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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8-9-30 9:43:26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一份弥足珍贵的红会历史资料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述评
池子华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以下简称《纪念册》)藏于常熟市图书馆,1933年常熟分会编印,1983年苏州市红十字会将之作为《红十字会史料》复印若干份以便收藏。承蒙苏州市红十字会郝如一副会长见赠,笔者得窥《纪念册》全豹。这是一份难得的红会史料,弥足珍贵。本文于此简要述评,以飨读者。
 
一、《纪念册》概述
  常熟分会所以要编印民国廿一年即1932《纪念册》,是因为常熟分会在这一年投身于抗战救护的伟大事业,有足资彪炳红会史册的骄人业绩,值得垂后世而昭永远。如常熟分会张鸿会长在“序”中所说:“去年(1932年)暴日构兵,大祸将至,邑中人士逃避一空,理事会诸君及热心救济同志,奔走急难,俾红十字之旗帜不至闻军笳而消散。大兵之后继以大疫,又假孝友校舍设立医院,救济兵民,不辞劳瘁,可为尽力于社会者矣。爰集成绩编葺纪念册,命余序之,自愧衰老不克随诸君子少尽心力,援笔之际,惟望同志继起,绵延光大,非特地方之福,抑亦斯会之幸也”。(《纪念册·序》,第1—2页,以下引文仅注页码)显然,编印《纪念册》,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继起”传承“尽力于社会”的红十字精神,并使之“绵延光大”。这是“纪念”的真正意蕴。
  这里要说明的是,张鸿“序”中谓“吾邑之红十字分会始于甲子兵祸救护防疫,赓续不绝”(第1页),把常熟分会的创会时间认定为甲子年即1924年的江浙战争救护,是不确切的。其实,早在1911年,常熟分会即已存在,是辛亥革命时期经中国红十字会认可的第一批分会之一。根据《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截止到1911年11月16日)透露的信息:“常熟分会(医院在陶家巷),周惠莲女医士、周晋麒女医士,看护孙志英”[1],说明在11月16日之前,常熟分会即已宣告成立(具体日期待考)并得到总会的承认。不仅如此,常熟分会在周惠莲女士的主持下,积极救治伤兵,如史料记载说,“苏沪光复后,常熟女医士周惠莲君,驰函总会愿设临时医院,义务医治伤兵。金陵光复时,伤兵之返常熟者,均由周女士医治之。”[2]不言而喻,常熟分会在辛亥战时救护中,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因为如此,1912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隆重召开“统一”大会时,常熟分会孙志英应邀出席盛会[3],实际上也是对常熟分会工作业绩的一种肯定。如此看来,常熟分会的创会时间,追根溯源,实应为1911年,而不是1924年,尽管这中间出现了“空挡”。
  《纪念册》共20目,分别为:《序》、《题字》、《职员照相》、《摄影》、《创始红十字会南丁女士传》、《红十字会十大利益说》、《红十字会白话浅说》、《中国红十字会分会通则》、《取缔违用红十字会旗帜袖章条例》、《会员录》、《职员录》、《工作日记片断》、《灾区观察记》、《收支报告》、《治疗所门诊人数表》、《难民收容所一览表》、《施送时疫药水一览表》、《时疫医院比较表》、《掩埋队收殓兵民姓名表》、《注射防疫针人数表》,正文凡73页,插页28页。从目录看,内容涉及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源流、相关规章制度、常熟分会组织架构以及工作业绩等。其中重点自然是工作业绩的记录,这是《纪念册》中最值得“纪念”的内容。
 
二、可贵的墨宝与插图
