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20期）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红十字会七项原则的贯彻…………………………………………张立明

创新：红十字组织能力建设的动力与活力…………………………………………………许君

浅论红十字文化与卫生文化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吴贤当

加强备灾中心建设  提升救灾实力…………………………………………………………刘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做构建和谐江苏的助推器…………………………………………李红

以宣传为先导  多渠道推动红十字募捐筹资工作…………………………………………李红

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援海地地震述论………………………………………呙盼盼  池子华

                          红会专兼职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以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为例………………………………………………………顾新锋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募捐筹资的思考………………………………………………………唐伯才

以亮点和品牌带动红十字会工作的全面发展………………………………………………刘斌

 创新机制 多元宣传 优化服务推进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可持续发展………苏州市红十字会

改进工作方法  加快事业发展…………………………………………………方正心  庄青生

                      放大优势  做强特色  再攀新高

 ——访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秘书会长孟纬鸿…………………………………………莫寒梅

建国后江苏红十字青少年国际通讯活动述论……………………………………………沈燕燕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与美国红十字会……………………………………………王宁宁 高芳英

                        一部颇见功力的当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新著

——杨红星著《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评介……………………………………贺永田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市红十字会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严晓凤

副主编：马红英  查佐明

执行副主编：邓通  王专   

编辑：代华  吕晓玲  周小蓉  阎智海  傅亮  张智清  呙盼盼

 

 

张立明

 

    在我国，红十字会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否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的领导是否会影响红十字会七项原则的贯彻，特别是能否按照中立、独立的原则开展工作？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阶级性很强的政治组织，而红十字会是在人道救助中不介入政治的社会救助团体，所以这个问题很敏感，因而有些同志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活动是不容置疑的，党的领导只会有利于红十字会把人道工作做得更好同样是不容置疑的。毋庸讳言，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文革”动乱中，我们党对人道主义和红十字会有过偏颇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党内和社会上曾出现过严重违反人道原则的现象。但这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这个错误并汲取了历史教训。同样毋庸讳言的是，我国当前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符合人道原则的现象，但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问题，而正是我们党要通过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来逐步消除的问题。所以，从历史总体和发展方向来观察分析，不论是从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成员的先进性是红十字会遵循七项原则做好人道工作的有力保证和重要动力。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由它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对七项原则之一的“独立性”规定：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并受本国法律制约”，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各国红十字会“依据自身的章程和本国立法”从事人道主义活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四条中规定：“中国红十字会遵守宪法和法律”。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政治上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必须加强对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领导。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言而喻、毫无疑义的。

 

    这里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是否会影响红十字会“公正”、“中立”、“独立”这几项原则的贯彻。因为红十字会在开展救助活动中应“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在冲突双方不采取立场”、“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始终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中国共产党能认可并支持红十字会按这些原则行事吗？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反动政权及其军队以及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对各种犯罪分子进行制裁，这正是为了实施最广泛的人道主义。即使如此，对已放下武器或丧失战斗力的敌方军人或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仍给予人道保护和善待。早在红军时期，就将“不虐待俘虏”作为八项注意之一。抗日战争中，就优待日军俘虏问题，八路军总部多次发出通知：“要给予优待，须以弟兄待遇彼等”、“愿意回去的立即释放”等等，“对违反者均须处分直至送军事法庭”。八路军、新四军官兵极端艰苦、忍饥挨饿，却尽可能给日军俘虏以大米、面粉，甚至水果的供应，还为愿意留下并希望学习的俘虏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该校后予以极高评价。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挨饿受冻，也尽量让美、英等国军队俘虏吃饱穿暖，还为战俘营购置各种文化、娱乐、体育设施，开设英语广播，举办战俘奥运会等。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对美、英等军的伤病员同样精心救治，并派小分队到战俘营开展医疗服务。有的战俘讲：“一生一世没见过这样仁慈和负责任的中国医生，更没见过对战俘这样宽大的军队”（《百年红十字》第311页），有的战俘家属写信赞扬“中国军队是文明之师”、对俘虏“像母亲的心一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22名美军俘虏最后拒绝回国而要到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

    在后来的中印、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中，对印军、越军俘虏同样善待，治伤、抢救和生活照顾，及时而周到，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得到尊重，法国记者参观越军俘虏营时说更像一个休假营。以致于他们获释回国时唱起了“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有的俘虏甚至说愿意一辈子当中国俘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原则的日内瓦公约和两个附加议定书保持郑重负责的积极态度，直至1989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加入日内瓦四公约和两个附加议定书并独立承担所有义务的国家。我国还通过立法将虐待俘虏行为列为军人违反职责罪予以惩治。

    在对待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方面，我国法律规定，即使对死刑犯，他们的人格、尊严和上诉等权利仍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对服刑的罪犯，他们人身、财产、政治三方面权利都应得到保障和关怀，为维护这些权利，还规定他们享有辩护、申诉、控告、受教育、文化娱乐、休息等19项权利。在特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中，监狱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而保护犯人的生命安全的事例也有多次报道。

综上所述，既然我们党和政府对所有人的生命、人格等基本权利的尊重、保护和对所有需要救助的人都能一视同仁，那么，对红十字会按照人道原则不加歧视地救护救助需要帮助的人，也只会给予支持、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了红十字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按照七项原则开展救灾救助和参与境外救援，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法律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论核心和价值目标，是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彻底解放意味着摆脱盲目的自然力、异己的社会关系和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在物质和精神需要、身体和谐力、才能和潜力、人格和道德、兴趣和爱好等各方面得到丰富而充分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但是，在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中，劳动异化和人际关系异化把人变成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人，包括那些压迫剥削他人、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也是在为自己锻造镣铐，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而消灭剥削制度，也正是人对自我异化的扬弃，向人本身、向社会人的复归。所以马克思主义有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见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解放全人类；同时，包含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这个科学途径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进步的，相信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同时认为，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改造客观世界包括对敌人的教育改造；还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世界观是可以转变的，剥削阶级的成员、敌对分子和犯罪分子，也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摆脱反动或错误意识的束缚、认识罪恶和错误，纠正扭曲的人性，树立新的观念，改造成为新人。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这样博大的胸怀，对包括敌对分子在内的所有的人都给以人格的尊重和保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尊重已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同样视为“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各种政策、方法、方式是由此产生的。“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使得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能在很短时间内改造整编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对犯罪分子坚持“犯人是人”的原则：“要恢复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个人始”，因此，确定监管所“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更明确规定了对罪犯坚持“劳动改造与教育学习相结合”并以思想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对罪犯教育改造的成功，使一大批侵略者变成和平友好的使者和新中国的拥护者、建设者，使绝大多数罪犯成为奉公守法、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新人，回归社会后，许多人成为创业者、劳动模范、企业领导者和技术发明者。

