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的求索者
——读彭珮云《不懈的追求———蓬勃发展的中国红十字事业》
郭长江
翻开彭珮云同志的《不懈的追求——蓬勃发展的中国红十字事业》（简称《不懈的追求》）一书朴素的蓝色封面，仿佛还能闻到淡淡的墨香。其实，我从2009年11月就开始读这本书了，当时正逢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我就是那时得到了它的样书。这本书收录的是彭珮云同志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十年间的重要讲话、调查报告以及对一些问题所做的重要批示，记录的是彭珮云同志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兢兢业业奔走呼号的足迹。阅读《不懈的追求》一书的过程，是一个钦佩和感动的过程——钦佩作者对红十字事业的深入思考和对红十字理论的卓越建树，感动于作者对红十字事业的一片深情和执着追求。
一、《不懈的追求》渗透着作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彭珮云同志多年来身居高位，一贯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自1999年10月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起，彭珮云同志调查研究的内容就增加了红十字会工作的实践。《不懈的追求》一书的第三部分是彭珮云同志在地方调研红十字会工作的讲话。从这44篇讲话中，我们看到，她的足迹遍及全国除西藏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基层出发，通过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红十字会的良好运行寻找突破，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科学发展探索道路。
为鼓励各级红十字会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她提出“各级红十字会要想有地位，必须有作为。”针对红十字会自身实力较弱的情况，她提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要积极探索如何把红十字会建设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密切联系群众、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救助团体。”
她一直很关心基层红十字会的运行机制。2004年在江西省宜春市调研时，她发现了“以两名红十字会专职工作人员为核心，带动社会上有关方面志愿者的力量共同开展红十字会工作”的工作模式，并充分肯定“‘2带5’的工作模式是一种很好的尝试。”通过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的参观访问，她提出“虚心学习香港红十字会的好经验。”她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仅带动了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也对红十字工作脚踏实地向前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不懈的追求》显示出作者理论创新的勇气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可谓“百年老店”。一个“百年老店”，怎样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彭珮云同志十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
彭珮云同志经过对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的回顾与分析，对比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展历程，2003年在七届四次理事会上作的题为《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的讲话中提出了 “中国红十字会现在还处于开创时期”的重要论断。她说，“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但在其发展进程中有些曲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还处于开创时期。” 她分析说，“红十字会工作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组织建设还不够健全；红十字会的社会知名度还不够高，救助实力还不强。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她提出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论断，就是要勉励广大红十字人对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创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她带领红十字工作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领会科学发展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提出了中国红十字事业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期”。她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有很多内容与发展红十字事业密切相关”，党的十七大特别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对红十字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开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崭新局面，她提出要“巩固和发展理顺管理体制的成果”，“坚定不移地理顺管理体制”。面对各级红十字会编制少、人员少、经费少，但工作任务重困难多的局面，她提出要建设“社会化、开放式的工作格局”，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红十字事业中来。
彭珮云同志特别强调红十字会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应该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她担任红十字会会长初期，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地位、作用还不了解，工作难以开展的局面，她开始认真思考。在2001年的红十字会七届二次理事会上她作了题为《创业绩，树形象，求发展》的讲话。她说，“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及各国的红十字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要格外珍惜红十字会的良好声誉和巨大无形资产，在新世纪，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久，她又在题为《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讲话中强调，“红十字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研究如何发挥红十字会的特点与优势，把工作做得更好，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为人民服务。”
彭珮云同志经过对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现状的调查和分析，认为理顺管理体制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组织保证和必要条件，要“坚定不移”地推动这项工作。从2000年起，她就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问题亲手起草了多篇讲话，深入浅出地向各级红十字工作者和各级党政领导阐述理顺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懈的追求》中所辑录的她的多篇讲话，如《组织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坚定不移地依法理顺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要抓紧理顺市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动县一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等，都集中反映了彭珮云同志关于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思想。
她认为，如果不理顺省、地（市）、县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把工作落实到基层；就很难履行好“红十字会法”赋予的各项职责，承担起对弱势群体人道救助的责任。她指出，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有利于依照“红十字会法”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有利于加强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支持、资助、保障、监督及部门间的协调；有利于形成符合红十字会自身特点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有利于开展国际交往，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可谓“百年老店”。一个“百年老店”，怎样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彭珮云同志十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
