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宣传与筹资之我见…………………………………………………………………………郝如一

能力建设：“三子登科”与“四口气”…………………………………………………郝如一

红十字精神与和谐社会………………………………………………………………………刘斌

我国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研究（下）…………………………………………………………李攀

2009年国际红十字运动新动向…………………………………………………池子华  邓通

中国红十字会救援2009台湾“莫拉克”风灾述略…………………………呙盼盼  马红英

昆山：稳步发展的造血干细胞队伍………………………………………………………汤佩冲

南通学校红十字工作的特色………………………………………………………………孟纬鸿

从城市走向乡村的初步尝试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乡村服务站考察………………………………………吕志茹

美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首次救援活动

——1881年密歇根森林火灾救援及其意义……………………………………李艳飞  高芳英

5年迈出10大步——苏州市红十字会谭颖会长访谈……………………………………郝如一

池子华教授和他的红十字运动研究

——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出版之际……………………………………………曾桂林

我国慈善超市问题的研究综述…………………………………………………杨玉娟  马德峰

个案工作在残障康复中的运用——以脑瘫儿童J为例……………………………………朱爱华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市红十字会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严晓凤

副主编：马红英  查佐明

执行副主编：邓通  王专   

编辑：代华  吕晓玲  周小蓉  阎智海  傅亮  张智清  呙盼盼

投稿信箱：jxfuliang@163.com;aiyuan20008@163.com;chizihua@126.com

郝如一

 

    近年来，各级红会都对宣传与筹资工作愈加重视起来。这是好现象，值得称道与推崇。个中道理勿庸赘述，自然是事业发展使然：宣传，有利于传播人道理念，扩大红会影响，树立良好形象，增进社会了解，动员民众参与。筹资，有利于增强红会实力，提升救助能力，发挥应有职能。

    许多同仁都知道，宣传与筹资有着某种内在的互动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要加大筹集资金的力度，就要加大宣传力度，宣传若乏力，筹资难奏效。笔者也觉得不无道理。特别是大家都认识到筹资的重要性后，对宣传的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提高。于是乎，早些年中国红十字总会及有的地方红会把宣传与筹资放到一起，组建专门的“宣传与筹资部（处）”。有的地方干脆把“与” 字拿下，就称作“宣传筹资部”。 对此，本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其一，宣传与筹资固然有着前述的某种关联，但筹资毕竟不是红会工作的全部，而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宣传，却是关联红会各项工作全局并贯串全过程的。如是将宣传与筹资整合到一个部门，会给局外人乃至全社会造成误解——宣传主要是为筹资而运作的。

    其二，把“与” 字拿下就更不对头了，误导更大了——这个部门是专门宣传筹资的，红会别的工作都不需要宣传？

现在，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对内设机构进行了调整，把筹资与财务放在了一起，这就对了，同类项合并。宣传工作也该承担起全面宣传红十字事业的责任，而不是侧重宣传筹资之类的误导。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主张用宣传的眼光去策划工作，用工作的实绩去开展宣传，自己部门的工作自己宣传。所以，我们苏州红会没有专门搞宣传的部门。而筹资也不该只是筹资部门的事情，红会要形成一个大家都为筹资出谋划策、出力流汗的局面（但下达筹资指标的做法值得商榷，会有强行摊派之虞）。当然，筹资部门要承担主要职能，要为领导当好参谋，要策划好筹资活动，要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市红十字会）

李攀

    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是慈善组织为了实现其公益目标和组织职责所必须实施的建设内容，提升慈善组织自身的能力是组织正常运营和迎接各种挑战的核心。这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设计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优化方案，即通过对培育慈善组织的宏观环境的优化，完善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外在推动机制；通过对慈善组织的微观能力要素的优化，构筑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内在动力机制。

    一、宏观环境优化

    以上重点集中在慈善组织自身能力机制建设的问题上，在外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对组织能力建设的影响方面没有考察过多。然而，在设计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优化方案时，强调改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1）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

    加快建设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公益机构的法律、法规、章程体系，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慈善公益机构体系。规范慈善公益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激励、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资投资以及涉及慈善组织、慈善捐赠、慈善义工和慈善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行为，使我国公益事业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具体包括以下两点：   

    1．取消注册需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

现行法规中要求慈善组织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这项规定应考虑取消，为慈善组织搭建一个普遍备案的注册平台，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慈善组织，赋予慈善组织以最基本的合法形式，使慈善组织能够真正独立运作。

    2．实行登记许可制度

对于满足特定条件的慈善组织实行登记许可制度，为慈善组织搭建一个特定登记认可的制度平台，由国家授权的监管机构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受理、分类、登记并予以认可。对于认定成为公益法人的慈善组织，一方面给予财政和税收等方面最大限度的优惠，一方面进行更为严格和规范的行政监督及社会监督。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拓宽慈善组织的准入范围，以零门槛的设定解决慈善组织合法性的问题，而且能够非常鲜明地表明政府的政策导向。

    （2）完善现行的税法制度

    完善的税收立法是提高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保障，不仅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客观上推动慈善组织法制化进程。现行税法制度在公民、企业从事慈善活动上缺乏税收刺激机制、程序繁冗，限制了慈善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1．统一税收减免优惠的主体标准

    目前，我国只有中国红十字会等少数几个慈善组织享有受赠财物全额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这种范围小、限制多的税收减免政策人为限制了慈善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不利于慈善组织的自由发展。因此，可以根据慈善目的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通过对慈善组织各项指标的核准，赋予符合标准的慈善组织以免税的主体资格，取消原有的不公平待遇。

    2．取消对捐赠人免税额度的限制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提高了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惠额度标准，这体现了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但是很多捐助企业并没有从新规定中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超出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12%，超额部分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完全取消对捐赠人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款物的免税额度限制，将极大地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3．简化捐赠过程中的免税程序

    根据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规定，捐赠人在慈善捐赠之后要想获得减免税收的优惠，至少要经过10道繁杂的免税程序。一些企业捐赠后为了办理免税，甚至出现了要托熟人或者请客吃饭等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我国税收法律应尽早做出修订，规定出一套具体、细致又简便易行的免税操作程序，确保每位捐赠人和企业在捐赠后很容易得到免税的待遇。

    4．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税收管理

    给予慈善组织税收优惠来激励组织发展不是惟一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系列优惠措施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税法监督，这就需要对已经获得免税待遇的慈善组织加强税收管理，主要手段包括：推行申报制度，要求慈善组织定期向税务机关申报业务收入以及接受捐赠、活动支出等信息。此外，税务机关每年度应对慈善组织是否仍符合免税标准进行审核，并结合其他监管层次所出具的信息和意见综合分析后得出审核结论。

    （二）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传统的“统治”观念认为，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公益事业、社会福利的惟一提供者，而现代“治理”理念则强调，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一个良性的治理结构，需要不同治理主体的合理分工、努力合作，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与慈善组织应该是非对抗的关系，两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慈善组织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时，应遵循踏踏实实做事，做事让政府放心，积极争取政府支持的原则；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公平合理的方式给予慈善组织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法律地位、税收优惠、监督管理等，鼓励慈善组织的发展。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政府要重视慈善组织的积极作用

    政府应从适应人类未来发展需求的战略高度，认识与慈善组织合作的重要性，而非简单地将慈善组织作为政府执政助手来看待。由于目前我国慈善组织活动领域极为广泛而且规模参差不齐，举行活动时与当地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都会发生关系，彼此之间发生不协调、摩擦甚至矛盾在所难免。因此，在涉及具体的合作项目时，可借用企业管理方法，在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明确双方具体的权力事项和协作程序。这样既可以保障慈善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又能促进双方分工定位，良好合作。

    （2）政府应大力支持和资助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开展的活动属于公益活动，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都属于公共物品，这相当于替代政府履行了作为公共部门的一定职责，因此，政府应尽可能给予慈善组织资金支持以促其发展。我国的慈善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难的问题，而政府往往提供的资金又极为有限且不规范，所以政府应当将大力资助民间公益活动作为一项义务制度化。在资助方式上，可采用政府招标的形式，无论官办组织还是民办组织，一律平等竞争、择优资助。将资助投向管理水平高的组织的做法，既有利于提高政府资金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也有利于慈善组织在争取资金的竞争中优胜劣汰，促使它们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夯实能力建设的根基。

    （3）慈善组织要配合政府做好救助工作

    作为政府在救助领域的得力助手，慈善组织应该在积极争取政府各种态度、政策、财力支持的基础上，努力配合政府开展好各项救助工作，把握好自己的角色，竭其所能地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赢得政府的肯定和信任以获得政府更多扶助。在资金的管理和支配使用方面，要始终坚持慈善资金不能成为“政府的钱袋子”的原则，善款应依法接受政府的审计，但不能进入政府的财务结算中心统配，慈善组织要极力保持慈善资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救助模式的选择上，慈善组织应尽量避免救助模式政治化的趋向，探索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形成科学合理高效的救助方式。

    二、微观要素优化

    如果说外部宏观环境的优化，能够为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培育一片优质沃土，那么，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各要素的建设则是组织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基于对我国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分析和评价发现各项能力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密切相关、互为条件的关系，组织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任何一个要素的参与，每种能力的建设都应受到同等的重视，而事实上在组织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各要素所处的角色侧重和功能发挥不同，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本文将七种能力要素的功能和角色界定为：筹资能力的增强是组织获得生存的基础，执行能力的落实是组织发展的核心驱动，品牌能力的打造是组织引领慈善事业发展的导航，监管能力的加强是组织富有生命活力的保障，宣传能力的扩充是组织壮大声誉的手段，资源整合能力的培养是组织拓展发展空间的平台，公信力的提升是组织实现目标的最终落脚点。