     综上所述，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包含着解放全人类这个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对红十字会以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各项原则予以理解和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十字会在指导思想、宗旨、目标、活动原则上虽然有区别，但并不相悖和抵触。红十字会的人道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广泛性道德要求的层次，是向更先进、更高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提升和发展的基础；红十字会的公正原则是我国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妥善协调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使最需要帮助的困难人群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红十字会“志愿”原则，则更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需大力提倡并践行的精神，广泛开展城乡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建立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在整个社会救助中处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第三次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社会“安全网”、维护社会稳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都有积极促进作用。可见，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共产党在宗旨、目标等方面既有层次和范围上的区别，更有相融一致的内容要求。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消灭剥削、消灭贫穷、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为远大理想，以建设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为现阶段奋斗目标，其中必然包含着红十字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和平进步事业”的宗旨，必然包含红十字会“改善最易受损害者境况”的工作目标。但是，红十字会作为社会团体，只能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给困难人群以物质和精神上的阶段性的帮助。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奋斗目标、政策措施不仅在许多方面体现了红十字会的人道原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通过法律、行政、教育、宣传等手段来保证它的实施。同时，通过统揽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来逐步消除产生弱势群体和非人道现象的根源，这也是中国人权状况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绝大多数国家代表赞赏的重要原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先进性，才能更加真诚、更加真实地支持和保证红十字会七项原则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贯彻实施。同样，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中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不仅不应轻视和排斥红十字会的七项原则及救助工作，相反会以更高的思想境界、更加模范地遵循红十字会七项原则和做好人道救助工作。在这里，共产党员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红十字工作者的人道性、公正性完美结合、相得益彰。犹如毛泽东当年论述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时指出的：新民主义革命是要建立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中国，“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同样的道理，从事红十字工作的共产党员，以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规范自己的言行，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就必然会模范地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真诚地遵循红十字运动七项原则，为发展红十字事业而不懈地努力奋斗，否则就不是一个自觉的真诚的共产党人。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社会救助团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开展活动，各级红十字会及其工作机关在会长、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执委会领导下独立自主工作。怎样体现和保证党的领导呢？我认为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1、各级红十字会的领导和领导机构遵守宪法、法律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政治和思想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识，并通过宣传思想工作来推动贯彻实施。各级红十字会遵守宪法、法律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红十字会法》，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规划和开展红十字工作，是坚持党的政治和思想领导的重要体现。

    2、各级党委推荐红十字会的重要干部。各级红十字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重要领导人选，由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推荐，经过红十字会的法定程序产生，这是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领导的重要保证。

    3、各级红十字会工作机关中建立党组织。根据党章规定，具备条件的应建立党组，对红十字会机关及下属单位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做好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对党外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在机关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的组织基础。

    4、红十字会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曾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去服从我们，而是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共产党员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宪法、法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头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将更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

    5、各级党委、政府支持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和工作开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支持和引导各种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和章程开展工作，发挥“规范行为、反映诉求、提供服务”的作用，是党对社会组织领导方式的重要转变。同样，各级党委、政府履行《红十字会法》规定的对红十字会“支持、资助、保障、监督”的职责，关心和支持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加强机构建设，将红十字事业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帮助解决红十字工作中的困难，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人道助手的作用，是党对红十字工作领导的重要措施。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呙盼盼  池子华

 

    加勒比岛国海地于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下午4时53分（北京时间1月13日5时53分），发生7.3级地震（后修改为7.0级），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倒塌的房屋，破碎的街道，流血的伤口，痛苦的哭声……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使得海地在新年伊始就以满目疮痍之态呈现在全球面前。这是海地自1770年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大地震，地震使这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表示将向海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深表关切和同情，中国红十字会也紧急展开了一场跨越大洋的救援。本文就此问题略作考察。

    海地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北部，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面积约2.78万平方公里，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内。从1804年独立至今，海地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动乱、疾病、独裁、30多次政变、飓风以及其他自然灾害成为这个国家200多年的关键词。这些动乱和自然灾害使海地成为西半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全国近2／3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耕作技术落后，粮食不能自给。数据显示，75％的人生活在赤贫状态下，全国只有20％的居民能用上自来水，而文盲率则高达80％。[1]国内枪支泛滥，枪击、绑架事件层出不穷。海地已经成为最穷和最危险的代名词。

    然而，这场里氏7.3级强震让“灾难之国”海地雪上加霜。首都太子港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受灾情况严重，包括总统府和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地在内的数百栋建筑坍塌，通信全部中断，电力供应和饮用水保障极端困难，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海地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1月20日《金融时报》称，地震已经至少造成5万人死亡，25万人受伤，150万人无家可归，而这一数据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刷新，预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在10万至20万之间[2]。鉴于地震后混乱的社会治安状况，海地政府17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经济损失方面，“这场地震将给海地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海地政府3月16日在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公布的一份地震损失评估报告显示，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77.5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损失约为5.2亿美元。报告还说，海地政府估计恢复重建至少需要115亿美元。[3]这对本身脆弱的海地经济来说无疑又是致命一击。

 

    海地地震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震动，全球即刻发起救灾总动员，挽救海地于危难。红十字迅速伸出援手。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20多个国家红十字会赶赴灾区，开展紧急救援、卫生医疗等工作。

首先，及时提供生活及医疗物品援助。地震之后，海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短缺，饥饿跟绝望一步步挑战人们的承受极限，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海地灾区大部分医疗设施都在地震中被毁，许多医生和护士下落不明，医疗机构无法正常运转，药品紧缺，患者成群，灾民命悬一线。1月13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太子港工作人员走访了数家仍在运营的公立医院，并为这些医院和海地红十字会总部提供了紧急医疗用品。这些物资包括治疗约200名住院外科患者所需的药品和其他医疗用品，以及供1000名普通患者使用的基本药品。14日下午，飞机从日内瓦出发，机上载运的40吨物资主要是医药物资和器材，足以支持1万人3个月的基本卫生所需。此外，飞机还运送了3000个裹尸袋以及包括1吨氯在内的净水处理材料。15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2吨援助物资由两架飞机运抵海地。[4]截至1月20日，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已组织价值18亿多瑞士法郎、超过77吨的物资运抵灾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灾民发放帐篷、饮用水、毛毯、家庭包等物资，并提供医疗救助等援助。[5]   

