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刊登《从“博爱恤兵”到“人道、博爱、奉献”——谈红十字文化内涵的演变历程》
2018年1月16日《中国红十字报》刊登郭进萍的《从“博爱恤兵”到“人道、博爱、奉献”——谈红十字文化内涵的演变历程》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培育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题中之义。回溯中国红十字文化内涵的演变历程，对深入理解红十字精神的丰富内涵、推进红十字文化建设不无裨益。
战时状态与博爱恤兵
19世纪末，红十字标志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在那个战火连绵的时代，红十字会在东渐登陆中国之初就被赋予了“博爱恤兵”的使命。无论甲午中日海战中积极参与伤病兵救治工作抑或日俄战争中救伤赈济的义举，都闪烁着红十字“博爱恤兵”的本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沈敦和在草拟《中国红十字会试行章程》绪言中明确揭示红十字会的宗旨为博爱恤兵。“惟是烽火烛天，干戈满地，兵连祸结，来日方长，自应广征会员，扩充办法，以达本会博爱恤兵之目的”。
1913年3 月，中国红十字会最早的机关刊物《人道指南》在上海创刊，沈敦和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红十字会者，以博爱恤兵为宗旨”“遇战事，疗伤瘗骼，固其天职，而平时济荒赈饥，亦其当尽之义务”，因为红十字会是“最纯粹最硕大之慈善法团”。他呼吁“国人共起而力图之”，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积极组织救护队，秉承“博爱恤兵，救死扶伤”的宗旨投入伟大的救护事业，“救护军民二千六百万人”，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战时宣传阵地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宣称红十字会的精神为“博爱、牺牲”，《救护通讯》则进一步将红十字的精神发展为“博爱恤兵，救死扶伤，平时有备，战时有能”。大体而言，“博爱恤兵”这个宗旨，一直被红十字会系统从民初沿用到抗战胜利前夕。
复员时期服务社会、博爱人群
“积极性的社会服务，尚以复员期间为嚆矢”。抗战胜利，和平伊始，中国社会进入复员时期。战后“为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是时代赋予红十字会的使命”，基于此种认识，红十字会将工作重心转向“服务社会，博爱人群”。
为指导复员时期工作，总会首先制定《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初步工作实施计划纲要》，规定红十字会工作之准绳，“在本人生服务之目的，博爱为怀之精神，以发展人群生活，增进社会福利”。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于1946年手订“服务信条”8条：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确效率、策社会安全、增人群幸福。此外，红十字会制定《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服务中心实验区计划纲要》，确定工作项目分社会服务、青年服务、妇女服务、儿童服务四大部12项活动（健康保险、医药诊疗、婚姻指导、荣军咨询、康乐活动、书报供应、健康检查、营养补助、家庭访视、志愿训练、儿童保育、小型生产）。在此指导下，红十字会系统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多有试办推进，涉及医疗、儿童、妇女、青少年、会员、乡村、文化等诸多领域，新人耳目。
总体而言，战后复员时期红十字会系统围绕“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宗旨所作的探索与尝试，已走出传统慈善团体的窠臼，而成长为致力积极改良社会、促进社会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
建国初期革命人道主义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任务，开启了新生之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经过协商改组，通过了新的会章，指出了新的方向：根据“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及“动员和组织人民实行自救助人”的救济福利方针，协助各级人民政府，面向人民大众，宣传并推广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就这样，红十字会被长期列为政府卫生部门的一个机构存在。
建国初期，红十字会系统通过对解放前红十字会工作的反思，明确了新中国红十字会的指导思想：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此后，革命人道主义的口号响彻中国。在50年代末，中国红十字会的中心工作主要是配合爱国卫生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只保留国际部分以对外，其国内工作机构和地方各级组织都被撤销，红十字国内事业全面停滞。显而易见，红十字组织的活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所创新，更不可能相对独立，但能够维系并行动着，就是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新时期人道、博爱、奉献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认识逐渐“解冻”，红十字文化也逐渐回归本位。
1985年，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做了重要修改，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以实行人道主义为宗旨”，把人道主义提到战略高度，指明了红十字会思想建设的方向和道路。1990年，中国红十字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贺信中写道：“中国红十字会遵循人道主义宗旨，在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替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这十六字箴言是对人道主义宗旨的具体化，也是上世纪80年代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与此同时，“奉献”成为时代主旋律。1989年央视春晚上演一曲《爱的奉献》，红遍了大江南北。它反映出人们在新时期对重建新型人际关系、呼唤人性回归的愿望。在此背景下，红十字会系统顺应时代呼声，将奉献融入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
1991年，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顾英奇在《开拓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宗旨和原则基本点是人道主义和奉献精神。1992年《中国红十字报》改版扩刊之际，将“博爱·人群”作为副刊。沉寂多时的“博爱”字眼开始在红十字会系统复苏。1994年，中国红十字会隆重召开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顾英奇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传播人道、奉献、博爱精神，维护社会稳定，增进人民团结，救灾赈济，参与社会保障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红十字会都能够有所作为。”同年5月20日的《中国红十字报》刊文中，首次提到“弘扬人道、博爱、奉献、敬业精神”。1995年4月，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钱正英在中国红十字会六届二次理事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后，“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这一说法如紫蔓乘春风而起，在之后的历次红会领导讲话和各地红会活动中被广泛传播弘扬，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的共识。
纵观红十字文化内涵的演变历程，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红十字会高举博爱恤兵的旗帜。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时期，红十字会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建国初期，革命人道主义成为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世纪80年代，红十字会以“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为行动指南，90年代中后期，“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日渐深入人心，成为红十字会系统高举的旗帜。这些都是红十字文化本土化的产物，大大丰富和拓展了红十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不难窥见，在近代中国“博爱”因契合当时的政治术语，因而成为红十字文化首要宣扬的主张，它反映的是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体系下对红会精神的诉求。建国初期，革命人道主义口号的提出是对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中国的因应之道；而改革开放以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则是对新时期时代精神和社会核心价值的彰显，既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红十字文化内涵的演变是多种力量交织互动的结果，糅合了优秀传统慈善文化、时代精神等多重因素。中国红十字会在百余年人道救助实践中所积淀的这些丰富遗产为红十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中国红十字会110余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红十字运动产生于客观需要，红十字文化是倡导人道、人权和尊严的文化，是参与文明理性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红十字文化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渗透在红十字业务活动的方方面面。培育中国特色的红十字文化必须将红十字的理念与现实工作的“具体场景”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结合起来，坚持制度建设和公信力建设先行，切实发挥文化的软实力，让红十字文化真正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激励每一个人。
（作者系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