    （一）探寻筹资路径，发展慈善事业

    慈善组织不以获取利益为优先的显著特征是其区别于商业组织的本质所在，非利益性决定了慈善组织没有或者很少有营利性行为和收入，筹集资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慈善组织存活和运作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与其他国家此类组织主要依靠政府资助不同，我国慈善组织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是募捐获得的资金占慈善组织整体收入比重的绝大部分，这说明慈善组织对募捐收入的依赖性很大，因此探寻一条适合组织发展的筹资途径，募集更多资金用于实现组织目标是事关慈善组织生存的首要大事。鉴于我国慈善组织目前筹资普遍存在困难的现状，下面通过组织准备、环境预测、目标设计、策略设计和实施等环节，设计慈善组织提升募捐能力的实现路径。如下图

    首先，组织准备。募捐计划开始阶段成立专门的劝募部门或小组，赋予该小组或部门人员适当的角色地位，并在组织环境内进行动员说服和培训，形成内部达成一致共识的工作状态；在对社会需求和公众心理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依据评估结果设计主题内容，保证活动或项目具有鲜明特色；指派专业人士负责财务分析报表，确保财务管理环节不会出现纰漏。其次，要明确组织自身的优势与劣势，结合组织特点形成对募捐的目标设计。主要是通过对比以往的募捐经历，总结经验，根据及时反馈的信息进行绩效预测和效果评估，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再次，进行环境评估。要了解募捐的机会成本，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进行运作；搜集环境信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信息，对募捐对象、募捐竞争者都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富有创新和注意细节能够逐一排除潜在威胁，赢得募捐资源的信任；要预测募捐竞争的程度和成败概率，并制定实现目标的基本步骤。最后，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具体的战略与策略实施过程。在募捐中注意策略方法的运用是否妥当，对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评估，有针对性地调试安排工作人员，由于存在多头募捐的可能，必要时可以实行联合劝募以提高募捐效率与动员力。   

    （二）加强三方建设，提升执行能力

    执行能力是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核心，主持着慈善组织的生存活力。无论制度多完美，宣传多到位，品牌多知名，如果没有强大的执行能力，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执行能力的强弱与人力资源结构的配置、组织激励机制的完善以及项目资金的科学运作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加强这三个方面的建设，能够促进组织执行能力的提升。

    （1）人力资源专业化

    职业化与专业化业已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人力资源结构的合理优化直接影响组织执行能力的发挥。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应根据“拥有专门教育和实践的知识、一定道德标准、社会认可”等专业化标准，积极吸引和鼓励热心慈善、乐意奉献的专业优秀人才投身公益事业，并注重培养他们，用事业迷住人，用感情留住人，用待遇吸引人；重视优化组织成员的知识结构，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以提高业务素质，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注意组织人员的性别、年龄、学历、专业的搭配组合，充分挖掘和发挥人才潜能，建立“能人上、庸人下”的用人机制；探索志愿服务发展的新模式，稳步扩大志愿者队伍，通过多种形式联系和发动志愿者，激发他们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丰富他们参与公益活动的形式，帮助他们在加入各种活动的过程中成长，并考虑将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人才吸纳进入组织当中。

    （2）引入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在优化慈善组织的执行能力建设时，引入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说明组织激励对于组织成员的巨大作用。同时，将激励机制由一般只限于如何引导、激发人力资源引申到慈善组织合理运作善款实现保值增值，从而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此促进组织执行力的提高。一方面，对组织成员实施激励，应该注重物质激励如奖品、奖金、旅游和晋升，精神激励如领导表扬，荣誉激励如表彰、授予荣誉称号，工作激励如分配挑战性、创新性的工作等多种激励方式相结合，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和个人潜能。如果激励方式运用得当，则能够大大提高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鼓励他们为慈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慈善组织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如果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运作方式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这本身对于组织就是一种激励。资金增值不仅可以拓展服务领域，而且能够更好地激励组织成员，在不断的激励和刺激下提升组织执行能力的目标能够得以实现。

    （3）高效率地运作资金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型基金会每年必须将70%的收入投入到项目之中，非公募型基金会每年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必须不少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这些规定体现了慈善组织要以救助社会为己任的宗旨和“聚善财、济民生”的原则。将募集到的资金用于项目的开发与实施中，能够使慈善组织的执行能力在这种不间断的资金运作中得到提高。这就要求慈善组织要高效率地运作资金，精心设计每一个慈善项目，在实践中勇于开拓创新，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赏，在这个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慈善组织的执行能力可以顺其自然地得到提升。

    （三）设计特色项目，建立长效品牌

    “品牌”一词是经济学用语，多为企业管理领域研究的对象，从组织管理和组织行为来看，“品牌”也适用于慈善组织。诚然慈善组织从事的是符合社会需求的非营利性的高尚事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现实需要、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公益理念的不断更新，慈善组织也同样面临市场化竞争。有竞争就有胜出和退出，为了能够在竞争中不被淘汰，慈善组织就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实力，有效途径之一即创立独树一帜、彰显个性的公益品牌。创造和保持一个好的公益品牌是慈善组织与其他社团组织展开竞争时最有说明力的武器和手段。

    在提升组织品牌能力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开发特色项目，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建立品牌长效机制。首先，制定明确的组织发展目标和战略策略。根据近期目标和远期规划虚心学习和借鉴其他先进组织或机构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项目运作特点等，例如在争取企业捐赠的过程中，要从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的高度来探寻慈善事业与企业发展的结合点，激发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和信心，把树立企业的公众形象与慈善公益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争取互利双赢。其次，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对社会需求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市场调查分析市场紧俏需求，从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入手设计名牌产品即慈善项目，不可盲目生产服务，那样最终将只能导致项目流产。第三，慈善组织在运作品牌项目过程中，要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综合预测和中期评估，项目可行则继续执行，项目不可行则立即终止；对于非定向捐赠款项的使用，应在科学论证、多次斟酌的基础上再行决策，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和效用，品牌能力的建设需要这种对善款负责的态度，通过这种态度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信任，能够使更多人关心和关注项目，扩大品牌影响力。

    （四）科学合理定位，创新宣传模式

    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活动，首先要在全社会整合一批资源来播种公益理念和传播组织信息。加强宣传能力的培养与建设，不断探索新型宣传模式，科学定位宣传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慈善组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创新常规宣传的方式

    常规宣传是指对慈善组织形象和公益活动内容的日常性宣传。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慈善组织都在用创新的思路和手段解决组织筹款、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常规宣传也要创新策划适应时代潮流、公众喜闻乐见的宣传产品。慈善组织应该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手段占领宣传阵地，激发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兴趣。比如：通过适合儿童教育的动画片、大众传播的报纸、老少皆宜的电视、海量信息的网络、时尚人士青睐的杂志、构思独特的公益广告、听众固定的电台、引人注目的标版等形成一体化、全方位的宣传攻势，营造妇孺皆知的宣传氛围；通过选择形象代言人、形象大使等方法，利用名人效应产生轰动效果，展示推销自己。不同的慈善组织，应该根据组织目标的不同有针对性地调查市场，了解相关群体的社会动态、活动特点、时间安排，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组织适合人群开展各种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发放重点项目的宣传册、宣传袋、标志性纪念物、录制的电视或影像宣传片等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聚焦自己，加深公众的参与意识，从而提升组织形象，扩大组织影响。

    （2）精心策划特色宣传

    特色宣传是指各个慈善组织对各自实施的特色项目的宣传。这些特色项目一般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组织应围绕项目本身、结合项目特点有的放矢地策划宣传。有条件的慈善组织可以创办自己的项目通讯或电子刊物，介绍本组织特色活动或项目的开展实施情况，扩大特色项目或活动的行业知名度和社会知晓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出版组织年鉴，以编年体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记录组织的工作，并将这些刊物赠送或发放给会员、媒体、政府、企业等。宣传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建立志愿者资源库，广泛招募各个领域的具有各种特长的志愿者，加强和维护好与他们的联系，借助他们的力量传播和宣传组织。

    （3）利用互联网开展宣传

    在信息通畅的现代社会，脱离网络就等于脱离社会，慈善组织要充分利用好网络，通过网络加强宣传。网络平台的搭建能够向外界公告各种组织信息，使公众了解并参与其中，无形中扩大组织的知名度。通过专业的技术设计和特定的管理授权程序，构建组织内部的工作运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工作的计划、安排、实施、监督、汇报，不仅能够宣传自己，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组织运行成本。同时，网站的建设不能只局限于自身，应该将国内外相关活动、其他组织的最新资讯、论坛的更新、资源库的建立、与外部网络的链接、志愿者队伍的建立等加载进去，还可以加载有关扶贫、环保、法律援助、救灾、国际交往、社区服务等领域的知识，提高网站的点击率。

    （4）注重与媒体的合作

    在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媒体是比较独特的外部资源，注重加强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有利于提高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水平。一是恰当选择合作媒体。选择媒体时应该考虑要宣传的活动是需要一般报道还是深度报道，如果是深入报道应着重选择平面媒体；如果要突出影响力和冲击力则应看重网络和电视媒体。二是善用核心媒体。核心媒体即主流媒体，具有反应快、资讯全、互动性强的优势，能够客观公正地报道慈善组织的各项活动。三是维护与媒体的关系。慈善组织的领导机构中要有懂得媒体的专业人士或对媒体了解较多的人员，这样在维护与媒体的关系时，才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充分驾驭各种突发事件。

    （五）建立监管机制，打造水晶慈善

    所谓打造水晶慈善，即是要使慈善事业成为真正的阳光事业、公开透明的事业。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监管能力的建设程度也良莠不齐，借鉴国内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是提高慈善组织监管水平的有效手段。加强组织自律是慈善组织内部监管机制的重要表现，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将自律的外在形式具体化来加强监管机制的建立。