    其次，呼吁全球捐款，给予资金支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震后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援助资金，对海地灾区的300万灾民实施最大程度的救助。14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发出一项紧急募捐1000万美元的呼吁，为海地受灾最严重的2万个家庭提供最基本的救助，包括搭建临时住所、提供饮用水、卫生和医疗服务。16日，国际联合会宣布，将国际呼吁款额提高至1.03亿美元。国际联合会表示，将为30万灾民提供为期3年的救助和灾后重建服务。[6]美国红十字会同时发起募捐活动，红十字会CEO墨格温说：“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国家可真是饱受磨难’。当我抵达地震现场时，我胸中升腾起的是一种混杂了心碎和钢铁般决心的信念——我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尽全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海地地震爆发一个月内，美国红十字会已募集到2.31亿美元的善款，超过美国任何一家慈善机构。[7]芬兰红十字会13日决定从其救灾基金中拨出20万欧元用于在海地的救援行动，并向芬兰外交部申请援助资金，以便向海地派遣移动医疗救护站。[8]

    再次，组织专业救援人员，紧急援救灾民。14日，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租用的飞机从日内瓦起飞，将11名专家送往太子港。这些专家包括工程师、外科医生、重建家庭联系方面的专家以及经济安全、后勤和信息技术专家。16日，联合会救援人员与物资由多米尼加共和国进入灾区。联合会还将组织至少14支紧急救援队奔赴灾区开展工作。为支持紧急救援，将建立两个全功能的大本营，提供技术和后勤服务。大本营将作为海地红十字会的临时总部开展工作。[9]截止到26日，共有400多名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海地灾区参加救援。联合会并派出评估和协调小组前往海地灾区，帮助评估紧急救援需求、灾后早期重建和当地的安全局势。[10]

三

    海地地震牵动着中国，曾经遭受过同样灾难的中国人民感同身受。1月13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做好援助海地的准备。拯救“孤岛”，刻不容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级分会积极响应号召，迅速而有序的展开赈灾救援行动。1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向海地红十字会发出慰问电，表示将尽全力给予支持和帮助。同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向海地提供1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款。[11]同时积极动员，呼吁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并公布了银行捐款、网上捐款、邮局捐款、短信捐款等捐赠方式。 “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电话，有询问捐款事宜的，有希望到海地从事志愿工作的，还有表示愿意认养地震孤儿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络部王小华部长告诉记者[12]。为了做好捐款接收和相关咨询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延长了工作时间，夜间节假日都安排了值班人员。

    壹基金迅速做出反应，于1月14日决定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助10万美元，作为拥有全国几十家成员的壹基金救援联盟也在海地地震发生的同时，与国际减灾救助机构取得了联系，协调参与国际救援计划。[13]同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也开始接收社会捐赠。

    各企业单位纷纷为海地灾民献上一份爱心。1月16日，阿里巴巴集团决定向国际红十字会捐赠人民币200万元，用于购买药品。同时，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合作，通过阿里巴巴中文站www.alibaba.com.cn向中国境内注册的3500万中小企业募集捐款，在淘宝网www.taobao.com开通支付宝募款渠donation01@one-foundation.com，号召1.45亿注册用户关注海地，献出爱心。[14]1月20日，海航集团分别向中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各捐赠人民币50万元，以援助国家有关单位参与海地地震灾后救助和援建，表达海航人对中国赴海地维和牺牲警察的敬慕、缅怀之情。[15]另外，温州市赐方安全印务有限公司捐款100万元，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捐款100万元，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捐款20万元。[16]

    与此同时，各地红十字会也积极行动，为海地地震募捐。1月14日晚，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启动对海地的募捐工作，通过媒体向市民公布市红十字会捐款账号及相关信息，同时通过网站OA信息发布系统向20个区（市）县红十字会发布了接受现金捐款的紧急通知，当晚接受首笔500元的爱心捐款。[17] 截至17日下午，成都市红十字会收到的现金捐款就达3万余元。19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刘姓市民通过唐山市红十字会捐款3000元。他说，自己是地震的亲历者，亲身体验过地震带来的切肤之痛，3000元虽然不多，但希望对那些缺吃少药的海地灾民，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18]26日，澳门红十字会表示，澳门市民与机构积极捐款协助海地地震灾区救灾工作，目前收到的捐款已超过230万澳门元。据介绍，澳门红十字会已从赈灾基金中拨出80万澳门元，分两次汇给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用于救助海地灾民。[19]其他各省市红十字会也纷纷接受社会捐赠，给彼岸的灾民送一份温暖。截至1月29日16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收到各界捐款1583.1万元，其中单位捐款1291万多元，个人捐款291.8万多元，其他捐款184.89万多元，各地红会收转总会291万元。[20]

 

四

    1月23日，海地政府宣布结束搜救工作，工作重点转移到灾后重建上来。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巴西等国商定于25日派代表出席加拿大蒙特利尔海地重建会议，为海地制订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21]有关专家指出，“海地本就是个贫穷的国家。地震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世界必须联手帮助海地”[22]。经过地震已经基本瘫痪的海地，在重建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障碍。

    早在1月20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胡锦涛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奥地利总统菲舍尔举行会谈时就表示，中国和海地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海地地震发生后，中国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出发，在第一时间向海地派出救援队，并提供了紧急救灾物资和援款。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支持海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23]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各地方分会继续积极呼吁社会各界为海地捐款。2月5日， 27岁的四川青年孟杰毫不犹豫地捐出20万元善款。他说：“四川在5•12地震中得到了全国和全球的帮助，作为一个四川人，我应该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帮助和回报，帮助海地正是特殊的感恩”。据四川省红十字会透露，孟杰是截至目前四川民间个人捐款数额最多的爱心人士。[24]为了支持海地灾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江苏省红十字会呼吁社会各界奉献爱心。各级红会纷纷响应，其中苏州市红十字会截止到2月10日下午，已接受海地地震救灾款数额达7万余元。上述款项均汇交上级红十字会，发往海地地震灾区用于灾后重建。[25]中国红十字会将点滴心意汇聚成大爱江河，让远在彼岸的海地灾民感受到温暖。   

