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普 池子华
内容提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苏红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下，充分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开展组织医防服务队、捐献“救护机”、优抚烈军属等一系列人道活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抗美援朝 江苏 红十字会
建国初期在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运动中，正在酝酿或着手改组的江苏红会[1]和其他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一样，在总会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伟大旗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组织医防服务队、捐献“救护机”、优抚烈军属等一系列人道活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8日开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抗美援朝运动迅即开展起来。为了加强抗美援朝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1951年1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了《为组织救济朝鲜难民医疗队给各地分会的通知》[2]，要求各地分会一方面积极参加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和大）、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起的“募集慰劳品和救济品运动”，以慰劳中朝人民战士及救济朝鲜难民，另一方面将“组织医疗队救济朝鲜难民的工作，列为本年度2、3月间的中心任务”。同时号召全体红会会员和工作人员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踊跃参加，做好朝鲜难民医药救济工作。
为了使各地志愿报名的医务工作者有个统一的领导和组织，2月3日，中国和大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制定了组织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办法[3]，以确保此项活动的顺利开展。2月9日，《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正式发布。
随着朝鲜战争捷报频传，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情日益高涨起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组织医疗队”的号召一经发出，很快得到了包括江苏在内的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的热烈响应。江苏红会接到总会通知后，立即进行传达和学习，并与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机构团体进行了协商，江苏志愿报名的热潮随之掀起。
在常州，分会的外科医师萧益民带头报名，前黄服务站主任杨迪群和医联会的9位志愿者也积极赶往常州报名，武进医院的任志勤、刘毓秀等人也报名加入医疗队。
在无锡，分会一边着手改组工作，一边加紧动员和组织医疗队。在无锡分会对医务界进行宣传动员的现场，医务工作者李伟英第一个报名。之后，她还志愿到各个医院进行宣传动员。李念慈、曹志伟、胡立人等说服家人，毅然地加入了医疗队。
在长泾，1月27日总干事张宇和在接到总会的通知后，立即召集由诊疗所工作人员和当地医师参加的联席会议，进行动员。童文元、张宇和、华毓楠等5人当场报了名。随后的一周内，各地的医护人员27人热烈响应并签名参加医疗队。怀仁中学教师冯希唐和严蓉荪因受同学参加军事干校的影响也签了名[4]。
组队最快的是常州分会。2月10日晚11时，杨迪群等13位医防队队员乘火车离开常州北上，率先到红十字总会报到。当天下午，常州分会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卫生科科长吴伯芳、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王颖、红会常州分会副会长查秉初、李行甫及分会总干事吴逸樵、诊所主任于开明等向13位队员表示敬意，并勉励他们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做一个模范的医务工作者。晚上11时，公立常州医院、武进医院、常州分会等单位的代表40余人特地赶到车站为援朝医防队送行[5]。
2月22日晚，无锡分会组织的医疗队开始出发北上。出发前，全市医务界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近千人举行盛会，欢送14位队员到光荣的岗位上去。欢送会上，副市长刘中、市委宣传部部长陈野萍及市团青委张养生、卫生局李德、工商联主任委员冯晓钟等先后向队员致欢送词，队员曹志伟的父亲曹培灵代表队员家属发了言。中国和大无锡分会、医务工会、助产士学校等20多个单位向队员献上了锦旗和红花。胡立人代表队员致谢词，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技术，发扬白求恩大夫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保证完成光荣的任务。欢送大会结束后，20多把火炬照耀着14位精神抖擞的队员前行，五星红灯队、腰鼓队和军乐队紧随其后一直欢送到车站[6]。
长泾分会的医疗队出发受到了长泾、江阴和无锡三处的和大分会、工商联、医务工会等49个团体的热烈欢送。2月23日下午，建队典礼在长泾中心国校大礼堂举行，有关机关团体代表和群众2000余人冒雨前来参加。2月24日，江阴在县中举行欢送大会。县长王鹏致辞，勉励队员“以沸腾的热血，去克服冰雪的严寒，以国际主义的友爱，去解除朝鲜人民的灾害”。队长张宇和代表全体队员保证：在祖国的召唤下，坚决克服寒冷、饥饿以及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光荣的使命。经过无锡时，各界还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欢送队员北上[7]。
