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封畦：《德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启示》，《城市与减灾》2006年第2期。

[2] 刘丹莉：《谈非盈利组织志愿者管理问题——以红十字会志愿者为例》，《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

[3] 杨淦、傅钵：《漫话慈善》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4] 郭长江：《红十字事业科学发展之我见》，《中国红十字会报)2009年5月8日。

[5] 斯蒂芬·R·新密斯、迈克尔·利普斯基：《非营利团体与社区》,《社会》1998年第5期。

[6] 封畦：《德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启示》，《城市与减灾》2006年第2期。

[7] 封畦：《德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启示》，《城市与减灾》2006年第2期。

[①]《江西今年洪灾致26人死2人失踪 直接损失超500亿》，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8-08/2453550.shtml，2010年8月8日。

[②]《总会紧急救助江西黑龙江灾区》，《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5月25日。

[③]《南方7省暴雨 北方8省高温》，《江南时报》2010年6月17日。

[④]《华建敏高度关注江西灾情》，中国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redcross.org.cn/zx/yw/201006/t20100623_40086.html，2010年6月24日。

[⑤]《总会高度关注洪灾灾情》，《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6月25日。

[⑥]《总会召开南方洪涝灾害救灾会议》，《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6月25日。

[⑦]《中国红十字会发出募捐紧急呼吁》，《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6月25日。

[⑧]《王海京副会长到江西抚州考察灾情》，江西省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jxredcross.org.cn/chs/new/bhxw/201006/20100625111136.html，2010年6月25日。

[⑨]《江西红会接收款物逾2500万元》，《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7月6日。

[⑩]《江西抚河唱凯堤决口开始封堵》，《人民日报》2010年6月26日。

[11]《总会救助四川江西洪涝灾区》，《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7月20日。

[12]《总会救助四川江西洪涝灾区》，《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7月20日。

[13]《我会向江西下拨200万元紧急救灾资金》，中国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redcross.org.cn/zx/yw/201008/t20100804_40491.html，2010年8月4日。

[14]《江西红会紧急救助水灾灾民》，《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5月28日。

[15]《各地紧急开展防汛抗洪工作》，《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6月22日。

[16]《灾区红会紧急抗灾》，《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6月25日。

[17]《灾区红会紧急抗灾》，《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6月25日。

[18]《江西省红十字会2010抗洪救灾呼吁书》，江西省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jxredcross.org.cn/chs/new/bhxw/201006/20100622084519.html，2010年6月22日。

[19]《江西红会接收款物逾2500万元》，《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7月6日。

[20]《深入一线抗击洪灾》，《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7月2日。

[21]《关怀送到洪涝灾区》，《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7月16日。

[22]《我会为救助南方洪涝灾害地区发出募捐紧急呼吁》，苏州市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sz-redcross.org.cn/show.asp?id=242，2010年6月28日。

[23]《我会与本市江西商会联合举行赈灾募捐活动》，苏州市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sz-redcross.org.cn/show.asp?id=245，2010年7月5日。

[24]《宜春市红十字会同仁来我会交流》，苏州市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sz-redcross.org.cn/show.asp?id=319，2010年8月28日。

[25]参见《总会紧急救助江西黑龙江灾区》，《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5月25日。这只是总会对省红会上报灾情的回应之一。

[26]《蓝天上的至爱——深圳航空公司乘务员空中募集善款支援江西灾区》，江西省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jxredcross.org.cn/chs/new/bhxw/201007/20100701191504.html，2010年7月1日。

[27]参见《一笔特殊的爱心捐款》，江西省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jxredcross.org.cn/chs/new/dsdt/201007/20100714191442.html，2010年7月14日。

[28]截止到7月1日中午12时，省红会已接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社会各界救灾款物价值2584.4万元。而企业的捐赠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

[29]《“情满京城”家乡上饶水灾募捐晚会在京举行》，江西省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jxredcross.org.cn/chs/new/dsdt/201007/20100727145722.html，2010年7月27日。

 

郭进萍

 