纵观此次中国红十字会的跨洋救援行动，有两点值得强调：

    首先，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中国红十字会能立即作出反应，响应国际救援呼吁，做到积极主动，应急能力明显提高。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动员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并全面展开接收救助海地地震灾区捐款工作。同时，在红十字会号召下，各地红十字会与总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资金逾千万，这些资金由总会通过相关渠道转交海地地震灾区，对海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由于受交通、时间、环境、成本等多种因素制约，中国红十字会对海地救援主要是资金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还计划从日常储备救灾物资中调取部分物资，运往海地。这项工作目前正在商议过程中”[26]。2008年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援“5·12”汶川地震时，积累了宝贵的救援经验，对相关灾后重建工作也一直积极关注。相信中国红十字会会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积极支援海地，帮助海地人民早日重建家园。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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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为例

顾新锋

 

    武进红十字会创建于1914年10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断成长，在共和国的洗礼中不断壮大，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获得发展，在体制改革中彰显人道，至今已有近百年发展历史。2006年10月，武进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升格为政府机关正科（局）建制，成为武进红十字会近百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长期的实践证明：建设一支稳定、可靠、有力的干部队伍是做好新时期红十字工作的必备条件。对此我们进行了许多探索和不懈努力，但是要解决红十字专兼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实质性问题，还需要上下互动、横向协作才能真正见成效。

    目前全区各镇、街道、开发区都成立了红十字会，由分管文教卫生的副镇长、副主任任红十字会会长，文卫助理任秘书长；各医院和学校也成立了红十字会，现共有基层红十字会组织177个，会员人数达14万人。

    专兼职干部共有903人，其中硕士以上人数77人数，本科学历人数为386人，大专学历人数为398人，大专学历以下人数为42人，平均年龄42.35岁。其中中高级职称人数为276人（其中教育系统206人，医疗卫生系统70人）。

    但是，面对新形势、新目标，我们对当前的红十字专兼职干部也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我们也应清醒的看到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学习思考“懒”。红十字运动的内涵丰富，理念随着社会发展也是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的有些干部学习意识淡薄，学习流于形式；思考贯通意识淡薄，不求甚解，不求深思，不能学以致用。有的干部不注重学习新知识，不注重专业知识的更新，知识水平始终在原地踏步，导致面对新问题、新要求时束手无策。二是群众观念“淡”。我们红十字服务的对象就是那些弱势群体和最需要得到别人帮助的人。由于平时面上工作多了，会议应酬多了，呆在办公室的时间多了，进村入户的时间就少了，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了群众，脱离了群众，忽视和冷落了作为一名红十字干部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三是开拓创新“少”。不少干部接受新事物较慢，思想观念保守，工作循规蹈矩，习惯于用传统套路、固定搞法或惯性思维来解决红十字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不想新办法，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问题，缺乏开拓创新的勇气和魄力。

    总的来说，我区红十字专兼职干部整体素质较高，是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大部分能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履行人道使命，完成各项任务，主动为全区红十字事业出谋划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和干部由于种种原因显得力不从心，形同摆设，给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各种矛盾日益显现，特别是在政府的职能转型和红十字会作为政府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正处在转轨变型的关键时期，区、镇（街道、开发区）、村（社区）三级红十字组织及专兼职干部队伍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对此我们有三点浅薄认识：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无论是镇级红十字会本身，还是相关职能部门和镇（开发区、街道）主要领导，对红十字事业的认识和加强专兼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是认识不够真正到位，思想不够真正重视。二是面对问题不积极。一些干部面对红十字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难题应对不积极，怕吃亏、怕招怨、怕得罪人，怕捅漏子、怕丢票子。三是长效机制不健全。如何搞好干部队伍建设，一直就是我会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抓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这支队伍比较年轻，虽然我们也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了后续培训工作，也制定了一些措施，建立健全了相关的制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干部思想的不重视，面对问题的不积极，监督机制的不到位，长效机制的不健全等等因素，仍存在着措施不能真正落实，常常虎头蛇尾，时紧时松的情况。

    加强红十字专兼职干部队伍建设要遵循“结合实际、循序渐进、动态管理、长效建设”的原则，把虚与实有机结合起来，虚功实做，达到以虚促实，抓人促事,切实加强三级干部队伍建设。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所有的红十字专兼职干部要对红十字事业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定位。胡锦涛总书记曾说：“红十字事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红十字会在政治领域也有其应有地位。

    红十字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有非常强的号召力。同时它有很强的草根性，做的事都是老百姓非常容易接受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今天“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高度相融相通的，即使与佛教的积德积善、慈悲为怀等理念，也是相融相通的，离老百姓非常近。用通俗的话讲，你去烧香磕头，不如到红十字会当两天志愿者，这比你烧香跪拜更能表现慈善仁德。

同时，红十字会还有高度的包容性、广泛性和国际性。到目前为止，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全都参加的唯一的国际组织，就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虽然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并不相同，宗教习惯也有差异，但都认可红十字会的基本原则、基本宗旨、基本精神。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对立那么严重，但双方都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成员。

    现在有些发达国家攻击我们缺少人权，我们也有人觉得好像比人家“矮了三分”，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人道力量弘扬得不够。假如把红十字事业搞好了，把人权当中的核心理念——“人道”贯彻好了，中国在全世界人权讲坛上就能够昂首挺胸、理直气壮，为我们的国际形象“加分”。（引吴瑞林会长的讲话）

    其次，我们要认清当前形势：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中还有一个敏感的题目：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政治；落实到具体措施，有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构建“小政府、大社会”。

    什么叫“小政府、大社会”？现在我们的政府干了很多不该干、干不好、干不了的事。所以，政府太累了，要把政府“缩小”。“缩小”后的事交给谁去干？该交给企业的交给企业，该交给社会的交给社会。所以，发达国家都有一批很著名的非政府组织——NGO。红十字会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它可以承担政府交出来的许多任务。

