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时期的安徽红十字运动
张智清
安徽各地根据总会的要求，积极努力，恢复和新设了诸多分会。见下表：
表1：“复员”时期安徽红十字分会一览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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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恢复与新增分会 |
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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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
安庆、亳县、当涂、广德、涡阳、太和、蚌埠、寿县、怀远、宿松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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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
安庆、亳县、当涂、广德、涡阳、太和、蚌埠、寿县、宿松、怀远、凤台、歙县、潜山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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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
安庆、亳县、当涂、广德、涡阳、太和、蚌埠、寿县、宿松、怀远、凤台、歙县、潜山、芜湖 |
14 |
“复员”时期，经历严重战争创伤的中国，社会经济凋敝，难民众多，灾难救济与救护工作显得格外迫切。
这一时期安徽省内各地分会开展的灾难救济与救护工作，分述如下：
（一）战地救护
众所周知，红十字事业发端于战场救护。烽火连天，伴随隆隆炮声而来的是血腥和苦难。面对呻吟的伤兵、遍野的尸骨和流离失所的难民，肩负重任的安徽各地分会没有漠视，纷纷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奔赴前线，救护伤病难民，埋葬战士遗骸。
凤台县地处皖北，军事频起，因此凤台分会“特组织救护队四队，第一队有救护队员十一人，第二队有救护队员十二人，第三队第四队有救护队员各十人，以办理军民救护工作”[⑩]。
淮海战役爆发后，蚌埠分会为救护战役，向社会各界发布救护书，揭示了战争惨况：“各机关团体首长、社会贤达、各报馆暨请广大仁人善士均鉴：中国不幸，战乱频仍！经过八年艰苦之抗战，人民喘息未舒，方冀胜利而后，获得休养生息之机，徐图恢复元气。不意天祸吾民，又起国共之战，攻城略地，到处兵戎，烽火弥天，哀鸿遍野，一时愁云惨雾，布满人间。去冬徐蚌会战，中心南移，即以淮河北之双堆集为主力角逐地，双方动员五十余万众，往来鏖战于此方圆仅百里之地区，加以路空战车，炮兵搏斗，如此成拉锯势者，时逾递月，被毁村庄百余处，死伤人民逾万人，而被炮火之威胁弃家离徒者亦近十万，满目荒凉，朝如临鬼域。方今死者暴骨未葬，伤者负创无医，缴幸得生者，亦少衣缺食，露宿于凄风荒雨之中，厥状之惨，虽郑侠复生，亦难绘其形状于万一。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妻子，孰为为之，孰令致视，伤心惨目，有如是耶？”[11]言辞恳切，表达了红会同仁对此次战争灾难的关注。
同时，由于蚌埠接近前线，蚌埠分会临时组织救护掩埋队，掩埋遗骸；设立医院，为伤病员医疗创痛；设置难民所及施粥厂，使灾民暂免饥寒露宿之苦。然而经费不足、设备简陋不全等问题接踵而至，“因经费支绌，设备难周，仅能救助于一时，实难维护于普及，哀此孑遗，岂忍恝置，不谋急济，何续生机，唯有向我各机关团体首长，社会贤达暨仁人善士，代作将伯之呼，仰祈垂念劫后生灵，如临水灾，发广大慈悲，作慈航普渡或请拨给赈粮，或为募赐捐款，以为冬赈之资，而施普遍救济，俾甘霖广沛，化棘路为春台，义粟遥颁，生死人而肉白骨感恩遐迩，生福无疆，迫切陈词，无任翘企”[12]。尽管如此，蚌埠分会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救护工作。
（二）医疗服务
无论是救治伤兵，还是医治难民，都离不开医疗。红十字诊疗所及医院是“复员期间各地分会进行社会服务的重要设施之一，是民众迫切需要且受益人数众多的仁爱设施，成为这一时期红十字会工作的一大特色”[13]，安徽各分会为广大伤兵和难民提供医疗服务，取得了不错成绩。
“复员”时期，总会救护总队部与善后救济总会合作组织医疗队在皖赣区芜湖设置“第二二医疗中队，办理民众医疗”[14]。
1947年安徽广德、涡阳、安庆、太和四地分会设立了诊疗所，亳县、凤台两地分会设立了医院[15]，到1948年，亳县和芜湖两地分会也成立了医疗所[16]。
在当涂，当涂分会与当涂公立农民医院合作，“合组巡回医疗队一队，订立合约，于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起至八月止为合作有效时间，并先以采石为试办区”[17]，为伤病者提供救治服务。
在凤台，1946年凤台分会“永安乡救护队在梁家庙救护伤兵六人，新芦乡支会救护队在潘家集救护伤兵二十五人”[18]。同年，为推进乡村医疗工作，凤台分会在该县“新芦乡行署乡石峡乡各分设诊疗所一所，由分会业务组长及医务主任指导于
1946年因亳县迭遭兵灾水灾，情况严重，亳县分会“特组织临时诊疗所一所，服务站一处，办理救济工作”[21]。
1948年，安庆市分会“因长江水位高涨，于广济圩马家窝设立急救站，医疗抢救防险圩民。”[22]
这些医疗服务设施，为解除民众痛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儿童福利
儿童福利事业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培植下一代健全的国民。因为今日的儿童, 是明日的主人, 所以要健全今日儿童的体格, 来培植明日强盛国家的基础, 这是一个远大而积极的建国工作之一”。[23]因此，儿童福利工作成为“复员”时期红十字会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样这也是安徽各地分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亳县分会于
安庆分会于1947年设立“私立忆然育儿所，收容孤儿一百零五人”[27]，并用美红会所赠善款“制成棉衣七五套，分发忆然孤儿院难童”[28]，以解决难童缺衣之困。
（四）其他方面救济
在救助难民方面，安徽各地分会也有所作为。1946年8月5亳县“淫雨成灾，城南各镇遭受黄水泛滥，田畜漂荡，房屋塌毁，秋收绝望，受灾奇重”，亳县分会得知情况后，由“常务理事张涛民，率领救护队员，前往赈救”[29]。
冬季赈灾也是难民救济的重要工作。1947年冬，安徽大雪纷飞，灾民衣不蔽体，各分会发动女学生就近义务编织毛衣，分发难民。[30]
安徽凤台县滨临淮河，地势低下，历遭水灾无数，针对这一情况，凤台分会于1948年“为谋沿淮居民安全，特组织淮河水上安全救护队，计两个分会，并编组救济船只五十余只，以备水上救护用”[33]。凤台县新芦、潘集、展沟、东石峡、永安等支会也根据需要组织救护队，“计永安乡三分队，东石峡乡二分队，新芦乡二分队，展沟乡二分队、潘集乡二分队”[34]。此外，分会还成立救护训练班，“轮流调训各救护队队员，以提高救护技能”[35]。
