，而是晚清重臣盛宣怀，论据充分，令人信服，澄清了至今仍在流行的一个历史性错误。类似例子还有不少。

　　复次，深沉的时代价值。全面审视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该书的出发点。这一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如，该书通过对红十字会从事的战地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社会服务等慈善活动的缕析，揭示“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颇有启发意义。关注弱势群体，广泛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是中国红十字会丰功伟绩留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迪。

　　总之，作为首部系统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史的著作，出版意义重大，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而且对拓宽史学研究的领域，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

 

 

（原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茅家琦教授为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为中国慈善界放一异彩

——《百年红十字》简评

王卫平  王晚英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3月10日，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作为国际性民间社团，中国红十字会以人道、博爱、奉献为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然而，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相关论文也仅有寥寥数篇，这与红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红十字会喜迎百年华诞之际，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原专职副会长孙柏秋教授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合著的《百年红十字》一书，作为安徽省十五规划重点图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着实可喜可贺。

一

　　《百年红十字》一书共11章，60余万言，篇幅浩大，气势恢弘。前卫生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前会长钱信忠先生作序。为使读者对该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及便于点评起见，现将各章内容梗概如下：第一章“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红十字的起源：追本溯源，缕述红十字如何以有识之士为载体，“东渐”登陆中国，并以日俄战争为契机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第二章辛亥战时的“救伤葬亡”：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中因卓有成效的救伤葬亡业绩而名声大彰；第三章在纷乱的年代里：考察中国红十字会会内运作机制的变化以及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等一系列内战中的人道救援行动和自然灾害赈济活动；第四章十五年间——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着重阐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不朽功勋以及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光辉业迹；第五章“复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抗战结束，红会工作重心由战时救死扶伤转向社会服务；第六章“新的转变、新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经过“改组”走向“新生”，并在医防服务诸方面凸显出独特的优势地位；第七章“寒冬过后是春天”：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风暴”冲击下，中国红十字事业遭受灭顶之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焕发青春；第八章“四大”以来：1985年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拉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序幕，中国红十字会依法建会，不断创造精神文明亮点，同时努力打破40年“坚冰”，实现海峡两岸沟通；第九章“三大工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在“走进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拓展业务范围，创建以“救援”、“生命”、“爱心”三大工程为主干的“博爱系列工程”，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新乐章；第十章中国红十字文化事业：以报刊、展览、影视、网络等为载体的红十字文化事业，使“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社会化，红十字精神得以弘扬；第十一章在国际舞台上：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事活动进行探讨，内容涉及中国红会国际合法地位的恢复及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参与国际性救援以及经常性的开展一些会与会之间的联络交往等活动。书后附有：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标志标明性使用规定”、“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救助规则”、“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可为读者了解相关知识提供参考。

二

　　通览《百年红十字》，我们觉得该书可称述之处甚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值得注意。

　　首先，完整、系统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历程。该书从杜南精神“东渐”登陆中国起笔，一直写到2003年春，内容宏富，时间跨度大，要完整、系统再现百年红十字的嬗递变迁，并非易事。但作者通过11章的架构，达到了这一目的。且从上述各章梗概中不难看出，该书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历时性”与“共时性”纵横交织，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以来的兴与衰，起与伏，荣与辱，甘与苦，挫折与振起以及人事更迭，和盘托出，给读者以系统、完整、立体的“全息”映像。这是本书的优长之处。

　　其次，视野开阔，视角独特。本书以历史学、社会学为基本切入视角，同时借鉴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灾害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博爱之举、慈善懿行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考察，揭示出“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新的综合”，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是学术研究的大势所趋，本书的尝试，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富有启发的。

　　再次，新见迭出。正是由于视角的不断转换，使本书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如红十字来自大洋彼岸，何以在中国社会轻而易举找到生长点？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红十字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定位怎样？红十字何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桥梁？等等，都有新人耳目的析论。对一些盖棺定论的问题，作者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如池子华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提出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并非“众所周知”的吕海寰，而是晚清重臣盛宣怀，澄清了一个至今仍在红会系统内流行的历史性错误。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难怪钱信忠先生在“序”中感慨：“进行会史的研究，史学工作者的加盟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亦可见作者严谨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