    红十字事业首先占领了道德高地，就是人道、公平、正义这些基本理念。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中，作为非政府组织它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果以上改革到位，其他各项社会改革也将深入发展，红十字会的地位和作用就会越来越大，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我们要做好的事情：一要抓“学”。要在镇村两级红十字干部队伍中大力倡导讲学习，在好学、勤学、真学上下功夫，努力打造学习型干部。在抓干部学习上，区、镇两级红十字会要制订严格的学习制度，创新学习内容、方法和载体，改变以往学文件、读报纸的传统学习方式和大方针、大理论的学习内容，要结合武进红十字事业的实际，对中国红十字总会“九大”提出的一些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进行浓缩、提练、汇总，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和机制，完善好联络员定期交流制度。要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活动，同时向上级红会积极争取更多的培训名额，使干部形成学习具体化、制度化、长效化氛围，让学习变得简单、及时和普及，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形成了“人人是学习之人、处处是学习之所”的生动局面。

    二要促“思”。要通过邀请专家围绕红十字中心工作开展讲座，讲解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知识；讲解实际工作中鲜活真实的案例，以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洗精伐髓，活跃思维，提高镇、村两级兼职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素质，进一步探索实际工作中克难功坚的新思路、新方法，用创新的观念和思维去调和与解决现实工作中各种矛盾。

    三要建“制”。要以“机关创新行动”为契机，继续在全区红十字系统开展“四型四形”机关创新行动，进一步加强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的组织建设。要结合现有的考核机制不断推进干部队伍规范化建设，着手制订《专兼职干部综合考核制度实施办法》，全面了解和准确掌握镇级红十字会班子和兼职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履职情况，切实加强了对镇级红十字会班子的管理与监督，激励与约束，极大地增强镇、村（社区）两级红十字专兼职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和效能。

 （作者单位：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

刘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的规定，红十字会有七项工作职责，这七项职责从国家和宏观层面上来看，内容并不算多。但从目前我国各级红十字会的状况来看，要真正做好和完成这七项职责，仍有很大的难度，就从现在红十字会系统理顺关系后的机构力量组成来看，市级红十字会人员的编制在6-8人之间，少数强市人员可能多一些，大多数县级红十字专职干部编制人数在2-4人之间，一般都在3个人左右。3个人的组织要完成红会法中规定的七项基本职责，可以说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加之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的需求的状况不一样，使得不同地区的红十字工作全面开展并要达到一定水平受到了很大制约和出现不同的瓶颈，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越是想做到面面俱到，就越是面面不俱到，从而使得一些红十字会的工作尤其是基层红十字会工作局面很难打开，致使红十会的社会影响力、知晓度出现一些困局，这种状况使得不少基层红十字会的工作陷入到一种越是想做好，就越做不好的怪圈循环之中，使红十字会的工作难以做大、做强。为此，红十字会的工作必须要打破常规，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用新的工作方式去开展。作者认为红十字会尤其是基层红十字会应当以创亮点、创品牌的方式来带动和促进当地红十字工作的全面发展，就此问题本文略作探索，以为抛砖引玉：

在我国，因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较大，造成了各个地方的不同实际状况，各地政府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红十字工作的重点也可能有所不同，社会对红十字工作需求也有所差异。因此，各地红十字会应当结合当地的实情，根据当地社会的最高、最大需求为背景，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和实际定位，切不可盲目拔高自己的位置，也不可低估自己的位置，既不能狮子大开口，什么都想吃下去，也不能因噎废食，什么都不敢吃，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做到有进有退，把切实能做到的做好，暂时做不到、做不好的先缓一步，切不可硬行上马，事半功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从而影响红十字会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使自己的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

    红十字会应当以创亮点、创品牌的方式来作为本地红十字工作全面开展的切入点。要集中当地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当地社会最大的需求，在红十字法规定的职责范围内集中力量做好、做强、做大某一点或某一项工作，力争把此项工作做出亮点，做出品牌和名气来。就像一些餐馆的经营方式一样，以一道招牌菜来带动餐馆其它菜的消费一样，要把这项工作与红十字会的名子紧紧相联系。当人们一提到某项工作，就能立马想到某个红十字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带动和促进整个红十字会其它工作的全面开展。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中是有不少先例的。就笔者所知，如南通市红十字会和该市的通州区红十字会的工作就是两个典型的样板，南通市红十字会把以开展救护培训工作为重点，经过多年的打造，目前救护培训已成为南通红十字工作的一块知名品牌，在全国市级红十字系统创造了“南通模式”，成为各地学习的范例。而且该市还通过把救护培训的部分服务收入注入到市红十字会的救灾救助基金中去，从而也壮大了救灾救助的实力，目前南通市在救护培训工作这个品牌的带动下整个红十字会的面上工作也因此得到了全面提升，排名江苏省市级红十字会系统的前列。同样，该市的通州区红十字会，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重点做好做强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使得通州区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一直处在全国县级红十字会的领先地位，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也带动和促进了本区红十字工作全面发展，起到了以点带面发展的良好边际效应。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对红十字工作内容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基层红十字会的工作任务也会越来越重，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根据自己的实力，一厢情愿地想把所有的工作一下子全都做好，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开展工作，先把目前在红十字工作职责内可以做到并可以做好的某项工作做大做强，以创亮点、创品牌的方式来带动和促进红十字工作的全面发展，无疑是一条现实和可以达到的路径。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主任）

 

苏州市红十字会

 

    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红会依法履职的根本体现。我会自2002年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以来，在省红会指导帮助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红十字工作者和捐髓志愿者的共同努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止2010年9月底，苏州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采样数共计1．4万人份，入库数1．3万人份，初配数378例，高配数184例，已成功实施捐献44例。其中，3例捐献给台湾同胞。苏州市红十字会被评为2002-2007江苏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本文就近年来苏州市红十字会开展捐髓工作谈几点体会。

    俗语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苏州市红十字会在造血干细胞的工作中，创新机制，统筹人力财力资源，规范各个环节，切实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确保“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经费投入机制。造血干细胞工作涉及到宣传、血样采集、初配、离配、再动员、体检以及随访服务，需要经费的投入。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转，我们将此费用列入部门预算，予以保障。

    人力保障机制。红十字会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红十字人”。为此，我会加强造血干细胞的队伍建设，在红会人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专门安排一名军转干部专职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并要求各市、区红会明确专职人员，保证有人做事，为谋求今后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业务性强，既需要工作人员懂得一定的医学常识，同时还应具备沟通技巧，为保证招募成熟的志愿者，降低流失率和反悔率，我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不定期举办专题培训班，邀请省分库领导授课，到兄弟省、市参观学习，不断提高专职人员的业务知识水平和沟通能力。

