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中国红十字历史研究 http://www.hszyj.net/ zh-cn NBArticle yanghongxing999@163.com 目 录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567 《红十字运动研究》（2009年第2期·总第15期）
 
目    录
 
[理论园地]
红十字人道主义探析…………………………………………………………………………………………………………………………………杨红星
[观察思考]
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吴佩华
[工作交流]
在和谐中实现双赢——昆山市红十字会拓展筹资途径的实践探索………………………………………………………………………………刘超英
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新境界
——青岛红十字中韩博爱医疗团及其运作…………………………………………………………………………………………………………岳立成
[人物专访]
“韩国郎中”金城镇…………………………………………………………………………………………………………………………………岳立成
[历史研究]
民国前期红十字医疗事业刍议——以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为个案………………………………………………………………………………曹金国
1937年红十字会淞沪抗战救护研究………………………………………………………………………………………………………………薛丽蓉
[学术评论]
中国红十字会研究的新葩
——读周秋光教授著《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屈小伟
[诗文随笔]
实践的呼唤  前进的脚印
——从“破冰之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想到的……………………………………………………………………………………………………张立明
红十字光辉照千秋——献给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葛毓臣
微尘有情  再铸大爱…………………………………………………………………………………………………………………………青岛市红十字会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市红十字会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郝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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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人道主义探析
杨红星
 
   摘要：红十字人道主义是红十字运动研究涉及到的首要理论问题。红十字人道主义区别于哲学视野下的人道主义，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内涵。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和行动纲领，是红十字人道主义个性特征的集中体现。红十字人道主义是全人类共有的思想财富，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人道 红十字 七项原则
 
    红十字人道主义是红十字会个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是红十字运动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红十字运动研究涉及到的首要理论问题。在十年动乱中，红十字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被污为“封资修”而大肆批判，造成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十年停顿，使红十字事业蒙受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对于红十字事业而言同样值得深刻反思。如果剔除极端的政治因素，在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其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对红十字人道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客观认知。现阶段的红十字研究中，这一问题的专题学术探讨尚属空白，本文不揣浅陋，对此略作爬梳，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人道主义辨析
 
    “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属于人类文明中共同的精神财富。”[①]如果去除阶级的规定性和政治意蕴，“人道主义”一般可理解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幸福的向往，对人的解放的论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憧憬等等”。[②]
    作为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③] “人道主义”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初，但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正式出现的社会思潮。[④]人道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主要有两个基本含义：就它原始的、狭窄的含义，它代表希腊、罗马古典学问的研究，故也有人把它译为“人文主义”，由此历史学家把“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一概称“人文主义者”，即指他们是古典学术的研究者和倡导者。其次，与此也密切相联系的则是，跟基督教的神权说相对立的古典文化中所表现的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就此种意义上，有人把“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即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或“人道主义”。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代表了十六世纪以后新型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由发展个性的强烈意愿，成为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利器。
    由于人道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一个永恒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在之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被压迫阶级都诉诸于本阶级的思想代表提出特定的人道主义。[⑥] “历史上每一次革命，以对人类的解放程度的不同，都使人道主义得以弘扬。”[⑦]当资产阶级确立政权后，利用其人道主义“掩饰和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欺骗广大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⑧]此时资本主义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既继承前人更超越了前人”的前提下登上历史舞台，它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强调消除劳动的异化和消灭私有财产制度”。[⑨]应该说，资本主义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也有人道主义，而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更高阶段的人道主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人性的社会”。[⑩]对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给人道事业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1]
    综上可见，“人道主义决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12]人道主义文明首先由资产阶级领衔创造，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天空下应该能够谱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篇章。其实在建国之初，我国思想界对人道主义就存在着误解，在文革中走向极端，把一切人道主义都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灭之而后快，由此使包括红十字事业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围绕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和“以人为本”先后出现了三波讨论热潮，逐步加深了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认识，这是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标志。可以说，人道主义已经深层次地融入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方方面面。[13]
 
 
二、红十字人道主义源流考
 
    上文对人道主义作了一个基本辨析，下面针对红十字人道主义作进一步论证。红十字人道主义这一概念由时任总会宣传部长的熊世琦先生首先提出。[14]红十字人道主义的提出，“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承认，把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加以概括和论述”。[15]这一提法在当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中，旗帜鲜明提出红十字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对于加深社会和民众对红十字事业的理解，对于扩大红十字运动的宣传，意义非同寻常。更为重要的是，它为饱尝文革惨痛教训的中国红十字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坚定了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为博爱事业而奉献的信心和决心。
   “红十字运动的强大生命力，蕴藏于它对人类不存歧见的人道主义思想。”[16]红十字人道主义源远流长，矗立于红十字运动的圣地——日内瓦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博物馆，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在第一展厅，庄严而醒目的“警句”投影和“狼图”展板首先带领我们进入对红十字人道主义的遥远遐想。
   “警句：红十字会是亨利·杜南创建的，但保护生命的愿望从洪荒时代就已经存在。
    狼图：当狼为争当群狼之首时，如果失败者俯首称臣，胜利者就会饶它一命。”[17]
   “狼图”是对“警句”的解释。
    博物馆以这种匠心独具的方式作为开局之篇，首先让我们对红十字人道主义的起源有了不同寻常的领悟。当然，“警句”并不是告诉我们人道主义在洪荒时代即开始孕育，洪荒时 代是混沌蒙昧的状态，那时还没有人类，更谈不上人道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博物馆告诉我们红十字人道主义源于最原始最古老的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和爱怜。在这一点上，早于人类的低级动物与人一样，懂得协作，懂得饶恕，懂得保护同类的生命。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生存斗争和社会演进，一种以“保护生命”为基调的人道情感也随之孕育、发展和成熟，进而形成一种素朴的人道理念，即对人的关爱和尊重。这种人道理念成为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内核。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样遵循这种人道理念，人类创造出形式各异、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体系，而“休戚与共的感情和行为，同情和无私的道德情操，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这些文化体系为红十字人道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红十字人道主义“吸收了世界上各种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却又超越了各种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它是从多方面去研究了减轻人们痛苦的具体性质和方法”。[18]
    下面我们从世界主流文化系统中采撷只言片语以求得对此问题的理解。
    犹太摩西法律中记载：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
    中国儒学经典《论语》中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古印度阿育王曾经大张挞伐，武功天下，但在转信佛教后，在帝国境内到处刻石立柱，谴责战争。
    基督教《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话：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坐牢，你们来探视我。
    伊斯兰教先知默罕默德说：俘虏是你的兄弟，凭真主的保佑，他才落入你手中。[19]
    由上可见，红十字人道主义不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她从远古走来，关爱生命是她的思想内核。应该说，“呼唤保护生命，呼唤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人道主义行为，是响彻千古的声音。多少世纪以来各个文明都为这个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内容。”红十字人道主义正是响应这一号召，于19世纪60年代应运而生。红十字人道主义与各种传统文化有着血脉渊源，这就为其在世界各地的落地开花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由于各种文化在具有人道理念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又存在着相异性，所以当红十字人道主义真正扎根于当地文化沃土后又会形成地域特色，中国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形成及其扩展
 
    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形成源于“保护生命”的初衷。1859年6月，商业旅行中亨利·杜南先生目睹了索尔弗里诺战役血腥杀戮后的悲惨情状：“这完全是一场屠杀，是残暴的野兽之间为血和愤怒而疯狂的搏斗”；“枪炮打在散落遍地的死伤者身上，脑浆在车轮下涌出，四肢断裂，人体被残害得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泥土混伴着鲜血，尸横遍野”。[20]杜南先生在竭力组织人员营救伤员的同时，也为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惨遭蹂躏和践踏而深深震惊。事后不久，他决定向世人讲述索尔弗里诺亲眼目睹的悲惨情景，向“文明世界”的良知呼吁呐喊。于是，被称为“红十字运动的源头”的《索尔弗里诺回忆录》一书问世了。[21]该书出版后，在西方资产阶级世界引起轰动，使历来以人道主义自诩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惭形秽。著名作家雨果读过此书后，致函作者：“你武装了人道主义，满足了人类自由。”日内瓦公益会主席莫瓦尼埃说：“本书作者使瞎子也睁开了眼睛”，“使人类对世人的漠不关心变为热烈的相助。”[22]
    最为重要的是，《索尔弗里诺回忆录》一书在揭露战争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条建议。一是成立伤员救护组织，二是“制定一些国际准则，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23]在该书的宣传鼓动和杜南等人的努力之下，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红十字的诞生。[24]而红十字的诞生标志着红十字人道主义的正式形成。
    根据杜南的第二条建议，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筹备一次“旨在为军队医务机构不能有效服务时向伤员提供帮助而召开的国际会议”。 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在日内瓦雅典宫召开国际预备会议，16个国家和4个慈善机构的非官方代表共36人参加。会议根据杜南的构想，通过了十项决议和三条建议。“这些建议和决议，为翌年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红十字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5] 1864年8月8日至22日，日内瓦会议召开，与会代表（包括12国和日尔曼4个邦国）成功签订《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这就是历史上的《日内瓦第一公约》，它的签署“标志着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诞生，也向世界表明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用正式得到了国际公约的承认”。[26]公约签署“以后的几年里被几乎所有的国家所认可。这个公约正式形成了1863年的会议提议并且阐明了这样一个准则——在整个计划中非常关键——即伤病员不分国籍必须被接收，并受到照顾”。[27]可以说，公约的签订使红十字人道主义真正走向了国际，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从此，红十字运动与《日内瓦公约》紧密相连，接受和签署该公约作为加入国际红十字大家庭的前提条件，已成为国际惯例。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武装冲突的演变，“日内瓦公约” 系统也不断修订、充实、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具有四部《日内瓦公约》[28]及其三个《附加议定书》[29]的“国际人道法”体系。“国际人道法”是将红十字人道主义“从伦理学范畴扩大到法学范畴，把中立性概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变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并应用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创举”。[30]
    红十字人道主义形成后迅速向全世界扩展，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第一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成立于1863年，到1864年年底，有25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成立中央委员会。1864 、1866、1870年的战争，更促进了各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也加强了各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有39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1930年，被承认的红十字会增至57个。到1961年，有85个国家组织了红十字会，总会员为1300万人”。[31]
    作为人类文明的新成果，“红十字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形成全球化浪潮，以文明古国著称的中国自然也被席卷”。[32]1874年，红十字借助《字林西报》和《申报》开始“东渐”登陆中国，在这两报上发表的关于介绍红十字的文章“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西方红十字会问题的最先声”。[33]中国最早的红十字医疗救护组织出现在台湾，之后逐渐向东南沿海扩展。在强大的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宣传鼓动下，一些具有红十字会性质并带有浓重的本土气息的慈善组织在中国的土壤上诞生。终于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的“催生”之下，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当时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34]从此红十字人道主义穿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谱写了辉煌篇章。
    随着红十字运动的深入发展，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和完善。红十字人道主义起源于对战争中受难士兵生命的关注，因此也就决定了她最初的使命即为救护伤兵，之后红十字人道主义也逐渐突破单纯的战争救护行为，发展为对包括动乱、灾害、疫病、政治分歧等所导致的易受损害群体的生命、尊严、情感的全方位体恤和救助。正如《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中对其任务的规定：“防止并减轻无论发生在何处的人类疾苦；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尤其是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为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和社会福利而工作；鼓励志愿服务，鼓励本运动的成员随时做好准备提供帮助，鼓励对那些需要本运动保护和帮助的人持有普遍的同情感”。[35]
 
四、红十字人道主义的行动准则
 
    在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七项原则既是本运动全部组成机构所必须遵守的特定的准则，也是本运动的各种行为的标准和规范。它是红十字会区别于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的本质体现。
    这七项原则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以亨利·杜南在《索尔弗里诺回忆录》中所提出的基本理念为基础，随着运动的实践和发展逐步形成。大致过程如下：
1875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5位委员之一的古斯塔夫·莫瓦尼埃提出了四项工作原则，规定本运动的各个组织必须遵守，这四项原则是：深谋远虑，休戚与共，集中统一，一视同仁。1921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修订章程，确定以“公正”；“对政治、宗教、经济的独立”；“运动的普遍性”；“各成员的平等”等四项为基本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红十字协会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一项声明批准了这四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十三项原则，成为十七项原则。后来，不少人士以这些原则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探讨。1955年，吉恩·匹克戴写了一本专著《红十字的原则》，分析和界定本运动在处事上应依循的各种准则，他把上述十七项原则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七项，即：人道、平等、适当、公正、中立、独立、普遍，为本运动存在的原因和行动的准则。第二类十项，即；无私、免费服务、志愿服务、国家辅助、自主权、利众主义、各国红十字会平等、团结一致、休戚与共、深谋远虑，为本运动的组织制度和工作方式。
    196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匹克戴所研究的原则浓缩为现行的七项原则，提交国际大会通过，作为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为本运动各成员组织所采用。
    198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5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经过投票决定，把这七项原则纳入国际红十字运动章程和序言之中。[36]
    红十字人道主义的七项基本原则分别是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统一及普遍。
    所谓人道，“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本意是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不管是国际冲突还是国内冲突。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疾苦发生在什么地方。本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的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
    公正原则：“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
    中立原则：“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涉及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独立原则：“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人道工作的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志愿原则：“本运动是志愿救济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形式得到利益。”
    统一原则：“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工作。”
    普遍原则：“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这个运动中，所有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都享有同等地位，享有同样责任和义务，相互支援。”[37]
    在七项基本原则中，“人道”原则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的最直接体现，集中代表着红十字人道主义的特定内涵。人道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没有这一原则，其他原则也无从谈起。“这个原则是红十字所有工作的基础。红十字运动的宗旨在于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确保人类的痛苦不会受到漠视。从这方面而言，人道原则并不是代表一种‘交易’或哲学，它代表的是一种休戚与共的精神及救助人间苦难的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同时，它认同人类一向共同关注的、跨越了所有界限的大事：即人类的未来”。[38]
    应该说，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既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内容、表现，又规定着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前进方向。它“把人类最低的生存需求和最高的理想准则神奇的维系在一起”。[39]七项基本原则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也是红十字人道主义不断完善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项基本原则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保障其按照特定的历史轨道运行。
 
五、红十字人道主义的理论思考
 
    综合前文，简略阐述一下笔者有关红十字人道主义的粗浅观点：
 
    其一，从红十字人道主义的适用范围看，她属于全人类。
 
    在人来社会走向文明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交汇融通以及发展进步设下了重重“壁垒”，这些壁垒包括疆域、阶级、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等等。如果说像疆域这种现实的壁垒容易超越的话，那么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阶级、宗教等非实体性的壁垒真的难于跨越。长久以来，在享受文明社会成果的同时，人类也饱尝了文明所伴生的诸种痛楚。这是社会发展历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法完全阻抑，但红十字运动却以其独到的人道主义实践无私无畏地不停息地弥合着人类伤痛。红十字人道主义不是也不能实现社会大同，也无法完全去除人类心灵和制度的壁垒，而是试图以为全人类认可的方式跨越或穿越重重屏障，去抚平人类和社会的创痕。如人所云，“以面对弱者为天职的红十字人道主义在各种人道主义中，可以说是既有的不带阶级性的理论，是超政治的”。[40]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阶级社会最大的社会壁垒，红十字人道主义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值得钦佩。“跨民族、跨种族、跨意识；人不分中外、地不分东西、事不分古今；”这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的真实写照。红十字人道主义之所以能够“为不同种族、民族、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不同时代、地域的民众接受，且历久弥坚”，求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首先，从渊源上看，红十字人道主义与世界各种文化体系的相融相通性是其能够打破重重障碍的思想前提，这在前文已有交代。正是由于红十字人道主义的文化渊源“扎根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最古老的犹太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学之中，”使其能“为不同种族、民族、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不同时代、地域的国家民众接受”。[41]
    其次，红十字人道主义的七项基本原则决定了“红十字会的救助和服务活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观念之不同而有所歧视；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一律平等对待；不参与政治、种族、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探视被拘留者，只检查拘留的物质条件和心理条件，而不过问拘留的原因。总之，不加歧视的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的主要特征”。简言之，红十字人道主义关注的是人的健康与生命，而不问其来自何方，意欲何为。
    再有，由上文可知，以《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主体的“国际人道法”是将红十字人道主义“从伦理学范畴扩大到法学范畴，把中立性概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变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并应用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创举”。[42]如果说从渊源上和基本原则方面看，红十字人道主义有打破重重壁垒的可能的话，那么，“国际人道法”为这种可能提供了国际法的依据。2006年，随着瑙鲁和黑山共和国的加入，全球所有194个国家全部签署加入规范人类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使这项公约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为所有国家接受的条约。这在事实上也有力地说明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确实是全人类的财富。[43]
 
