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历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贝克参与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救济事业考述

阎智海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筹备战时救护工作。在从事战时救护的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国际力量援华的重要纽带，而在国际援华力量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广为人知的国际友人，其中表现突出的有“西班牙大夫”、加美援华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等等。抗战爆发以来，他们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为战时中国的人道救济事业作出巨大贡献。需指出的是，国际友人对华援助很多时候是在红十字的旗帜下开展的，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工作的持续推进与其援助密切相关，但是，对于这段历史却鲜有文章论及，而部分国际友人也因种种原因并不为人所知。贝克旅华时间久，在近代中国慈善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抗战期间，贝克身兼数职，与中美国家红十字会均有着密切联系。笔者拟通过对贝克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工作史实的梳理，以窥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救护工作贡献之一斑。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贝克在华慈善实践

约翰·厄尔·贝克（Dr. John Earl Baker）（1880—1957）[①]，美国人，1880年8月23日生于威斯康星州伊格，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1957年7月27日在加州米尔谷逝世。[②]贝克系铁道运输专家，著有《铁路公路与国防》、《中国的运输》、《中国述论》（Explaining China）等，另有《与中国的饥荒作战》（Fighting China’s famines）未刊手稿。贝克于1916年11月来华，在华30余年，历任中国政府交通部、铁道部、财政部及中央信托局顾问，历时十余年。旅华期间，贝克因长期参与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被誉为办赈专家。

从现有的史料看，早在1920年中国北五省旱灾的时候，贝克就已经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并与中国红十字会有过密切的接触。其时，中国因灾情严重，受灾范围广，被灾民众多，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红十字会特捐赠巨款，并推举贝克办理救济事宜，贝克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公路850英里。9月4日，驻华美使署致电华盛顿美红会总部，为灾民争取人道援助而呼吁。9月9日，美驻华公使克兰约集旅京美国人在其住宅会商救助灾民办法，到会者有美使署参赞丁家立、美国协会兼美红会在华负责人贝克、协会医学校顾临、北京美商会会长发克生、青年会艾德华、中美通信社协理柏尔。[③]会议决议于9月14日由克兰召集全体旅京美国人组织董事会，由董事会代表与其他国家在华之董事会接洽，筹备组织国际董事会，以便协同推进救济事宜。迟至10月中旬，美红会已筹集50万元汇交中国，用于救济华北灾民。此外，美红会还将价值5万美金之医药材料分赠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医院。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筹募捐款，为赈济旱灾作准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为各善团的活动基地。9月11日，北京各慈善家会集熊希龄宅商议救济旱灾办法，并决定筹设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协济会会所为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10月1日，中外慈善组织开会决议，议定由“华洋两方各设一总会，再由两总会联合组一国际救济总会”[④]，以期提高救济效率。10月3日，在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汪大燮的召集下，中国的16家慈善团体正式筹组北方救灾总会，作为华方的统一联络机构。在中外人士协同救助北五省旱灾的过程中，中国的民间善团由分散走向联合。1921年11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总会设于北京，下设工程、农利、稽核、总务四股，并于山西、山东、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绥远等地设立分会，另外在安庆、南昌两地设立驻皖、驻赣两处事务所，在上海设立了统筹苏浙皖三省赈务的扬子赈务顾问委员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又先后成立了驻沪、驻京两处事务所，添置了征募股，附设于驻沪事务所内。[⑤]

华洋义赈会成立后，贝克担任该会委员多年，并承担了许多具体的赈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赈经验。如：1930年2月11日，贝克赴北平襄助华洋义赈会办理西北一带赈务，并就任赈务督办一职，赈济灾区计有甘肃、陕西、河南、察哈尔、山西等数省，贝克不惮其烦，往返奔走各地达半年之久。在经办渭北工赈期间，贝克冒着盛暑，往来于关中灾区调查灾情，“饥时以西瓜果腹，渴时以锅炉之水润口，屡在土匪枪弹中出入”[⑥]，并在当地开筑泾惠渠，地方人士因将泾惠渠附近大桥命名为“贝克桥”，并在桥旁勒石刊载贝克在陕办赈情形，以为纪念。1931年长江泛滥成灾，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特聘请贝克担任运输处长，贝克不辞劳瘁，前后经放粉麦共计45万吨。此外，贝克还参与了1935年对湖南水灾的救济。