[①] 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编：《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议事录》（内部资料），转自池子华、郝如一等著《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②] 资料来源：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2
[14] 《圣路易斯采血需求修正》，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消费者1988年编印，第3—4页；《我们的血液供应有多安全？》，《家政杂志》1986年11月号，第91、93—94页。
[15] 彼得·艾斯勒：《沉默的证人》,《今日美国》
[16] 约翰·F·哈钦森：《慈善冠军》 (科罗拉多: 西景出版社1996年版)；大卫· P·福赛斯：《人道主义政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巴尔的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 吉尔伯：《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世纪》。根据位于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红十字会Hazel Braugh记录中心1997年6月的信息，这些照片仅仅代表了保存在福尔斯彻奇某处的32个5屉文件柜中的照片藏品中很小的一部分。
[18] 杜勒斯：《美国红十字会：一段历史》。
[19] 据红十字会档案管理员所说，只有两份副本可供研究使用，这些文件原本是打算私下保存的。同样，每篇论文的第一页上都有一条提示，指出这些文件原本只打算用于内部发行。
[20] 亚瑟·罗宾逊：《二战中战俘的救助》，载《美国红十字会史》“专题论文”22，美国红十字会1950 年编印。(以下称为罗宾逊论文. 22 )。
[21] 1998年1月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国家第二档案馆对泰博·刘易斯的采访。
[22] 福赛斯：《人道主义政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20页。
[23] 福赛斯：《人道主义政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16页。
[24] 《美国红十字会情况》。
[③]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4页。
[④]《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5期（1947年3月），第40页。
[⑤]《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1期（1947年9月），第40页。
[⑥]《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3期（1947年1月），第45页。
[⑦]《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3期（1947年1月），第45页。
[⑧]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⑨]《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14期（1947年2月），第47页。
[⑩]《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2期（1947年10月），第27页。
[11]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1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13] 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论纲》，《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
[14]《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5期（1946年5月），第20页。
[15] 参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复原期间最新设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211页。
[16] 参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事业设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17]《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8页。
[18]《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30期（1948年6月），第29页。
[19]《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0期（1947年8月），第46页。
[20]《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7期（1948年3月），第28页。
[21]《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2期（1946年10月），第27页。
[22]《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5期（1948年3月），第24页。
[23] 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论纲》，《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
[24]《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3期（1947年11月），第9页。
[25]《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8期（1947年6月），第40页。
[26]《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7页。
[27] 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7页。
[28]《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3期（1947年11月），第25页。
[29]《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8期（1946年8月），第32页。
[30] 资料来源：《本会新闻》，《红十字月刊》（1947年第23期），第24、25页。
[31]《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7期（1947年5月），第43页。
[32]《灾害救济》，《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7页。
[33]《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8期（1948年4月），第32页。
[34]《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8期（1948年4月），第32页。
