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红十字与企业社会责任……………………………………………………………………张立明

保持和开拓红十字救灾特色的思考…………………………………………………………刘斌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捐髓态度的影响………………………………………………………丁玉琴

把握“三个角色”，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张孚传

“万元餐”的背后——一个个案引发的思考…………………………………池子华  邓  通

反思红十字会的“高额餐费”事件………………………………………………………郭进萍

反思“郭美美事件”——以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为核心……………………………郭进萍

“巴比晚宴”的“慈”场效应………………………………………………………………张娟

昆山：台企的红十字情缘……………………………………………………………………昆红

发挥社会工作优势  构筑红十字理论平台

——写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昆山工作站成立之际……………………………刘超英

凝聚人道力量  整合宣传资源促进红十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

发挥人道救助作用  认真做好重建家庭联系工作………………………………………侯秀田

民国时期红会对上海疫疠的预防措施………………………………………………………李慧

全面抗战时期美国红十字会对华援助简论………………………………………………阎智海

伊拉克战争中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以国际红十字会为中心…………………丁英胜

一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力作

——评《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池子华  代华

境外关于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应用研究简介…………………………………………袁灿兴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市红十字会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严晓凤

副主编：马红英  董娜

执行副主编：王专  郭进萍  

编辑：代华  吕晓玲  周小蓉  傅亮  张智清  呙盼盼

 

张立明

 

    “企业社会责任” 是近年来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一提及“企业社会责任”，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企业捐出钱款、捐出物品，回报社会。但实际上，这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一个具体表现，“企业社会责任”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具体内容包含哪些？它与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又有怎样密切的联系？诸多问题可能是很多从事人道救助工作的红十字人特别关心的问题。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发展要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对称，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和多德（Dodd）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但对它的含义及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和制鞋业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的血汗工厂制度被媒体曝光。为挽救公众形象，该公司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随后，多家公司纷纷效仿，制定了自己的公司生产守则，后演变为企业守则运动。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引起人们对保护自身利益、环境及人类长远利益的关注，纷纷开展劳工运动、环保运动、消费者运动、女权运动等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引起联合国和各国关注，并获得社会学者和企业的认同和支持。
    9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CSR运动浪潮并逐步走上制度化发展轨道。许多跨国公司制定了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守则，许多地区性、全国性及国际性行业组织也制定了外部社会责任守则，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先后出现了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评价体系和认证制度。
    2000年7月，联合国第一次全球契约论坛召开，提出各公司要共同遵守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贪污四个方面的十项原则即“全球契约”（主要是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环保水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数千家企业参加，中国全球契约理事会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成员之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发展要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对称，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表述上，不同企业和组织有所区别和侧重，如：
    联合国全球契约：应遵循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包括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四个方面。
    世界银行：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欧盟：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把社会和环境密切整合到经营运作，以及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
    美国波士顿学院（从企业公民的角度）：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英国“企业公民会社”：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国家的公民之一；有权力，也有责任；有责任为社会的一般发展做出贡献。
    其它如世界经济论坛、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国际商业论坛、国际雇主组织等机构也有各自的表述，但内容和要求基本上大同小异。

    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却又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给一些企业带来毁灭性打击。为了消除各国、各公司名目繁多、交叉重复的社会责任守则给公司、消费者和公众造成的困惑，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简称SAI）、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它国际组织，于1997年制定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简称SA8000标准）。该标准原则上每4年修定1次，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2001年公布的第1个修订版，分3个部分，54项条款，9个要素，每个要素又由若干子要素构成。
   （一） SA8000标准的主要内容
    （1）不许使用童工；
    （2）不得强制雇工；
    （3）必须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预防事故，健康安全教育，提供卫生清洁设备和常备饮用水；
    （4）尊重员工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力；
    （5）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员工和实行差别待遇；
    （6）不允许物质惩罚、精神和肉体上压制和言语辱骂；
    （7）必须遵守工作时间的法规，加班应自愿且应支付额外津贴，每周至少一天假期；
    （8）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可随意支配的收入，不得以虚假的培训计划规避劳动法规；
    （9）必须制定一个对外公开透明的政策，承诺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保证进行管理的总结和回顾，选定企业代表监督实行计划和实施控制；选择同样满足SA8000的供应商。
    上述每一个方面的内容都许多具体要求，如在童工方面，规定公司不能或支持剥削性使用童工、应推进未成年儿童教育，未成年儿童在校时间、工作与学习活动往返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等。SA8000标准还根据不同地区制定相应的具体规范和标准。
    （二）SA8000标准的认证
    SA8000标准是一套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国际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和其它国际标准机构尚未将SA8000标准视为强制性国际标准，也没有一国政府规定企业强制执行。但SA8000标准颁布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获得广泛支持，国际知名认证机构，如SGS（总部设在瑞士的“通用公证行”）、DNV（总部设在挪威的世界知名船级社和国际权威认证机构）、UL（美国最具权威的安全试验所，从事安全试验和鉴定、）ITS（总部设在伦敦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与消费产品检验公司之一）等，都向CEPAA（SA8000标准认可咨询委员会）申请，正式开展SA8000标准认证业务。
    通过SA8000标准认证后，认证机构将颁给企业认证注册和SA8000标准证书，同时报SAI备案并在其网站公布，证书有效期3年，每6个月审核一次，3年后申请复审延长一次。企业可在其宣传手册和信笺台头印刷SGS-ICS认证和CEPAA标志，也可利用证书副本和SA8000标准的标识开展对外经营活动。
    企业实施SA8000标准认证的益处。建立国际公信力；减少客户审核的数量，节省时间和费用；人性化工作标准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和提高员工忠诚度及积极性；更大程度符合当地法规要求；使合作伙伴对企业建立长期信心；使消费者对产品建立正面情感。
    （三）SA8000标准的双重影响
    SA8000标准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基本权益，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企业提供社会责任规范和组织实践的标准，将社会责任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员工利益和社会的多赢。它将有力地推动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积极改善劳资关系，加强安全保护和人力资源开发，注重激励机制度多样化。SA8000已成为全球化经济中企业竞争要素，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摆脱某些落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束缚，努力适应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SA8000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企业很少申请SA8000标准认证，却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出口产品提出认证要求，迫使许多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申请和维护这一认证，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有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者将SA8000标准有关劳工利益的规定变成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有力工具，大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给一些企业带来毁灭性打击。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者与人权组织联手，以SA8000标准的名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小家电等行业的出口进行全方位限制，使其成为一种杀伤力很强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2009年中国企业发布的各类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达582份，是2008年的3.44倍，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中国已有339家企业通过了SA8000认证。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都是全民（国有）或集体所有，是执行国家计划的工具，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服务职能，所以极少产生像西方那样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市场经济形成后，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外资或合资企业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以及按SA8000标准进行采购对我国数以万计的出口企业造成的冲击，使得广大学者和企业开始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实践。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大大激发了政府、组织和企业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虽然我国学术界、企业和政府进入本世纪才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在过去几十年中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条例、规章，在劳动保护、职工工资和福利、劳动合同、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企业经营管理、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公益捐赠等各个方面，明确规定了企业应承担的责任。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开始从法律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不仅应对股东负责，还应向其它对企业做出贡献或受企业经营活动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负责。在层次上，这些责任包括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和其它方面酌情而定的要求”。
    由商务部主办的《WTO经济导刊》杂志社，自2003年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并开办了“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2006年2月国务院侨办、《中国新闻周刊》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至今已举办六届。从第二届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作为联合主办单位参加。该论坛每一届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研讨和对话，并评选一批年度“最具责任感企业”，至今已有77家企业获此殊荣。第五届论坛启动了“中国式社会责任”，并将“诚信与良知”作为中国式责任的基本要义。
    2005年12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发起并主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成立大会暨“200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会议通过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宣言》。
    从2006年起，国家电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建设银行等企业或协会先后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社会责任宣言》、《社会责任指引》，常州、深圳等地方政府开始表彰企业社会责任奖和下发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见。
    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企业“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2006年12月，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环球企业家》联合举办2006年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发布典礼。2008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下发1号文件《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同时在网上开设“中央企业与社会责任”专题栏目。
    2009年1月23日，胡锦涛在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009年12月，《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发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01-2009）》披露：2009年中国企业发布的各类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达582份，是2008年的3.44倍，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
    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党政领导、NGO、企业、行业协会和理论界的共识，并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践行。另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7月2日，我国已有339家企业通过了SA8000认证（全球通过认证的共2230家）。

    鉴于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时对企业和其它各种组织、社会以及环境的影响日益深刻，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简称ISO）自本世纪初开始着手制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共有90多个国家和4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参与，中国也派出6人专家组参与制定。几经修改，ISO于2010年11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发布了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0），标志着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新纪元。
    ISO26000标准是对传统社会责任理念及其标准的突破和颠覆。主要内容和特点为：
    1. 首次在全球范围定义了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一个组织用透明、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对它的决策或者活动在社会和环境中产生的影响负责”,其性质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组织行为”。
    2. 扩大了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社会责任的主体是“组织”，而组织“是负有责任、权威和关系以及可以识别目标的实体或人群和设施”，即不仅是企业或经济组织，其它如学校、医院、公益救济组织、学术团体、中介机构和所有国家政府机构等，都是社会责任的主体（国家法律领域除外）。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组织。每个组织应利用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机会，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这是ISO26000标准所要传播的最重要信息。
    3. 内容全面而系统。标准参照和引用了1948年以来68个国际公约、声明和方针，这是目前其它标准和指南没有的。同时，又界定了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包括组织管理、人权、劳工、环境、公平经营、消费者权益、社区参与、社会发展、利益相关方合作等9个方面。
    4. 遵循五项重要原则。一是组织应当愿意并完全遵守该组织及其活动所应遵守的所有法律和法规，尊重国际公认的法律文件；二是强调对利益相关方的关注；三是高度关注透明度；四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五是强调对人权和多样性的关注。
    但由于ISO26000标准是一个指南标准而非管理标准，推荐的内容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而它只是一个自愿性标准。尽管如此，ISO26000标准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动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将对促进全人类和谐、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五、红十字会：与企业战略合作促进企业使命和价值观的重建；与有积极性的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红十字会的人道工作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和体现。要很好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就必须争取其它组织，特别是企业的大力支持、参与和合作。
    虽然企业捐赠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评价标准，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必然会积极支持和参与人道事业，“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专设NGO公益项目栏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2008年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也正是因为企业支援抗震救灾捐款高达388亿多元。
    所以，红十字会要抓住机遇多向企业宣传社会责任理念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促进企业使命和价值观的重建；主动关注和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活动，并与有积极性的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可根据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不同特点，有区别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多企业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举办“中国公益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层论坛，与相关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多个企业合作建立各种救助基金，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刘斌

 

    红十字会原有救灾的特色在现代救灾过程中被弱化和褪色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本人认为应在救灾中保持和加强红十字会原有特色的同时积极开拓和寻找新的救灾特色，走差异化的救灾路线。

    红十字会组织的救助行动最初起源于战场的伤兵救护，随着红十字运动的不断发展和红十字组织的不断壮大，红十字运动的工作从战场救护领域拓展到了非战争期间的自然灾害救助领域。这是红十字运动与时俱进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和转型，扩大了红十字运动的救助范畴，为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世界各国遭遇自然灾害的苦难人民带去了红十字人道救助的福音，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大历史进步。

    同样100多年前的红十字运动传入中国以后，无论是在连年的战火纷飞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的自然灾害时刻，中国红十字会的先驱者和一代又一代的红十字工作者们，为中国人民的战争创伤医治和减轻自然灾难的痛苦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赞扬，在当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十字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机遇，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人道救助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社会自然灾害频发，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在灾难早期救助的作用尤为凸显。多年来红十字会系统一直发扬和保持着在救灾救助中形成的三个第一的特色，即：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救助人员到达受灾的现场；第一时间内向受灾地区送达一定数量的应急物品；第一时间为灾区向社会发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救助号召。红十字会的这种救灾特色是红十字会系统在历次的救灾中历练出来的，这个特色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也是红十字会救灾工作中引为自豪的一个特色，赢得了广大受灾民众一致好评和赞扬，这一特色也是为红十字会工作的持续发展起到了极大支撑作用。 

