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稀史料】
陆树藩生平拾遗
采访者：刘思瀚 受访者：徐桢基
日前，由红十字运动中心与湖州市红十字会合作的《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一书已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这标志着陆树藩的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不过，限于史料，各位研究者都未能充分发掘陆树藩本人的生平事迹，这成为陆树藩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有鉴于此，红十字运动中心有幸邀请到陆树藩的曾外孙徐桢基先生，请他谈一谈陆树藩生平事迹中尚未明晰的“空白之处”，以补史料之不足，谨望能为学界同仁提供一二线索或参考。
刘思瀚（下文简称刘）：徐先生您好！非常荣幸可以请您来谈一谈有关陆树藩生平的相关问题。我注意到，您此前在《陆树藩其人其事》、《藏书家陆心源》等文章或书籍中，均对陆树藩的生平有所论述，不过却对陆树藩童年时期的情况涉及不多。有关于此，您是否还有新的内容与我们分享？
徐桢基（下文简称徐）：陆树藩的童年生活，我以前的文章中确实曾简单提过，并没有详细展开，今天有机会可以多说几句。事实上，陆树藩的童年生活，要从他父亲陆心源说起。陆心源（1934-1894），字子稼，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是著名的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归安皕宋楼的主人。他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古文献学家，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而且为古籍做了大量的题跋，而且还自己重印了许多古籍。不仅如此，他还参与过《湖州府志》、《归安县志》的修纂工作，可以说他也是一个方志学家。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曾经说过，陆心源是“一仕一学”。在我看来，陆心源在“学”上的成就应该是要高于他做官的成就的，因为他真正为官的时间并不多。总而言之，陆心源在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是很有建树的，陆树藩作为他的长子，自然深受其影响。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接下来再谈陆树藩的童年情况。
刘：您在《陆树藩其人其事》一文中曾介绍过陆树藩的基本情况，我注意到，您说他并非一出生就是陆心源的长子，而是因为此前陆心源的子嗣均已早夭，他才成为陆心源的长子。
徐：的确是这个情况。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陆树藩的母亲并非正房，而是陆心源在广东任官期间娶的第二个老婆。陆心源的正房，是来自湖州莫氏家族的，这个家族在湖州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陆心源娶的第二个老婆，也就是陆树藩的生母，两个人相遇还有一段故事。陆心源在广东任官期间，遇到一个案子，有人报案说一位当地的中医开药把病人医死了。陆心源接到这个案子，感到很蹊跷，于是做了一番调查，发现病人不是因为吃了医生的药而死的，而是本身毛病太重，回天乏术。于是他就为这位医生翻了案，这等于说是救了医生一命。这位医生自然非常感激陆心源的所作所为，执意要把自己的女儿邓氏嫁给陆心源。据说，陆心源在娶了邓氏之后，立了一个规矩，在家里面莫氏大，在外人面前邓氏大，所以叫“两头大”，可见邓氏的性格应当是比较强硬的。邓氏是广州当地人，一共为陆心源生了四个儿子，前两个都夭折了，再加上陆心源长期在外做官，在陆树藩幼年时期很少回湖州老家，所以邓氏对陆树藩还是较为宠爱的。以上几个因素，就导致陆树藩小时候有一些叛逆的性格，比较任性。
到1874年的时候，陆心源以丁忧之名辞官回家，开始有意识的对陆树藩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其一，陆心源在整理古籍时，往往让陆树藩从旁观摩、学习，而抄写、誊录一类工作一般都由陆树藩来做。其二，当时潜园里面住了一批文人墨客，他们与陆树藩都有师生之谊。其中就有晚清著名的书法家杨岘。而著名的国画大家吴昌硕，这一时期也住在潜园。在这种高水平的家教之下，可以说陆树藩对传统文化的功底应当是很不错的。所以，以前有人认为陆树藩市因为不了解皕宋楼的价值而出卖家书，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相违背。不过，之前讲到陆树藩的性格比较强，他的好奇心也很旺盛。当时，湖州地区已经有传教士开办了教堂与福音医院。陆树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外国人有所接触，开始了解西方的基本情况，据家族传说，这个时期他已经学了一点粗浅的英文，不过具体学到什么程度，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陆树藩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底子，对西方文化也很有兴趣，并且有所了解。所以从陆树藩的童年学习的经历来看，他并不是那种传统的老夫子，在思想上还是比较开明的。