[35]《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8期（1948年4月），第32页。
[③]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4页。
[④]《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5期（1947年3月），第40页。
[⑤]《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1期（1947年9月），第40页。
[⑥]《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3期（1947年1月），第45页。
[⑦]《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3期（1947年1月），第45页。
[⑧]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⑨]《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14期（1947年2月），第47页。
[⑩]《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2期（1947年10月），第27页。
[11]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1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13] 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论纲》，《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
[14]《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5期（1946年5月），第20页。
[15] 参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复原期间最新设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211页。
[16] 参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事业设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17]《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8页。
[18]《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30期（1948年6月），第29页。
[19]《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0期（1947年8月），第46页。
[20]《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7期（1948年3月），第28页。
[21]《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2期（1946年10月），第27页。
[22]《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5期（1948年3月），第24页。
[23] 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论纲》，《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
[24]《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3期（1947年11月），第9页。
[25]《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8期（1947年6月），第40页。
[26]《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7页。
[27] 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7页。
[28]《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23期（1947年11月），第25页。
[29]《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8期（1946年8月），第32页。
[30] 资料来源：《本会新闻》，《红十字月刊》（1947年第23期），第24、25页。
[31]《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第17期（1947年5月），第43页。
[32]《灾害救济》，《红十字月刊》第25期（1948年1月），第27页。
[33]《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8期（1948年4月），第32页。
[34]《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8期（1948年4月），第32页。
[35]《救护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8期（1948年4月），第32页。
一战前美国红十字会的主要活动
邢金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经历过数次调整。根据红十字会最初的组织章程（1881年），巴顿作为红十字主席并得到其它官员的支持。红十字会内还成立了一个执行局和咨询董事会。1904年巴顿辞职后，红十字会根据1905修订的国会章程进行了重组，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有18名成员组成，其中的6名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另外的6名成员由红十字总会的人员构成，其余6名成员由红十字地方分会任命。1906年红十字会增设了名誉主席的职位。1913年，威尔逊总统接受了这一职位，从此确立了美国总统作为美国红十字会名誉主席（现在是名誉会长）的传统。
一、美红会的各类救援活动
美国红十字会是最早的一个能动员全国性力量来救援自然灾害受害者的组织。自1881年美红会成立之后，在巴顿的领导下不仅参与到自然灾害的救援中，而且还在战争救护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巴顿所说，“红十字会的工作是悄悄完成的、没有丝毫宣扬。所有的救援工作不只是慈善，而是受上帝之派遣来救援那些受到大自然力量而遭受困境的兄弟姐妹们的。”[1]
1881年夏，密西根州发生森林大火，造成125人死亡，几千人无家可归。美国红十字会作出应急反应，派出了朱利安.B.哈
1884年，俄亥俄州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美国红十字会派出乔西.V.萨洛普号蒸汽船，为灾民提供救援物资。根据
1892年俄国饥荒，美红会募集小麦、玉米、黑麦和医疗物质，开展了第一次海外救援活动。俄国总领致函巴顿称，“玉米和面包比捐献资金更有效地救济灾民”。有百万俄国灾民因此免于饥饿。