  《纪念册》史料价值极为珍贵,这其中的插页,让人震撼而留下抹不去的深刻印象。《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纪念册》书名,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国民政府要员及十九路军将领题字志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为“同心急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题字为“惠彼伤残”;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题字为“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的题字是“贤能多劳”;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的题词是“救国之道各尽所能勇猛行动博爱精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题字是“惠及军民”;第五军参谋长祝绍周题字为“仁慈”;第五军参谋处长张觉吾题字“民族之光”;第五军参谋科长陈公哲题字“博爱”;第五军参谋科长卢少谷题字“一视同仁”;第五军文书科长林森木题字“生死人而肉白骨”;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纪青、副师长裴同野题字“慈航普济,博爱为仁”;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题字“惠被军民”;第八十七师参谋科长黄勉民题字“博爱济众”;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宣铁吾题字“救国之道不一,要在人尽所能,各为国家民族而努力”;第八十八师参谋处长马君彦题字“共抒国难”;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题字“恤难宣勤”;第十九路军一五二旅旅长翁照垣题字“为国医伤”,等(插页)。如此众多的军政要员为地方红会题字勉励,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是罕见的。而这些珍贵的墨宝手迹蕴涵的意义更有价值,称之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宝贵精神财富,实不为过。史料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同样给人以抹不去的记忆是《纪念册》的插图。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图片不能称之为“史料”,“史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其实,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是史料,历史图片以及声音、影像资料等同样是史料,特别是“老照片”,其史料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人的认可。在《纪念册》中,相关“老照片”有: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时疫医院全体职员摄影;会长张鸿;副会长张玉,副会长宗舜年;议长瞿启甲;副议长狄恩霖;议员钱万青,议员黄农,议员王振孙;理事长俞承枚;理事胡塍,理事杨以嬴;资产保管员杨以均;会计蔡闻樵;交际黄炳元,交际曾栋,交际陈忏因,交际郝社伯;李市分办事处主任朱乐天;总务俞志千,总务庞丙良,总务俞叔高;第一救护队时寿芝、邓虎生、钱味青、陈德公、丁伟成、钱君安、俞际湜、丁秀英、吴庆育、归红渠、顾诵、张霖;国医于中和,国医陆兰斯,国医蔡树声;第一收容所顾寿南,第一收容所顾光裕,第一收容所庞取威;第二收容所许维之;第三收容所金南屏;第六收容所陈(郑)遹声;第二救护队蔡开热、归仲飞、张振英、黄家樑、陈开甲、俞寿甫、沈重光、陶公义、张沧帆、高桐森;通讯队周振华、通讯队尉剑英;运输队蔡钧培;掩埋队何可人;时疫医院事务蔡裕昆;临时治疗所医务主任邵预凡,医师顾见山,医师黄承熹,医生孙家骥,医生朱炳文,医生戴逸震,医生胡人镜;时疫医院主任医师吕富华,医师吴国卿,医师李浩泉,医师汤诚,医师屈振华,医师曾光叔,义务医师杨定国,医师沈汝冀;本会救护队至岳王市时在该镇收容所门前(即大悲殿)留影;救护队往战地救护灾民运常(熟),上图系在太仓上船时所摄;本会救护队在杨林口海滩休息时摄影;救护灾民到埠时摄影;灾民到第一收容所被军警检查时摄影;灾民到达第二收容所俟军警检查时之摄影;第三收容所;第四收容所;第五收容所;本会救护队护送灾民回籍上船时摄影;治疗所门诊室;治疗所病房之一;治疗所病房之二;治愈出院登报道谢一束;时疫医院男病房;时疫医院女病房之一;时疫医院女病房之二;时疫医院蒸馏水工作间;赴乡注射防疫针摄(影);新塘市被焚之一;浏河被炸之一;仪桥被焚之一;杨林口被焚之一;七丫口被焚之一,共97幅照片。这97幅“老照片”,是对常熟分会职员、志愿者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写真,其直观性、传真性是文字资料所不能替代的,史料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三、抗战救护的组织架构
