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简评

 

徐国普

 

    肇始于1904年的中国红十字运动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其百余年辉煌的历程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和信息资源，“红十字会本身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活历史、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红十字运动逐渐引起大陆史学者的关注，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不断面世。不过，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加强，尤其是学界对红十字会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以及对颇具异议的重要史实和需待勘误的史料进行细致地考订等还相当缺乏。池子华教授所著《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以下简称《散论》）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

    池子华是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拓荒者之一，著述颇丰，特别是中国红十字会百年诞辰前后，他曾推出《百年红十字》（2003年）、《红十字与近代中国》（2004年）、《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2005年）等学术著作，并于2005年创建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新著《散论》融部分已发表和多篇首次发表的论文于一体，内容涵盖红会人物、历史事件、史实考订、学术评论等方面，再现了红十字运动的几个侧影。

    作为一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论文集，《散论》凝聚着作者多年来研究的心血，填补了相关空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视角新颖，注重在“小地方”发现“大历史”。社会史研究强调眼光向下，关注草根群体的生活实态，在“小地方”发现“大历史”，红十字运动的研究亦不例外。作者在研究红十字运动的主角——红会人物时，即有选择性地着重对“小人物”孙淦、施则敬、庞京周、林可胜等进行考察，探讨他们在红十字运动中的作用与贡献。当然，这里的“小人物”是相对而言的，在红十字运动中，上述四位算得上是重要的“大人物”了。如商人孙淦在红十字启蒙运动中，启“官蒙”号呼奔走和启“民蒙”艰苦备尝，双管齐下发挥出特殊的作用，并编《博爱》，开“本会之先河”，为红十字会的创立铺平了道路，是不该被忘却的先驱者。历史事件是红十字运动的构成要素。从“小处”着手，《散论》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江苏战场以及1923年在日本震灾中的救护行动，以及近代苏州红十字运动等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区域红十字运动进行深入研究，见微知著。从“小地方”（包括“小人物”、“小事件”和某个区域）来观照中国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正是作者研究的旨趣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不只是关注“小地方”，《散论》还对历史伟人孙中山先生对于红十字运动的贡献，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历程——从红十字会先声（中国救济善会）到红十字会的诞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探讨。

    其二，填补相关学术空白，且有所创见。《散论》中有关红会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都是对先前两部专著《百年红十字》和《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中的相关内容的深化和补充，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作者分别对1911年11月刊于《民立报》、《申报》的《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和1933年常熟分会编印的《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以下简称《纪念册》）作跋和评述，并对1924年中国红十字会编辑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以下简称《纲目》）进行订误，其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散论》多有新见，即如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红十字运动中的历史贡献怎样，上海为什么是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地，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辞职的根源是什么，等等，作者都有精辟的客观论证和新颖的学术观点，引人入胜。

    其三，史料丰富翔实，注重新史料的挖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红十字会是民间慈善组织，其“被存史”的资料相当零散，多见于红会公开出版物及内部交流资料、档案、报刊、地方文史资料等，作者利用多种途径对此加以广泛搜集，并特别注重《笠泽施氏支谱》、《民立报》、《申报》等新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弥足珍贵。由于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引用，《散论》中的著述立论充分，扎实而厚重。尤其是充分利用“口述史”资料，对抗战时期救护总队的组建、组织人员的变动、困苦的工作环境、艰难辛酸的战场救护、“内部风潮”与总队长林可胜的沉浮等进行详细的条分缕析，令人信服。

    此外，作者专门对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资料问题进行全面论述，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总会）资料选编、红十字报刊、红十字出版物（报刊除外）、红十字档案、口述资料、其他资料等六大类史料的内容、特点，以及具体运用某类史料时应加以注意的事项，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作者还对新近发现的重要文献资料《一览表》）和《纪念册》进行整理分析，其中《一览表》对考证部分地方分会的创建时间，分析当时分会的地域分布及职员构成等具有极为珍贵的参考价值。

    其四，考证严谨考订精确。作者对重大史实的考证和对重要史料的考订严谨而精确，难能可贵。长期以来，红十字界和学界对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一直存在误解和分歧，作者在充分占有大量档案资料、权威报刊、原始函电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并不断搜集新史料反复进行考证，最终确认首任会长为晚清重臣盛宣怀而非吕海寰，廓清了历史迷雾，也了断了长时间的学术争论。

    作者依据可靠资料，分别考订出《纲目》和《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多处的错误，其中《纲目》竟达18处之多。如《纲目》指出，第一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本会成立于上海，初名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作者认为此处不够准确。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上海集会，发起成立红十字会，初名应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一周后，3月17日中西董事集会，正式定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又如，第十七年（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会长吕海寰辞职，公推吕公为名誉会长。政府令，汪大燮为会长”，实际上，准吕海寰辞职及任命汪大燮任会长的时间均为10月2日。通过作者的订误，《纲目》真正成为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最重要、最权威的文献资料。

    其五，关注最新动态，评述入木三分。关注和了解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最新动态，是深化其学术研究的必然步骤，作者对近年来红十字运动的研究进行详细综述，全面总结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已在焦点问题、战争救护、灾害救济、历史人物、重要时段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最后客观地指出诸如区域红十字运动、当代红十字运动及国际红十字运动之比较等方面的研究需待进一步加强。

    台湾学界对红十字运动亦有研究，需要加强两岸交流，共同繁荣学术研究。作者对台湾研究的新成果，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院士主编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台湾红十字会编印，致琦企业有限公司2004年印刷，以下简称《百年会史》）和张建俅所著《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研究》）表示极大关注，并及时地进行评述。作者认为台湾历来重视红十字会史的研究，以及红十字界与学界合作的研究模式，实在值得我们借鉴和践行。《百年会史》再现了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场景，资料丰富翔实，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内容上断然分成两大板块，无“浑然一体”之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百年，“名与实的尴尬”等。《研究》确有多处值得称道，但问题同样不少，如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12年之说值得商榷，而分期问题、属性问题、逻辑问题、学风问题及校对问题等“有待进一步推敲或改进”，是一部“问题”之作，如此评述，入木三分。

    2009年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05周年，也恰逢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立90周年和《日内瓦四公约》缔结60周年。百余年来，红十字会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在战地救护、赈济灾民、社会服务、民间外交等诸多领域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研究红十字运动大有作为。《散论》对红十字运动中诸多基础性问题展开了论述，为拓展和深化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亦为办理当前红十字会事务，推动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