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红会史与铁路史研究的几点浅见
王方星
在当今史学界,不同史学研究领域的理论与范式逐渐出现相互融合、产生共鸣与共振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些现象“随时都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波及效果”[1]。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指当下炙手可热的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杂交与综合,更容易彰显被遮蔽的历史面向,也为学术研究者求新、求奇、求真的心态服务,因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人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2]。另一方面,笔者以为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史学研究方向与理论的内部融合、共振。
笔者研究生期间追随业
首先,笔者以为“红铁研究”今后都有内向和外向两大延伸点和走向。这是笔者在查阅池子华、朱从兵、张生等对拓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理论探讨后所作的一种概括[5]。所谓“内向延生”是指研究者站在“红铁研究”的视角观察事物本身,更注重史实本身和历史解释,研究理论的建构。而“外向延伸”是指专家所言拓宽“红铁研究”的基础,例如资料建设、学术刊物的常态化等。如果用金字塔建造作比喻或更为形象,前者好比不断叠加增高的金字塔塔身,而后者就是不断夯实、深挖的底座。“红铁研究”都面临着资料梳理的问题成为学人的共识。近代铁路史的研究,朱从兵、江沛等学者都认为,“相关资料丰富失于散乱,系统性不是太好,需要认真梳理”[6],“加强铁路内部管理和经营、外部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7]红十字运动研究中,池子华等学者也认识到资料建设亟待加强的问题,故而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陆续出版了《〈大公报〉上的红十字》、《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申报〉上的红十字》、《〈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等“红十字文化丛书”,这都是学者们有感于两者学术瓶颈所作的造福后学的努力和贡献。“红铁研究”在搜集史料中需要注意的是,认真对搜集整理的资料作一个考辨梳理,进行归类等问题。
其次,“红铁研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两者的比较,从事相关研究的探索者几乎都是经过严谨学术训练的专业历史背景出身,笃信史学理论经验,“科学地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必须注意可比性原则与类型选择……历史现象之间的可比较性原则作为逻辑的比较方法,从来就规定:不同类型的事物是不能比较的”[8]。
转而审视“红铁研究”亦可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红十字会与铁路进入中国本土的路径选择问题。两者都是舶来品,何以进入中国的路径不同,过程更是迥异?这似乎不通过比较研究不能达到揭示历史细节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与铁路进入中国遭受的百般阻挠并引起中国社会的大论争相比,红十字会显得更加从容不迫,这从一定程度上是否又可以进一步探讨红十字何以在中国能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
虽然“红铁研究”在国别比较中已作出不凡的探索,但仍有一点笔者想提出来供读者思考,因研究领域所限,仅以铁路史研究为例。治近代铁路史者,应当知晓中日两国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故而出现中日朝野早期反对修建铁路的现象,这本不足为奇。而后日本铁路事业发展胜于中国,祝曙光等人仅以国情不同、政策差异而探究原因[18],似未深入置喙。中日两国能从反对“洋务铁路”中走上不同的道路,似乎不能在关注政治风向的同时,更应该关照思想人物在塑造社会文化心理的努力。而这其中对比中日铁路支持者,更可以发现中日思想界不同的战略取向。中日在克服儒学华夷观的战略选择出现了影响铁路事业发展的变化,纵观近代中日铁路发展,中国铁路支持者仅仅从铁路功能本身理论,欲以铁路之利反动社会文化心理,而日本思想界则直接冲击陈腐不堪的思想,廓清儒学的。
再次,“红铁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这是学界的共识,但相对于实践或尝试的现状而言,似乎这只是一种宏大的理想。虽有池子华以及弟子等人从文化传播学、国家与社会、文本解读等形式对红十字会研究进行开拓性的探索,但学界主流似乎依旧难以摆脱“事功叙述”的范式,采用的多是“叙事史学”的传统套路[19]。铁路史领域情况似乎也不尽相同,虽然业
为论述的学理性和可证实性,以下即以“公共关系”理论尝试解构“红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思维中,凡有“人”介入的各种事物之间必有“关系”存在。故而“公共关系学”理论审视“红铁研究”再合适不过。公关学大师居延安认为:“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或公众人物,在一定职业伦理规范的指引下,为谋取有关公众的理解和合作而从事的一种交流、沟通、劝说活动。”[20]虽然现代意义的、自觉的公关理论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但传统中国即有“类公共关系”: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从各自学派立场出发,就如何处理各种人文关系进行了论述。学界亦从社会学角度开始应用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红十字会等非营利性组织[21]。但史学界尚未关注到,只有少数人从社会危机管理理论关照史学研究,而危机管理亦从属于公共关系理论。以公共关系理论关照史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历史人物的社会网络和日常生活公领域和私领域诸多面向和具体细节,在理论的照射下历史的脉络更加清晰。红十字会研究中我们能看到制度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却忽视了制度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正是这些制度外的公共关系钩织成了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治红会者或能从个案中发现,在强有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攻势下,再严整的制度安排也会因为抵挡不住而被通融和肢解。论及铁路史研究,笔者曾就公共关系在浙江铁路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的应用作过阐述,并未专门以公共关系理论解构铁路史上的众多问题[22],这方面还有更大的开拓空间。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最忌生搬硬套、趋新求异,行
此外,个体剖析或个案研究是必要的,“红铁研究”在个别人物研究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积淀。而笔者以为从个体到群体应该是学术路径深化的自然选择,“红铁研究”进行群体、集团研究是必经之路。章开沅1983年提出,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30]。受其影响,“华中学派”对群体研究兴趣颇浓,朱英、马敏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等等[31]。