    但随着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力度的不断上升，特别是经过汶川大地震和舟曲地区的泥石流灾难的教训，政府对救灾的工作高度重视，极大地加强了工作的力度，财力方面的投入也是极其巨大。尤其是国家的救灾主体部门如民政系统的救灾主体力量越来越得到强化，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是越来越大，这些部门在救灾工作的硬件装备上如交通工具、通讯手段、救灾设备等方面都有了巨大改善，他们面对灾情发生后的反应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他们在灾后的第一时间内人员、物资、送达和社会救灾动员能力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有些方面的工作早就超过了红十字会救灾的传统特色。这种进步自然而然地使红十字会原有的救灾特色受到了挑战和褪色。另外，多年来部队在救灾中的反应更加迅速突出。近年来的救灾实际过程表明，在第一时间冲上了救灾第一线的往往是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他们成了救灾救难的中坚力量。其次，由于现代通讯手段、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传播极快，从而也使社会上的其他慈善机构、志愿者组织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他们往往也能够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获得灾害的信息，并且迅速组织起来到达灾区实行救助行动。这些组织机构的行动也对红十字会传统的救灾特色带来一定的竞争和冲击。当然这些部门的救灾能力的提高和加快对整个救灾工作来说是整体的巨大进步，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将极大减少灾难造成的损失。作为有着同样使命的红十字会系统应当高兴和庆贺，这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目前红十字会的救灾救助工作已经列入到了政府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如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就并明确规定了红十字会在整个救灾过程中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重点就是：积极配合专业医疗队部开展群众性卫生工作和开展社会互相互济救灾捐赠活动等。这是政府对红十字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是一件值得从事红十字工作人员庆幸的事。但同时作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应看到，红十字会的传统救灾特色受到了极大冲击和影响，作为红十字会的工作者应当要为自己的救灾工作未雨绸缪、前瞻思考。红十字会应当在保持和加强自己原有的救灾特色的同时，大力开拓和开创新的救灾特色，走差异化救灾的路线，为红十字会在救灾中再创特色创造条件。这里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供红十字会同仁们思考：

    一、继续发扬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的传统特色，在重大自然灾难发生时紧密与医疗部门、社会其他管理部门合作，积极为灾区医疗救护中的血源开展动员工作，重大灾难后医疗部门的血源需求量往往会极速增大，在灾区很容易发生血荒状况，号召和动员人们义务献血是红十字工作的强项，应当在灾害发生后进一步彰显出红十字工作的力量。

    二、当社会普遍重视物质救灾救助的同时，红十字会应当转入到灾区的精神救助工作中去。目前我国灾后心理救助工作仍是一个弱项，红十字会应当积极组织开展心理救助工作，平时红十字会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心理知识的培训、储备懂得心理治疗的志愿工作者队伍，在灾难发生时能拉出去为灾区人员进行及时的心理治疗。

    三、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红十字会应当和疾病控制部门紧密合作，大力开展灾后的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的知识宣传和培训工作。

    四、红十字会也应当在灾区组织预防次灾害发生的知识宣传工作，为减少次灾害发生的损失作出自己的贡献。

    五、进一步强化红十字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要在平时的工作中加强训练好一批能够拉得出，打得响的由不同专业人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这是红十字运动的传统优势，当自然灾害发生后，红十字会要能够迅速组织起一支有不同专业技能的志愿工作者，急灾区所急，使红十字的这一传统特色更加光亮。

    六、积极组织和宣传灾后重建的募捐工作，积极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进行交流合作，积极争取和接受有关的国际救助。这种宣传和交流合作是红十字会的一个强项，一定要极大的发挥出来，为政府部门解忧，强化红十字会在救灾中应有地位。

    七、要积极和其他的救灾部门合作协调，要在救灾的过程中不断地找到自己现场的准确定位，要尽量减少与其他部门重叠的工作，积极寻找其他部门暂时不能开展和不是他们强项的工作，发挥救灾工作的补充作用，而这个补充是非红十字会莫属的，积极走差异化救灾的路线。要在救灾工作中凸显出红十字会的独特工作特色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副主任）

 

丁玉琴

 

    上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纷纷建立无血缘关系供者骨髓捐赠资料库，为血液病人寻找到配型相合的志愿者提供了可能，在90年代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至今，美国骨髓库已有800多万志愿者，欧洲骨髓库也有400多万志愿者，每年他们的捐献人数超过1万人。而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骨髓库，发展缓慢，直至2001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后，才重新启动，近10的时间发展到100多万的库容，累计2000多例的捐献数，虽然有了很大发展，和欧美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工作中也阻力重重。造血干细胞产自骨髓，捐献骨髓和造血干细胞是同一个概念，只是采集方式不同，但很多时候连骨髓也不敢提及，谈“髓”色变现象依然普遍。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本文试图从文化背景差异揭示我们与欧美民众捐髓态度的差异，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捐献之路提供依据。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农耕社会的特征。最早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有良好的灌溉条件，有广阔肥沃的土地。人们在广阔的平原上耕种土地，然后收获粮食，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以素食为主，主食是粮食，同时养殖少量牲畜。从一开始的氏族公社为单位的粮食生产，然后进入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能够自给自足，对自然的依赖性强，对外界社会的交流就显得多此一举。中国传统重农抑商，商品经济不发达，缺少商品流通，社会沟通和交流甚少 ，也就不需要社会化的市场和大规模的社会性信息交流活动，使中华文明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学术界公认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的爱琴文明，之后陆续出现的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和古罗马帝国。他们不像东方的文明那样拥有千里肥沃的平原，但是他们依然耕种土地。由于靠近地中海，具有航海的优势，可以通过海上贸易换取粮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自古希腊、古罗马跨地中海地区屡次贸易交换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化思想的交融，地中海地区的文明经常地进行横跨欧亚非三种文化的交融和斗争，不断发达的贸易又孕育了促进现代文明的那只无形的手——市场经济的诞生，而其组成的趋利需求也促使列国力争上游地进行世界范畴的大探究和陷于抢夺资源而进行的争斗之中，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成为满足这种欲望与需求的推动力。这就使得西方经历了工业文明进而发展到现在的信息文明时代，所有这些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开放性。

    中西方文明的深层差异，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中西医家、道家甚至于民众的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及有关的认识之中。

    中医学吸收了周易、道家、儒家等的哲学思想，主要有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医学以元气论为基本，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及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一方面，人与客观环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之气演化的产物，从而提出了天人相应、五运六气、外邪六淫等理论。另一方面，人体自身是整体的、不可分解的，人体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是由混沌未分的整体分化而成的，人的整体性具有原发的、先天的性质，中医学从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并由此提出了藏象、经络等理论。这些理论基础使得中医停留在经验论的层次上，无法突破整体进行微观或部分的研究。停留在自然哲学的层次上，无法向自然科学过渡。中医学是一个富有整体观和辨证性的理论体系，但由于其中缺乏对观念和概念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其理论表述必然是不清晰、不精确的。中医中的经验包含了大量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同一个概念，每个医生可能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理解，这就造成中医理论不能通过客观实践来验证，这种缺少自然科学论据的理论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医的发展，使对一些概念如“伤元气说”依然保持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西医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认为整体性是组合的、可分的。一方面，把人理解为由元素或原子组合而成的，没有把人看作是自然宇宙分化的产物，也不认为人与环境存在母子关系；另一方面，按组合观点理解人的整体，认为人体是可分解的。因此，解剖、分解、还原成为其必然的研究途径，从而为近代西医学分解还原研究奠定了基础。西医讲究实证主义，是通过寻找证据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必须先在实践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假说，然后通过实验观察的方法寻找证据，找到证据，假设得到证实，再用严密的逻辑证明推论，形成严密规则的规律，就能上升为科学理论。实证分析方法的两大法宝是实验和逻辑，凭着这两大法宝，实证分析科学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仅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四、五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取得了目前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成果，而且实证分析科学得出的结论确凿可靠，客观严密，不容置疑。所以现代实证科学的科学标准已经成为目前科学的铁定标准，符合实证科学标准就是科学，不符合实证科学标准就不是科学。西方医学的实证标准促进了现代西医学的快速发展。

    中国古代医学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主宰中国文化的儒、道、佛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想和以“孝”为核心的宗法道德规范，道教“重生恶死，以生为乐”的生命观，佛教“布施得福”、“因果报应”等宗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儒学的理论基石。“仁者爱人”是仁的核心与原则，“仁”是以孝悌为本、包罗众德的总道德。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的第一要义和根本所在，是否孝悌是判定一个人仁与不仁的标准。所以孔子的仁并非一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是一实践超越的过程，它包括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由我不断向外施爱，“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孝悌”到“忠”、“信”，到“泛爱众”，由情及理，实现仁爱的普遍化；一是在向外施爱的基础上，反过来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由道德情感上升为道德理性，并最终上达天道，实现心灵的超越。儒家的爱人是有差序格局的，是有特殊性的，以血缘为本，人伦为基，以自己为中心向外逐渐辐射，从爱父母、爱子女、爱兄弟姐妹进而扩展到爱亲戚、朋友，再扩展到爱乡邻、爱不相识之人。“亲亲为仁”足以说明“仁”最深厚的根源就是血缘家庭的亲情之爱，因此，从本源上来看，儒家伦理实属私德，而且传统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私德。一直到今天，当人们面临着公共生活领域的问题时总倾向于用私德去处理。在这样的传统伦理道德观下，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独立人格，连身体也不是自己所有，“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即父母的恩赐。既然“行父母之遗体”，敢不爱惜乎?由此构成孝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爱惜自己的身体。曾子曰:“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用《孝经》的一句话来概括，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也可以说，古希腊和基督教的道德文化，从其产生一直到今天，成了西方价值文化的基因。这两种基因导演着西方人的种种社会行动，形成了西方社会人们行动的基本结构，受到抽象性人格及由此形成的理性和独立性道德的影响，在西方人们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体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结合起来建立群体，并参与群体的活动。个体与群体是对立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个体虽然结合于群体，但依据契约个体可自由出入群体。当然为了实现个体的利益，个体在享受群体赋予权利的同时，必须对群体负责，履行个体对群体的义务，人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公众意识和公共意识。人们在社会行动中要么以理性为指针，要么听从上帝的召唤，而家庭关系、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不是人们社会行动的首要的、唯一的、全部的思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与非感情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而且界线两边是不具有替代性的。另外，基督教的教理以“爱”为核心，强调一是爱上帝天父，二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原文是“爱你的邻人如同自己”。这“邻人”是极广泛的，包括了一切对你原来陌生的人。这种“爱”不是一种欲望、一种希求，而是一种单向给予的爱，“为爱而爱”，它完全排除了对道德回报的期待，这与孔子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不同。其“爱人如己”的诫命就是要毫无差等地博爱众生，人们应该不分亲疏厚薄地泛爱和互爱。

    综上所述，西方人个性独立、理性思辨能力强，对新技术的认识和接受能力强，以及强烈的公共意识等等使他们对捐献骨髓等无损自己、有益于他人的行动都容易接受。中国长期以来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为主，以家庭为本位，血缘为纽带，造成了相对封闭的意识，施爱也是在局限的亲属或“熟人”范围内，并且在以经验主义的中医元气论中，捐血捐髓都是有损元气的，在这样的传统之下，人们对为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患者捐献骨髓有抵触情绪也就师出有名了。

    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国人在潜意识里对捐髓的抵抗，但我们依然可以循着本国的文化发展轨迹去促使更多的人接受。中华文化历来都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弹性，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发展于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究其原因在于与民族文化的充分结合和发展。

    儒家思想宣扬 “仁义礼智信”，但其核心总纲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很强的官本位、依附性等特征，中国人内省保守、谨慎顺从，自我被看作是家族和社会中的一员，独立性弱，对待权威有无条件接受和服从的特性，这种传统的基因或多或少地还体现在今人的行为习惯中，因此对一项举措的推广和实施如果借助于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今天，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速度更加快捷，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改变了我们原有的家族框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育需要建立公平、公正、讲求效率的社会，因此，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取彼之长、补已之短，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注重科学和独立精神的培养，扩展原有的“熟人圈”，把视眼定位于公共的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把有差序格局的仁爱上升到普遍化的“爱人如已”；从而使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红十字会骨髓库)

张孚传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纳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又指出：“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为新时期发展红十字事业带来了新的契机、提供了新的舞台、拓展了的新空间，也对各级红十字组织和广大红十字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任务和新的课题。

    红十字组织如何有效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笔者以为，必须把握“三个角色”，找准定位。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党委决策方向，政府推动实施。政府掌握公共权力，拥有大量公共资源，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推进者，全面负责构建社会管理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与政府角色身份不同的是，红十字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是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只能有限、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只能在参与中对政府履行职能起协助的作用。