　　又次，资料丰富、翔实。本书注释达678处之多，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及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据钱老在“序”中介绍，仅解放前《申报》一项，复印的资料即达半米之厚。对红会公开出版物及内部交流资料，也都有广泛的搜集，许多资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没有丝毫浮漂之感，而显得厚重、扎实。当然，由于体例所限，没能广征博引，但言必有据，这就使本书的论述信而有征，堪称“信史”。

　　又次，本书融学术性与通俗性、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文笔优美流畅，文字清新活泼，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本书虽为学术性著作，但决不堆砌、排比史料，而是将史料所蕴涵的信息融入娓娓道来的叙述之中，一改学术著作“板起面孔讲道理”的做法。尤其对一些典型事件及人物，刻画入微，颇为动人。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灾荒连年，中国红十字会身先士卒，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这些事迹以本书为载体，为读者展示“即使是在一个被暴力摧残的世界里，所有的人也都是兄弟”的感人场景。对林可胜、云曙碧、王琇瑛、姜健、司堃范等模范的个案剖析，更使人觉得红十字事业所体现的人道博爱精神是那样具体和情真意切。相信每一位读完此书的人，都会被红十字精神深深感染，而这种感染力离不开作者的生花妙笔。

　　复次，本书图文并茂，也是值得一提的。历史照片与叙事文字互为印证、参照，使读者在阅读美文的同时，也获得视觉享受。本书征引的历史照片200余幅，其中许多老照片为第一次使用，更显珍贵。21世纪的人类正步入信息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大大扩展，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无处不在的压力使人们对图片的兴趣与日俱增，步入“读图时代”。历史图片具有不可更改性，因而真实性往往高于文字记载，同时图片再现的历史也更为活泼、生动和具体。大量历史图片的插入，为本书增添了新的亮点，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视角。阅读文字，目睹照片，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如在目前，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三

　　《百年红十字》一书的优长之处固然不少，但也不无可挑剔之处。

　　首先，受体例的限制，许多问题不便充分展开，不免留下一丝遗憾，如中国红十字会何以首先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北）京会、沪会矛盾的产生、化解及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怎样？中国红十字会多边关系如何？云云，虽有涉及，但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证，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可喜的是，池子华所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不日出版，相信可以弥补这些缺憾，而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将在这本书中“尘埃落定”。

　　其次，体例方面也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本书专章论述解放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事活动，理应如此，但对解放前红会的对外交往，则在有关章节中插叙，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毕竟不够系统、全面。

　　再次，毫无疑问，本书资料丰富、翔实，为一大特色，但史料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余地，尤其是档案资料。据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晚清时期的红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的红会档案，贵阳市档案馆馆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档案资料之丰为他处所不及，倘能发掘更多、占有更充分的档案资料，定能为本书增色不少。

　　尽管《百年红十字》一书尚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史的力作，它的出版，意义重大，不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的出版，为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同时定会为中国慈善界放一异彩。

 

（其中部分内容刊登在《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作者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晚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现任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序  

   

　　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社团，1904年成立，至今已走过一百个春夏秋冬，堪称历史悠久。但对红会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红会工作的老红十字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有义务扶植、推动研究工作的展开。2000年新年伊始，我们几个志同道合、志趣相投者——池子华教授、杨国堂先生、本人以及安徽人民出版社汪鹏生社长、周子瑞编辑相聚北京，商定出版一套“中国红十字书系”，由我担任主编。我们达成共识，先合力完成《百年红十字》一书的撰写，而后由子华教授担负起《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写作任务。子华教授在《百年红十字》一书定稿后，来不及喘息，立即投入《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写作，经过一年多的挑灯夜战（中间几乎累倒），连过年也没舍得休息，终于如期完稿，作为主编，我感到由衷的欣慰，也为他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而感动。

