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稀史料】
铭记为抗日而殉职的红十字人
汤章城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出版的《救护通讯》第一期（1943年10月31日）的报道，为纪念抗日战争以来殉职员工，在贵阳图云关总队部门首花圃内，建树了一座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殉职员工的纪念碑。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胡兰生撰书碑记，说明树碑的原由和意图，该碑文写道：
“丁丑之秋，倭寇荐侵神州，妄蓄开疆辟土之谋，阴使盗窃掠夺之事，狼烟所起，万姓成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本博爱恤兵之怀，当救死扶伤之任，左袒一呼，裂裳千里。墨君树屏等，天与拳勇，闻义能涉，或沙场救护或挽车引辎，未睹功靖，身已先死，芳徽倬烈。爰有救护总队部汤副总队长蠡舟，糜卫生员雪亭，捐资建碑，永立兹丘，用崇彰德报功之盛，益利同仇敌忾之风。于戏，急病攘夷，为义之先，图国忘身，乃贞之大，愿斫坚珉，假辞纪美，英风永在，望慕无穷！”
该纪念碑距今已有73年，时过境迁，现碑已无影无踪。有关的书中只有文字记载，没有图片展示，人们无法知晓纪念碑的模样。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当我向生活在北京的表哥沈新路先生求证此事时，他向我提供了一张由他珍藏着的，上述殉职员工纪念碑的照片。沈新路先生现已九十五岁高龄，他大概是目前尚健在的，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工作和生活过的屈指可数的人员之一。在照片中，右上角的他意气风发，时年22岁。该老照片向人们原原本本地展现了纪念碑的原来面目。由于照片年代已久，拍摄时光线较强，半认半猜地依稀可知碑正面的字样。在顶端大大的凸现的十字下面，中间镌刻着“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殉职员工纪念碑”几个字，右上方还有树碑的日期，左下方有落款的人名。按照常规，碑记应该刻在碑的背面。每个殉职的义士都会有一段悲壮的故事。
汤蠡舟和糜雪亭，一位救护总队部的领导——副总队长，一位救护总队的普通员工——卫生员，共同捐出了自己的工作奖励金，建立了此碑。碑中唯一提及姓名的义士墨树屏是抗日战争期间救护总队殉职员工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医生，救护总队驻西安的第一大队副大队长。
老红十字人赵兴让在他的回忆录《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在太行山医护八路军伤病员》一文中有对墨树屏医生战地救护踪迹的描述：“一九三八年，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伤病员增多，朱德总司令电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请求派医疗队前去为伤病员做医疗防疫工作。林可胜博士当即征求所属医务工作者意见，并希望自愿前去太行山从事医疗工作。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共批准三十六人，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组织了一个中队，中队长墨翰屏医师（应为墨树屏－笔者注）。墨氏系外科专家，河北人，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我们这个中队设两个医疗队：一个叫第三十五医疗手术队，一个叫六十一医疗防疫队。每队由十八人组成，我参加六十一医防队，队长黄淑筠医师，广东人，也是协和医学院毕业”。“赴太行山医疗队组成后，总队部在启程前，由副总队长汤蠡舟教授召集全体成员讲话，他对这支医疗队的组成作了说明，勉励大家不辞劳苦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他指着一幅中国地图说：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生活上艰苦，路途上还要闯过‘三关’，那就是‘夜闯潼关’、‘偷渡黄河’、‘翻越中条’，才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医务工作者，这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愿与诸位共勉之。大家都表示一定完成伟大的使命。副总队长接着说：诸位即将远行，要轻装上阵，有多余的行李，暂时用不到的书籍资料，可以装箱存在总部的库房内，每月多余的薪金可以存在总部会计处，等候你们服务期满一年回来后，再如数交给你们，如有什么风险，总队部负责，诸位可以安心前去工作”。“一九三八年十月，救护总队部调大型轿车两辆送我们去西安。第一天跨过湘江，辞别了岳麓山，经过益阳县，渡沅江到达常德，次日渡长江经江陵到荆门，第三日到汉水之滨的襄樊市，在这里休息二日，继续前进，经商南越秦岭到达西安”。“医疗队驻西安期间，总队部送来足够一年用的药品器材，为此又增加了一支运输物品的骡马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我们全队人马，乘坐西安行营调拨的专车，离开古都西安”。“我们到达八路军总部，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朱总司令亲自接见我们，并应我们的请求，给我们一一题字留念。绐我的题字是：上款为兴让同志，下款为朱德，中间是‘艰苦奋斗’四个大字”。“一九三九年九月，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和工作过将近一年的太行山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总部派得力干部护送我们回返西安。这次归程，除随身衣物行李外，医疗器材药品全部留给下一批人使用，中队长墨翰屏也奉命留在原来岗位不动，继续领导后来的医疗队”。后来，墨树屏升任设在西安的救护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除了曾经回图云关述职外，墨树屏副大队长一直坚持带领救护队员在我国西北抗日战线的太行山区，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多年。在林吟的纪实文学《在血与火中穿行》一书中记载：“1942年是日军在华扫荡最多也是最残酷的一年，造成了太行山区医防医疗工作的极大困难。几万人呆的地方，医防是大问题，墨树屏不辱使命，带着几个医务队在太行山区竭尽全力推行卫生工作，以减少伤病”。据档案记载，1942年10月18日晚（也有档案记载为1941年10月18日），墨带着3个队员，在河南林县前往抢救伤员的途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不慎坐骑失足,连人带马坠入山崖，头部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殉职。遗有妻儿，身后实无担石之贮，让人倍感痛心。