    但红十字组织也不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局外人、旁观者，不能放弃责任、不闻不问。红十字组织要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坚持“人道、公正、独立、中立、普遍、统一和志愿服务”七项基本原则，以优质的服务，在救灾救护救助、关爱生命保护健康、维护人的尊严等方面发挥独特优势，切实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切实履行助手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又快又好”开始向“又好又快”转变，社会总体是和谐的，但是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诉求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在这种状况之下，任何一家从事社会服务、社会公益以及承担部分社会管理工作的社会组织，都无法独立直面服务对象的客观需求。

    因此，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各级红十字组织要坚持开放合作，正确处理与其他团体、组织及公众的关系，当好同行者。此外，由于各个团体、组织所代表的利益群体间必然会有一定的交叉关系，对一些涉及多方面利益的问题，各级红十字组织必须坚持民生至上，注重从促进社会和谐的视角参与解决。惟有如此，才可防止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大包大揽，也可避免与其他社会组织“撞车”。

    发展人道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当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因此，在着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大力弘扬人道精神，使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整个社会形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同情友爱、和睦相处、自由平等的良好氛围，切实保证人的尊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各级红十字组织要切实以弘扬人道为己任，坚持传播至先的理念，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人道事业中来，最大限度改善最易受损群体的境况。

    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实际工作中，“最易受损群体”往往是最不易惠及但又最淳朴、最善良的群体。各级红十字组织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着力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可能覆盖的环节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能为力的问题等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第三只手”的调节和疏导作用，把问题解决在最基层，把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级红十字组织要延伸触角，扎根基层，以特色和品牌服务为载体，多为困难群众做一些“宽怀、解忧、缓难、救急”的实事和好事，努力当好“改善最易受损群体境况”的践行者。

（作者单位：浙江省红十字会）

池子华  邓通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Loren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指出，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此即著名的“蝴蝶效应”。正如近期一张近万元的餐饮消费发票在网络上曝光一样，遂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将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且波及到整个红十字系统甚至公益慈善事业，并由此演变成一场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一张小小的发票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着实值得深思。我们不禁要问：这样有损红十字形象的事件能否避免？面对公众的质疑又该如何应对呢？根据危机管理相关理论，笔者以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方面，加强危机预警能力建设。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以来，就与战争、自然灾害、疫病防治等危机事件如影相随，由于经常与危机打交道，置身于危机的漩涡，其一言一行也会成为危机的爆发点。2008年，红十字会因为汶川地震而引发多重“次生危机”，如“万元帐篷”、“盗卖救灾帐篷”、“虚开发票”、“提取管理费”等问题，怀疑、指责、甚至谩骂等一连串的负面影响接踵而至，红十字会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社会公信力面临空前危机。这些来自于外部的危机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内部问题触发的危机却是可以预防的。

    《左传》中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礼记•中庸》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管理的重点在于预防，在于付出少许的成本把可能出现的危机损失减至最少。所谓预防即危机预警，是指组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危机的诱因及危机的征兆进行事前监测和评价，并据此做出危机警示的行为。在整个危机管理中，危机预警是危机出现的准备，是组织由常态管理进入危机管理的转折点。

    此次“万元餐”引发的信任危机，是偶然还是必然，姑且不论，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危机预警势在必行。而危机预警，制度建设不可或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伟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制度是实现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年正是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的能力建设年。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就是为满足人道需求而制定、推行和完善制度体系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规章，包括基本制度、一般制度、专项制度、岗位制度等几大类，尤其是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中国红十字会步入法制化轨道；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县级以上组织参照公务员管理，还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所以各级红十字会要把各种规章制度熟稔于心，慎言于行，游刃有余而不逾矩，则类似“万元餐”的违规事件就不会发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努力把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

    另一方面，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危机尽管可以预防，但危机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突发，迅速扩散，会形成强大冲击波，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所以危机发生后及时应对尤为迫切，它是实施有效危机管理的关键。所谓危机的应对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初，为应对突发的紧急情况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4月15日“万元餐”事件曝光后，16日，上海市红十字会迅速通报了高额餐饮发票的调查结果及处理情况：该发票资金来源为工作业务经费，超标部分由个人支付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1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示“高额餐费”属于严重违规行为，违反了中央关于严格控制“三公”支出的有关文件精神。但是红十字会的解释却没有消除公众的疑虑，诸如“文字游戏”、“滥用捐款”、“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亵渎慈善精神”云云。显然，当事方和公众对信息的解读、事件的审视截然不同。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如中国红十字会发言人王汝鹏所说，此次危机事件对红十字会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但我们希望以此为教训，通过加强监督和管理，把坏事变成好事。

    加强监督和管理，把坏事变成好事，主要路径有：

    首先，构筑立体财务监督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包括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人民政府的拨款。经费的来源和使用也有一套严格监督审查制度。从纵向上，各级红十字会每年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从横向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由国家审计署负责监督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财务，各地红十字会的财务也都由同级审计部门进行审计，而对于境外捐赠的款物还要接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监督、审计。但从此次事件的处理上来看，无论是上海市红十字会还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仅仅限于内部的监督审查，难以服众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引入如捐赠者、媒体、网络平台等“第三方”监督，构筑纵横联合、多方互动的立体监督体系，显得格外重要。

    其次，建立高效的信息查询系统。为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的透明度，应该建设一个公开透明的全方位信息披露平台，社会公众不仅可以通过该平台及时查询了解捐赠数据、财务收支、审计评估等信息，还可以了解资金流向、资助项目、实施区域、项目进展等方面的动态信息，做到每一笔善款、每一个项目都能查有所据、用有所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向慈善机构查阅账目；在英国，《慈善法》规定，任何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得慈善组织的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类似做法，值得借鉴。

    再次，积极引入问责机制。问责制是指问责主体对其管辖范围内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此次事件发生后，上海市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做出调查和处理，退款，通报批评，但是不能止步于此，对于事件的当事人要不要追究，对于公众要不要公开道歉，对于机构本身要不要整顿，对于整个红会系统甚至慈善事业要不要重新审视等等，都要进行问责，都应进行深刻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此外，还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内部加强危机管理，同时也需要外部能为危机的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社会公益机构、爱心捐赠的平台，“万元餐”实属不当，此后的回应也差强人意，但是公众指责、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尽管其中有维护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善良初衷，但未免有失偏激。从此次事件来看，网络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在此情境之下，网民可通过积极行为，引导慈善机构向更好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一个组织，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慈善事业需要宽容的成长环境，而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之，以此次事件为契机，从制度建设着手，进一步加强监督和管理，提升红十字会的危机管理能力，完善危机管理体系，重塑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该校社会学院研究生）

[11]  《红会高额餐费缘何难以服众》，《京华时报》2011年4月18日。

 

——以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为核心

郭进萍

 

    2011年6月20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起了众人瞩目。她在网络上公然炫富，开玛莎拉蒂、住大别墅，更重要的是她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一石激起千层浪，红十字会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文拟就“郭美美事件”中的焦点问题作一梳理，进而重点探讨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建设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立刻引发了旋风般的反响。公众围观，红十字会再三声明，警方介入调查均不能释国民心中的质疑。“郭美美事件”牵涉到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天略集团、王鼎集团、中红博爱基金等多个与红十字会有密切业务关系的机构，而其间是否存在某些组织和个人牟取暴利的现象是引发公众质疑的一大要因。这也涉及到公益机构能否从事商业活动这个敏感话题。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可否采取商业运作的方式在公益界是存有争议的。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杨青海表示，公益和商业结合的目的不能是为了营利，“只要有营利，就会涉及利润分配，没办法分得清楚。”不过，他又补充道，“可以用经营的思维管理公益项目，却无法捆绑商业运作”[1]。鉴于慈善信用与商业利益二者关系难以权衡，加之现阶段存在诸多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因素，昆明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永清也认为，“慈善不该也不能商业化” [2]，采用商业化运作来维持慈善组织这种方法，会导致慈善组织公信力的下降，也会丧失其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平衡器作用。

    在笔者看来，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公益机构是可以采用商业运作方式的。这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的大势所趋。

    其一，从历史上看，中国红十字会创立初期，即已开始积极探索资金的保值增值方法，以实现红十字事业的持续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国初年已萌生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投资理财理念并将之付诸实践。方式之一即以储蓄的方式收取利息。将一部分多余的经费储蓄于银行、企业或其他团体以便收取利息或者方便汇兑。除消极的储蓄外，中国红十字会从 1919 年开始积极投入资金购买公债、股票等有价证券，到 1921 年为止，共计投资鹰洋 7 万元、申规银 5000 两购买有价证券。在收支总报告中，这个部分的支出放在“置产”项目中，说明是“购买证券”。1933—1935 年，中国红十字会曾经持有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宁绍公司股票，以及沪宁铁路、德发、正六、七长、统一等公债[3]。虽然投资绩效如何，目前尚缺乏资料证明，但这种将慈善事业与商业理念相结合的模式是对传统慈善事业的一大突破，也是在近代中国红会经费来源不稳定的形势下为推动红会事业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可贵探索。

    其二，尽管公益与商业从字面看来貌似格格不入，但二者的最大不同只是表现在最终目的上，即它们分别追求的是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理应与时俱进，适合时宜地发生转变。慈善组织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不能仅寄希望于社会上的源源输血，更重要的是要造血。慈善领域正在发生一场生产效率的革命，商业模式则是提高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慈善可谓是“道”，而商业模式则是“术”，是集合和放大财富的机制。[4]红会拥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对解决自身“造血”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不要一概否定公益组织和企业的合作”[5]。梁树新也认为NGO真正的发展方向是，“在做公益的同时，学会商业操作手法，通过自主经营的方式创造盈利，再滚动回公益中。”[6]观念的突破可以为红十字会注入新鲜血液，并催生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方面，苏州市红十字会率先实践了这种理念，并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积极创办经济实体，如博爱医药公司，壮大红会自身力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苏州市红十字会积极和企业合作联合打造“善”字品牌，如和园区飞索半导体有限公司协作的用以救助贫困尿毒症病人的“德善”救助计划；和有关企业联合打造的用以专门救助贫困眼疾患者的“明善”计划；与AMD(超威半导体技术)中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推出的用以救助贫困学生和失学儿童的“诚善”计划以及专门救助贫困白血病的“义善”计划等。这些“善”字系列的救助计划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和好评，为慈善和商业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其三，探索公益项目市场化是世界慈善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一些慈善市场发育完善的西方国家在早期慈善事业面临募捐挑战，陷入困境之时就已开启了探索之路，并实现了观念的重大突破和体制的成功转型。正如魏雪梅所指出的，“推动慈善发展的最直接方法是用商业智慧推动慈善事业。综观世界成熟企业的慈善操作，无一不是将慈善和商业捆绑在一起”[7]。事实的确如此，无论是比尔盖茨夫妇创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还是巴菲特的慈善投资行动，都把商业智慧与慈善理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资金的保值和增值，从而实现了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与运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成立的“公司支持集团”模式，也是对采用商业化运作方式的一种有益尝试。

    红十字事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必须打破公益和商业不能捆绑的思维桎梏，而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容纳和接受新生事物。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那种坐等捐款上门、没有服务意识、没有营销意识、没有社会创新的公益慈善组织是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有救助实力的公益慈善组织的”。

    基于以上三点，可以肯定地讲，公益组织采取商业运作的方式没有错。由此，“公益项目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去进行运作”成了“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8]。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指出，对于这种以市场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模式，关键是“要把运作模式设计好，公益行为与公司行为要泾渭分明，不能缠绕不清”[9]。市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要实现需要帮助的群体、公益组织及承办企业三方的共赢。在笔者看来，要做到权责明确，杜绝假借公益之名而牟取暴利的现象，从而使公益项目针对的人群切实受益。这就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营造一个规范完善的制度环境，为这种创新模式提供制度约束和保障。否则在没有制度沟渠的情况下，洪水的灌溉只会淹没良田。因此，在现阶段慈善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一方面红十字会在引进企业经营模式或与企业合作时，一定要提高风险意识，谨慎而适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不仅需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升红十字会的整体能力建设，而且必须设计一套完备的监管和运作流程，如规定善款绝对不能进行商业运作，红十字会一定要有叫停项目权等，以堵塞漏洞和寻租空间，真正把好事办好。而被卷入“郭美美事件”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之所以备受争议，很大原因即在于它运作的不合法性和违规操作，这显然与制度建设的缺位是分不开的，由此也涉及到中国 红十字会内部管理体制的问题。