    其二，从红十字人道主义的走向看，她通向未来。
 
    前面谈到的作为政治理论的人道主义，更加注重的是他的理论构建和学术探究，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适当的时候出现，终将在适当的时候消失。就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将被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所取代，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带有阶级性的理论也将随着其理想社会的实现而成为历史过往。
    红十字人道主义与其他人道主义相比，更重要的是其实践性，是在不断的人道实践中丰富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内容。“红十字会所奉行的人道主义不是泛谈人的尊严与权力，也不是泛谈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对一些特定的人和人群施行实实在在的救助行为”。[44]以“关爱生命”为核心的红十字人道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风雨兼程的救助行动中构建的，他的每一份光辉都体现在一次次的救助活动中，铸造红十字人道主义丰碑的是彪炳史册的人道行为。因此，红十字人道主义更具有灵活性和亲和力，并与人和人类社会紧密相连，能够与时俱进，不被时代所弃。
    红十字人道主义只问生命不言其他，不添加任何政治附着物。在任何动乱和灾难都消失的时候，只要生命依然延续，就需要红十字的关怀；而且事实上，即使人祸可以避免，天灾永难消逝，所以红十字人道主义将与人类同行。生命不息，人道不止。
 
    其三，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进程来看，红十字人道主义已经内化为社会运行的一部分。
 
    如上文所述，红十字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理念有着相容相通性，这也为红十字人道主义在中国能够迅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实，除此之外，红十字人道主义落户中国，在组织上也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在红十字传入中国之前，秉承人道理念的民间慈善组织在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中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慈善事业定性并且最为发达的时代”。有的学者把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慈善组织形成的标志，并认为它是“在传统慈善组织发展主流的基础上成立的，有着明显的继承性”。[45]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路径上的“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确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46]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和组织上的渊源和继承性，使得红十字人道主义能够迅速融入中国近代社会并发挥其独特的历史作用。
    中国近代新旧交陈，风雷激荡。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演进中，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中国红十字会从未被社会巨变所抛弃，也未对历史变迁冷眼旁观，虽然前进中也有浅滩和低谷，但中国红十字会还是在不断的调整与适应中成长壮大。无论战乱、灾荒、疫病、贫困，无论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红十字人道主义始终坚持勇往直前，为社会分忧，为民众纾难。可以说，在整个近代社会里，红十字人道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性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而不是接管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为新中国红十字会”。[47]这主要是考虑到，“经过多次改朝换代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已46年。今天，在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家经济建设这一新形势和新任务之下，人民仍需要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利益服务”。[48]这个分析是客观的，认识到“红十字人道主义的社会存在，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49]并且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所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科学的判断与决策，才有了在建国初期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又一段历史性的腾飞和发展。
    总之，从中国红十字运动在晚清、民国以及在新中国的实践及其连续性来看，人道主义已经内化到社会运行之中，成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任何时期、任何社会制度下我们都不能拒绝他的存在和发展，某种意义上讲，否定它就等于否定我们自己。
    文革中，把红十字人道主义与“封资修”相联系，把其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批判，这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的一场劫难，更是中国社会的一场劫难。红十字人道主义不是“封资修”，也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红十字人道主义只论“生命”，不论“阶级”，她存在于你我之间，通向人类社会的未来并已内化到社会肌体。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②] 海泉：《要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的特色》，《中国红十字报》1989年5月5日。
[③] 戚文卿：《人道主义研究应遵循什么原则——评〈为人道主义辩护〉》，《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42页。
[④] 罗文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第7页。
[⑤] 刘荫伯：《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77页。
[⑥] 裴德海：《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第69页。
[⑦] 海泉：《要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的特色》，《中国红十字报》1989年5月5日。
[⑧]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⑨]  裴德海：《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第69；70页。
[⑩]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代表人物为弗洛姆、亚当•沙夫等人，参见赖亦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及其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第36页。
[11] 袁惠章、叶家宪主编：《红十字会现代管理简明教程》，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 页。
[12] 海泉：《要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的特色》，《中国红十字报》1989年5月5日。
[13] 罗文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第5-7页。
[14] 参见《中国红十字报》1988年11月5日。
[15] 熊世琦：《为什么提出红十字人道主义》，《中国红十字会报》1989年12月5日。
[16]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展现网，http://www.zhanxian.cn/GongyiShiye/hongshizishiye/2006/10/16/10161000113701.shtml。
[17] 晓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博物馆拾零》，《博爱》1995年第2期，第61页。
[18]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展现网，http://www.zhanxian.cn/GongyiShiye/hongshizishiye/2006/10/16/10161000113701.shtml。
[19] 陆之川：《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文化渊源》，《博爱》2002年第2期，第32页。
[20] 亨利•杜南：《索尔弗里诺回忆录》（杨小宏译），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1] 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2] 《一部影响世界的书》，《博爱》1996年第3期，第44页。
[23] 亨利•杜南：《索尔弗里诺回忆录》（杨小宏译），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
[24] 关于红十字诞生日问题，国际上尚未有统一认识。分歧有三：一种观点认为是1863年2月9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诞生日）；一种观点认为是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签订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日期，而是一个历时22个月的阶段，即从1862年11月杜南《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书中提出两条建议时起，直至1864年8月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的签订，才标志着红十字运动的成熟。因为红十字的孕育和诞生经历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相互关联，好似一个胚胎阶段，很难将其中一个事件的发生确定为红十字的诞生日。不过，大多数人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参见尤德新编著《闪光的红十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5] 池子华、郝如一等著：《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6]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7]汉斯·侯格：《时间证实了杜南的设想》，见亨利·杜南：《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杨小宏译），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8] 日内瓦第一公约为上文谈到的《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经与之日内瓦公约》；第二公约为1899年在海牙签订的《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与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第三公约为1929年在海牙签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第四公约为1949年8月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在签订第四公约的同时，根据新形势对前三部公约做了修改，对条文做了新的排列，这样，上述各公约统称为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部公约。参见《红十字基本知识》，《博爱》2003年增刊，第113页。
[29] 1974年至1977年召开的“关于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外交会议”，于1977年6月8日一致通过《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两个议定书主要关于保护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见《红十字基本知识》，《博爱》2003年增刊，第114页；2005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上，《第三议定书》为大多数缔约国所通过，《第三附加议定书》引入了一个称为红水晶的保护性标志，与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共同使用，该议定书于2007年1月14日生效，红水晶标志随之正式启用。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文网站，http://www.icrc.org/web/chi/sitechi0.nsf/htmlall/emblem-news-120107?opendocument。
[30] 《红十字基本知识》，《博爱》2003年增刊，第111页。
[31] The red Cross: I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p.11；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 Red Cross, The Treaty of Geneva and Its Adop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3)，p.24；Henri Coursier,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Translated by M.C.S. Phipps (Geneva ,Switzerland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1961), pp.70；The red Cross: I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14 . 转引自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台湾红十字组织2004年编印，第14页。
[32] 池子华、郝如一等著：《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33] 周秋光、靳环宇：《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光明日报》2006年3月3日。
[34]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之始，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新中国时期都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权威性说法。 学界向来并无争议。但台湾学者张建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民国元年（1912）9月29日在上海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全国代表大会，10月30日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中国红十字会终于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慈善团体”。理由有三：“一、政府立案；二、国际承认；三、制度确立。”见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政大史萃》2000年第2期，第95页。
[35]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见中国红十字会编译：《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文件汇编》，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36]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展现网，http://www.zhanxian.cn/GongyiShiye/hongshizishiye/2006/10/16/10161000113701.shtml。
[37]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见中国红十字会编译：《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文件汇编》，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38] 袁惠章、叶家宪主编：《红十字会现代管理简明教程》，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 页。
[39] 袁惠章、田永波主编：《红十字理论与实践》，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40] 熊世琦：《为什么提出红十字人道主义》，《中国红十字报》1989年12月5日。
[41] 陆之川：《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文化渊源》，《博爱》2002年第2期，第32页。
[42] 《红十字基本知识与素质教育读本》，《博爱》2003年增刊，第111页。
[43] 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44] 袁惠章、叶家宪主编：《红十字会现代管理简明教程》，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 页。
[45] 靳环宇：《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嬗变》，《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第111；113页。
[46] 杨智芳、周秋光：《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15页。
[47] 顾英奇主编：《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2页。
[48]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9] 章行可、孙长旭、朱友庆：《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中国红十字》1991年第2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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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
吴佩华
 
    2009年是国际红十字运动150周年。红十字运动自兴起以来，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旨在“促进持久和平”[①]，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欢迎，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之一，成为维护与促进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04年红十字运动东渐登陆中国，至今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  百余年来，“中国红十字会以人道、博爱、奉献为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②]“红十字会本身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活历史，一个可歌可述的历史诗篇”，[③]“解读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密码对研究中国社会大有裨益”。[④]然而，“对联合国、奥委会，可谓妇孺皆知，而对红十字会，知其详者，恐怕百无一二，这与研究状况的滞后不无关系。”[⑤]
    上世纪末，国内对红十字运动的研究逐步迈开步伐。多年来，在社会各界的的共同关心与支持下，目前国内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以研究红十字运动为研究对象的群体，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业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 缘起与发展
 
    大陆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迈开步伐的，主要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水灾，损失惨重，“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救灾过程中力有未逮，需要民间的慈善行为以为补充，于是开始重视慈善，学术界也才得以研究慈善”。[⑥]通过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梳理，发现中国红十字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灾荒赈济等方面贡献巨大，红十字运动逐步走进大家的研究视野。比如早期研究红十字运动的主要人物周秋光就是在从研究慈善史时才注意到中国红十字会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近代社团也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比如研究近代流民的池子华教授，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作为民间社会救助团体，她（中国红十字会）把‘博爱’甘露撒向流民，给予他们生的希望”。[⑦]百年红十字运动是一座待开发的“宝藏”，研究意义重大。由此，引发了池子华等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热情。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红十字运动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树立国家形象，在积极拓展与巩固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红十字运动要更加蓬勃、健康、持续发展，强烈地呼唤着理论研究[⑧]。
    在池子华教授的奔走号召之下，2005年苏州大学与苏州市红十字会联手成立了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迈开了学界与业界联手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步伐。该中心现开通了全国第一家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公益性学术网站（www.hyzyj.net），开办了《红十字运动研究》学术理论电子期刊[⑨]，以汇集“海内外红十字研究和红十字工作的最新成果和主流思想”[⑩]，积极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该中心现已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轨迹、对地方红十字运动的开展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不仅梳理并积累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取得了一批富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生力军，其工作已得到中国红十字总会、江苏省红十字会的首肯和重视，也引起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办事处的关注和兴趣。该中心现已发展成为国内红十字运动研究的主要力量，“对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11]。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成立后，“特别注重其社会效应的发挥，致力于学术界与红十字系统的沟通与交流，致力于走一条同各方群策群力与社会携手发展之路”。[12]在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影响下，这几年国内对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已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学界业界已达成共识，希望共同加强对红十字运动的理论研究。现已有了初步的理论成果，比如对人道主义[13]、对红十字运动与“公民社会”[14]、红十字公信力建设[15]，网络环境下红十字工作模式的变化[16]等等。在2009年4月召开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红十字会江亦曼副会长再次公开呼吁要加强理论研究[17]。2）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日益得到广泛的运用，比如红十字灾害学[18]、红十字心理救援[19]、红十字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20]、红十字外交[21]，国外红十字运动的研究[22]等等，渐已开展研究。3）学界与业界的联合研究趋势凸显。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要凝聚各方的力量共同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这不仅表现在学界业界共同撰写论文，还表现在建立研究基地[23]，携手通过实际项目提升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比如对苏州慈善超市的实证研究[24]等。4）关注点与现实联系密切，比如对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的救援、对红十字会参与汶川大地震救援及灾后重建的关注，对红十字筹资方式筹资能力的思考、志愿服务等等。5）研究队伍逐步壮大，不仅学界从事红十字运动研究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业界从事红十字运动研究人员日益踊跃。6）还有一批年青的学者，如徐国普[25]、杨红星[26]等，积极从事红十字运动研究，业已并将出版一些高质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二、相关学术著作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著作共有11部。
    百年红十字会的研究，会史为先。在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之际，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合著的《百年红十字》于200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首部系统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史的著作，该书资料丰富，论据充分，以跨学科的研究手段，第一次全面、系统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沧桑，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27]继《百年红十字》之后，池子华教授又于2004年推出《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该书“在占有丰富翔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红十字会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作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考察”。“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红十字会史的力作，它的出版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拓宽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28]2005年池子华、郝如一共同主编了《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这是国内第一部检索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史事的大型工具书，得到业界和学界的普遍认可和称赞。它的出版“对深入研究中国红十字运动，扩大红十字会的宣传，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持续发展将大有裨益”。[29]从《百年红十字》到《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再到《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这三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此基础上，池子华、郝如一等又依托“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陆续推出《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1904—1949）》[30]、《辉煌十五年》、《挫折与振起——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等书，力图客观再现近现代江苏红十字运动从启蒙、兴起到成长、壮大的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这是系统研究近现代地方红十字会史的学术著作，标志着对中国红十字会研究在范围与广度上有了进一步深入，对更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必将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2008年10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编写了《苏州红十字会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现阶段全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关于红十字会的志书，也是“红十字书系”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的出版对于理清苏州红十字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脉络具有重大的史料参考价值，对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裨益良多。[31]
    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秋光的《红十字会在中国（1912－1927）》。该书从慈善史的角度，以民国建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15年为时代背景，力图从中国为什么会有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如何维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在当时中国社会充当了什么角色，中国红十字会是如何使中国从自身封闭走向世界并融入国际社会等四个方面对中国红十字会当时的会务业务等进行很好的研究。
    目前，台湾地区亦有两部专著问世。第一部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主编，由两岸专家学者合力编写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32].此书百万余言，“是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论著”。该书资料翔实，“再现了百年来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但由于此书“系合成之作，截然分成两大板块，很难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造成体例上的支离，给读者留下一丝遗憾”。[33]另一部专著是张建俅所著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34]此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视角新颖”，“资料丰富”且“有所创见”。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红十字运动的研究，但此书“问题多多，同样值得注意”。[35]
    国外有关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研究状况，因条件所限，现已知美国学者Caroline Beth Reeves（卡罗琳•里夫斯）的博士论文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 1900－1937, (《人道的力量：中国红十字会（1900－1937）》)值得关注。[36]这篇论文梳理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和早期发展,考察了这一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作者在文中论述了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过程中地方精英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模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该文论述的主体是1900年以前的部分，重点在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创立与早期发展，且结构与布局亦不尽合理。
 
三、相关学术论文
 
    目前，能公开搜索到以红十字运动为研究对象的的论文有百余篇。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所关注的时段、重点、热点主要在于：
   
