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
1911年辛亥之役，战事惨烈，“受伤兵民日必数百人”[1]，伤亡累累。中国红十字会全力以赴，其他慈善团体也身体力行，纷纷加入到伤兵救护行列，其中比较大的慈善团体有战地慈善会、上海救恤公会、学生救伤社、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简称中国赤十字社）、学界救伤社、华洋义赈会、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中国赤十字会等，他们的义举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善行交相辉映，奏出高亢激越的人道主义协奏曲[2]。特别是巾帼豪杰张竹君发起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俨然与中国红十字会比肩，令举世瞩目。它虽然自树一帜，但却不是“另类”，而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旁系”，在中国红会史上当有一席之地。
一、“穗城奇女”张竹君
1879年，张竹君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个官宦之家，据说她小时候患有“脑气筋病，半身麻木，家里把她送到博济医院调治，后来慢慢的好了，那时候她虽年幼，很觉西医的法子精妙，她就发愿学医。”[3]1887年，她如愿以偿，入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开设的夏葛女医学堂学习医学，13年寒窗苦读，学业大进，于内、外两科，均有心得。1900年毕业后，在其父和好友徐佩萱（即后来为黄兴夫人的徐宗汉）的资助下，在广州荔枝湾畔和漱珠桥旁开办褆福、南福两医院（严格说来应为诊所）。是时西医尚未普及，人们对之抱有偏见，而张竹君竟开办西医诊所，引为奇闻，不足为怪。
张竹君的确“出奇”。她以“奇装异服”的洒脱表达对封建伦常的“离经叛道”。在广州，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她“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乘坐无顶小轿，或滑竿，穿街过市，这在封建气息浓厚的当时是独一无二的。”[4]这种“出格”的非常之举，惊世骇俗，不啻为“叛逆”。“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5]，这是当时广州颇为流行的一句歇后语，从中亦不难想见张竹君之为人。
更为“出奇”的是，张竹君还发起成立了一个“演说会”，针砭时政，宣传维新思想；抨击封建纲常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据报载，“每到礼拜的日子，她就讲说，听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演说中，“她常说，现在各国强盛的缘故，是在乎努力争求有用的学问，若稍懈怠一点，就难存留，故此中国该当人人专心有用的实学。国是众人合成的，人人该当想尽自己的职分。如今主张变法革命的这些人，志气虽然不小，到底世间上万事万物，没有一个没原由的，这些人不懂得寻找那原由的根子，竟指望着得现成的效验，焉能成功呢？我们如今的责任，要紧是把西洋那些好规矩，好学问，慢慢的栽下种子，后来果然能够发达生长出来，慢慢的真能比人强了，再讲自立的道理也不晚，比如西洋人，讲自由，是我的自由不要碍着别人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无法无天，那叫自由，自由一定也有个界限。”[6]张竹君的“宏论”，新人耳目，难怪听过她演说的人惊叹“二十三岁的姑娘，怎么高明到这步天（田）地！”对三纲五常，尤其是男尊女卑，张竹君深恶痛绝，因而批评尤力，“痛讲中国风俗是男女的分别太过”，力倡“男女该当平等”，号召女界“力争”平权，“怎么争呢？就是发奋在学问上头，……学西洋有用极新的学问。”[7]为此，她身体力行，开办育贤女学，“自己教导她们，除了医学以外，还教天文、地理、格致各样浅近的学问，每在讲论的时候，说到国家的艰难，万事的败坏，总是悲痛叹息，至情感人。”[8]
“穗城奇女”的“奇谈怪论”不胫而走，如石投水，在穗城激起层层涟漪。当时不少社会名流若胡汉民、马君武、朱执信、周自齐、卢少岐（他与马君武均曾向张竹君求过婚）等对她肃然起敬，不仅成为“演说会”的常客，而且引为知己，时相过从。
张竹君的“奇闻”流布遐迩，而其人格魅力，更具感染力。据《大公报》的报道，“京中近来时疫流行，传染极易。有某女士向以课读为业，近患时疫，病已垂危，忽有人将第三期《女报》与之阅看，昏迷中阅至番禺女士《张竹君传》，跃身起坐，曰：中国竟有此女丈夫哉！我辈庸庸，可以观，可以兴矣！自是病遂霍然。”[9]此事或真或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对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者张竹君女士的景仰与折服。有诗赞曰：
