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施则敬与近代慈善
何静
施则敬（1855-1924），号子英，江苏震泽人，其父是大名鼎鼎的晚清慈善家施善昌，施善昌与谢家福是当时全国义赈慈善家的代表。在施善昌的倡导和亲身示范下，施氏家族多致力于社会救济公益事业，也正是在施家这种义薄云天的家族教育之下，施家子孙在各行业都有很大的成就，施善昌的侄子施肇基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施肇曾成为著名的商人，并开办了学校、医院。施则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环绕下对社会公益耳濡目染，由最初的协助施善昌办理义赈事务，到独挑大梁，顺理成章的走上了慈善的道路。1875年，施则敬考取了乙亥恩科乡试中式第九名举人，后又在丁丑科取咸安官学汉教习第一名，期满以知县用。作为一名接受传统教育的举人，施则敬并不是闭门只读圣贤书，他还随同父亲行万里路。每逢各地发生灾情，施则敬即随父亲前往赈济，“直、鲁、晋、豫、皖诸行省水旱偏灾，辄奔走募赀赴赈，父子躬其役，不惮劳勤，所募以数十百万计，义声震天下。”
一、施则敬与近代义赈
近代义赈事业的办理，基本上遵循“民捐民办”原则。义赈包括筹款与放赈两个基本步骤，筹款是基础，没有赈款放赈无从谈起，而连接筹款与放赈的是对灾区进行实地的考察，也就是查赈，“查赈之人需亲诣灾区，详查户口，有一分赈款多救一人性命，而后筹赈之心始可为之快慰。”如果出现“查赈不得人，或一鲁莽而致遗漏，或以徇情而致片枯，有赈济之名而无赈济之实”，势必对赈灾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查赈之人的遴选非常慎重。
施则敬的仕途也与其从事慈善救济活动分不开，据记载“在国难民灾之际赴山东堵筑黄河漫口出力，保升知州加四品；又筹办顺直工赈出力，特旨以知州留于直隶补用，堵筑永定河南七工漫口出力，保俟补缺，以知府用加三品衔；又助办晋边义赈出力，保俟补缺，以道员用，后加二品顶戴。历办山东、顺直、江苏、河南、安徽等地抗洪劝捐义赈，并修筑房山县煤道工程出力有功，先后九次奉旨嘉奖。”而在施则敬最初的慈善救济活动中，除了其父亲施善昌的带领外，李鸿章对他的赏识与提拔也非常重要，根据《贞惠先生碑》的刻录，光绪年间畿辅发生水灾，李鸿章邀请施则敬参与赈务。施则敬在晚清时期的义赈活动中，参与到了其中的各个环节，无论是筹赈、查赈还是放赈，均有所涉及。
在施则敬参与义赈活动的早期，主要是协助其父亲，父子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施善昌主要职责是领导上海丝业会馆和仁济善堂进行筹赈，施则敬则主要进行查赈和放赈。
如上所述，查赈是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放赈和整个义赈的成效。因此，一旦出现灾情，施则敬一般都身体力行，亲自查赈。通常情况下，施则敬到达灾区后，首先是勘察受灾情况，统计受灾人口，再将受灾情况反馈上海丝业会馆和仁济善堂。查赈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用施则敬的话说，“此处一片汪洋几同泽国，查赈极不容易，且赈款虽少，仍需查放七十余庄，不能赶快。则敬等查户，每日需走四五十里不等，仅吃两餐面，间有吃冷面饼者。”劳顿辛苦由此不难想见。
查赈结束后，就要根据查赈的结果制定放赈的计划。放赈方式不同，有的是根据户头直接将款项发放到灾民的手中，“察酌情形，妥为核辩，惟续解时无论归直归顺，必须指交男等手收，方能照数请领。”如果灾区粮食紧张，则会开办粥厂进行食赈，如果是冬天还会发放棉衣进行物赈。放赈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施则敬除负责查赈外，还经常身体力行参与放赈，所谓“一身兼作仆，竟至忙不可支矣。”即便是经常在外奔波的他也曾感慨：“近来精神颇觉疲倦，此一月中东奔西走，实属力不能支。放赈为古今来第一苦事，断难连办数年，不禁感慨系之。”
除却查赈和放赈之外，施则敬还会帮助其父亲进行筹赈，尤其是在1894年秋以后，施善昌积劳成疾，开始逐步把义赈的事业交到施则敬手中，其中也包括筹赈的重任。“则敬随同沪上各协赈公所分头筹办，接济赈需。”施则敬借助报端刊登募捐的公告，主要以民族大义、忠义信念作为募捐的口号，呼吁民众捐款捐物。
二、施则敬与中国红十字会
施则敬热心公益，好善之名声播遐迩，因此，在中国红十字会创始过程中，他成为众望所归的发起人之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数百万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战争在中国本土展开，甚至还发布了中立的上谕，任由日俄双方在中国的领土上胡作非为。交战双方的伤病员均有两国的红十字会组织进行救治，而战争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我国东三省的同胞却处于孤立无援的险境。为救助难民出险，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时任直隶候补道的施则敬等人，“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在沈敦和、施则敬等人的奔走努力之下， 3月3日，22位上海绅商聚集在英租界仁济善堂，决议组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其中，施则敬扮演着重要角色，《申报》报道称：“昨日午后三下钟时，由施子英观察在英界六马路，邀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同志诸君，商议开办之法。”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运行方式基本上遵循国际红十字的运行规则，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毕竟也是善会的一种，不可能得到交战双方及国际红十字会的认可。
面对尴尬的局面，沈敦和立即采取补救方法，找到了当时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的李提摩太，请求帮助，李提摩太鼎力相助的活动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吕海寰、盛宣怀、施则敬等邀集上海官绅与英、法、德、美等国驻沪机构代表商议，决定五国合办红十字会。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会上，施则敬被推举为中方最初的两名办事董事之一。
施则敬当选董事之后，随即在第二天便开始了他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再次邀请红十字会的董事，商讨筹款事宜，“复邀各华董事在丝业会馆会议，先行筹备五万金，以期及早开办。”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财务开始时均由施则敬担任，东三省救护结束之后，所余款项，经沈敦和主持，用来建筑医院与医学堂，以培养救护人才，使得红十字会事业初具规模。
由于有早年跟随父亲施善昌筹赈的经历，施则敬在担任红十字会会计董事一职时，不但自己捐助，也积极奔走，以其影响力继续为红十字会募捐，可以说，凡各地有灾情，必见施则敬募捐救助之身影。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上曾专门刊登鸣谢广告，称赞有加：“本会常议员施子英君迭募巨款，沿门托钵，四出劝募，不厌不倦。特登报端，以扬仁风。”
施则敬一生不忘慈善，1917在上海苦心创办孤儿院，当时的大总统题词赠“急公好义”牌匾。为救济1917年顺直水灾，晚年的他四出募捐，不仅将孙子筵席的资金移作赈款，并亲赴灾区放赈，“现因顺直水灾奇重，筹赈万分为难，即将筵资一百元连同估值四百元一并发充赈需。”躬亲实践，他用自己的行为彰显了仁爱精神。鉴于他在红十字会创建中所做出的贡献，清政府颁给一等金质勋章。民国成立后，1914年北京政府陆军部又授予其勋章。1924年施则敬因病去世，各慈善团体及个人纷纷发表讣闻追悼施则敬，“衣冠济济颇极一时之盛礼，必摄影而散，已下午五时矣。是日，仁济堂并有公祭为施公立位于该堂万年台，以示崇报而不朽云。”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