  （一）晚清时期
 
    红十字属西学东渐的产物，对这一“舶来品”为何此时此刻能立足中土，生根发芽，必然就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之一。闵杰、周秋光、池子华以及朱浒等人从中国红十字会先声是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普济善会还是其他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模式两个层面，以东西方交流碰撞为背景，从宏观上进行了考察[37]。进而，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时间也是关注的重点。池子华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说质疑》[38]一文中，有力的驳斥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12年说[39]，充分的论证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这一传统说法的合理性。
    红十字会成立后，首任会长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一般都认为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40]，但揆诸史实，令人疑窦重重，因而，对首任会长进行考实就成为研究的重点。池子华首先质疑：吕海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吗？[41]通过担任会长所需的资格条件的检视，然后梳理相关档案材料，证实首任会长为盛宣怀，从而廓清了学界业界长期的“误会”。[42]随后，朱从兵结合晚清清廷中枢权力斗争，从当时盛宣怀谋求复出进行考察，认为盛宣怀为首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乃是“以此作为跻身清廷权力中枢的跳板的结果”，更加令人信服首任会长乃盛宣怀[43]。此外，对中国红十字会创立有贡献的相关人物研究也是热点，比如：孙中山[44]、孙凎[45]、施则敬[46]等。
此外，地方红十字会也已纳入研究视野，可惜仅见对金陵分会的研究[47]。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新旧交替，政局动荡，干戈扰攘，各派军阀，纵横捭阖，刀光剑影，天下大乱。人祸不断，天灾连连，饥荒不断，饿殍遍野。这就为红十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前提，也规定和制约着红十字运动的内容。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改朝换代之际，作为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红十字会在1912年初获得国际承认后，为积极获得新政府的承认，并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遂于当年召开首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及统一大会，“实奠中国红十字会万年不拔之基”，[48]这无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从而开启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新时代，这必然成为研究的热点[49]。
    “博爱卹兵，救死扶伤”乃红十字的职志，故而梳理红十字会参与战场救护、灾荒赈济、防疫医疗等事业，必然会成为研究的重点。从现有论文来看，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江浙战争、抗战时期[50]均能看到红十字忙碌的身影。尤其是在全面抗战时期，救护总队独树一帜，故而有相当一部分论文集中在救护总队及其战场救护、防疫医疗，主要人物研究也集中在救护总队及其领导人林可胜，[51]还包括海外国际友人通过红十字组织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战场的救护。[52]灾荒赈济从时段上主要集中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重点是1917年对京直水灾赈济[53]，从地域上看1922年广东的风灾[54]、1928至1930年西北华北旱灾也在考察之内[55]。
    抗战后期，胜利的曙光初显，复员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吴佩华、池子华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复员准备工作”做了初步的勾勒[56]。抗战胜利，举国欢庆。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又面临新的机遇。复员时期工作千头万绪，池子华、吕志茹、戴斌武从青少年工作、红十字周与征募运动、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研究[57]。
红十字本为国际性组织，人道无国界，对域外的救援也是“人道、博爱”的具体体现，如池子华、池子庆对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对日本地震的救援进行了考察；[58]其他的国际往来，诸如沈敦和与美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冲突、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在华募捐等，这些都已受到学者们的注意[59]。
除此以外，学界的关注点还涉及：红十字会会务[60]、红十字立法[61]等方面的内容。
 
    （三）建国之后
 
    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后，开始了“新的转变，新的开始”。建国以来，红十字会在不断的整理会务同时，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在防疫救灾、国际救护、对外交往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偏少。从现有论文来看，研究主要涉及：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62]，青少年运动[63]，防疫[64]，赈济与救援[65]、红十字在两岸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66]、红十字外交、人物研究[67]以及筹款[68]、志愿服务[69]、参与新农村医疗合作[70]、无偿献血[71]等方面。
 
四、结语
 
    近十年来，出版了11部专著，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论文，充分表现出学界业界对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高度关注，红十字运动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通过检视这些著作的关注时段与研究的重点，也不难发现，研究民国时期的多，研究晚清时期和建国后的少；研究红十字会的业务比较多，对其会务研究偏少；以中国红十字会为对象的研究多，以地方红十字会为对象的研究少；研究红十字会国内活动多，国际活动少；研究具体事务的多，理论研究偏少。从上述研究亦可看出，对红十字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红十字会虽然做了很多善事，但红十字会不是慈善组织，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72]，是国际民间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地位重要，作用很大。可见，“红十字运动研究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无论是研究的深度，抑或广度，都有待加强”。[73]
   “理论与实践……是驱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双轮，未可偏废。……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总结、创新，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缺乏动力源泉”。[74]在2009年4月10召开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提出创建“红十字学”建议[75]，希望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加深研究领域，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更多的研究，倡议建立红十字灾害学、红十字外交学等等，以便进一步丰富与完善“红十字学”，得到与会业界与学界代表的热烈响应。
    总之，无论是从研究人员队伍发展来看，从研究的视角、范围与对象来看，从学术的积累来看，还是从学界业界的融合来看，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已经迈开了一大步。中国红十字事业蓬勃发展，前景广阔，红十字运动研究大有可为。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讲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①]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序言》（1986年10月第二十五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修改并通过）。
[②]  王卫平、王晚英：《为中国慈善界放一异彩——<百年红十字>简评》，《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③]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序》，台湾致琦企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
[④]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⑤] 《红十字运动研究·发刊词》，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25。
[⑥] 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12－1927）·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⑦]  池子华：《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别样”选择——我的志愿之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业界就一直呼吁加强对红十字运动的理论研究，比如总会顾英奇在红十字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就发出过呼吁。“要认真组织红十字会内外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加强红十字理论的研究，把红十字运动的理论纳入社会科学范畴，以指导全国红十字工作”，见顾英奇：《坚持依法建会，加大改革力度，将中国红十字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页。
[⑨]  自2007年起，将上年度四期电子期刊合并出版《红十字运动研究》纸质年卷，已出版了2007年卷、2008年卷、2009年卷。
[⑩]  池子华：《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别样”选择——我的志愿之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11]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2009年4月10日在“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参见《红十字实践呼唤理论》，《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4月17日“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研讨会专版。
[12]  池子华：《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别样”选择——我的志愿之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13]  张立明：《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和实现途径》；杨红星：《红十字人道主义探析》，以上两文均为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14]  张立明：《关于“公民社会”的几点思考》，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15]  王凯：《浅议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16]  祝闻华：《网络环境下红十字会工作模式探讨》，《红十字运动研究》200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  参见江亦曼：《红十字实践呼唤理论》，《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4月17日版，该文为江会长在2009年4月10日在“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本次应该是在有业界学界共同参与下第一次发出的公开呼吁。
[18]  孙语圣：《中国红十字会的灾害学研究浅说》，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19]  邓通、池子华：《红十字会心理救援：理念与行动》，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20]  樊艳美：《论红十字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从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谈起》，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21]  吴佩华的《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巩固国际合法席位的斗争》即将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3期，《朝鲜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已发表于《红十字运动研究》2009年卷，《架设中日友好关系的桥梁》，《为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已在2009年4月“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22]  高芳英：《美国红十字会在历史上的主要救援活动》，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23]  江苏省红十字研究基地于2009年4月10日正式在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24]  苏州市慈善超市发展模式调查课题组：《苏州市慈善超市发展模式探究》，《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徐国普：《辉煌十五年（1950—1965）》，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6] 杨红星：《挫折与振起——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一书即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27] 茅家琦：《〈百年红十字〉简评》，《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第79页。
[28] 黄妙婉、杨红星：《中国近代红十字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25－126页。
[29]  张立明：《翔实求是，大有裨益——〈中国红十字1904－2004历史编年〉简评》，《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30] 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1904—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1]  阎智海：《评中国首部红会志书《苏州红十字会志》》，《红十字运动研究》2009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32]  台湾致琦企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大陆方面为周秋光。
[33]  池子华：《是行路者，也是道路的红十字会——台湾版〈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述评》，《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第225页。
[34]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35] 池子华：《一部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问题”之作—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第126－127页。
[36] Caroline Beth Reeves, 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 1900－1937,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1998.
[37]  相关论文参见：闵杰：《中国救济善会——红十字会的先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立》，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6页；第369～374页。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年第2期。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年第2期。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朱浒：《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杨智芳、周秋光：《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8]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说质疑》，《光明日报》2007年9月21日。
[39]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政大史萃》2000年第2期。
[40]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红十字手册》，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尤德新编著：《闪光的红十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9页;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台湾红十字会组织编：《九十纪要》，台湾致琦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6～17页等，均误认为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41]  池子华：《吕海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吗？》，《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2]  池子华：《关于中国红会首任会长的考实》，《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3]  朱从兵：《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为什么是盛宣怀？》，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44]  池子华：《孙中山与中国红十字运动》，《光明日报》2006年1月6日；池子华：《略论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45]  池子华：《孙凎与中国红十字的启蒙》，《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6]  池子华：《施则敬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  池子华：《金陵分会：江苏第一个基层红会组织》，《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8]  《统一大会记》，原载《中国红十字会杂志》第1号，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49]  张建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我国红十字会的时间探源》，《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刊》1999年总第15期；郝如一、池子华：《意义深远的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5月5日；池子华、邓通：《奠定中国红十字会万年不拔之基—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纪实 》，《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5月8日。
[50]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行动》，《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池子华：《辛亥革命中红十字会的江苏战场救护》，《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池子华：《“二次革命”中的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救援》，《钟山风雨》2003年第2期；池子华：《1914年中国红十字会的胶东救援》，《文化学刊》2008年第1期；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护国战争”救护述论》，《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池子华：《“军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兵灾救护》，《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池子华：《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池子华：《1937年中国红十字会淞沪抗战救护简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池子华：《北洋政府时期长三角地区社会救助的民间参与——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心》，《安大史学》第2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薛丽蓉：《南京大屠杀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微：《试析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齐现厂：《讨逆战争与天津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以<大公报>为中心》，《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沈燕燕：《直皖战争与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的救护行动——以<大公报>为中心》，《文化学刊》2008年第1期；李慧、马红英：《中国红十字会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救护——以《申报》为中心》，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曹金国：《中国红十字会江阴分会江浙战时救护行动述论》，《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杨红星、马红英：《辛亥革命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5月1日。
[51]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上、下），《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3期；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断面》，《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戴斌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防疫工作述论》，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陈民：《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生理学家林可胜》，《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李筑宁、李丽：《战火中飘扬的中国“红十字——林可胜与救护总队”》，《党史纵横》1996年第9期；曹育：《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博士》，《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张建俅：《抗战时期战地救护体系的建构及其运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中心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第36期。
[52]  池子华：《国际援华医疗队抗战救护纪实》，《钟山风雨》2005年第2期；阎智海、周小蓉：《抗战时期史沫特莱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贡献》，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张建俅：《抗战时期救护总队外籍医护人员名单考证》，《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
[53]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京直水灾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池子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赈灾行动述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6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王秋华：《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兰州学刊》2005年第4期；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54]  李勇、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1922年广东“八二风灾”述略》，《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5]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助1928至1930年西北华北旱荒述略》，《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
[56]  吴佩华、池子华：《从战地救护到社会服务——简论抗战后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复员”构想》，《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
[57]吕志茹、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简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吕志茹、马红英、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少年运动简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吕志茹：《“复员时期”的红十字周与征募运动》，《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吕志茹、池子华：《“复员”时期的红十字周》，《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戴斌武：《论“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福利事业》，《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吕志茹：《“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论纲》，《文化学刊》2007第5期。
[58]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援1923年日本震灾行动述略》，《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原载《慈善》2003年第4期。池子庆，阎智海：《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5月15日。
[59]  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沈敦和与美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冲突》，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高小亮：《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在华募捐纪实》，《红十字运动研究》2009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0]  池子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救助》，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传与经费筹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61] 曾桂林：《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立法初探》，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62]  徐国普、池子华：《建国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以<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为路径考察》，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徐国普：《建国初期江苏红十字会改组述论》《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3]  沈燕燕：《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发展历程》，《红十字运动研究》2009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建国以来江苏红十字青少年组织的建设与管理》，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64]  徐国普：《新中国初期江苏红十字会防止传染病及其成效》，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65]  沈燕燕：《略述’98抗洪救灾中苏州红十字会的募捐赈灾》；杨红星：《略论苏州市红十字会’91抗洪救灾款物收发工作》，以上两文均见《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杨二兰：《印度洋海啸与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邓通：《中国红十字会救援2008年雪灾述论》；姚惟尔：《中国红十字会汶川地震赈灾述略》，以上两文均见《红十字运动研究》2009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杨红星：《抗击“非典”战役中中国红十字会慈善行动简论》，《文化学刊》2007年第6期；艾新军：《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活动——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池子华：《抗美援朝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钟山风雨》2009年第2期。
[66] 杨红星：《两岸红十字与<金门协议>》，《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7]  沈传亮：《周恩来与中国红十字会》，《百年潮》2008年第2期。
[68]  张立明：《顺应时代变化，拓展募捐思路》；王凯：《关于红十字会筹资几个基本问题探讨》，以上两文均见《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9]  王凯：《红十字志愿风险防范》，《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0]  王慧敏：《红十字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义、现状及展望》，《红十字运动研究》2008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1]  王慧敏、郝如一：《苏州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工作初探》，2009年“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7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4号）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99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第7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其理论辨析参见郝如一：《“大慈善”还是“大人道”》，《红十字运动研究》（电子期刊第12期），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283。
[73]  池子华：《一部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问题”之作——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第126页。
[74]  池子华、郝如一：《红十字发展呼唤理论研究》，《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75]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2009年4月10日在“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创建“红十字学”刍议》，《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4月17日“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研讨会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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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谐中实现双赢
——昆山市红十字会拓展筹资途径的实践探索
刘超英
 
    昆山市地处长江三角洲，东临上海西接苏州，是江苏省的东大门，市域面积92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120万，辖10个镇和2个开发区。改革开放以来，昆山由一个农业县一跃成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新兴工商城市，成为长三角洲乃至全国的一个亮点，成为江苏“两个率先”的排头兵。到2005年底，昆山率先达到了江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系列指标，综合实力连续两年蝉联全国百强县(市)榜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昆山之路”。
    以“人道、博爱、奉献”为主的红十字工作是“和谐昆山”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昆山市红十字会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关心支持下，认真贯彻《红十字会法》,大力开展人道救助工作，热忱服务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实施救援工程、生命工程、爱心工程。在社会赈济救灾、扶贫助学、卫生救护培训、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促进无偿献血、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及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市先后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市红十字会也先后被评为全国红十字先进集体和江苏省、苏州市红十字先进集体。
    在实践中，我们充分认识到，红十字会作为作为人道主义救助团体，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有效的帮助是红十字会的重要任务，而提供帮助就要有足够的资金作保障。因此，怎样才能更好地筹集资金，怎样才能宣传和动员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自觉、主动地参与人道事业，突破红十字会救助能力的瓶颈问题，这是我们在实践中着力解决的一项工作。
 
一、广泛宣传发动，树立红十字会的良好品牌和影响力
 
    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一有百年历史的组织，让红十字精神深入人心，昆山市红十字会采取多种方法广泛宣传，营造了浓浓的氛围。
    首先是纳入“四五”、“五五”普法全面宣传。市红十字会按照上级要求，与教育、司法等部门联合开展了《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普法系列宣传，制定了将《红十字会法》列入“五五”普法宣传工作计划,对进一步深入宣传贯彻《红十字会法》和江苏省《实施办法》作出了全面部署。
其次是结合纪念日宣传活动，营造宣传氛围。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组织结合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实施纪念日和“5.8”世界红十字日、“6.14”世界献血日、“9.10”世界急救日、“12.1”世界艾滋病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建设等活动，多形式、多角度传播红十字工作的法律知识。
    再者就是借助多种媒体，提升宣传效果。全市在各个社区都有固定的红十字宣传橱窗，在社区公共场所设有红十字宣传牌和横幅，还开通红十字网站，让昆山市红十字事业走上了信息化发展的轨道。此外，还借助各类新闻媒体、设置红十字募捐箱等，宣传红十字法等知识。
    通过广泛密集的宣传，目前全昆山市共有红十字基层组织120个，红十字会员7.8万余名，许多在昆山的企业也将与红十字会联合开展公益活动作为一项企业文化，全力支持昆山的博爱事业。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市4000多家企业累计捐助款物达到1.5亿元，用于开展各类援助事业。1998年，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市红十字会近三个月就募集救灾款物500多万元，发往灾区。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播出了昆山市红十字会抗洪救灾募捐情况。
    2005年，为救助印度洋海啸灾害，市红十字会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短短一个多月，就募集了170余万元善款，捐款数额列为江苏省县级市榜首。
    2006年初，为援助江西九江地震灾区，广大市民纷纷捐出衣被，把昆山人民的爱心传达给寒冬中的九江灾民。
    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昆山市红十字会共计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捐物达8369.68万元，创建会数十年之最，超历年募集之和，同时也名列我省同类城市之首。  红十字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公益品牌深入人心。
 