  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救护,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抗战的一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是抗战救护的主导力量,而地方分会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同样不可小视。惟战争等因素,地方分会自身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使人常有难识分会救援行动“庐山真面”之憾,由是观之,《纪念册》的留存,更显难得。它为我们审视地方分会的战地救护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常熟分会的抗战救护,如上所述,即淞沪抗战救护,“淞沪之役,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救死扶伤,劳苦功高”(行政院汪院长精卫题字附记,见插页)。而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组织架构的高效运作。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领率机关,即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由会长张鸿(字隐南)、副会长宗舜年(字子岱)、张玉(字用舟)、议(事)长瞿启甲(字良士)、副议长狄恩霖(字子怡)、理事长俞承枚(字九思)和钱万青(字莲士)等14位议员及胡塍(字受伯)等3位理事组成管理层,以会长为核心,主持救护及日常事务。常熟分会下设会计、文书、交际、总务、庶务等股以及驻沪交际处、分办事处,分工明确。在李市设分办事处(朱乐天负责),是为了更有效的施行救援计划,而在上海厦门路尊德里设驻沪交际处(俞承修负责),显然是为了加强与总会和上海社会各界的联系,如是之举,实属罕见。
  其二,救护主体,为常熟分会组织领导下的救护队。在抗战救护中,常熟分会组织了两个救护队,即以时寿芝为领队的救护第一队,有邓虎生、钱味青、陈德公、丁伟成、钱君安、俞炳益(字季湜)、丁秀英、吴庆育、归红渠、顾诵、张霖等11名队员;以蔡开热为领队的救护第二队,有归仲飞、张振英、黄家樑、陈开甲、俞寿甫、沈重光、陶公义、张沧帆、高桐森、花韵声、杨定熙等11名队员。他们出入于枪林弹雨,抢救伤兵难民,克尽天职。另有以何可人为领队的掩埋队一队,负责掩埋尸骸。
  其三,救护机关,为治疗所和收容所。救护队救下伤兵伤民,即送往治疗所医治。治疗所医务由邵预凡主持,医务人员有顾见山、黄承熹、朱炳文、胡人镜、戴逸震、孙家骥、庞定、庞颍、李俊才等,另有事务人员王涌森、赵子翼、路翼之、苏松岩、朱国霖、张世民等。从《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治疗所住院医治伤病兵士姓名一览》(第62—63页)统计,经治疗所治愈出院的第88师、第47师、第87师以及军校教导队等伤病兵士共计257人,重伤医治无效死亡12人。
所救难民,则安置于收容所内。淞沪抗战期间,常熟分会先后开办6处收容所,为难民提供了临时的“家”。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收容难民姓氏汇刊》所载名录(第64—67页)统计,6处收容所收容各处难民共计534人。除此之外,掩埋队先后收殓兵民30人(第72页)。
  大兵之后往往伴有疫灾发生。为此,常熟分会特设时疫医院,院董有庞树森(字甸才)、王绳高、尹鹏(字邨夫)、王昆山(字振华)、石民佣、沈鼎芬(字芳谷)、汪凤书、季谷三、屈树培(字钧艺)、金平(字一鸣)、金鹤清(字敏君)、郝社伯(字迂公)、俞寿甫、俞可师(字启汉)、时秉刚、徐鸿翊(字君坦)、徐君怀(字铭光)、戴良耜、陈忏因(字佑之)、程元鼎(建新)、张谷如、张幼南、刘珽(字勤圃)、归廷璐(字孟坚)、归谨庵、庞秉逊(字洁公)、缪竹平、戴次沅、顾光裕(字止何)、张鸿(字隐南)、宗舜年(字子岱)、瞿启甲(字良士)、胡塍(字受伯)、杨以嬴(字玉沧)、俞承枚(字九思);主任医师吕富华,医师有吴国卿、李浩泉、曾光叔(字秉轩)、沈汝冀(字志豪)、朱炳文、汤诚、屈振华(字志明),义务医师顾树棨(字缵南)、杨定国(字孟一)、俞炳益(字季湜);义务事务员则有蔡裕昆、时永福(寿芝)、顾彭龄(字寿南)、浦同端(字治一)、陈开甲、陈念宗(字德公)、陈念埮(字兆光)、邓秉球(字虎生)、庞寅(字取威)、许维之、高怀德(字桐森)、张楚(振英)、钱元鼎(字味青)、何峙(字可人)、庞丙良、沈重光、蔡源谰、黄家樑、归鸿(字仲飞)、鲍大文(春芷)、杨玉清。