    2010年8月7日夜至8日凌晨，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发特大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及地方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积极展开对舟曲的救援活动，为维护灾区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就此问题略作考察，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舟曲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白龙江中上游，境内多高山深谷，沟深岩危，地质构造复杂，是全国滑坡、泥石流、地震三大地质灾害多发地。在有史记载的180多年里，三眼峪沟曾爆发较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11次。[1] 2010年8月7日晚上，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持续40多分钟，最大降雨量达90多毫米，暴雨引发两条沟系特大山洪泥石流，包括舟曲县城关镇月圆村在内的宽约500米、长约5公里的区域被夷为平地，这一区域居住群众近2000人，已查清被泥石流掩埋300户左右，冲毁大小楼房20余栋，泥石流涌入白龙江，形成堰塞湖。泥石流灾害使县城受灾区域的近半数房屋建筑受损，形成的堰塞湖使县城南北滨河路被淹，白龙江城区段两岸大部分楼房和平房严重受浸，部分房屋倾斜。[2]由于泥石流的影响，舟曲县的电力、交通、通讯几乎瘫痪。据央视报道，甘肃省舟曲县超过三分之二的区域供电全部中断，通信基站也受损严重，部分没有受损的基站供电中断，靠蓄电池供电传输信号。[3]此次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13日16时，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为1156人，失踪588人。受灾人数达4496户、20227人，水毁农田1417亩，水毁房屋307户、5508间，其中农村民房235户，城镇职工及居民住房72户；进水房屋4189户、20945间，其中农村民房1503户，城镇民房2686户；机关单位办公楼21栋，损坏车辆38辆。[4]据《全国地质灾害通报》统计，我国每年都会发生泥石流灾害数百起，仅2010年1—6月，全国就发生608起。但是像舟曲这样影响范围广、破坏力强、伤亡惨重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5]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救援机制。胡锦涛总书记对抢险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妥善安排灾区群众生活。温家宝总理紧急赶赴灾区指挥救灾。作为人道主义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第一时间发起一系列紧急救援行动，组织各省市红十字会及时投入赈灾，并通过各种渠道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为受灾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次救援活动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救援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散放急赈，优先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８月７日的泥石流冲毁了舟曲县城仅有的一处供水系统，绝大多数商铺严重受灾，店内商品和受灾群众的米面油等基本生活用品全面被淹或冲毁，城区４万多居民用水完全中断，米面油等严重紧缺，特别是饮用水和方便食品尤为紧缺，群众生活陷入困境。急需要解决生活用水４００吨、方便食品２０吨，按最快２５天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计算，共需生活用水１万吨、方便食品５００吨。[6]灾害发生后，灾区面临“缺帐篷,缺食品，缺饮用水，缺消杀药品”等诸多困难。为了解决燃眉之急，8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第一时间根据灾情及需求，从甘肃临近的成都备灾救灾中心调拨总价值32万元人民币的400个家庭包和2000床棉被，支持当地红十字会开展救助工作。这些家庭包里有日常生活需要的衣物、薄被、餐具、洗漱用品等。8月9日，总会向舟曲县泥石流灾区派出救灾工作组，并再次调拨 100万元人民币救灾款，用于舟曲灾区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物资的采购，同时调拨价值40余万元的1600个家庭包至灾区。[7]

    为了帮助甘肃舟曲受灾农户渡过生活危机，8月9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紧急安排救灾资金50万元，拨付甘肃省红十字会，用于采购食品、饮用水等救援物资。[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及部分地方红十字会累计向灾区调拨救灾款物共计450余万元，其中拨付救灾款250万元，调拨方便食品7500箱、饮用水8493箱、棉被 6300床、应急救援包2500个、帐篷100顶、毛毯2000条、救助箱200个等总价值约205万元的救灾物资。[9]

    8月16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又多方采购筹措，应甘肃省红十字会要求安排11.2万元购买了896张行军床，20日下午，这批救灾物资顺利运抵兰州，21日，甘肃省红十字会就迅速调拨500张行军床运往舟曲灾区，以缓解灾区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10]著名的NGO组织壹基金也针对舟曲县泥石流灾情，紧急拨款人民币20万元为灾区采购当地急需的食品、饮用水和棉被等救灾物资，同时，壹基金还紧密关注本次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开展救助工作。[11]

    其二，考察灾情，慰问灾区群众。

    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总会领导高度重视。8月10日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王伟率领工作组赶赴兰州，11日上午赶赴舟曲灾区考察灾情，指导红十字会系统抗击泥石流灾害工作，并向灾区捐赠救灾款物2000万元。[12]工作组一行向当地受灾群众发放了方便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捐赠仪式上，王伟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受灾群众表示慰问，鼓励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度过难关、战胜灾难、重建美好家园。

此外，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得知舟曲遭受灾害后，十分关心舟曲人民群众，关注舟曲抢险救灾工作，并通过甘肃省红十字会向灾区捐款3000元，为灾区献上一份关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原常务副会长江亦曼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甘肃省红十字会向舟曲灾区捐款。[13]

    其三，募集赈款，为灾区群众提供后续支援。

    在调拨救灾物资，派出工作组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根据灾区的需求，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积极捐款捐物，参与到灾害紧急救助当中，为灾区群众奉献爱心，凝聚人道力量，救助受灾的群众。鉴于当时运输条件所限，要求尽量以现金方式捐助。募捐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募捐形式外，还有：邮局汇款、银行转账、网上捐款、手机短信捐款等。[14]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吁下，香港嘉里控股有限公司向甘肃舟曲灾区捐款2000万港币，这是中国红十字会为救助舟曲泥石流灾区发出募捐呼吁后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15]值得一提的是，8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与文联、曲协联合举办舟曲赈灾义演活动，此次赈灾义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募集款物3429万元人民币，香港嘉里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佳能集团、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进行了现场捐赠。在义演过程中，现场领导、演员及观众纷纷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手机短信捐款方式，发送短信2到10699993为灾区捐款2元奉献爱心。[16]

    8月9日，中国红基会联合媒体发出《援助甘肃舟曲救灾倡议书》，呼吁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向受灾同胞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捐赠善款。呼吁发出后，中国红基会陆续接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企业及团体捐赠的爱心，其中既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全体员工募集的善款，也有南京大洋百货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企业的爱心捐款。艺人周杰伦、韩庚也通过中国红基会向舟曲泥石流灾区分别捐赠了50万和10万元善款。团购网站糯米网还开展了“甘肃加油”慈善义卖活动，募集善款5万余元。[17]9月6日，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在京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350万元，用于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截至6日，中国红基会已接收舟曲灾区捐款达6600余笔，共计1929万元。[18]通过募捐，总会和红基会募集了大量款物对舟曲灾区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援助。