    尽管自1999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一直在推动管理体制的理顺。但时至今日，红十字会管理体制仍处于半理顺状态，据统计，截至2010年9月，全国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中已有321个完成改制，理顺率达到96.1%；全国2860个县区级红十字会中有1528个理顺了管理体制，理顺率达到53.4%。[10]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行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则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而非垂直管理关系，不参与其干部任免，也未拨给工作经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主管部门是商业联合会，而总会对于商红会的业务指导，从目前来看则“缺乏有效约束，完全流于形式”[11]。管理体制存在漏洞，而“面对如此庞大的红十字组织却没有有效的制度，很难保证不会有违规的问题出现。”[12]因此，加快理顺管理体制是促使红十字事业更上一层楼的关键。

 

    “郭美美事件”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空前严重的信任危机，公信力是红十字会的生命源泉，如何重建公信力被提上红会的议事日程，正如池子华所说：“这个事件过后，我想红十字会将非常重视公信力的建设，但更为突出的是要进行制度建设。”[13]

    如何重建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专家一致导向公益体制改革。公益界专家表示，“郭美美事件”集中表达了公众对公益透明化和去行政化的强烈诉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认为，“郭美美只是一个导火索，反映了民众对于对中国红十字会长期以来的官僚化和不透明的愤怒”[14]。徐永光称：“郭美美挫伤的是慈善的官办体制，如果这个体制真的改变了，公益会变得更健康。”[15]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由于有官方色彩，“政府有时会硬性规定捐赠者一定要把钱捐给这个机构”[16]，致使行政垄断的慈善组织缺乏竞争，失去了透明的外部动力。贾西津也认为，官办公益组织“法律和认知的模糊必然导致对行为约束的放松”[17]，红十字这样的慈善组织想要获得公信力，“唯有去行政化，真正独立起来，进行透明的运作”。

    不难看出，慈善的官办体制是受到普遍诟病的。诚然，官办慈善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如官僚习气，效率低下，财政不易透明，监管无力等。但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官办慈善的正面效应。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

    首先，红十字会能否做到去行政化和完全独立？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特殊的公益慈善组织，不仅要承担一般慈善组织的职能，而且还承担着国际人道救援和民间外交等特定的工作职能。它的特殊性限定了半官方的背景，是很难做到独立的。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向红十字会拨款，提供经费支持而且比例更高。尽管国外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官方背景，但并不改变其“社团性质和民间性质”。红十字会开展国际国内的人道援助主要还是依赖向社会募捐。

    其次，红十字会公信力的建设是否真的与官办抑或民办性质直接相关？事实上，官办和民办的慈善事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官办与民办之争。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官办慈善事业，其存在必然与社会的需要是分不开的，且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严格地讲，官办慈善并不代表慈善发展的趋向，从当前各国慈善机构的发展历程看，慈善事业的主导权回归民间是大势所趋，但慈善事业的不断成熟需要阶段性推进，“在某些特殊的历史场景下，社会需要官办慈善发挥作用，官办慈善的存在就是合理的”[18]。

    在笔者看来，公信力的建立与官办抑或民办，没有必然联系，并不是说去行政化，一定会有公信力，关键在于能否取信于民，得到公众认可。要达成这一目标，公开透明的运作是关键。反观历史，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在近代能够获得较高的美誉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作比较透明，其运用报纸及其他宣传方式，对社会各界公开其经费收支、人事变迁、会务行政、救援工作的规划与执行等，在争取社会大众支持与同情的同时，也建立了较高的公信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对捐款的处置方式比较透明，原则上每一笔捐款都要列册纪录，最后要公开征信，而每年或一段期间，经费如何运用及具体收支状况，也都须对社会有所交代。《申报》上连篇累牍的鸣谢广告和多种多样的“征信录”就可见一斑。所以，无论官方、半官方抑或民办慈善组织，要获得公信力，都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

    由此，如何在半官方的背景下，探索一种有完备监管、运作透明的模式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红十字会要提高公信力，做到公开透明，自律是重要方面，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管机制。

    加强制度建设，必须依靠制度理好“财”。不但要广开“进口”，创新筹资募捐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长效筹资新机制。而且要严把“出口”，严格资金和财务管理，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19]。其实围绕郭美美，最为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红十字会所接受的捐款到底是否存在问题。而这涉及到红十字会的监督和审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按理说，“资金在流入流出公益组织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具体的监管，然而这些法律规制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20]。据了解，中国红十字会有7万多个获得充分授权并独立管理捐赠财产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监管如何落实，尚未见有可操作的办法出台。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监管的流于形式必然导致对行为约束的放松，从《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2009年公布至今两年，尚未见“定期向社会公告”[21]。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红十字会透明度的提高和公信力的建设。而从6月27日审计署在《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针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披露的5大问题看，红十字会本身确实也存在着管理不规范，在资金运作层面多处违反财政部预算资金管理规定等问题[22]。这显然与制度执行和监管的缺位是分不开的。

    加强对红十字会资金运作的监管无疑是促进红十字会责信机制建设，进而提高公信力的一条有效路径。监管通常包括理事责任、政府监管、社会专业评估和公民问责等形式。对红十字会的监管无疑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

理事责任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监事会、独立会计制等进行监督。

    政府监管方面，要避免过多的行政干涉，变主导慈善为辅导慈善，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立法和监督。如积极根据时势变化，跟进制度更新，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并加快出台《慈善法》等相关法律以提供制度保障，并严格执法，违法必究。

    社会专业评估方面，鉴于“目前中国纯民间的评估机构还没出现，有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多是些民政部门发起或以民政部门主导的，带有官方背景，其最大缺陷就是行政干预”[23]的现状，应积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发挥引导的作用，提供独立于政府的评估报告，以促进信息的公开化。

    此外，公民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问责权也可以大大增加监管的效力。捐款人对公益机构的自由选择以及对于自己问责权的行使和知情权的维护，必定是推动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公益组织透明化的另一股强大外力。

“郭美美事件”还充分显示了网络在监管方面的巨大力量，正如《环球时报》所评论的那样，“网络舆论会掺杂大量非理性发言，但它发挥的监督作用是中国舆论力量的一支骑兵”[24]，需要注意的是要加强对网络的管理，引导它避免极端，形成建设性，这对慈善组织逐步走向公开和透明是非常必要的。

 

    “郭美美”是火，公益组织长期欠透明是薪。“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它虽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给红会的形象和声誉带来了很大伤害，但也说明红十字会的信息公开和财务透明工作，已不能满足公众需求，促使中国红十字会反思自身的管理体制，“反思行业红十字会乃至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在管理体制、履行法定职责、社会募捐、项目运作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5]，警醒红十字会要切实进行调查研究和整改完善，“重点完善组织建设制度、业务工作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增强红十字会的凝聚力、执行力和公信力” [26]，为红十字会加快自身制度建设、规范管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王汝鹏表示，“郭美美虽然客观上损害了红会的声誉，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不满，但通过郭美美事件，反映了红会在监管上的问题，和公益项目市场化运作中公司利益归属问题，我们要跳出郭美美事件，来看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应急举措。

    7月6日，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指出，清正廉洁是红十字会工作的生命线，一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努力提升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 [27]。会议向社会承诺“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

    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首先发布了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和资助使用的有关情况，向捐赠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迈出了重要一步，“郭美美事件”无疑起到“加速”作用。尽管该信息平台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红十字会毕竟在不断地为捐赠信息的公开透明而努力。事实上，自2010年底开始，中国红十字会即在原有的“中国红十字会捐赠者数据库”上着手研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28]。该信息平台的试运行无疑为打造红十字会公开透明的新形象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同时，总会表示组建社会监督委员会，也是值得期待的。

    此外，7月8日，民政部公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将监管列入重要位置，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同时承诺未来五年，民政部将在慈善全行业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29]。

    这些或可称之为“郭美美事件”的正面效应。“郭美美事件”虽使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慈善事业成了众矢之的，但也为中国慈善事业敲响了必须要反思、要改革的警钟。从某种意义上说，“郭美美事件”或将成为红十字会乃至整个慈善业在新时期加快体制改革的助推器。所谓穷则思变，整个中国慈善界在尝到因透明度不高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后，必然会推动体制改革，向公开透明的方向迈进。

 

    “郭美美事件”折射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本身制度建设缺位所引发的公信力的滑坡及公众对其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时也暴露了红十字会应急机制的无力与不足。中国红十字会在事件发生后，只是一再申辩，却无法证明自身的清白，从而对自身的应急机制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还要抓紧加快建立健全决策议事、执行落实、监督考核、反馈评价等制度，依靠制度解决红十字事业在发展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至于公信力建设，关键在于规范治理和公开透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助推体制改革无疑是重塑红十字会公信力的一条必由之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让以红十字会为标杆的慈善事业走出舆论困境或许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它不仅意味着慈善体系本身不断合理化，还意味着“政府公信力必须有所恢复，并成为社会内部信任强大的新支点”。[30] 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益组织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闻，不能因一件丑闻而完全丧失对公益慈善机构的信心”[31]，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得继续向前，前进的力量，来自社会的理性和热情。人们应对慈善事业给予持续的关注，积极参与其中，为之献计献策，推动慈善事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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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美美事件引红会危机专家称有助公益体制改革》，《京华时报》2011年7月4日。

[2] 《慈善能不能商业化？》，《昆明日报》2009年11月19日。

[3] 《中国红十字会第七届征信录》,第18 页。

[4] 参见林伟贤、魏炜《慈善的商业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5] 《郭美美男友身份首度曝光曾任中红博爱董事》，《新京报》2011年7月5日。

[6] 《公益组织可以和企业合作》，《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7月12日。

[7] 《商业智慧驱动公益理念》，《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7月22日。

[8] 《红十字会秘书长：探索公益项目市场化没有错》，《京华时报》2011年7月4日。

[9] 《红十字会秘书长：探索公益项目市场化没有错》，《京华时报》2011年7月4日。

[10] 《红十字会改革12年，管理体制“半理顺”》，《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7月5日。

[11] 《红十字会朦胧之祸：业务庞杂运作神秘》，《新世纪》2011年7月4日。

[12] 《红十字会改革12年，管理体制“半理顺”》，《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7月5日。

[13] 《红十字会改革12年，管理体制“半理顺”》，《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7月5日。

[14] 《千万“炫富女”郭美美背后的商红会迷局》，东方网，http://news.qq.com/a/20110706/001083.htm

[15] 《郭美美事件引红会危机 专家称有助公益体制改革》，《京华时报》2011年7月4日。

[16] 《郭美美事件引红会危机专家称有助公益体制改革》，《京华时报》2011年7月4日。

[17] 《郭美美事件引红会危机 专家称有助公益体制改革》，《京华时报》2011年7月4日。

[18] 周秋光：《如何看待慈善事业的官办与民办》，《文史博览》2009年第10期。

[19] 《选好人理好财办好事——再谈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深入推进能力建设》，《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4月1日。

[20] 贾西津：《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从何而来？》，《新京报》2011年7月2日。

[21] 《郭美美身份曝光慈善追问继续》，http://view.news.qq.com/zt2011/GMM2/index.htm，2011年7月3日。

[22] 《关于审计报告反映问题的说明与整改情况》，《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7月1日。

[23] 《郭美美身份曝光 慈善追问继续》，http://view.news.qq.com/zt2011/GMM2/index.htm，2011年7月3日。

[24] 《“炫富门”与红十字会廉洁疑云》，《环球时报》2011年6月27日。

[25] 《中国红十字总会开通微博  称部分网友情绪偏激》，《新京报》2011年7月5日。

[26] 《中国红十字会逐条回应诸多质疑:没郭美美没贪腐》，http:// news.enorth.com.cn/ system/2011/06/29/006831574.shtml，2011年6月29日。

[27] 《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承诺“两公开两透明”》，《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7月8日。

[28] 《红十字会“开晒”捐赠信息》，《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8月2日。

[29] 《中国慈善业将推行信息公开制》，《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7月12日。

[30] 《“炫富门”与红十字会廉洁疑云》，《环球时报》2011年6月27日。

[31] 《重塑慈善公信力》，http://mag.zqfdc.net/news/detail/965.html，2011年8月5日。

 

 

张娟

 