沦胥种国悲贞德，破碎河山识今南；
莫怪初逢便倾倒，英雄巾帼古来难。
推阐耶仁疗孔疾，娉婷亚魄寄欧魂；
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
千古兰闺有志人，几多热力屈难伸；
最怜种族沦胥后，渺茫平权乍造因。
文明极点犹遥隔，千载何时复女权；
唤起柔魂争独立，仁风吹活万婵娟。[10]
的确，张竹君“超凡脱俗”的胆识， 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由此衍生的感召力，也使她具有了一定的权威影响，这为她创办中国赤十字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中国赤十字会的成立
1904年，张竹君来到上海，在伍廷芳、李平书及犹太大富商哈同夫人罗迦棱的臂助下，开办医院，兴办女学，继续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作为“女界的梁启超”[11]，她一如既往宣传革新，为妇女解放鼓与呼，表示“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12]凌云之志，溢于言表。
当然，张竹君立足上海滩，并非一帆风顺，特别初来乍到时，常常陷入尴尬难堪的窘境。在此过程中，时任上海制造局提调的李平书对其支持尤力。她初到上海续办育贤女学遭遇困难时，就是李平书解囊相助，使其度过难关的，李忆及此事，作了这样的记述：“（光绪三十年）十月下旬，姚子让同年来制造局，谈及公共租界胜业里中，有粤人张竹君女士设立之育贤女校，成绩颇佳，惜乏经费，行将散学。子让令爱在该校肄业，故知其详。余闻之颇动维持之念。爰偕子让同往视察，是日适月杪，索逋者纷至，房主以欠租三月，声言要钉封校门。校中学生纷扰，校主张竹君往外筹款未回，学生倍觉恐慌。余与收租人言，愿负责交清校租，要他取消钉门之说。其他木器租金，庖人垫款，也一一担任……。至此，学生才心安。既而张竹君回来，相见叙谈之下，始知张女士为广东番禺张少璧之胞侄女，张君昔在粤东石井枪弹局做监工，与张逸槎君同事，余故相识。当时，余将负责维持该校现状以告知张女士，嘱其安心办学。女士以是处房屋不适用，拟择地迁校。十二月乃迁于派克路（今名黄河路）十七、十八号洋房。”感于李平书扶助之恩，张竹君循俗礼，拜认李夫妇为“谊父母”。李为此特于1905年春节过后“假愚园宴请地方绅董及粤籍巨商观礼，男女宾客到者甚众。”[13]当年，张竹君在经营医院的同时，接受李平书聘请，在其开办的中西医学堂执教，讲授西医课。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她又出任监院（院长）。
张竹君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厚实的人道救助基础。
辛亥剧战，伏尸遍地，江水为赤。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张竹君自然不能熟视无睹。上海虽为大清红十字会基地，但红会官办色彩浓重，不具有“中立”本色，难以指望，乃决意自树一帜。经多方奔走、联络，终于促成中国赤十字会的成立。10月19日，成立大会在南市上海医院召开，到会者约500人。会上，张竹君报告中国赤十字会发起缘由、宗旨，宣布草章，接着，李平书、杨千里、陈继武等纷纷登台，发表演说。最后宣布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董伍廷芳、宋跃如、虞洽卿、李登辉、曹锡根、顾馨一、李平书、王一亭、莫子经、吴怀久、王培生、沈缦云，会长张竹君，汉口事务所长何乃全，上海事务所长王维廉，干事员田北湖、朱少屏、杨千里、王宝仑[14]。
中国赤十字会是“急于出发以救同胞”仓促成立的民间社团，来不及登记注册，甚至连正式的章程也来不及制定，只“暂定”一个《临时章程》，以便遵循。《临时章程》共八章21条，对“宗旨”、“会员及入会规则”、“职员”、“事务所”、“经费”、“出队”、“装束及记号”、“输捐及劝募”等，作了原则规定。“宗旨”强调，“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15]。表明中国赤十字会的“中立”性，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中国赤十字会的成立，在上海滩引起强烈反响，张竹君因此成为名重一时、令人敬仰的“焦点”人物。有两个例子可证赤十字会的成立所产生的震撼力：一个例子是：10月20日《申报》报道张竹君发起成立赤十字会消息的第二天，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迅速做出反应，在21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张之义举大加赞赏，“顷读报章，知贵女士有赤十字会之发起，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诚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祸，甚盛！甚盛！”[16]