    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统筹部署外，分会之功也不容忽视。处于此次救援主阵地的甘肃省红十字会在救援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舟曲泥石流灾情发生后，甘肃省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预案，迅速行动，全力以赴开展泥石流灾害紧急救援，派出由专职副会长李玉堂带领的救灾组赶赴灾区，并紧急调拨500床棉被、2000件方便食品、1000箱纯净水、2000条毛毯等价值约40万元的救援物资，专职副会长陈明随同救灾物资抵达灾区。[19]

    根据测算，城区4万多居民每天需要生活用水400吨、方便食品20吨，这些都需要支援。同时防疫工作任务很重。加上天气较热，清淤搜救周期可能较长，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疫病的发生，迫切需要关注和支援。[20]甘肃省红十字会向灾区紧急拨付救灾款50万元，用于当地生活救助和卫生防疫。救灾工作组赶到舟曲灾区后，在距离舟曲县城两公里处设立了红十字会物资接收处。在接收全国红十字系统调拨的救灾物资后，协调相关车辆将物资转运至舟曲县城内的安置点，每天三次分发给当地群众，解决灾民一日三餐和饮水问题。[21]舟曲县属亚热带气候，比较适宜细菌生长。针对灾民的饮水卫生问题，省红十字会紧急采购10吨大蒜，100公斤花椒运往灾区，用于卫生防疫。[22]

    与此同时，甘肃省红十字会紧急呼吁社会各界行动起来，积极捐款捐物，支援舟曲县泥石流灾害。募捐以捐款为主，捐物以消杀和常用药品、棉被、方便食品、饮用水为主。从8日起，省红十字会坚持24小时值班，接收社会各界对灾区同胞的爱心捐赠。华龙证券公司第一时间通过省红十会捐款200万元。[23]

    灾害发生后，红十字会系统各项救灾工作按照《甘肃省红十字会突发公共事件人道救助应急预案》的规定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咸辉多次对省红十字会舟曲特大泥石流救援工作作出重要批示。8月8日，他在省红十字“救助舟曲县泥石流灾害募捐紧急呼吁”上批示：“请省红十字会将捐赠的物资尽快运到舟曲，捐款要专款专用。”9日他又亲临省红十字会检查指导舟曲特大泥石流救援工作，并亲切看望、慰问了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下午17时，他在百忙之中来到省红十字会机关募捐点，察看和了解救灾款物的募捐情况。他指出：省红十字会一定要做到接受款物公开透明，捐款专款专用，捐赠物资不积压、不停留，尽快将社会各界的爱心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中。[24]8月16日，在“省红十字会接受省内外抗击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款物情况”快报上，咸辉再一次作出批示：“请省红十字会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特别重大灾害救助工作管理暂行规定》，认真做好救灾款物的募集、管理、接收和救助工作，对救灾款物的发放、使用应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要严格资金使用审批制度，对使用捐款数额大、影响大的支出，报经省抢险救灾指挥部同意后执行。”[25]

    截至11月15日，甘肃省红十字会已募集到账的舟曲灾后重建资金16837.34万元，待项目确定后即将签约资金6300万元，共计2.3008亿元。[26]

    目前甘肃省红十字会救助舟曲各项工作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省红十字会被列为省政府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红十字会系统灾后重建工作全部纳入省政府灾后恢复重建统一规划。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咸辉在《省红十字会舟曲灾后重建资金情况汇报》上做出重要批示，“建议先承担舟曲全部卫生项目的建设资金，剩余资金支持教育项目”[27]，获得同意。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甘肃省红会的号召下，全国各级红会也迅速作出反应，积极投入对舟曲泥石流的救援工作中。

    上海市红十字会得知灾情后，第一时间与甘肃省红十字会取得联系，确定紧急救援方案：决定立即向灾区拨付紧急救灾款100万元；连夜发运价值35万元的救灾物资，其中包括帐篷100顶、棉被1000条、生活应急救援包（内装有睡袋、地席、碗、筷子、手电筒等20多种生活必需品）500个。在东方航空公司和货运公司的支持下，这批救灾物资已于9日上午紧急运往灾区。[28]

    苏州市红十字会也对此次救援活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在得知灾情的第一时间，紧急向灾区拨出救助款10万元，并向社会各界发出募捐倡议。[29] 8月13日，在前期援助10万元的基础上，再次拨付50万元救灾款。[30]其他各省市级红十字会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参与到舟曲救助工作中[31]。

    灾区的灾情和受灾群众的生活，同样牵动着港澳台同胞的心。灾害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迅速派专员赶赴灾区考察灾情，并捐助38万余元人民币用于购买方便面、饮用水等救灾物资，帮助舟曲解决燃眉之急。澳门红十字会于9日下午通过甘肃省红十字会向灾区提供30万澳币，用于就地采购救灾物资。台湾红十字组织从救灾准备金中捐出10万美元，协助灾区紧急救援及赈济。[32]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舟曲遭受特大泥石流灾难后，全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捐赠救助活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发扬“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中华民族精神，纷纷通过各种机构向舟曲灾区捐款捐物，表达对灾区同胞的关爱之情。8月13日上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被誉为“中国首善”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江苏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公益中国爱心联盟向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甘肃省舟曲县以及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四川、山西等省区捐赠1000万元现金、5000台电脑，款物合计共2600万元。[33]