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夏令施送时疫(药)水一览表》(第68页)统计,共施送时疫药水28175瓶;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时疫医院比较表》(第69页)统计,住院人数180人,门诊病人370人;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注射防疫针人数表》(第73页)统计,注射霍乱预防针6106人次。
  战时救护、疫情平息后,据《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奖赠本分会义务职员》(第20页)记载,有35名工作人员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嘉奖,其中二等奖章获得者为蔡闻樵、时寿芝、顾止何、俞志靖;三等奖章获得者为庞取威、俞寿甫、胡受伯、黄家樑、顾寿南、陈开甲、俞仲飞、陈德公、俞采笙、张振英、许维之、俞觐如、邓虎生、归仲飞、张沧帆、钱君安、周梦旦、蔡树声、陆兰斯、于中和、俞亮如、浦治一、俞季湜、钱味青、花韵声、沈重光、何可人、高桐森、陈兆光、周振华、蔡朴孙。他们是常熟分会的骄傲。
 
四、收入与支出
  举办慈善事业,当然离不开经费的支撑。《纪念册》中载有1930年、1931年、1932年3年的年度收支报告。从这3年的收支报告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地方分会经费的收支构成。考虑到在已公开出版的资料中,我们很难发现有红十字会收支状况的报告发表,因此常熟分会的收支报告显得难得且同样具有史料价值。此处将收支报告摘要简析如下:
  (一)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十九年度收支报告(摘要)
  收入项:(1)收中国银行(基金)存款洋一千五百元正;(2)收交通银行(短期)存款洋三百九十五元六角;(3)收中国银行(无息)存款洋九十三元正;(4)收存款息金洋二十三元八角六分(系交行活期存款利息);(5)收捐款洋四百三十元五角八分,捐款芳名列后(略)。以上五项共计洋二千四百四十三元四分。
  支出项:(1)支选举第三届会员大会出席代表洋十九元八角;(2)支施打防疫针洋一百二十九元九角五分;(3)支施送痧药水洋二百二十二元二角六分;(4)支杂项洋二十元三角二分。以上四项共计洋三百九十二元三角三分。
  实在项:(1)存中国银行(基金)存款洋一千五百元正;(2)存交通银行(短期)存款洋三百十九元四角六分;(3)存中国银行(无息)存款洋九十三元正;(4)存账存洋一百三十八元二角五分。以上四项共计存洋二千○五十元七角一分。
  (二)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二十年度收支报告(摘要)
  旧管项:(1)中国银行(基金)存款洋一千五百元正;(2)交通银行(短期)存款洋三百十九元四角六分;(3)中国银行(无息)存款洋九十三元正;(4)账存洋一百三十八元二角五分。以上四项共计存洋二千○五十元七角一分。
  收入项:(1)收借款洋一千元;(2)收书画券洋八百元;(3)收各善士捐款洋二百八十二元五角,捐款芳名列后(略);  (4)收存款利息洋一百五十八元四角一分。以上四项共计洋二千二百四十元九角一分。
支出项:(1)支施送时疫药水洋一百九十七元;(2)支施打防疫针洋五十元四角;(3)支散放水灾急赈洋一千三百四十一元五分;(4)支扇面纸张裱画等洋二百三十五元七分;(5)支杂项洋四十三元二角九分。以上五项共计洋一千八百六十六元八角一分。
  实在项:(1)存中国银行(基金)存款洋一千五百元;(2)存交通银行(短期)存款洋三百四十二元八角七分;(3)存中国银行(无息)存款洋九十三元正;(4)存账存洋四百八十八元九角四分。以上四项共计洋二千四百二十四元八角一分。
(三)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二十一年度收支报告(摘要)
  旧管项:(1)中国银行(基金)存款洋一千五百元;(2)交通银行(短期)存款洋三百四十二元八角七分;(3)中国银行(无息)存款洋九十三元;(4)账存洋四百八十八元九角四分。以上四项共计存洋二千四百二十四元八角一分。