    （1）从组织结构上加强自律

    国内慈善组织中的大多数没有设立内部监督管理部门，日常工作几乎不受约束和监督。针对组织结构上存在的不完善，可以考虑在组织内部设立监事会，专门负责对组织各方面工作的监督管理，这样既能有效协调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监督有关部门依法开展工作，又能有效监督和保护公益财产的安全运作。如果慈善组织因缺少人力或资金而暂时还不具备设立监管会的条件，那么可以考虑安排专职监督员负责组织的监督管理工作，但要严格规定和要求专职监督员的职责和义务，防止他们钻制度漏洞的空子。

    （2）从制度上加强自律

    通过完善各项制度来预防违规行为的发生。根据慈善组织的运转情况和现实需求，借鉴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建立比较严格的资金管理、项目运作、财务与审计等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工作都有制度监督。建立约束组织成员行为的工作职责标准和问责制度，形成内部工作程序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加强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3）从思想上加强自律

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来提高工作人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最理想、也是最难达到的一种监督方式。慈善组织应该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感化，包括不断强化组织宗旨、理念、职责、规章制度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心和法律观念。

    （六）整合社会资源，建立社会网络

    现代慈善组织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结构越合理，网络连接点越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就越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社会网络残缺，社会资本积聚疏散的问题，由此导致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因此，慈善组织在建立健全社会网络体系，整合社会资源、搭建互助平台方面的能力亟待提高。

    （1）营造良好的慈善环境，健全社会支持网络

    我国公民的慈善意识普遍不强，慈善捐赠行为往往是政治动员的结果，而非出自捐赠者的理性选择。一些官方色彩稍浓厚的慈善组织在进行募资时，政府通常会向下属企事业单位下发“红头文件”，实施政治动员。慈善行为本身应该是志愿性的，目前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慈善募捐对于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一旦政府撤出慈善领域，慈善组织就很有可能失去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络。因此，慈善组织应该重视营造良好的慈善环境，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慈善理念和慈善文化，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培养志愿理性的慈善捐赠群体和慈善行为，建立健全社会支持网络。

    （2）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慈善组织应该加强与相关部门、其他慈善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的联系与互动，以各种活动和项目运作为契机，密切多方群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与民政、教育、环保、卫生、社保、志愿服务、金融等部门的联系，争取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借助这些部门的力量发展公益事业。通过和其他慈善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交流经验、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尝试跨地域、跨领域地进行项目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打造影响大、覆盖广、专业强的慈善品牌。通过与媒体建立日常化沟通，加强对慈善组织、公益活动、慈善文化和理念的宣传，扩大组织的知名度，提升资源整合的实力。

    （七）加大公信力建设，经营信用慈善

    良好的公信度是慈善组织开展活动、洽谈项目、发动募捐的无形资产，是上述六种能力要素共同铸造的结果，是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最终落脚点。

    （1）组织运作应透明化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关注往往直接体现在对善款的关注上，而关于慈善方面的丑闻似乎永远与善款在管理使用中存在的疏漏和问题脱不了干系。提高公信力的前提是组织的透明化运作，应该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财务披露制度，并通过采用量化管理、定期考核的方法将这两项制度落实到每个人和每项具体的工作当中。通过媒体、网络、审计、公报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发布各种信息，尤其是捐赠信息，这是组织打造公信力的最简洁直接的途径。财务公开透明、内部管理健全、外部监督体系完善能够让公众真切感受到慈善组织确实是不求回报地在为社会做事。

    （2）珍惜慈善组织的美誉度

    慈善事业不仅是非营利的事业，还是帮扶济困的事业、道德事业。慈善组织本身受道德约束的同时，还应该追求道德，某种意义上说，追求道德就是追求美誉度。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行事是慈善组织步入正轨的最起码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才可能遵守法律法规，在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各项工作。当前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新兴发展时期，慈善立法日益健全，慈善理念渐入人心，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希望获得更好发展空间和更多社会支持的慈善组织都应该加倍努力赢得服务对象的认可和满意，珍惜组织来之不易的美誉，为组织公信力的建设打好基础。

    （3）慈善组织要讲究诚信

    如果一个慈善组织能够爱惜自己的美誉度，并且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公益活动，那么可以肯定这个组织拥有诚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被非法挪用的事件曝光以后，红基会在第一时间迅速组织调查，并实事求是地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其诚恳的态度和处理事件的方式赢得了公众的肯定，从而打消了公众的谴责和质疑，降低了网络、媒体对其进行负面攻击的可能性，将名誉损失控制在了最小范围。红基会的诚信拯救了组织的形象和美誉。由此可见，负面事件的发生，对组织而言并非都是不利的，有时可以将其看成是组织提升公信力的机遇，而如何不失时机地把握住机遇关键还是看组织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处理危机事件，赢得公众信任。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安徽省红十字会兼职工作人员）

池子华  邓通

 

    2009年，对于国际红十字运动具有特殊意义，今年是索尔弗利诺战役150周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立90周年、《日内瓦四公约》缔结60周年。回顾2009年的国际红十字运动，至少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2009年8月12日是《日内瓦公约》签署6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天发表声明，强调《日内瓦公约》对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人类生命和尊严具有长久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公约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得到尊重，并呼吁各国继续认真履行《日内瓦公约》。[①]

    2009年9月17日，为纪念日内瓦公约60周年，瑞典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召开联合会议。会上，斯蒂姆内先生表示：“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用以维持国际秩序并确保所有人获得保护和尊严的最有力工具之一。欧盟将继续尽其所能维护国际秩序，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②]

    2009年9月26日，联合国召开纪念《日内瓦公约》缔结60周年会议，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日内瓦公约》是在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重要法律文件，这一公约的缔结体现了国际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冲突各方对执行《日内瓦公约》负有首要责任，并再次呼吁冲突各方切实遵守《日内瓦公约》。[③]

    关于《日内瓦公约》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859年在意大利爆发索尔弗里诺战役，亨利·杜南组织战场救护的努力，不仅促成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诞生，也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日内瓦公约》体系萌生的源头。

    1863年10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如何制定改善战地医疗服务条件的可行措施，并希望使伤员和医务人员“中立化”。1864年8月22日，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一公约）。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这标志着现代国际人道法的诞生。

    此后，又相继通过了三个公约，即《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二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三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以及三个附加议定书。[④]

日内瓦公约不断完善的同时，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也不断的扩展。20世纪50年代有74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60年代另有48个国家批准公约。70年代和80年代批准国持续增加（分别都是20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解体导致了新一轮的批准浪潮，又有26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⑤]2006 年8 月21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言人宣布，南太平洋岛国瑙鲁和新独立的黑山共和国分别于当年6 月27 日和8 月2 日加入了《日内瓦公约》，至此全球所有194 个国家全部签署加入规范人类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这项公约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为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条约。[⑥]

    为了纪念日内瓦公约签约60周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托益普索调查机构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受战争影响国家的人对战争中可接受行为及国际人道法有效性的看法。这项名为“共同的世界：来自一线的声音”的调查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海地、黎巴嫩、利比里亚和菲律宾开展。在这八个国家的近4000名受访者中，大部分人（75%）表示战斗员在作战过程中行为应当受到限制。但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听说过日内瓦公约时，只有略少于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知道有此类规则的存在。这其中有大约56%的人相信日内瓦公约限制了战时平民苦难。[⑦]

    以上表明，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日内瓦公约的核心思想及整个国际人道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证实了其一贯的适用性。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6月16日发布《2009世界灾害报告》，今年的主题是“早预警、早行动”，这标志着国际红十字运动在救援理念上的巨大转变。这一理念在莫桑比克得到了成功运用，2001年的洪灾中有100多人丧生，而2008年更大的洪灾，由于启用“早预警、早行动”，截至2009年1月中旬为止，约5.5万人成功转移，基本上无人丧生。对一个冲突后的非洲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闻的奇迹。[⑧]

    今年9月底在印尼巴东地区附近发生了里氏7.6级地震，造成739人死亡，296人失踪，2200多人受伤。地震还摧毁了20多万幢房屋，受灾人数达80多万人。此外，地震造成的道路阻断严重影响了物资运输，10万名处于偏远农村地区的灾民处境艰难。10月8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瑞士日内瓦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为印度尼西亚地震灾区提供185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未来半年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将把捐款重点用于为10万名农村地区灾民提供帐篷、恢复供水设施及重建当地被损坏的公共卫生体系。[⑨]

    每每发生灾难，红十字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不仅在灾难发生时提供紧急援助，而且还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始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仅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联合会协调德国、加拿大、比利时、爱尔兰、挪威和奥地利等国红十字会在内的数个国家红十字会参与灾后重建，按照计划，联合会在亚齐省一共建造了2万幢高质量的临时避难所，建成或者更新了190所医院和诊所，以及90所学校。[⑩]

灾后重建不仅是物质重建，而且包括精神和心理的重建。2008年掀起的“金融海啸”持续蔓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冰岛受到重创，而那里的人民不能坦然接受失业这一事实。经历数年的充分就业、发展和财富积累之后，这个人口仅32万的北大西洋国家的失业率在四个月内就攀升了500%。截至2009年底，将会有十分之一的人失业。各公司削减了工作时间，许多员工遭受大幅降薪。冰岛克朗比价急剧下降。在2009 年初，通货膨胀率空前地达到20%。这对于用外币抵押贷款购房的许多人而言，简直是灾难性的。

    严峻的局势促使冰岛红十字会进入应急状态。2008年10月，红十字会增加了社会心理项目，着手为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人提供大规模心理支持。“北欧一些国家红会在20世纪90年代曾遭受了严重金融危机，他们的经历说明：发生危机之后尽快应对人们的心理需求非常重要。”冰岛红十字会曾获心理学学位的秘书长克里斯蒂安·斯蒂德吕松表示：“冰岛红十字会有在自然灾害过后提供心理支持的项目。目前面临的虽说是人为的危机，同样需要这样的心理支持。”