    据笔者统计，在此次募捐活动中，捐赠单位有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有乐善好施的慈善家，有演艺界名人，有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有中小学生，也有不愿意留名的无名氏等。他们演绎了一幕幕人间大爱的感人场景。社会各界的捐助热情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汉族对藏族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体会到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万众一心的优良传统。

    在这次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行动中，作为人道主义组织的红十字会充分发挥了政府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作用，在第一时间发起一系列紧急救援行动，为这场抢险救灾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纵观此次救援行动，有以下几点可资借鉴：

    首先，应急协调能力明显提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中国红十字会能立即作出反应，统筹全局，协调有力。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立即拨发救灾物资，派遣工作组，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捐款，积极为灾区募集救灾款物。甘肃省红十字会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动员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并全面展开救援工作。在中国红十字会号召下，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参与救援行动，开展募捐活动，目前筹集资金已达2.3亿元，[34]这些资金对舟曲的灾后重建，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救援工作重点突出。中国红十字会在救灾过程中，根据舟曲泥石流灾情各阶段的轻重缓急，统筹全局，既照顾一般又突出重点，使救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救灾初始阶段，温家宝总理明确作出指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特别是要解决好倒房户和受损危房户的过渡性安置问题，确保受灾群众吃、穿、住、医等基本需要，确保受灾群众安全过冬。要切实加强灾区卫生防疫，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35]遵照这一指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是发放方便食品、饮用水、棉被、消杀和常用药品等受灾群众急需的物资，同时派出工作组实地考察灾情和部署救灾工作。在其后则以募捐为工作重心，积极接收社会各界的捐助，为灾区提供后续支援。目前，红十字会的救助工作已全面转入灾后重建阶段。

    再次，捐赠款物管理规范。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咸辉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省红十字会一定要做到接受款物公开透明，捐款专款专用，捐赠物资不积压、不停留，严格资金使用审批制度等。为此，甘肃省红会几乎每日都会发布《省红十字会接收省内外抗击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款物情况》，向社会各界公开款物的接收和拨付情况。为了使接收到的物资尽快送到灾区，使灾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暂时得到妥善有效的安置，甘肃省红十字会克服重重困难，做到了救灾物资不积压、不停留。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和筹款能力。

    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救援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充分诠释了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和奉献精神，说明红十字会已日渐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团体，但也暴露了红十字会救援方式单一的不足，红十字救援体系有待深化和重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舟曲已进入灾后心理疾病高发期，红十字会应积极参与并实施有效干预，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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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all Johnson and Juergen Mueller, “Updating the Accounts: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XXVI (Spring 1986),p.105.

[②] Red Cross War Council,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during the War,a statement of finances and accomplishments for the period:July 1,1917 To February 28,1919 （Washington,D.C: 1919.10）:pp.31-32.

[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The Great Pandemic-The United States in 1918-1919,at http://1918.pandemicflu.gov/the_pandemic/01.htm

[④] Lavinia L.Dock et al,History of American Red Cross Nursing(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2),p.973.

[⑤] Evelyn Berry, “Summary of Epidemic 1918-1919,”July 8,1942,RG 200,美国国家档案。

[⑥] Lavinia L.Dock et al,History of American Red Cross Nursing ,p.972.

[⑦] American red cross museum,at http:// www.redcross.org/museum/history/influenza.asp

[⑧] [美]约翰·M·马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杨、赵佳媛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页。

[⑨] [美]约翰·M·马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杨、赵佳媛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253页。

[⑩] 以上引用出自1919年10月19日，美国红十字会保洁局局长（Red Cross Sanitary Service Bureau）弗洛斯特博士（DR.W.H.Frost）在美国公共健康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华盛顿大会的讲话。

[11] Marie Cecile and Anselm Chomel,A Red Cross Chaper at Work(Indianapolis:The Hollenbeck Press,1920),pp.175-176.

[12]Alice Latterall给Marjorie Perry的信，Oct.17,1918,RG 200,美国国家档案。

 

王 萍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双方在不同的岛屿上展开拉锯战，太平洋岛屿作战环境恶劣，昼夜温差极大，而且当时正处于冬季作战时期。在美国国内战线上，尤其是西雅图的普吉特海湾地区寒冷无比，而美国军事当局调集重兵集结于此，日夜严防日军突袭。欧洲战场此时也处于冰天雪地之中,寒冷的气候造成作战人员体力下降，动作迟缓，耐力差，对军队行动的距离和速度影响极大，同时也限制了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极大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此外，由于军队调集火速，军人们没有来得及准备御寒衣物，正如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报道的那样：“男人们来不及等他们的妻子或恋人拿起针线为他们编织衣物就抓起枪支上战场了”。[1]为了保证军队在寒冷气候下的战斗力，前线对于御寒用品需求紧迫。当时美国国内许多棉毛服装纺织工厂的机器全部临时征为军用日夜开工，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队需求。为了弥补军需御寒衣物的不足，美国政府继一战后再次号召红十字会组织民间力量为军队编织御寒用品。1942年1月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指定红十字会为所有编织活动的唯一领导机构。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以美国妇女为主力的大规模的全民编织运动。