从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日之间第一次淞沪会战开始，在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汤蠡舟就带领战地救护队活跃在战斗的第一线，除了墨树屏外，还亲历了身边或下属多人的殉职。因而，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出资为献身的红十字人树碑的举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32年1月28日，中日第一次淞沪会战打响，在随后的一个月中，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先后组织起20支救护支队，队员471人。根据1932年2月5日和17日《申报》报道，其中第七支队由上海医师公会、妇女协会、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震旦医学院和中法药学院等团体和单位先后组成，各项救护事宜由牛惠生、庞京周等5人组成的特委会办理，经济等事务由妇女协会何香凝女士负责接洽，首推汤蠡舟医师担任第七支队队长，后又担任设在苏州的第七队后方伤兵医院院长。这些队员都是志愿者，他们活跃在各战场上，救护伤员，出生入死。
1932年2月15日上午，第七救护支队在交战的闸北最前线抢救伤员，带有标志的队员刘祁瑞利用暂时交火的间隙，在前沿阵地奋不顾身抢运伤员时，不幸遭日军射伤，击中要害部位，经抢救无效，于16日下午4时身亡。2月19日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万国公墓为刘祁瑞举行隆重葬礼。18日下午一时，由总队长王培元率领全体救护队员400余人，及海格路红十字会总医院及伤病医院送葬人员300多人，乘车21辆，于二马路总会出发，先赴新闸路辛加花园迎刘之灵柩，后开往虹桥路万国公墓，二时一刻，车队抵墓地。总队长发表了极悲壮之演说，言随泪下哀感动人。葬礼上，800余名救护队员个个义愤填膺，打出了“为国牺牲”的巨幅标语。
1937年7月7日，我国全面抗日战争随着“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而爆发。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汤蠡舟曾任救护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并兼第九中队中队长。大队下辖第四（桂林）、第五（衡阳）、第六（祁阳）和第九（吉安）等4个中队，29个（医疗、医护、救护）队，主要活动在江西吉安、南昌、九江、永丰、新淦、临川、虬津、万家埠；湖南长沙、益阳、衡阳、祁阳、常德、辰溪；浙江玉山、贵溪、金华；湖北汉口等地。除从事外伤治疗外，还从事霍乱及其他肠胃病的预防和诊疗，并设有医防队专司士兵及民众（难民）的防疫工作。
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阴谋屡屡受挫。日军不顾国际公约的禁止，开始在多地施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1940年10月至11月期间，日军飞机先后在浙江衢县、金华，湖南常德等地散布鼠疫杆菌，引发附近多地流行鼠疫，疫情相当严重。这些地方正处于第三大队所负责救护的广大区域内，据救护总队的档案记载，此时医防队长刘宗歆在衢县疫区任防疫院主治医师，在赴浙江义乌一带进行防治调查时，不幸感染鼠疫，于12月12日死于衢县防疫医院。直到10多年以后的1950年代初，汤蠡舟还念念不忘，曾对记者提及他在1940年、1941年曾率领医疗队到日寇散布过细菌的金华、宁波、常德等地进行抢救工作，目睹被害者的惨状。
自抗战以来，有众多外国医护人员陆续通过不同渠道来到我国，投身到抗日前线的战地救护工作中。1941年，两位女医护人员，罗马尼亚的柯兰芝（原名Gisela·Kransdorf）和英国的高田宜(Guy·Courtney)分别来到地处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报到。不久，高田宜就被分配到设在江西吉安的救护总队第三大队部。
在林吟的纪实文学《在血与火中穿行》一书中描述了高田宜殉职的经过。高田宜在得知三大队刘宗歆医生因在防治鼠疫第一线被感染，而不幸殉职的事迹后，提出要前往疫区，继续完成刘宗歆医生没有做完的事情。1942年3月，三大队组织一支包括高田宜在内的医务队，准备前往疫区。临行前一天，医务队员都要注射疫苗，为了不放弃这次机会，高田宜在患感冒的情况下，明知有危险，仍冒险接受了预防鼠疫的疫苗。不幸的是，高田宜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代价。她的遗体随后被送回图云关，其墓至今仍保留在图云关山上。
汤蠡舟在1946年第1期《红十字月刊》发表的《日军危害中国红十字会的罪行》一文中写道，根据《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救护原则：“1、各交战国，应对伤者病者不分国籍，负责收集护养；2、凡在作战时，伤者病者及救护车辆与医院暨从事伤病救护各级人员，不论任何时期与环境，皆应视为中立者。旋陆战法规亦有明文规定：1、不能妨碍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2、敌方伤病亦应负看护之责；3、不能轰击救护伤兵的车辆：4、不能囚锢敌方的医师和护士”。因而，在抗日战争中，对于由于遭到敌方枪击、轰炸、感染等原因而牺牲的红十字人，汤蠡舟义愤填膺，有切肤之痛。他严厉谴责了侵华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文中特别提出中国红十会要把经调查日军侵害红十字会的罪行制成一篇血账。我们为了保护国家和自己的权益，为了维持国际法的尊严，为了惩儆战争罪犯和永葆未来的和平，这笔“血账”我们该记也该清算，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工作，尤其是自红十字会的立场上格外要记上这笔“血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前面提及的墨树屏等人仅仅是殉职的红十字人中的一小部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救护总队殉职的中外医护人员以及司机、工人等就有40多人，如王孝义、古少真、薛士汉、李树藩、刘宗歆、胡瀛学、刘万春、韩正义、刘传玉、王文英、王裕华（英国）、高田宜（英国）、柯兰芝（罗马尼亚）……等等。其实，从整个抗日战场来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以白求恩医生为代表，牺牲在战地救护岗位上的医护人员可能是40多人的数倍、数十倍。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为国、为救死扶伤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和功绩。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