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

池子华

　　例四：第七年（宣统二年，1910年）“（纲）出发救疫医队赴皖北，治愈者六万七千五百余人。（目）是年之夏，皖北旱灾，继以大疫，死亡枕藉。本会急派医士学生，携带救疫药物器具，组织救疫医队……竭力拯救”。（第3—4页）谓1910年夏“皖北旱灾”，误。揆诸史实，该年皖北并未发生旱灾，而是水灾。据《大公报》的报道：“六月二十七、八、九等日，猛雨三日夜，皖北之宿州城垣衙署民房倾倒无算；灵壁（璧）、固镇则水涨二丈五尺，……淹毙人口牲畜随流而下，难民麇集，宿露风栖。其余怀远、寿州、五河、蒙城、涡阳、亳县，房屋倾毁，粮食荡尽，饥殍载途，灾状相同，实属惨不忍闻”[1]；传教士罗炳生报告称：“此次皖北百姓，多言今年灾状为历史上所罕见，以今年夏秋之交之暴雨，实为历史记载中所罕见，故秋禾全数悉被淹没，核其面积约占七千英方里（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平方公里）之广，人民被灾而无衣食者，约有二百万”[2]；又据《东方杂志》记载说：“颍州府属亳州于六月二十六日起，烈风暴雨彻夜通宵，直至七月初二日止，城垣倾倒四十余丈，雉堞崩塌十余丈……涡（河）水涨二丈余深，桥梁漂没，船只沉溺，四岸数百家，尽付东流，田中秋禾，摧折已尽，城厢内外压毙二十余人。至七月初三日，又被倾盆大雨，城厢房屋倾塌益多……水势之大，为数十年所未见。……涡阳于六月二十五日亥刻，大雨倾盆，五日夜绝未稍歇，四境汪洋，涡河高与岸平。北关沿岸，房屋漂流殆尽，城内外倒房者不可胜计……蒙城于六月二十六日大雨倾盆，狂风拔木，通宵达旦，直至七月初一、初二始息，以致涡河外溢，一望弥涯，沟渠莫辨，百余村尽成泽国，人畜漂没，房屋崩坍者，不计其数。……五河县于六月二十七日突遭大雨，水涨甚剧，所有田地概行淹没。”[3]是年皖北水灾，殆无疑义。《纲目》记为“旱灾”，显然错误。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例五：第八年（宣统三年，1911年）“（纲）改名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万国董事会于上海，公举沈敦和及英按察使苏玛利为总董”。（第4页）改名中国红十字会，与组织万国董事会是两码事，此处混为一谈，误。
　　辛亥革命爆发后，具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大清红十字会无法适应战时救护的需要，于是，10月24日，沈敦和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推举古柏、麦尼尔、包克斯、吴板桥、马医生、爱德华医生、福医生、亨司德医生、施则敬、任锡汾、丁榕、江趋丹、汪汉溪、王西星为董事，沈敦和和英国按察使苏玛利为总董。沈敦和在本日召开的特别大会上宣布“红十字会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凡革军受伤医治送还革军，官军亦然。”[4]而此时，大清红十字会依然存在，盛宣怀依然是会长。
　　在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建后的第三天，也即10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以“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革去大清红十字会会长等所有职务，“永不叙用。”[5]盛宣怀被罢免，但朝廷并没有立即委派继任会长，直到11月13日，也就是盛宣怀被罢免的第18天后，清廷终于颁发谕旨，“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6]“大清红十字会”由此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即《纲目》所谓“改名”之举。这一“正名”，实际上等于对沈敦和此前抛弃钦定的“大清红十字会”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施加影响，一举两得，但却因此造成京会、沪会矛盾的骤然升温，沈敦和致函吕海寰，明确表示“沪会断（难）与之合办，设勉强行之，恐将东南各省分会暨中外会员，定将瓦解，功败垂成，敦和不能任责。”[7]在辛亥革命的救护中，京会、沪会实际上各自行动。1912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召开后，京、沪会之间的矛盾才得以化解。 
　　例六：第八年（宣统三年，1911年）“（纲）组织医队，驰赴战地，设临时医院于汉口、武昌、汉阳，疗治伤痍数千人，并出发掩埋队，掩埋尸骸八千余具。事竣，特刊武汉战地写真一册，以留纪念”。（第4页）此处所说“掩埋尸骸八千余具”，有误。关于武汉掩埋队的掩埋情况，较《纲目》更早的1913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杂志》创刊号有详细的记载，谓“时北军力攻汉阳，弹雨枪林，奋勇前往。适红十字小轮由汉阳拖来炮船一艘，划子两叶，兵士舟子，统已击毙，血水满船，尸横其中，乃将尸骸拖至岸上，解其衣服，录取姓氏，用席裹葬计二十八具。旋至赫山，队员皆携干粮，褛被露宿山头，越三日而始竣事。在三山收葬亦多。在汉口由义门左右，则捞葬河中腐尸，又聚善堂所殓棺柩而葬之。至汉阳朝宗门外，见江滩黑点累累，皆军士号帽，因知江中遗尸甚多，雇工购长钩捞之，凡五日，得尸约五百具，爰卜地大别山之麓垒成三大冢，均树牌标识。至汉家墩，见群尸为群犬聚噬，血肉狼藉，秽气逼人，将石炭酸水遍洒尸身，然后裹埋。至大智门，见河中及粪坑中小河内，各有遗尸发现，乃合破柩残骨而聚葬之，计八穴。此外零肢残骸，散见荒郊，犬雀争食，为状至惨，乃复四处寻觅，聚葬无遗。