   2009年，冰岛红十字会计划开办一个面向公众的创伤治疗中心。人们可以聚集在那里，共进午餐，参加讲习班，并从红十字心理小组的成员那里寻求个别帮助。“需求很明显。2008年10月以后，红十字会24小时服务热线接到的电话增加了40%，其中大多数与目前危机给人们造成的情况变化有关。”[11]冰岛红十字会开展的心理干预工作，给遭受“金融海啸”重创的人们以心灵慰藉和战胜危机的信心。

    以上可见，国际红十字运动救援行动涵盖了灾前预警、灾时救助、灾后重建的完整过程，救援机制日益完善。

 

    经过近一年多的充分准备和精心酝酿，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江苏省红十字会主办，苏州市红十字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承办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4月10日至12日在苏州大学隆重召开。作为主办方之一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代表马文德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希望“在推广国际人道法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研究方面与研究中心加强合作”。[12]

    此前，2007年7月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新闻官员胡向群女士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考察；[13]2008年9月6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官员、国际人道法传播交流代表马文德（Martin Unternhrer）和新闻官员胡向群女士一行考察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14]2008年11月13日，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联络部负责人、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顾问曹嵩生先生考察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15]

    事实上，红十字运动从索尔弗利诺战役算起，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了，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理论研究却非常滞后。据笔者所知，曾经国际上有过“杜南研究会”，但很快不知所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以来主要致力于国际人道法的研究，但对于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脉络、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红十字自身演进、国际交往、红十字内部的组织运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方面却鲜有论及。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以来，红十字运动研究在中国兴起，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是“后起之秀”，但作为学界的新宠，发展迅猛，蔚为壮观。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2月7日，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与苏州市红十字会合作，发起成立全国第一家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2006年5月8日开通了全国第一家公益性学术性网站——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hszyj.net），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理论期刊——《红十字运动研究》，并与安徽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红十字书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及《红十字运动研究》（年刊）三大系列丛书，相继出版了《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苏州红十字会志》等一批著作。这三个“第一”和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极大拓展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空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基于这样的业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密集的考察，表明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受到国际关注与重视。这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因为实践和理论是驱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双轮”，未可偏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

汤佩冲

 

    在中华骨髓库和上级红十字会的指导下，昆山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工作。在“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感召下，我市已拥有4000多名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其中11位志愿者成功实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该二项指标均名列全国县级市之首，也因此在社会上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特别是昆山市第十位捐献者王红艳,是全国第五例、江苏第二例捐给台湾地区的志愿者。回顾几年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工作的历程，从无到有，并一跃成为先进与典型，其中，经历了一个上下合力，广泛参与，精心组织，稳步发展的过程。

    2000年，昆山市红十字会开始招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首批招募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大多来自各企事业单位，如卫生、教育、金融、公安等系统的职工，他们积极响应号召，纷纷来到昆山市红十字会血站进行造血干细胞报名采样。2003年，我市志愿者周萍作为苏州第二例在徐州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昆山“捐髓”第一人后，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各路记者蜂拥而至，“爱心天使”周萍捐献造血干细胞勇救苏北少年的感人事迹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有力的推动了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快速发展。昆山市红十字会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了宣传，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掀起了一股热潮，捐献造血干细胞知识不断得到宣传，“捐髓”救人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通过有效地宣传和发动，昆山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采样人数不断地增多。虽然当时志愿者队伍在不断地壮大，但我们仍然清醒地看到，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志愿者数量还远远满足不了临床移植的需求。为此，我市红十字会在2005年5月30日，组建了昆山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充分利用先进性教育、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联同市文明办、团市委、志愿者协会向社会发出《生命的希望工程——捐献造血干细胞倡议书》，号召广大市民踊跃捐献5毫升鲜血作血样，为更多白血病患者带来希望。到2005年底，捐献造血干细胞采样1300人份，位居全国县级市首位。随着志愿者队伍的不断扩大，我市成功捐献的志愿者也在不断地涌现，涓涓细流汇成了一股股爱的暖流，时时感动着昆山的每一位市民。2008年，8位“爱心天使”被授予首届“感动昆山”道德模范人物，他们的义举，让这座城市乃至全社会更加温暖。榜样的力量，在昆山这座文明城市中又体现出它的魅力。通过成功捐献者现场宣传等活动，昆山中学、周市中学、周庄中学、司徒街小学等广大教职员工捋起衣袖自觉接受医务人员的采样，展示了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138名当年新加入辅警队伍的志愿者、市供电局79名职工一起进行了采样，市卫生系统更是把每年新招录的医护人员作为特殊群体进行动员报名采样。昆山众多爱心人士也积极参与，在爱河小区门口、昆山花园小区等，一群群志愿者热情地向社区居民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昆山的平安、友邦、人寿保险、安利公司和金利商标行的红十字志愿者及硅湖和登云学院的大学生1000余名自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走进社区、街道为过路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使包括造血干细胞捐献、无偿献血等相关的红十字知识普及到城市和乡村。目前，我市已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4000余份，继续在全国县级市中处于领跑地位。

    昆山市红十字会非常重视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始终不移的将此项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逐步形成了领导重视、组织健全、分工明确、措施到位的格局。一是成立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之家，下设工作小组，配有专兼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同时，注重专兼职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通过专业理论的学习与外出参观交流。进一步提高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为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制定了《昆山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管理（试行）办法》等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程序，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良性发展。三是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配合。造血干细胞捐献是一项挽救生命的工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昆山市红十字会一方面大力弘扬博爱奉献的志愿精神，倡导“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在工作中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以骄人的成绩，赢得了上级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使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形成上下合力，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

    随着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推进志愿者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昆山市红十字以成立“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之家”为抓手，进一步规范志愿者招募、培训和管理，通过全过程服务，凝聚志愿者队伍。一是“志愿者之家”有计划的对广大没有报名的爱心人士开展有关造血干细胞知识的宣传发动，使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了解“捐髓”无损健康。通过大力宏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树立“捐髓”救人的信念，提升志愿者队伍的整体素质，成为一支成熟的志愿者队伍。二是充分发挥已成功捐献人员的作用，在有志愿者初配成功后，昆山市红十字会将按照常规召集已成功“捐髓”人员与初配合格的志愿者见面交流。让通过已捐献人员的亲身经历来讲述“捐髓”过程，使志愿者直观的了解“捐髓”的过程，消除“捐髓”前的紧张和顾虑。该制度的实施，在实践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极大的增强了志愿者的信心和决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全程服务。对于实施捐献的志愿者，昆山市红十字会主动联络志愿者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各种困难，使志愿者无后顾之忧，确保捐献过程顺利完成。成功捐献后，昆山市红十字制定了相关的随访制度，通过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等措施，全程了解志愿者的健康状况。同时，昆山市红十字会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表彰激励机制。对奉献爱心的志愿者给予必要的荣誉和奖励。通过激励机制的实施，吸引了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中来，实现了昆山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逐年壮大。

    几年来，昆山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工作，在各方的支持下，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与我国还有数以百万计需要靠移植造血干细胞来挽救生命的患者来说，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对我们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昆山市红十字会还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动员更多健康适龄的公民参加到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积极推动全市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共建“中华骨髓库”，让所有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共同来分享这一宝贵的生命之源。

（作者单位：昆山市红十字会）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乡村服务站考察

吕志茹 

 

    中国红十字会自创办以来，秉承人道博爱、救死扶伤的精神，积极参与战事救护、灾变救济等多项工作，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增砖添瓦，成为社会调节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除这些临时的、特殊的任务外，在平时，红十字会也积极发挥其所长，创办医疗机构，为普通民众解除病痛，如上海设立的红十字会总医院以及时疫医院等机构，常年或在固定时间段开办，在治病救人方面成绩斐然，赢得较好的声誉。但由于实力所限，为民众服务的医疗部门多设于城市，广大乡村难于兼顾。乡村一般没有红十字会的固定服务机构，只是当重大战事或灾情出现时，红十字会才派遣医疗队临时为兵民服务。“复员”时期到来后，在“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精神指导下，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范围又有了新的拓展，其中，乡村服务站的设立无疑是这一时期工作的一个突破性进展，是中国红十字会自创办以来首次在乡镇设立固定的服务机构，为普通乡民服务。本文拟对“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乡村服务站进行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的乡村普遍落后，经济状况、医疗条件比起城市相差甚远。“复员”时期到来后，由于刚刚历经八年的日寇侵略，乡村更是破败不堪。以江苏省为例，该省是沦陷区，遭受日军破环非常严重。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百废待举。虽然城市的医疗条件同样不能尽如人意，但相比农村还是好得多。所以“红十字会的医药服务在城市建立了基础之后，急切地需要推展乡村市镇的工作。”[①]

    开展乡镇医疗工作，源于总会的倡导。1947年初，为推展社会服务工作，总会决定在分会之下设立乡村服务站，把红十字的关爱延伸到农村。乡村服务站“为复员期间本会最新措施”。[②]总会为此特订立服务站暂行规则，规定服务站的工作主要为八项：一、办理医疗防疫保健工作；二、推行安全助产及举办旧式产婆训练工作；三、设儿童青年阅览室；四、设会员医药及法律咨询处并代写书信等；五、办理成年及儿童失学教育；六、组织青年会员联谊会；七、征求会员；八、发动乡镇会员推行灾害救济及乡村公共卫生。[③]

    从所定规则来看，乡村服务站的工作是比较全面的，成为红十字会服务机构在乡村的新的分支和辐射点。规则定好后，遂下发到各地分会，总会要求各分会根据当地环境及人力财力等自身实际情况酌情举办。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能积极响应并迅速举办该项事业的分会为数不多，其中江苏省武进分会的工作最为出色，不仅在时间上走在了其他分会的前面，而且，开办的乡村服务站数量也是最多的。自1947年2月至11月，该分会共设立了9个乡村服务站。现以武进分会为例来考察一下当时乡村服务站设立的情况。