二、尽量满足捐资企业的“个性化”要求，找准“双赢”结合点
 
    在工作中，我们深深意识到，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都要对成本、利润等进行精打细算。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葛道顺所言，“现在的企业捐赠行为，几乎没有完全是为别人的”。那么，企业关注从慈善捐赠中能获得回报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环境下，一味要求企业“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既苛刻也不现实，没有哪位企业家会干“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因此，筹资工作中，有些“观念”必须调整：不能只想着筹款，不能急功近利，耍耐心做“长线”，尽量满足捐资企业的“个性化”要求，找准“双赢”结合点。
    以昆山的台企为例。众所周知，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昆山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截至目前，昆山已拥有2000多家台资企业，投资总额近200亿美元，台资企业是我市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将这支庞大的力量吸引并参与到红十字会事业当中，无疑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此，我们的理念就是，主动服务，努力寻找和发掘台资企业文化与红十字精神的结合点。
    首先是满足台资企业文化需求，促进红十字基层组织发展。八十年代起，台资企业陆续进入昆山，他们同其他规范管理的企业一样，既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兼顾企业、员工、顾客及社会四方面共同利益的企业文化，在本地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红十字会抓住这些企业急需树立公众形象的契机，主动上门联系，引导台资企业积极参与红十字人道救助工作，把企业“服务民众、回馈社会”的理念融合统一到红十字会人道主义精神中来，吸收台资企业加入红十字组织，支持当地人道主义事业。1994年，台资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了红十字会，这是昆山市成立的第一个台资企业红十字会基层组织，也是江苏省首家台资企业红十字会。“捐血”在台湾是一项非常流行的公益活动，也是昆山的台资企业“服务民众、回馈社会”的最好的公益文化表现形式。如台资陆丰机械等企业每年还定出一天作为无偿献血日，全体身体健康的员工都参加无偿献血。在台资企业的积极带动下，昆山市先后成为全国、江苏省、苏州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其次是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努力为台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昆山市红十字会根据昆山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寻找参与经济发展的最佳切入点，要求团体会员单位及全体红十字会员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外向型经济服务。目前，全市所有红十字医疗团体会员单位，为所有在昆台商建立了健康绿卡，为台商家庭建立了就医绿色服务，为台商介绍小儿入托前体检、儿童疫苗接种等有关手续；为台企女工免费体检、讲授卫生保健、现场救护知识等，使昆山的投资软环境提升了档次。
再者就是积极参与涉台的爱心工程建设，做好跟踪服务。1999年9月，台湾南投发生强烈地震，昆山市红十字会迅速与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台协会取得联系，了解在昆台商具体情况，到“建大轮胎”等总公司在台湾震区的台资企业进行慰问，了解在台家属安置情况。在昆的台资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募集救灾款，昆山市红十字会也捐出善款，通过省红十字会迅速将50余万元的救灾款汇到台湾震区。
    “红十字罗氏助学金”是出生于昆山张浦的一位台湾老人（八十多岁）罗邦达先生出资，由昆山市红十字会具体操作的一个助学项目。从2005年开始，每年出资25万元，帮助昆山地区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昆山市红十字会与罗先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07年6月，当得知在台湾的罗老先生患了直肠癌已经转移，但仍一直挂念着资助的孩子，准备在开学前暂停化疗，以便能从台湾赶到上海，亲手把当年度的25万元助学款汇到昆山红十字罗氏助学基金的账上时，立即与罗老先生多次电话沟通劝说，并及时与上海的一家银行商定，最后通过委托方完成汇款。确保了当年度的25万元“罗氏助学金”在6月15日前进入昆山市红十字会的账户。昆山市红十字会随即又给每一位受助学生发信，告诉他们，要更加珍惜学习机会，用自己的成绩汇报病重的罗先生，还专门组织了一场“为爱祝福”的主题活动，100多名受“红十字罗氏助学金”资助的学生手捧蜡烛、幸运星、千纸鹤，围成心形，制作了一棵挂满各种爱心卡、幸运星、成绩单、三好学生证书等的心愿树，齐唱《感恩的心》。动人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真情的演唱，让现场的每一个学生潸然泪下。随后将学生的祝福礼物及当天活动的光盘，全部寄给正在台湾进行化疗的罗邦达先生。服务是双向的，随即，罗先生又把他的两个在美国的弟弟携入助学行列。
    正是找准双赢结合点，现在，昆山的台企都积极参与红十字爱心活动，台胞罗邦达先生出资150万元成立“罗氏助学基金”，用于帮助110名昆山籍的贫困生完成学业。每年的元旦、春节、中秋、重阳、“五.八”、“六一”等节日，台企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波力食品有限公司、金利商标行等许多台资企业一直主动参与红十字会组织的爱心活动，与昆山市红十字会联合到孤老残、特困户家庭进行慰问。在1997年7月，“三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中，昆山市红十字会第一笔捐款也是全市数额最大的一笔捐款（30万元人民币）是来自台资圣美树脂企业，在汶川大地震中，该公司一下子捐款250万元，成为企业捐款数之最。而其他台资企业捐款共有830多笔，合计超过2000万元。昆山市红十字会每年重大活动及常规的宣传资料印制（约20万元），都是由企业出资，在宣传上达到红十字会与企业“双赢”的效果。
 
三、激发普通百姓的爱心情怀，拓宽募集渠道
 
    “盯着公司”被视为筹资的一条捷径。但实践证明，普通百姓也是筹资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去年汶川大地震中，昆山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个人捐了150万元，成为爱心榜上的“无名英雄”；一位50多岁的阿姨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结伴”来到昆山市红十字会募捐点，把有限的钱交给工作人员，其感人场面令人触动……在收到的8369.68万元善款中，来自各界爱心人士个人名义的捐款共有4566笔，计1866.22万元，来自市民个人捐赠的物资有12笔，价值约30万元。
    一位白血病患儿龚佳妮的不幸遭遇，倍受社会关注。昆山市红十字会联合电视台等媒体，在市民集中的商场举办专场义卖义拍，当场募得善款50.0656万元，使得患儿的造血干细胞捐献手术顺利完成。昆山市红十字会长期与400多位贫困学生结对助学，其中80%是个人出资的。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过，公益文化的传播，将使中国人更加接近“上帝”。这个“上帝”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慈善心、公德心、公益心、博爱心；就是宣扬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红十字事业作为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公益品牌，更应激发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心情怀，使之成为红十字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志愿者是红十字会募捐活动的生力军和坚强后盾，在工作中，我们十分注重培养红十字志愿者，构建了街道、社区、学校和行政村的志愿者组织网络。目前，全市有红十字志愿者3000多名，每一次重大募捐活动，他们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服务者。如在去年汶川大地震募捐活动中，昆山市数千志愿者走上街头，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在街头，他们把每个募捐点打造成市民对灾区表达祝福的爱心港湾，除了募捐，他们还拉起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无情人有情”、“昆山市民与灾区人民心相连”等百米横幅，让过路的行人都可以在上面签名，留下对灾区人民的祝福。对于每一个捐款的市民，不论捐款金额的大小，志愿者都会用热烈的掌声和深情的鞠躬，代表灾区人民对捐赠人表达深深感谢。在救灾物资发往灾区的现场，他们挥汗如雨，将一件件厚重的物资搬到列车上，他们是爱心的使者，通过他们，一笔笔爱心款源源不断注入到流动募捐箱中，也让昆山人的爱心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灾区。
 
四、完善筹资措施，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在筹资工作中，我们加强对募捐款物的使用管理。在依法开展募捐工作，严格遵守募捐管理有关法律和规定。凡收到募捐款，无论多少，一律如数开具由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捐赠专用收据。做到准确入账，专款专用。并制订了募捐箱管理办法，对现场摆设募捐箱做了严格的要求。在分配发放捐助款物时，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把捐赠者的意愿真正落实到受助人身上；主动邀请审计单位，对接受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向捐赠者通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在支援四川抗震救灾期间，对所有捐赠款项明细，都在“昆山市红十字会网站”首页“抗震救灾爱心榜”公布，并做到每日更新。部分捐赠情况还通过报纸和电视公布。每天下午16时前，分别向市委、市政府秘书处、市抗震救灾协调小组、财政局、审计局、苏州市红十字会上报统计报表。在开展灾后重建筹资方面，我们重视方案的制定，做好与受益方政府（或部门）合作协议的签订，对项目资金配套及使用、工程质量和验收审计报告等都严格要求，保证捐款落实到援建项目上。在助学项目方面，我们首先收集需要救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学生品学情况，选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作为捐助对象，向捐款者提供信息作为捐助的依据，红十字会与捐款者、受助学生三方签订助学协议，定期向捐助者反馈受助学生的情况。
 
几点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关注民生，大力发展公益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红十字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更应探讨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推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如何继续保持红十字稳固的筹资渠道，推进红十字事业还任重道远。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突然而至，在这样的经济寒冬中，企业和市民还能否像过去支持红十字事业，还能否依然如故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是我们当下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十字会更要创新作为，充分搭建爱心平台， 帮助企业或个人树立公益形象，做好筹资工作，实现“双赢”乃至“多赢”。
    第一，建立长效筹资机制。建立一个社会性、开放性的长效性的筹资网络和筹资机制。将主题明确的筹资与常规性募捐结合起来。主题鲜明的筹资，容易引起社会共鸣，容易激发捐赠者的捐助热情，捐助者在作出捐赠决定时，了解其捐助使用去向，必然会对自己的捐赠行为有信心，容易强化捐赠意愿，筹资效果事半功倍。而设立固定的“节日”（五八红十字日等）、固定的博爱项目（高尔夫球义赛等）固定的资助项目（博爱助学等）、固定的地点（设立募捐箱、流动募捐箱等）等到经常性筹资项目，对拓宽筹资渠道，方便捐赠者实施捐赠都具有积极作用。
    第二，注意开发企业和家庭的参与公益活动资源。发展公益事业一定要鼓励人的善意，从深层次挖掘公益资源。昆山的中小企业多，民营企业多，但还没完全发动起来，因此，红十字会可以吸引家庭和这些企业的加入，开发公益资源。如实行“企业留本，冠名基金”的捐赠方式，根据企业家的捐赠意愿，设立“救灾、助学、助医、助老、助孤、助残”等定向捐助项目，允许企业“一次认捐，按息捐赠”，认捐的本金仍留在企业运作，利息做慈善；也可以“一次认捐，分年捐赠”，直至如数捐赠完毕；还可以“定向捐赠，冠名基金”，激活企业参与公益的积极性。
    当然，红十字会也要“三个做到”，即：一要筹资项目有针对性。对不同的筹资对象提供不同的博爱项目以供选择，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并对宣传效果进行评价。要学会尊重、理解、善待捐赠企业和个人。二要树立公众形象，培养诚信度，提高公信力。善于宣传自己的公益形象，唤起社会公众的爱心，以争取公众的支持。做到捐赠活动公开透明，定期通报和发布救助工作信息，做到及时向社会反馈募捐资金使用信息，让捐资者放心，让社会公众满意，并加强对所筹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监督和审计。与筹资对象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宽筹资渠道。除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外，要重视与他们的沟通与联络，学会理解企业，善待捐赠者，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联谊会，研讨会、答谢酒会、座谈会等，联络感情，发展友谊，在联络中发布筹资信息。
    第三，政府支持开展有特色的红十字公益活动。政府支持和重视是筹资工作的保障。红十字会开展筹资，政府除了给予经费的资助外，在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国家已制定了对捐赠免税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向慈善公益事业捐赠。现在的红十字会的筹资方法还相对单调，要开阔思路，创新理念，还要加强筹资工作的理论政策研究，把现有的政策用足用活，挖掘新的筹资资源，设立筹资的响亮品牌。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品牌效应值得借鉴。另外，要及时总结表彰在人道公益捐赠事业中的典型，最大限度地放大捐赠的意义和影响，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人道关爱的队伍中来。
 (作者为昆山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新境界
——青岛红十字中韩博爱医疗团及其运作
岳立成
 
    2003年以来，青岛市红十字会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凝聚人道力量，为驻青岛的国际友人参与青岛建设搭建平台，提升青岛市对外开放形象。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一、建立中韩博爱医疗团，开创青岛国际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先河。
 
    伴随青岛与韩国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日益密切，韩国人在青岛就医，不仅关注医院的环境、医疗水平等硬件因素，更渴望获得人性化的服务。为帮助外籍友人克服对就医环境的陌生感以及缓解心理压力，在青岛市立医疗集团国际门诊建立了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基地。包括韩国驻青总领馆前总领事夫人金金龙在内的20名韩国友人加入红十字志愿者，成立了青岛市第一支青岛红十字中韩博爱医疗团，志愿者们每周一到周五到国际门诊为前来就诊的国际友人提供导诊、陪护、翻译、随访等志愿服务。经过四年的发展，医疗团不断成长壮大，队伍由20人发展到80人。总领馆总领事金善兴夫人尹仕任随丈夫来青岛后也加入到了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中，她每周二都到市立医疗集团国际门诊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基地，和其他普通红十字志愿者一起为前来就诊的国际友人提供帮助。在她的带动下，其他的领事夫人们也一起参与到了国际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医疗团成立以来，国际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2005年10月，彭珮云会长在医院亲切接见了正在服务的金金龙等志愿者，对韩国友人的国际红十字志愿服务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在青岛市志愿者工作会议上，国际红十字志愿者崔相朝（韩籍）获“青岛市杰出志愿者”，青岛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获“青岛市十佳志愿者服务队”、“青岛市优秀志愿者服务队”。“青岛市第一支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在市立医院国际门诊为就诊外国友人提供引导、翻译等志愿服务”被评为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好事。
 
  二、开展关爱农民健康爱心义诊，中韩博爱医疗团志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随着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来自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外籍医生也纷纷报名加入这支队伍。结合中、韩爱心义诊活动，医疗团在胶州市共同举办了“传奥帆旗帜 扬志愿精神——中韩红十字志愿者关爱农民健康爱心公益活动”，启动了奥帆旗帜在驻青岛韩国人中传递，这是奥帆旗帜首次传递到在青岛的外国人手中。韩国驻青总领事馆总领事金善兴到义诊现场慰问了参加服务志愿者们。从2005年开始，医疗团深入青岛的农村地区，开展关注农民健康的爱心义诊活动。三年间，先后到平度、胶州、即墨、莱西、城阳、崂山等区市的农村地区，举办义诊活动20余次，累计为6000余名贫困农民义诊，免费发放药品价值达16万元，得到了当地农民的一致好评。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深入青岛农村开展义诊活动被青岛市文明委评为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好事。
 
