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考实
池子华
1907年中国红十字会“自立”，走上了自我发展之路，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同时也是为了巩固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会内运作机制做出重大调整，“会长”应运而生。那么，谁是中国红十字会“自立”后的首任会长呢？提出这样的疑问，也许令人不可思议。因为，红会历史早已盖棺定论为吕海寰，这是历史常识。红会各种出版物、相关网站，均作如是观。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如：
《红十字手册》谓：“1907年清政府颁发关防，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会长为商务大臣吕海寰。”[①]
《闪光的红十字》云：“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商约大臣吕海寰监临会务（称‘盛大臣’，即会长——原注）。”[②]
《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称：“1907年7月21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清政府批准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大清红十字会，任吕海寰为会长。”[③]
《中国红十字事业》说：“1907年，清政府颁发关防一颗，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并派‘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监临会务’（称‘盛大臣’，即会长之职——原注）。”[④]
台湾出版的《九十纪要》亦云：“清廷因于一九○六年派驻英公使张德彝赴瑞士签订救护伤病员兵条约，并于一九○七年组织大清红十字会，由政府颁发关防，令派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一九○九年接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余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大清红十字会遂取而代之。”[⑤]
从上面的随机例举中不难发现，吕海寰为会长，可谓众口一词，不容置疑。
众口烁金，笔者亦曾深信不疑。吕海寰毕竟是中国官方“监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事务的头号人物，由他出任“脱胎”而出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况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不至于把自己的首任会长弄错，否则，岂不是开“国际玩笑”？但当笔者溯本求源、检视这一说法的出处时，不免疑窦丛生。
上述说法，源自《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1924年编，载入1924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1993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辑出版《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亦收录其中。这份资料，记载1904年至1924年中国红十字会活动大事，是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关于1907年，该文献记载：
“（纲）改名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为会长。（目）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奏上海创设红十字会，缕陈办理情形及善后持久事宜并请立案，奖叙在事出力员绅一折。光绪三十三年，奉朱批，着徐世昌查明具奏。该部知道，钦此。旋改名大清红十字会，政府颁发关防，派吕海寰充会长。”[⑥]
这是吕海寰为首任会长的原始资料，上引诸书，同源于此。不过，这一记载，与史实颇有出入。
首先，1907年并没有发现改名大清红十字会的正式文件，改名大清红十字会的事是有的，那是1910年2月27日盛宣怀出任会长以后的事（据二档馆外交部档案，该年6月5日正式启用大清红十字会关防[⑦]），在此之前的近三年中，无论红会往来函件，还是最具权威影响的《申报》，均称中国红十字会或红十字会。
其次，遍检《吕海寰奏稿》及函电、《光绪朝东华录》、《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等史籍，没有找到吕为会长的记载，谓“派吕海寰充会长”之说，难以令人信服，而且，一“派”（即朝廷任命）字，根本不符合1910年前红会运作机制（董事会选举制）。官派会长也是从1910年任命盛宣怀开始的，《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对此也是肯定的，该《纲目》记1910年事说：“（纲）正月，盛宣怀为会长。（目）盖至是清政府派充会长，以前则称盛大臣，监临会务，不称会长。”[⑧]这就等于否定了“派吕海寰充会长”的前说。
又次，《纲目》谓1910年前，会长不称会长，称“盛大臣”，更是不伦不类，翻检红会函件，有“盛大臣”的记载，那是对盛宣怀的称谓，相应地称吕海寰为“吕大臣”，吴重熹为“吴大臣”，从未见把“盛大臣”与“会长”等量齐观。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不排除一时疏忽的可能，如在1910年5月12日《申报》刊登的《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添招新生》广告中，就有“本会奉旨派盛大臣为会长”之句，这是指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会长事，《纲目》编者可能产生“盛大臣为会长”的错觉，臆断“以前则称盛大臣，监临会务，不称会长”，以致以讹传讹。
1910年前，红会会长照样称会长，会长由董事会推举，政府认可即可，无须另“派”。
1904年冬，吕海寰函致盛宣怀，告以拟请其出任红十字会会长，函称：“红十字会折定于十八日呈递，折底已呈庆、询、涛三邸及世、那、鹿阅过，均甚赞成。大约会长拟派吾兄就近经理。至关防一节，或饬部镌，或自己刊木质关防奏明，亦是一样，朝廷即遵来函更正曰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云”[⑨]。就是说，早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初，朝廷即有意让盛宣怀出任会长，只不过碍于5国合办，不好“派”。
1907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从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流变”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适应这一变革的需要，中国红十字会推举出首任会长。但首任会长究竟是谁呢？不是吕海寰，而是盛宣怀。这在《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有明确的记载：“洎乎一千九百零四年创立之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中国会员遂于上海开会，议决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为久远之计。适商约大臣盛宣怀驻沪，遂公推为会长。一千九百零七年盛大臣（盛宣怀）将组织会务情形奏达朝廷，当奉谕旨，准照办理，并派盛大臣为会长。其时本会并未请领敕旨书，亦未订立规章，故其范围未见推广。”[⑩]这是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向在美国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第九次大会提交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央部赴会报告》，经时任会长的吕海寰审核无误后寄呈，抄件则存《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了。这份资料比《纲目》编写的时间要早得多，且吕海寰对此并无疑义，它的可靠性是无庸置疑的。就是说，盛宣怀才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而且是“公推”的，得到朝廷的认可而已。正因为盛宣怀自1907年后一直担任着红会会长职务，故1910年清廷任命他为大清红十字会会长，才显得顺理成章，否则，倒有些不近情理了。
综上所述，吕海寰并不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首任会长为盛宣怀。
（摘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①]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红十字手册》，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②] 尤德新编著：《闪光的红十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③]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9页。
[④]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⑤]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九十纪要》，台湾致琦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印行，第16—17页。按清政府派张德彝赴瑞士补签日内瓦“原约”的时间，如前所述是1904年，并非1906年。
[⑥]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原载《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453页。
[⑦] 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45页。
[⑧]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页。
[⑨] 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中），第1064页，见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页。
[⑩]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8辑，第885页，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