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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20-6-30 15:21:08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历史研究】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与日俄战争救护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营口分会的角色及价值

池子华

 

1904年3月10日,为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东北同胞,中国联手英、法、德、美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经五中立国权宜联合,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但上海与东北,相去遥远,救援行动的实施,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因地制宜,设立分会。鉴于“营口最为冲要,先行设立分会”,营口(牛庄)分会于是成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添设的第一个分会。1904年46日,营口分会宣告成立。那么,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何以设在营口?或者说营口何以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营口分会在日俄战争救护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营口模式”的价值何在?本文对此做些探索。

 

一、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何以设在营口?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何以设在营口?或者说营口何以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穿越历史,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

其一,管控水陆,地理位置“最为冲要”。

营口分会,又称牛庄分会。营口与牛庄,原本是两个地方,何以两地“纠缠不清”?这是历史造成的。

牛庄,因辽、金时期辽河在牛庄附近入海,被称为牛子”的商船云集,故名。1858年6月,英、法、美、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1861年5月23日,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泰勒·密迪乐(Tomas·Tayeor·Meadows),顺辽河前往牛庄巡视时发现,牛庄河道淤浅大船无法入,辽河入海口的营口水深港阔,适合大船进入,于是指营口为牛庄1861年4月营口正式代替牛庄开埠,因《天津条约》内容无法更改,因而对外统称牛庄。这种“指鹿为马”的故伎,遂造成了营口即牛庄、牛庄即营口的“互通”。

营口濒临渤海湾,是辽东半岛重镇,管控水陆,地理位置“最为冲要”。作为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这里商贸发达,有“关外上海”之称日俄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成为难民汇聚之地。因此,首选营口“先行设立分会”,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明智之举。

其二,甲午战争中设首家红十字医院,开风气之先。

作为东北首个对外开埠的口岸城市,营口风气开放,欧风美雨,声光化电,异彩纷呈,红十字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播、实践。早在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12月3日,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医生司督阁,就在营口租赁一家中国客栈开办了简易的红十字医院,救护伤兵伤民。客栈“竖立起非常大,也非常显眼的红十字旗帜”。救护工作由营口海关医生达瑞(又译为戴理、戴力、戴利,营口人称为达大夫)总负责,参加救护的共有8名医生,且“每个有能力的外国人都被临时动员起来,加入到位伤员们服务的行列。”医院条件简陋,“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医院似乎是简陋和肮脏的地方,但对伤员们来说,这里无异于享乐的天堂”——“红十字医院就是天堂”1895年3月战争结束,营口红十字医院由一所扩充为4所,收治伤兵上千人人数既多,医治者为之应接不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展的红十字救护运动,也是国内第一所红十字医院,开风气之先。而且,红十字医院与上海联系密切。为了提供后援保障,旅沪英国传教士、驻沪总领事以及洋商,在上海“成立有一个红十字会”,“慷慨地承担了牛庄港红十字医院的所有费用”。正是在上海总会的支持下,营口的救护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光绪皇帝特授予牛庄港红十字医院几位主要医生双龙宝星三级勋章”。虽然营口红十字医院的开办,上海红十字会的组建,均为“洋人”主导,但在筹款募捐过程中,上海的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等机构以及江浙民众,也是鼎力相助

营口率先垂范,确立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起源地的历史地位,这种优势也奠定了在此设立“第一分会”的良好基础。

其三,营口传教士义无反顾,善与人同。

与营口传教士魏伯诗德(又译称韦伯斯特)特殊的“人脉”关系也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决定在营口设立分会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魏伯诗德是英国苏格兰新教传教士,与司督阁一起来到东北。据《申报》报道称,他“久在营口等处传耶稣教有年,彼处无论何人,均知有魏牧师”,在官绅阶层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李提摩太均有联系。沈敦和在酝酿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之时,就曾致电魏伯诗德,请其臂助,旋得回电,极愿赞成”,并“腾出医室中卧床五十张,以备遇难病民安卧云。”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时,同为英国传教士的李提摩太电询牛庄教士可否助救难民”,得到魏伯诗德肯定的答复,“且愿效力者甚众”。魏伯诗德义无反顾,决心全力以赴,救助东北难民,这使沈敦和、李提摩太深受鼓舞,因此遂有创设红十字会(分会)之议。