  收入项:(1)收会员入会费洋一千○二十元;(2)收各善士捐款洋一千四百八十二元四角五分;(3)收各善士指捐治疗所洋一千五百五十元正;(4)收各善士指捐收容所洋二百七十三元五角六分;(5)收各善士指捐时疫医院洋一千七百六十九元一角九分;(6)收伤兵医院移交九十二元五角二分;(7)收存款利息洋三百○五元七角;(8)收余米变价洋二十三元正。以上八项共计洋六千五百十六元四角二分。
  支出项:(1)支解总会会费洋五百六十元;(2)支补助费洋二百元;(3)支治疗所洋二千○六十四元一角九分;(4)支收容所洋七百九十三元八角七分;(5)支救护队洋一百四十三元一角八分;(6)支九如堂中药洋六十元;(7)支灾民川资洋六十九元四角七分;(8)支注射防疫针洋三百三十六元四角七分;(9)支时疫药水洋三百七十五元;(10)支时疫医院洋二千二百二十六元七角四分;(11)支掩埋队洋五十八元六角二分;(12)支置办物品洋一百九十七元八分;(13)支文具项洋一百○一元四角七分;(14)支纪念章纪念册洋三百零五元二角三分;(15)支杂项洋一百六十五元七角二分。以上十五项共计洋七千七百五十七元○四分。
  实在项:(1)存交通银行(短期)存款洋六百四十八元五角七分;(2)存账存洋五百三十五元六角二分。
  从上述收支报告,可以看出,常熟分会账目清楚,公开透明,足以征信于人。
  从收入结构来看,在十九年度即1930年、二十年度即1931年,社会捐助应为大宗。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此前存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款的具体来源,但从“声明”中所说“本分会所有账目自成立以来均由张故理事建铭经手,曾有征信录报告,自十九年起由 (俞)承枚接管”(第48页),可以判断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界捐款,“征信录”应有详细记载。1932年收入结构中,社会捐助仍为大宗,但会员会费收入成为新亮点,达千余元,这说明常熟分会在组织建设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此外,所收捐赠物品也占有一定比 例。不过,总起来说,收入来源不够多元化,如官方补助、工商企业捐款捐物所占比例极小。
  从支出结构看,“一·二八”之前,支出主要用于卫生防疫,这是红十字会一项传统业务。抗战爆发后,战时救护成为开支的主要方面,同时兼顾到疫病防治。各项开支,均有“说明”,细微而明晰,就拿1932年开支来说,如“支出项”中“支治疗所洋二千○六十四元一角九分”,说明“计支药品项七百二十四元二角七分,薪工项一百八十三元,员工伙食一百十二元五角,伤病兵士伙食六百九十一元三角六分,用品项二百二十四元八角九分,杂支项一百二十八元一角七分,合上数”(以上款项由事务主任王涌森经手)。再如,“支收容所洋七百九十三元八角七分”,说明“计文用具洋一百三十五元九角三分,稻柴项一百四十三元七分,伙食项三百八十六元五角八分,工资项六十七元,杂支项六十一元二角九分,合上数”(以上款项由顾寿南、许维之经手)。又如,“支时疫医院洋二千二百二十六元七角四分”,说明“计支药品项八百二十三元○一分,物件一百三十元三角八分,煤炭七十五元八角五分,印刷品六十八元三角四分,医务人员津贴(事务员完全义务)、工役工资共五百四十五元二角五分,伙食项三百○一元,修理费(水木作及搭凉棚)七十元七角三分,其他杂支(电灯费在内)二百十二元一角八分(以上款项由蔡裕昆经手),合如上数”。这样的“说明”,一目了然,款项的去向一清二楚。对于“指捐”,即定向捐款,常熟分会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按“指捐”事项将款用于治疗所、收容所、时疫医院的支出。
  除捐款外,社会各界亦有物品捐赠,《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二十一年度经收捐款、件(物)细数一览》(第49—60页),为《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二十一年度收支报告》的附件,即详细记录了捐款捐物的详细清单,也是一份“征信录”,内除捐款细目外,捐物及物品的流向都有详实的“报表”,力求做到“细致入微”,这是难能可贵的。财务运作的良窳,攸关红十字会的声誉。红十字会之所以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美誉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运作的公开透明。常熟分会的典型性也是一个有力的诠释。这对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至关重要,颇具鉴借和启发意义。
 