为褒扬贝克对中国慈善事业作出的贡献，1936年5月17日，在贝克返美休假前夕，华洋义赈会特于静安寺路1400号开会欢送，会长王正廷在赠词中高度赞扬了贝克的慈善义举。赠词谓：“中美亲善久笃邦交，士民友爱谊等醇醪。华北苦旱地坼土焦，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君主赈务代我呼号，巨金募赠拯我灾胞。西兰筑路蓝筚功高，不避艰险不辞辛劳。泾惠纪绩贝克名桥，长江泛滥人畜流漂。输放麦粉深虑危操，国府信任褒奖荣邀。历参要政识见高超，翌赞会务热血如潮。旅华廿载国界泯消，假旋修养折柳今朝。乘风破浪此行何豪，君其早返共施仁膏。”[⑦]

1935年11月6日，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任职事业部合作司司长，因章无瑕兼顾会务，遂向该会执委会请辞总干事。1936年5月31日，章元善致函该会副会长艾德敷，请辞总干事职务。7月10日，该会执委会举行第152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章元善的辞职请求。8月15日，该会执委会举行第153次会议，议决敦请贝克继任该会总干事。[⑧]1937年初，华洋义赈会执委会公推执行委员贝克继任总干事。[⑨]2月19日，该会执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158届会议，决议于3月间开始迁沪，由新任总干事贝克主持办理。[⑩]

二、参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举办的难民救济事业

贝克“以救济管理者最著声名”[11]，在长期参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期间，贝克积累了丰富的办赈经验。自抗战爆发以来，贝克积极从事救灾工作，“各处奔忙，劳绩卓著”。淞沪会战期间，为推动战时救护事业的顺利进行，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中外人士发起筹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华洋义赈会亦积极与之协作，并推举贝克兼任该会总干事。1937年10月12日，该会正式成立，并于10月16日正式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当时，上海“善团工作之由国际团体所主持者，此盖允称规模之最大者也”[12]。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有六个委员会，分别是宣传征募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伤兵救护委员会、医务委员会、难民救济委员会、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

同年10月，美红会驻沪顾问委员会成立，名誉委员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美驻沪总领事高思、贝克、圣约翰大学医药顾问麦克拉根医师，主席为巴塞特少校，司库富勒，另有委员若干人。该委员会通过在美国各地筹集资金，用以救济中国的难民。

贝克就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总干事以来，积极筹募捐款，亲赴实地考察灾况，加强与其他善团的合作，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事业贡献良多。为推动救济工作的顺利开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特定于12月1日起至8日止，在上海举行为期一周的募捐运动。12月1日上午9时，该会特派500名护士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举行街头募捐；下午5时至7时，在静安寺路387号美国妇女会举行开幕典礼，由颜惠庆主持，贝克报告救灾经过，饶神父报告难民区情形。据《申报》1937年12月2日记载，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原拟募捐1000万元，至当日止已募集100余万元[13]，虽然募捐结果与计划尚有很大差距，但是募捐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之初，贝克还致函《申报》，为救治难民而呼吁：“近来收容所患病难民，为数甚伙，虽均派遣医生前往诊治，第以车辆无多，难民稽延时日，此于难民健康影响甚巨。窃查上海各大公司商行高级人员及住家，当有自备汽车者……往往闲置道旁，不作别用。倘在不用时间，假与本会医生乘坐，每星期内午前一次或二次，则于难民之治疗，裨益非浅……。”[14]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了南市难民区，在救助难民方面卓有成效，由此推动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建立。11月22日，滞留南京的西方人士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始从事难民的收容与救济。

贝克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贝克曾向在南京从事难民营诊所工作的柏睿德建议：“必须多关注给予人们适当的饮食，否则，不久就会有更多的疾病问题。”[15]为此，柏睿德向委员会汇报了贝克的建议，并进一步指出：“在制定预算时，我们必须考察到我们对居民的粮食储备还要增加几个月。”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同年5月，贝克向汤姆生询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提出了12个所关心的问题，包括机构名称、办公地点、受照顾难民人数、每月经济开支、急需物资、剩余物资、剩余款项、管理费用、给养计划、就业计划、善后对策、总体建议等。5月28日，斯迈思特致函贝克，并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现状一一作了介绍。[16]