    2010年9月29日，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邀请50名中国富豪在北京举行一场小规模的慈善晚宴。据邀请函得知，期间，“巴比”将与嘉宾一起谈慈善的发展、人生的价值观、财富观，以及如何推动世界和平、缩小贫富差距。“巴比慈善晚宴”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一次关于慈善的公共讨论。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了对巴比晚宴的看法，一时中国慈善界热闹纷呈。本文主要叙述“巴比晚宴”事件的概况以及这场晚宴引发各界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注和反思。

 

    在中国举办富豪晚宴前，巴比二人就在美国本土游说他们的慈善理念，并成功说服美国40名富豪捐出一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8月初，“巴比”即将来华举办慈善晚宴的消息一经放出，立刻受到极大关注。

    9月2日，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在做客搜狐公益论坛时明确表示盖茨与巴菲特将在中秋与国庆期间来华邀请中国富豪共餐，一起探讨慈善事业，但行程尚未确定。9月29日，慈善晚宴由杨澜及“阳光文化基金会”协助，“盖茨基金会”承办，在北京昌平区拉斐特城堡酒店举行。晚宴的主要议题有：与会嘉宾对待财富的态度、如何对待捐赠、如何使捐赠更有效以及慈善对家庭的影响4个方面。晚宴上，巴菲特和盖茨与邀约嘉宾富豪探讨了他们对于财富及慈善的认识和心得。巴菲特首先表示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会比美国快。巴菲特称，个人没有因为钱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出的钱却可以改变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他表示自己每5年修改一次遗嘱，每次修改都与其子女磋商，并使其充分了解修改意愿。并且说“我们的慈善工作不分国界，不论种族，我们关注的是全人类。”盖茨则在表达自己对财富的看法时表示，以后不会留给子女们很多财富，一直都在找机会把资源转到社会公益上。而之前流传满城风雨的劝捐，晚宴的内容并没有涉及。

    此次受“巴比”邀请的中国富豪约50人左右，其中不乏中国大陆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中国首善黄埔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光标，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腾讯主席马化腾、网易丁磊、新华都实业陈发树、搜狐张朝阳、复星国际郭广昌、新希望刘永好、宏达集团刘沧龙、汉龙集团刘汉、老牛基金牛根生和大连万达王健林等等。其中，被邀请的富豪们对待这次晚宴态度并不相同，因主办方一直三缄其口，以下均据网络公开信息得知。陈光标最早回应 “巴比”，欣然接受邀请，并且为支持巴比表示死后裸捐，他说：“我裸捐是给盖茨和巴菲特此次中国之行的见面礼”。也有富豪表示不会到场，如被誉为四川首善的刘汉在此前曾对媒体公开表示对此不感兴趣。而大多数的受邀富豪则选择低调行事，而主办方还在通往宴会厅的路上设置两个安检，来层层保护参会人员的信息不被外漏。另有消息称，来参会的人员每人都签订了保密协定，因而即便是已向公众确认参会的大多数富豪都选择了保持缄默。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晚宴的除了民营企业富豪们外还有民政部长李立国等数位部长及工商银行姜建清、中国人寿杨超、招商银行马蔚华等央企领导。[①]

 

    “巴比”来华举办晚宴在中国引起不小的波动，各大新闻网络和报刊杂志都报导和刊载了相关文章和评论。有人说，“巴比晚宴”对中国慈善有“战略性”意义，似“分水岭”作用；有人说，中国慈善不需要“巴比”启蒙，中国自古乐善好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有的说，巴比的慈善理念水晶鞋不适合中国特色这双脚……不论持哪一种观点，各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也都不无道理。如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这场晚宴无疑是2010年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慈善盛会。”“巴比”设宴所引发的对中国慈善业的理性思考的热潮，意义已经远大于“巴比”设宴本身。[②]“巴比晚宴”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牵涉富豪慈善，富豪或企业家做慈善一直引人注目，而这次晚宴使富豪慈善成为焦点。

    其一，“裸捐”引热议。

    “裸捐”争议是“巴比晚宴”的一大“慈”场效应，它再次让民众把目光聚焦到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上来。由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率先“开炮”，他不赞同富豪们去裸捐，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扩大再生产，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税收，也有利于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这就是最大的慈善，“不要动不动就裸捐”，表示企业家做好企业就是最好的慈善，未必非得要“裸捐”。[③]而陈光标、冯军等人则表示支持“裸捐”。冯军表示 “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基本上两种观点各持己见，而笔者以为值得争议的不是富豪或企业家要不要“裸捐”，而是在现今中国，“裸捐”可不可行。

    在中国，纵向来说，慈善是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但作为一项社会制度来有意识地进行培育、发展，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横向来说，英国早在17世纪就颁布了《慈善使用法》，美国慈善从安德鲁·卡内基算起已有两百年传统，而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制度有待完善。我国慈善制度的不发达是限制富豪做慈善的重要原因。以慈善捐款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的法规不完善为例，中国现有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七条对业务登记单位和主管单位的双头领导要求；第八条对于私募公益基金会过高的资金门槛限制，和原始到账货币资金不少于200万元的规定；以及未规定税前抵扣细则等，其实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捐赠”规模。对于双头领导的限制，像中国红十字会与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这样的合作创新很难突破，壹基金是在中国红十字总会架构下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一来有利于主管单位自身的高效透明，二来也有助于找到“婆家”解决身份问题。而这种创新对大多数的主管单位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这种创新模式也不稳定，壹基金的合同是三年一签，成本也很高且变数多，关键是未能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2011年1月12日，壹基金已经脱离中国红十字会，独立成为公募基金会）。同样对于资金门槛的限制，对于富裕的捐款人而言，实际上并不缺这一原始到账资金，只是不愿意用现金到账。因为现金到账的话，税务和财政部门就容易看到，而有价证券等的捐赠，不是由税务和财政定价。对于民政部门而言，在无法协调部门利益的情况下，自然也就只能进行“不断研究”了。[④]而到目前一部完整的《慈善法》尚未出台，这就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因而承诺“裸捐”其实和空口白话在实际效果上并无差异。

    其二，如何看待富豪做慈善。

    从汶川地震到舟曲救援，从曹德旺到陈光标，不管是中国富人还是普通民众，都显示了极大的慈善热情，中国从不缺慈善精神，只是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因人而异。美国学者阿尔奇•卡罗奇的企业责任观中企业需承担的四种责任分别是经济责任（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不得不承担）、道德责任（应该承担）和自选责任（可能承担），其中后两项为社会责任，而慈善捐款被归结为自选责任一类，虽然卡罗奇也说明慈善捐款今后将成为企业的道德责任，但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巴菲特和盖茨认为富人应该做慈善，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一个企业如果连最基本的经济价值都不能创造，法律和市场伦理都不能遵守，又遑论慈善？并且，在不少民众心中已然有一误区，认为慈善责任就是企业、富人社会责任评判的唯一标准，这显然是不足取的。[⑤]此外，对于有人解读陈光标高调慈善是伪善，笔者认为评价过于刻薄。对于富豪或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应给予包容和鼓励，陈光标曾对媒体表示，“不能给慈善人物上锁，更不能对他们吹毛求疵。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实际行动，并且受到带动，而不是一味对我提出质疑。”[⑥]

    其三，中西方慈善文化的差异。

    “巴比”席卷全球的慈善风潮，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应要平静的多。缘何在中国，却掀起轩然大波？其原因是中国和西方慈善文化的差异。中国人自古具有内敛性，有言“人怕出名猪怕壮”，特别在财富上讲究不露富，并且，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的“仁爱”遵循的是“推己及人”的原则，中国人慈善强调街坊邻里、亲朋熟人之间的互助，不习惯向陌生人捐赠金钱。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慈善原则导致中国慈善事业的封闭性。因此，像“巴比”这样“大肆宣传”慈善的做法冲击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引来热议。“巴比”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也根源于西方开放的传统文化。西方慈善文化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基督教的“博爱”价值观和“原罪”说。基督教从人有原罪人性恶出发，推崇“博爱”。为了救赎罪恶，人必须爱上帝和爱人。一方面爱上帝是伦理的基础，因为上帝给人以生命，上帝是全部存在的基石，所以信仰上帝和爱上帝是人生在世的最基本信念。爱人是伦理的体现，基督教把“上帝”绝对的“爱”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爱，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不分亲疏厚薄地泛爱和互爱，爱周围的人包括爱仇敌、爱弱者，这就形成当代西方人的“兼爱”普遍意识。[⑦]如美国的慈善事业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意蕴，教徒比非教徒更热忱地投身慈善事业，有着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据调查，教徒中有80%的人积极向慈善事业捐赠，而非教徒中仅占50%。可以说，正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促成了西方人在个人财产的“开放”姿态。[⑧]

    此外，当代中西方慈善现状差异突出表现为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当代中国是一种“全能型”体制，事务不论大小统统由政府包揽，一方面有传统意志作用，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老百姓依赖和习惯的必然结果。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亦是如此，政府介入慈善事业过多反而束住慈善发展手脚，表现有以下几点：（1）政府成为慈善组织经费的主要资助者，成为慈善事业的主导；（2）慈善组织成为政府部门附属，效率没有最优化；（3）政府对民间募捐空间的挤占。[⑨]而在西方慈善行为纯属私人意志和民间性质，如巴菲特和盖茨此次邀请中国众富豪交流慈善理念完全是个人意志的行为。在美国，慈善组织制度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且非营利慈善组织致力的一些专项领域可以不需要向任何政府部门登记或由政府批准，对于从事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和基金会来说，最大的优势是政府所给予的税收待遇，这些制度都值得中国借鉴。[⑩]当然，因为中西方慈善文化存在一定差异，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慈善，而应该通过了解西方慈善制度和认清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来完善自身。

 

    “巴比晚宴”如一面镜子，媒体和公众透过它审视着中国慈善的进步与不足，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也需要理性、健康的社会氛围。尽管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很不完善，但随着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及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我们的慈善作为一项事业正在当代中国发展起来。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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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红

    2011年6月12日，海峡两岸红十字博爱论坛在厦门举行。在论坛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几次点名，肯定江苏昆山市红十字台事服务工作，引起与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昆山受到如此肯定和关注，除了昆山红十字台事工作走在全国同级城市前列外，也跟在昆台商倾情博爱事业有很大关系。”昆山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刘超英解释说。据了解，昆山已集聚了3800多家台企，常驻昆山的台籍人员约有5万人。他们不仅为昆山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在昆山这片热土上高举“人道、博爱、奉献”的大旗，书写了一段段红十字情缘，为海峡两岸同胞手足情增添了一抹亮色。

 

    “请将这笔捐款分别转赠到云南盈江及日本东北部灾区。”今年3月14日下午，昆山众翌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两名员工来到市红十字会，向这两个灾区各捐款1万元。“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发生灾难，台资企业都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陈爽说。

    早在1995年，台商独资企业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在进驻昆山的第二年，就主动与市红十字会联系，要求成立红十字会组织，这也是全省成立的首个台资企业红十字会。汶川大地震后，众多台企伸出援助之手。在红十字会，有这样的统计：接受单笔捐款最多的企业是圣美精密工业（昆山）有限公司，捐款250万元。接受企业员工捐款最多的是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的员工，捐款96.4万元。来红十字会捐款次数最多的人是昆山市蓬朗台商炉边会的总干事王仲平先生。为了把台湾同胞的手足之情及时送达，王仲平前后跑了红十字会8次。

    在“莫拉克”台风、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难发生后，台企始终是爱心奉献最活跃的。“仅过去3年里，各类台企捐款总额达到5200万元，占到红十字会收到善款总额的一半以上。”刘超英说。

数据的背后，彰显出台企红十字精神和红十字理念的深入人心。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台企集聚昆山，台企红十字会正成为台企开展红十字运动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红十字会的成员之一的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长身体力行，不仅自己长期坚持参与红十字会的助学、献血等活动，还鼓动身边人一起加入到红十字博爱行动中来。依靠红十字会组织，台企开展了“爱心杯”台商高尔夫球赛，罗氏助学基金、博爱暖心工程等一系列救援、救助、助学活动。海韵光学助学行动现已成为品牌工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2001年4月12日，200毫升”、“2010年11月18日，400毫升”……在一本红彤彤的献血本上，记录了台胞廖儒范多年的献血历程。从2001年至今，他在昆山参与献血20多次，累计献血近1万毫升。

    2001年，廖儒范先生从台湾来昆工作。刚到昆山时，他就主动去找流动献血车献血，并递上名片和在台献血记录本。“献血是件很平常的事。在台湾，我从中学就开始定期献血，每次献血后我都感到很高兴。”廖儒范说。