彭珮云同志经过对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的回顾与分析，对比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展历程，2003年在七届四次理事会上作的题为《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的讲话中提出了 “中国红十字会现在还处于开创时期”的重要论断。她说，“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但在其发展进程中有些曲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还处于开创时期。” 她分析说，“红十字会工作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组织建设还不够健全；红十字会的社会知名度还不够高，救助实力还不强。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她提出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论断，就是要勉励广大红十字人对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创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她带领红十字工作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领会科学发展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提出了中国红十字事业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期”。她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有很多内容与发展红十字事业密切相关”，党的十七大特别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对红十字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开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崭新局面，她提出要“巩固和发展理顺管理体制的成果”，“坚定不移地理顺管理体制”。面对各级红十字会编制少、人员少、经费少，但工作任务重困难多的局面，她提出要建设“社会化、开放式的工作格局”，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红十字事业中来。
彭珮云同志特别强调红十字会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应该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她担任红十字会会长初期，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地位、作用还不了解，工作难以开展的局面，她开始认真思考。在2001年的红十字会七届二次理事会上她作了题为《创业绩，树形象，求发展》的讲话。她说，“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及各国的红十字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要格外珍惜红十字会的良好声誉和巨大无形资产，在新世纪，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久，她又在题为《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讲话中强调，“红十字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研究如何发挥红十字会的特点与优势，把工作做得更好，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为人民服务。”
彭珮云同志经过对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现状的调查和分析，认为理顺管理体制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组织保证和必要条件，要“坚定不移”地推动这项工作。从2000年起，她就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问题亲手起草了多篇讲话，深入浅出地向各级红十字工作者和各级党政领导阐述理顺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懈的追求》中所辑录的她的多篇讲话，如《组织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坚定不移地依法理顺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要抓紧理顺市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动县一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等，都集中反映了彭珮云同志关于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思想。
她认为，如果不理顺省、地（市）、县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把工作落实到基层；就很难履行好“红十字会法”赋予的各项职责，承担起对弱势群体人道救助的责任。她指出，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有利于依照“红十字会法”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有利于加强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支持、资助、保障、监督及部门间的协调；有利于形成符合红十字会自身特点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有利于开展国际交往，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不懈的追求》充满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
中华骨髓库的重新启动和快速发展，离不开彭珮云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早在1992年，中国红十字会就建立了“中国非血缘关系骨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由于诸多原因，其后十年工作进展很不理想。2001年年初，江苏徐州段庄第二小学全体少先队员和徐州彭城大学土建系的同学致信彭珮云同志，真诚希望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一位来自县医院的同志也致信彭珮云同志，谈了工作中的体会，深感这项工作十分重要，表示要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发出倡议，带头捐献造血干细胞，以挽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彭珮云同志通过这几封信听到了民众的呼唤。她指出，“建设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是一项挽救众多人的生命、充满爱心的、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她说，“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这一重任，为患者送去福音，为社会造福。”
此后，在对这项工作进行了缜密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后，她认为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日臻成熟，她以卓越的胆识重新启动并领导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亦称“中华骨髓库”）的建设，开拓了“红十字事业一个重要的新领域”。在彭珮云同志领导下，十年间，中华骨髓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华人骨髓库，入库志愿者资料超过100万人份，提供检索配型服务2万多人次，截至2010年6月底，已有1700多人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其中向国（境）外提供造血干细胞70多例。