 

    编织是美国红十字生产队（Production Corps）所提供的一个服务项目，也是红十字会最大的志愿服务项目之一。美国红十字会生产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当时的红十字会妇女办公署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妇女来为被战争蹂躏的欧洲红十字会姐妹社团和军事医院提供医用纱布敷料、军需服装，以及难民衣物。When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World War I in 1917, the program was successfully expan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own military.当美国于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该方案被成功地扩展以满足美国自己的军事需要。生产队志愿者根据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被组织成众多的委员会。They included surgical dressings, sewing, and knitting.这些任务包括生产手术医用敷料、缝制衣物以及提供针织品。编织Detailed instructions, patterns and supplies were issued by the National Headquarters to chapters and each was assigned a quota to fill.详细的说明、式样和供应量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总部下达给下面每个生产队支部的，而每个支部都会被分配到需要达到的任务指标。各Chapters had volunteers in charge of inspection, planning and supplies, workrooms and equipment, instruction, and packing and shipping.支部专门分配志愿者来负责物资视察、规划供应、工作室和设备、工作指挥、以及包装和运输等各环节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队因其拥有超过350万名的成员、遍布各地多达3304个分支而成为最受欢迎的单位。[2]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创造了惊人的成就记录，During its years of operation, the Corps was able to manufacture and provide millions of surgical dressings and articles of clothing for soldiers, veterans, and refugee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经营下，它为战士、退伍军人、以及战争难民生产和供应了数百万的医用纱布敷料以及御寒衣物。生产队所提供的服务是当时志愿者服务项目中规模最大的，From 1939 to 1946 the volunteers of the Production Corps made: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6年，生产队为平民和士兵提供了63,552,649件服装31,237,900装有香烟、扑克牌、肥皂等物品的背包，以及2,481,951,637件医用敷料。[3]

    二战时期，珍珠港还未爆发之前，美国红十字会就开始组织美国妇女编织衣物来帮助被围困的伦敦人民。随后，其他的针对法国、芬兰、比利时等国的红十字会妇女战争救济委员会也相继成立。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国妇女编织以援助欧洲盟国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以身作则，率先投入到编织队伍中去，当时的新闻记者经常拍摄到她正在编织或者提着装着羊毛的编织袋的照片。1941年9月31日，她在下榻的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一次主题为“为国防而编织”的茶话会上正式发起了二战中的编织运动，而二战中最早的编织者大都是那些在一战中编织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编织是对战争所做出的自然而直接的回应。在美国国内，编织以援助战争和为美国士兵保暖是美国人关注的主要问题。1941年11月24日，广受欢迎的美国周刊杂志《生活》中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对于伟大的美国人民所提出的‘我能为战争做些什么呢？’的问题，在已经找到的答案中最常见的说法便是‘编织’”。[4]尽管事实上机器生产的效率更高，但是手工织造却正在转变成为为士兵制造服装的主要途径。因为手工编织给了呆在家里的人们一条援助战争的途径，而且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的手工针织品不用花费军人一分钱，不需要成本和机器磨损费，还比机器编织的更耐穿。最重要的是，“手工编织的宣传效果是不能用现金来估算的，因为它的无形价值和意义是相当大的。那些居住在远离战场的小城镇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妇女日夜兼程地为战场上的士兵们编织衣物，她们会觉得自己正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尽管她不能做其他的事情来帮助赢得这场战争，但她不是毫无用处的”。[5]

    1942年1月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指定红十字会为所有编织活动的唯一领导机构，此后，编织运动逐渐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全民运动。红十字会鼓励美国妇女为战士们编织毛衣、围巾、袜子、护腕、毛毯、头盔等物品，并号召建立为前线作战军队编织羊毛衣物的战后基地。随后全国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开始按照红十字会颁发的编织说明和由武装部队批准的规格标准编织所需的衣物。红十字会负责发放编织所需的羊毛毛纱以及服装的设计样板和编织所用的织针。所有针织物品，在转交给部队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不合格的产品将被退回，由一些顶尖的编织者负责重新加工。每件衣物上都被缝上写着“美国人民通过美国红十字会赠送的礼物”的标签，有些编织者还在标签上留言，写上许多给战士们打气和鼓舞的话。为了表达部队对于国内编织者们所提供的慰问品的重视，战争委员会要求军事指挥官们对红十字会捐赠的衣物负责，“这些针织衣物就好像是由军需部门定期提供的政府财产，美国军事部门在处理这些特殊物资方面的举动将会向成千上万的编织毛衣以及其他衣物为战士们在冬天御寒保暖的美国妇女确保，她们所制作的服装和物品会和政府所提供的一样受到密切关注”。[6]

    “为萨米而（Sammie）编织”[7]是美国红十字会编织者们的口号。所有的针织衣物都是“为被派往指定地点的美国士兵而准备的，在这些士兵驻扎的地点，通常情况下冬季寒冷的天气就是一个附加的敌人”。[8]当时的《华盛顿大学日报》发布了标题为“我们的战士们正在经受着严寒”的社论警告道：“随着寒冬的到来，对于针织毛衣、围巾、以及袜子的需求是非常紧迫的，我们的战士们需要以此来保持身体上的温暖以及士气上的斗志昂扬来应付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当妇女们被告知位于普吉特海湾的战士们由于寒冷的天气而无用武之地以及战士们急切需要毛衣御寒的消息后，纷纷加入红十字会为战争的胜利而编织。