    规范管理机制。为保证造血干细胞工作有章可循、有序推进，我们严格按照《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06～2010 年发展规划》要求，并制定了《量化考评实施办法》，适时召开志愿者专题座谈会，听取志愿者对各单位工作人员的意见及建议，并视情发放问卷调查表或进行个别访谈，了解掌握各单位开展工作情况，做好登记，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

同时，加强管理，规范流程，保证各个环节流转畅通、承接有序。在招录志愿者队伍上，坚持标准，把好入口关；在再动员阶段，突出重点，把好志愿者思想关；在操作过程中，配合医务人员把好志愿者体检、打动员剂、采集流程技术关。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捐献常识，积极主动地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中来，我们通过借助社会力量，构筑以市民参与为主体、以各大媒体为依托、以成功捐髓志愿者为榜样的多元化、立体式宣传格局，使得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成为我会新的公益品牌，也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传播知识，消除疑虑。定期邀请成功捐髓志愿者和医院的教授、血站专家组成的宣传队分别讲述自己捐献后的切身感受和捐髓的基本常识，通过由爱心人士讲爱心的现身说法，达到用爱心呵护爱心、用爱心传递爱心的目的，进一步打消人们的疑虑。

    借助媒体，扩大影响。2007年志愿者杭彬与台湾一患者配对成功，这是大陆向台湾捐髓的第一例，我们与电视台共同策划了题为《生命的回程》的电视直播节目，两岸三地四家电视台（香港凤凰、台湾东森、江苏卫视、苏州广电）连续20小时的现场直播，将大陆同胞对海峡姐妹血浓于水、髓浓于血的真情，通过电视画面传播出去；《生命的回程》一书的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树立典型，示范带动。杭彬作为大陆首次向台湾提供造血干细胞的成功捐献者，结束了两岸单向捐髓的历史，具有重要典型意义。我们以此为契机，加大宣传，以点带面，层层铺开，广泛辐射，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受杭彬事迹的感召，在杭彬家乡的元和街道的社区广场上，我们组织了近千名社会各界人士在“争当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让爱在生命中延续”横幅上的签名仪式，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杭彬为榜样，做捐髓志愿者。

    市红十字会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多种途径，为志愿者营造温馨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之家”。让他们感受到红十字会的温暖，不断的激发他们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彰显红十字人道主义情怀。

    做好心理疏导工作。为缓解志愿者打动员剂、采集前由于心理紧张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我们把已体检过的志愿者带到正在采集的现场，让体检过的志愿者目睹整个采集现场，给准备采集的志愿者一个清晰的视觉印象。另一方面，我们还专门请苏大附属医院的医生、心理学教授为准备采集的志愿者讲解相关知识，给他们灌输肯定信息，消除志愿者恐惧心理。

    为志愿者争取荣誉。在我市众多志愿者成功实现捐献后，我们积极与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联、团市委等部门联系，先后授予捐献志愿者“苏州骄傲”新闻人物、“苏州十大新人新事”、“新长征突击手”、市十大青年志愿服务先锋、市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从而鼓舞和激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捐献志愿者队伍中来。

    做好随访服务工作。捐献结束后，我们主动与志愿者保持热线联系，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一方面，积极做好志愿者捐献后的体检工作。昆山市红会还积极与当地医院取得联系，争取了已成功捐献者在甲级医疗单位的免费体检。另一方面，每年组织志愿者参加“志愿者之家”联谊活动。每逢春节，我们都会举办志愿者迎春联谊会，加强沟通，联络感情。此外，我们还密切关注成功捐献志愿者的日常生活，积极为捐献者解决实际困难。我市首位捐献者周建青，其儿子周逑因患有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正需要别人的捐髓，昂贵的治疗费用已使周家生活非常拮据。省、市红会得知情况后，主动给他们捐款，送去红会的关爱。

当然，短短八年来，我们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和进步，这与分库领导的有力指导，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志愿者们无私的奉献，以及我们红会人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遵循红十字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宗旨，以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为桥梁和纽带，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共谱一曲曲互助、友爱的生命赞歌，也为提升苏州的文明形象，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

 

——访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秘书会长 孟纬鸿

  莫 寒 梅

 

    孟纬鸿：谢谢您对南通工作的关注。如您所说，近几年来，南通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规范化、网络化管理为特色的“救护培训管理体系南通模式”，以政府资助、社会主题活动募集、企业社会责任动员、项目开发、事业增值“五轮驱动”的筹资长效机制的探索，以率先探索设立开发区红十字会地方组织、建立红十字会高校联合会等为标志的多层面的组织建设，以及在“5·12”地震救援中的突出贡献、学校红十字青少年组织的达标化建设、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和实施博爱系列工程中所取得的成绩，都走在全省的前列，不少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促进南通社会和谐和率先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孟纬鸿：好的。南通市救护培训工作起步于1993年，突破于2001年, 全面规范于2004年，创新提升于2008年。起步阶段，我们重点抓协调、争取部门支持，抓宣传、争取社会理解，打基础、充实教学和管理力量。2001年，我们开发了培训中心内部使用的“救护培训电子信息化管理程序”，实现了从报名——预约上课——考试考核合格——制证——分类统计汇总等计算机管理，全市救护培训工作进入一个全面规范运行、不断创新提高的新阶段。为达到信息化管理、网络化运作的要求，2008年重新开发网络版的管理软件，与机动车驾驶人报名注册程序实行对接，借助互联网进行信息传输，从而实现培训数据网上传输、批量比对、信息共享和同步管理，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加便捷和规范地服务培训对象，而且使救护培训管理更加科学，实现培训信息准确率、培训率、杜绝假证率三个100%。网络版软件系统获得江苏省红十字会2008年度创新奖，软件的开发应用使我市的卫生救护培训管理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救护培训管理体系南通模式”也因此成为省内外有影响的品牌工作。截止2009年10月，全市仅培训机动车驾驶人已近60万人次，向“南通市红十字人道救助基金”注入培训费结余600万元。

    孟纬鸿：好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是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学校是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主阵地。多年来，南通市红十字会一直把学校红十字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从学校实际出发，将人道理念传播纳入学校德育体系，将红十字主题实践活动与学生的社会实践、红十字志愿服务相结合，在“结合”、“融合”上做文章，在追求实效上下功夫，并在全省地市级率先建立红十字会高校联合会，加强各高校红十字会的协调联动。同时，以学校红十字会规范管理达标升级活动为抓手，促进学校红十字工作水平的整体提升，走出了一条务实创新、注重效果、逐步规范提高的学校红十字工作发展路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专程来我市调研总结学校红十字工作。2008年，南通大学和通州职业高中双双荣获“全国红十字模范校”称号，另有15所学校成为省级红十字示范学校、45所成为市级红十字达标学校。