有鉴于此,首创营口分会提上日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的第7天,即1904317日,中西董事首次集会,即将在营口添设分会的构想提到议事日程:“施(则敬)曰:目前东三省办理此举,自须仰仗西国教士偏劳,惟中国善士愿往者甚多,宜亦派往。西董曰:前往与西教士合力更好。施曰:如不派华人前往同办,恐华人捐款,不能源源踊跃。威(金生)曰:请于牛庄设一分会,亦举中西董事合办。西董即由魏伯诗德,公举华董田贵。华董诸君公举现居牛庄之人,所有在彼一切办法,由彼处分会集议安定,牛庄华董可将办理情形,随时函告上海华董,报知众商,以昭大信。众曰:可。”在营口设第一分会达成共识。

 

二、营口分会的人道救援行动

190446日,营口分会宣告成立。据报载,这一天“洋人之旅居牛庄者……在教会牧师住宅聚会。聚会之故,盖因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电报,允许相助。到者甚众,首席为德国副领事彭定耐尔君,次为美国领事密勒君、意司比格而船主白登君并英、美日报馆军务访事人等。议论之下,彼此和衷商定,在牛庄设立万国红十字分会,选举董事十人,刊一捐启,就地募捐,为会中办理善举。董事当经选举六国官商分充,即中、英、美、俄、德、丹是也。”次日,召开董事会,公举美国驻营口领事密勒为总董,大理医生管理银钱,魏伯诗德司理文案,负责难民救护事宜。营口分会董事分为两股,“以一股专管医院各事,以一股救护难民”,各司其责,俾医治因此战受伤之人,其有危难者亦可代为保护。

营口切近战地,日俄两军争战激烈。据《营口市志》记载,5月15日至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盖平至营口之间的海岸炮击俄军,给营口带来灾难。7月9日,日本第二军在奥保巩的指挥下攻战盖平,随后两军在营口近郊大平山进行激战,俄军战败北逃。23日,第二军进攻大石桥,26日日军占领营口。10月,沙俄远东军司令克鲁巴特金命令骑兵团迂回辽西,进攻营口。营口地区战火纷飞,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嗷嗷待哺,不可终日营口分会成立后,立即展开人道救援行动。负责实施救护的英国传教士魏伯诗德,假爱尔兰会华医院为营口分会总医院,以该院经理白兰德主其事,达立司、西底戈丁、艾德根、阿乃尔、李阿茂、穆伊尔、傅古敦诸西医分担救护之责。医院“药物器械,尽行备妥”,“医院内已备床五十张,一切应用均已齐备,以待战士及无关战事之受伤者。会中各事亦已整齐,一遇意外,便可随意施救。同时,“租有客寓一所,约可容四百余人,以为难民居处,均为之备饮食,供需求。”

营口分会救助难民脱离兵戈之险的“出险”行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营口分会开办之始,即张贴告示,“遍告客籍商民,以兵事将临,地方危险,本会谊应救护,请各自酌量,如川资无着者,当由本会酌给并酌备零用,护送出险。”但“众情安土重迁,且海口轮船尚在出入,不无观望。”果不出所料,日军进逼,俄军下令封港,“其驻防兵丁,一夕数惊,误将中国民船疑为日军已至,轰放枪炮,商民船户误伤甚多”,刹时人心惶骇,纷纷向营口分会求助,“恳照前说,设法出险”。魏伯诗德等“一面电请北洋官绅按照沪会定议赶办车船免票寄下应用,一面因免票尚未寄到,先于各人衣襟下、手掌内各盖一小印,取给洋银,初由西董分起送至车站,与管站人说明,验有此等图记者,不再索车价,陆续载送入关。自此内地得信者络绎而来。”红会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奔忙不息。