　　关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学术价值，史学界会给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作为“中国红十字书系”主编，我想从红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进轨迹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首先，1904—1949年，毫无疑问是中国红会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红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业务范围从单一到多元，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但恰恰对这一时期的会史，研究最为薄弱，甚至连基本线索还没理清，空留下许多遗憾。本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其次，《百年红十字》虽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但限于体例，未能充分展开。本书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另起炉灶，探赜索隐，“精耕细作”，蔚成大观。而《百年红十字》中埋下的许多伏笔也在本书中浮出，如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京会、沪会矛盾的产生、化解及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红会与政府关系的错综复杂、红会会内运作机制的演变等，均有细致的探究，用功之勤，令人赞叹。

　　再次，本书引入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视角独特，视野开阔，凸显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也正是由于视角的不断转换，使本书新见迭出，引人入胜。特别是，本书没有回避红会自身存在的缺陷、工作上的失误等，而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给予客观公允的历史定位，这比以往一味的赞美要全面得多，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具有时代价值的。所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中国红十字会喜迎百年华诞之时，尤其应该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的优点当然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交付出版，可喜可贺。希望子华教授再接再厉，为“中国红十字书系”再添新葩。是为序。

 

 

孙柏秋

2003年7月28日

于北京寓所

 

（原载《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孙柏秋曾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专职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美国世界儿童基金会亚洲区副主席等职）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简评

武吉庆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1904年3月10日，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民间社团。作为国际性民间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为宗旨，在战争救护、救灾救荒、社会援助诸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耀眼的角色。但时至今日，尚无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红会史的学术著作，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苏州大学池子华教授的新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同时也为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难能可贵，令人欣喜。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凡七章，洋洋洒洒近40万言。通读全书，感觉该书可称道之处甚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赞赏。

　　首先，第一次全面、系统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沧桑的近代历程。该书从红十字“东渐”登陆中国起笔，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历时性”与“共时性”纵横交织，将近代中国红会自成立以来的起与伏、兴与衰、甘与苦、荣与辱、挫折与振起、人事更迭等迂回曲折的演进轨迹，和盘托出，给人一种完整、立体的“全息”映像。

　　其次，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该书以社会历史学为基本切入视角，同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渊源、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功能实现及其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考察，视角独特，视野开阔，凸显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也正是由于视角的不断转换，使本书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如源自西方的红十字为什么在较短时间内能够长驱直入，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滞即跨越国人的心理防线而“登堂入室”，被中国人所认同、接纳？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京会、沪会矛盾的产生、化解及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影响、红会与政府关系的错综复杂、红会会内运作机制的演变等等，均有细致的、新人耳目的探索。

　　再次，资料丰富翔实，立论扎实充分。该书资料丰富，诸凡档案、报刊、官修正史、稗官野史等，均有广泛搜罗，对红会公开出版物及内部交流资料，也都有广泛的搜集，许多资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没有丝毫浮漂之感，而显得厚重、扎实，同时也提高了解释水平，如提出中国红会首任会长并非“众所周知”的吕海寰，而是晚清重臣盛宣怀，论据充分，使人信服，澄清了至今仍在流行的一个历史性错误。类似例子还有不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没有回避红会自身存在的缺陷、工作上的失误等，而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给予客观公允的历史定位，这比以往一味的赞美要全面得多，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正如原中国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孙柏秋在该书“序”中所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中国红十字会喜迎百年华诞之时，尤其应该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又次，深沉的时代价值。全方位再现中国红十字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博爱人群”风采，特别是通过对红会从事的战争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社会服务等人道主义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揭示“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是该书宏旨之所在。事实上该书的研究明确无误向人们传达着这样的信息：民间社团的社会救助，是构成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在有着乐善好施光荣传统的中国具有广泛的现实性、可能性，值得去开发这一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是中国红十字会丰功伟绩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总之，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红十字会史的力作，它的出版不仅弥补的相关研究的不足，拓宽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且对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