1896年亚美尼亚种族大迫害，美红会组织了第二次海外救援活动，为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帝国亚美尼亚地区由于穆斯林和基督教间的敌意而引发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提供食物和医疗救援。在救援中，有一位红会工作人员被盗匪杀害。在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下，美红会派出4名工作人员到土耳其实施救援。
二、初期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一个非政府组织要为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有效的服务，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其他资源。筹款也就成为了非政府组织管理的重要环节。非政府组织承担着一定的公益使命，需要通过筹款活动聚集社会资源，再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反哺社会，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可持续性，同时也为非政府组织本身的发展提供支持。非政府组织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才能维持其运转，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完成其社会使命[3]。但是以美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在成立初期都普遍面临着资金乱用、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
20世纪初期，经过20余年发展的美国红十字会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然而，随着美国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越来越大的期望，红十字会的压力也倍增，特别是资金的募集方面，其原有的募资形式与策略已远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否恰当的运用劝募形式与策略，改革财务监管机制，已经成为关系着美红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美红会早期的几次救援活动中，严重存在着财务收支不公开、资金滥用等现象。如对俄亥俄州的密西西比河洪水的救援，公众就对美红会没有公开此次救援活动收支清单而感到非常诧异。当宾西法尼亚州救济委员会在约翰斯敦灾害后制作了一份详细收支情况的报告，但红会因政策等原因拒绝发布，随后只给出了唯一信息即救援行动共花费39000美元，没有任何结余。部分红会官员的态度使得其与费城民众相疏远，费城的人们出于对红会的不信任，开始自己组建地方性的灾后救援组织。
在1892年俄国饥荒期间，首席大法官富勒和红衣主教吉本签名的一份请求询问红十字会收支情况函，但红会的回答是俄国饥荒救援期间没有制定财务报告。
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期间，日内瓦红十字会总部根据其惯例询问了西班牙和美国红十字方面，二者是否需要得到中立国组织的帮助。西班牙红会方面婉谢，而美红会则表示愿意接受帮助。许多国家的捐款汇到美红会主席克拉拉·巴顿那里。由于红十字总部公布的财务报告，不知道有哪些国家响应了国际红十字总会的号召帮助了美红会，同时美国公众对战争如此之短暂开支却很巨大也产生了质疑。只能从其他资料得知，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国的红十字会都给予了资金援助。
1900年7月，美红会根据国会法案再次合并且宪章规定红会每年都要制定财务报表，但没有规定对其账户进行官方审计。为了解释公众的质疑和更好的规范红十字会的财务，1914年理查·欧尼在红十字年会上被要求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此事。这一调查委员会有作为会长的参议院议员瑞德菲尔德·普洛克、众议院议员威廉·奥尔登·斯密斯和陆军副官长弗雷德·C·安斯沃斯将军组成。调查委员会责令专门的财务部专家来审计红会账本。除了上文的财务问题外，调查委员会还发现了除了俄国饥荒救援活动以外其它救援活动都缺少财务纪录，俄国灾害救援的财务账单也只显示收到了450000美元的捐款，但只花费了不超过150000美元。调查委员会根据证据了解到俄国饥荒救济的一部分资金被存在了西部银行同时其中的一部分被用在购买和修缮一处农场上，这一农场后被人称为“红十字公园”，而在红十字会的官方声明中，声称“红十字公园”农场是由别人捐赠给红十字的[4]。1890年的约翰斯顿大洪水后，以红十字领导人个人名义在华盛顿购置了大约价值300000美元的土地，其中购地的部分款项由红十字约翰斯顿救灾基金的余额来支付的，这笔款项直接被汇到了华盛顿银行作为支出金额。这块土地后来被出售了，部分款项是直接付款、剩下的分期付款。卖地剩下的资金最终由红十字会保存着。红十字亚美尼亚救济委员会执行主席斯宾塞·查斯克在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就提出辞职申请，他对红十字的组织非常不满。
三、美国红十字会的重组
迫于财务风波的压力，1904年红十字会主席克拉拉·
美国红十字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由美国总统任命各州代表、财务、战争、司法和海军部主席等6人，由各局代表选举6人，红十字分会和其附属机构选举6人，这18人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并从其中选出7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下设战争救济局、国家救济局和国际救济局3个分局，其主席和副主席都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分局在其各自领域制定政策，动用资金必须征得中央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的同意[5]。
3个分局下设有医疗处、急救处、护理服务、城市和乡村护理处等部门。各州局有3到10名当地人士组成地方紧急融资委员会，各州分会领导人担任委员会主席。在各州局下，还有被称作支部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成员，其特别职责包括响应华盛顿总部或是各州州政府的号召筹集资金和物质，并在紧急救灾处置中相互配合。
中央委员会主席是红会的实际执行官。中央委员会除了普通官员外还设有综合管理官员和国内事务主管。前者负责办公和商业领域，同时在中央委员会主席缺席的时候成为实际执行者。后者负责指挥各州局和分部的工作，分别设有亚特兰大、中央区、山地区、太平洋区4个国内事务助理。在局长的领导下，信息局与红会各分支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发行月刊，为咨询者提问信息，同时告知公众红会活动的性质和进展情况等。
总之，自1881年红十字组织建立以来，直到1905年进行重组，这段时间不论会员的招募还是红十字组织自身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1905年的改组，有助于其在更宽广的领域开展救援工作，不仅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Clara Barton:A Story of The Red Cross,D.Appleton and company,1917,p.3.