营口分会的“出险”行动,成绩卓著,到8月初旬,4个月中救护出险并资遣回籍的难民已达4250余人,“另有左近之妇孺二百五十人,被兵毁家,流离出境,本会(营口分会)悯其苦况,留居二十余日,至兵退境安,始遣人护送回乡。”又据西董密勒、魏伯诗德致袁世凯信中所说,牛庄已开红十字医院一所,以救两战国伤兵以及中国因战被伤人民,逃出战地难民亦曾设立栖息之所。俄人占据牛庄以前,医院无甚大用,因附近并无战事,间有华民被水雷击伤者,亦经收留医养。自日人占牛庄后,医院之用始广,因彼就此医院医彼水师人员甚为得用。中国难民曾栖息受餐者,为期或短或长,为数约在五千以上,均经遣送过江交北洋分会分别遣回北省各处原籍。自东南西村猛战后,逃来避难妇人孺子甚多,均已分别留养资遣。在整个行动中,营口分会共救治伤者26000人,救护出险资遣回籍者20000。在此过程中,魏伯诗德奔走联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当我们首次尝试向中国难民提供帮助时,俄国和日本的公使都表示拒绝,尽管北京的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请求。他们说,他们各自的红十字会能够应对各种危急情况。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手头有大笔款项,却缺乏必要的权威进行散发。于是我给我的一个朋友、满洲苏格兰长老会的韦伯斯特(Webster,即魏伯诗德——引者)先生写信,说明中国政府没能取得日、俄两国的同意,使我们协会前往满洲救助中国难民,如果他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将非常高兴。

于是韦伯斯特先生私下里拜会了俄方将军——他们有点私交,请求说,如果不能向中国人提供救助,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结果俄方将军允许他向在俄军占领区的中国人发放救济。然后,韦伯斯特先生又写信给日方将军,说既然俄方已经同意国际红十字协会(即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引者)对中国人开展救助工作,他(韦伯斯特先生——原注)感到在怜悯可怜的中国难民方面,日本不应该表现得比俄国更差。日方将军立即表示同意。这样,北京的政府部门无法做到的,韦伯斯特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

 

正是由于魏伯诗德的睿智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人道救援行动才得以向纵深推展,也才有营口分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三、复制“营口模式”,建立卓越功勋

营口“实验”,成效可观,这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同仁对救援行动充满信心。

1904712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出台,它是日俄战争救护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在《简明章程》中,充分肯定了“营口模式”的价值,云“本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最重救护战地因战事被难、无关战事之人民,先由营口分会倡办,后由烟台分会酌办,现各分会均已照办。且人道救援严格遵守红十字中立性原则,不分敌我,一视同仁,“无论华人西人何国人,均一体相待。营口曾救护德人,随时知照天津接护”,为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已屡次函电,切嘱各分会加意照办,毋得稍有歧视。”组织架构上,“分会或西董主持,华董襄理,或华董主持,西董襄理,皆与上海总董联络一气。营口设立最先,西董美领事密勒、英教士魏伯诗德,办理最为得法。”显然,“营口分会”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救援行动的成功,而且具有“榜样”、“样板”意义,已经超越了自身的存在,而具有了“模式”的示范效应。正因为如此,复制“营口模式”,在东北推广,势所必然。在《简明章程》中,特别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经华总董遴延上海张丹荣别驾庆桂、宝山周正卿司马传戒赴山海关外添设新民屯、沟帮子分会,周正卿旋即自请辞退回沪,总董续延高淳刘兰阶大令芬、宜兴任启人刺史锡琪、上元徐性谟都尉信谟、日照朱殿卿都戎庆章、扬州许文卿游戎正寿、前刺史徐都尉已至奉天禀商大府,会同西董设立分会医院,并电商密勒、魏伯诗德等,展设辽阳、开原、吉林分会医院。新民屯、沟帮子、辽阳、开原、奉天、铁岭、安暑河、海城、山海关、法库门等分会相继开办,救助行动全面展开。“营口模式”的示范效应由此得到凸显。