渡江至武昌中和门外义冢界内，见所埋之尸覆土过浅，有被犬扒出者，有已暴露者，雇工重埋，共计八处。至梅家山，得尸益多，又二大坑填尸积压，上覆浮土，拨视则腐尸枕藉，乃雇工开地宣泄积水，将暴露者重埋，未暴露者亦加土成冢，计成十二处。复派人至城厢内外搜寻，遇暴尸移送该处，凡二十余具，并白骨乱发，汇理一处，复成二冢。壹是工竣。除树立木牌外，并勒石书上海红十字会掩埋队葬字样，以垂永久。武汉掩埋队收葬及改葬之尸，合汉口、武昌、汉阳而共计之约二千二百具。”[8]这个“约二千二百具”的记载是可信的。武汉、南京是辛亥之役的主战场，伤亡惨重。南京掩埋队共掩埋尸骸700余具[9]，这样合起来共计3000余具。当时的报刊亦作如是报道，如《申报》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掩埋汉、宁义骨不下三千余具。”[10]这就反证“约二千二百具”的传真性、可信性。《纲目》“八千余具”之说，显然夸张、失实。
　　例七：第九年（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纲）九月二十九日，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章程六章二十条，公举常议员朱佩珍、施则敬等三十四人。十月六日常议会成立，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本会名誉正、副总裁，吕海寰为正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目）……常议员集会，参照东西各国定章，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正、副总裁”。（第5—6页）此处所谓“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正、副总裁”，从理论上或逻辑上讲，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也符合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但事实上，首届会员大会后所召开的常议会，并没有区别“正副”总裁，尽管总统有正副之分。1912年10月21日吕海寰会长致常议会诸公电中说得明白：“感谢此次本会得邀袁大总统、黎副总统为总裁，声望愈隆，日后事更顺手。”[11]在不久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上外交部代表陈征宇、王继曾《演说中国红十字会与外交部之关系》亦称中国红会“公请袁大总统、黎副总统为总裁，永久之规模，业已成立，将来一切会务，自必更多进步。”[12]1913年3月出版的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编印的《人道指南》第1号刊登了袁世凯、黎元洪照片，均题“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13]，同样没有正副之分，如有正副，红十字会当不会犯此“低级”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在致统一大会的“祝词”中，有“承诸君子不弃，公推元洪为名誉总裁”之语[14]。果如《纲目》所言副总统为名誉副总裁，黎元洪岂敢如此不识大体？总之，无论从当时媒体报道，还是红会自身原始资料，名誉总裁无分正副，这是毫无疑问的。《纲目》编者对大量史料的记载视而不见，仅凭臆断“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本会名誉正、副总裁”，是“思维定势”使然。
　　例八：第十年（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纲）抚恤峨利生医士。（目）峨利生，丹麦人，生有特操，好医术，弱冠毕业于大学，以精解剖术名于世。庚戌，本会总医院之医学堂落成，特聘为解剖专门医员，热心服务。辛亥武汉事起，举充救护医员，偕全队赴汉。医治伤兵，应手即愈，有一兵，弹穿脑部，为之剖脑检取枪子，未几而愈。其他贯胸洞腹断股折肱者，或为之剖腹，或为之截腿，都庆更生，术亦神矣。维时战事甚烈，伤兵满院，早夕临治，未尝少息，卒以积劳致病，犹复力疾从事，竟以不起，时辛亥十月二十二日也，年仅二十有五。名医不寿，不仅本会之私痛，中西士绅无不悼之。本会武汉救护队员及中西士绅，为葬之汉口，且立碑石。旋议抚恤三千五百两”。（第7—8页）按“年仅二十有五”当为“年仅三十有五”之误。
　　关于峨利生的事迹及病逝时的年龄，当时的报刊有详细报道，如《民立报》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于庚戌三月设立总医院及医学堂，聘请丹国解剖专门名医峨利生教授解剖学并充剖割专门医员，服务热心，不遗余力。武汉事起，红会医队前往救护，峨医亦最出力，有枪弹洞穿脑部之伤兵，均经峨医救活，名誉益隆。今红会接得噩耗，据云该医初以积劳成疾，嗣变腹泻，带疾从公，犹复不肯休调，竟致因病逝世，年仅三十有五。名医不寿，深堪悼惜。红会总、分各医院及事务所均下半旗三日，以志悲悼。”[15]同样内容的消息亦见之于《申报》[16]。消息来源均出自中国红十字会，当然不会有误，从行文来看，当是《纲目》的出处，只是《纲目》编者颟顸，将“年仅三十有五”误作“年仅二十有五”了。 

[1] 《大公报》1910年9月9日。
[2]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76页。
[3] 《东方杂志》第七年第8期，第235—236页。
[4] 《红十字会大会志盛》，《申报》1911年10月25日。
[5] 《宣统政纪》第62卷。
[6] 《宣统政纪》第64卷。
[7] 《上海沈观察来电》，《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8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版，第643页。