[2] http://www.redcross.org/museum/history/pre1900_b.asp.
[3] [美]莱斯特·M·萨拉蒙奇：《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野》（贾西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4] Mabel T.Boardman:Under the Red Cross Flag at Home and Abroad,J.B.Lippincott Company,1915,p.97.
[5] Mabel T.Boardman:Under the Red Cross Flag at Home and Abroad,J.B.Lippincott Company,1915,p.100-101.
《美国红十字会简史（1882-1945）》[1]（连载一）
[美]格温多琳.C.希利著 梁旻译 池子华校
问题很直接，美国红十字会是否是一个美国政府机构？[2]答案则更为深奥难解：
不，红十字会是一个民间的、非营利性的人类服务组织。它独立于政府发挥作用，但在重大危机时期（特别在战争时期和重大灾难过程中）与政府紧密合作。1900年美国国会准许美国红十字会在本土和海外向美国武装部队成员和灾难受害者提供服务。依据1905年修订的章程，红十字会继续提供这些委托性的服务。[3]
这一问题由红十字会提出，由红十字会在分发给公众的情况介绍中作了回答。在这31页的折页小册子中，红十字会三次特别指出，它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且也提到了自身的独立性。[4]
红十字会的公众咨询官和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吉尔伯，即《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世纪》的作者，在他的书中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次采访中他将红十字会称作“准政府机构”，但坚持强调了红十字会独立，并回应称红十字会仅仅遵从《日内瓦公约》。[5]
《美国红十字会——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福斯特·莉雅·杜勒斯提出了一个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红十字会研究的基准，尽管他很少探讨政府对红十字会的影响或控制。此外，标准参考著作，比如《世界百科全书》也没有探究这个人道主义机构和政府间的联系。[6]同样，压倒多数的主流出版物已经从历史的角度颂扬了红十字会的美德与贡献，这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正主义的第一波浪潮中幸存了下来，而没有受到伤害而显现出来。
毫无疑问，红十字会的灾难救济服务和战时活动挽救了无数生命，给那些在困苦中的人们带去了安慰。在平常的一天里，红十字会将会处理4000条世界范围内的美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庭间的紧急信息；它会采集2万名捐赠者的血液，超过5千人会得到输血，而这源于占总人口4%-9%的人会参与献血。国家骨髓捐赠者计划将向2个患有白血病和其他血液疾病的病人提供骨髓。此外，178件人体组织将由红十字会配发运往全国，而4位捐赠者将捐出器官移植之用。174个全国性的灾害会得到红十字会的关注，342个受到灾害影响的家庭会得到红十字会的经济援助，同时红十字会还为154人提供庇护所。[7]
在平常的一天里，34880人将会在红十字会健康与安全课程中接受训练，其中包括急救、心肺复苏术和水上安全的内容。还将为8493人提供急救处置、血压筛查、学校健康计划、健康指导和转诊项目。超过6849人将会参加红十字会艾滋病教育演示，大约18836本红十字会艾滋病教育小册子会被分发给公众。[8]
在极端灾害时期，受灾者们可以依靠来自1463个分会，38个血液服务区以及18个人体组织器官服务中心的服务，由139万名志愿者和32262名领取薪酬的工作人员来照料。每1美元中的92美分被花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者的项目上。所有这些都是在每年18亿美元的预算基础上完成的，其中包含从生物医学服务中获取的收益，投资和捐款收入，契约和赠款，灾难救助募捐活动，遗赠和其他捐献。[9]
改变是由官僚的和军事的控制以及相关人士共同造成的。所有这些都受到进步的时代思想的影响，影响了红十字会的表现。随着它试图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公众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俘之间的沟通者，随着红十字会向着现代性迈进，高尚的人道主义（为他人的福祉负起责任，没有政治的、国家的，社会等级的或是经济上的偏见）成了最终的牺牲品。
这本书是个人对红十字会崛起之路的分析，并认为这一地位的提升使红十字会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上，成为政府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成为军事上的工具。在其他时间里，红十字会的管理者专心于红十字会的自身形象和财务状况，进一步妨碍了它对公众的服务，而这种服务被认为就是援助。这个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政府特权和贪婪，这两者是纠结的缠绕在一起的。