 三、建立“幸福爱心屋”，架起了中韩联合救助青岛贫困人群的桥梁
 
     2005年4月，在志愿者金金龙、吴淑子的积极协调下，韩国红十字志愿者们自发建立了一家以社会公益事业为目的的义卖小屋——“幸福爱心屋”。她们将“幸福爱心屋”义卖所得的第一笔收入1万元捐给了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孙雪，帮助她成功完成了心脏病手术。“幸福爱心屋”创办三年来，累计向红十字会捐款20余万元，先后救助了30余名贫困心脏病儿童、自闭症儿童、白内障老人、尿毒症患者和白血病患者。国际红十字志愿者还到四方区红十字老年护理院进行慰问，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为老年护理院捐赠了1.5万元人民币和价值2千元的物品。在国际红十字志愿者的带动和联系下，越来越多的驻青韩国企业、韩国友人、志愿者参与到红十字事业中。青岛亚豪服装有限公司（韩国企业）捐赠价值1.5万件儿童羽绒服；青岛国际马拉松赛期间，青岛通商玩具有限公司（韩国企业）捐钱为初级救护志愿者配备了600个急救包，青岛酷派族（韩国企业）为志愿者购置了600顶帽子。除捐款捐物外，医疗团的志愿者们还积极参与青岛市红十字会组织的无偿献血等活动。“我们愿意抽时间做义工，帮助红十字会，帮助韩国人，帮助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红十字志愿者的共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山东电视台、青岛电视台以及《大众日报》以及青岛多家媒体对金金龙及志愿者服务队的事迹进行了跟踪报道。金金龙被青岛市红十字会聘为“博爱大使”，并授予她“红十字勋章奖”。2005年11月，经青岛市红十字会推荐，金金龙获得中国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中华慈善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唯一一位外籍人士。金金龙被青岛市政府授予“青岛市荣誉市民”，受到青岛市市长、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夏耕的亲切接见。2007年，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志愿服务工作会议上，医疗团做大会交流，得到总会领导的肯定。
    伴随这些国际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中韩博爱医疗团的声誉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参与到青岛的红十字事业中，以“义工、义卖、义诊、义捐”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逐步规范，青岛红十字中韩博爱医疗团日益成为青岛志愿服务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亮丽名片，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青岛市红十字会）
…… [点击查看详细] ]]> Tue, 30 Jun 2009 04:38:23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1564 [人物专访]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563
 
“韩国郎中”金城镇
岳立成
 
    金城镇（Doctor Kim）先生是韩国呼吸与结核病学专家，曾任WHO顾问、韩国呼吸与结核病学会主席、结核病研究所所长、釜山Wallace Memorial 总医院院长。2003年，担任山东省卫生厅医疗管理顾问多年的金城镇先生放弃了退休后的悠闲生活，应邀来到青岛市市立医院（集团）国际门诊任医疗管理顾问和内科学专家。
    年近八旬的金城镇先生穿着朴素、平易近人、对病人极为负责任。有一天，同事们发现每个月总有几天老人家的皮肤常被晒得黝黑，开始大家还以为他去爬崂山了呢。后来才知道，他一个人背着药箱，每月一次到我市周边的村庄，给当地需要帮助的农民们送医送药，被村民亲切地称为“韩国郎中”。受他的感染，国际门诊的医生、护士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志愿者，也纷纷追随老人家下乡义诊、资助贫困人群。从孤身一人到两个人、三个人……，志愿者队伍一天天壮大。直到2007年发展成为在青岛红十字会注册的“中韩博爱医疗团”，金成镇先生被聘为首任团长。
   “哪儿穷、哪儿更需要我们，我们就要到哪儿去！”这是作为团长的金成镇老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渐渐成为团里的活动宗旨。他们每个月都到贫困的乡村、老人院、孤儿院进行志愿医疗服务活动。除团里的活动外，金老先生还经常独自捐款资助福利院的残疾儿童和贫困病人。有时，遇到一些贫困的病人看完病，负担不起医药费时，金老先生总会慷慨解囊为他们付费买药。与他共事的医护人员们都说这种事情在他身上已经司空见惯了。贫困的孩子、孤寡的老人、重病的学生……，都是他帮助和接济的对象。最让人感动的是，在听说我国汶川大地震的第一时间，老人家毫不犹豫的拿出一万元人民币捐给灾区。面对着这位衣着俭朴、生活低调但面部表情却异常坚毅的外籍老人，科主任含泪一再解释说，您表示一下心意就可以了，一万元人民币对于生活并不富裕的您是否太多了？可是他老人家却说：中国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灾难全世界有目共睹，在我的人生中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既然我遇到了，就有责任和义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惜我的年纪太大了，否则我愿意去抗震一线参加救援。面对着一个耄耋之年外国老人的所做、所说、所为，怎能不让人们钦佩和感动？这岂是简单的“人道、博爱、奉献”这三个词语能够表达出的高尚情怀和博爱胸襟？鉴于他的努力和贡献，曾先后被山东省和青岛市人民政府授予“齐鲁友谊奖”（2003年）和“琴岛奖”（2004年）。2007年11月，他代表青岛市国际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在首届“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会暨经验交流会”上，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外籍志愿者做了大会发言。2008年，又荣获青岛市红十字会“人道服务奖”。 现在，已经81岁高龄的金城镇先生，仍以他独有的人格魅力在服务于病人，感染着人们，奉献着社会。
    由于金太太年事已高，身体不好，金城镇先生在今年初就不得不作回国的打算。但因奥运会即将开幕，其所在的市立医院国际门诊担负着重要的运动员医疗保障接诊任务，他坚定地说：“奥运会是中国的百年盛会，也是世界的又一次盛会，我一定要在这儿为运动员们做好医疗服务，一定等奥运会圆满结束后再回国！”
（作者单位：青岛市红十字会）

…… [点击查看详细] ]]> Tue, 30 Jun 2009 04:35:09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1563 [历史研究]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562
 
民国前期红十字医疗事业刍议
——以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为个案
曹金国
 
    摘要： 民国前期，时疫横行，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经红十字会的调整，逐步适应了防治疫病的需要，为时疫防治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红十字医疗事业史写下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 红十字会  天津路时疫医院  时疫
 
    民国前期（1912—1930），天灾人祸，刀兵水火，屡有发生。刀兵水火又易生成瘟疫，“兵厉气也，水旱非时之气，亦谓之贼，故往往酿为疫疠”[①]。加之气候的影响、卫生条件落后等因，使得民国前期疫患无穷，无年不有之。这在华洋杂处、人烟稠密的上海表现尤为明显，所幸中国红十字会对上海时疫积极进行防治，在民国前期的二十年中，红会从未懈怠。总会天津路时疫医院，基本承担了上海疫疠的防治工作，是上海的治疫“先锋”。
 
一
    红会天津路时疫医院创设于1908年。是年夏、秋间，上海疫病流行，中国红十字总会沈敦和副会长等人在上海天津路316号，创办临时时疫医院，聘请悬壶沪上的苏州名医徐相任担任顾问，率先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对患者进行诊治，取得良好疗效。
    民国前期，时疫医院一般在每年6、7月份开幕。1913年，该院由红会自行筹办，订立章程，并聘请时疫专家英医柯师、挪威医亨司德、美医爱克司，华医吴筱谷、王培元、王吉民、陈家恩诸医士施诊，医院设一、二、三等病房，男女异处，并添置了医疗机关。该年，红会治药部还研制了辟瘟药水、急救时疫药水、辟瘟樟脑丸、立止喉痛水等，低价销售，以供人们防治时疫之用。[②]1919年，红会特采用冷水注射法治冷麻、吊脚等疫症。1920年，因患者较多，时疫医院职员卧室、膳堂都被用作疗治，红会还借用北市医院、同仁医院救治病人。此年，红会蔡廷干副会长还致函淞沪警察厅，商请做好整治街道、清洁民居等预防工作，使疫疠无从蔓延，生命得到保障，并希望警厅转饬所属各区，切实防备。[③]
    1926年，闸北时疫十分严重，“预防传染尤难”[④]，红会为公益起见，又借闸北海昌公所增设时疫分院。1927年，天津路时疫医院，王培元院长亲自施治，并延请钟拱震、吕守白等专家8人，药剂师、看护共76人，职员14人，院役48人，红会时疫医院人员配备已具较高水平。该院职员，日夜轮班守值，并订有规条，办公非常认真。是年时疫不仅发生较早，而且重症较多，在发生之初，真性霍乱即有4名，因而红会对查验病菌格外认真，由江俊孙、王启祥、郑瑞云等发起，专门组织查验病菌部，负责检查病菌，以作预防。[⑤]
二
 
    时疫医院经红十字会不断调整，逐步适应了医治疫患的需要，并取得了十分卓著的成绩，在红十字医疗事业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记。民国前期，该院治疫成绩分述如下：
    1912年7月27日天津路时疫医院开办后，两日内医愈200多人。[⑥]
    1914年，时疫医院就诊者有3000余人。
    1919年，从7月10日开幕到13日，治疗200余人，以吊脚等重症为主，14日至23日，日均治疗人数有100余人。
    1920年，该院计治愈男女病人3300余名，其中住院789名，割症、用盐水注射者221名。院理事鲍康宁、医生徐兆蓉等，“皆夙夜从公，不辞劳瘁”[⑦]。
    1922年，因霍乱症蔓延较剧，红会增延王培元及海军养肺所长黄戒担任诊务，请方菊影医师为管理护士病人主任。是年，就诊人数共4979人，包括重病住院者816人。
    1923年7月，共诊治838人，其中霍乱75人，腹泻84人，肠病16人，大便闭2人，痢疾12人，疟疾4人，肠炎1人，胃病2人，皆为住院治疗；打盐水注射针者55人，打两次者13人，打三次者3人；门诊571人。8月，医病总数，计住院者有400人（中有盐水注射者29人），门诊575人，共诊治975人。7、8两月份共诊治1813人。[⑧]
1925年，时疫医院从7月4日开幕至8月21日下午六时，共施诊1675号，盐水注射者567人，住院702人，“前后治疫至重不起者，仅百分之一二，其余难治者悉能救治”[⑨]。
    1927年，7月2日当天就诊人数达212人；3日，就诊23名；4日，就诊26人。
    1929年，7月20开幕，8月初即人满，8月6日有300余人，是年，共医愈4000多人，住院800余人，病故10余人。
    1930年，7月1日至26日，诊治1894人，其中，“痢疾60%，真霍乱1%，吐泻症9%，胃肠病30%”[⑩]。
                                                                                                   三
    相比而言，民国初年的红会治疫成绩，以1926年最为杰出。这一年，时疫十分严重，红会为提高治愈率，积极布置，在闸北海昌公所增设时疫分院。7月23日，来天津路时疫医院求治者有一百四五十名，内中50名施割症，不及施救而死者5人；另闸北分院，投院求治者，共155名，其中真性霍乱40余名，住院60多名，死3名。[11]是年，两院每日详细治疫情形见下表：
 
表1：1926年天津路时疫医院和闸北分院每日治疫情形     （单位：人）
事项   
 
日期
天津路时医院
闸北时疫分院
共治
盐水
注射
病故
其他
共治
盐水
注射
病故
其他
7月26日
130
22
2
—
120
16
1
—
7月28日
140
35
1
—
120
21
1
—
7月29日
148
30
2
—
150
17
2
—
7月30日
156
43
3
—
130
20
4
—
7月31日
152
41
2
—
156
17
1
—
8月2日
180
—
2
74（住院）
150
—
1
50（住院）
8月3日
157
—
2
35（重症）
120
—
2
40（重症）
8月4日
163
—
1
43（重症）
150
—
1
50（重症）
8月11日
129
—
2
43（住院）
114
—
2
67（住院）
8月19日
76
—
1
36（重症）
—
—
—
—
    资料来源：《昨日时疫之概况》（《申报》1926年7月27日）；《昨日之时疫报告》（《申报》1926年7月29日）；《各医院消息》（《申报》1926年7月30日）；《酷热中之时疫讯》（《申报》1926年7月31日）；《昨日时疫消息》（《申报》1926年8月1日）；《昨日天气转凉而时疫反剧》（《申报》1926年8月3日）；《昨日酷热之疫讯》（《申报》1926年8月4日）；《昨日之时疫消息》（《申报》1926年8月5日）；《各时疫医院状况》（《申报》1926年8月12日）；《昨日疫讯汇志》（《申报》1926年8月20日）。该表系笔者根据上述资料编制。
 
    由表1看，从7月26日到8月11日，两院每日都有一百数十人来院疗治，天津路医院每日最多有180人之多，最少也有129人，相比之下，闸北分院人数略少，最多有156人，少时也有114人。在7月份治疗统计中，天津路医院共治726人，其中盐水注射者有171人，约占共治人数的23.6%，而闸北分院共治676人，盐水注射有91人，占13.5%左右，相比之下，要明显少于天津路医院，由此可见，患疫病人中，患重症须注射者为数不少，在总治疗人数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天津路医院比例高于闸北分医院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看是年该院治疫总体绩效。
 
表2：1926年天津路时疫医院和闸北分院总体治疫情形    （单位：人）
 诊情 
 医 院
服药即去者
复诊者
住院者
割诊者
病故者
共计
天津路
时疫医院
4309
161
1961
1134
173
6431
闸北时疫分院
2856
237
1110
170
151
4203
    资料来源：《红会去年治疫之统计》（《申报》1926年7月27日），表格系笔者根据统计数据编制。
    从表2看，1926年，天津路时疫医院、闸北分医院，医治总人数为10634人，这比1925年2856人多四倍，比1924年总数1348人，多至八倍。经数据分析，天津路医院总病故人数约占共治人数的 2.7%，闸北分院则为3.6%，在当时条件下，对付瘟疫等症，医治效能至此，已属不易。
到8月19日，疫情逐步好转，仅有76人赴天津路医院就诊。此后 ，约至8月28日，天津路时疫医院，共诊86人（痢疾肠泻类54，霍乱类32），1人病故。此后，疫情渐被控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红会时疫医院的辛勤耕耘，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大加赞赏。1918年，英租界工部局医官赞云，“施治全活甚众，有口皆碑，诚海上第一之善举”[12]。1927年《申报》也非常推崇，“成绩之超著，为沪上首屈一指”[13]。此亦可见，天津路时疫医院在上海疫疠防治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为苏州大学硕士，现为苏州市园区二中教师）


[①] 《会员大会主席报告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0页。
[②] 《时疫医院定期开幕》，《申报》，1913年6月27日；《人人必备卫生良药，中国红十字会治药部通告》，《申报》，1913年7月12日。
[③] 《关于预防疫症之要函》，《申报》，1920年3年27日。
[④] 《中国红十字会闸北时疫医院开幕》，《申报》，1926年7月16日。
[⑤] 《天津路时疫医院报告》，《申报》，1927年7月5日。
[⑥] 《时疫医院之普救急痧》，《申报》，1912年7月29日。
[⑦]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定期闭幕》，《申报》，1920年9月28日。
[⑧] 《红会时疫医院七月份报告》，《申报》，1923年8月3日；《红会时疫医院八月份报告》，《申报》，1923年9月4日。
[⑨] 《时疫剧烈中之红会报告》，《申报》，1925年8月23日。
[⑩]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诊疗病人之统计》，《申报》，1930年7月27日。
[11]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时疫分院》，《申报》，1926年7月24日。
[12] 《工部局医官赞颂时疫医院》，《申报》，1918年7月6日。
[13] 《天津路时疫医院报告》，《申报》，1927年7月5日。
 
 
1937年红十字会淞沪抗战救护研究
薛丽蓉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淞沪大战爆发，上海大都会再次陷入中日双方的战火中，江苏作为我军战场的重要后方，其各地红十字分会临危受命，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作，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战地救护的重任。