据统计，截止3月5日江苏向总会报名的分会和人数如次：南京分会19人，常州分会13人，无锡分会23人，长泾分会16人，计71人。全国833人。后经总会审核批准且已来京报到的有：常州分会3人，前黄服务站10人，无锡分会14人，南京分会11人，长泾分会15人，计53人。全国283人[8]。
二
为了加强医防队的思想和技术准备，全国各地分会组织的医防队在北京集中编改期间，举行了短期的补充教育，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两个方面，其中业务学习以防疫和救护为中心，以战伤的急救为重点。常州分会的队员早在2月13日即到达北京，很快便开始了学习[9]。常州分会助产士韩文娟、前黄站主任杨迪群、武进医疗师柴元庆、常州分会事务员萧东明、武进医院护士任志勤、刘毓秀等人撰写的学习心得和常州分会医师萧益民撰写的《我爱父亲，更热爱祖国》还发表在《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上[10]。
学习结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挑选224位队员整编为国际医防服务队两个大队[11]。第一大队担任一般的医疗和防疫工作，第二大队担任手术工作[12]。来自江苏红会的队员被编排在国际医防服务大队第一大队，有不少人还担任了主要行政职务。杨迪群任第一大队大队部行政组副组长，张宇和任第六队队长，胡立人任第七队副队长，萧益民任第十队副队长[13]。
3月10日下午，中国和大在北京饭店为志愿援朝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17日，携带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国际医防服务队出发赴朝[14]。19日，国际医防服务队抵达朝鲜。26日，朝鲜新义州举行盛会，欢迎他们的到来[15]。
此时，另一支由江苏红会参与组织的志愿医疗团也特别引人注目。为了适应朝鲜战局新形势的发展，抓紧时机开展战伤医疗、难民救护、战区恢复等工作，以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加速完成制止侵略和保卫和平的光荣任务，2月30日下午，由南京市医务工作者266人组成的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在团长许殿和副团长朱潮的率领下由南京出发，前往朝鲜。出发前，和大南京分会、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等举行了2000人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2月31日晚，南京志愿医疗团经过天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派宣传组秘书杨宝煌等5人，北京分会派医师李鸿翔赶往天津，会同天津市各界代表前往车站迎接，向志愿医疗团致敬慰问[16]，并发出慰问函[17]，赞扬和鼓励他们的英勇行动，称“我们看到贵团的组织，有精密而完整的分工，并注意到环境卫生工作的配备，这种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远视，使科学与政治任务相结合的光辉的典型，是本会今后大规模展开抗美援朝的医疗运动，最值得多学习的范例” [18]。
3月2日，南京志愿医疗团到达朝鲜前线后，复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总会在他们过津时派人前来慰问并赠送礼物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表示愿意贡献出一切力量从事救死扶伤事业，保证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任务，藉以答谢祖国人民对他们的希望和关怀[19]。
在朝鲜战地，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在积极治疗和看护伤病员的同时，接办了一家朝鲜人民军某医院。一方面帮助他们建立医院新的规章制度，医院的工作趋于科学化和规范化。在化验室和药房配备了朝鲜医护人员，并培养技术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成立朝鲜护士训练班，72位朝鲜护士参加了第一期培训，7月16日正式开课，6周后结业。为了照顾护士的日常护理工作，训练班每日分两组上课。训练方式不尚理论，注重实践，实行“教”、“学”、“做”一致的方法。学科设有解剖、护理、急救、绷带、细菌、药物、卫生等。来自江苏红会的张宇和担任朝鲜护士训练班的教师，李伟英、任志勤任助教[20]。
正是由于第一大队全体队员在朝鲜前后方的刻苦耐劳和忘我工作，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了许多典型的事迹，在大队8、9月份评功选模的活动中，共评选出17位成绩最优者。其中有常州分会的柴元庆、任志勤和韩文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以京（51）宣字第400号文通报各单位[21]。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12月，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第七[22]两个大队30位模范工作者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功劳章[23]，江苏分会的任志勤、韩文娟、刘毓秀、柴元庆等位列其中。他们能够获得了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特殊荣誉，是与他们经常地以积极负责的态度为和平事业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他们热爱伤病员，热爱朝鲜人民，热爱工作，热爱人民财产，是医防服务队队员的楷模，当之无愧。
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在前方工作也非常突出。一年来，他们配合志愿军部队和野战医院进行内、外、五官各科的治疗工作。此外，进行了教学工作，协助部队医务工作者提高技术水平；协助部队医院建立规章制度；促进医院的正规化；研究推广了组织疗法；改进了部队医院营养工作；建立了血库；进行了环境卫生工作。在捐献武器活动中，220余人共捐出10800余万元（旧币——作者注，下同）和一些财物，等等。1951年12月27日，他们致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业绩[24]，受到总会领导的肯定。
三