[8] 《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原载《中国红十字杂志》1913年创刊号，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291页。
[9] 《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原载《中国红十字杂志》1913年创刊号，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10] 《中国红十字会谨告中外大慈善家》，《申报》1911年12月21日。
[11] 《红十字会要电》，《申报》1912年10月25日。
[12] 《外交部代表陈征宇、王继曾君演说中国红十字会与外交部之关系》，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13] 《人道指南》第1号封面，影印件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14] 《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黎副总统祝词》，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15] 《红会名医逝世》，《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
[16] 《申报》1911年12月14日。

　　摘要：清末，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了被称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大流行。鼠疫发生后，为了加强对鼠疫的防疫与研究，清政府于1911年4月在沈阳主持召开了有11个国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由我国政府首次举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不仅是我国卫生防疫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
　　关键词：万国鼠疫研究会  伍连德  公共卫生

　　1910-1911年，我国东北地区爆发了被称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大流行，这次瘟疫从黑龙江的满洲里开始，波及京津、河北、山东等地，近6万人罹死这次大瘟疫中，最终酿成近代一大浩劫。鼠疫发生后，中国政府反映积极，于1911年4月主持召开了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作为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召开不仅对东北鼠疫的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
　　一、“远东未曾有之盛举”
　　随着鼠疫疫情的蔓延，不仅大量的生命罹死于鼠疫，而且商业、财政无不受到严重影响。东三省总督锡良见疫情严重便奏请清政府寻求援助，并建议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各国医学专家共同商讨防疫大计，“研求善法，以为此后防御之资本。”[①]于是“由外务部通电各国，请各派疫科专门医生到东研究制法，协助中国，并定期开大会，以研究所得，宣布世界，其经费悉由我担任。”[②]为了使会议顺利召开，宣统皇帝于1911年2月20日下旨：“东三省时疫流行，前经外务部照会各国选派医生前往奉天，定于三月初五（公历4月3日）开会研究，所有会中筹备接待事宜，甚关紧要，着东三省会同外务部妥速布置，并派施肇基届期赴奉会，钦此。”[③]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为“研究疫症之性质及各种防御医疗及善后办法”[④]，目的是“以资将来之防卫兼促医界之进步。”[⑤]清政府监国摄政王对这次会议极为关注，希望各国医学专家能够到会，“研究学理及诸多防疗办法，必能多有发明，为将来减除疫患，实世界仁慈之事，为民生无量之幸福也，不胜厚望。”[⑥]清政府任命外交大臣施肇基为这次会议的高级招待员，负责会议非学术方面的问题。 
　　这次大会的地点在奉天府大东小河沿惠工公司（现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附近）。会议代表大部分住在公司里。为了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清政府不惜巨资将代表所住之处，按一等旅馆的水平装修一新。事后有国外代表发表感慨：“在他们的会议经历中，从来没有享受到像这样好的待遇。”[⑦]美国两代表斯特朗博士和蒂格（又译杜格）博士早在2月份就来到沈阳，东北当局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试验室，研究死于鼠疫的尸体。所以他们是最早到达小河沿惠工公司的代表。关于会场设置“分别为会议、实验、接待、食堂诸事。实验室中所陈列者为罹百斯笃之人心肺脏腑，病者之血及痰，又培养玻璃管中之百斯笃菌，并为百斯笃之媒介者。（如旱獭与鼠及供参考之兔类又鼠类解剖之尸体）至哈尔滨长春奉天诸埠之救护，及关于预防设施之报告。并关于防疫的一切写真。又医生消毒队埋葬之自卫服装之模型，则陈列于各游廊，凡以备会员之研究。”[⑧]