群体研究理应也可能成为“红铁研究”脉络。红十字运动研究专家池子华曾对近代打工妹作过研究[34],朱从兵曾就晚清人物研究作过一个整体的考察[35]。将近代红十字运动和铁路建设中的上层精英人物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这个群体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以及遍布社会各个领域的网络对社会施以诸种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36]。例如对红会几届会长的研究和对晚清铁路史上的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进行集体研究。这是“红铁研究”中的主流群体研究,在眼光向下的教诲下,尤可进行“边缘群体”研究。边缘群体的研究,主要是对红会各地分会以及清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领导者或铁路路局局长的任用和任期、年龄与籍贯、资格与学历作一群体分析,以探讨这一群体的变化情况及其进入组织机构的心态特征、总会以及铁道部对地方组织人员的任免的干涉以及控制能力等问题。
以上看法和见解,或不成熟,望能抛砖引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1] 王乾都主编:《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3页。
[2] 王乾都主编:《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3] 余子侠:《引雏觅食,教人求真——浅忆恩师领我走上学研之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章开沅学术与人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页。
[4]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5] 《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刊发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研究”的一组笔谈文章有较为详尽概括与分析。
[6] 江沛:《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徐秀丽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页。
[7] 朱从兵:《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艰难起步》,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8] 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9]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03页。
[10] 王玉贵、王卫平:《“碎片化”是个问题吗?》,《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1]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12][美]A.爱因斯坦、[美]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13] [英]J.D.贝尔纳:《科学研究的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4] 池子华:《红十字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光明日报》
[15] 王方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看晚清铁路反对言论》(未刊稿)。
[16] 朱从兵:《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学术视角的转换》,《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17]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自序”,第12页。
[18] 祝曙光:《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9] 崔家田:《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之省思》,《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0] 居延安:《公共关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21] 此类文章有谢奕:《非营利组织公共关系之研究——以广州市红十字会为例》,中山大学2004届硕士论文;王振轩:《非营利组织与公共关系》,《非营利组织管理学刊》2006年第4期;雷杰欣:《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策略》,暨南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等等。
[22] 王方星:《汤寿潜的铁路思想研究》,苏州大学2013届硕士论文。
[23] 行龙:《克服“碎片化” 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4] 夏东元:《历史学为什么必须研究人物》,《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夏东元:《历史是人创造但其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载张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479页。
[25] 参见朱从兵:《李鸿章与中国铁路》,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朱从兵:《张之洞与粤汉铁路》,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 黄贤强:《南洋归来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以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17~630页。
[27]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页。
[28]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页。
[29] 李忠兴:《近代化进程中的防范性抵拒——刘锡鸿个案剖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30] 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31] 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言,第3页。
[32] 朱英:《从社会群体透视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3] 朱英:《自由职业者: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研究的新领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4] 池子华:《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
[35] 朱从兵:《改革开放以来晚清人物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36] 参见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要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