一、总会伤兵医院的建立

    8月以后，为收治淞沪、津浦一带的伤兵，总会一方面在上海组织救护队、急救队，建立救护医院、特约医院，一方面在江苏、浙江陆续设救护医院。江苏苏州、昆山、无锡等地设立的重伤医院每院床位约200至300张，其中：苏州、常熟救护医院得到总会药品的支持；昆山野战医院“初设真如，后移并昆山，嗣真如院址即被炸”[①]，院内“及时救治了大批伤病员”[②]，并收治战俘多人，给予良好的医疗待遇，深得“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赞许[③]；无锡红会临时医院由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救护队向总会领取药械后组织的，后改属总会管辖；在总会所拨药品的帮助下，武进县医界和商会“合组一伤兵医院，同任救护”[④]。
    奉卫生署训令，“凡属全国性质之民众团体，其总会必须设在首都”，经总会第九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相关事项及组织规程，1937年10月4日首都办事处应运而生，并经总会第十一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特派本总会秘书长庞京周为该办事处主任，择定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为处址开始工作”[⑤]。因“伤兵集中于南京者过众，而当地军医院床位短缺”[⑥]，“为扩大救治伤病及应事实需要起见”[⑦]，总会利用该校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各学院及宿舍建“实为抗战初期我国最大”[⑧]、“能容五千床位之大规模伤兵医院一所”[⑨]，“并在和平门外市立孤儿院院址设立和平分院、下关车站设伤兵接应所”[⑩]。总会还设有首都遗族女校重伤医院、留京第一、第二手术队等，以此办理收容伤兵、分担救护压力、提高救护工作效率。
    首都医院于10月6日开始收容伤兵，耗资117820元[11]，由卫生署刘署长任名誉院长、总会秘书长庞京周兼任院长，令聘陈崇寿为副院长，在上海公开招聘外科助理医师、男女护士、护士长助理员等医务人员，并向市民征募棉被、枕头、白布、毛巾、热水瓶、搪瓷器具等急需物品。
    首都医院事务方面之组织，分为统计股、会计股、庶务股、材料股及伤兵管理处、伤兵教育处等，共有医护人员300多人，工役约400人。至于院内医务方面之组织，分重伤、轻伤及传染病区，设有初诊室、手术室、传染病室、爱克斯光室、骨科病室、重伤病室及轻伤病室等。凡各路运抵南京之受伤将士，先由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包扎后，分轻重伤势，将重伤者送至首都医院，“先经初诊室予以初步诊治”[12]，包括：初诊室登记、调换衣服、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及各种初步诊疗，然后“分别伤势之种类及部位，如头部、胸腹部、四肢等，分送各病室继续治疗”[13]。各病室中，如若发生传染病患者，则转送传染病室；经治疗行将治愈者，则送轻伤病室；已经治愈者，则由院方通知伤兵管理处前来接之出院。至于手术室设备，该院“手术室同时可供七个患者之用” [14]，“每日大小手术20次左右”[15]。骨科则大多数为复杂骨折，其创口在入院时大多已化脓。传染病方面，则有破伤风、痢疾、伤寒等症。
    首都医院规模之大堪称“打破世界纪录”[16]，然因战局失利、情况危急，上述各重伤医院迫于形势，只得将伤兵转运内地，先后结束工作，曾为“伤兵医院之冠”的首都医院[17]，也只能在开办仅一个月后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11月16日，除一部分被遣散外，所有医师护士约200人，分三批向武汉撤退，等待重新分配任务；所收伤病3381人“乃沿江南铁路及长江水路移送皖赣各地军医院分散收容”[18]。

二、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的运作

    有关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前线受伤将士多数转送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每日到南京的伤兵为数甚多，故“总会以来京轻重伤兵到达下关车站之后，应有医护照料，爰有本所之组织”[19]。1937年10月12日起，这一伤兵接应所与车站各机关、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受伤将士招待所及军政部第六伤兵管理事务所、首都新运会非常时期服务团妇女慰劳会南京分会共同合作，正式在下关车站开始办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专事为到站伤兵换药、分别伤情轻重派车运送医治各项事宜，其具体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一）组织人员

    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由王祖祥任主任，另设副主任，并从卫生事务所调用专任医师1名、护士2名、事务员1名、卫生稽查2名，此外又聘请护士2名、劳务2名。“如遇伤兵到站过多，换药人员不敷时，临时有抽调各卫生事务所、传染病医院、轻伤医院等护士协助工作，最多一次曾调用护士二十人。”[20]

（二）换药工作

    因在运输途中不便治疗，所以到南京的伤兵多数无法按时换药，他们抵达下关车站后，重伤士兵立即送往医院诊治，而不能立即转送的轻伤士兵交由接应所进行换药。据查，仅10月13日到该月月底的不到20天中，到站伤兵共计12767人，其中经伤兵接应所施行换药敷料者就有一半以上，计6620人。[21]

（三）运输伤兵

    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备有红十字总会拨给的大救护车3辆，专用以运送重伤将士，“凡重伤将士到站后，不分昼夜，即转送首都医院及和平门分院、中央医院、鼓楼医院等处收容治疗”，自该所开办之日起到10月31日，运送至医院的官兵就已达到1127人。

 (四) 收敛掩埋

     因“受伤过重官兵，到站不及转送医院即行死亡者，日所常有”，为此，伤兵接应所特商由当地慈善机关备棺收敛，并补贴每位死亡士兵抬埋费1.5元，接应所开办当月即掩埋死亡士兵18名。
     自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着手办公以来，前方受伤将士到达下关车站并没有固定时间，以晚间及深夜到站人数最多，然所幸的是所内工作人员“能克（刻）苦耐劳，昼夜任职，即平时工作，往往达十二小时以上”[22]，其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三、总会第一救护队与昆山伤兵分发站

    在此次抗战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在苏昆一带的救护工作值得一提。
    1937年8月25日后，因战线逐渐扩大，救护队员的工作范围亦延伸至黄渡、浏河、太仓等地90多公里外，应我军前方需要，第一、第五救护队旋先后分别被派驻苏昆、太仓一带救护伤兵。10月间，第一、三救护队合并，由雷树德、陈荣章两队长率领向苏昆进发，后因工作调动，该队由雷树德队长单独领导，“止最后一月底止，该队驻扎苏州、昆山间从事救护工作，须臾未尝疏解，三月来该队综计救护伤兵一千零十一名”[23]，成绩突出。
    而由第一救护队设立接管的昆山伤兵分发站的救护工作成绩也是令人称道的。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于“八·一三”爆发初始，即在昆山设立伤兵医院。后因受日机猛烈轰炸，致使该院部分被炸毁，为安全起见，院内伤兵于10月21日转移至苏州，第一救护队此时奉令由嘉定调往昆山接办医院。该队雷树德队长率队员缜密观察后，认为昆山不宜设立伤兵医院，遂依照枫林桥外交大楼伤兵分发站办法，“办理于伤兵到站后立即换药给食，其重伤者设法用军政部卫生船舶运往后方医院，轻伤者则由军委会野战救护处分送苏州等地”，昆山伤兵分发站由此建立。
    “昆山为伤兵集转之地”[24]，来昆伤兵自是源源不绝，然因舟车缺乏，运输困难，致使伤兵一拨未走、一拨又至，分发站内人满为患、不敷容纳。旋不得已在兴学路另觅住宅两座为临时收容处所，不幸的是该处被日机炸毁，伤兵死亡多名，物质损失重大。鉴于形势的日益恶劣，只得在运输较为便利的青阳港畔架起12顶民立女中童军营帐，并加以伪装避开袭击，救护队全体队员在不利条件下仍继续工作，“迨后前方战士奉令西移而敌人踪迹亦逐渐迫近，该队人员仍镇静处理，将轻伤者分别用舟车运苏，能步行者则步行，至苏而重伤者搬运至帐内或河畔遮蔽处候船运送”[25]，直至形势急迫、无受伤兵士转运时，才于11月13日晚奉命撤退，途遇日机轰炸，九名队员生死未卜。

四、江苏分会救护的几个断面——以吴县分会为例

    经历了1932年沪战救护的“练兵”，江苏红分会在此次救护行动中更显主动活跃、沉稳周全，尤以吴县红十字分会声势最为浩大。
    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时，吴县红十字分会就在新老会员的倡导响应下，“与总会方面接洽后，已在着手筹备组织”救护队[26]，特聘吴县县立医院院长杨和庆和张卜熊医师筹组救护总队，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救护总队”，杨和庆、张卜熊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后吴县医师公会发动苏地医务人员，又分区成立了5个救护分队，由蒋育英、范补程、徐维达、王畿道、林苏民等医生任分队长。救护队成立以后，众多青年学生和店员纷纷志愿加入，吴县中医公会更是组织青壮年中医进行战伤救护训练后，将他们编入救护总队。[27]可以说，吴县分会救护总队及其分队的成立，为吴县红十字分会接下来的淞沪战争救护在组织结构、人员编排和业务水平上奠定了基础。
吴县分会在沪战中的具体活动包括：

（一）救护机关的建立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吴县红十字分会即组织救护总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救护总队大检阅和救护演习，“队员均身穿草绿色制服，臂带白底红十字袖章，接受检阅和参加救护演习”[28]，县立医院的救护车也随队参加演习，随后全体队员出发各地实施救护。此后，吴县红十字分会立足自身，又成立若干救护机构，简要情况如下表：
表1：1937年吴县红十字分会救护机构简表
救护机关名称
地址
负责人
吴县红十字会分会
城内悬桥巷
钱梓楚会长
急救队
普益社
林苏民队长
吴县分会城外办事处
普益社
诸重华主任
吴县分会车站办事处
平门口
唐克敏主任
伤兵转送所
 
 
掩埋队
 
 
担架队
 
 
救护队
 
 
药材管理处
乐群社
 
后方办理处[29]
宁波会馆
 
    资料来源：《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急救队驻在城外办事处，由医务人员组成，有队长1人，分队长8人，医官8人，护士12人，担架队员160名，“为全县收发转送伤兵之总站”，以“救护、临时包扎换药及收发输送全县伤兵之出入”为其职责，“专司受伤官兵到苏时分派各医院收容，如系重伤先行抢救”[30]，他们分赴全县各处救护伤员，“日夜工作，最为紧张”[31]。
为便于输送转运伤兵，吴县分会成立城外办事处和车站办事处。
    吴县分会城外办事处设在阊门马路普益社，与急救队在同一地点办公，聘主任1人、助理1人、职员4人，其中主任由诸重华担任。城外办事处主要担任城外救济等工作，担负受伤官兵到处时的食物供给、车辆调拨、初级护理及护送赴院等事务。
    车站办事处设在火车站，主要承接转运来的伤兵的任务。办事处内有主任1人、职员22人、救护队员18人、护士6人，“分司照料受伤官兵及分派车辆护送等事”[32]。并在车站附近建伤兵招待所，临时搭盖十多只草棚铺板床供给伤兵临时休息之用，其中的一部分队员常驻苏州火车站，抢救前方转来的伤员和遭受日机轰炸的受伤群众，有的救护队员更是随车护送伤员辗转至大后方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救护工作，走上革命的道路。
    吴县分会还设有伤兵转送所一处，“专为收容自前方来苏之伤兵，以后方其他各处挤满或交通不便而不能离苏者，暂时予以换药及休息，俟运输有便，有地可送时，即转送后方各处”。
    分会又组织了两队掩埋队，“均选深于掩埋经验者任之”[33]，每队42人。
    此外，“吴县红十字分会原有担架队一百二十人常川驻苏服务嗣奉”[34]，后添设4中队，每队150人，连长官在内人数共计800左右。
    又有药材管理处一处，地址在宫巷乐群社，聘请专员5人，专事药材管理，分配各项治疗应用物品，且均由专家办理，以专责成。
    这些机构在救护伤兵难民的过程中，起到了沟通战场前后方、协调各组织工作的重要作用。

（二）收容、诊疗伤兵

    在战争当中，治疗伤兵是救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伤兵医院作为伤员临时的“家”，是必不可缺的。为此，吴县分会特地开办6所伤兵医院。吴县红十字伤兵医院总院院长由余生佳医师担任，红会会员美籍医生荣梅生等都志愿参与到伤兵救治的工作中来。现将伤兵医院列表如下：
表2：1937年吴县红十字分会伤兵医院统计简表
院名
院长
收容量
院址
吴县分会第一医院
顾月槎
500名
公园路草桥苏初中
吴县分会第二医院
杨和庆
160名
沧浪亭县立医院
吴县分会第三医院
沙罗门
＜190名
天赐庄博习医院
吴县分会第四医院
荣梅生
＜150名
齐门外津泾塘福音医院
吴县分会第五医院
张卜熊
150名
阊门外四摆渡
吴县分会第六医院
方嘉谟
200名
新桥巷苏女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吴县分会第一医院有病房34间，常驻医师5人、义务医师13人、看护60人及药剂师18人，收容的伤兵均属轻伤者，住院三四日伤势好转后就将他们转送到后方。第二医院原为县立医院，因此设备相当完备，院内有医师7人、护士20人，“对于折骨破皮流血者均送该院”。第三、第四医院在性质上犹如特约医院，经费充足，然因伤兵过多，病床缺乏，“原有病房不敷收容”，只得另行搭床或安置伤兵于地板上，其中前者设施条件为各伤兵医院之冠，“尤专门于接骨”，有医师12人、护士38人；后者 “设备完全”，虽“工作人员颇感缺乏”，仅有医生5人、护士6人，但都“甚为努力”。第五医院院址为原更生医院，有医师7人，“内三人为常驻”，护士20多人，另有2名德籍医生每周来院两次。第六医院组织较完备，分医务、事务两大部，有常驻医师4人、义务医师8人、护士26人，并筑有能容60人的防空室。
    前线伤兵主要由火车、船只载送苏州，其中火车“非受特殊事变之阻隔，每晚均开驶一次”，伤员运至苏州后，急救队即派担架队员将重伤员接下登记后，分送各伤兵医院诊治，轻伤者“仍留车内，由吴县后援会派人照料，分发馒头、开水，再行运送他处”[35]，偶有汽车运来之伤兵则直接送往急救队办事处。等到病员伤势稍有好转后，就由担架队扛抬、临时雇人力车，或由伤兵转送所转运至他处，以留出空位收容新的伤兵。
遇有日机频繁空袭苏州之时，每日伤亡兵民达二三十人，担架队便在警报解除之后，外出寻找受伤兵民送医院救治。虽然救护队员已竭尽全力，但因救护汽车的缺乏和情报网的不健全，致使救护无明确目标、效率下降。
   关于伤兵在院治养的费用，吴县分会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五角者即二角伙食三角药料”，第二医院则“规定七角者即二角伙食三角药料二角办公费” [36]，第六医院每位伤兵更是平均花费九角至一元不等，而原为营业性质医院的第三、第四医院，其手术、X光需另行收费。