1951年3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颁布了《指导各分会各直属单位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计划》[25]，在建立抗美援朝会组织、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第二批国际医防服务队等方面将抗美援朝运动不断地引向深入。6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以京（51）宣字第1993号文通知各地分会响应开展捐献“救护机”运动[26]，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早日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江苏红会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响应总会开展捐献“救护机”运动的号召。在南京分会的动员大会上，副总干事姚浩然传达了总会的通知，带头捐献两枚金戒指，并表示将按月捐50个单位，掀起了分会的捐献热潮。分会会长也当场将分会前年送给他60寿辰的纪念品1枚金十字架（约重1两余）捐出，总干事吴耀麟捐出2枚金戒指，司机梁正维，调剂员范仲锵，护士刘爱英、崔惠兰捐献出他们的订婚和结婚纪念品金戒指，医护员李同余献出他爱人的1付金耳环，调剂员梁伯昭把他儿子的许多银饰和6枚银元捐献了……41位全体分会员工决心通过将个人薪津收入一部分按月捐出、太平路和中山路诊所每逢星期日上午照常加班，除药费成本外其余收入全部捐献等方法，争取在6个月内至少捐献2千万元[27]。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分会截止8月15日已缴到捐款10584600元[28]。10月3日至10月15日，南京分会收到“救护机”捐款2230200元[29]。10月16日至11月10日，南京分会收到“救护机”捐款3365800元，常州市分会收到1036700元[30]。
南京分会员工在一次听取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副团长朱潮和该团防疫队副队长刘吟龙所作的医疗团工作报告时，获悉朝鲜前方急需盘尼西林药品，他们立刻购献200瓶，送交市医药卫生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汇转朝鲜前线[31]。值得一提的是，10月25日南京抗美援朝志愿第三医疗团出发时，南京分会赠送1万粒多种维命他，为前方伤病员补充营养[32]。
江阴分会会务组自总会开展捐献“救护机”号召发出后，迅速组建“长红篮球队”。近1个月内，“长红篮球队”先后前往各地参加抗美援朝篮球义赛，全部门票收入作为捐献飞机大炮所用。该队在无锡、顾山、陈市等地比赛7场，均获胜利[33]。除义赛捐献外，江阴分会还组织了增产捐献和节约捐献[34]。
无锡分会积极推动全市医救福利界，发扬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共同完成捐献“救护机”任务。同时向重庆、洛阳、西安等分会积极应战——星期日不休息，义务劳动增加生产，将药品和材料成本费扣除外，其余所得全部捐献“救护机”，此项运动打算一直开展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35]。常州分会除一次捐献半个月薪工外，也决定自7月15日起，放弃星期天休息，将增产的全部门诊收入的一半捐献飞机大炮[36]。
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优抚工作是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51年6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会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做好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优抚工作[37]。8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又以京（51）卫字第2881号文通知各地分会大力做好优抚工作，决定8月份为优抚运动月[38]。
南京分会响应上级指示，就自身业务范围内对烈军属予以的照顾特制订出治疗所在免费挂号及提前诊病、配方药费、外科敷料费及各科手术费、注射费、化验费、透视费、接生等方面具体的优待办法，优待办法自8月1日执行[39]。
8月1日（建军节）下午，无锡市分会邀请了30余位赴朝的国际医防队员家属，举行联欢晚会。在简短的仪式上，分会总干事蒋白鸥报告了医防队员在朝鲜的工作情况，并宣读分会对家属的慰问函。李念慈的父亲李宗纲、李伟英的姐姐陆蔚文、潘蓉华的父亲潘孚云以及公安局派出所所长、熙春街妇女代表龚晖先后发言[40]。江阴分会的优抚工作做得颇有特色。他们配合当地政府和人民团体，经常开展家庭访问，对特别贫苦和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予以人力和物力的帮助。同时与国际医防队员家属经常联系，时加慰问，按期转送总会慰问信及赠礼等[41]。
优抚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国际医防服务队在朝鲜前线出色地工作注入了无限的动力。1951年金秋时节，国际医防服务队在完成任务后陆续由前方载誉凯旋。10月24日，第一大队139人在黄超汉大队长率领下首批胜利归国（其余30人仍在朝鲜继续工作），倍受各界热烈欢迎[42]。
当江阴、无锡两队队员回到无锡时，无锡分会会长及医药界同仁、各界代表等2000余人在车站列队欢迎。欢迎会上张宇和队长致辞说：“以前从新义州至平壤需4天，回来时仅需10小时，从前只能夜里行车现在白天都能通行无阻，这种现象说明我们一天天在扩大的胜利，这些事实更鼓励国内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情，以期更快地打垮美帝侵略者。”
江阴分队归来时，恰值县第五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500余名人代会代表连同政府首长、红会同仁、医务界以及学生、市民组成浩大的欢迎队到车站欢迎。代表大会特请张宇和（队长）为第五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及大会副秘书，当晚特邀张宇和及孙瑞璐（队员）作报告，介绍美帝暴行、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战绩、医防队在朝工作情况、朝鲜妇女在后方加紧生产积极交纳公粮支援前线等情况。随后，他们又应邀连续在冬师训练班、医务界、各中小学、各人民团体等分别作报告近20次，听众约24000人左右。