　　这次大会从1911年4月3日开始到4月28日闭幕，历时26天。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于11国即俄国、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墨西哥、意大利、荷兰及中国， “出席者凡三十四人”[⑨]，其中“医学专家有美国的司特朗、杜格，澳大利亚的吴来禄，法国的柏罗格，德国的马提尼，意大利的高寥密、儒拉、希诺里，俄国的扎巴罗尼、志罗廓尔夫、巴特来伍慕斯、顾列沙、女代表苏拉来斯喀亚、诸林利那，荷兰的赫伊威，墨西哥的刚萨利、肯杂列苏，英国的福乐、皮特里、德来格，日本的北里柴三郎、柴山五郎作、宇山道硕、藤浪鉴、下濑谦太郎，中国的伍连德、全绍清、方擎、王恩绍、山大夫、韩大夫、司督阁（英国籍）、师丹列、哈夫金。行政官员和其他人员有俄国的满洲防疫局廓阔沙罗夫，哈尔滨倭斯克列星斯基，东清铁路叶星斯基，哈尔滨防疫局巴古斯基，中国民政部吴为雨，直隶夏本礼，奉天民政部主事王若宜、王鳞书，吉林钟穆生，黑龙江王兴安，中国红十字会王培元，上海医院王医士，恭赞员有罗尔瑜、施绍常、吴德海、李规庸，其他人员有上田恭辅、斯铁般洼、勒亚铁洼。大会发言的还有：意大利喀里沃齐，中国顾问医官法拉、法富紧、纱巴尼、司旦莱，日本河西博士、克萨伊，英国哈林博士，英医克里斯，中国所聘医西瓦诺尔德，中国委员安德列（法籍）、阿苏，俄国委员安律、华路索尔、巴杜尔夫斯基，英人研究会书记长普兰土等人。”[⑩]
　　在清政府的重视，外务大臣施肇基和东三省锡良等人的精心安排下，万国鼠疫研究会于1911年4月3日上午10点在沿惠工公司大会会场隆重举行开幕。正式举行开会典礼，伍连德应邀出席会议，并选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会长。
　　大会首先由东三省总督锡良代表东道主——监国摄政王载沣训谕和致欢迎词，在欢迎词中尤其提到：“我们要充分利用西医丰富资源为我国服务。”[11]可见锡良对未来的现代医学和卫生科学寄予了很大希望。外务大臣施肇基代表政府致欢迎词，并提出此次鼠疫扑灭过程有关的12个问题，要求大会予以讨论。其中包括：这次疫病的起源、传播途径和传染方式、与风土病的关系、肺鼠疫细菌毒毒力与腺鼠疫毒力的比较、为何细菌相同却在东北发展成肺鼠疫、肺鼠疫是否传人不传鼠、在何种条件下会致成不同疫情、能否空气传染或必经接触传染、疫菌离开人体能生存多久、如何防止重新爆发、是否必须打防疫针、房子有无必要焚毁或消毒、种痘和注射血清是否可靠、大豆及毛皮之出口应如何控制等等。之后，施肇基将伍连德作为这次会议主席介绍给大家。俄国代表扎巴罗尼博士代表各国医学专家、官员致答词。之后，伍连德对这次鼠疫发生的原因、各地疫情发生的时间、传播途径、人员总数与性别年龄差异、隔离措施、实行火葬等梗概介绍。最后，伍连德提出：“今日之会为吾国第一次之世界集会，对将来医学上进步希望无穷，愿我努力为之，以期早收成效，我国民智亦可日渐开通，而唤起青年医学上之观念也。”[12]
　　4月3日下午，会议规定了议事章程，经决议将大会研究办法分为3大部，“第一部为研究病菌病理及解剖等项，系研究鼠疫之主要部分。第二部为研究医治法。第三部为研究时疫历史，北里博士为列国委员之所推，充当第一部之主任矣。”[13] 
　　大会设置准备委员及常置委员，准备委员由美、德、意三国委员派定，专掌选定该会应研究课题及大会材料，常置委员由日、俄、法三国派定，主要讨论当天议项决定，提出次日会议提案，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在各国所派委员中“中国计八员，俄国五员，日本四员，其余各国或一员，或数员不等，该员等在该会议均有发言之权，然有决议之权者则限定每国一人。”[14]此外，对于会议发言所用语言也有所规定：“除按例用英、俄、法三国语言外并加华语。”[15]
　　二、大会的内容
　　（一）疫情、疫病研究
　　对于这次鼠疫的起源，与会代表基本上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中国医官全绍卿以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处调查报告为依据，论述此次疫情的疫源地是满洲里附近的小镇上，旱獭为传染源。英国医生皮特里通过实验证明旱獭身上的跳蚤，可以传播腺鼠疫，并可发展为肺鼠疫。猎人为取獭皮进行贸易是造成这次鼠疫发生的原因，另外，天气寒冷，居住潮湿、拥挤等也是造成鼠疫发展的原因。这都为与会代表所公认。对于疫情发生周期，俄国扎巴罗尼医生指出：“从1898年至1911年，在满洲里各地时常发生疫情。肺鼠疫一般发生在每年的10月至11月间，腺鼠疫总是发生在春夏两季，鼠疫的爆发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条件和拥挤造成的。”[16]
对于鼠疫的传播、传染问题，英国皮特里医生指出：“一是铁路沿线，二是大道沿线，三是轮船航运所经之地。至于河流者，则无甚传染，盖由于结冰期内不通航也。”[17]而且会议代表公认，工人岁末回家过春节，是造成鼠疫大流行和蔓延的主要原因。这次会议在研究鼠疫传播、传染问题上，汇集了当时医学界细菌学、微生物学的最新成果。美国医生司特朗通过实验认为咳嗽、吐飞沫、吹气可致传染。但“随便呼吸无微生物传出，至病者咳嗽时，则有多数之微生物传出，即不见吐沫亦然。”[18]伍连德经过实验认为疫者血与痰里都有细菌，粪便中也带有大量细菌。爱司勃兰德指出，染疫的妇女乳汁不会传染给婴儿。俄国医生认为病人咳嗽时的飞沫会传染周围的人，所以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是很容易感染的。
　　在讨论疫尸的传染性上，扎巴罗尼医生通过实验，发现疫尸埋葬三个月后，仍有微生物和病菌存活，这就为焚尸烧房提供了依据。对于患者的衣物染疫问题，经过与会各国医生的讨论和公决：“房屋衣服等，确不传染，惟衣服上粘有罹疫者之痰如未晒干，则可传染，若晒干则否。”[19]
　　会议上各国对动物染疫问题讨论不已，众说纷纭。“日北里君谓，奉天获鼠三万余头，解剖后无一含有百斯笃病菌者，此盖疫气未染及鼠之说所由来。”[20]萨伯罗特尼和伍连德则认为“哈尔滨有只老鼠确系因鼠疫而死，哈尔滨之猪马骡等动物死于肺百斯笃者实有四五百头。”[21]