对于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考察，投入了非常大的努力。只有通过那些考察，才能充分理解红十字会的行为，和它在有关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欧洲战区的美国战俘问题上与美国公众的互动。[10]
与主题有关的，对于红十字会的转变，作者同样主张私人的纠葛和关系改变了红十字会发挥作用的范围，超出了它的瑞士创立者让·亨利·杜南和它的美国倡导者克拉拉·巴顿对于红十字会是一个高尚的人道主义机构的想象。前者的这一想法产生于索尔弗里诺的战场上，后者则产生于美国内战的战场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都出现于进步时代，而美国作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初涉世界舞台。
在这些篇章的讨论中，提出了很多问题。红十字会被认为是一个除了在灾害时期提供服务之外，在和平状态下没有指定目标的战时机构。因此，创立卫生服务是否是为了能在和平时期给红十字会一个任务？他们的最初创立是否是作为对马布尔·博德曼获得收入，渴望增强这个人道主义机构财务能力的一种反应？一个在和平时期没有一项为其贫困者服务计划的国家，也许不会满足社会各方面对它的民主期待。因此，有个问题也必须被问及，在红十字会早期，它是否学会了如何利用人道主义救援来使政府受益？
通过对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考察，将会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只有在政府和军方所允许的范围内才能起到效果。必须指出，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使红十字会能够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慈善机构。正如《金钱杂志》报导，1997年秋天在红十字会大楼前悬挂的横幅上写道：美国红十字会，美国第一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很少受到仔细的调查研究，考虑到这个机构的无处不在，显然是进行仔细分析的不二之选。尽管红十字会的著作少之又少，但关于其友善的故事却有很多。自从开端以来，红十字会就普遍成为媒体、美国公众和政府的宠儿。
红十字会历史研究如此苍白，可能的原因是，在二战结束时，红十字组织作为一个援助机构的技巧已经磨练了50年，这在美国公众看来，好的想法甚至比实行这个好的想法必须依靠财政援助更加重要。它的公关能力达到了无比老练的程度，这是其他机构在战争期间无法比肩的。
“公共关系”在公众看来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直到1900年美国才成立了第一家公关公司。在1908年，当它开始在其项目的管理中运用公关技巧时，红十字会就将自己确立为公共关系领域的范例。[11]
几乎从一开始，红十字会就着手进行广泛的宣传计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被人们信任已久，已经在操控舆论方面做得如此成功，很少有人怀疑它的公正性。因此，随着红十字会宣传潮流的不断冲击大众，它那富有同情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格外的支持。毕竟，当和利他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时候，要求帮助的呼声可能很少被忽视。
此外，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民众没有时间把注意力放到归国战俘的心理创伤上。“爱国者”的称号只能用来称呼那些刚从关押中被释放的战俘，而这些人突然发现，他们曾为之而战的民主，正在和他们曾奉命与之作战，而且将他们俘虏的敌人拥抱。
当俄国盟友现在隐约成为美国“一个民主化的欧洲”这一想法的威胁时，马歇尔计划成了德国人的意外收获。随后的冷战，抢走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力。[12]
德国人对那些非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战俘和吉普赛人所犯下的暴行，被沉寂了下来。当国内的其他人转向苏联这个新的敌人时，曾经的战俘们还在默默地应付针对他们所犯下的暴行（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共产主义的无处不在，没有时间和余地来进行反省和调查，就这样直到1991年共产主义衰落，这个既不是政府机构又不是非常独立的特殊组织，大体上仍然未被纳入研究视野。
直到冷战结束，二战以来的机密材料逐渐开放，美国公众才开始认识到两个超级大国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在大多时候往往是一些令人生畏的摩擦。其结果是苏联和美国把彼此视为非常令人厌恶的对象。[13]
红十字会也比想象中的庞大，它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善意的但并非完美的机构。
一开始，国家的血液供给受到调查。红十字会，这个全美最大的血液采集机构正在分发来自艾滋病和肝炎捐血者的受到污染的血液。[14]随着那一事件的最终解决，美国公众惊呆了，红十字会也许不再是绝对可靠的了。
1997年，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为其成员——的文章开始出现，指控当德国人在二战中向犹太人犯下种种暴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是安静的在一旁袖手旁观。文章将这一悲剧称作是一场道德上的失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它知道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罪行。[15]