为了迎接队员们的胜利归来，南京市分会的同志们深夜赶到浦口码头去等候，并召开了盛大欢迎会。常州、镇江等地分会、抗美援朝分会、医药界、各界代表也都是以欢迎会、座谈会、游行等方式热烈欢迎队员们的凯旋。他们应邀还在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等单位报告朝鲜前方英勇战绩、后方生产建设及中朝人民密切团结等情况，深受欢迎[43]。
随着国际医防服务队载誉凯旋，并举办巡回事迹报告会，各地群众抗美援朝的情绪更加地被渲染高涨起来，加强了中朝人民的团结和反侵略必胜的信念，对于积极参加捐献“救护机”运动和缴纳公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江苏红会是指江苏属地的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具体地说，建国初期江苏有南京、常州、青浦、长泾、无锡、镇江、武进等7个分会。（参见《1952年华东区各省市红十字分会人员经费及事业补助费预算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档案室，3卷；《中国红十字会华东各地分会1953年会务人员编制表》，江苏省档案馆，6卷第9页）
[2]《为组织救济朝鲜难民医疗队给各地分会的通知》（1951年1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1951年2月3日），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4]《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江阴县分会（旧长泾分会）组织国际医防队经过》，《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20、21页。
[5]《常州分会欢送援朝医防队同志北上》，《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4页。
[6]《无锡市分会援朝医防队出发》，《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7页。
[7]《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江阴县分会（旧长泾分会）组织国际医防队经过》，《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20、21页。
[8]《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的组织经过及其任务》，《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1页。
[9]《常州和洛阳等分会同志来京报到开始学习》，《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8页。
[10]《发扬白求恩大夫精神，为朝鲜人民服务！——常州分会同志笔谈》、《我爱父亲 更热爱祖国》，《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9、10页。
[11]《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国际医防服务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4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0页。
[12]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13]《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名单》，《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12页。后来任职情况有所变化，杨迪群任第一大队大队部行政组副组长，兼任第一队副队长，萧益民任第二队副队长，张宇和任第七队队长。胡立人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参见《本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及第一医防服务大队全体工作同志名单》，《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71页）
[14]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8页。
[15]《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抵朝》，《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15页。
[16]《南京志愿医疗团离宁赴朝》，《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8页。
[17]《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给南京志愿医疗团的信》，《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9页；《南京志愿医疗团过津时各界致该团的慰问函》，《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8页。
[1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给南京志愿医疗团的信》，《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9页。
[19]《南京医疗团到达前线工作，来函保证以完成任务答谢我会》，《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3页。
[20]《本会国际医防第一大队接办朝鲜某医院》，《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24页。
[21]《总会特通报表扬17名最优模范》，《新中国红十字》第14期，第20页。
[22] 因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和朝鲜战场救护工作的需要，中国红十会先后组织和派出7个医防服务队。（参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23]《本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第七两大队模范工作者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功劳章》，《新中国红十字》第24期，第30页。
[24]《新型的医务工作者在成长着》，《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15页。