为便于战时赈济善款的统一调拨，以利救济，5月26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成立赈款顾问委员会，颜惠庆为主席，贝克为副主席，施思明为秘书。[17]同年10月，贝克因受美华灾救济会委托调查中国西南各省灾况，遂请辞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总干事职务。10月6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议决，总干事职务改由史摩尔继任。同日，上海各善团特假座四马路杏花楼为贝克饯行。[18]10月7日，贝克乘太古公司四川号轮船由沪赴港。10月11日，贝克抵达香港，并向中国赈委会委员长许世英请示一切。贝克视察西南灾情系代表美国咨询委员会，以便于拨用美国赈款。贝克为此还拜访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伍长耀，会商具体救济事宜。[19]贝克赴各地考察历经六省，行程3700里。在考察途中，贝克甚至一度搭舢板而行，从香港搭轮至海口，“首次得见今猖獗于中国西南之疟疾”[20]，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了难民的受灾状况。1938年12月，贝克考察完各省灾情后返沪，据其报告，湘、桂、赣、粤四省疟疾传染病特别严重，但四地的平民救护救济工作却不敷应对。贝克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缺少运输工具导致物资缺乏，一是因为中国医师与护士意志消沉。

此外，苏北经历战灾后，又于是年8月间遭受水灾，灾区不下十万方里，灾民不下1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除中央赈委会、世界红卍字会对苏北进行救灾以外，在上海的国际救济会通过筹办急赈，在苏北办理工赈用以救济难民。该会推饶家驹、贝克、颜惠庆及韩国钧等四人为名誉会长，并推成静生为会长。该会赈款由上海华洋义赈会允诺承担35万元。[21]

这一时期，贝克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两会”总干事，贝克虽然职务繁忙，却均能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在贝克的带动下，华洋义赈会各职员亦勠力同心，尽职尽责，积极参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工作，“致力于该会执行事务方面者特多”[22]。据1939贝克所作年度报告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自1937年襄助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办理上海两租界内难民救济工作后，二十七年仍由总干事率各职员分任工作，继续进行；而该会会计及募捐事宜，则由稽核、宣传二股专司其事。”[23]

三、为推动国际红十字组织顺利援华斡旋

尽管贝克自1938年10月即请辞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总干事，但是，在为战时中国救济事业奔走的过程中，贝克与中国红十字会仍时有往来。1939年3月4日，贝克乘裕生轮船由天津转赴北平，接洽河北乡村合作事宜，并拟与华洋义赈会乡村改进股主任协商进行办法。[24]11月21日，贝克由沪返美。在美休假期间，贝克仍以赈济灾民为念，四处奔走呼吁，以期“引起新大陆人民对中国灾民之同情与援助”，贝克还与友人共同发起捐募救济金运动，“以救济饥寒交迫之中国战区之无辜难民”。[25]贝克的呼吁卓有成效，成绩有目共睹。

自1938年底以来，美红会加大了对华人道援助的力度，贝克则是推动美红会援华进程的关键性人物。1940年以前，美红会对华援助主要通过驻沪顾问委员会来办理，贝克系委员会名誉委员之一。1940年4月，该委员会一度停止在华活动。9月，该委员会改称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为确保美红会援华物资能够顺利运华，美红会特任命贝克为美红会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韦思礼为副主任，负责来华接洽相关事项。10月8日，贝克自檀香山乘飞剪号赴马尼剌，经滇缅路转赴重庆。10月22日，贝克抵达重庆，并与国民党当局商洽美国援华物资运输事宜。

其时，因日本对中国国际交通线的封锁，滇缅路成为中国接收外援的唯一国际通道，美红会援华物资大多是经由缅甸转运至中国。在美红会援华物资运华期间，贝克多次往返中美，为之积极奔走，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援华物资抵达中国后，贝克又多次考察中国内地情形，以便顺利推进援华物资在中国内地的运输和分配。美红会首批援华医药物资共重200多吨，约值30余万美金，贝克与国民党政府会商运输手续，而费佛则由香港赴仰光照应，“药物分配停妥后，将继续进行其他救济事业”[26]。11月底，美红会又募集500万美金，并购置大批医药用品，由贝克、韦思礼来华主持救济事宜。11月28日，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潘小萼陪同下，贝克等人由滇缅路乘车抵达昆明。12月3日晨，潘小萼、贝克等人乘欧亚机飞赴重庆。[27]12月12日，贝克由香港启程转赴西南各地，考察中国后方民众的生活情形。贝克在沪、港、西南各地之间多次奔波考察，目的就在于了解战时中国大后方的交通状况，“开辟救济之新路”，从而提高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效率。