五、“传播”的路径探索
  传播人道理念,是红十字会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通过“传播”,不断提高民众对红十字会的知晓率,更好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博爱事业中来,推动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从《纪念册》来看,常熟分会显然注意到了“传播”的重要性,即如《创始红十字会南丁女士传》、《红十字会十大利益说》、《红十字会白话浅说》、《中国红十字会分会通则》、《取缔违用红十字会旗帜袖章条例》等,都是与“传播”直接相关的文献。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对红十字会的源流、运作、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传播”的目的之一,在于动员更多的人加入红十字会,而要达此目的,探索传播的路径在必要的。为了使一般民众了解红十字会,常熟分会用“白话浅说”的方式向民众灌输红十字人道博爱理念,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至今也有借鉴价值,不妨录之如下:
  红十字会是英国女子鼐鼎盖儿(即南丁格尔——引)创起的,是前清光绪甲辰年间传来的,尊重的人道主义,包含的慈善性质,办理的救灾恤兵大事,能替国家分忧,能为人民造福,全球万国互相欢迎,凡是文明之国,开通之人,都以不在会为耻,争着缔约联盟,助捐入会,求万国红十字会公认为会员,永享利益。这会不是党派,不是宗教,更不是欺世盗名的异端左道,实在是福国利民的慈善法团。在会的人可避劫数,修福寿保身家博名誉,自君主总统,至平民工役,无不尊崇;自陆海军内务部,至营县官各机关,无不保护。会务虽由国家主持,会款却赖人民担任,只是范围甚大,费用太多,如立医院,救伤兵,办理赈济,防备天灾,都是非钱不可,这钱全仗仁人善士财主富家们的捐,可多(万贯千元),可少(一文一角),可行(愿捐就捐),可止(不愿就罢),随心量力,并不拘情,虽是出闲钱却能积大福。今日我去救人,将来天必报我,自然循环,决无差错。倘若视财如命,为富不仁,则会务不能成,灾来没人救,而时不能保身家,还能护财产吗?孟子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两句话谁要下个注解,就请看下列的六条:
  一恤兵:两敌争战,必有伤亡,红十字会一到,就教停战,将被围的救出,受伤的抬治,死亡的埋好,人人都教得所。
  二救灾:水旱偏荒,人难自救,红十字会不辞艰难去赈济;瘟疫传染,人难自活,红十字会不分轻重去医治,个个都保无事。
  三防患: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红十字会先期预备,以防未然。临时还将苦情电告总会及各分会,一齐来帮忙,甚者请国家拨款,大众助赀,又可由陆军海军两部,支给车船马匹房屋粮食电报,无红十字会,就无人管。
  四免劫:至善获福,自然之理,眼前如刀兵水火瘟疫蝗虫等劫,在会的平安无事,人多不信,然出门将佩章金表挂胸前,居家将证书招牌挂门上,能避兵劫,又是人所共见。
  五实际:世人为子嗣功名愈病免灾所许的愿,无非媚神祀孤饭僧放生吃斋惜字念经舍身等事,自己虽有菩(善)行,于人却无功德,所以不能尽德报应,至于亡人殉殓,用证书佩章能修福,恶人悔罪,能舍财助捐得善终又是善愿之报。
  六随便入会,欲捐名誉、特别会员,固不容易,然捐正会员,不过二十五元,总会亦给证书佩长,政府亦为注册通告,至于欢迎优待登报扬名尤属小事,且是无拘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可出名,不拘衣物粮食书画玩器,都可折价,下此普通慈航宝塔百岁常年零星刻苦等捐,虽小而得红十字会收据亦可入会。总而言之,此事不在有钱没钱,只在好善不好(善)。
  “白话浅说”,娓娓道来,通俗易懂,容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如此可以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有“史料”价值的。至于善恶之报,“用证书佩章能修福”云云,显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是不足取的。但积德行善,行善积德,毕竟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从“传播”技巧层面上说,这样的“迎合”更能在民众心理深处产生共鸣,所以不必责之过苛。