[2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各分会各直属单位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计划》（1951年3月16日），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页。
[26]《本会为号召展开捐献“救护机”运动的通知》，《新中国红十字》第10期，第3页。
[27]《南京分会员工无比的捐献热潮》，《新中国红十字》第11期，第5页。
[28]《南京市分会捐献盘尼西林二百瓶》，《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29]《“救护机”捐款数字一批》，《新中国红十字》第14期，第81页。
[30]《“救护机”捐款数字一批》，《新中国红十字》第15期，第42页。
[31]《南京市分会捐献盘尼西林二百瓶》，《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32]《南京分会近讯》，《新中国红十字》第16期，第46页。
[33]《江阴分会长红篮球队义赛捐献》，《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34]《江阴分会改组以来的工作》，《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49页。
[35]《无锡市分会星期日门诊增产捐献》，《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36]《我们要遵照总会的一切指示而前进（常州分会）》，《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40页。
[37]《本会号召做好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优抚工作的通知》，《新中国红十字》第10期，第3页。
[38]《大力做好优抚工作》，《新中国红十字》第12期，第7页。
[39]《南京市分会订出了烈军属医药优待办法》，《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4页。
[40]《无锡分会与医防员家属举行联欢会》，《新中国红十字》第12期，第29页。
[41]《江阴分会改组以来的工作》，《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49页。
[42]参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43]《各地人民热烈欢迎归国的国际医防队队员》，《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18页。
两岸红十字会与“金门协议”
杨红星
内容摘要：“金门协议”是在两岸红十字会精诚合作之下得以签订的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书面协议。“协议”对两岸遣返问题的原则、对象、交接地点以及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而详实的规定，对遣返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之下，遣返工作顺利开展，这对加快两岸“三通”的步伐，发展两岸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金门协议” 遣返 红十字会 两岸关系
“金门协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两岸红十字会携手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1]是两岸联系与沟通的见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爬梳，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处于长期的对峙、隔膜状态，但手足同胞的骨肉亲情不会为人为的障碍所阻隔，随着两岸关系的渐趋缓和，特别是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两岸气氛缓和，亲情洋溢，来往沟通成为当时两岸关系的主流”。[2]同时，因探亲而衍生的经济、文化、贸易、观光等民间交流活动也日益繁盛，为时人所关注。可见，两岸的交流与沟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台湾当局仍顽固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绝官方接触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立性质的民间组织，红十字会理所当然的承担起两岸联系的纽带与中介。
为配合探亲工作，两岸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间接联系，共同开展两岸同胞的查人转信工作。“从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至1988年2月，仅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就受理了海峡两岸查人个案30150宗，并且到1月31日已为124名台胞找到了他们在大陆的亲人，340名台胞台属用‘红十字通信’的方式和他们在台湾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到199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红十字会“共受理海峡两岸查人个案12万余宗，查到结果共24281宗，使8万名两岸同胞取得联系”。[3]红十字会可谓功勋卓著，功德无量。
在“金门协议”签订之前，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努力之下，两岸关系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1990年4月16日，两岸红十字会组织负责人第一次直接通话，应台湾要求，大陆红十字会救助了在宜昌发病的刘凤子女士。[4]
1990年6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敏章在总会训练中心会见了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先生和常松茂副秘书长。此次会见是海峡两岸红十字会首次直接接触，是两岸红会交往中一个新的突破。[5]