    武进分会的第一个乡村服务站设在前黄镇。该镇位于武进城南，是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小镇。1946年11月武进分会正筹划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合办儿童营养站的时候，应前黄镇民众的邀请，将第五儿童营养站设在该镇。营养站开办后成绩良好，受到广大乡民的欢迎，但由于物资有限，营养站于1947年2月结束。此时，正值总会倡导在分会之下设立乡镇服务站，于是，营养站改建为服务站。2月16日，前黄镇服务站正式设立，这是武进分会乡村服务站的创始。

    前黄服务站设在镇上中街的杨家祠堂，站内设有门诊室、手术室、待产室、病床8张、产床2张，检查台、检查床各一张，另外还有疗养室、调查室、图书室与理发室等。服务站内配有医师1人、护士1人、助产士2人。从服务站的配置方面来看，医疗工作是服务站的中心工作。服务站开办后主要从事的是免费诊疗、接产等，另外也兼顾了补助营养、儿童失学教育、图书阅览与公共卫生等服务活动。

    自前黄服务站开办以来，“因乡村之需要，深得地方一般民众之欢迎与好评，故工作开展非常顺利，继续请求本会设站服务者有五、六乡镇之多。”[④]这仅是服务站开办后两、三个月就取得的成效。前黄服务站成为乡民了解红十字会、接触红十字会、感受红十字精神的重要窗口。

继前黄镇之后，武进分会又分别在湟里镇、寨桥镇、厚余镇、西夏墅、马迹山、湖塘桥、雪堰桥和坂上镇设立了乡村服务站。

    除武进分会外，1947年3月至5月期间，泸县分会成立了蓝田服务社，大竹分会成立了高穴、新店两个服务站，砀山分会成立了崇教乡服务站，莆田分会也成立临时服务站四处。

    乡村服务站成立后，开展各项服务活动，适应了乡民的需要。为展示这些乡村服务站工作的一般情况，我们可以武进分会前黄服务站为例考察其概况。

医疗工作：从1947年2月成立至1948年11月不到两年时间，前黄服务站共接诊病人19125人，防疫种痘50305人次。在这19125人的接诊病人当中，免费者人数就达到8554人，占到总数的45%[⑤]。医疗防疫工作一直是服务站的中心工作，此项工作最受民众欢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状况，符合总会设立乡村服务站以“推行乡镇社会服务工作、促进乡村卫生”[⑥]的初衷。

    保健工作：1947年四四儿童节期间，该站举行了儿童健康比赛，为289名儿童检查身体，对营养不良的儿童发放牛奶、鱼肝油等进行营养补助。三八妇女节期间，举行妇女招待会，共有208名家庭妇女参加，由医师和公共卫生护士给她们讲解家庭卫生常识与妇婴卫生。举行过敬老会，呼吁社会注重健康，参加者有108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该站还广泛开展环境卫生工作，多次与当地相关部门联络，清除垃圾，取缔露天粪坑，发动民众疏浚饮水河道等等。

    赈济工作：1947年冬该站为贫苦居民分发寒衣600件，单衣424件，皮鞋62双，米3石。

    教育训练工作：该站曾为40名贫苦儿童资助学费，举办过失学儿童夜校，就学儿童72名。曾举办了两期妇女缝纫班，每期20人，时间为两个月。另外，服务站还设有图书阅览室，供会员及社会人士阅读。

    康乐活动：该站举办过会员联谊会，有会员700多人参加。放映过两次教育电影。并开辟了一块两亩大的荒地用作儿童游戏场，希望从健康娱乐活动中促进儿童的身体健康。

    另外，服务站还曾发动1500名会员修筑通往新园中学的公路，以方便学生上学。

    以上为武进分会前黄服务站的工作情况，各地乡村服务站所办具体事务是有所区别的，如砀山县崇教乡服务站所办工作为：办理会员及一般人民防疫保健、设会员医药及法律咨询处并代写书信、组织青年会员联谊会、征求会员、办理灾害救济等。[⑦]但多数乡村服务站以医疗保健工作为中心，同时举办了其他乡村需要开展的现实工作，如教育、训练、救济等等工作，适应了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提出的“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需要，是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当中的一支新秀。虽然乡村服务站的工作一般规模较小，活动也比较琐碎。但它的建立，确使乡民了解并亲身感受到了红十字会人道博爱的事业，非常受民众欢迎。

    为进一步推行乡村医药救济及保健防疫工作，自1948年7月始，中国红十字会又利用美国援华经费设置了上海、南京、武进、砀山、灌县、邕宁、长泾、青浦、江都、孝感、开封、长春12个乡村巡回医务队，深入民间，为民众服务。这也是红十字会重视乡村服务工作的表现，与乡村服务站不同的是，此非常设机构。

    中国的农村普遍贫穷落后，较好的医药设备，高素质的医护人员多集中在城市，乡村则由于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等因素，很少有人问津，许多贫苦的农民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无力求医问药。鉴于这种现状，“复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开始把人道关爱延伸到乡村，在“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精神指导下，创办了固定的乡村服务机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乡村的需要。遗憾的是，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这一倍受民众欢迎的事业没有扩大开展，乡民受惠者有限。就武进分会而言，该分会创造了当时中国红十字会两个分会工作之“最”，即创办了最多的儿童营养站和建立了最多的乡村服务站。在民生凋敝的条件下，此种成绩的取得的确极为难得。因此，武进分会的工作也得到总会的赞许。总会杨宝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武进分会白手起家（总会未予津贴之意），奠定了良好基础，展开了乡村服务站等很实际的工作，有位于医师‘穿布衣、着草鞋、背药包’奔走于穷乡僻壤到贫民区里看病诊疗。”[⑧]这是对当时武进分会的情况及热心的分会工作人员的真实写照。尽管会务开展成绩良好，但经费拮据所带来的尴尬成为会务进一步拓展的一大障碍。1947年武进分会致电总会，呈报会员名册并请求拨款，称：“以商业凋零筹募不易，除将会费收入全部用作推进事业经费外，不足之数再向各界捐募以资挹住，但仍不敷甚巨”，除要求“将应解会费之半数拨助外”，还希望总会“拨款另行补助。”[⑨]经费的缺乏，使红会事业发展步履维艰。经费问题已成为制约整个“复员”时期红会工作开展的最大瓶颈，影响了工作的进一步拓展。

    乡村服务站是“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新举措，服务站的设立填补了红会工作在乡镇无固定机构的空白，属开创之举。虽然限于条件，乡村服务站设立的数量有限，尚未做到广泛深入农村。但乡村工作的从无到有，是中国红十字会服务工作的新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

——苏州市红十字会谭颖会长访谈

郝如一

 

    2010年6月11日，苏州市副市长、市红十字会长谭颖女士在市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接受采访。她表示，2005年6月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5年，是苏州红十字会百年历史上发展最快速、业绩最显著的5年。

    谭会长说，在上级红会的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市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紧扣时代脉搏，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带领广大会员和志愿者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善事。苏州市红十字会的整体工作在全国同类城市名列前茅，连年获得全省评比综合一等奖，并以中国红十字会宣传工作“十佳”先进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江苏省红十字会先进集体等一系列单项或综合性奖项的优异成绩，续写了苏州红会百年新篇章。谭会长说，至少有十个方面可圈可点，或者称之为5年迈出10大步：

    一是继2004年理顺市本级红会机关管理体制后，又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先后基本理顺5个县级市和6个区红会管理体制。全市红十字基层组织由过去的700多个发展到840个，会员由15万人壮大到23万多人。

    二是苏州下辖昆山、太仓、张家港市和金阊区分别建成全国红十字社区服务示范市（区）。全市红十字志愿者建立9支专业分工的队伍，志愿服务正在遍布城乡。

    三是以示范创建为抓手的学校红十字会建设扎实推进。全市建成一所全国红十字模范校，13所省级示范校，50所市级示范校。红十字青少年会员数量占全市会员总数近2/3。

    四是红十字新闻宣传工作保持全国领先，荣膺全国“十佳”先进。5年间在全国、全省和市级媒体发表红十字新闻2400余篇次。本会与苏州大学合作成立全国首家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5年已出成果（著作）12部，其中3部获省市社科成果1-3等奖项；成功举办全国首次红十字运动研究国际研讨会，引起红会界和学术界高度关注，被总会领导誉为“引领之举”。

    五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居全国领先，已有1.25万人报名，1.14万份HLA资料进入中华骨髓库，初配相合320份，成功实现骨髓捐献36人。

    六是5年来接受社会爱心捐赠4.2亿元人民币款物，其中仅2008年抗震救灾就募得3.8亿元（其中昆山1.2亿元），为全国同类城市之最。2009年为台湾抗击“莫拉克”台风募捐近1200万元，又居全省第一。2010年救援青海玉树抗震，募集善款1500多万元。

    七是联合外商等园区企业创立“善”字系列救助品牌，德善、明善、爱善、诚善、义善、吉善等募捐共获赠1000余万元人民币，用于救助本地贫困弱势人群。

    八是成立“共享阳光”组织，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关爱帮助。利用外资项目，在全国率先以建筑业外来民工为对象开展艾防教育，被荷兰红十字会授予国际合作优秀奖。

    九是建立全国同类城市首家红十字眼库，并开展了角膜捐献和移植工作。

    十是遗体捐献工作进展快步伐大，市政府出台相关规章，4年间已有1400多名志愿者报名捐献遗体，其中成功捐遗101人。国内占地最大、设计建造别具特色的捐遗纪念园2010年4月在苏州落成。

    2011年，苏州市红十字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谭会长称，我们要向苏州人民进一步展示关注民生，服务大众，构建和谐的“百年老店”的人道博爱形象。

（作者单位：苏州市红十字会）

 