    在当时所有的编织团体中，西雅图地区的民众最为活跃，成绩也最为显著。由于西雅图地处美国沿海地区而最易成为敌人攻击的对象，战争一开始，这里立即成为美国士兵的集散地，美国军事当局在此布置重兵把守，西雅图地区成为国内战线的物资大后方。美国红十字会在西雅图的分部早在1898年就成立了，其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美西战争中的美军提供战争救济，此后一直保持活跃，在一战中它为美国军队提供了数十万的针织服装，二战爆发后红十字会妇女们再一次拿起织针和羊毛线，为“战争的胜利而编织”。珍珠港事件爆发不到一个月，在西雅图地区，仅拉文纳（Ravenna）、碧湖（Greenlake）、罗斯福(Roosevelt)三地，每地就产生了15个不同的编织群体，其他地区的编织团体也迅速涌现。在第一夫人的感召下，政府官员与军官的夫人们也纷纷组成编织团体，加入到编织的洪流之中，例如在位于华盛顿体育俱乐部的胜利工作中心，一群美国海军军官夫人们组成俱乐部，与普通的妇女一样不知疲倦地编织着。在华盛顿的教堂地下室、学校午餐室、以及各社区都有红十字缝纫者和编织者们忙碌的身影。这些群体在短期内生产出了数量惊人的针织产品。例如一个被称作三树点（Three Tree Point）[9]的编织团体，拥有30个成员，她们仅用了3个月就编织出244件针织服装，因为编织者们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念：“谨记珍珠港事件——更加卖力地编织”[10]

    在华盛顿大学，男生们被征往前线去作战，而留下来的女生们就组成各种团体为战士们提供战争支援。这些女子有的组成WAVES（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有的组成WACS（女子军团）和WASPS（二战妇女航空服务队）开赴前线为战争服务。那些留在国内不能赴战场参加战争的女生就加入红十字会学习编织，为前线战士提供后勤物资，她们不知疲倦地编织的最直接的动力就是为坚守在战争岗位上的男孩们保暖驱寒。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一个月内，华盛顿大学生们在校园内组织成立了红十字会辅助单位——红十字女子服务队（LARCS），她们身穿白色的围裙和海军衬衫，在校园里专门开设了一个编织、缝纫的工作室，并且还在康登厅的地下室开拓了一间生产绷带的工作室。灰色或黄褐色毛线和织针等工具和编织用的材料都是由红十字会免费提供的，并且有专门的编织者以开设讲座的方式教授女生们编织的方法。这些女生们每天下午1-4点都聚集在一起编织。她们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集团或官方的辅助机构，而是为红十字会、为美国海军联盟以及其他战争救济组织而编织。

    在这些编织团体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团体，例如，非裔美国妇女建立的自我发展俱乐部（The Self-Improvement Club）是专门为非裔美国士兵编织的。那些参加战争的非裔美国士兵在军队中是受歧视的，为了给这些士兵提供保暖的衣物，并激起他们的斗志，“这些富有奉献精神的妇女们经常与战场上的男孩们通信，还为他们送去慰问的包裹”。[11]日本驻西雅图领事的妻子Naokichi Matsunaga组织了红十字会日本妇女辅助团体。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在位于梅纳德大街与杰克逊大道的日本商业俱乐部编织，这是西雅图的第一个日裔妇女编织团体。“自从美国加入战争以来，这些东方美女就把自己投身于西雅图地区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在这场运动中，她们认为自己的服务将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她们通过向自由贷款组织（the Liberty Loan）发行的两大刊物缴纳订阅费，向各类支援战争的基金会捐款，以及在红十字会单位中工作等方式来向她们所居住的土地表明她们的忠诚之心。”[12]

 

    当时红十字会组织的各妇女编织团体根据前线的需要编织不同种类的御寒物品。在所有的物品中，对于护腕、袜子和羊毛头盔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那些在战场上操纵枪炮或者驾驶车辆的战士对于护腕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护腕与其他物品相比较更像无指手套，护腕是从手腕部分开始编织的，手掌部分有一个大拇指孔，能覆盖手掌部分，一直向下到达手指根部，既能保护手腕和手掌又不会影响手指的灵活性。有了护腕护手，战士们的手就不会因为冻僵或冻伤而麻木迟钝，这样他们在寒冷气候下也能够精确地握枪射击或者拿刀刺杀。

    那些参加壕沟战的陆军对于袜子的需求是最头等的，因为士兵们在战壕的环境中作战就意味着他们要在潮湿的环境下度过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虽然战士们脚上的靴子有防水作用，但是在战壕的潮湿空气下，靴子的缝合处会很快地裂开。考虑到靴子的磨损和裂缝，谨慎的做法就是通过不断更换羊毛袜子来避免脚部的真菌感染。俗话说寒从脚底生，战士们对袜子的需要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寒冷、潮湿、腰脚酸痛这些生理上的不适所造成的战斗力的下降有时候比像德国和日本军队那样的敌人还要致命。此外，袜子比毛衣更易破损，且需要频繁更换，所以袜子就成为红十字会各支部生产的主要产品。