　　在对鼠疫患者病状的研究上，伍德医生根据在哈尔滨治疗病人的经验指出：“病者不论身体强弱，其脉息皆细快，以手紧按且可停止颤动，又病者之呼吸微有声息。”[22]萨伯罗特尼则认为：“病者之脉息，大都细快，且不平均，朝状二夕弱，弱时几等于无，又热度高时则脉细，热度低时则脉壮。”[23]
　　在微生物的研究上，会议讨论极为热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微生物的存活期。萨伯罗特尼认为疫死者身上的微生物埋葬三个月依然成活，而且把微生物放在冰里尚能存活两天。（二）微生物传染的距离。美国的司特朗医生认为：“虽无确实之度数，然大约可及数码之遥，视传染力之强弱。”[24]（三）保存病人心脏微生物之法。以前保存病人的心脏只是为了不使其腐烂，未能达到保存里面的微生物的目的。德国医生波罗克医生提出：“以各里司林（无色无臭之油）五分之一，和入蒸汽水，加石灰水少许培养之，则与生活至十余日，虽寄之远地，亦可供研究。”[25]
　　（二）鼠疫的防治
　　在4月14日的会议上，专家们讨论了血浆试验、防疫注射法、血清疗法、防疫浆接种等治疗方法。中国医生方擎、德国医生马提尼先后演说，提出了他们所做的预防浆的实验。但由于方法未完备，在此次会议上未得到解决和认可。此外，专家们还提出对收容在隔离所的人，全部实行血精疗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
　　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都强调了防疫的必要性。爱司勃兰德医生指出：“哈尔滨当疫症初发时，毫不注意防备方法，以致死人如麻。迨后实行防御，一切防疫机关在在完备，而疫症即已消灭。”[26]上海医官司旦莱认为上海为交通繁忙之地，而未传染，应归功于预防的有效。
　　对于腺鼠疫和肺鼠疫的区别，日本代表北里博士认为，无论是腺鼠疫还是肺鼠疫，其病菌都是一种。而东北这次流行的单纯的肺鼠疫在世界上还是不多见的，之所以发展成为肺鼠疫是因为没有染及鼠类的缘故。在防疫法上提出：“（一）将患者从速发现。（二）发现之后即隔离。（三）将与患者关系密切眷属及他人暂时隔离，以昭有无传染。（四）将染疫住房及器皿等类消毒以绝疫气。”[27]
　　在大会中，各国委员对于施行铁路、轮船之防疫法，煤炭、大豆、杂粮、毛皮等货物是否必须消毒问题进行了讨论。外国委员对于中国的铁路防疫不甚满意，认为在对待人隔离和防疫上有所不妥。在货物消毒问题上，大多数委员认为不必消毒，因为肺百斯笃病症并不由货物传染。对于染疫房屋的器皿、什物，俄国委员扎巴罗尼博士认为：“仅施以日光消毒则已足焉。”[28]
　　在防疫设施上，中国医生还极力推荐简单、便宜的有三层棉纱构成的口罩，这种口罩保护了很多与这次瘟疫做斗争的医生的生命。司特朗医生还建议在口罩上加上眼镜或护目镜。此外，一些委员还对检疫和隔离提出了计划，英国医官阿七柏兰提出了在缺乏固定设施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利用火车车厢作为隔离之用。而且，认为在诊断大批的疑似病人时，通过了解病人脉搏的快慢，要比测体温更有效。
　　此外，大会还由外务部施肇基大臣与奉天防疫研究会、各国医官研究决定向中央呈请设立中央医院，“以研求医术药饵，供军队及人民之用。临时防疫症发生，亦不至于束手无策。”[29]对此，医院的建设作为会议的内容之一和其影响，笔者将在下文论述。
　　三、大会的闭幕及其历史意义
　　1911年4月28日下午4点，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鼓楼庆丰茶园举行闭会典礼，奉天的绅、学、商、农、报各界，各国驻奉天的领事及中外官商参加了闭会典礼。东三省总督锡良、外交大臣施肇基、会长伍连德分别作了演说。联合国委员代表全体会员面呈议案。这次大会历时26天，达成45项决议。决议对鼠疫的病名、种类、流行病史、致病菌传染途径、生存能力、治疗、防疫措施及预防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介绍，尤其在防疫上作了详细规定，并经我国政府外务部通告全国，以资防备。当时的《盛京时报》、《大公报》对此都有刊载。
　　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我国近代医学史上，是由我国政府主办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无论从会议安排、与会组成人员还是实验设备都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准。这次会议的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如日本的北里博士回东京后来电评价：“奉天鼠疫研究会不但为远东未曾有之盛举，亦系学术界未曾有之现象，而中国医术界因之获受裨益者亦匪浅。”[30] 
　　首先，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学术交流会议。会议云集了各国优秀的医学专家，有的代表还直接参加了东北的防疫工作或研究工作。他们纷纷撰写学术论文，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据统计从会议召开到闭会“共收到各国代表学术论文24篇，报刊撰稿12篇，大会演说、发言达95人次。”[31]会议代表对有关鼠疫的病理学说、医疗、防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在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中外医学交流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作为一次国际会议，不仅对我国，对整个世界的学术都有极大的意义，为人类了解和征服这一疾病迈出了一大步。