    孟纬鸿：您过奖了。此外，在探索建立筹资长效机制方面，为使“五个轮子”都动起来，我们依法争取到政府每年向人道救助基金直接注资并纳入部门预算固化下来；我们着力动员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参与人道事业，与南通电视台发起建立“南通市企业社会责任专项基金”。组织建设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基础，我们借“五大”换届确定领导理论班子、特别是决定会长人选之机，靠坚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争取，让红十字会真正回归到“群团机关序列”。我市通州区红十字会荣获“全国十佳县级红十字会”称号、崇川区荣获“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称号、南通市红十字会在省红十字目标管理考核中连续十二年获得综合一等奖，等等，所有这些都难能可贵、来之不易，这在全省也是比较突出的。

    孟纬鸿：“法宝”可不敢说！不过体会还是有的。南通红十字会取得的成绩证明了两点，一是哪里的红十字工作贴近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关心，那里的红十字会就一定会有地位、有作为、有影响。二是哪里的红十字会干部思想作风过硬，业务素质精良，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勇于开拓，那里的红十字事业也就一定会有成绩、有效应、有发展。

    孟纬鸿：哦，您这是突然袭击啊！我的心绪还沉浸在参加“九大”的兴奋和激动之中，关于会议的贯彻落实还真没有系统思考呢，简单说点想法吧！“九大”闭幕后，南通市红十字会将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我们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把“九大”精神最大限度地融入我会“五大”工作报告和五年发展规划之中。特别是回良玉副总理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把红十字事业置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去规划、去要求，对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届时，南通市红十字会将认真组织学习回副总理的讲话和“九大”工作报告，根据总会制定的“五年规划”，结合南通的实际，进一步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放大优势，做强特色，再攀新高。

 

沈燕燕

 

    内容摘要：建国后，随着江苏各级红十字会的建立，红十字青少年国际通讯活动受到重视并得以开展。本文通过对该活动的分析，揭示其具有的深刻意义，并期望能对全国全省的青少年国际通讯活动有所启示。

    关键词：江苏  红十字青少年  国际通讯活动

 

    “国际通讯活动始创自欧洲儿童向美国儿童表示感谢的通信，其后形成为红十字青年的一种主要活动”[①]，为了易于表达，该活动主要采取交换纪念册和小礼品这种图片、图画、实物的形式[②]，而不采用文字通信的形式。如1957年夏季，南京、无锡两个市的有关学校红十字少年和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等十多个国家的红十字少年交换信件并互赠礼品，有纪念册、手工艺品、电动仪器模型、植物标本等。[③]

    该活动的开展能加强各国青少年间的友好联系，“收到合作同情的效果”。早在建国前，江苏亦即中国第一个红十字青少年组织——红十字青年服务团成立后，即组织团员制作国际交谊纪念册，参加国际交谊纪念册展览，与美国童军做联谊游湖野餐活动等。服务团制作的纪念册同其他青少年制作的纪念册一同参加了展览，最后选定226册寄赠美国红十字会。[④]

    建国后，为了响应中国政府和平外交的策略，同时培养青少年的国际主义精神，红十字青少年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成为江苏红会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56年至1963年间，南京、苏州、无锡等市红十字青少年与苏联、南斯拉夫、日本、泰国、古巴等十几个国家的红十字青少年开展交流活动。1964年4月，南京、苏州、无锡等市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青少年制作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具有民族风格、精致美丽的纪念册和礼品，与亚、非、拉、欧等10个国家红十字青少年进行交流活动。1965年苏州、南通、常州等地红十字青少年，制作了集邮卡回赠给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等国红十字青少年。[⑤]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至1966年10年间，中国在倍受美苏等方面的压制下，继续以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特别注意“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⑥]。在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国际通讯活动中也充分响应了国家的方针政策。如1963年，总会发布通知要求主要将亚、非、拉美作为进行国际通讯的重点国家，西方国家一般不主动送，社会主义国家除确定的重点国家外，也暂不主动进行，当年江苏省的通讯对象被定为委内瑞拉、智利、泰国、多哥、朝鲜、古巴和菲律宾等七个国家。[⑦]这一点充分折射了红十字青少年国际通讯活动所具有的时代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秉承了中国和平外交的一贯作风，在此基础上红十字青少年之间的国际友好交流活动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江苏省各地红十字会自从恢复工作以来，不少红会都组织中小学红十字青少年与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的红十字青少年互赠画册等，进一步增进了各国红十字会与人民之间的友谊。如1982年江苏各地青少年就和罗马尼亚、日本、捷克、波兰等十多个国家的红十字青少年进行了友好通讯，互换礼品等活动。[⑧]1987年，徐州一中戚飞同学的“红十字花”一文，被总会选中与新西兰红十字青少年交流，并建立了通信联系。常熟市社会福利院常欢和南京市聋哑学校学生赵小东2名残疾儿童的美术作品，在第七届残疾儿童工艺美术作品国际大奖赛上获奖。[⑨]

    不仅如此，青少年间的国际交流活动增添了新的形式与内容，除参加国际间的绘画比赛、作文展、交换手工制品和纪念品等，还多次选派青少年参加国际间的互访交流和国际夏令营活动，且对青少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成绩优秀，并且外语水平比较高的。如1987年8月，镇江和连云港2名红十字青少年，代表江苏省红十字会参加了总会在昆明举办的国际夏令营。1989年9月1日至14日，无锡一中学生唐燕蕾被选送赴意大利参加国际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活动。[⑩]1994年，经江苏省红十字会牵线搭桥，南京金陵中学与日本熊本县荒尾高校建立了友好联系，教师和学生互访交流。[11]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势必能达到更为显著的互动效果，青少年们在直接沟通、互助互学中，建立友谊，进一步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特别是将学习活动不仅仅局限在红十字青少年的学习生活方面，还延伸到了两国两地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生活习惯、思想理念等多个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江苏省举办了首届中德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来自德国红十字会勃兰登堡州分会的10名红十字青少年与江苏省红十字青少年进行了友好交流。[12]这项活动对江苏的红十字青少年国际交流工作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开拓，将该活动长期开展下去，创造成江苏的一个品牌工程，意义非同凡响。