信中提到的南丁格尔，是现代护理学和护理教育的奠基人，1820年5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后随家移居英国。她自幼好学，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完全可望跻身上流社会，但她不顾父母反对，毅然选择护理职业。在1854年至1856的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从事伤兵护理，在她的精心呵护下，伤兵死亡率由50%下降到2.2%，创造出非凡业绩。每夜，她持油灯巡视伤病员，士兵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战后回国，这位传奇式人物，被尊为民族英雄。1860年，她用英国政府奖励的4400英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学校，随后又参与创建几所护士学校，对医院管理、军队卫生保健、护士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1907年，她荣获英王颁发的功绩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妇女。她逝世后，世人为表示对她的崇敬与景仰，把她的生日（5月12日）作为国际护士节。
张竹君与南丁格尔确有相似的经历：均出生于富有家庭，均献身红十字事业，均终生未嫁……。从张竹君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南丁格尔的影子。不过，项松茂把张竹君视为“南丁格耳（尔）之再见”，并非刻意比附，而是对她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的赞赏与折服。在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条件下，张竹君之举的确出人意料，一鸣惊人，难怪项松茂有“不意贵女士竟有斯会之创”的感叹了。“仁风所被，顽懦为兴。”项松茂深为感动，慷慨捐赠军用药品10种、“自来血”5打，还表示，“此后贵会如有需用药料，仍望随时函示，本药房定当照本代办。”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的组建。10月24日《申报》登出这样一份广告：“武汉用兵，伤痍必惨，敝同人心焉悯之，正在联合团体前往救疗，只以种种困难未及即时成立，适张竹君女士亦发起中国赤十字会，以第一团出发，尽女子看护救伤之职。敝同人力薄能鲜，益滋惭沮。惟以战事剧烈，战地散漫，断非一团足以济事，不得不组织男子第二团，即日起程，同赴战地，普救受伤之人。”这份《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广告》，读来颇耐人寻味。赤十字会成立之时，陈继武演说时特别强调“男女医士宜联络一气，西人赤十字会无无男子，亦无无女子者。”所谓“第一团”（张竹君从未打出“中国赤十字会第一团”的旗号），也并非全是女子。组织“男团”即第二团的旨趣固然为救伤起见，但“不服气”和“争口气”情绪因素夹杂其中，未免偏激，也因此激起女界同胞的不满，作为回应，张善甫等11位女士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女子协助会”，针锋相对，认为前敌救护裹创扶伤，固然以男子为优，而护理等事，女子占强，“且性情柔淑，操作耐劳，更较男子为胜，此为女界赤十字会第二团协助会所由发起者。”[17]巾帼不让须眉，这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向前推进的重要标志。第二团的发起人是中国赤十字会干事员田北湖，他虽有“自立”意向，但隶属关系还是很清楚的。从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的组建和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女子协助会的成立这件事上，可见张竹君善举的冲击力之强，其意义也远远超出赤十字会成立本身而具有了妇女解放的深层蕴涵。
为救护辛亥战伤，张竹君率先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这对沈敦和等人更是强有力的刺激。红十字会再不能保持沉默、无动于衷了。沈敦和于是改弦更张，抛开大清红十字会，10月24日另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红十字会在中国毕竟有近十年的历史，在民众中有着良好的形象，其权威影响绝非赤十字会所能比拟的。因此，一旦抹去官办色彩，即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迅速取得普遍的社会认可。