　　其次，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了中国在科学界地位和政治影响。这次东北鼠疫中，无论是清朝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的防疫实践，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赞赏。连当时医学较发达的日本，也认为中国此次防疫措施与日本的防疫没有什么差异。尤其作为这次会议主席的中国医官伍连德，对鼠疫的研究以及在防疫中所使用的方法、措施，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被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并成为蜚声国际的流行病学家和微生物学家。清政府当时钦赐“进士出身”，“俄政府赏给二等勋章，法政府亦赐奖优衔”[32]。由于万国鼠疫研究会是由中国政府主持召开，在外交上中国利用美国抗衡日、俄，从而使日、俄找不到干涉的借口。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同时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再次，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加深了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万国鼠疫研究会闭会以后，4月29日代表们应监国摄政王的邀请，离开沈阳前去北京，途经山海关、秦皇岛到达北京后，游览了北京城的一些名胜古迹，并先后由民政部、外务部宴请，品尝了中国的风味佳肴。对那些从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宫殿建筑，悠久灿烂的文化，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感受到“虽然中国在现代医学上落后于世界，但他们的艺术、文化以及美味的食物决不次于任何国家。”[33]
　　第四，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万国防疫会议不仅是由我国政府主办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卫生防疫会议，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万国防疫会议形成的45项决议，其中规定要系统的研究源自动物的传染病，“凡在满洲里境内猎取旱獭者，应设法令其遵医检验，当其从事猎取之时，检验尤应注意，并应就此类猎户聚居之处设立隔离所与医院。”[34]要求增进市镇的公共卫生，“各城各乡清洁卫生事宜自应一律改良为是，其居住拥挤一层尤当注意，凡遇死亡之人应由医士发给验照，凡遇传染病症应由医士发出通告令人周知。此等医士应以西法新学卒业者充当。”[35]此外，决议提出，为了快速处理疾病，需要训练并设置医药行政人员；要提升基础医学教育；乡村卫生条件亟宜改善等。无疑，这些决议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系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教师，历史学硕士）

[①]《各国医官总代表萨宝罗尼君答词》，《盛京时报》1911年4月6日。
[②]《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第16页。
[③] 转引自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第64页。
[④]《奉天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志闻》，《盛京时报》1911年2月25。
[⑤]《万国鼠疫研究会纪事》，《盛京时报》1911年4月4日。
[⑥]《关于鼠疫研究会之谕旨》，《盛京时报》，1911年4月5日。
[⑦] Christie,P255.转引自 Nathan ,Carl F :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8 .
[⑧]《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16页。
[⑨]《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16页。
[⑩] 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第66页。
[11] Wu Lien –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England, 1959,P49.
[12]《万国鼠疫研究会会长伍连德演说词》，《盛京时报》1911年4月8日。
[13]《续记万国鼠疫研究会规定进行方法》，《盛京时报》1911年4月5日。
[14]《续记万国鼠疫研究会规定进行方法》，《盛京时报》1911年4月5日。
[15]《续记万国鼠疫研究会规定进行方法》，《盛京时报》1911年4月5日。
[16] Wu Lien –Teh : Plag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workers,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Shanghai station, shanghai,1936,P56-57 .