1941年1月28日晨，贝克由香港飞赴重庆，中国红十字会秘书朱向荣、美红会中国救济事业部副主任韦思礼均到机场欢迎。贝克在重庆勾留一周期间，就美红会捐助中国百万医药物资运输与分配事宜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商讨。[28]同年，美红会还捐助修建了望龙门平民住宅。3月27日上午9时，重庆市政府在望龙门码头新屋前举行竣工典礼。重庆市长吴国桢、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均到会并作致辞。作为美红会代表的贝克亦发表演说，谓：“美国红十字会本无政治立场，然对中国抗日之援助，向趋积极……中国如在感觉疲惫之余，加倍克服各方面之困难，努力迈进，则中国之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苟能如此，中国所需要之援助，美国人士必能供给而超过其所需要。”[29]

美红会援华物资陆续运华，但滇缅路的运输情形堪忧。为改善交通状况，提高运输效率，贝克于1940年提出改进缅甸公路交通的意见书，贝克认为缅甸公路远较西伯利亚路线重要。为此，贝克就滇缅路运输车辆的增加、所需车辆数目、公路的管理（包括车辆、司机、货运、修理、通讯、检验、巡察）等方面提出若干意见。贝克建议改进西南公路运输状况，在不变动现有运输机构的情况下，将现有运输机构分为若干运输区，授职任事，集中管理。[30]在贝克的建议和推动下，1941年5月1日，滇缅公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成立。该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该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委员四人，委员会下设秘书室、督察室。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为主任委员，交通部长张嘉璈、贝克、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另外缅甸政府推派一人为委员。秘书长为西南运输处副主任陈体诚兼任，督察长由贝克兼任。[31]同时，贝克辞去美红会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职务，由韦思礼继任主任，贝克则专心致力于推动滇缅路的改善。6月19日，韦思礼特致函陈体诚，协商美红会援华物资运华事宜。6月24日，滇缅公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致电西南运输处，电文谓：“一、美红会药品每月规定装运量为150吨，由腊运保；二、轻松药品得加装于运载钢铜等笨重物资车辆之上；三、药品运抵保山之后，如该红会未有仓库，即请贵处代为储存；四、保山至贵阳一段由中国红十字会代该会运送。”[32]当时，美红会大量援华物资滞积缅甸，急需运往中国，但是，中国落后的运输现状并未得到改善，实际运输成效甚微，据俞飞鹏函称，是年七月份中国方面仅运输五吨（七吨），运量甚少，而美红会因药品运输迟缓，嗣后接济数量须视中国运输情形而定，由此严重影响了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进程。不无遗憾的是，贝克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体制造成的行政割据”，再加上“不明中国实情，与俞、张两部长未能彻底合作”，而“下级干部又是临时凑合”，贝克没有得力的助手，该委员会成立数月未见成效，遂于1942年2月结束。[33]此后，关于美红会援华活动的消息仍屡见报端，但是，较少看到与贝克相关的报道，抗战胜利前夕，贝克尚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职。

四、结语

贝克是战时诸多国际友人中的代表之一，因旅华期间长期参与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贝克在慈善救济领域积累了相当的人脉，也具有着广泛的影响。抗战以来，贝克身兼多重社会职务，不辞劳瘁，以身作则，在各善团之间互通声气，不仅为战时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开展作出贡献，而且在整体上推动了战时中国的难民救济工作。贝克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除了深入中国西南各地进行多次考察，向美国红会报告灾民状况外，还数次赴美争取美红会对华人道援助，在推动美红会援华进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贝克在抗战时期的援华行动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援华轨迹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战时中国态度的变化。必需指出的是，受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制约，国际社会对华人道援助并未都能使灾民受到实惠，如美红会在重庆捐建望龙门平民住宅本属善举，但是引起的“红十字台阶事件”[34]说明，美红会援华捐款并未物尽其用。尽管有缺憾，但是，在贝克等众多国际友人的积极呼吁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道救助事业日益关注，从而推动了战时中国救济事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