徐：陆心源除了对陆树藩进行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留给陆树藩最珍贵的财富，其实是他经营多年的人际关系。在陆树藩幼年时期，以丁忧之名回乡的陆心源与苏州的文人墨客来往很多，其中不乏沈秉成、潘祖荫、吴大澂、吴云、俞樾、陆润庠、杨岘等重要人物。在与他们的往来之中，陆心源常常让陆树藩陪同左右，有意让他与自己的好友接触。这是陆心源帮助陆树藩进入自己交友圈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上述人物之中，有不少与陆树藩长期保有联系。如俞樾便曾在陆树藩创办救济善会之时，慨捐书画，以助善举。潘祖荫、陆润庠也对救济善会多有帮助。
陆树藩积累人脉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1892年随陆心源北上觐见之时。此前，陆心源虽然已经回乡两年，仍在政敌的攻击之下，被处以革职的处分。后因多次参与赈灾，得到李鸿章、曾国荃的保奏求情，陆心源最终得以官复原职，撤销处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陆心源最终于1892年启程赴京，接受光绪帝的召见，陆树藩也与父亲同行。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陆心源带着陆树藩拜访了他的师友门生，与京中的许多人士建立了联系。据我了解，他与徐世昌也是在这一时间相识的，两人就此结下了贯穿一生的友谊。陆心源觐见之后，先行返回湖州，陆树藩此时已有举人的功名，便留在北京侯职。此时，陆心源的堂兄弟陆学源正在京中为官，他也带着陆树藩拜访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就有在庚子国难中惨遭杀害的“浙江三忠”。陆树藩在北京结识的诸多前辈好友，成为庚子国难之时陆树藩决意亲自北上救援的重要因素。
刘：您此前曾提及陆树藩在担任江苏候补道时，先后担任过驻苏商部议员，总办江苏商务局，刷印官纸局、江苏实业学堂监督、铁路学堂监督等职。但是，相关资料十分欠缺。目前所能见到的，大约只有苏州档案馆所藏的有关陆树藩担任商部议员时的零星资料。有关于此，您是否还掌握一些情况？
徐：陆树藩担任驻苏商部议员这件事呢，实际上是由于他担任江苏候补道所引出的。庚子国难之后，由于赔款金额非常大，导致清政府的财政压力陡升，所以清政府想到要发展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成立商部。但是这个商部呢，在地方上没有单独设立机构，而是在候补道当中选择声望较高，能力较强的人来做当地的商部议员。陆树藩因为当时住在苏州，之前办理救济善会又积累不少声望，所有就让他来做驻苏商部议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各行业之间的纠纷与矛盾，有一点类似于今天工商局的工作。在任职期间，苏州商界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成立同业公会，然后组合成商会。陆树藩作为商部议员，也参与其中，而且他还和苏州商会的会长王同愈是好朋友，应当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陆树藩还为苏州当地的缫丝厂，引进了很多进口的机器，提高了苏州缫丝业的生产水平。陆树藩还参与了当时苏州地方铁路的管理，他出任铁路学堂也是这个时候的事情。最后，在他任职期间，有一届世博会，哪一届我不太记得了，苏州当地提供参展的展品，是由他组织安排的。可以说他在驻苏商部议员的任上，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刘：陆树藩卸任商部议员之后，似乎自此便绝意仕途，再无任官之举。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才又重回人们的视线。此间有关陆树藩活动的记载可谓少之又少。史料的缺失，使得这一阶段陆树藩的生平情况成为了研究中的“空白之处”，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徐：陆树藩售书之后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事迹，确实没有多少记载，不过我这里有几条线索供你参考。其一，陆树藩售书之后，长期住在上海，承担起在浙江商人与两江总督幕僚担任桥梁的重任。换言之，这一时期很多浙江商人在上海的活动，都有陆树藩活跃的身影。其次，辛亥革命之后，上海出现了一个由清朝遗老组成的文化社团——淞滨吟社。陆树藩也是其中一员，他的好友如刘承干、吴昌硕、缪荃孙等人均在其列。陆树藩加入这个社团，一方面肯定与友人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他的思想状况。
刘：从您的讲述来看，陆树藩的仕途虽然不能说一帆风顺，但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加入“淞社”也反映出他忧国之心仍未熄灭。再结合他此前办理救济善会等事来看，其济世之心不可小视。不过，陆树藩却于1911年剃度出家，您能否谈一谈，是什么原因导致陆树藩的心态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改变，这背后是否还另有隐情？