在徐亨会长的这次访问中，经过双方热情、诚恳而富有成效的会谈，就有关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今后工作协作达成了五项口头协议。此次会谈是“第一次历史性的工作会谈”，是“两岸授权机构进行事务性谈判的滥觞，也是两岸官方主管部门授权民间机构进行的首度接触”。[6]所达成的五项口头协议为三个多月后的“金门会谈”“铺设了有利的基础，即使连后来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的协商事务，也依然延续当时建构的议题架构，持续进行商谈”。[7]
两岸红十字会的倾力携手，使两岸关系的坚冰逐渐融化，也正是由于上述显著成效的取得，当又一次考验两岸关系的严峻时刻到来之时，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在了两岸红十字会的肩上。由于台湾方面奉行单向的非人道海上遣返作业，1990年7、8月间酿成极其惨烈的“闽5540号”、“闽平渔5202号” 两起海难事件，两起恶性事件中，共有46位大陆同胞含冤以殁。事件发生后，两岸震惊，台湾当局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于内外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决定中止不安全不人道的遣返方式。由此，人道遣返问题提上日程，而两岸红会重任在肩。
二
在前期磋商和准备的基础上，两岸红会于1990年9月11日至12日共聚金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韩长林、陈长文等对双方参与见证其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事宜举行工作商谈，经过坦诚友好的交流与协商，签订了两岸关系发展上的第一个书面协议——“金门协议”，内容如下：
一、遣返原则：
应确保遣返作业符合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的原则。
二、遣返对象：
（一）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但因捕鱼作业遭遇紧急避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须暂入对方地区者，不在此列）。
（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
三、遣返交接地点：
双方商定为马尾——马祖（马祖——马尾），但依被遣返人员的原居地分布情况及气候、海象等因素，双方协议另择厦门——金门（金门——厦门）。
四、遣返程序：
（一）一方应将被遣返人员的有关资料通知对方，对方应于20日内核查答复，并按商定时间、地点遣返交接。如核查对象有疑问者，亦应通知对方，以便复查。
（二）遣返交接双方均用红十字专用船，并由民用船只在约定地点引导。遣返船、引导船均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不挂其它旗帜，不使用其它的标志）。
（三）遣返交接时，应由双方事先约定的代表二人，签署交接见证书。
五、其他：
双方应尽速解决有关技术问题，以期在最短期间内付诸实施。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得另行商定。[8]
审视“金门商谈”的全过程并结合当时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可以说“金门协议”的内容是对遣返作业和两岸关系问题的充满智慧的实事求是的客观解读，正因为如此，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才会取得显著的成效。首先协议对红十字会在协议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见证”的职责界定是准确而客观的，符合红十字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同时也是红会组织参与协议的前提和协议成功履行的保障。商谈中就双方的敏感问题如签字书写的年号和商谈主体的称谓等问题经过积极的磋商，最终达成谅解形成共识，显示出双方积极务实的合作态度。这对于协议的签订是至关重要的。单就金门这个商谈地点的选择来说，也充分显示出两岸合作的真诚。金门是两岸关系的政治敏感区，从“炮击金门”到“金门协议”，32年来金门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风向标，能够在金门进行商谈、签订协议，它的象征性意义不言自明。
“金门协议”的公布，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台湾舆论普遍认为“这是40年来两岸关系的一大突破”，使两岸关系“跳出低谷，已出现曙光”。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这是一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谈，具有突破性的历史意义。”经历41年的漫长岁月后，第一次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相互间存在的问题，说明只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珍惜两岸人民间的亲情，中国人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9]
三
“金门协议”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它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一）成功的切实可行的遣返方略。
“金门协议”卓有成效的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岸关系发展的海上遣返问题。协议签订后的十余年来，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之下，“从马祖和金门共接运私渡去台人员142批，27890人次，劫机犯罪嫌疑人3批，15人；向台湾遣送违法台湾居民45批，123人”。通过“两岸双向遣返工作的开展，严厉打击了沿海地区的走私、贩枪、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有效防范了台湾不法人员将大陆作为逃避惩罚的‘避风港’，遏制了两岸人员非法入境活动，为维护沿海地区安全、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10]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7年劫机犯的遣返成功，标志着“两岸在司法互助方面又迈出了漫长而艰辛的一步，而这一步无疑是应该载入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的”。[11]历史证明，“金门协议”所规定的遣返原则和策略是极其正确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两岸红十字会功不可没。