[17]《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1页。
[18]《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2页。
[19]《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3页。
[20]《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1页。
[21]《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1页。
[22]《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3页。
[23]《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3页。
[24]《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4页。
[25]《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4页。
[26]《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27页。
[27]《北里博士公宴各国代表之演词》，《盛京时报》1911年4月6日。
[28]《万国防疫会纪事》，《盛京时报》1911年4月22日。
[29]《踌设中央医院之先声》，《盛京时报》1911年4月7日。 
[30]《专电》，《盛京时报》1911年5月13日。
[31] 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第67页。
[32] 伍连德：《伍连德自传》，《东三省防疫处报告大全书》1928年第6册，第110页。
[33] Wu Lien –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Cambridge,England, 1959,P74.
[34]《鼠疫会议决条陈》，《大公报》1911年8月17日。
[35]《鼠疫会议决条陈》，《大公报》1911年8月17日。

关于中国慈善事业意义、现状及发展的思考

余本兰

　　[内容提要]发展慈善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我国公民慈善意识淡薄、慈善法制欠缺、慈善机制幼稚，因此，树立现代慈善观念、建立完善的慈善法规，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三个关键性问题。
　　[关键词]慈善事业  和谐社会  慈善观念  

　　自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目前中国内地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慈善组织，仅中华慈善总会会员单位就有160多个。慈善组织以其非营利性、公益性、志愿性等特点, 为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环保等工作做出了一些贡献，慈善事业成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很多中国人对于什么是慈善以及慈善事业并不了解，也不清楚发展慈善事业的社会意义，甚至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慈善还有很多误解和偏见。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和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慈善事业的特殊意义必将越来越凸显。本文就此初步探讨了我国发展慈善事业的意义、现状以及拓展慈善事业的对策。

　　一、发展慈善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慈善事业是扶贫济困的事业。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弥补市场经济缺陷和政府救助不足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型之中，国家统包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被打破，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在持续弱化，需要慈善组织提供救助与服务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多。尽管政府在不断完善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社会保障资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非常紧张，因而，社会对慈善事业的依赖程度将不断加大。同时，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会日益自觉地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可以动员的慈善资源潜力巨大，在国家财力不足条件下，政府亦必将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缓解社会矛盾、弥补社会保障制度不足的战略性措施加以推动。
　　（二）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可以大大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稳定增长，一方面，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它反映出目前我国财富分配的失范和显失公平。兴办慈善事业、捐助慈善事业、扶贫济困，可以让先富起来的人们树立起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形象，赢得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尊重和理解，化解穷困群体的怨愤情绪和不平衡心理，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维护社会稳定。
　　（三）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慈善，已被公认为是社会的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指生产部门的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税赋征收；而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是完全自愿的，有助于弥补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的缺陷与不足，缩小财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四）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发展慈善事业，就是通过动员社会募捐，进一步向社会宣传扶贫济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这使捐赠者和受赠者同时受到教育，在精神上起到了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因此，通过慈善工作的开展，可以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关爱，这将对建立和谐社会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

　　（一）公民慈善观念落后。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事业，它的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也就是需要有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的支撑。当前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独特作用。2003年12月湖北省慈善总会在武汉开展的“慈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以上的公民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知道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的人数不足一半；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虽然参加过捐款捐物活动，但主要还是通过工作单位、学校、居住街道、慈善组织进行捐赠，而“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大部分公民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机构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慈善意识普及率较低，还未形成捐款捐物、扶助弱势群体的意识。[①]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慈善事业采取了排斥、敌视的态度，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公益等项事业理所当然地完全由政府承担，导致慈善意识在我国尚未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距离全社会形成浓郁的慈善意识和社会氛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二）制度的缺失与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虽然我国近几年来对慈善事业更加关注，也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但总体来说，我国涉及慈善事业的法规相对滞后，缺乏对慈善机构发展有利的法制环境。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在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比如税收，我国法律对慈善捐助并无免税待遇，善款仍要上税，这是影响人们进行慈善捐赠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日本为例，他们在生活保障方面的扶助可谓多种多样，包括生活、教育、住宅、医疗、失业、葬祭等方面。在我国，人们需要承受的经济压力很大，况且中国人又一直有给子孙后辈创家留业的传统，宁愿自己节俭吃苦，也要留给儿孙财产。所以，人们首选的是把财产留给后代，而不是捐给社会。社会安全保障程度不高，影响了人们的慈善捐助热情。除了失业率高、教育水平低、经济不发达等因素外，惧怕“仇富”心理也是人们远离慈善捐赠的原因之一。[②]
　　（三）慈善机构数量少，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慈善组织形象差。