10多个分会建立起来,但营口分会依然担当“第一分会”的角色,人道物质时时通过营口分会中转,救护经费也常由营口分会转汇支应,《大公报》发表营口分会函称,“本会已在开原、盛京、辽阳等处设有分会,由营口总会拨款支应。这里谓“营口总会”当然易引起误解,但营口分会俨然东北各分会的“领袖”角色,则毫无疑问。

作为“先行者”,营口分会与东北各分会保持密切联系,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日俄战争救护的枢纽,这种角色,自然决定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特派”人员与营口分会的榷商机制,此机制不仅在《简明章程》中得到确认,如上所述,而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加以遵循,如《申报》发表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来函所说,“本会自在山海关外、新民屯、沟帮子及烟台添设分会,与营口互相联络,有医院以备医伤,即救护无关战事人民出险,亦日多一日,现又于辽东之辽阳、奉天、吉林、开原、安暑河添设分会医院,电致会董徐都尉信谟、任刺史锡琪前往察酌情形。蒙增军帅、廷京兆饬派梁太守掌卿、李参军油会同商酌,并与营口分会董事密勒、魏伯诗德面商。由此不难想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营口分会的倚重。

救护难民“出险”,营口分会董事密勒、魏伯诗德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密勒不久之后因病回国,使魏伯诗德“怅惘良深,如失良友。”魏伯诗德只好凡事亲力亲为,尤其在兵灾赈济方面,更是走出营口,不辞劳苦,勘灾赈灾。19041117日《字林西报》发表他给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函件,缕述他勘灾情形,谓“弟近承本处红十字会及日本官宪嘱赴岫岩、海城、盖州一带查勘今年夏间曾遭兵燹各处情形,得悉该处屋宇禾稼经已大遭蹂躏,迨至冬间,百姓必至异常困苦。愚意会中当派一人前往查察以备救济。弟日前系乘本地骡车从海城首途,缓缓先向东南,行至岫岩,择其遭难最重之区,逐村巡视,躬历兵过之地,阅视村中稻场,访问乡人、乡长暨地方官,所有禾稼损伤若干等情,均承一一见告。自岫岩复向西行而至盖州,然后折而南行至大理寺、瓦坊店各处,事竣回海。复蒙岳古赉都戎准,赴辽阳一行,遂与魏司华德君暨本地查账(赈)委员晤商一切。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体验到他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勘灾赈灾的艰辛。难怪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同仁感慨万千,评论道:“魏伯诗德君为本会董事,慈祥恺悌,以德动人。自牛庄开办分会医院后,无论老幼男女,援手护救者不下万人,由是而辽而沈而开原、吉林各分会,以次递兴,而辽会实为南北门户。今得其同教魏诗(司)华德君,一一布置,有条不紊,遂使全辽人民奔走相告,得庆再生。而日将福岛君登堂引观,亦复一视同仁,辄以巨金见助。呜呼!此非魏伯诗德君知人善任而以诚相感,曷克有此!”1908年朝廷表彰日俄战争救护中“异常出力”人员,营口分会“西董领袖魏伯诗德”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可谓名至实归。

总之,作为“第一分会”,营口分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营口模式”的“复制”推广,使战事救护取得巨大成功。据史料记载,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依托营口等分会,救助日俄战灾,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者仅331人。“此次救护工作,得到教会和医院以及中国官方最高的合作,所以成绩特佳。”营口分会的魏伯诗德就是杰出代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红会中西办事董事及救难人员不支薪水,他们以崇高的奉献精神,救死扶伤,扶危济困,默默实践着红十字赋予的人道圣职。他们的业绩,在白山黑水的辉映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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