    对于羊毛头盔也是需求也十分紧迫的，因为前线的士兵戴着冰凉的钢盔在风雪交加的战场上作战，暴露在冷空气下的脸和耳朵会被严重冻伤，而针织的羊毛头盔可以套在钢盔里面，保护耳朵和面部，起到良好的保暖防寒作用。士兵们很喜欢手工编织的羊毛头盔，而不喜欢由军队提供的机器制造的合成品，他们声称，“长期处在零度以下的环境中，这些手工针织羊毛头盔能够像亲人的手一样一直温暖你的身心”。[13]从1942年1月开始，位于西雅图的美军就驻扎在可以俯视整个普吉特海湾地区的高地上，在整个战争中，他们日夜操纵高射炮保持全天候警惕以防日军飞机的轰炸。据说当时冻耳朵的士兵因为想要羊毛头盔甚至放弃其所守护的高射炮，这一说法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前线对于羊毛头盔的迫切需要。

    编织者们还根据残疾士兵的特殊需求生产所谓的“残肢袜”（stump socks），为了弥补战时医院纱布和绷带的不足，红十字会还负责生产15-20英尺的弹力绷带，绷带都是用百分之百纯棉的纱线通过平针织法编织出来的弹性织物。编织好的绷带消毒后就作为医用敷料被运往各地的医疗单位。例如在美国最大的陆军医院马迪根医疗中心（Madigan Medical Center），每月平均约有36000名伤员从海外被运回这里治疗，红十字会就负责为这些士兵提供舒适的针织纱布以及其他医疗敷料产品。

    编织者们所用的编织材料——羊毛毛线和织针都是由红十字会统一分发的。这些编织材料和工具虽然是免费分发的，但是编织者们需要在此之前要缴纳75美分的保证金以便确保他们能够返还编织好的成品。二战中红十字会发放的织针一般不用钢铁等易消磨材质，而选用木材、明胶（一种早期的塑料）以及骨针和象牙等耐磨的材质加工成织针。由于战争打断了全球羊毛生产，再加上生产的羊毛很难运输，羊毛在二战期间是非常短缺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就如何出售现有的羊毛和用羊毛编织什么产品作出严格的配额限制，在战争开始时就命令所有美国纱线零售商将他们储备的羊毛纱线转交给红十字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所有的为战争编织的纱线都是通过红十字会提供的。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纱线短缺危机，让红十字会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编织下去。

    为了提高编织的效率和速度，编织者们一直在努力改进编织的技术。例如在袜子需求的高峰期，有一些大胆的针织者采用国内流行的《绘图者》[14]这本杂志上所建议的一种复杂的针织方法，将一只袜子套在另一只袜子里面，一次织两只袜子。许多编织者选择重复地编织同一款式同一尺码的衣物，这样他们就能够记住衣服的类型并且以更高的效率编织出更多件的衣物。西雅图红十字会的编织者们还尝试着操作纺织机来编织长达几米的袜管，再将这些长袜管截成每段27英尺的短袜管，然后手工将脚趾部分织上去，有效地节约了工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战争开始时有许多人学会了编织的方法并很快投入到编织活动中去，但是也有许多不会编织的人，那些不从事编织的人就负责出钱购买编织用的纱线。基于此，为红十字会编织项目筹款的基金会纷纷建立。在西雅图红十字会总部的基金会中有一个叫做“老太太编制基金”的最先建立，“因为那儿有许多的可爱的老太太，她们渴望为红十字会编织，但是又付不起分配棉纱时所需要缴纳的75美分保证金，所以就建立了这个基金会，基金会建成后，这些小老太太们就能够在家拿起羊毛线编织袜子和毛衣，然后再将制成品送回红十字会组织去。”[15]总之在美国国内，几乎所有民众都通过出力或者出钱的方式加入到编织运动中去。

    为了保证各编织单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并上交完成的编织成品，红十字会制定了严格的工时限制，要求志愿者们在领取毛线和织针前上交75美分的保证金。西雅图红十字会的官员们要求那些将纱线带回家中编织的妇女不得怠工或拖延工时，如果超时，就必须立即返还纱线和未织完的衣物，重新分配给编织效率高的编织者继续加工，因为前线的战士们随时会因为御寒衣物不到位而被冻伤。当时的新闻就发出相关通知“红十字针织品必须及时上缴”，[16]而且战争的非常时期，为私人编织的活动是被严令禁止的，一切与服装制造有关的活动都围绕为军需和战争服务。

 

   面对二战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美国红十字会经起了严峻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援和后方物资筹备任务，经历了二战战火洗礼和磨练的美国红十字会规模得到扩展，各救援机构和相关制度更加健全，组织和救援能力得到长足发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许多美国人参军，而剩在家中的人们就联合起来为军队提供支援。据统计，战时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而编织作为美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发起的一项全民运动，几乎把美国普通民众都囊括进去了，这不仅体现了美国红十字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也使其在民众和政府中树立了威信，编织运动本身也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还为这场运动的主力——美国妇女赢得了战后争取平等权利的筹码。