 

（原载《光明日报》2005年2月8日。武吉庆现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近代红会史研究的新突破

——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

黄妙婉  杨红星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间社团。它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与中国近代社会息息相关，但有关红会史的研究状况却与丰富饱满、纷纭复杂的红会史本身不相协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池子华教授的新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作为“中国红十字书系”之一种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弥补了这一缺憾，同时向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一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凡七章，洋洋洒洒近40万言，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对中国红十字会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作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考察。该书开宗明义，“力图全方位再现中国红十字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博爱人群’风采，特别是通过对红会从事的战地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社会服务等人道主义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揭示‘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见该书前言）通观全书，应该说作者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的。

　　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之日起，即与近代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统一、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的演进轨迹。本书用七章的篇幅，以近代社会为依托，展现了一幅红会在艰难曲折中挺进的历史画面，其中不乏有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新颖别致的鲜活史料的加盟，使作品读来既感厚重又感清新。近代红会史主要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有关晚清时期，作者用两章研究红会创建及初期的调整与巩固。红会是杜南精神“东渐”的产物，也是日俄战争“催生”的结果，有着一个由“五国合办”走向“独立”的过程。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到第七章中，作者分别考察了红会在辛亥革命时期、抗战初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与近代中国同风雨共患难，救伤葬亡、扶危济困、博爱社会、造福人群的人道壮举，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凸显出红十字精神的实质所在，本书的主旨由此得到深刻的揭示。

二

　　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红会史的学术著作，《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自然有不少特色，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持论客观公允，内容丰富饱满。

　　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步履蹒跚，身处其中的中国红十字会也历尽坎坷，它有唐突，有逆境，有挫折。要充分展示近代红会的历史，不但要把握那些载入史册、熠熠生辉的史实，还要深入挖掘那些不为常人所熟知或红会处于低谷时期的历史轨迹。如日中天的是红会，幽然潜行的也是红会。换句话说，红会在激荡的历史急流中有顺境亦有逆境，只有全面把握，才是一部客观而公允的红会史。池著无疑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得当，如对京沪红会“正统”之争、胶东救援的功利色彩、北伐战争中冷眼旁观的反常之举等进行的评析，都非常到位。难怪“中国红十字书系”主编、原中国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孙柏秋教授在该书“序”中称：“本书没有回避红会自身存在的缺陷、工作上的失误等，而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给予客观公允的历史定位，这比以往一味的赞美要全面得多，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具有时代价值的。”

　　为了系统展现红十字运动的全貌，该书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红会的历史首次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纵向上重点把握红会与近代社会不同时期的互动关系，脉络清晰；横向上对红会博爱恤兵、扶危济困的宗旨及精神实质进行了充分解读，不仅详尽论述红会“战地救护”行动，还涉及到和平时期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社会服务等更加丰富的人道主义活动。这样，一个有血有肉、丰富饱满的近代红会形象顿现眼前。

　　其次，史料丰富，考订精确。

　　该书资料来源，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及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对红会公开出版物及内部交流资料，也都有广泛的搜集，许多资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没有丝毫浮漂之感，而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去伪存真，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第33页录有这样一段话：“军咨处主稿，会同外务部筹办，海军事务处、陆军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作者经考订认为这其中有两处错误，一是把“军谘处”误作“军咨处”。军谘处成立于1907年6月7日，归陆军部，1909年7月15日脱离陆军部独立。二因标点错误，把“筹办海军事务处”误为“海军事务处”。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于1909年夏，以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清史稿》第119卷中记载甚详。“类似错误，《选编》中所在多有，研究者使用这部资料时，尽可能仔细核对，以免以讹传讹。”（见该书第76页）诸如此类的考订，在池著中随处可见。