    由上得出：红十字青少年的国际通讯活动意义无疑是深远的。首先，成为向外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青少年生活学习情况的窗口，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及青少年状况。第二，直接的交流活动增进了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红十字青少年的友谊，促进了地区间红十字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树立了江苏省红十字青少年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符合中国和平外交的政策。第三，丰富的活动内容开阔了红十字青少年的视野，同时也培养了青少年的国际主义精神。

（作者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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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星著《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评介

贺永田

 

    红十字会是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三大国际性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至今已有105年的历史，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尽管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其各地分会在文革十年中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几陷停顿，然而从总体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红十字运动前后相续，仍可视为绵延百余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红十字运动研究热潮逐渐兴起，相继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现有成果的研究时段大多集中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而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的学术论著非常有限。[1]这与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运动蓬勃发展的情状极不相符。加强当代红十字运动研究迫在眉睫而又任重道远。新近，杨红星博士所著《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以下简称《振起》，该书系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的《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之三，前两部分别为：池子华、郝如一等著《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1904-1949）》、徐国普著《辉煌十五年（1949-1965）》）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当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献上了一份厚礼。

    杨著《振起》正文分五章和结语，后附《江苏红十字运动大事年表（1978-2004）》，计35万字，在占有丰富翔实资料的基础之上，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全面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轨迹，重现了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系统探究了有关重大理论问题。以下先对该书主要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该书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划分为复苏与初步发展（1978—1985）、深入展开（1985—2001）、体制重塑与法制归依（2002—2004）三个历史阶段，并在前三章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章首先回顾了近代及建国初期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认为其“在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轨迹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见该书第1页）然后对江苏红十字会为复会（文革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陷于瘫痪）所作的种种努力进行了探讨，指出其“组织建设先行、宣传工作开路”的复会策略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开展尽显其人道特色。最后探讨了江苏红十字会在由中国红十字会所组织开展的“援非募捐活动”中的表现和贡献，认为这次活动的成功证明了江苏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已经逐渐壮大，能够成功圆满地组织和承办大规模的红十字会活动，也扩大了其在全社会的影响。第二章对1985—2001年江苏红十字会组织机构的变迁、组织建设和红十字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梳理。认为其“组织机构和组织建设在与社会变迁互动中逐步健全和完善”，其台事服务活动彰显了政府“人道助手”的红十字内涵，其红十字青少年运动日益规范。第三章将2002—2004年的江苏红十字运动定位为“体制重塑与法制归依”期。该章指出：管理体制的理顺使得红十字运动的转型得以成功实现；“抗非”工作向时代和社会昭示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巨大力量；《江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实施办法》的出台，为其全面可持续发展指出了光明的路径。

    第四章对江苏红十字会的“三大博爱工程”——“救援工程”、“生命工程”、“爱心工程”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社会学考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在构建博爱系列工程的同时，注重释放社会势能，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

    第五章将江苏红十字运动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理论视野下进行考察。认为其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特色”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农村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中，江苏以其特色独具的风采彰显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力量。在“特色”理论的指引下，江苏红十字运动倚重募捐工作，培育特色文化，打造品牌，“有位、有为”地奔向未来。

    如前文所述，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成果集中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而当代红十字运动研究虽已引起学界关注，但成果并不多见。江苏省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祥地和当代红十字运动开展较好的省份之一，其红十字会运动具有典型性。由此而言，1966—2004年江苏省红十字运动研究，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因此，杨红星博士把这一课题作为他的主要研究目标进行探究，不但填补了当代红十字运动学术研究的空白，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而且有裨于总结当代红十字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江苏省和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选题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是《振起》一书的第一个特点。

    作为一本史学专著，必须要以丰富的史料作支撑，并要求作者具备扎实的史学知识和较好的理论水平来梳理和分析史实。而《振起》一书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下了一番很大的功夫，这是该著又一个突出特点。该书征引的资料既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档案、红十字会的内部资料、报刊、年鉴、地方志以及网络资源等，又有社会史方面的相关著作和论文，还有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书籍。一手资料的大量使用增加了该书的论证力度和结论的可靠性，相关理论的合理利用提高该书的学术水准，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为后来者搭建了阶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后附录的《江苏红十字运动大事年表（1978—2004）》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相关重大活动史实进行了钩沉和爬梳，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即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体现出作者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及较强的分析能力。一是运用了区域史研究方法，这在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尚不多见。二是采取了整体与个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三是，注重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突出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尤其注重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把红十字运动与社会变迁紧密结合。四是写作方法多样化。该书采用了理论与史料相结合，图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纵向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准确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全貌。

    社会学相关理论的成功运用，带来了理论上的提升，促进了书中观点的创新，因而，理论色彩较浓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在对相关史实进行分析时，作者力求用恰当的社会学理论来指导其行文，在论述中屡有新见。如在论述1985—2001年省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变迁时运用了社会学中的“权变理论”；在对红十字运动进行省思时运用了社会组织学中的“资源依赖模式”理论；等等。社会学理论的合理利用提升了该书的理论水平，殊觉有益。

    作为一本研究江苏当代红十字运动的著作，该书内容丰富，持论较为公允。该书全面地反映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全貌。其内容既有对其组织机构和相关制度变迁的爬梳，也有对其组织与制度建设相关活动的叙述；既有对其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宏观概述，也有对重大活动的浓墨重书；后两章更是将其置于社会学和“特色”理论视野下进行总体的考察和深刻的省思。由于该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很难做到持论公允，但作者比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客观、公正。

    当然，该书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江苏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其开展的活动也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再如，有关史料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余地，尤其是口述史料。本书的研究时段离我们很近，大部分当事人仍然健在，甚至有些还身居原位或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深挖口述史料可以增加本书的深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来者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再者，从该书书名《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来看，其研究时段为1966—2004年，但首章标题的时间起点却定为1978年，似乎有所不妥。虽然作者撰述时行文内容也涵盖了1966—1978年这个时段，但相关内容只在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回顾中简略述及，且仅有短短千余字的一小目，由此观照全书书名，内容也稍显单薄。

    尽管杨红星博士的新著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金无足赤”，瑕不掩瑜，总体而言，仍是一部颇见功力的当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新著。它的出版，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拓宽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江苏红十字乃至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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