（三）关怀、救护难民

    1937年，自沪上战事再次爆发以后，吴县红十字分会即遣派专轮先后7次赴战区救回难民6000多人，后又有难民116854人由各方遣送或自动逃难至苏，按从8月14日起至10月31日止共79日计算，平均每天就有超过1500名的难民到苏州避难，战争初始之际，难民来苏更是势如潮涌，“每日恒至四五千人左右”，救济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
于是，分会便组织了7个难民收容所，饥则食之、寒则衣之，收容难民达数千人，另负责运输、供应、联络、交际等工作，同时募捐法币28250元来赈济灾民。[37]为便于这些难民收容所联络，分会设有难民收容所联合办事处，共有职员16人。
    后经车站办事处商准，车站陆续发车分批运送难民回籍。但由于“难民到站人数既多，而到车时刻复无一定，若任其拥挤喧哗，不特妨害秩序且失礼”[38]，难民到站候车也往往需一二十小时之久，吴县分会遂派人至站分送面包、大饼作干粮，并在车站附近建砌水灶以供饮水。进而又择定四摆渡空地建搭可容2000人以上之大凉棚2座作为难民候车处俾资休息，设办事员8人，并有壮丁随时会同照料，为避免人数过多而造成的混乱无序，乘车回籍的难民还须事先由候车处造册编号。
据统计，“截至十月三十一日计，遣送回籍者达十一万一千一百九十九人，其无家可归者尚有五千六百五十五人不得不留苏收容供以给养，所需粮食先由本会救济组委托粮食行业公会赴锡采购籼米三百石，继由本会两次函请吴县县政府拨济仓谷六千石”[39]，遇有疾病者均由吴县中医公会医员义务治疗，至被炸伤或患疫者则送第二伤兵医院或急救队诊治。又因“冬令气候渐冷，各难民无衣无褐，情状尤为可悯”，吴县分会救济组组长曹崧乔君不忍坐视，独力捐助法币5000元，指定为购置难民棉衣棉被费用，并派员调查难民确数购置发给。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一部分救护队随军西撤，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的工作旋不得不停顿。
    此外，常熟红十字分会亦延续了1932年沪战救护的精神，在“‘八·一三’战争期间对战地难民、伤病兵员，进行过救护医治。”[40]面对日舰向高浦口、野猫口一带的疯狂炮击和强行登陆，分会组织了救护队，队员冒着炮火奔赴战地，实施战场救护。同时，分会又设立伤兵医院、救护站和难民收容所：在西门逍遥游设伤兵医院，收治受伤兵士；在城内百忍堂设总救护处，后虽遭受日机轰炸，迁西门外黄家祠堂后仍坚持办公；并在东市河俞宅和庞宅设救护分站2处；又于大东门总官庙设一难民收容所，配备轮船2艘专事接送前线伤员和救护难民，凡贫困无处投宿的难民，均由常熟分会接待安置于收容所内。后为解决临时伤兵医院和难民救护等项经费问题，分会于1937年8月15日发出“紧急征募”启事，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收到中国实业银行捐助的法币50元，及“社会人士捐助的衣被、食米、手巾、茶叶等实物”[41]。常熟沦陷后，分会旋停止活动。
是役中，镇江分会也开展了募捐、慰问前线抗日将士等一系列活动，还组织伤兵医院和救护队，赴战地救护伤兵和难民数以千计，并组织力量掩埋惨遭日军枪杀的中国军民尸体。[42]
    1937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轰轰烈烈的江苏红十字分会沪战救护运动遂告结束。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博爱慈善的奉献品质为江苏红会的抗战救护历史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作者为苏州大学硕士，现任职于苏州市苏苑中学）


[①] 庞京周：《抗战中救护事业底一个断面》，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②] 王道伟主编：《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6页。
[③] 朱文新：《中国红十字会的战时救护工作》，见1946年《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4。
[④] 庞京周：《抗战中救护事业底一个断面》，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⑤]《在京设立首都办事处之经过》，原载《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58期，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⑥] 胡兰生：《贡献抗战贡献和平——出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⑦]《在京设立首都办事处之经过》，原载《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58期，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⑧]《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况》，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1946年编印，第3页。
[⑨]《红十字会在京筹设伤兵医院》，《申报》1937年10月5日。
[⑩]《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伤兵工作》，《新华日报》1937年12月9日。
[11] 庞京周：《抗战前两年中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参见张建俅：《抗战时期战地救护体系的建构及其运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中心的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36期（2001年12月），第135页。
[1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以外其他各地救护事业概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7。
[1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首都办事处所设首都医院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7。
[14]《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编印，第5页；《革命文献》第100辑，第168页。
[15]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6]《中国红十字会将恢复野战救护队》，《申报》1938年4月6日。
[17]《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况》，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1946年编印，第1页。
[18]《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编印，第5页。
[1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南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十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14。
[2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南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十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14。
[21]《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六届万国红十字会上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3198。
[2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南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十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14。
[23]《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概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号Q0—12—611。
[24] 胡兰生：《贡献抗战贡献和平——出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25]《昆山伤兵分发站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8。
[26]《红分会组救护队》，《申报》1937年7月31日。
[27]《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8年第2期，第62页。
[28]《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8年第2期，第62页。
[29] 詹一先主编：《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3页。
[30]《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32]《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3]《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4]《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3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37] 朱君辑、李纯华主编：《江苏省志·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7页。
[38]《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9]《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红十字月刊》总第29期。
[40] 瞿鸿烈主编：《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8页。
[41]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42] 张世闿等总纂：《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 [点击查看详细] ]]> Tue, 30 Jun 2009 03:56:06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1562 [图书评论]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555 中国红十字会研究的新葩
——读周秋光教授著《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
屈小伟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慈善史研究的深入，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2004年是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在此前后不久，海峡两岸出版了三种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著作，即台湾张玉法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大陆孙柏秋主编的《百年红十字会》和池子华先生撰著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而周秋光教授是在该领域最早起步的学者之一，他在2000年即在《近代史研究》刊出了两篇研究论文。多年来，他潜心钻研，创获颇丰。他200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20世纪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书为《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这无疑又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增添新葩，有利于填补学术界以往在此研究领域的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实在可喜可贺。
    周教授的新著《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以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和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期为研究范围。从中国红十字的成立、起步、发展到影响中国社会和国人生活，到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到救助灾难深重的中国从水深火热的深渊中重新恢复过来，并继续运行、变迁、发展和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分别展开研究论述，以红十字会运动来观照社会与时代。全书结构合理，层次分明，以晚清和民国北京政府两个时段分为上下两篇。在研究内容上，上下两篇都各分作四章，又都分别从四个方面切入：一是观照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从纵向论述其历史进程；二是观照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行政，从横向剖析其运行机制；三是分类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各种救护和赈济活动；四是考察和透视中国红十字会所参与的国际交往。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都起着促进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作用，可谓善书结善果。
   《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一书既对20世纪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又对中国红十字会内部所奉行的一套完整、合理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通过对红十字会从事的战地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和社会服务等人道主义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红十字会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考察，力图全方位再现中国红十字会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博爱人群”的风采，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该书有史有论，据史立论，既有史料的广度，又有论证的深度。具体而言，该书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是史料详凿，言之有据。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作者在史料上作了一番切实的功夫。作者搜集史料可谓不遗余力，其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南京及本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处。此外还不远万里多次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学府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使论著在史料发掘、引用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只要翻一翻《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就可以发现该书占有资料之详尽，征引范围之广博，格外引人注目，可谓该书的一大特色。全书20余万字，引证资料注释多达700余处，而且多数为档案、日记、奏折、公牍、书信往来等第一手资料，如《红十字会致中外慈善家公函》、《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广告》、《红十字会特告》、《红十字会月刊》、《使西日记（外一种）》、《清季外交史料》、《外务部档案》等等。此外还有大量来自于《申报》、《中外日报》、《中华民国政府公报》、《东方杂志》、《民立报》以及《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安立德致美国红十字会报告》和《Sague致美国红十字会函》的各种中英文资料。总之，该书依据详凿扎实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存真辨伪，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言之有据，毫无空泛，真正做到了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该书摆脱了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著者采取了大量的计量方法去讨论所提出的问题，从书中多次出现的数据可看到这一点，也足见作者用力之深。计量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其计量结果很有意义，具有较强的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如对湖南红十字分会参加1913年癸丑救护人员的统计，以及对各地捐助者的身份、捐助类别、捐助数额等方面进行了颇为繁复的综合统计。通过这些数据分析，我们大体可对当时红十字会的发展规模、概貌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然而，本书并没有囿于一种研究方法，还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并借用文化学、比较史学的多种方法进行科学的、多层次的透视与研究，对红十字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视角独特，视野开阔，凸显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大胆尝试，多种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使该书视角新颖，气势恢宏，也新人耳目，引人入胜。
    第三，考察全面，论证有力。该书不断全面地阐述了红十字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业务范围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对其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把握；而且对总会与分会、会员与分会的发展、红十字的宣传和经费收支情况，红会与政府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会内行政运作机制等都有细致的探究。通过纵与横的比较研究，作者对该时期的红十字会运动做了多方面的深入剖析。例如，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的时间问题，史学界有两种看法，即1904年之说和1912年之说。作者通过对红十字会入会程序等一些基本问题的了解，从《万国红十字联合会规约》入手，阐述了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程序。再结合中国此时的实际情况，以“1904年7月8日中国并没有设立自己的红十字会，何来被承认之有”的有力反问，论证出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联合会，得到世界各国红十字会承认是在1912年1月12日。再如，在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经费具体来源的审视中，根据各捐输者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职业等，作者将他们概述为四类。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的论析，进而揭示他们投身慈善事业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纯属慈善之举，但有的是受迷信心理或因果报应思想的支配，有的则是换取声名以为晋身之阶。持论准确可信。由此，不仅此时段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整体面貌得以呈现，而且红十字会运动的深刻涵义也更加得以展示。
    第四，观点鲜明，新见迭出。作者凭借其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思维品质，对许多问题作了精辟分析和独创提炼，进行了理论创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动力；作者则提出还有社会调节，而慈善事业即属于社会调节的一种。面对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团体和个人发挥了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使社会从动乱、危机和崩溃之中回复过来。作者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慈善救助及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的事实考察，论证慈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是社会调节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此外，作者对中国红十字会在20世纪初期所从事的慈善救助事业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慈善事业在此时呈现出新变化和新动向，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中国慈善组织的两难局面。通过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行前后比较，从而阐明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及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脉络、特点和规律。
    当然，《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的特色不止于上述几则。总体而言，周教授这部新著能够立足新角度，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见解，无论在深度抑或广度上都取得了新的超越。但大概由于体例及篇幅受到限制，本书对某些问题没有论及或者没能充分展开。如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京会、沪会矛盾的产生、化解及其对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影响。尽管《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有细微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玉。该书的出版，对中国红十字会运动和慈善事业史的广泛深入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点击查看详细] ]]> Tue, 30 Jun 2009 02:57:44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1555 [诗文随笔]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554
 
实践的呼唤  前进的脚印 
——从“破冰之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想到的
张立明
 
    参加4月10—12日在苏州召开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受益非浅、感慨良多。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江苏省红十字会会长吴瑞林称之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的开端和破冰之旅，意义确实深远。据自己所知，这还是第一次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处、红十字会和大学共同主办的，由社会学专家、教授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可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确实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也是中国红十字运动100多年来在理论和工作研究方面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必然要求。
    有三位伟大的哲人说过这样三句话：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实践、认识，再认识、再实践，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中国红十字运动也是如此，从它诞生到事业发展，都离不开知识的传播、理性的思考和理论的指导。
    在有着仁爱文化传统的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诞生于日俄战争的1904年，是为拯救和保护饱受战乱之苦难民之需要。而此前，已经历了多年的舆论宣传。如上海《申报》自1898年5月至1899年4月，就先后发表了《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历史节译》、《红十字会说》、《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章。孙中山、孙淦分别翻译和出版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和《博爱》一书，这些知识介绍和理论阐述，使国人和清政府认识了红十字会，并为它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在战争年代，随着战场救护、赈济救灾和其他业务工作的拓展以及组织发展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创办发行《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会务通讯》、《红十字月刊》，既是向社会大众传播红十字知识的重要媒介，又是理论探讨、指导工作的一个有效途径。《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收录的八篇论文可以说是其中的精华、代表。其中关于人道主义的作用、红十字会服务信条、红十字会的基本原则、红十字会的基本任务、红十字会的性质与任务、募集事业基金的意义和如何举办红十字周等文章，至今仍有学习、思考、借鉴和指导的价值。如“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目标、扩大三大财源（会费、募捐、遗产馈赠等公私协助）、四种宣传方式（图文、口头演讲、电影戏剧、业务活动表演）等等。特别是关于“红十字会服务人群，不仅是消极的救济，而是积极的寓教育于服务，唤起民众，人人互助，自助助人，减免灾害，增进幸福”的观点，仍很有现实意义。正是这些理念的指导，中国红十字会在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除战场救护、救济灾民外，在社会服务、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光荣的脚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经过改组，作为“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为交流研究和指导工作，中国红十字会于1950年9月创办《新中国红十字》。李德全会长根据新的工作实践和调查研究的成果，在《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发表《新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方向与发展步骤》，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指导了全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和工作开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红十字会除大力开展群众防病治病、普及救护和卫生知识、培训红十字卫生员、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外，在协助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组织赴朝国际医防队、开展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其他团体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的历史时期的红十字工作呼唤着理论的指导。1980年《中国红十字》（后改为《博爱》）杂志复刊，1987年开始创办《中国红十字报》。北京市红十字会把新形势下的红十字工作基本任务概括为“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成了广为流传的红十字工作的指导思想。1985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四大”修改章程中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以实行人道主义为宗旨”，人道主义前面取消了限定词，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突破，大大拓宽了红十字会的人道工作领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宣传部长熊世琦在1988年11月5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的《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起源用其在我国的发展》，第一次提出“红十字人道主义”这个概念并进行阐述，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四大”提出“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到“五大”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既是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又为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提出了新的重大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红十字会新的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在立法上的重要成果。同样，“以法建会、以法兴会、以法治会”又是新的工作任务和理论研究的课题。中国红十字会“六大”以后，根据顾英奇常务副会长的要求，总会曾连续两年组织“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研讨，不过当时范围太小，主要有袁天义、梁少华、何钟生、张霞、龙军胜等十来位红十字会专职干部参加，但也还是有所收获，对“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也有初步轮廓的概括。中国红十字会“七大”将依法建会的基本思路和方略概括为“一、二、三、四、六”，对全国红十字会推进理顺管理体制、开展三项博爱工程和理论研究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八大”提出了“加强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增强工作的自学性、创造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并将其列入五年发展规划。为了提高工作研究和理论指导的层次，总会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红十字事业发展战略、理顺红十字管理体制等课题研究，总会多次召开“红十字博爱”高层论坛和组织建设、宣传筹资、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专项工作的研讨和培训班，有力地指导了各地工作的开展。总会还多次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等论坛，彭珮云会长和江亦曼、苏菊香、郭长江、王海京等几位领导都带头参加并发表演讲，同时积极参加其他部门和有关省、市红十字会举办的论坛，在加强和支持理论研究、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指导实际方面起了示范作用。
    在总会倡导和支持下，有些省、市、县（区）红十字领导重视理论研究，出了许多好的成果。湖北省红十字会1990年8月公开出版的《闪光的红十字》（尤新德著，湖北科技出版社）一书，除介绍红十字基本知识外，理论探讨与工作研究就有15章，至今值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学习和思考。上海市红十字会先后公开出版了《红十字理论与实践》、《社区红十字服务》等书，汇集了社会学专家、有关部门领导和红十字工作人员撰写的理论文章、调研报告和经验总结。济南市红十字会2005年10月出版了《红十字精神与建设和谐社会》一书，同样很有现实意义。苏州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于2005年合作成立的“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首次实现了大学研究机构和红十字会组织、专家学者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资源共享的长期合作，迅速彰显出明显的优势。池子华教授带领一批年轻学者致力于红十字运动研究，其队伍的规模、资料的占有、研究的范围可能在全国位于前列，许多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红十字运动历史研究的空白，其工作得到了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和总会的关注和支持，得到了彭珮云会长的赞扬和肯定。
    江苏省红十字事业“十一·五”发展则划已列入了省“十一·五”社会事业专项发展规划，“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和建立研究基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已列入了省财政专项预算之中。根据吴锡军会长要求，2006年11月省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举办了“以博爱心怀构建和谐社会”的国际交流研讨会。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马文德，哈萨克期坦国家红新月会代表团，德国勃兰登堡州红十字会、挪威援华项目、国际SOS组织和港澳台地区红十字组织代表，苏州工业园区外资企业老总、南京大学和省社科联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150多人参加研讨，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海京受江亦曼常务副会长委托到会发言。不久前，省红十字会与苏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将其作为“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
    以上只是我国红十字运动理论探讨和工作研究的太仓一粟，但仍从中看到了理论研究对实践指导和事业发展前进的脚印。“外促和谐世界、内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机遇需要红十字会更加有所作为，新的实践呼唤着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高层次上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指导，中国红十字会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部署和开展红十字运动研究。在这次研讨会上，江亦曼常务副会长不仅宣布即将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理论研究会”，而且明确了三项指导原则，初步提出了历史、理论和应用（实用性）三个方面研究的课题，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灿烂之花将绽放，并必将结出红十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丰硕之果。
（作者为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红十字光辉照千秋
——献给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
葛毓臣
 