　　又次，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该书以历史学、社会学为基本切入视角，同时借鉴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灾害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博爱之举、慈善懿行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考察，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也正是由于视角的不断转换，使本书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如来自大洋彼岸的红十字何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首先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红十字何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桥梁？等等，都有新人耳目的析论。对一些盖棺定论的问题，作者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如著者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提出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并非“众所周知”的吕海寰，而是晚清重臣盛宣怀，澄清了一个至今仍在流行的历史性错误。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作为系统研究红会近代历史的开山之作，池著没有照搬红会史籍的传统观点，而是根据大量翔实资料论而有据的拨开了近代红会史的层层迷雾，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问题的突破性进展，由此亦可见作者严谨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

三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出版，也是作者对自身研究的新超越。2003年由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合著的《百年红十字》一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红会史研究的不足。但由于《百年红十字》遵循“厚今薄古”的编史原则，所以近代红会史部分相对简略，而且，正如作者所说，“由于篇幅的限制，许多问题没有展开，也由于体例的限制，有些问题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一笔带过。换句话说，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中国红会史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必要的。”（该书第532页）为此，作者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起炉灶，探赜索隐”，精耕细作，苦熬4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写作，取得了近代红会史研究的新进展，而“《百年红十字》中埋下的许多伏笔也在本书中浮出，如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京会、沪会矛盾的产生、化解及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红会与政府关系的错综复杂，红会会内运作机制的演变等，均有细致的探究。”（孙柏秋“序”）这无疑是新的超越。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出版，更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从本书中，人们可以发现，作为民间社团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参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的主要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的研究所忽视的。民间社会救助，无疑是构成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官方的与民间的社会支持，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理论上应该如此。事实上，在民国社会救助活动舞台上，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较之官方更为活跃，光彩夺目。中国是“仁”的国度，有着乐善好施的光荣传统。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具有广泛的现实性、可能性，值得我们去开发这一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是本书的历史启示之所在。

　　当然，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红会史的著作，该书也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中国红会是国际红会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中国红十字运动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深化，正如作者所言：“因主题所限，有的问题如中国红十字会的对外交往，未便充分展开，只好留待以后专题探讨了”（该书第532页）；再如抗战时期的后三次征求会员运动和“复员”时期筹募资金运动，效果并不理想，个中缘由揭示得还不够深刻；再者，本书资料丰富、翔实，毫无疑问为一大特色，但史料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余地，尤其是档案资料。据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晚清时期的红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的红会档案，贵阳市档案馆馆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档案资料之丰为他处所不及，倘能发掘更多、占有更充分的档案资料，定能为本书增色不少。

　　尽管《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尚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红十字会史的力作，它的出版，意义重大，不仅弥补的相关研究的不足，拓宽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且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中国社团史研究的力作

——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

孙语圣  王专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民间社团。百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谱写出一曲曲人道赞歌，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然而，红会史的研究一直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成果寥寥。1999年以来，池子华教授潜心钻研，历时五载，推出《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力作，填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同时向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庆典献上一份厚礼，可喜可贺。该书于2004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7章，洋洋洒洒近40万言。通览全书，本人以为可称道之处颇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值得称述。

　　首先，第一次全面、系统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沧桑的近代历程。该书从红十字“东渐”登陆中国起笔，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历时性”与“共时性”纵横交织，将近代中国红会自成立以来的起与伏、兴与衰、甘与苦、荣与辱、挫折与振起、人事更迭等迂回曲折的演进轨迹，和盘托出，给人一种完整、立体的“全息”映像。