——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出版之际

曾桂林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曾被认为是相对薄弱的一环。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实况，却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譬如池子华教授的《百年红十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论文，就为学界奉献了许多新鲜的成果，填补了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诸多空白。池教授专注于红十字运动研究将次十年，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此基础之上，新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以下简称《散论》），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值得称道。故此就个人认识所及，作一简要评介。

    《散论》一书虽由论文汇集而成，然通观全书，却自成条贯。全书18篇论文，按内容与文章体例釐为四个专题，另有附录1篇，即《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别样”选择——我的志愿服务之路》一文，为读者展示了作者同红十字“结缘”、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辛勤笔耕的心路历程，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第一个专题为“红会人物”，收录《孙淦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施则敬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略论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贡献》、《张竹君与中国赤十字会》、《慈善人生——庞京周医师的生平与事业》、《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等六篇文章，集中论述了孙淦、施则敬、孙中山、张竹君、庞京周、林可胜等人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酝酿、创始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曲折而又不平凡的历程。第二个专题“历史事件”，选取了中国红十字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几个关键节点，即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再从辛亥革命中江苏战场救护到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救援，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截取的这三个剖面，论析都极为深刻和到位，不仅缕述了红十字这个西方慈善组织的东渐及其在华酝酿、演变，还再现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初期即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积极参与战地救护的风采，并展示它跨越民族与国家的畛域，竭力开展国际慈善救助行动的一个侧影，从而完美地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运动的一贯宗旨。此外，该专题另有一文清晰地勾勒出近代苏州红十字运动演进、变迁的轨迹，指出，无论是战事救护，还是社会救济，苏州红十字会均取得值得肯定的成绩，“尤其在江浙战争、抗战初期救护中，绩效骄人，功勋卓著”，“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见该书第142页）第三个专题“史实考订”，则是作者对《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等重要文献的校勘意见总汇与内容剖析，以及关于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的考证，对红十字会研究者极有助益。第四个专题“学术评论”，有1篇研究综述和2篇书评，另有1篇专文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资料。研究综述梳理了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并予以评介，概括出目前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于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成立时间问题、国际红会承认的时间问题，而在红会的战争救护、灾害救济、人物研究、经费问题、国际交往等方面也有相当深入的论析。同时，作者还提出未来研究中需加强的几个方面。这些学术前瞻，与另篇资料介绍性的专文——全面、详尽地罗列了各种有关红十字的资料选编、报刊、出版物、档案、口述史料及其他文献资料并作了恰如其分的评析，为后来者指点了研究门径，有助于推进红十字运动的学术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于此之外，作者对《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史（1904-2003）》、《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两书所作的书评也颇为中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览池著《散论》所论诸篇，不难发现，作者充分立足于学术前沿，对中国红十字会相关文献首次进行了全面的勾稽和整理，并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结论。比如，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源流和创建的问题，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散论》作者通过检阅《申报》、《中外日报》等报刊当时的新闻报道，理清了中国救济善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关联。又如关于红十字会早期发展进程中一些关键人物等问题，前人涉及甚少，而作者在多种文献详加参证的基础上，对孙淦为在华创兴红十字会而进行的启蒙工作、施则敬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建中的业绩、孙中山为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兴起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张竹君创设中国赤十字会、庞京周与林可胜抗战期间的战地救护等问题深入探究，给予了透彻的论述，均发前人之所未发，多有新解。这在不少方面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红十字的源流及其发展的认识，从而使相关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散论》还充分体现出作者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每一问题的提出和论证都建立在十分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对学界前辈所倡导的“微中见大”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如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的分析，不仅揭示出常熟分会的组织架构、经费来源及工作业绩，而且洞悉出红十字传播路径的若干问题。透过《愚斋存稿》和《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等史料探析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是盛宣怀而非吕海寰，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创建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其论证细密透彻，复原了许多堙没不彰的历史现象，体现出敏锐的历史洞察力。

    通观《散论》，全书于《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等基本史料之外，引用的各种民国报刊以及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多达百余种，论证过程中脚踏实地，步步为营，条条史证，竟如不召自来，构成了全书寓理论于叙史事之中的朴实风格。驾驭史料之娴熟与自如，令人艳羡不已。附带说一句，作者这种功夫，于该书第三专题“史实考订”及第四专题“学术评论”的《关于中国红会史研究的资料问题》一文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对《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中疏漏、错讹之处，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标点本中误置简化字，衍、漏标点，误字、阙字、衍字，乃至种种校补不当之处一一摘出，并申述当如何标之理由，内证、外证、本证、旁证，无不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这不仅为学术界进一步准确地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极有分量地增强了其他专题相关论文中诸种论断的说服力。

    总之，《散论》展示了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多有建树和发明。作者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档案、书刊等各种资料广为搜罗，并与已刊文献相比对，以坚实的史学基础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寻求其内在联系，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的大背景下和细密考察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中国红十字运动兴起与发展的有机整体，从而取得了红十字资料整理和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认识和新突破。因此可以认为，《散论》乃是作者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以娴熟的理论素养和坚实的史料功底对中国红十字运动潜心研究的结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视为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内一部优秀的学术论著。

    囿于个人学识，全面评价池著《散论》的学术贡献，远非此文力能所及，如上仅就个人认识所见略谈点滴阅读感想，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池教授的红十字运动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我们相信同时也期待着，随着《散论》的问世，随着红十字会史研究的推进以及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整理和重新解读，池教授必将在以往研究的良好基础上在红十字运动及相关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硕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杨玉娟  马德峰

    国外慈善超市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目前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与国外慈善超市研究相比，国内慈善超市起步比较晚，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对其研究也处于初级阶段。经过六、七年的发展，我国慈善超市的数量显著增加，国内学者对慈善超市的研究也兴趣渐浓。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搜索到关于慈善超市的相关文章有50多篇，其中相关度较高且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的文章近30篇，笔者通过研读这些文章，试对六、七年来我国慈善超市问题研究作一综述，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一）慈善超市的概念

    国外的慈善超市是一种接受、处理、销售市民们捐赠的旧物，用销售这些物资得到的善款为残疾人、失业者、新移民等兴办各种类型的福利工厂、职业培训机构和就业安置场所的地方。在我国，慈善超市尚没有统一的名称，它又叫“爱心超市”、“扶贫超市”、“阳光超市”。对于慈善超市新生事物内涵的把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慈善超市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有学者从救助主体、救助对象和救助方式角度来理解慈善超市概念。如，张彦认为：“慈善超市是在政府支持下、直接面对属地困难群体、以实物（生活必需品为主）济困为基本功能、以领用券为兑换凭证、由各类组织严格限于慈善目的而开办的超市或超市形式。”[①]有学者从慈善超市的运作方式上给出定义。方素琴认为：“慈善超市是借用近代市场中出现的超市运作模式而实现救助目的的一种新型社会捐助渠道。”[②]还有学者从广义上指出慈善超市是一项公益性的服务事业。笔者认为张彦的观点更为全面、准确，它符合我国现阶段慈善超市的运作特征。

    （二）慈善超市的特点

    我国慈善超市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学者们在这方面予以了关注。例如，王先进认为，当前我国慈善超市的特点有：首先主办单位多样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应该说这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其次是操作部门具有准行政性，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我国慈善超市并非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其负责具体操作的部门也没形成统一。再次是人员配置非专职化，大多是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安排的兼职人员。还有就是物资来源的渠道相对单一、救助对象以低保户为主、救助形式以实物救助为主、一次救助与二次救助相结合的运作模式[③]。

    此外，费湘军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慈善超市就功能来说还具有“双赢”的特点，一方面，困难户可主动前来超市挑选自己急需的物品，有助于满足他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捐赠者而言，这种救济方式恰好提供了一个经常化的渠道，慈善超市的开设为献爱心者提供了一个平台，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帮助困难户[④]。总的来说，学者们对慈善超市的特点概括得比较详细，笔者比较认同王先进所说的多样性的特点，因为多样性更有利于慈善超市的发展。

    （三）慈善超市的模式

    虽然我国慈善超市刚刚兴起，涌现出的类型也不多，但我国学者在慈善超市类型方面还是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立足于具体的个案研究分析，学者吕洪业从运转资金和运作主体来划分。首先他根据运转资金的来源不同，将北京、辽宁的慈善超市可分为：财政供养型，就是指慈善超市运转所需的经费全部来自于政府财政部门；财政支持型，是指政府每年拿出一部分定额拨款作为慈善超市运转的扶持资金，而所需其他资金则主要依靠社会的定向捐款；社会捐助型，指慈善超市运转所需经费全部来自社会捐赠，政府财政无资金投入。其次，根据主要运作主体的不同，他认为，北京、辽宁慈善超市又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模式，指政府在慈善超市运营过程中起着积极和主导性作用，而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就是该种模式；市场化模式，它是指以政府主办的便民超市为载体，按照市场化的办法来运作慈善超市；社会组织型(合作型)模式，指慈善超市的全部运作过程都交由社会组织（主要是慈善协会）来完成，政府在其中只起监督和扶持的作用[⑤]。

    与吕洪业的观点近似的是，方素琴认为，上海市从慈善超市的运行模式来看，主要有三种运行模式：直接救助模式、市场运作模式和混合型运作模式。其中市场化运作模式和混合型运作模式是上海慈善超市的主要运作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强调的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使捐赠物变为现金，混合型运作模式坚持直接救助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能够实现一次和二次救助的结合，因此是相对成功的，可以说上海市的例子比较典型[⑥]。高功敬认为从慈善超市的现实运行过程来看，目前中国慈善超市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具体实施模式，即以广州、武汉等地为代表的单纯的一次救助型模式，以上海为代表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和以济南等地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⑦]。此外，马德峰等人根据苏州市慈善超市的调查研究，认为有以下几种类型：政府主导型——以平江区“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为典型；企业兼带型——以金阊区美佳倍顺爱心超市为典型；宗教慈善型——以苏州寒山寺宗教慈善超市为典型[⑧]。