  如上所述,“传播” 的目的之一,在于动员更多的人加入红十字会,那么加入红十字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白话浅说”中已有所阐述,但不够系统。为此,常熟分会归纳《红十字会十大利益说》,即:
  ——本会会员由总会造册,呈报政府及内务部备案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终身会员。
  ——入会之后即为本会会员,当尽其待遇保护之责任。
  ——入本会会员能得总会发给红十字银质佩章。
  ——本会会员能得总会发给凭照,每年春间新题名录印刷后分寄泰东西红十字万国同盟会,公认为万国红十字会会员。
  ——本会会员能得总会各种书籍、印刷品、纪念品等,函索即寄,不取分文。
  ——本会会员可得军政各界保护,免除一切危险。
  ——本会会员名为慈善而最有荣誉为他会所不及。
  ——本会会员能享本会各种权利及名誉职。
  ——本会会员不惟名传乡里,而一县一省并直达中华全国以及五洲万国莫不有会员之名。
  ——凡属国庆大典、重大宴会以及喜庆等,见佩有红十字徽章者,莫不起敬,平时军警界人员遇红十字会人员亦必举手称敬,其荣誉为如何。
  有此“十大利益”,势不能不对人们产生“诱惑”而心向往之了。常熟分会强调:“诸公不欲求真正之幸福而享此最高尚之名誉则已,否则请速到会报名,切勿梭巡错过。丁斯厄运、住此危区,独有本会为救苦救难不二法门,利己利人惟一捷径,吾愿绅富诸公慈善长者悉入斯会为本会之主人翁,不禁馨香以祷祝也”。常熟分会以“十大利益”相号召,无非希望人们“或捐输以策其进行,或仗臂以增其成绩”,以“巩固我至尊无上之慈善法团而实行博爱以救济人民之生命为唯一之宗旨”。(第3页)这才是其目的之所在。
无论“白话浅说”,抑或“十大利益”,都是常熟分会为传播人道博爱精神之路径所做的探索,事实证明,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从上述“收入”结构的变化中可以得到确认,而《纪念册》所载《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会员录》(第10—19页),更能直截地反映出这种绩效。在这份《会员录》中,有5名特别会员,110名正会员,458名普通会员,22名参加会员,总计各类会员595名。会员人数大增,毫无疑问,与常熟分会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的。
  此外,《纪念册》所载《工作日记片断》,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救护防疫的真实场景;《灾区观察记》则披露了日军残暴行经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用铁的事实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受害者的人道关怀。这是历史的“警世钟”,值得后人铭记于心。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缕述中,可以肯定《纪念册》的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新鲜而难得的历史资料,其价值自不待言,正如苏州市红十字会在《复印说明》中所说,“该纪念册为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历史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是一部有价值的珍贵史料”(苏州市红十字会《复印说明》)。


[1] 《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民立报》1911年11月26日;《申报》1911年11月27日。
[2] 《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
[3]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统一”大会召开时,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黎元洪、奉天都督、江苏都督、外交部、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等均派代表参加,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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