为了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她积极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她指出，这项工作符合红十字会的宗旨，有利于拓展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工作领域，“积极协助政府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是红十字会的重要责任和光荣使命”。她多次指出：“人道是红十字文化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她时刻关心着人的价值、权益和幸福，她对暂时还处于困难的群体总是充满了人文关怀。她在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深情地讲道：“‘红十字’这个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名字，已经深深植根于民众，植根于中华大地。‘红十字’已经成为全球信赖与安会的标志、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希望。”今天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心中依然有抑制不住的激动。
彭珮云同志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已经载入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史册。相信《不懈的追求》一书对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继续发展，对增进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事业的了解一定会有帮助。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慈善救济事业研究的新成果
——评《民国以来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吴科达
蔡勤禹教授的新作《民国以来慈善救济事业研究》于2010年7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里集结了作者10年来辛勤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内容分为五编，前四编集中探讨了民国以来慈善与社会救济事业的方方面面，最后第五编则跳出了慈善，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了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包括慈善团体在内的民间组织和政府的社会控制政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于一个爱好历史的读者而言，蔡勤禹教授新作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提供了一面反观中国近代复杂历史的镜子，让人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
蔡勤禹教授在书中通过对中国慈善事业自近代以来的发展脉络进行清晰地梳理，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慈善救济事业跌宕起伏的历史和现实画面。中国近代以来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晚清民国为一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多年为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第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特别是民国时期，似乎是中国慈善救济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首先，现代社会的慈善救济思想基本形成了。自晚清开始，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观念在融合、吸收了西方社会救济思想而逐渐现代化，到民国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慈善救济思想：（一）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宗族救济模式”；（二）放弃了将社会救济视作怜民、爱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人民有难、国家有责的现代意识；（三）将社会慈善救济方式建立在实现整个社会工业化的基础上。[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改变，整个社会保障事业由政府和集体包办，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充功能被否定，建国前的慈善救济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人民的工具”，“极具伪善性和欺骗性”，受到国家权力前所未有的批判，慈善事业发展由此“断裂”。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逐步展开，慈善思想又重新成为社会话题，慈善事业又重新复兴。蔡勤禹教授在新作中用专门一编研究当代慈善意识、慈善文化、慈善捐赠、慈善组织和企业慈善，并就当代慈善热点进行了前瞻性探讨，弥补和深化了当代慈善事业研究，极具现实意义。
其次，蔡勤禹教授在书中立足现实，总结历史，对民国以来主要历史时期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归纳提炼。慈善救济在民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其中表现之一是慈善团体不断涌现。据统计，1930年全国慈善团体大约有550个，受战争影响1945年底降到235个，1946年底恢复到296个，1947年6月已经增长到了467个。[2]慈善团体的组织结构也日趋规范，一般采用会员制，一些大团体还建立了科层制的内部管理制度，经费来源包括社会捐款、会员会费、政府补助和经营性收入等等，日益多元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慈善事业被否定，慈善组织荡然无存。1993年1月吉林省慈善总会成立后，慈善组织又得到迅速发展，到2001年全国已有慈善组织172家。但是这些慈善组织因多是从体制内分离出来，与政府之间有密切联系，管理模式也带有衙门色彩，再加上制度环境方面存在的限制，慈善组织发展仍然不畅，无论从慈善组织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蔡勤禹教授在书中就当代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并提出解决对策，从而使该书不仅具有厚重历史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再次，就慈善团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民国30多年里政府颁布了20多部救济法规，来调整和规范社会救济行为。在这些法规的约束下，政府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救济行政制度，许多慈善团体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在慈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分工和互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慈善事业在中国重新恢复，并从9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慈善组织。由于长期的体制束缚和体制性资源的强势地位，慈善组织的民间性和社会化仍然困扰着组织的发展，很多慈善组织还是半体制化组织而不是真正独立的民间组织。对慈善组织地位的非常态现象及如何理顺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关系，该书结合一些个案进行了深入剖析，读后令人深受启发。
在慈善救济事业中，政府所担当的责任应当到何种程度？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应当如何分工？这是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的问题。一般而言，现代政府在失业、教育、医疗和退休养老等方面有责任建立一套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应对天灾等突发性灾难时要有一套赈济制度。然而作为一个全民的公共政府，它所推行的福利政策和赈济措施都带有普适性，难以满足个体不程度的特殊需要，因此就需要有民间慈善作为补充。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民间慈善只不过是政府社会保障政策之外的添头。由此而来的另一推论是，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和赈济措施保障了公民基本权利之后，除了制订法律规则并履行相应的监督责任之外，就不应过多干预民间的慈善救济。政府的不当干预不仅无助于慈善事业发展，还会削弱个人从善的仁爱之心。蔡勤禹教授在书中从中国慈善事业百年发展历史中，提出的这新颖观点，不只是研究者纯粹的理论游戏，更是当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蔡勤禹教授的新作将历史与现实打通，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慈善救济事业发展与演变的多彩画面。书中既有宏观的理论分析，也有微观的个案探讨；既有整体性的研究，也有区域性的剖析；既有多视角的透视，也有单视角的探微。该书的出版丰富和推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使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又多了一项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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