　　其次，资料丰富，新见迭出。该书资料搜罗广泛，来源多样，举凡报刊、档案、官修正史、稗官野史、红会未刊资料，应有尽有，翔实丰富，这就使该书对相关问题的析论，更为全面、深入、细致、可靠。如对红会分会的创设、日俄战后的赈济、自立之路的选择、辛亥战时的救伤瘗亡、初次亮相国际舞台、北洋时期的拯灾济困、日本关东地震的国际救援、红会与政府的关系、1928年旱灾赈济、长城和绥远抗战救护、征求会员运动、淞沪战场的救护、首都南京救护、救护总队的活动、敌后战场的救护、“内务”与“外交”等，着墨颇多，记述尤为详尽。全面、细致、清晰地展示了红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业务范围由单一到多样的复杂过程。该书还充分利用“口述历史”资料，对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组建、组织人员的变动、困苦的工作环境、艰难辛酸的战场救护、“内部风潮”与总队长林可胜的沉浮等进行详细的条分缕析，使近代红会的历史更加丰满真实，有血有肉。

　　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大大提高了该书的解释水平，新见迭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近代红会的诸多“定论”质疑问难，以史实为根据，周密论证，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如对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的考实，该书提出并非“众口一词”的吕海寰，而是晚清重臣盛宣怀。作者溯本求源，以档案资料、权威报刊、原始函电等为依据，博征推縯，澄清讹误，得出新的结论，令人信服。对抗战时期救护总队的“内部风潮”的分析也颇有见地。作者从国共两党关系入手，认为根源在于总队长林可胜的所谓“左倾嫌疑”引起国民党的忌嫌所致。文中引述大量相关资料，包括回忆录，重点围绕林可胜、蒋介石、胡适的三角关系及形成缘由层层析论，史实充分确凿，论证严密细致，展示红会无分敌我、一视同仁的“博爱”宗旨与国共内争相龃龉的历史真实，发出一种无奈的慨叹。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此外，作者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肇造于上海而不是他处、京会与沪会矛盾的产生和化解及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红会与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红会内部的运作机制等，也作了深层次的新探究，解释合理、中肯。

　　再次，视野开阔、视角独特，引人入胜。本书以历史学、社会学为基本切入视角，同时借鉴灾害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渊源、组织结构、运作方式、慈行懿德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探析。“跨学科”方法的采用使得本书视角独特多变，新人耳目。如关于中国红会的蜕变，该书即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对首任会长盛宣怀改民办的“中国红十字会”为官办的“大清红十字会”进行细心研探，视角别样，很有新意。作者认为在极其复杂的原因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红会自“自立”以来，盛宣怀虽一直挂着会长的头衔，但因公务缠身，较少过问会内事务，实际上等于被架空，而把红会由民办改为官办，他这位官派的会长，便可以操纵自如，满足作为晚清重臣特有的权力心理。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二是盛宣怀的确心存红会归官之想。书中列举史实，揭示盛宣怀欲将红会纳入“大清”官僚体制中的心态。这种“大清”情结，终于驱使他做出“易名”之举。再如中国红十字会对“官控”的抗争，该书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晚清政府软弱无力，虽欲将没有政治色彩、具有中立、独立品格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加以控制，但终究力不从心。民国北京政府仍将红会纳入“官办”体制，引起红会的消极对抗。民国南京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强势”国家的形成，该书认为其对红会的控制也是在所难免的，以红会在北伐战场上救护不力进行“彻查”仅是一种借口，因为“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合法化的愿望出发，努力树立自己的政治、军事权威，其结果却是使它走上了专治、独裁的道路。其表现形式即加强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分析精当切要，符合历史实际。类似例子还有不少。由于占有资料丰富，也由于观察视角的不断转换，使该书认识问题全面周到，没有回避红会自身存在的缺陷、工作失误等，评价客观公允，一反过去一味赞美歌颂的做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如1914年胶东救援的“雇佣”性质、1916年护国战争救护过于逊色、1927年北伐战争救护消极从事等便是。

　　又次，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和历史借鉴意义。本书力图全方位再现中国红会在近代不同历史阶段“博爱人群”风采，尤其是通过对红会从事的战地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社会服务等人道慈善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深刻揭示“红十字精神”的内涵。可以说，该书的目标即是通过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为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更好地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