    记者从市血站了解到，目前，昆山不少台商是“无偿献血志愿者”，在他们的引领下，来自台企的无偿献血志愿者达到1.8万余名，占全市无偿献血俱乐部志愿者总数的60%左右。

    “昆山无偿献血工作有序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台商的影响。”刘超英回忆说。原来，我市从1993年开展实施无偿献血，刚开始推广这项工作时，很多人谈之色变，担心献血会给身体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台商们却不一样。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到台企做无偿献血推广时，不少台企老总都拿出自己从台湾带来的献血证，上面记载着他们在台湾的献血记录，有的甚至已经献血50次。台资企业的老总有的在自己企业带头无偿献血，有的还自己开车到血站无偿献血。在一次血站Ｏ型血告急时，台资企业精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总率领员工在短短一小时内，献出了3000毫升血液，他本人献了400毫升。有些企业每年还定出一天作为无偿献血日，在这一天，企业全体身体健康的员工都参加无偿献血。

 

    在台资企业六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新员工上岗前，必须“修心养德”做鹿城义工，到市福利院和亭林园等处从事义务劳动……通过这项活动，公司落户昆山十余年，已有千余名员工参加昆山社会公益活动，小到上街捡拾白色垃圾，大到爱心捐款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等，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也给昆山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温情。

    同样的温情场面也在市爱心学校上演：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台商太太来学校当义工，陪这里的智障孩子诵读“经典”，让这群孩子也能感受中华千年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在这些义工的努力下，那些略有智障的孩子不仅顺利地学完了《弟子规》，还能粗略地理解其中的内涵。

    记者采访了解到，参与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是很多台企的文化“必修课”，纬创资通、统一等台企连续多年组织员工到学校、社区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有的专门设立了“公共服务日”，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义务活动等，拓宽了红十字志愿服务内容。

    如今，昆山各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在昆山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文明城市期间，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青少年在星期日上街打扫卫生，清洁街道护栏及公共绿地，积极参与全市性的“清洁家园、清洁村庄、清洁河道”活动，出现了许多“红十字清洁一条街”、“红十字护绿一条街”等。

 

——写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昆山工作站成立之际

刘超英

 

    2011年9月5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昆山研究生工作站启动仪式在昆山市红十字会举行。昆山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刘超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周毅副院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高峰教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及驻站研究生出席了启动仪式。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昆山研究基地有幸成为首批苏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中的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的研究生工作站，这在全国红十字系统中具有首创意义。昆山研究生工作站的建立，对开启红十字会与学校合作，推进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储备红十字理论人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必将更有力地推动红十字工作跃上新的台阶。

    从社会工作的范围来讲，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服务、就业服务、社区管理与服务、家庭婚姻服务、医疗康复服务、社会行为矫正、心理道德辅导、基本权益维护等。这其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服务、社区管理与服务、心理道德辅导四方面内容与红十字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七项基本原则相吻合，和如今开展的备灾与救灾、卫生救护、社区服务、宣传和传播、推动无偿献血工作、红十字青少年、台湾事务、对外交往等基本职责也有结合点。

    近几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昆山市红十字会拥有红十字基层组织135个，团体会员单位29个，114个社区建立了“红十字服务工作站”，会员人数达7万多名，成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建立了无偿献血志愿者、社区服务志愿者等9支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实现了临床用血100%来源于自愿无偿，年献血总量最高达4吨；已有50名市民进行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成功捐献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采样总数5000多名，并有19人成功实现捐献。累计捐助本市以及四川隆昌、绵竹等地贫困学生1600人次，救助家庭贫困人员、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癌症患者等3000多人次，发放助学、救济金300多万元。有10所江苏省红十字示范学校和33所苏州市红十字示范学校。先后免费发放轮椅620辆，得到了残疾人、老年居民的好评。现场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累计培训10万多人次，荣获全国红十字救护工作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从2008年初的抗击雨雪冰冻灾害以及“5·12”汶川大地震到青海玉树地震，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在第一时间紧急动员，共募得救灾款物达人民币1.4亿元，高居全国同类城市第一。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参与到红十字工作中将所学知识与红十字日常工作相结合，从而促进红十字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在社会救助领域。扶危济困、资助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读书梦想，形成社会关心贫困学生、关爱未成年的学业成长，都要是值得我们在社会学领域深究、深挖的课题。在社会服务领域。现场急救技能、防灾减灾知识、红十字知识培训等，都是现在开展的各项工作，特别是通过已建立的社区服务站，来开展社区红十字工作，来提升这方面工作的层次，都将具有开拓和指导意义。在社区贫困帮扶领域。着重对辖区内的贫困人员展开调查，确定扶助对象，成立电子档案，定期开展帮扶活动。尤其是要鼓励他们自强自立，努力克服当前困难。在心理影响领域。红十字会现在开展的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灾后心理干预等方面，在做好日常的心理疏导工作之外，着重要做好的是后期的心理咨询、心理干预，还大家一个健康的身心。在大型活动宣教领域。在重要的纪念日开展宣传，举行演习，开展捐款、捐物，进行筹资、筹物方面都可以引入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在红十字宣传的同时，植入广告宣传营销策划，拓宽红十字宣传新领域，必将具有全新的借鉴意义。

    红十字工作在基层有了理论保障，有了像苏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的大力支持，我们坚信这次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结合，必将有助于昆山市红十字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平台，新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昆山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

 

    红十字事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致力于救灾、救护、救助以及推动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等人道公益领域的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徐州市委宣传部和市红十字会密切配合，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整合宣传资源，协调、支持市红十字会开展各种救助、宣传活动，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率逐步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徐州市委宣传部每年组织开展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已经成为广大农民得实惠的“民心工程”和公益性社会活动的名牌，越来越多的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动参与到“三下乡”活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各展其长，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村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这些年来，我市“三下乡”队伍不断扩大，特别是2003年市红十字会率先在全省实行独立建制以后,我们及时动员支持市红十字会加入到“三下乡”队伍中来，注重发挥红十字会的自身优势，在广大农民中传播红十字知识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助活动，广泛开展红十字社会服务。并以红十字会“扬博爱之心、尽人道之力、献仁慈之爱”的工作特色，共同为改善农村群众生活境遇，尽心尽力。一是在“用”字上下气力，引导农民学习科学防病知识，开展防艾知识进社区、进农村，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充分发挥基层红十字组织创伤急救、医疗保健、疾病防治、健康宣传、种植养殖、农机家电维修等服务队的作用。二是在“建”字上多投入，帮助农村建设报刊图书阅读室、卫生服务站等基础设施。持续开展 “捐一本书，献一份爱心”课外读物传递工程活动，援建农村红十字图书室，实施好省红十字会乡村卫生站援建项目工程。三是在“教”字上下功夫，开展卫生救护培训，提高农村居民特别是公路沿线村民的自救、互救能力。在全市农村公路沿线设立红十字救护点，维修了标志牌,制定工作制度，规范各项管理，招募一批志愿者，培训急救人员，减少或减轻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

    燕庙村是徐州沛县西北偏远的一个农村，经济相对比较落后，2006年被列为市委宣传部定点扶贫对象。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协调市红十字会在该村成立了我市第一个村级红十字会，为经济薄弱村扶贫资金的注入铺就了一条“输油管道”。首批争取市红十字会扶贫资金4万元，开展扶贫养羊项目，利用市、县扶持资金40余万元成立肉牛养殖基地，购买200头肉牛，100只波尔山羊循环养殖，使100余户自我脱贫能力的特困家庭受益。此外，我们以村红十字会为载体，一是开展救助、健康教育、红十字知识普及、救护培训工作等；二是创建红十字卫生服务站，改善村民医疗条件；三是成立募捐救助志愿组、三夏助收志愿组、防洪抗旱志愿组、帮困服务志愿组等，通过村民互助合作，共同脱贫致富。

    自2006年以来，市委宣传部协调市级机关工委、文明办、团市委，由市红十字会扎口，连续在全市开展“博爱在彭城、人道万人捐”活动，动员广大红十字会员、红十字志愿者、团员青年、机关干部及社区居民奉献爱心。广泛开展“捐一元钱、添一份爱”，“十元不少、爱心无限”的捐款行动，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捐款活动，并适时召开表彰总结会议，褒奖在募捐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每年可募集爱心捐款近百万元，保证了较为充足的救助资金来源。

    近年来，我们和市红十字会密切配合，积极协调各新闻媒体，加大红十字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全社会不断加深对红十字会宗旨、职责、作用的认识，让社会更多的人了解红十字会，提高了红十字会知晓率和知名度。

    各新闻媒体负责红十字会宣传的同志，成立了市红十字会新闻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围绕“五·八”世界红十字日、无偿献血者日、世界急救日、世界艾滋病日等重要纪念日活动主题，集中宣传各级红十字会开展的活动，让红十字会的理念家喻户晓。报社在“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开设专版，刊发捐献造血干细胞、无偿献血、急救技能等知识，每年累计发稿均在百篇以上。市电视台新闻中心开设“爱满彭城”红十字博爱直通车栏目，市广播电台、市红十字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爱心徐州”节目和大型广场宣传活动，以宣传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为重点，广泛传播“人道为本、博爱为怀、奉献为荣”的红十字文化，大力传播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宣传红十字会法律法规，宣扬我市红十字会的工作和善人善事，倡导诚信友爱、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

    市红十字会每遇重大事件，市委宣传部都主动协调各新闻媒体紧密配合，围绕主题，挖掘典型，切实做好宣传工作，唤起人们参与“扶贫济困、博爱助人”活动的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博爱奉献”的良好募捐氛围。如在市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培训班、全省造血干细胞联谊会宣传工作方面都提供了大力协助。

    市红十字会于2008年创办的《爱心》杂志，在全国同级红十字会属于首创，市委宣传部全力支持杂志的创办，从杂志的出版刊号、办刊办量、稿件的征集到杂志的宣传都给予大力帮助，《爱心》杂志以启迪和承接慈善爱心为宗旨，以传播和褒扬友情、亲情、爱情、真情为天职，以弘扬和光大红十字会文化为己任，有效发挥了宣传、交流、凝聚爱心、争取援助的窗口作用，扩大了对外宣传和沟通的渠道。

 

侯秀田

 

    近年来，在江苏省红十字会的正确领导和省红十字会联络与合作中心的具体指导下，徐州市红十字会坚持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创新争优进位为动力，紧紧围绕中心任务，认真做好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的主要做法：

    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对于因特殊局势和自然灾害、人为灾难所造成的离散家庭重新取得联系，相互获知境况是红十字会的重要责任。对此，市红十字会领导对重建家庭联系工作高度重视，工作力度大，有力保证了这项工作的深入有效运行。           

    一是抓学习，统一思想认识。每年，我们都定期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中国红十字会章程》、《重建家庭联系战略》、《中国红十字会重建家庭工作指南》等文件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以此统一思想认识。今年省红十字会举办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培训后，我们及时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安排参加培训学习的人员授课。通过学习，大家充分认识到，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既是红十字会的一项传统工作，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行动，还是通过民间渠道增进国际和地区间关系、提高我国特别是红十字会的影响力的有力举措，从而有效增强了全体工作人员对做好这项工作的荣誉感、责任感、紧迫感，也提高了开展工作的具体能力。更使大家由衷地感到，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帮助失散人员找到亲人，对促进国际社会和谐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是抓组织，健全领导机构。常务副会长张飓同志经常召集有关会议，调查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重建家庭联系工作由副会长侯秀田同志分工负责，事业发展部协调督办，苏淑娟同志具体落实，基本做到了有分管领导，有承办部门，有专人负责，保证落实。

    三是抓制度，保证常态运行。健全的制度机制是工作运行的重要保证。工作中，我们注重依靠制度抓工作落实，重点抓了三个制度。分析研究制度：每年年初，都对重建家庭联系工作进行筹划，确定年度工作方向和重点。每个阶段，都认真进行分析，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研究改进措施；具体查人转信任务到来后，会领导及时与事业发展部人员一起研究，分析线索。协作制度：我们和台办、台联、台商和一些台资企业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常相互联系，通报情况。报告制度：各基层和系统红十字会每半年向市红十字会报告一次工作开展情况，个例案件及时报告。