但，沈敦和改弦更张的举措，却遭到张竹君的指责，她在10月26日出版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致沈仲礼书》，谓沈“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又说沈敦和“善变”，始则“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未几而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武昌起事后，“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云云[18]。对张竹君的非议，沈敦和进行公开反驳，云：“鄙人之办红十字会，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冬间俄日之战，其时战地华人遭池鱼之殃，企足以待援救，而中国尚未同瑞士红十字总会缔盟，照日来弗条约所载未能悬挂红十字旗以施战地救护之法，不得已商之旅沪西人，公同办理，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推举中西董事十二人，鄙人与其列，皆绅也。光绪三十年中国政府允鄙人与各绅商之请，遣使臣张德彝至瑞士缔盟入会，由是中国得援用日来弗条约设立正式之红十字会，为总董者鄙人与任逢辛、施子英两观察，皆绅也。中国之有红十字会，于今八年，国家承认，全球承认，而始终不离乎绅办，本无所掩，更何所谓变乎？”[19]对沽名钓誉，希图射利云，沈敦和均一一驳斥。应该说，张竹君对沈敦和的指责，大多言而无征，沈敦和的反驳，有理有据。
张、沈之争，属于个人恩怨，据《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透露，“俄日之役，女士顾念同胞，抱冰而至，适值两国将次议和，鄙人在事言事，婉言谢之……不料开罪已在八年前也。”个人恩怨也好，意气之争也罢，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沈敦和还是沈敦和，张竹君还是张竹君。
三、慈航同济，共纾国难
战事如火如荼，伤痍嗷嗷，待救孔亟，唇枪舌战，于事无补。张、沈息争，倾注于战地救护事宜。10月24日午后，中国赤十字会会员男女数十人在派克路育贤女子学堂聚齐后至寰球中国学生会，列坐草地，摄影留念，之后，随张竹君会长一起，前往怡和码头，“途行时道旁观者皆惊为未见，而西人皆肃然尊敬。”[20]
中国赤十字会员乘“瑞和”号，鼓轮西上。同行者，还有两位特殊的“会员”黄兴、徐宗汉夫妇。据口述资料称：“辛亥年秋，武昌起义，黄兴在香港得到消息，即于夫人徐宗汉（原名徐佩萱，经过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两人由同志而结为夫妇），兼程赴沪，准备转赴武汉领导革命工作。可是，清吏对于长江上下游，防范极严，党人往来，不易通过。徐宗汉知道张竹君是个社会活动家，在上海有相当信誉。于是，便于张商量，由张发起邀约中西人士，组织红十字救护队前赴武汉服务。果在几日之间便组织完成。”[21]究竟是为了掩护黄兴前往武汉领导革命而发起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还是黄兴夫妇正好藉中国赤十字会而“乔装”，因果关系无法得到确认，笔者持后一种看法，这更符合张竹君的性格和其对人道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
10月28日，张竹君一行到达汉口后与黄兴夫妇分手。是时，清军正进攻武昌，两军酣战，炮声隆隆，街上行人逃避一空。张竹君原打算“到埠之日先在中西旅馆或商务印刷所小住，而两地均在中国界内，又因汉口失利，故与余之初意大为相反。”正当张竹君迷惘徘徊，茫然不知所向之际，“适有红十字会马医生来，谓现时伤者极多，幸得君等来，极为欢迎。”[22]红、赤名异色同，本无区别，无所谓此疆彼界。
在马医生和一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张竹君等找到栖身之处，并以美国圣经书会（圣公会）为事务所。尚未安顿就绪，即有军政分府遣人前来，请张竹君诊治受伤的某标统。分府距事务所有5里之遥，张竹君平素乘车坐轿，不惯行走，但她顾不上这些，二话没说，拎起药箱就走。沿途创痍满目，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张竹君边走边为伤员包扎，重伤者嘱送圣公会医治。及至军政分府，已治伤30余人，回到寓所，尚有50余名伤者候诊。正在疗伤之中，税务司来人，邀张竹君一行到邮政总局开办临时医院。局内“无一切用物，幸于印字馆假得茶炉方可烧水，然亦尽饮白开水而已，至各会友之赴大智门抬受伤者，则饮食皆无矣。”[23]正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赤十字会员在张竹君的带领下克服超乎常人想象的困难救死扶伤的。