关于上述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在主流出版物上被披露出来的。一向发布自身新闻的红十字会，忽然发现自己如同铁幕落下般暴露在外。受舆论批评的影响，红十字也许会面临前途问题。
就关键性的历史进程而言，并没有出版什么书。只能推测当美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红十字会创造一个在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看来不容置疑的形象是必要性。随着之后的每一场战争，作为国防政策构成的一部分，这一形象被增强了。简而言之，宣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红十字会已经被确立为政府机能的延伸，这成为它形象的一部分。要想了解红十字会的真实情况，人们就必须去除那一层又一层的解释说明和偏好。
约翰·哈钦森的《慈善冠军》一书是更为值得注意的、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修正主义历史著作之一，它考察了红十字组织的军事化，这是以大卫·福赛斯提出的“人道主义政治”的假设为基础的，也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的一次调查。实际上，这些外国作者没有一个深入考察美国自身的红十字会。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任务留给了研究红十字会的历史学家和红十字会的支持者们。[16]
吉尔伯在1981年创作了一部美国红十字会的图片史，题为《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世纪》。这部引人注目的、特大号的、精美的书充斥着浪漫化的照片和很少的文字，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关系策略展示之外，在对红十字会的分析方面，没有提供什么内容。[17]
红十字会史的研究性著作当推杜勒斯的《美国红十字会：一段历史》一书。这部写于1950年出版于1971年的历史著作，也许有很好的理由被认为是红十字会史的原型。这本书写于冷战机器正在加速之时。在总共500多页的书中，从狭义上看，并不是原创性研究。杜勒斯在前言中解释说，他的大部分材料都出自一系列写于二战之后到1950年之前的专题论文，也来自于另一些可以获取的1950年之前的文件。[18]
尽管杜勒斯的书没能足够深入，但还是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索引，通过它人们就可以更好的浏览那些专题论文，甚至是原始信件。这本书忽略或是避开了对一些更为敏感的红十字会问题的深入研究，最终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红十字会研究的传统观点。
红十字会材料更好的来源之一正是杜勒斯在他的记述中所倚重的那一系列专题论文。从技术上讲，公众可以获取它们以作学习之用，公众可以到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国家第二档案馆去查阅。这些材料从未被大量复制。另一份可供研究之用的副本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的Hazel Braugh记录中心。这49篇专题论文是一部长达9625页的汇编，原本是作为红十字会历程的内部编年史而产生的，无意供观众查阅。[19]它们是一系列由一些从二战后到1950年间的历史学家所编辑的摘要。细读这些文件，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历史学家们是专属于红十字会的。他们是坦率直言的。在这些专题论文中，红十字会进行了自我审视，那些文档也反映出了这种自我反省。不是一定如此，但却是令人惊讶的常见，正如其中一篇论文的前部所展现出的那样：
一旦档案资料的核心内容披露出来，就会发现大量产生于红十字会早期的信件。美国红十字会的真实情况与它60年的公共关系典范的现象混合在了一起，只有在最为核心之处，其无与伦比的故事才得以显现。
福赛斯提出，人道主义机构为了达成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目标，就必须参与政治。这和杜南的看法相矛盾。杜南认为，一个主张中立的机构不应当参与政治。[22]
福赛斯认为，人道主义机构以两种方式发挥其影响力：一是出于得失的考量——人道主义方面的得失与诸如安全需要和经济考虑等事权衡比较，敌方政府可能会允许红十字会进入其国家。
第二种方式，这正是这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红十字组织更多的表现为政府的助手而不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人道主义机构。政府的主流观点就是红十字会的主流观点。[23]
这本书认为，人道主义机构也用来缓和对敌对政府的看法，因为敌对当局的原因而引发公众同情，当红十字会被允许进入时，这也提高了所在国政府的声望。
由于杜南的远见，由红十字会在瑞士的发端开始，巴顿开始在美国从事这一事业。在美西战争期间，她的组织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而后这些记录探寻了红十字会由社会名流马布尔·博德曼所掌控的、争论和重组的年代。之后发生的变化，描画出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工具的未来。受制于官僚主义和军事控制，红十字会将一战作为对重组后章程的一次检验。到了二战时，它已经变得善于利用对安危未定的战俘们的怜悯来赢得公众。