    首先，编织运动体现了红十字会在大规模战争中重要的组织和救援能力，赢得了政府的称赞和美国民众的信任。战争一爆发，美国政府就授权美国红十字会为全国编织运动的统一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拨巨款为红十字会购买羊毛，红十字会不负重托，以其近60年的赈灾和救援历史赢得了美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并将编织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普遍的、大规模的全民性战争救援活动。

    二战期间编织成为普通民众的援助前线士兵的一条主要途径，人们空闲下来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编织。几乎所有的教会、妇女团体，辅助性机构、学校、以及各大工作岗位的人们都在工作之余为红十字会而编织。在工作场合、学校、家中、公交车上、社交活动场所、剧场、甚至是在教堂编织都是被允许的。在战争的岁月里，不少编织者一直在忙着为支援前线将士而编织，而自己却穿着破的袜子和毛衣。尽管编织只是公民们加入国内战线的一个途径，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在国会报告上称之为“这个国家的的友谊之手，它穿飘洋过海援助了在海外作战的士兵” [17] 红十字会的编织运动在整个战争期间有增无减，一条简陋的的生产线，从一家延伸到另一家，从西雅图延伸到海外作战的士兵。编织者们用羊毛和织针做了他们能做的，为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编织者们始终牢记他们精心编织的袜子和毛衣可能是一名士兵最后的服饰，这些衣物也许最后会沾染着血迹与穿着它的战士一起终结在海外的战场上。妇女们不知疲倦地编织一方面体现了她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牵挂着在海外作战的亲人们，关心那些年轻的战士们的安危。这些女性表现出的母性慈爱与红十字会的博爱精神相交织，转化为编织的无穷动力，随着她们展开竞赛，争先恐后地去证明谁编织得最多最快，公民的自豪感也急剧增加。

    其次，编织运动为在寒冷气候下作战的士兵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有效地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气象、自然条件对战争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甚至关系到战争的成败结局，艰难的作战环境对于后勤保障要求是十分高的，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曾明确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主要特性来说，是一场后勤战。”[18]保证战场上士兵的温饱是赢得战争的关键。

    二战时期，德国军队遭受苏联西伯利亚严寒的重创，是导致德国军队溃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苏联严寒的气象条件下，德国士兵不仅仅缺乏御寒衣物，零下40度的气候使德国士兵连枪栓都拉不开，寒冷的气候导致许多士兵被冻伤甚至冻死，许多士兵没在与盟军作战中战死沙场，而是被恶劣的气候杀死。德国除了没有预先充分评估苏联冬天的寒冷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对苏联的大雪缺乏气象预测以外，后方衣物补给没有及时供应是导致战略被动的主要因素。而美国红十字会组织的以妇女为主的全民编织运动为在严寒中作战的美国士兵及盟军战士送去了温暖，帮助战士摆脱恶劣的气候给所带来的诸如肢体冻伤、或风寒病痛带来的战斗力下降等困境，保证了前线战士们冬季作战能力，同时让战士们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同胞的温情和关怀，更加激起了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气。所以红十字会生产建设军团给战士们供应的衣物不仅温暖了他们的身心，在精神上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最后，编织运动体现出妇女在战争时期的重要作用，为战后妇女运动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报纸甚至喊出了“军队需要男性，但也需要女性编织者”[19]，以及“为红十字缝制和编织衣物应该是每个女人生活的一部分”[20]的口号。编织已经成为一场以妇女为主力的全民性战争援助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急时期，把妇女推到“光天化日”之下，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妇女和男子的生活，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意义。“随着战争总体性的加强，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在扩大，更多的社会领域希望妇女去接管男子的工作，去军工厂，为军队提供辅助性服务，在野战医院护理伤病员，甚至有时候在保卫国家的最后奋战中要求妇女参加军队作战。”[21]这样，美国妇女作为一支浩大的生力军，以其特殊的爱国热诚响应着国家的号召，活跃在国内生产的各个领域，投身到武装部队的各条战线上，“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上为其国家做着贡献”[22]。美国红十字会妇女在驻扎海外的军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护士、食堂工作人员、娱乐提供者等。在美国国内，数百万妇女在红十字会组织的生产建设军团、献血服务计划、汽车军团以及其他部门中从事有偿的或者志愿的服务工作，她们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成为支持美国战争的推动力。这些妇女用她们的智慧、勤劳和汗水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她们的无私奉献与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之结合才使盟军不断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二战在美国妇女史中代表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战时经历让她们增强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带给了她们经济条件的迅速改善和心中自我价值的提升，这一切为随后60年代兴起的美国女权运动做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准备。二战对美国妇女的地位、女性意识以及人们的妇女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正如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H.查夫所言：“二战及其随后的岁月构成了美国妇女发展的里程碑。”[23]

    美国红十字会二战纪录功绩显著，全国各地超过3700个的红十字会分支机构作为中心点，通过提供多种服务，该组织到达了每一个空军基地、军营、以及国内和海外的海军基地。美国红十字会在1939年二战爆发初期就投入到欧洲战场的救援活动中去了，救援活动就是动员和号召美国民间力量为欧洲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服务。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红十字会与联邦政府共同承担了为战争后方提供物资补给服务的任务，在民间力量的动员上美国红十字会更是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且将战争救援发展成为规模浩大的全民运动，为美军在二战中的胜利做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也为美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其“兵工厂”和战略物资大后方的作用奠定实力基础。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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