    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市红十字会主要是查询台湾信件、查人转信和衍生事务服务。徐州历来是战略重地、兵家必争之地。62年前，以徐州为中心发起了著名的淮海战役，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军队和大批徐州籍老兵败退台湾。从此隔断了台湾与大陆的交通和联系，亲人之间下落不明。家庭成员失散失踪，徐州成为重建家庭联系工作的重点地区。市红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宗旨，热情为台胞台属查人转信。对探亲台胞的生老病死以及其他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从不轻言放弃，也予以尽力协助、妥善解决。在帮助台胞查人转信工作中，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地址不详、人名有误。台湾高雄市台胞邱德忠来信寻找哥哥邱华斋，地址是：徐州市老水楼子。经过查询地址有误，后来经多方打听，得知现在的彭城饭店在日军占领时曾叫老水溜子，本来是一个巷子，修建淮海路时扒掉了一半，还有一半在华联商场。我们又到这里访问了许多老人，没有任何结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轻易放弃，通过多种渠道查找，终于在徐州酿造总厂找到了邱华斋的一双儿女。他们看到台湾叔叔的信件，激动得不能自持，对不辞辛苦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再三表示感谢。台湾新竹市荣氏三家张庆山寄来寻亲信。在查找人一栏中只写一个张字。市红十字会按地址查找多天，终于在邳州市炮车镇将这封有姓无名的信送到张庆山亲人手中。据统计，我市先后共收到台胞、台属通过各种渠道寄来的寻亲信件288宗，查到结果151宗，查到率为51.7%。

    随着台胞赴大陆探亲人员的日益增多，一些衍生问题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回大陆探亲的台胞大多数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且因思乡心切，经长途奔波，生病和死亡之事时有发生。对此，我们主动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台湾高雄县台胞胡宝仁来徐探亲期间患脑中风，我们及时帮助安排治疗，解决返台困难，在其安全返回台湾后，寄来了“排忧解难的使者”锦旗一面。台胞苗新祥来徐州新沂探亲，不幸在火车站猝死，市红十字会随即派员赴新沂处理善后，并及时电报通知其在台亲属杨满芝，并与台湾红十字会电话联系，帮助杨女士前来办理丧事。回台后，她给市红十字会寄来“慈善为怀”锦旗和感谢信。台胞陈理令来睢宁探亲患病，市红十字会立即派心内科专家赴睢宁为其诊治，并查出还患有冠心病等疾病，使其深受感动。市红十字会先后协助处理探亲台胞死亡事件5宗，帮助诊治疾病和处理其他问题29宗，处理台胞台属信访29宗，来访100多宗，受到了台属台胞人员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肯定。

    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只有满腔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努力改进方法手段，提高工作效果。实践中，我们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不断拓宽工作范围，提高工作效果。

    一是充分发挥现代媒体的宣传辐射作用。我们在市红十字会网页开辟了专栏，介绍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发布寻亲信息；利用市红十字会创办的《爱心》杂志，定期免费下发；在《彭城晚报》等报刊上刊登寻人信息，取得了很好效果。       

    二是充分争取协作单位的支持配合。针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少、经费不足、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难度大等问题，我们注重取得协作单位的支持配合。目前，基本建立了以市红十字会为领导，以各县（市）区红十字会为骨干，以各会员协作单位为支撑的重建家庭联系工作网络，有力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利高效运行。

    三是充分拓展工作渠道和范围。我们主动与台办、台商、台联沟通联系，定期上门服务，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结合救护培训，对台商和外企进行救护知识培训；每次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议，都把重建家庭联系工作作为重要内容专题部署、分析研究。

    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虽然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开展工作的现代化水平还不够高。寻亲人员的电子数据库和档案的管理都不够完善，开展工作很大程度上还靠人员走访查找，利用网络、报刊等现代媒体还不够，效率相对较低。

    二是掌握资料还不够全面准确。徐州市这几年发展速度很快，一些地方地名、地标、区位都有很大变化，我们虽和有关部门多次协调，但掌握原始资料还不够准确全面，再加上不少寻亲人员书写人名、地址经常有一些错误，给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三是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有待提高。虽然我们建立了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指定了专门人员负责这项工作，也参加了上级组织的培训，但经验还不够丰富，开展工作方法还不够灵活。

    四是经费保障不足。开展重建家庭联系缺少专门的经费保障，虽然我们多方筹措，但由于这项工作需大量的人员和时间，有时为寻访一个人都要历时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仅差旅费的保障也不是小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项工作的开展。

    这次省红十字会重建家庭联系工作调研组来我会检查指导工作，充分反映了对我市红十字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必将对进一步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着力提高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对现有资料进行整理，建立寻亲人员电子数据库，更新资料、方便检索；主动与徐州市博物馆、规划局、徐州市地名地标办公室密切协作，建立徐州市不同时期地名变更情况数据库；进一步完善重建家庭联系专题网页，继续办好重建家庭联系工作介绍、寻亲人员信息发布等栏目，利用网络来促进重建家庭联系工作。

    二是着力发挥协作单位的作用。定期召开会员单位会议，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促进工作开展。特别是要加强与宣传媒体、台办、台联和一些台资企业的联系，并聘请担任重建家庭联系工作联络员，充分调动他们参与这项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着力提高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继续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培训，定期组织本会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并安排有关人员到外资和台资企业授课，为开展重建家庭联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徐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以国际红十字会为中心

丁英胜

 

    2003年3月20日，美英澳为主的联合部队在未得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向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4月1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伊拉克战争前后历时27天结束。尽管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仅仅持续了不到1个月，但却给伊拉克带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面对巨大的人道主义伤害，国际红十字会采取了种种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力争将人道主义危机减至最低。本文主要以国内新闻报道为依据，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救助活动进行略述。

 

    海湾战争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开始了对伊拉克的全面经济制裁。随着国际制裁的实施，伊拉克在海湾的全部资产被冻结，对外贸易被中止。由于国内80%的工厂停产，使得大批人员失业，到伊拉克战争前，伊国内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60%，而通货膨胀率则高达6000%。与此同时，制裁导致伊拉克国内的生活用品奇缺，人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伊拉克人的健康情况不断恶化，加上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得不到改善以及水污染等因素，伊拉克境内许多地区疾病流行。在整个制裁期间，伊拉克至少有173.2万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近半数为儿童，而5岁以下的儿童比例最高。仅2001年，就有近19万伊拉克人因营养不良和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亡，其中8.4万多人是不足5周岁的儿童。2002年1月至7月，伊拉克境内又死亡10.3万，其中4.63万名为不足5周岁的儿童。[1]在长达十多年的国际制裁下，伊拉克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

    3月20日，随着战争的爆发，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更加严重。十几年来，伊拉克有60%的人依靠“石油换食品”计划提供的食品援助度日。战争爆发后，“石油换食品”计划被迫中断，伊拉克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和药品严重匮乏。在巴格达的医院里，大批受伤的平民急需救治，医院人满为患，断水断电，而缺医少药的现状又导致大批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巴格达的32家医院中仅有3家能够维持正常工作。另外，战争还造成伊拉克的一些城市缺水、断电，恶劣的环境导致蚊虫滋生、疾病蔓延，严重威胁着伊拉克人民的健康和生命。[2]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伊拉克南部边境城镇塞夫万的饮用水系统就被切断；南部城市巴士拉则由于英美联军的围困导致食物短缺。[3]由于空袭，巴士拉的电力等基础设施严重破坏，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供水，污水处理系统也无法正常使用，巴士拉最主要的“瓦法”水厂从21日中断供水，其他的水厂加在一起，也只能满足这座城市日常用水需求量的40%。此外，大规模的轰炸、油井大火使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中，大火向空气中释放着大量剧毒致癌化学物质，严重威胁着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4]

为了迫使萨达姆政权早日投降，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各地特别是巴格达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轰炸，造成大量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到23日，就已经造成了200多名伊拉克平民伤亡；而从23日到24日短短一天之内，就有62名伊拉克平民在空袭中被炸死，491人炸伤；[5]至4月初，美国已经在伊拉克领土投下了一万多枚炸弹和导弹，给伊拉克人民特别是伊拉克儿童带来了极大伤害。尽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很关心那些孩子”，但是战争开始时他们就已经撤到了约旦首都安曼。4月1日，英美联军又在巴格达以南80公里处的希拉镇打死了48名伊拉克平民，打伤310人，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6]到4月15日，据初步统计，联军的轰炸造成伊拉克1000多平民丧生，5000多人受伤。[7]而根据2005年7月19日“伊拉克伤亡调查小组”与牛津大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03至2005年伊拉克平民伤亡档案》统计，自2003年3月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05年3月的两年时间内，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高达2.486万人，平均每天就有约34名平民死亡，受伤人数近4.25万人。[8]到4月初，在靠近土耳其的伊北部边境地区已聚集了约50万躲避战火的难民，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有两百万的伊拉克人流离失所。

    德国心理学家海科·希尔指出，伊拉克战争不仅将给许多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心灵伤害，更会使那些曾经历过战争的人回忆起昔日的梦魇。战争中血腥的画面和凄凉的呼号将让他们本就难以愈合的“伤口”再次迸裂。这种影响不仅仅涉及平民，也包括参战士兵。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将很可能伴随这些人的一生，使他们容易感到惊慌，随时承受恐惧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此外，那些对战争的间接经历也会让人承受痛苦，造成深深的心灵创伤。[9]

 

    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国际救援组织，特别是红十字组织充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尽最大努力对伊拉克实施了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面对战争可能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红十字会就做好进行积极援助的准备。到3月初，国际红十字会为伊拉克首都医院准备的食品已经到位，可供7000名伤员急用，此外，还为战后离散人员准备了可供15万人急用的食品与生活物资；国际红十字会同时表示救援人员将在战后继续留在伊拉克开展救援工作。[10]针对可能出现的难民问题，国际红十字会也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除在伊拉克周边国家设立多个难民营外，还分别在约旦、叙利亚、土耳其设立了三个救援物资储备仓库，从世界各地调来大批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与此同时，还从全球各地紧急抽调骨干会员，用于增援伊拉克周边国家的分支机构。[11]在战争之前的几个月里，国际红十字会动用了1600万瑞士法郎的物资储备，建立了一项用于伊拉克人道主义援助的快速反应系统，准备了可为18万人提供基本健康需要的医疗设备；为有关医院提供了能为7000名伤员进行外科手术的医疗用品。国际红十字会还派出一个10人救助小组及100名当地员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12]

    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国际红十字会随即向交战双方送交了备忘录，呼吁交战双方“遵守日内瓦公约，给予战争伤兵、战俘以人道尊重，并给予无辜百姓所需的人道主义救援协助”[13]，同时表示将在双方的同意下全力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并向国际发出募集1.08亿瑞士法郎的呼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也呼吁募集1.1亿瑞士法郎，约合8000万美元的捐款。

    战争开始后，国际红十字会派出了大批医务人员视察伊拉克各地的医院，对医疗设备及平民死伤情况进行评估；同时着手在伊拉克周边地区的后勤基地储备各类救援物资，以便能够满足紧急需求。[14]3月22日，又向伊拉克各地医院提供了2.1万升饮用水，还从约旦首都安曼向伊拉克调拨了8车救援物资。针对断水的问题，红十字会在巴士拉的工作人员设立紧急发电机。在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在各个地区为难民及伊拉克人民提供基本设施：食物、基本栖息地、水资源、卫生设施、医疗和衣服等伊拉克民众急需的生活用品。国际红十字会派到伊拉克的救援人员中，有6人在巴格达，4人在伊南部重镇巴士拉，另外4人在伊拉克北部，此外还有100多名伊拉克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是唯一一个坚持留在首都巴格达继续工作的国际人道援助组织。除此以外，国际红十字会还积极开展保护战俘权利的活动并于3月31日派代表到伊拉克南部地区一个伊拉克战俘营探视。

    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活动不仅给广大伊拉克平民带去物资上的帮助心灵上的慰藉，还推动了其他国际组织的救援活动，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呼吁与示范作用下，国际社会纷纷展开了对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战争爆发当日，芬兰红十字会就宣布向伊拉克战争的受害者提供10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为伊受害者进行募捐活动，战地医院的近30名医护人员也随时准备前往战场执行救护任务；22日晚，联合国世界食品署提供的第一批50吨食品物质抵达科威特国际机场；26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向伊拉克提供一亿加元（约68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来向受战争影响的平民提供饮用水、食品、帐篷以及医疗帮助；28日，葡萄牙向伊拉克提供100万欧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同日，巴基斯坦也宣布向伊拉克提供包括大米、小麦、帐篷、毯子、药品和外科手术设备等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品；31日，欧洲决定向伊拉克平民提供3.27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4月3日，韩国也承诺向伊拉克提供1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至此，国际社会已经为伊拉克人道主义援助捐款12亿美元，而联合国也发出了为伊拉克筹集22亿美元捐款的呼吁。