　　目前我国只有100多家慈善组织，而美国的慈善组织数量是100万家。我国慈善组织资金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拨款，民间捐助的比例很小。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为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GDP的0.05%，与美国和日本慈善机构掌控着约占GDP8%到9%的慈善资源相距甚远。同时，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海外捐赠，包括许多大型基金会、海外中国企业、跨国公司和个人捐赠，比如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国内。[③]
　　慈善事业本身应是一个阳光透明的事业，慈善捐款透明度高，人们才愿意捐钱。但是，由于善款的“漏斗效应”使很多善良的人对慈善组织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他们不能确认自己爱心能否达到需要帮助的人那里。很多善款在中途就已经被瓜分了，有些基金会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低下，不知廉洁自律。美国人愿意捐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会把他们的钱真正用到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④]

　　三、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树立现代慈善观念，推动现代慈善文化建设。
　　公民是慈善的主体，但在为什么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传统中国不缺慈善和施舍，但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可能已经不适合今日的慈善事业。传统的慈善是基于血缘社会基础上的慈善，往往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因此带有浓厚的乡里情结和亲族情结，并造成慈善事业的封闭性和内敛性[⑤]，或者希望对方知恩图报。而现代慈善事业是由专门的慈善组织策划和实施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规范的和经常性的社会事业，具有社会化、制度化、规模化、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人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时，不用考虑具体的受助者是谁，更不会从知恩图报出发。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认为，“现代公共慈善的理念是，慈善是一种公共行为。捐赠应以慈善组织为中介，使捐赠与受赠分离，捐赠人不知道哪些人因他受助，而受助人也不知道哪些人帮助了他，这已成为国家惯例。这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捐助不同，从而免除了感恩与求回报的心理。捐赠人和受助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救助弱势群体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⑥]。 
　　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树立现代慈善观念，是进行中国现代慈善文化建设需要确立的一种心态和观念。要把慈善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宣传扶贫济困、诚信友爱、互帮互助、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宣传为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个人和民间组织，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只有全民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长期蓬勃发展。
　　（二）完善慈善事业法规，健全监管体制。
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捐赠的优惠政策，但这个政策与发达国家相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法规建设仍需完善。如利用税收杠杆倾斜，通过对慈善公益捐献减免税收，开征遗产税、所得税、赠与税乃至特别消费税等，以实现对公益事业参与者的税收照顾和优惠，从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这项事业。在监管体制上，虽然我国有《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但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社会的监管和慈善组织自身的努力，才能把公益事业搞得更好。[⑦]
　　（三）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
　　慈善组织是慈善行为的中介环节，是善款的筹集者和管理者，为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包括加强慈善组织的操作规范性、组织有序性、对公众的透明性、管理方面的灵活性和宣传策略手段等建设。[⑧]
　　1、加强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度。
　　中国慈善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从制度上解决慈善机构公信力不强的问题是当务之急。其中一个重要的困境是如何建立信任机制。在中国不是缺乏爱心，而是缺少信任。捐款人和慈善机构之间沟通不畅，对大笔捐款去向不知情，甚至有一些捐款丑闻使中国慈善事业蒙上阴影。因此，在捐赠行为实施过程中，打消捐助者对捐赠款物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疑虑，增强捐助者的信任度，是捐助接受机构和公益组织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要从基本的制度建设入手，逐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树立捐赠接受机构和公益组织的公众信誉度。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要特别注重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公示，使捐助者和公众更详细了解捐助款物的去向和效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⑨] 
　　2、拓宽慈善组织资金来源渠道。
　　我国慈善机构筹集善款的渠道主要有：慈善基金；接受个人、法人及其它组织的捐赠；接收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接受民政部、政府有关部门的项目拨款及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的彩票收入；兴办和经营符合宗旨的经济实体；组织义演、义卖、义展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募捐活动等。[⑩]但是现实中慈善组织存在着严重的“慈善不足”，已有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　　外国援助和商业活动。这既影响了慈善组织的民间性质，也限制了慈善组织的活动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慈善机构要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慈善资源，要“走出去”，变坐等恩赐为上门推销，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募捐活动。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已走过了12个年头。12年来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从无到有，力量不断壮大，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但目前中国慈善事业仍存在许多问题。它不仅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民间力量和社团力量的参与，也需要建立起现代化的慈善事业机制，培育公众平等、互助、博爱、共享的现代慈善意识，建立公开透明的社会信任机制，确保我国的慈善事业按照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前进，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作者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信息学院教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班）

[①] 刘挺：《关于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综述》，浙江在线新闻网2006年7月18日。　
[②] 李铁，周易：《 社会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宝鸡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③] 刘溜：《中华慈善十年》，《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1月15日。
[④] 魏婧，王松：《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天津市职工现代企业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⑤] 高灵芝：《论慈善事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刘溜：《中华慈善十年》，《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1月15日。
[⑦] 范宝俊：《发展慈善事业 建设和谐社会》，人民网2006年9月5日。
[⑧] 何兰萍，陈通：《关于当前发展慈善事业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⑨] 欧阳梦云：《 关注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进程扫描》，《经济日报》2004年3月31日
[⑩] 朱力：《起步中的中国慈善事业》，《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