武汉救伤一个多月，其间“无日不有受伤者送诊，称药量水，日夕大忙。”“队中男女医士及看护员皆热心任事，饥渴劳瘁，虽苦不厌，军士感之，至为泣下。”[24]特别是会长张竹君女士，在救伤过程中几次遇险，险些送命。据刘松洲先生文称：“愚蠢顽固的封建卫道者——清朝军队，连张竹君治疗受伤的清军兵士都不容许，更甭说治疗革命军人。他们痛恨她的人道主义宣传，严密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多次企图暗算她。11月10日，张竹君和往常一样，在汉口一偏僻码头登船去武昌宣传，清军却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7枪都被她躲过了。11月15日，张竹君率队去汉阳作救护工作，她因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着红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红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水浮桥时，不讲人道的清军竟向他们开枪。见没打中后，清军老羞成怒，竟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轿旁的温医生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轰然一声巨响，炮弹着地爆炸，张竹君幸免于难。”[25]尽管如此，张竹君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在一次手术中，她的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止，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两手尽肿，而两军适又停战”，12月下旬，张竹君“因暂回沪上略为休养，且采办冬衣、药料。”[26]
值得称颂的是，在武汉救护行动中，赤十字与红十字相互协助，无分彼此，照《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中的话说，“此次为慈善事业而来，何分畛域？”大家目标一致，心愿相同：尽可能多地救治伤员，共纾国难。在行动中，双方互相配合，绝不会因张竹君、沈敦和之争的公开而相互推委。张竹君在她的演说词中就提及：11月2日夜，战火烧近邮政总局，张竹君因在武昌医治某标统，夜深不能渡江，投宿一小客栈，第二天回到汉口，才知道局内病人均已安全转移到红十字会病院，她松了一口气。11月26日，汉阳激战时，张竹君和她的会友帮助红十字会将百余名伤员转移到汉口。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宛如并蒂莲，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他们在武汉战地，共同谱写一曲人道主义赞歌。事实上，红十字、赤十字在伤兵病民眼中，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红”十字。张竹君在她的演说词中深有感触地说：“一见到十字会三字，频送受伤者来。”[27]本是同根生，理所当然。
战线在延伸，赤十字会的救护范围也在扩大。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组建后，于11月5、6、9日陆续派出救护队分赴苏州、杭州、嘉兴、乍浦、崇明等处，建立事务所或支部。这些地方军事碰撞并不是很激烈，伤兵无多，但“军士抱病者要求疗治，几于日不暇给。”[28]南京开战后，第二团又于11月19日派出由20位男队员、21位女队员组成的救护队开赴战地。他们在南京西华门中西医院收治伤兵，成绩可观[29]。其中，朱竹生女士尤为突出。据《民立报》报道：“泰兴朱竹生女士毕业于女子医学校，本年（1911年）为上海医院女医。九月中，上海光复，民军攻制造局，受伤来医，女士为治愈者甚众。十月攻南京，女士以中国赤十字会女医，率同男女会友，往来于镇江、金陵间，不辞劳瘁，医愈受伤军士尤多。”1912年1月27日，她随张竹君会长乘夜车赴宁，至下关“喉痛发热”，在张竹君力劝下次日返沪，不治病逝[30]。2月11日，中国赤十字会特在上海医院开追悼会，缅怀她在辛亥救护行动中的骄人业绩。
总之，如时论所评，“上海医院自武汉事起，即行组织赤十字会，以院长张竹君为会长。（阴历）九月三日由会长率同第一队赴汉口，继复分队驻汉阳，计两月中两处救疗受伤战士一千三百余人，事务殷繁，常至不遑寝食。两军战酣时，每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亲畀伤者至病院，耐劳冒险，中外人皆称道不置，西人至屡载报章以颂扬之。九月二十九日，该医院续发第二队赴镇江，旋即随先锋队入南京，所救疗亦千余人，其勤劳亦为中外人所赞叹。”[31]张竹君和其会友，“热心办事，可为中国四万万人模范。”[32]