    笔者认为，在运作机制上慈善超市大体上有三种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北京、辽宁、广州、武汉为代表；市场运作模式——以上海为代表；混合型（市场+非政府组织）模式——以济南、苏州为代表。笔者认为，第三种模式更为合理，因为该模式吸引了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更具有发展潜力。同时由于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资源特征与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慈善超市的模式也应因地制宜。

    （四）慈善超市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慈善超市运行机制中的物资“进口”、物品处理和物资“出口”三个环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慈善超市的认识，以及进一步反思现阶段我国制定的慈善超市的各种政策。一般来说，慈善超市物资来源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的捐赠，但运行过程中货源物品的供给在数量上和结构上表现出一种不均衡：不足或过剩。韩煜皎、刘乃山总结了当前慈善超市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物资来源难以保障，主要捐助渠道潜力有待挖掘，尤其是企业的捐助力量[⑨]。费湘军指出，我国“慈善超市”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货源供给存在问题，物品过多或过少[⑩]。高功敬则指出，从捐赠物品来看，慈善超市普遍面临着捐赠物品量少质次、品种单一的现实困境。由于我国目前大部分慈善超市由政府民政部门运作，增加了政府的负担；而采取市场化机制的慈善超市较少，这样就导致缺乏活力，以致于有些地方的慈善超市出现了经营困境[11]。棕河指出，慈善超市“造血”功能缺乏，只将慈善超市作为“捐助物品发放站”是不够的，国内的慈善超市可以借鉴国外的“前店后场”的模式增强“造血”功能[12]。还有的学者指出，慈善超市缺少市场定位，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还缺少企业的管理经验。

    慈善超市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媒体对它的宣传还是比较充分的。2004年，民政部下达《关于加快推广“慈善超市”和做好今年“捐助月”工作的通知》，各地区也充分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到慈善超市的建设和宣传上来。但是在宣传方式和宣传对象上存在偏差。蒋积伟指出，只通过单位动员和捐助的方式往往起不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有的老百姓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慈善超市的名字，也就难以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而救助对象上出现无限放大和混乱的趋势，这就导致慈善超市的部分救助与低保的救助相互冲突、重合，降低了其功效[13]。

    此外，在从业人员上，目前我国慈善超市中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兼职人员，故专业化水平不高，这对超市的日常经营管理不利。专业化义工队伍的缺乏也限制了慈善超市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义工使用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办法，有许多志愿者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慈善超市，而有的慈善超市本身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个别慈善超市的领导竟然不清楚义工是怎么一回事，这显然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当然，慈善超市运行过程中还出现了其它一些问题，如物资折价过高或过低，慈善超市彼此之间横向联系少，面向社会的募捐机制不健全等，需要引起管理者的注意。

    针对上述慈善超市存在的主要问题，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有以下几点：

    其一，拓宽产品的渠道。拓宽产品渠道是慈善超市的发展之本，在慈善超市运行中要改变产品供给在数量和结构上的不足。钟鸣指出，湖北荆州慈善超市实现了帮扶的一大创举，慈善超市制定按需帮扶的制度，不仅有日常生活物资，慈善超市还与卫生、司法部门联合，免费为下岗职工、困难职工检查身体、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这些措施都是很好的[14]。姜敏等同样认为，按需认捐很重要，肯定了沈阳市在捐助方式、募集种类、及群众回访方面做的工作[15]。

    其二，引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能增强慈善超市的“造血”功能。李雪萍、陈伟东指出，市场化、企业化运营是非营利组织普遍的运营方式，慈善超市也不应例外。要做到慈善超市的市场化，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通过市场化的超市运作使捐赠物品变为现金，在运作过程中，对所有市民开放，与其他市场中的超市商品进行完全的竞争；二是实行慈善超市的连锁经营方式，加强各个慈善超市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实现不同城市间、区域间的慈善超市物资的调剂，互通有无；三是采取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强调成本管理和成本监控[16]。

    其三，搞好宣传工作。好的宣传工作有助于形成慈善超市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在政策层面上，有学者指出各级领导应该从思想上真正重视慈善超市，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关心慈善超市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和宣传规划。另外，也可以借鉴美国LDS慈善超市的运作经验，以社区为最小单元，逐级向外辐射，形成慈善超市的品牌效应，提高慈善超市的知名度。

    其四，工作人员及其义工队伍建设。学者们一致赞成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建设一支高效的义工队伍。例如，加强慈善超市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工作人员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对捐赠物品进行必要的洗涤、修配、包装、估价，尤其是物品估价环节，需要配备专业的估价师，鼓励志愿者参与慈善超市建设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应加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培养力度，为慈善超市的发展提供专业人才。

    从已有的慈善超市研究来看，成果有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1）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注重从慈善超市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对策角度揭示和说明问题，非常具体而且具有一定深度。如学者对上海慈善超市的现状分析，既有利于促进上海慈善超市的发展，又为其它慈善超市的运营提供了经验。（2）从多角度来研究慈善超市，如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角度，拓宽了慈善超市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慈善超市的研究。（3）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学者们深入实地调查慈善超市，为慈善超市的研究获取第一手真实资料，有利于提高慈善超市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欠缺：（1）研究主题不够深化。学者们涉及到的主题有慈善超市含义、特点、模式、运行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相对来说主题有些狭窄。（2）研究地域不够宽泛。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是城市社区中的慈善超市，而对农村和高校中的慈善超市进行研究的甚少，事实上，农村和高校中的慈善超市发展有其巨大的内在需求，有必要纳入学术界的视野中去。（3）分析方法比较单一。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慈善超市的研究基本上是理论研究加上个案材料，定量研究较少。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今后对于慈善超市问题的研究，可以向以下几方面侧重：（1）拓宽慈善超市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进一步深化，如慈善超市特点和模式成因分析、慈善超市模式异同比较和优缺点分析、慈善超市功能拓展研究等。（2）扩大慈善超市研究地域范围，如加强面向农村和高校的慈善超市的研究，扩大慈善超市在弱势群体中的影响。（3）注重分析方法的多样性，比如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法、空间地理调查法等，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运用，这样使得研究更有说服力。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以脑瘫儿童J为例

朱爱华

 

    个案工作是现代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社会工作者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有困难的个人、家庭预防和解决问题，争取社会资源，增强社会功能，更好地实现社会性发展。残障康复是社会工作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本文以脑瘫儿童J为例，对个案工作方法在残障康复中是如何运用的作一描述、分析。

 

    接案是个案工作程序的第一步，通过与求助者的初步接触，对其面临的问题进行初步评估，并与求助者探讨是否可以提供服务，使求助者成为案主。

    12月3日，是“世界残疾人日”，12月5日，是“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志愿人员日”。为纪念这两个重要的节令，苏州科技学院社会工作者协会、苏州橘子爱心社等于2005年12月5日晚联合举办爱心文艺汇演。演出过程中，一名13岁的表演者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就是本文中的案主J。此前据橘子爱心社负责人介绍，J是一名脑瘫儿童，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很喜欢篮球，非常想给大家表演运球和投篮。当晚，J的奶奶陪他一起过来表演。演出后，他奶奶表示，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帮助J，毕竟他们自己年龄也越来越大了。社会工作者[17]对他们的求助愿望及时予以积极的回应，对J的自强精神给予鼓励和赞赏。这里，社会工作者运用了“治疗性沟通”的技巧。所谓治疗性沟通（或具有治疗效果的沟通）是指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达到一个人对其他人进行帮助的目的。它明确表示提供支持，减轻了服务对象因求助而带来的内心焦虑，帮助服务对象建立起解决自身问题的正确想法。由此，双方建立起专业关系，J成为了案主。

 

    当求助者成为案主后，就进入了资料收集与问题诊断阶段。资料收集的范围和内容主要有：（1）个人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籍贯、教育程度、家庭情况等。（2）身体情况。包括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营养状况、既往病史、用药情况等，了解服务对象的病史，有无残疾、遗传病以及长期慢性疾病，目前的生理状况如何等。（3）服务对象的特点与能力。如服务对象的心理状况、智力水平、认知能力、个性特点、自我概念、情感及行为等。（4）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服务对象的人际关系、成长背景、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等。2006年初，社会工作者介入J的家庭，尽可能详细地收集与求助者有关的资料，从中了解问题的成因，确定问题的性质，发现解决问题的着手点。

    （1）个人资料。J出生于1992年，母亲生他的时候，生了一对双胞胎。由于早产的原因，其中一个婴儿出生八天后，因放在暖箱中未得到医务人员的及时护理而夭折，另一个婴儿就是J，他是幸存者，可惜是个脑瘫儿童。

    从J奶奶的回忆中得知，脑瘫主要发生在胎儿时期，J母亲怀孕5个月的时候发过高烧，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而是自己随便吞服了感冒药。高烧过后脾气比较大，引起肝火旺盛，又到医院里接受了一些药物治疗，怀孕期间药物的刺激是导致J脑瘫的重要因素。J刚出生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两个月后症状就慢慢显露出来，开始出现歪脖子的现象，三个月的时候身体就难以支撑，家人抱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托着他的整个身体。当时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家人只是简单认为那是缺钙的表现，便一味地补充钙的含量。当J长到五六个月的时候，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他始终趴着睡觉，每当家人帮他翻过来睡时，他都会很紧张、会哭，伴有抽筋的现象，这才引起了家人的重视。