徐：陆树藩皈依佛门，实际上是多重因素导致的。1907年，陆树藩卸任江苏候补道之时，清廷本来准备把他调往东北做官。不过，由于当年出售皕宋楼藏书一事影响极大，社会舆论对陆树藩的攻击很多，导致他已无意仕途。于是和家人一同在上海居住。这一时期，他与王一亭、沈惺叔等人过从甚密。王一亭是浙江吴兴人，与陆树藩有同乡至谊，后来曾担任中国佛教会的会长。而沈惺叔，则与陆氏家族有着亲戚关系，他是陆树藩亲弟弟的陆树声第二任老婆的兄弟，他也是上海佛教界的重要人士，与王一亭同为上海居士林的创办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陆树藩也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陆树藩远离仕途之后，较为清闲，常常研读佛教教义，又结合此前自己在售书一事中遭受的非议，自然逐步向佛教靠拢，最终于1911年皈依佛教。虽然从现存的照片上看，他的确是剃度了，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出家当和尚，而是以居士的身份出家的。有关于此，陆树藩曾自作诗云：
遁入禅门百感萦，无端风鹤日频惊。
匡时未遂生平志，薄宦空溜两袖清。
尘世谜团谁解得，皈依佛法找先行。
从今不管兴亡事，漫地新诗刻烛成。
所以说，尽管陆树藩在诗中自述“从今不管兴亡事”，但是他仅仅是以居士的身份皈依佛门，并未完全意义上的成为一个出家人，斩断与尘世的所有联系。而且，陆树藩的济世之心并未随着他皈依佛门而消散。在皈依佛门后不久，陆树藩便开始筹备苦儿院，救济因辛亥革命而流离失所的受难幼童。可见，虽然陆树藩不意仕途进而皈依佛门，但实现“泽被苍生”、“兼济天下”，仍然是他的“生平之志”。
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徐先生。在有关救济善会的研究之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陆树藩创办救济善会之举，是受到杭州人潘赤文的影响。根据在于，陆树藩曾有这样的自述：“前月以事赴杭有鼎记钱庄，执事潘赤文先生大发善愿，拟救济北京被难官商”。您似乎对此有不同看法？
徐：潘赤文的确是救济善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我认为他不是最早对陆树藩提供资助，或者是提供救援思路的人。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尽管潘赤文提出要出款救援北京北南官商，但他不是最早捐助的人，恽祖翼、恽祖祁两兄弟才是最早开展行动之人，他的救援举动，或许本身就源于恽氏兄弟的指示。第二个方面，潘赤文并不可能提出利用红十字会的办法办理这次北上救援行动，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没有到达这般程度。我认为，陆树藩想到利用红十字会的办法办理救济善会，很有可能是出自陈季同的主意。有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陈季同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他有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经历，翻译过好几本西方的小说，甚至还用外文写小说，在外国很受欢迎，可以说他对西方的文化已经不能用“非常熟悉”来形容了。他对红十字会的了解，肯定不是国人所能比拟的。其次，庚子国难发生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湖总督张之洞等人一起，和外国人议和，表示互不侵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东南互保章程”。这个章程的思路，其实最早是陈季同提出来的。他曾托人向刘坤一提议，“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那么，在东南互保章程达成之后，“先免兵祸”已成定局，如何“以余力助北方”呢？陈季同就想到了利用民间力量前往北方救援，于是就找到陆树藩来做这个事情。
刘：您这段论述确实提及了我们之前未曾注意到的情况。那么，陈季同为何会找到陆树藩来做此事？他们二人此前又有何种交集呢？
徐：陈季同和陆氏家族其实颇有渊源。我们知道，陈季同是通过福州船政学堂出国的。他虽然不是留学生，但是出国的时间却很长，可以说这次出国，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沈葆桢是福州船政大臣，陈季同出国的事情就是他一手操办的。但是呢，出国这件事情，不是沈葆桢一人就能办成的，其中的手续很复杂。而在同时，陆树藩的父亲陆心源，正在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手下做事，正是他负责办理了陈季同等人出国这件事。据说，尽管当时陈季同与陆心源并未谋面，但是陈季同却知道这个情况，对陆心源心有感激。这是陆家与陈季同的一个交集之处。在陆心源去世之后，陆树藩和陆心源曾经的上司李鸿章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陈季同外出担任外交官之后，很多事情要向李鸿章汇报，最终也为李鸿章办事，后来由于在国外惹出事端，回到了国内。在庚子年之前，两人都寓居上海。这是陆树藩和陈季同的一个交集之处——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李鸿章派系的人。再加上陆树藩父亲陆心源又有恩于陈，一来二去，两人自然就熟络起来。陈季同想到找陆树藩办理救济善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陈季同不仅是帮陆树藩出了主意，还帮陆树藩做了很多外交工作。救济善会之所以可以这么快拿到外国领事发给他们的护照，很有可能就是陈季同在其中操办。此外，陈季同还随陆树藩一同前往北方展开救援，其中很多和洋人打交道的工作，都是陈季同负责，他还差一点见到了联军总帅瓦德西，这些陆树藩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