　　其实，本书开篇对红十字溯源时，已把红十字精神的内涵从理论上较充分的揭示出来了：博爱侐兵、扶危济困。继之，通过无数次血雨腥风的战场救护、急如星火的救灾救荒、仁爱充溢的社会救助、无私无偏的对外援助等，从实践上将红十字精神的内蕴生动而清晰地示于读者。历史是一面镜子，红会的是与非、兴与衰、成绩与不足、顺利与曲折，在作者秉笔直书之下，尽显无余，对今天红会工作理当鉴益匪浅。

　　动员多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保障，完善其体系，提高其水平，在现在的中国，尤为任重而道远。揆诸历史，不失为一种良策。关注弱势群体，广泛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是中国红十字会丰功伟绩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本书深沉的时代价值正在于此。

　　最后，语言锤炼，文笔流畅，也值得一提。本书虽篇幅浩大，实证性强，但文字精炼，清新自然，优美流畅，使原本严肃枯燥的学术著作读起来别具风味，诸多红会人物，如林可胜、沈敦和、张竹君等刻画入微，鲜活如生，其痌瘝在抱的善行慈情令人难以释怀。史实丰厚但不堆砌，墨饱浓情但不娇揉。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拓宽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它的出版，对推动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有裨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可谓是社会史研究的新葩。当然，作为红会近代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本书仍存意犹未尽之处，如中国红会是国际红会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其外交活动想必是丰富多彩的，可进一步拓展深化；抗战时期的后三次征求会员运动和“复员”时期筹募资金运动，效果并不理想，也可进一步挖掘；官控一直是近代中国红会发展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红会究竟利弊如何，也值得探究。此外倘能更多地发掘档案资料，定能使本书锦上添花。

 

（原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作者：孙语圣，男，安徽大学马列部副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专，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构 造 公 平

郝如一

 

　　 “公平”，辞典上的解释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人们常将“公平”与“合理”放在一起，谓之“公平合理”。也就是说，公平体现合理，合理当须公平。

　　有学者专家认为，公平问题涉及哲理、伦理、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从学科上看，则涉及到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等等。因此，公平是具有广泛意义的范畴，涉及权力、财富、资源、知识、信息、人际关系等等的分配和利用。    笔者从人道、独立、中立、公正等项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的角度去理解，认为公平是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范畴，是衡量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种客观规范，也是评价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准则；它涉及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它可协调人际关系，使之达到和谐与秩序，从而实现社会的均衡、稳定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搞了２０多年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确实是一项能够激励发展活力的大政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具体表现在贫富收入、城乡收入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反映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虽然在我国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但有很多学者认为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

　　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好事，拉得过大了，就要调整，关键是怎么调整？劫富济贫不行，杀富济贫更不行。本人以为，解决的主要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以税济贫，即通过增加富人的税收，使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来解决贫穷。二是慈善扶贫，让富人救助穷人，让强势群体救助弱势群体。我们红十字会要做的正是后一条，诚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郭长江副会长近期会见笔者时所说的：我们一手牵着富人，一手托着穷人；一手拉着发达国家的外国人，一手托着贫困地区的中国人；一手挽着东部发达地区，一手托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我们的桥梁作用去传递前者的爱心，构造后者的公平。受郭副会长启发，我自喻道：咱们红十字会是为捐献和受助双方提供人道救助服务的爱心中介。

　　当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红十字会要构造的公平，是一种以缩小贪富差距，让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得以延续、得到保障的公平。构造这种公平，要求我们红十字会各位成员对困难人群富有极大的同情心，竭诚地为他们排忧解难；构造这种公平，要由我们红十字会去动员和组织包括各类机构、团体，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其他非弱势群体向贫困或遭受灾难的人群献爱心伸援手；构造这种公平，要靠我们红十字会发挥桥梁和中介作用，以优质服务去赢得各界的尊重，不断增强公信力和美誉度，以期取得更好的筹资效果，并使更多需要救助者得到关爱，感受公平。

　　在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天，我们要让社会各界懂得：奉献爱心，救助他人，构造公平，绝对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