在瑞士苏黎世的苍松翠柏间，
一座白色的大理石纪念碑高耸云天。
石碑正面：一位白衣战士跪在地上，
给一个伤兵喂水喂饭。
石碑背面：镌刻着一个闪光的名子：
“琼·亨利·杜南”。
石碑下，人们久久地瞻仰——
他那可亲可敬的风采，
石碑下，人们深深地缅怀——
他那光辉的业绩、卓越的贡献……
 
(—)
 
时光闪回一百年前，
一八八七年七月的一天，
一位两鬓银丝的老人，
在瑞士海登小村孤独地蹒跚。
孩子们注视着这个忧郁的人影，
弯腰驼背实在可怜!
他住在“天堂”旅馆，
却没有一件换洗的衣衫。
人们以为他年事很高，
其实他才走过人生的五十九年。
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
逼迫他到这里避难。
他的右手因患湿疹发炎，
连握笔写字都十分困难。
他却顽强地用颤抖的手，
书写着坎坷奇特的自传。
呵，他的生活是那么寂寞冷清，
但不是只有枯燥和厌烦；
回首往事是那么令人心酸，
可也曾有过快乐和笑颜……
 
（二）
 
一八九五年的一天，
一位记者来到海登医院。
同这位神秘的老人，
进行了彻夜长谈。
老人激动得嗓音沙哑，
泪花滚滚滴湿了衣衫。
那炽热的感情再也压抑不住，
象开闸的激流奔腾翻卷!
博恩布尔格尔的报道，
象来自天外的一块陨石，
掉进平静的日内瓦湖，
顿时激起汹涌巨澜!
瑞士全国轰动了!
整个欧洲轰动了!
谁曾料到，那穷困孤独的隐士，
竟是红十字的创始人杜南!
法国人民为了杜南的事业，
发动了一次公开的募捐，
一千名俄国医生一致决定：
把“莫斯科奖金”赠给杜南。
一些国家的红十字组织，
推举他为荣誉会长、荣誉会员。
亨利却把全部奖金，
全部向慈善团体捐献。
 
（三）
 
一八二八年五月八日，
杜南生于一个商人之家。
父母有着良好的教养，
宽厚豁达与人为善。
“对人要体贴关心，
要乐于助人解决困难”
父母的教诲和行动，
使他幼小的心灵
罩上了人道主义的光环。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
便经常利用空闲时间，
走访病残的人们，
给他们热情的帮助和温暖。
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
走进日内瓦监狱的高墙深院，
朗读历史和科学书籍，
用人道和知识感化案犯。
他发起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
热心帮助老弱病残，
他们高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
呼吁把奴隶制度埋葬九泉!
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尊严，
年轻的银行家，
两眼盯视的不是万能的金钱。
而是不幸人们的苦难，
两手没有伸向发财的市场，
而是啼饥号寒的深渊!
 
（四）
 
战争——这个罪恶深重的魔鬼，
它给人类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一八五九年六月，
索尔弗里诺战役进入最后阶段。
战斗虽然仅仅十五小时，
法、奥两军死伤却逾四万。
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令人目不忍睹毛骨悚然!
杜南来到卡斯蒂利奥镇，
那里的情景更为悲惨：
九千人拥挤在街道和教堂，
苍蝇乱飞、血污满地、臭气薰天。
小镇徘徊着死亡的幽灵，
痛苦的哀嚎撕心裂肝：
“水，快给我水，
我受不了这痛苦的熬煎……”
杜南忘掉了自己的一切，
日以继夜地抢救伤员。
他用仅有的医学知识，
为伤兵包扎止血、清理创面，
他用臂腕托起伤兵的头颈，
倾听垂死者的血泪遗愿……
他动员牧师和居民，
建起一个个救护站，
抢救伤员的生命，
给他们喂水喂饭。
“四海之内都是兄弟，
面对苦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杜南的肺腑之言，
拨动了众人的心弦，
多少濒临死亡的士兵，
重新扬起希望的风帆。
 
（五）
 
索尔弗里诺的战火，
虽已熄灭了两年，
那腥风血雨的疆场，
却天天在杜南的眼前浮现。
对战争深恶痛绝的烈火，
时时燃烧在杜南的心田!
他怀着无比的愤怒，
怀着对死难者的同情感，
写下了《索尔弗里诺回忆录》
一八六二年在日内瓦出版。
一字字，
都凝结着伤亡士兵的血泪，
一句句，
都是刺向战争祸首的利剑!
杜南的著作引起强烈的反响，
一位学者写了自己的观感：
“读着这一页一页的控诉，
我内心的感情深受震撼!
它较之荷马的史诗，
更优美万千!
每个读完这部著作的人，
都会燃起诅咒战争的怒焰!”
杜南在书中向社会大声疾呼，
向各国首次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战俘，
确保伤员的中立和生命安全，
组织志愿救护者团体，
不分国籍、种族和政治信念。
抢救战场上的伤残病号，
以补充军队中的医务人员……
有力的呼吁，衷恳的建议，
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称赞!
法国的大作家雨果，
向杜南致以诚挚的祝愿，
一些国家的王公、贵族，
也表示支持杜南的真知灼见。
“回忆录”象嘹亮的号角，
唤起人们对和平统一的渴求，
“回忆录”似进军的战鼓，
激励人们为人道和公正而战!
 
（六）
 
杜南的人道主义事业，
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从此他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
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勇向前!
日内瓦公共福利会，
一致同意杜南的意见，
决定成立五人委员会，
于一八六三年二月创建。
一八六三年十月间，
十六国政府的代表相聚日内瓦湖畔，
召开首次国际性会议，
杜南担负大会秘书的重担。
大会提出成立民意救护团体，
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草案。
为了表示对杜南先生崇高的敬意，
为了表彰东道国对会议的贡献，
代表们一致同意，
以瑞士的国旗为标志——
五个正方形组成的红十字，
镶嵌在纯白底色中间。
一八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是红十字宪章通过的一天，
从此国际红十字会宣告成立，
红十字运动开始了新的纪元!
在红十字的光辉照耀下，
一八六四年八月间，
十六国再次召开会议，
通过了“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它改善了战地陆军伤员的待遇，
它是以后所有“日内瓦公约”的发端，
从此，红十字事业
在五洲四海名声大振、蓬勃发展!
 
(七)
 
为了推进自己的人道观点，
杜南耗尽了精力和金钱，
他无力经营父亲创办的银行，
背上沉重的债务宣告破产。
从此他陷入贫困的境地，
生活何等凄苦艰难!
他付不起房租，
只好蜷缩在车站的长凳上度过寒冷的夜晚。
他饿得头昏眼花，
口袋中却没有买一块面包的钱!
百万法朗的债务，
没有把杜南压弯!
饥寒交迫的生活，
没有把事业中断。
他上书金尼皇后，
提出改善战俘境遇的意见，
他参加战地服务队，
到前线救护慰问伤病员。
在巴黎公社期间，
杜南以高度的热情和勇敢，
从巴黎联邦的屠刀下，
营救出大批难民和伤员。
 
（八）
 
一八九○年，
杜南在海登创办了一座济贫院。
六十二岁的杜南，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点。
两年后，他住进这个疗养院，
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八年。
一九○一年，
他获得了首次诺贝尔和平奖金，
表彰他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
一九一○年十月三十日，
一颗璀璨的巨星熄灭了它最后的光焰，
杜南——为红十字事业奔波一生的勇士，
永远闭上了疲劳的双眼……
 
（九）
 
巍巍青山垂泪，
茫茫大海呜咽。
呵，亨利·杜南——
你是善良的化身，
你是公正的法官，
你是和平的天使，
你是人道的典范!
你的高尚行为，
如江河行地；
你的卓越功勋，
如日月经天!
你的光辉形象，
将永远刻在人们心中，
你的壮丽事业，
千秋万代金光灿灿!
呵，伟大的亨利·杜南，
离开我们已有九十多年。
他未竟的宏图夙愿，
正由千百万红会会员实践，
他崇高的人道思想，照耀着人们奋勇向前!
（作者单位：山东省红十字会）

 
微尘有情  再铸大爱
青岛市红十字会
 
    2004年的最后一天，一对中年夫妇急匆匆地走进青岛市红十字会，掏出五万元现金，说要代朋友向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在为他们开具捐款收据问到姓名时，这对中年夫妇说：“人都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自己的这位朋友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做的事也很微小，就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她只想平静地做些该做的事。如果非要留名的话，就写上‘微尘’好啦。”中年夫妇提到的这位热心公益事业、化名“微尘”的人引起了新闻媒体和市民的广泛关注。一场寻找“微尘”的活动悄然拉开了帷幕。
    就在寻找“微尘”的过程中，在岛城的一家医院里“微尘”再次出现，而这次“微尘”的出现又显得更加的神秘。
    江苏省赣榆县的普通农民柏莉，和丈夫一起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打工，身患肿瘤瘫痪在床，眼看着手术时间越来越近，医疗费还是有数千元的缺口。病房里的柏莉心中十分焦急。可就在第二天早晨，柏莉在枕头底下突然发现了3000元现金，在留下的纸条上赫然写着“微尘”的字样。
    一个“微尘”没有找到，却涌现出成百上千个“微尘”。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在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农村，在一个个募捐站上，你会频频听到“我叫微尘”的自豪回答；在一本本募捐册上，你会屡屡看到署名“微尘”的一笔又一笔捐款。
    朋友们，一个“微尘”也许真的微不足道，但千千万万个“微尘”却足以汇成爱的海洋。
    去年的9月14日晚，一辆江苏牌照的救护车驶进青岛解放军401医院。来自江苏赣榆一岁零两个月的女婴彭真真，因被搅面机绞住手臂，情况十分危急。手术室外，当真真的奶奶得知手术治疗费用需要几万元的时候，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惊动了住院的市民，当人们得知真真和其家人的境况后，纷纷解囊，慷慨相助……
    第二天上午，当真真的爸爸赶到401医院时，真真的奶奶告诉他，孩子得救了，前期的费用已经有好心人帮助给交上了。奶奶说，好多与自己口音不同，跟自己从不相识的人们都来帮助咱们，可是因为自己不识字，连一个恩人的名字都没记下来，不知道日后该怎么报答人家呀！
    其实，感受到青岛 “微尘”之爱的岂止是彭真真一家人。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江苏媒体刊发的一篇评论吧：
    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爱的举动，怎样把一个惨烈的事故修补为温馨的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愈显动人，是因为对异乡市民的真情演绎。
    作为一个全国文明城市，青岛的确让人们见识了它的心态，那就是包容。那些善良的青岛市民的举动代表了城市的行为，他们没有在捐助上留下地址和姓名，但是，对于一个异乡人来讲，这些好心人都有同样一个地址：青岛，都有同样一个名字叫：“微尘”。受助的彭真真的父母毅然将彭真真的名字改成彭青岛，将这份爱铭刻在孩子的生命里，以后，每当有人呼唤这个名字，那都是对这座城市的传颂……
    是的，在这个弥漫着“微尘”爱心的城市里，真诚、善良、包容和高尚成就的爱心，就像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一样与我们同在。作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我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而感到自豪。
    青岛的“微尘”引起了公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国内的各大新闻媒体，都对此多次予以报道。
    2005年“微尘”全票当选了第二届“全国十大公益之星”状元，并在“中华慈善奖”中金榜题名！2007年荣获山东省道德模范。同年“微尘”以它的“大爱无声”当选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从而成为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爱心群体。
    正如“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对“微尘”给出的感动印象所说：“它来自人群，像一粒尘土，微薄、微细、微乎其微，寻找不到又随处可见。它自认渺小却塑造了伟大。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一座城市的良心。”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微尘”，因为“微尘”就在你我身边，就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微尘”精神的感召，悄然作着“微尘”的善举，他们的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社会角色不同，甚至他们的信仰、肤色和国籍也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当别人、当社会需要自己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来证明：我就是“微尘”。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岛城人们的心，众多的微尘们更是空前踊跃，捐款捐物奉献爱心，让微尘这个名字再一次家喻户晓。
    5月13日清晨，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大清早就赶到了办公大楼，可前来捐款的市民比我们来的更早，早已将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会领导当机立断将捐款点搬到楼下大厅，添加桌子、添加人手、添加点钞机，全会工作人员一起上阵。即便如此，捐款的人流还是越来越多，竟然排起了十几支长长的队伍。
    面对着象潮水般涌来的捐款人，面对着象春笋般涌现出的志愿者，我们的心被感动着、震撼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引爆了全市人民心底那储备已久的善举，将一座城市心灵深处最原本的善良和仁爱空前的展现了出来！
    同事们都一直沉浸在这份感动中。
    怎么也不能忘记，在数以万计的捐款者中，有这样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哭着告诉我，她的儿子患病常年卧床无法行走，可当孩子从电视机中看到灾区受伤和遇难的小朋友时，心里十分难过，哭着央求妈妈说，他的病可以先不治，但一定要先救救灾区的孩子，是他让妈妈将攒下的一万元治病钱先拿出来捐给了灾区……，当我们向这位母亲索要联系方式准备日后看望这善良的母子时，却被她婉言谢绝了。“现在灾区还有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成了孤儿，我们应该尽全力去帮助他们”说完这些话，这位母亲就默默的走出了捐款大厅。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位母亲的真实姓名。
    亲爱的朋友们，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脆弱；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懂得爱！这是一位深懂人间大爱的坚强母亲！
    截至2008年6月底，仅我们红十字会就收到捐款捐物2.57亿元。这其中留下微尘这个名字的，占所有不留真实姓名的捐助者一半以上。正如一名留名微尘的年轻姑娘曾对我说：“在这个全社会都奉献爱心的时刻，我愿意通过自己的这次捐款而成为微尘中的一员”。
    让我们感动的是，就在这地震捐款中，岛城的第一个微尘又先后两次委托亲友捐出20万元。让人们再一次在感动中见证了微尘爱的善举、爱的胸怀！
    让我们感动的还有这样一位年近花甲的微尘，这是一位自幼患有骨炎行动十分困难的老年妇女，但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她得知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乘着公交车冒雨辗转赶到红十字会，非要捐上一千元钱。“只要有共产党在，我们什么困难都能扛过去！”老人含着泪留下的这句话，感动的所有在场的人都落了泪。
    还有一位市民在捐款后留下了“中国力量”的化名，他这样向我们解释这一化名的含义，他说“2008年老天爷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考验，在挫折和困难面前我们更要团结一心，让世界看看我们的中国力量！”这话语道出全国人民的心声，这话语掷地有声，更催人奋进！这是微尘精神在新时期的升华。
    让我们感动的还有这样一位特殊的捐赠者。进门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只在纸上写下了她想捐款的愿望，原来这是一位聋哑人。她从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1300元钱和一张存折，这是她的工资存折，当看到存折上仅剩14.90元时，我和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为她办完手续后，她向在场的每一个人竖起了大拇指，来表达她心中的那份感激和敬意，而此时此刻我们也全都向他竖起了拇指，因为要表达感激和敬意的恰恰应该是我们！也就在这一刻，我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读懂了什么叫大爱无声、大爱无疆。
    这样的事例我们不胜枚举，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我们。众多的微尘用爱心演绎出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传递着人间缕缕真情。
    在“微尘”的家乡——青岛，我们看到在一个80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超过40万人登记常年参加志愿者公益活动。这其中，有13000多名奥帆赛志愿者和为数众多的爱心团队，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奥帆中心和城市的各个角落，用真诚践行着“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宗旨，用爱心播撒着“我奉献、我参与、我快乐”，为奥运增光添彩的激情，用微笑传递着青岛这座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奥运城市的动人和谐之美。
    在“微尘”二字里，凝聚了太多的爱，凝聚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凝聚了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力量。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也像“微尘”一样，为自己文明和谐的家园谱写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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