接下去的几章，考察红十字会对二战中不幸落入德国人之手的战俘所采取的行动。作者的观点是，红十字会将自身定位为那些战俘的朋友和援助者，与此同时，给身处大后方的亲人们带去慰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处于严格的军事监管之下。有时这些努力结果会被折衷处理，有时则是糟糕透顶。
最后一章，经调查访问，对前战俘们的观点加以考察。通过这些爱国者的自我反思，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破碎的信任感在一些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另一些人对红十字会尝试去做的任何事都心存感谢。在所有的情况下，关押的恐怖使他们改变了，那段经历让他们刻骨铭心，挥之不去。有时，调查和随后的评论所引出的问题比在讨论范围内能回答的还要多。
结论部分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回顾。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红十字会不能简单的被描述成“一个在战争时期与政府紧密合作的独立机构”[24]、“一种政府所有的出于善意的人道主义武器”、“一个老练的公共关系的范例”、“一个变化的时代的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称呼都有一定的价值。
（译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格温多琳·C·希利：《美国红十字会简史（1882-1945）》，论文集系列第71卷，Edwin Mellen出版社 2003年版。
[2] 《美国红十字会实情》手册中“关于美国红十字会问题最为通俗的回答，1996
[3] 同上。
[4] 情况说明请新闻媒体和公众通过联系位于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美国红十字会总部的媒体关系部，电话：(703)206-6740或网址http://www.redcross.org来获取更多信息。
[5] 帕特里·吉尔伯：《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世纪》(纽约: Harper &Row出版社1981年版 )；
[6] 福斯特·莉雅·杜勒斯：《美国红十字会—一段历史》(康涅狄格州: 韦斯特波特出版社1950年版)；《世界百科全书》（1996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1994年版）、《科利尔百科全书》（1996年版）“红十字会”词条。
[7] 《美国红十字会实情》。
[8] 《美国红十字会实情》。
[9] 《美国红十字会实情》。随着更多深入的研究，一些观点，比如财政审计等有可能引起争论，因为这些信息只由红十字会公布。
[10] 本书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考察欧洲前线的美国战俘的个案历史，这仅仅是因为条件限制，也因为这些研究叙述的更为清晰。也相当确定关押在别的国家以及其他战争中的战俘同样分享了获得红十字会援助的经历。
[11] 丹尼斯·威尔考克斯、飞利浦·H·奥尔特、沃伦·K·艾吉：《公关战略与战术》，纽约：哈珀柯林斯公司1995年版，第46、48页。
[12] 埃文·托马斯：《计划与人》，《新闻周刊》1997年第2期。关于冷战的讨论，参见马丁·沃克：《冷战》 (纽约: 亨利·沃尔特出版社1993年版)
[13] 马丁·沃克：《冷战》，纽约: 亨利·沃尔特出版社1993年版。
[14] 《圣路易斯采血需求修正》，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消费者1988年编印，第3—4页；《我们的血液供应有多安全？》，《家政杂志》1986年11月号，第91、93—94页。
[15] 彼得·艾斯勒：《沉默的证人》,《今日美国》
[16] 约翰·F·哈钦森：《慈善冠军》 (科罗拉多: 西景出版社1996年版)；大卫· P·福赛斯：《人道主义政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巴尔的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 吉尔伯：《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世纪》。根据位于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红十字会Hazel Braugh记录中心1997年6月的信息，这些照片仅仅代表了保存在福尔斯彻奇某处的32个5屉文件柜中的照片藏品中很小的一部分。
[18] 杜勒斯：《美国红十字会：一段历史》。
[19] 据红十字会档案管理员所说，只有两份副本可供研究使用，这些文件原本是打算私下保存的。同样，每篇论文的第一页上都有一条提示，指出这些文件原本只打算用于内部发行。
[20] 亚瑟·罗宾逊：《二战中战俘的救助》，载《美国红十字会史》“专题论文”22，美国红十字会1950 年编印。(以下称为罗宾逊论文. 22 )。
[21] 1998年1月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国家第二档案馆对泰博·刘易斯的采访。
[22] 福赛斯：《人道主义政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20页。
[23] 福赛斯：《人道主义政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16页。
[24] 《美国红十字会情况》。