    家人把J送往市人民医院治疗，确诊为小脑发育不全——脑瘫，但人民医院由于缺乏治疗的经验，并未予以治疗，而是把J转给了市儿童医院。在儿童医院住院期间，正好有一位北京来的儿科专家会诊，当他看到J无法支撑自己身体时，判断性地进行诊断后，在神经系统脊椎部位为他进行了一次手术。然而手术后J并没有恢复的迹象，当时市儿童医院也缺少脑瘫儿童康复治疗措施，他因此失去了康复的最佳时期。在儿童医院就诊以后，家人并没有放弃对J的治疗。后来，一名广州来的医生对J采取了中医针灸的治疗，并夸口一定会治好，但半年以后J仍然没有好转。原来，这位所谓的医生是把J当作了他开诊所的试验品，为自己做宣传，J又被误诊了。

    （2）环境资料。J本来是由父母照顾的，他父母是双职工，得知J无法治疗后，在他两岁时父母放弃了抚养，搬出原来的家，把他丢给了爷爷、奶奶照顾。他们自己又有了一个健康的小孩，从此对J的生活基本上不照顾，只是象征性地增添衣物等，其他的都由爷爷、奶奶提供。J与父母的关系很冷漠，从来不喊“爸爸”、“妈妈”，他们之间似乎没有感情，爸爸、妈妈也很少来看望他。爸爸相对来得多点，大多是来送衣服等，但来的时候不和他直接接触，而是站在门外跟奶奶交代几句就很快离开。家里的亲戚也很少有人来看望J，大多在看望爷爷、奶奶的时候象征性地问候他一下，外婆和外公从没有来看望过。

J现在的家庭是由爷爷、奶奶和他三人组成。爷爷是某化工厂的工会干部，奶奶是小学的退休教师。爷爷有心脏病，奶奶身体情况一般。虽然他们收入有限，只能维持日常开支，但他们并没有对J的父母有多大的抱怨，而是毅然接受了照顾的责任。在照顾J的生活的同时，奶奶没有放弃对他智力上的开发。奶奶发现J的智力和普通的孩子一样正常,曾想把他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但遭到某些部门的拒绝，于是奶奶决定自己在家里承担辅导任务。同时，爷爷、奶奶还设法训练J的生活自理能力。

    在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后,社会工作者下一步的任务便是探究服务对象的情况、问题与需要。从上述资料可见，J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1）医疗康复问题。对于任何残障人士来说，能够得到康复治疗，恢复或部分恢复身体功能，及早获得生活自理能力是最好的。可惜J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机会，目前他手脚不能协调，伴有语言障碍，但除了身体上有残疾外，他的智力很正常，心理也很健康。奶奶经常对J讲述一些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故事，养成了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2）教育问题。教育是儿童增强未来生存本领的主要途径，随着年龄的增加，J也想和其他孩子一样多学一些知识。但由于我国特殊教育政策的不完善，J目前仍不能进入课堂学习。（3）家庭功能的缺陷。J在哺育期就遭到父母抛弃，长期以来与父母的关系僵化，缺乏亲子沟通，他极不愿意向外人提起他的父母以及与父母相关的事情。虽然一直有爷爷、奶奶照顾，但隔代抚养的局限在所难免，特别是随着爷爷、奶奶年岁的增加，家庭照顾功能愈发减弱。

 

    在残障社会工作中，残疾人的康复一般包括医疗、教育、就业、社会等方面。对本文的案主而言，考虑到他特殊的家庭环境，社会工作者理应优先采用结构式家庭治疗法进行干预，帮助J完善家庭功能。该疗法是由美国社会工作专家米纽秦创立的，它假设个人问题与家庭的动力、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体的问题症状是家庭结构缺陷的副产品，必须在家庭结构发生良性改变后，个体的问题才能减轻或消除，它以改变家庭结构为治疗的首要目标，治疗者不直接去解决个人的问题，而是在重建家庭结构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促进者角色。“在这个架构下，治疗的方向是改变家庭的组织结构。当结构转化之后，成员们在此团体中的定位也随着改变。结果每个成员都会体验到改变。”（S.Minuchin，1974）[18]但由于多年来J父母放弃照顾责任，亲子关系极度疏远，短期内让其父母改变态度、恢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十分困难。加之社会工作者自身尚处于实习阶段，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因此最终选择从简易途径入手，在目标设定上放低要求，着力解决J的医疗康复问题、教育问题，并帮助他改善社会功能，增强社会交往、社会适应的能力。具体工作目标包括：（1）增强其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培养生活自理能力；（2）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3）帮助其建立更广的社会支持网络，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为此，在具体工作计划安排了如下内容：（1）2006年3月起，组织苏州科技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开展康复社会工作服务；（2）组织志愿者实施爱心支教，帮助J辅导功课；（3）联系J所在的社区、团委等青少年事务工作部门及媒体，发动社会力量帮助J和他的家庭。

 

    在服务计划实施过程中，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治疗者、使能者、教育者、倡导者、联系人等。由于案主存在语言障碍，社会工作者与其交谈很困难，一般都是由社会工作者询问，案主以面部表情和手势来回应。此间社会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包括：

    （一）在生活自理能力培养方面。通过与案主的不断接触，社会工作者发现案主的活动时间很少、活动场所很小（最远的范围在所住小区中），这对他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很不利。由于案主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的体力难以支撑案主的体重帮助他进行一些简单的锻炼。于是，社会工作者每次来访的时候都会帮助案主进行慢走或简单的四肢锻炼，经常和他一起玩篮球。锻炼的目的是防止J肌肉萎缩，增强其体质，改善生活自理的能力。针对案主的身体状况，社会工作者协助案主制定了简单的、循序渐进式的行动计划：每天早上起床坚持洗脸、刷牙等，在洗刷的过程中渐渐学会自己动手；上午在家里做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午饭从学会用勺开始，慢慢用筷子代替；下午在进行两个小时的学习辅导后，坚持慢走和在简单仪器上进行肢体动作训练；晚上看电视节目增加社会性知识。在帮助案主制定计划后，社会工作者让案主对计划有所明了、表示认可并作出完成承诺，培养自我改变的信心。

    （二）在心理抚慰方面。社会工作者主要从案主和其家人两个方面着手。对于案主，社会工作者从自我定向方面引导他正确、积极地面对人生的现实问题，鼓励他不断克服锻炼过程中的痛苦，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关注事物积极的一面，增强健康的情绪，乐观地接受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每当案主想放弃的时候，社会工作者都在旁边鼓舞案主坚持下去，让他在锻炼的过程中学会拒绝放弃。社会工作者经常会对案主讲述一些残疾人励志的事迹，然后与案主交流，让案主抒发自己的感想。案主这时经常会先沉默一会再与社会工作者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案主表示要向这些人学习，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对今后生活的恐慌（一旦爷爷、奶奶离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虽然案主只有14岁，但表现出来的话语和想法显得很成熟。他表示自己现在就开始不断训练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再过分依赖家人。对于家人，社会工作者表示，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并不是谁的错,你们的行为受人尊敬，社会越来越进步,你们的困难将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援助。

    （三）在教育康复方面。教育是残障康复的重要内容，对于残障儿童来说，获得教育康复更是其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由于身体原因J没能上学，但他热爱学习，渴求知识，想圆一个读书的梦想。社会工作者认识到J学习的潜力，通过倡导、联系，南门路小学组织该校假日雏鹰小队的高年级学生，利用每周三下午早放学的时间，上门为J提供学习辅导。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J完成一份小学数学的毕业考试卷，竟然拿了满分，他因此被省少工委和省残联评为“江苏省自强不息好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需求的增加，社会工作者还组织一些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帮助J学习初中的课程及计算机等现代科技知识，如今他已能熟练地用手机发送短信，学会了电脑打字、上网等。

    （四）在社会支持网络建立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多方努力，在社区中广泛宣传人道主义，使社区的居民都来关心、理解和帮助J。J的事情被社区居委会主任获悉，从此对他给予特定照顾，进行阶段性的家访。在社区进行募捐活动时，为案主募集了书籍和学习用品；在社区组织外出游玩时，也邀请了J同去，鼓励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来关系、帮助J。另外，社会工作者还发挥中介的角色，发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力量，为J寻找更广泛的社会援助。

 

    个案工作是一个专业助人的历程，是以个人或个别家庭为服务对象，帮助人们解决本身能力和资源无法解决的问题，让其更好发挥社会功能。在协助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维持着面对面或一对一的专业关系，运用专业理论、知识、方法、技巧协助失调的个人改善环境，增进生活适应能力；调适自我功能，促进人格发展；协调社会关系，建立良性互动网络。

    任何专业助人活动都有一个期限，结案与评估阶段的任务是社会工作者结束与案主之间的服务关系，并对整个服务过程进行回顾、总结与评估，其目的是巩固已有的改变，增强案主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社工的介入，案主J发生了多方面的改变：（1）躯体功能、心理状态得到改善，能够进行简单的肢体练习，特别是他所酷爱的篮球，其运动水平更加娴熟，生活自理能力有所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爷爷、奶奶的负担，同时J较以前变得更加成熟、乐观。（2）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得到提高，通过持续的学习辅导，J的知识水平有所提高，知识面更为宽阔，弥补了原先奶奶学业辅导的不足。（3）社会交往、社会适应能力有所提升，通过与社工及志愿者的接触，J获得了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语言表达能力较以前增强，所处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积极改变。由于有社工的介入及志愿者的参与，J的爷爷、奶奶显得格外舒心，家庭氛围变得更加温暖、融洽，J获得了社区及社会各界更多的帮助，其社会支持网络增强。

在本个案中，社工根据“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生态学观点，一方面着眼于案主本身，帮助其全面改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发挥倡导者的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共同帮助案主成长。但是，本案中社工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对结构式家庭治疗法运用不充分，从未对案主的父母开展工作，难以实现完善家庭功能的目标。同时，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倡导方面也做得不够，残障儿童的社会康复，除靠社会工作者的个人努力，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外，还要依赖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因此社会工作者建议进一步完善有关儿童福利政策、推行儿童福利服务、倡导民间儿童救助。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