1912年4月27日，中国赤十字会“功成身退”，《申报》报道说，当日“上海医院为取消临时赤十字会事，特开大会，由院长张竹君女士报告临时赤十字会经过之历史，又由院董李平书君略述筹措经费之不易。”[33]中国赤十字会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其辛亥善举，弥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力量的不足，扩大了救护范围，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作为发起人的张竹君女士，亦可谓厥功甚伟。
[1] 《申报》1911年11月5日。
[2] 参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女士张竹君传》，《大公报》1902年10月19日。
[4] 刘松洲：《一片冰心——记我国红十字人道救助的先驱张竹君》，《博爱》1996年第1期，第14页。
[5] http://heritage.cn.tom.com“张竹君”。
[6] 《续女士张竹君传》，《大公报》1902年10月21日。
[7] 《续女士张竹君传》，《大公报》1902年10月21日。
[8] 《女士张竹君传》，《大公报》1902年10月19日。
[9] 《医疫奇方》，《大公报》1902年7月18日。
[10] 《续女士张竹君传附赠竹君女士诗》，《大公报》1902年10月21日。
[11] 陆丹林：《广东女志士张竹君医师》，《广东文史资料》第34辑，第166页。
[12] 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第4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98页。
[13] 转引自陆丹林：《广东女志士张竹君医师》，《广东文史资料》第34辑，第164页。
[14] 《赤十字会开会记》，《申报》1911年10月20日。
[15] 《中国赤十字会临时章程》，《民立报》1911年10月27、28、29日。
[16] 《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致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书》，《申报》1911年10月21日。
[17] 《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女子协助会广告》，《申报》1911年12月13日。
[18] 《张竹君致沈仲礼书》，《民立报》1911年10月26日。
[19] 《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申报》1911年10月28日。
[20] 《欢送赤十字会》，《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
[21] 陆丹林：《广东女志士张竹君医师》，《广东文史资料》第34辑，第166页。
[22] 《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申报》1911年12月27日。
[23] 《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申报》1911年12月27日。
[24] 《赤十字会赴镇记》，《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
[25] 刘松洲：《一片冰心——记我国红十字人道救助的先驱张竹君》，《博爱》1996年第1期，第15页。
[26] 《赤十字开大会》，《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
[27] 《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申报》1911年12月30日。
[28] 《赤十字会第二团报告》，《申报》1911年11月16日。
[29] 《赤十字第二团之成绩》，《申报》1911年12月27日；《赤十字会第二团救疗记》，《民立报》1911年12月4日。
[30] 《追悼中国赤十字会朱竹生女医士开会广告》，《民立报》1912年1月28日。
[31] 《赤十字会开大会》，《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
[32] 《赤十字大会记》，《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
[33] 《上海医院开会记》，《申报》1912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