（二）“三通”的起点
“三通”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金门协议”的签订，无疑向“三通”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门协议”是“三通”的起点。1990年10月8日，两岸第一次遣返活动在马祖进行，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之下，这次遣返活动获得圆满成功。“美国合众国际社称：这是开通了两岸之间的首次海上直达航线”。[12]从第一批顺利遣返开始，“两岸之间遣返工作从此一批又一批的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实现了两岸之间的通航”。[13] “两岸直接‘三通’的关键是两岸直航”。从“1986年之前的互不通航到之后的间接通航，从1995年起分步开放通航到2001年的沿海局部直航，试点获得初步成效，间接通航程序也越来越简化”。[14]虽然两岸直航尚未实现，但直航的目标却已经不再遥远。 “金门协议”实现了海上遣返船只的直航，我们希望以之为借鉴，遵循这样的发展脉络，通过谈判协商谨慎而理智的尽快实现两岸全面直航，直到实现“三通”。
（三）对发展两岸关系的启示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金门协议”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对未来处理两岸问题也具有启发性。“金门协议”是“两岸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和平协商找出了解决具体事物的方法，从此使两岸的谈判提到了议事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门协议’是个前奏，它为两岸正式授权的民间组织（海协会、海基会）商谈铺路、催生”。[15]同时，“金门协议”开创了两岸通过民间渠道解决广泛而重要的、更具有官方色彩的问题的先例。两岸红会的积极参与，使得“金门协议”得以顺利签订和执行，使得海上遣返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使得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的拓展。所以说，在发展两岸关系的过程中，红会以及其它民间团体的力量不可低估，甚至说可以作为一种借鉴的思路。“金门协议”的成功签订和顺利执行是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需求，代表了两岸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缘于此，可以说“金门协议”昭示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红十字会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16]两岸红会对“金门协议”的积极参与正体现出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一宗旨。由于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实现了真正安全人道的海上遣返作业，保护了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同时也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两岸红十字会以其特殊的地位、特有的方式，用人道主义的暖流融化了40年的“坚冰”，特别是在“金门协议”的商定和履行过程中，两岸红十字会的功绩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相信两岸红会的继续携手，会为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谱写出更加动人的华章。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1] 王永钦主编：《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2] 王永钦主编：《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3] 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4] 王永钦主编：《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5] 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6] 王铭义：《金门协议——国际红十字旗下的两岸红会谈判》，《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7] 王铭义：《金门协议——国际红十字旗下的两岸红会谈判》，《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8] 《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在金门商定海上遣返事宜》，《人民日报》1990年9月20日。
[9] 参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10] 张凤山：《“金门协议”：两岸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两岸关系》2002年第2期，第39－40页。
[11] 乐美真：《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12] 张凤山：《“金门协议”：两岸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两岸关系》2002年第2期，第39－40页。
[13] 方庆云：《“三通”的起点——忆金门商谈》，《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4] 李非：《两岸直接“三通”的关键是两岸直航》，《两岸关系》2002年第8期。
[15] 李立：《“金门协议”：两岸联系的见证》，《两岸关系》2002年第11期，第40页。
[16]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