    国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主要致力于在伊拉克南部提供干净饮水与医疗服务，并大力推动儿童安置、儿童安全与医疗保健等援助项目。无国界医生组织在2003年初便在伊拉克的西北部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活动，每个月为大约1.2万伊拉克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而在战争中，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仅帮助在战争中受伤的伊拉克平民，还帮助受战争波及的邻近国家。拯救儿童基金会则致力于帮助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与家人团圆，同时也照顾战争中的妇女。[15]此外，国际援助委员会、国际残疾人协会、国际慈善组织、凯尔国际等众多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都在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对伊拉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充分发扬了红十字的宗旨，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红十字会不仅治疗了大量在战争中受伤的人群、防止流行病蔓延，还帮助修缮饮水和排水系统、向难民提供救灾物资。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不仅为战时的伊拉克人民提供了慰藉与希望，同时也大大有利于战后的重建工作。

 

    尽管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拉克做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但由于众多因素的限制，特别是安全因素导致了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受战争的影响，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供水供电系统的瘫痪，导致医疗救援系统的瘫痪，到4月13日，巴格达的大部分医护人员由于供水供电和安全担忧而逃离，33家医院只剩下一家能提供服务。[16]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持续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伤亡，有限的资源与医护人员根本无法实施完整的救助工作，“有些医院甚至连统计有多少病号都很困难”[17]。负责救治伤员的巴格达5个大医院之一的金迪医院，4月7日仅5个小时里就接收了50多名伤者。由于美军开始向巴格达市中心进攻，地面战也阻碍了医护人员完成他们的工作，有些伤员则根本无法被送往医院。

    更重要的是，救助人员的安全得到不保障，失踪与误伤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救助组织的信心。战争导致伊拉克的“法律和秩序分崩离析”，武装抢劫时常出现，连医院也不能幸免。4月2日，巴格达一个医疗机构大院遭到轰炸，其中的伊拉克红新月会总部、妇产医院和外科医院受到严重破坏，3人死亡，27人受伤。[18]4月2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两名工作人员在伊拉克失踪，出于安全考虑，该组织停止了在伊拉克的救援活动；4月8日，国际红十字会一加拿大籍工作人员阿尔斯拉尼在巴格达被炮弹击中身亡。[19]4月9日，鉴于安全原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终止在巴格达的活动。

    战争结束后，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布红十字组织将继续留在伊拉克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局势的愈发恶化却最终导致了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撤退。8月19日和10月27日在巴格达发生的分别针对联合国驻伊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伊办事处的自杀性爆炸事件，是促使各国际组织决定撤离的关键因素。两次爆炸事件导致包括原联合国秘书长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德梅洛在内的2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2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雇员以及30多名伊拉克平民丧生。如果说前者对各国际组织敲响了警钟的话，那么后者则坚定了它们撤离伊拉克的决心。27日，国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宣布将工作人员撤离至约旦，并终止所有有关伊拉克人道主义援助的计划。10月29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布减少其在伊工作人员的数量。同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宣布撤离。10月30日，联合国国际职员开始撤离，到11月6日撤离完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1月8日宣布暂时关闭巴格达和巴士拉办事处，为这一系列撤离行动划上了句号。[20]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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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

池子华  代华

 

    自上世纪末以来，近代社会救助社团研究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热点。其中，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等的研究已经屡有力作问世。然而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对曾在民国社会救助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红卍字会着力不多，成果不丰，专题著作付之阙如。高鹏程同志所著《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以下简称《红卍字》），作为“近代国家与社会丛书”，2011年5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可以说弥补了学术研究的缺憾，值得庆贺。

    《红卍字》凡6章（不包括绪论和结论），从起源、组织与成员、运作机制、永久慈业、临时慈业、合法性视阈下的活动等方面对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进行研究，条分缕析，特点鲜明。下面，择要评述一二。

 

 

    《红卍字》采用了立体研究视角考察红卍字及其社会救助事业。书中不同研究视角的自如切换为我们提供了多层面地剖析研究对象的机会。《红卍字》的研究视角往往是成对使用的。

    其一，纵向与横向的研究视角。《红卍字》纵向探究了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起源，认为红卍字会产生受到红十字会的影响，而其社会救助事业中的“永久慈业”，即经常性的机构救助和“临时慈业”，即应急性的社会救助分别受到了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事业和晚清以来义赈的影响。本书对红卍字会组织与成员、运作机制、“永久慈业”、“临时慈业”的研究则属于横向研究，如论述运作机制时就分筹资、宣传与征信、运输与查赈、奖惩等四部分展开。此外，如果说对红卍字会国内活动的研究是纵向研究，那么对其涉外活动的研究就可以看作横向研究。纵向研究挖掘了研究的深度，横向研究拓展了研究的广度。

    其二，宏观与微观的研究视角。《红卍字》宏观分析了红卍字会组织体系和组织分布，探寻了组织结构与层级互动，同时微观分析了红卍字会会员资格和会员类型。当然宏观与微观研究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有时甚至是相互交织的，比如组织互动中对基层互助网络分析就属于微观研究。宏观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不但可以使研究具有层次感，而且可以使研究较为全面，有效规避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察盲区。

    其三，静态与动态的研究视角。总体上看，《红卍字》对红卍字会的起源，组织与成员、运作机制的研究属于静态研究，而对红卍字会社会救助事业研究属于动态研究。其中，“永久慈业”分析是定点研究；“临时慈业”分析是流动研究。

其四，社会与政治的视角。《红卍字》前五章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红卍字会组织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第六章从合法性角度，主要是政治合法性角度考察红卍字会则是采用了政治学的视角。政治视角下关注的是红卍字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透过这样的视角可见红卍字会即便标榜自己不涉政治，但是其组织及其社会救助事业难免要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左右。

 

 

    社会史研究要走向深入，除了自身创新理论外，还应该海纳百川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多学科理论的交叉、渗透正是社会史研究的当代取向。《红卍字》一书在保留史学研究原滋原味的同时，积极尝试使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为我所用”，视野开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宏观上，《红卍字》体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念。全书谋篇布局上先阐释红卍字会的组织，然后对组织的功能，即“永久慈业”和“临时慈业”进行探析。在论述红卍字会的运作机制时，本书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A-G-I-L理论分析各机制的组织功能。在论述红卍字会“永久慈业”和“临时慈业”时，功能分析随处可见。

    中观上，《红卍字》借鉴了国内学者的相关理论。在会员类型划分上受到了王颖等学者的社团理论的启发，将会员分为自致、半自致、非自致型。在对合法性分析上，《红卍字》直接采用高丙中的社团合法性理论。在红卍字会与道院关系嬗变上，《红卍字》利用了田凯的“组织外形化”理论。

    微观上，《红卍字》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突出表现在对红卍字会救济队员精神世界的探究方面。本书不仅利用宗教社会学理论分析红卍字会救济队员的精神支柱，而且吸取了社会心理学家巴特森的理论分析红卍字会救济队队员的救助行为，认为这是自我利他取向的利他行为。

 

 

    史学研究必须根植于史料。没有史料，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实际上，史料收集情况历来是判断史学著作优劣与否的重要尺度之一。《红卍字》的作者在史料收集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收集的史料主要包括档案资料、文史资料、报刊杂志等。其中档案资料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也搜罗不少。档案资料是第一手的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但档案资料也存在着头绪繁杂，字迹难辨等诸多问题。《红卍字》立论于大量档案资料，作者付出的心血毋庸置喙。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也善于在网络上收集资料，如在网上收集到曾在嘉兴红卍字会小学就读学生的回忆文章。作者甚至做了零星田野调查，如对南通红卍字会旧址的实地考察。

    史料不会说话，如何解读史料见仁见智。首先要有怀疑态度。在红卍字会组织分布及筹资机制的分析中，作者并不拘泥于当事人的回忆，人云亦云，而是不避繁难，爬梳剔抉，通过确凿的史实证明当事人的表述有误。其次要有探索精神。优秀的史学工作者要像福尔摩斯那样善于通过蛛丝马迹还原历史面目。作者尝试利用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两份函件和个别表格，复原红卍字会北平总会举办的护世模范队的原貌，即为例证。

    著作是不完美的艺术。红卍字会是全国性组织，其影响甚至波及海外，但是《红卍字》利用的档案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而没有其他地方，特别是红卍字会发源地山东的档案。而且本书研究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的时段大体集中在抗战初期前，对抗战及“复员”时期的研究着墨不多。瑕不掩瑜，尽管本书有其不足之处，但作为第一本研究红卍字会的著作，本书无疑为深入研究红卍字会奠定了基石。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近代社会救助史的发展，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袁灿兴

 

    1864年《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对战争中的伤兵不分国籍予以救护，并予战地医护人员以保护的原则。此后，基于《日内瓦公约》而成立的各国红十字会，在战地救护中起着重要作用。1864年制定《日内瓦公约》时，主要考虑的是在陆战中人道地对待受伤军人。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战争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日内瓦公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局势的需要。为了弥补《日内瓦公约》的不足，1899年经俄国沙皇发起，由荷兰政府邀请，共有26国至海牙参加保和会，就设立国际仲裁法院、在战争中人道地对待俘虏、限制使用杀伤性武器等议题进行商讨。

    189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清政府决定批准1899年海牙公约中的三个。但由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未能完成批准条约的程序。1904年，为借助红十字会救援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难民，清政府开展外交努力，完成了批准第一次保和会公约与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至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召开，清政府再次参与。会后清政府经仔细研讨，批准了第二次保和会十四约中的八个。清末两次保和会之参与及大清红十字会的成立，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此后，由《日内瓦公约》与《海牙公约》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人道法》开始在中国传播与应用。

    就《国际人道法》在中国之传播及应用，国内研究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海外对《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之研究，目前也相当缺乏，仅港台与日本有少数学者涉猎，其研究概括如下：

    （一）目前海外学者大体是在法律史、外交史等研究专题下，对《国际人道法》有所触及，此类研究以港台学者与海外华人为主。在香港中文大学林学忠所著《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一书中，就清末参与保和会前后的争论、参与保和会的过程有着系统的介绍，但对《日内瓦公约》在清末的传播与应用、大清红十字会之建立等却未有详细论述。华人学者张勇进在1991年出版的《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一书中，对清末参与保和会的过程及影响也有所涉猎，但该书着重展示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组织，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参与，争取西方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外交努力过程。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2005年发表的《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899—1917）》一文，则从外交史的角度切入，展示了当时中国外交官对保和会的认识、在会中的表现、中国政府对各项《海牙公约》之签署与批准历程，及当时中国外交官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此外，台湾学者李顺民1995年的论文《从保和会的参与看清末外交现代化的努力》，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任天豪2004年的硕士论文《胡惟德与清末民初的“弱国外交”》等，亦从外交史的角度对清末参与海牙保和会进行了研究。

    （二）目前海外研究中虽有对《国际人道法》在华应用之研究，但对《国际人道法》在华之传播少有关注者。此类研究主要以日本学者为主，且其重心也为二战期间在华之日本俘虏。

    日本俘虏问题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就引起关注，抗战时期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刊均有相关文章发表，最具代表性的是1939年1—6月间连载于桂林《救亡日报》、由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所撰写的《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所访问记》，该报道对抗战初期国统区日俘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二战后，日本学者菊池一隆通过采访尚在世的原反战人士和鹿地亘本人，撰写了《日本人反战兵士与中日战争——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一书，该书着重于以重庆为中心的日本人反战运动的背景、成立经过、意义与局限等方面，参照中日双方有关资料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对国统区之俘虏收容所、优待政策、俘虏自治、俘虏人权等内容作了详尽考察，是国民政府应用《国际人道法》研究的一部力作。此外，尚有内田知行、水谷尚子的《重庆国民政府的日本人俘虏政策》，井上久士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内俘虏政策的确立》等著作，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中共的日俘政策进行了研究。

    总体来看，学界就《国际人道法》在近代中国之传播与应用的研究仍不充分，有诸多问题迄今尚无人关注，如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奥俘虏之收容、对西伯利亚德奥俘虏之救助，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军队与平民的《国际人道法》教育等。而《国际人道法》在1949年的变化过程及其在新中国之传播与应用，海内外研究目前也尚处于空白。1949年之后中国在历次涉及《国际人道法》的国际会议上之交涉、国内对《国际人道法》之传播、《国际人道法》相关机构之建设等方面，均是研究者大有可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